满洲国时期我在长春的生活经历
文章来源：白家窑 光绪24年，黄河韩家庄决口，水势汹猛，淹没村庄，房屋倒塌，庄稼颗粒无收。乡亲们四处逃荒要饭，父亲与乡邻步行闯了关东。在奉天（今沈阳）做小生意攒了点钱，十年后回家探亲，娶妻生子，家境从此兴旺。但好景不长，在我3岁的时候，54岁的父亲突染霍乱，仅两个时辰就离开了我们。由于没有交代内外债务，内债无人偿还，外债蜂拥而至，家庭打破账，一夜之间家境败落。兄长给人做长工，我们平时靠讨饭，母亲帮人纺棉织布、做针线活，艰难度日。  麻湾堤决口 兄长二闯关东 我7岁那年，黄河麻湾大堤决口，庄稼歉收，家境更是雪上加霜。第二年，哥哥跟随劳工去了东北，在新京（今长春）投靠老乡做点小生意。两年后，哥哥托人捎回点钱来，家庭生活稍有好转。也就是那年，本村私塾先生张长文见我喜欢念书，免费让我进学堂念了4个月书。那时候，虽然吃糠咽菜但能添饱肚子，母亲晚上纺棉花不点灯，我用香火照明念书。我5天念完《百家姓》，10天读完《三字经》，中间学习《千字文》《庄户杂字》。先修《论语》，后读《大学》《中庸》。记得那年也是腊月二十三，先生回家过小年，学堂放了学，春节后又去念了10天，因为跟着母亲闯关东，从此再没去过学堂。  那个年月，水患天灾不断，乡亲们流离失所，乞讨为生。兄长因为曾在东北两年，感觉那里人少地多，或可能够养活全家，于是向母亲提出举家三闯关东。 1943年，我12岁。农历正月十六日，兄长带着母亲、嫂子和我三闯关东。那天，我们从柳桥坐毛驴拉脚车到了张店火车站。那是我第一次见火车，在济南站下车，两天后才买到票。山海关转车时，在露天广场一等就是4天，冻饿而死的人遍地皆是。我们4口人眼看快撑不住了，这时跟我们同行的叫“胜”的庄乡也不知去向，可能已经冻饿而死了，以至于他的父亲来接我们时都无言以对。兄长背着小脚的母亲，领着我和嫂子，顺着铁路走出山海关。步行15里路，在一个小火车站，终于爬上了北去的火车，才到了奉天。我们在博兴老乡张迎亭大叔的铺子里住了2天，又坐火车去了当时的伪满洲国首都新京，在新京市二道合子新地号孟家大院租了一间房子，住了下来。  一家人靠兄长买油赚钱，维持生活。由于吃不饱，我跟新地号的穷孩子去捡破烂，每天卖两角钱，能买一斤多煎饼。后兄长托熟人立合同担保，让我跟贾师傅学木匠。约定学徒3年，谢师1年，相当于4年只管吃饭但没工钱。师傅已有两个徒弟，我是老三。说是老三，其实还不到12周岁，怕人家不要我，向师傅瞒报的是15岁。每天师傅家孩子们上学时，我们就得起床，扫地、给师娘端尿盆、扒灰烧火、做饭、看孩子。三个月过去，什么木匠工具也没摸过，心里不免憋气窝火。师娘见我少言寡语，骂我是傻子。由于南北悬殊，对她的本地话，我也听不懂。有一天，师娘在炕上喊我:“老三，把尿布拿过来。”我问：“师娘，尿布在哪里啊？”“在你师傅屁股底下！”师娘说。那时，我不知道屁股就是咱们博兴老家说的“腚”啊，所以错以为师娘在找师傅的皮裤呢？怎么也找不到。就在这时，师娘一把从炕上把木墩枕头甩了过来，正打在我的身上，掉下来又砸在了我的脚上。疼痛难忍啊，我哇哇大哭。害怕师娘再打我，干脆跑回了母亲住处。保人来调解，要求去复工。我害怕挨打死活不去，母亲也不同意再去受罪。过后，也就再没去贾木匠那里上工，没办法又跟那帮穷孩子一起捡破烂，也去捨岭捡死人衣服，每天卖两角钱糊口。  【入收容所】 总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有一天，母亲叫我去找早先来的堂兄、博兴辛张人张学勇，看能否帮忙找点事做，挣口饭吃。堂兄住在东大桥太平胡同，我只跟兄长去过一次，脑子里多少有点印象，按照母亲的嘱咐，直奔东大桥而去。从上午走到下午，东顺路、东胜路、南大街都走完了，也没找到太平胡同。这时，肚子早饿得难受，买了3张煎饼吃了又走。突然看到，从前边街上来了很多穿黄穿黑的兵，吓得我蹲在墙根底下不敢动，等兵过去了才战战兢兢地站起来。正在东张西望无路可走之时，有两个警察把我逮到，送到了半里地以外的一个小院里。院子里都是穿的很破的人，四面是很矮的房子，说是收容所。每天两顿饭，每顿一碗高粱米饭、一碗高粱米汤。第二天，问我是哪里人、到哪里去？我说的话他们也不懂，连问了好几次。在里边住了五天，堂兄张学勇和兄长找了熟人才去领我出来，母亲这才放心。后来听说，送收容所的人如果仨月无人认领，就被日本人拉到试验场去作毒气试验。母亲说，多亏你还记得张广生的铺子“万顺号”，靠张广生、张学勇托人，才把我保了出来。后来才知道，那天我是走到了伪满洲国皇宫院去了，那可是皇帝住的地方。从此，母亲再不让我自己出远门。  张学勇是我本家堂兄，排行老四，我喊他四哥。他有个外甥刘梦周在万顺号门市做账房先生。门市里的掌柜张光生是本族兄长，博兴辛张人，早年闯关东是奔着我父亲来的，因此一听说恩人的家眷来了，很愉快地就把我们接到家里。本来想住个三五天就走的，但张老板一家死活不让走。母亲看她是真心想留，也就住了下来，我也学着做起了他柜前的跑堂伙计。我每天在柜上跑前忙后，扫地打水、张罗生意、伺候客人，大嫂给我几件旧衣服，我每天都很高兴。晚上，刘梦周给我听收音机，我是第一次听，感到很新奇。心想，木匣子里又没有人，咋会说话呢？记忆最深刻的，是他给了我1个苹果、1个橘子，那是我从没见过的东西。那天我吃的很仔细，那么香、那么甜的味道，一辈子也忘不掉。  一天，兄长照例出去卖油，三四天没回来，一家人焦躁不安，母亲到处托人打听也没有音信，几天不吃不喝。到了第4天夜里，兄长跑回来了。原来是被宪兵队抓了，据说有1000多名青壮年，准备运到日本做苦力，就在准备装火车时工人暴动炸营逃跑，看守开枪打死打伤不少，兄长命大逃出了集中营。受到如此惊吓，嫂子再不愿在东北待了，提出回山东。只好凑上路费让她自己跟着回关里的博兴老乡，回到了博兴辛朱的娘家。嫂子走后，兄长很长时间情绪低落。外边追捕逃跑劳工的风声日紧，兄长也不敢出门做事，母亲提出还是回山东老家讨饭过活。最后还是兄长说：“咱们去吉林吧。”因为有好几个表哥在吉林做劳工。七月间，我们辗转到了吉林江南大长屯泡子沿村，找到了表哥。兄长到大长屯火车站工房，做了劳工。  【伐木场做工】 东北森林资源丰富，盛产木材。大长屯离吉林50多公里，东南100多公里是小丰满水电站大坝。上流森林伐木场伐下的木料，从江里漂流下来，在小丰满装火车运到大长屯站。大长屯有装卸工两千多人，大头是博兴县柳桥村韩义昌，管着博兴籍工人500多人；二头是柳桥村张长武，管着300多人；三头是张振和，管着100多人。母亲娘家是博兴县柳桥村，熟人多，兄长又在表哥的工房当装卸工，我和母亲住在七表嫂给租的李家大院里，在博兴老乡的帮衬下才渐渐立住了脚。  【猪倌升牛倌】 几天后，李家四少爷介绍我到泡子沿村刘家当猪倌，9个月后升牛倌。当时是伪满洲国康德八年，我们住的李家是财主，家里有给日本人做事的。我除去放猪放牛外，也帮着种菜干家务，伺候女掌柜的。女掌柜的与“拉帮套”的随大爷，吃住在前院正房。而刘掌柜的是个40多岁、老实厚道的农民，在后院草房与伙计们同吃同住。女掌柜的和随大爷架子都很大，做事霸道，一旦侍奉不周，还经常教训我。早起要去端尿盆、打洗脸水、拿鞋，空闲还得给他端水端饭。开始以为，随大爷就是正掌柜的，两个月后才知道是“拉帮套”的。表嫂说，这里这样的事很多。就这样，一直在刘家到第二年二月。开春后通过介绍人李家四少爷要求刘家加薪水。见我做事卖力，人又可靠，刘家答应了，说下半年就加。  【莽家做马倌】 屯子里住户本来不多，一来二去大家都熟悉了。见我干活勤快，又机灵，听说刘家要等到下半年才加薪，本屯老莽家找到母亲，提出顾我到他家放马当马倌，并说：“马很少，活很轻，薪水好商量”。三月初七，我辞刘家进了莽家。 老莽家祖孙三代中等农户，三匹马、三头猪，跟刘家比干活轻松多了。奶奶见我勤快、机灵、能吃苦，拿我当亲孙子看待。大田的庄稼由叔叔和短工做，我和奶奶只在菜地瓜园干点杂活，没事再去放马。那里放牛马的很多，博兴老乡都认识，有柳桥、寨卞、柳童、寨郝、东西门的。吃过晚饭，他家孙女娇娇把一天的功课告诉我，我每天都能把课程全部念完。我在莽家穿的衣服、铺盖，多是他们家的，算上我一家四口非常和睦。 三月初十是莽家奶奶寿诞，也是我到莽家的第3天。我有生以来没吃过的东西，甚至没见过的东西都吃到了，除了大鱼大肉外还有鲜桃梨果和各种糕点。星期天，娇娇跟我出去放马玩耍，在路边草地上读书唱歌，真是难得的快乐时光。不知不觉到了十月份，作为长工要签续第二年合同，莽家提出把我的户口落到他家，意思是要招赘我为养老女婿，供我上学另顾马倌。进入冬天农活少了，家里铡草喂马、煮食喂猪，大多是奶奶、叔叔做，很少用我。叔叔带我进山砍柴十多天，奶奶还不同意，说我年龄小、不抗冻，嘱咐叔叔看护我。  有一次，我去看望母亲，看到住处天冷柴少。就找到博兴老乡、大表哥的儿子等人，白天趁老毛子不注意，悄悄从蒺藜网钻进去，把木头扔到林场外头，晚上再推回家。  1945年1月了。听说美国出兵打日本，飞机马上要来轰炸小丰满水电站。水电站一炸，大长屯就要被淹没，从山东博兴招去的劳工要求回家。特别是博兴柳桥村韩义昌招去的，都一起找到韩义昌等，要求送回老家博兴。 腊月二十三，那天是“小年”。母亲、兄长和我，还有七表嫂抱着1周岁的孩子，跟着博兴柳桥劳工，离开了泡子沿。 那年古历腊月二十九，我们一家回到了博兴辛张村，结束了2年的闯关东生活。 终于到了家，晚上，一家人刚要准备睡觉，突然从村口传来几声枪炮响。邻居说：“拉鸡队来拉鸡了，各家不要乱出门！”原来住在广饶的土匪，来“绑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