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册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下)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续）

第三十五章 贵金属和汇兑率

Ⅰ.金贮藏的变动

1、关于贵金属的流出和流入，必须指出：第一，要区别以下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金属在不产金银的区域内流来流去，另一方面，金银从它们的产地流入其他各国，以及这个追加额分配在这些国家之间。

注：为了论证这第一点，原文中还举出了一些实例，但在此省略；下文中的“第二”到“第九”也是如此。

2、第二，贵金属在不产金银的各国中间不断流来流去；同一个国家不断地把金银输入，又同样不断地把金银输出。因为这种只是摆来摆去并且往往平行的运动，大部分会互相中和，所以只有占优势的朝这一个方向或那一个方向的运动，才能最后决定流出还是流入。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在考虑这种现象的结果时，就忽视了这两种运动的经常性和整个说来并行的进程。人们总只是这样理解，好像贵金属的输入过多和输出过多，只是商品输入和输出对比关系的结果和表现，其实它同时还是和商品交易无关的贵金属本身输入和输出对比关系的表现。

3、第三，输入超过输出以及相反的现象，大体说来，可以用中央银行的金属准备的增加或减少来测量。这个尺度准确到什么程度，当然首先取决于整个银行业务已集中到什么程度。因为所谓国家银行的贵金属贮藏在什么程度上代表一国的金属贮藏，就是取决于这一点。但是，假定情况真是这样，这个尺度也并不准确，因为在一定情况下，追加的输入可以由于国内的流通或用于制造奢侈品的金银的增加而被吸收掉；其次，因为没有追加的输入，也会为了国内的流通而取出金铸币，这样，虽然没有同时增加输出，金属贮藏仍会减少。

4、第四，如果减少的运动持续很长时间，以致减少竟表现为运动的趋势，并且银行的金属准备下降到显著地低于中等水平，几乎达到这个准备的平均最低限度，那么，金属的输出就会采取流出（drain）的形式。而这个平均最低限度多少是任意规定的，因为它是由有关银行券等等的兑现保证的立法在不同情况下分别规定的。

5、第五，所谓国家银行的金属准备的用途——这种用途决不能单独调节金属贮藏量，因为后者可以仅仅由于国内外营业的停滞而增大——有三个方面：1.作为国际支付的准备金，一句话，作为世界货币的准备金；2.作为时而扩大时而收缩的国内金属流通的准备金；3.是和银行的职能有联系，但和货币作为单纯货币的职能无关的事情：作为支付存款和兑换银行券的准备金。因此，这种金属准备会受到涉及这三种职能中每一种职能的事情的影响；就是说，作为国际基金，它会受支付差额的影响，而不管这种差额是由什么原因决定的，不管这种差额和贸易差额的关系如何；作为国内金属流通的准备金，它会受这种流通的扩大或收缩的影响。第三种职能，即作为保证金的职能，虽然不决定金属准备的独立运动，但有双重的影响。如果发行银行券是为了在国内流通中代替金属货币（在以银作为价值尺度的国家，也代替银币），那么，第二项中所说的准备金的职能就会丧失。而用在这上面的一部分贵金属，就会长期流到国外。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为了国内流通而取出金属铸币；同时，也不能由于一部分流通的金属铸币的停滞而暂时增加金属准备。其次，如果为了支付存款和兑换银行券，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最低限额的金属贮藏，那么，这种现象就会以独特的方式对金的流出或流入的结果发生影响；它会对银行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的那部分贮藏，或对银行在另外时期作为无用的东西打算脱手的那部分贮藏发生影响。在纯粹是金属流通和银行业集中的情况下，银行还会把它的金属贮藏看做支付存款的保证，而在金属流出时，就可能发生像1857年在汉堡所发生的那样的恐慌。

6、第六，除了1837年也许是个例外，现实的危机总是在汇兑率发生逆转以后，就是说，在贵金属的输入又超过它的输出时爆发。1825年，现实的崩溃就是在金的流出已经停止以后发生的。1839年金流出的现象发生了，但没有引起崩溃。1847年金的流出在4月停止，而崩溃在10月才发生。1857年金向国外的流出从11月初起就停止了，而崩溃到11月较晚的时候才发生。这种情况在1847年危机中表现得特别清楚。那时，金的流出在引起了一个比较轻微的先兆危机以后，已于4月停止，然后到10月才爆发真正的商业危机。

7、第七，一旦普遍的危机结束，金和银——撇开新开采的贵金属从产地流入的现象不说——就会按金银在平衡状态下在各国形成特别贮藏的比例再行分配。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每个国家的相对储藏量，是由该国在世界市场上所起的作用决定的。贵金属会从存额超过正常水平的国家流到别的国家去；这种流出和流入的运动，不过是恢复金属贮藏在各国之间原来的分配。但是，这种再分配是通过各种条件的作用来实现的，这些条件，我们在讨论汇兑率时将会提到。一旦正常的分配得到恢复，从这时起，先是会出现增长，然后又会流出。[最后一句话，显然只适用于作为世界货币市场中心的英国。——弗·恩·]

8、第八，金属的流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对外贸易状况变化的象征，而这种变化又是情况再次逐步接近危机的预兆。

9、第九，支付差额对亚洲来说可能是顺差，而对欧洲和美洲来说都是逆差。

10、贵金属的输入主要发生在两个时期。首先是在利息率低微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尾随危机之后，并且反映生产的缩小；然后是在利息率提高但尚未达到平均水平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资本回流容易实现，商业信用的规模很大，因而对借贷资本的需求的增长赶不上生产的扩大。在借贷资本相对地说是富裕的这两个阶段，处于金银形式，即处于首先只能作为借贷资本执行职能的形式的过剩资本的回流，必然大大影响利息率，因而影响全部营业的状况。另一方面，只要回流不畅，市场商品过剩，虚假的繁荣单靠信用来维持，就是说，只要对借贷资本已有极为强烈的需求，利息率因此至少已达到它的平均水平，流出，即贵金属不断的大量输出就会发生。在这些正是通过贵金属的流出反映出来的情况下，资本在直接作为借贷货币资本存在的形式上的不断提取所产生的影响，就会显著加强。这必然会直接影响利息率。但利息率的提高不会限制信用业务，而会使它扩大，使它的一切辅助手段过分膨胀。因此，这个时期发生在崩溃之前。

11、此外，只要银行在比较危险的情况下提高它的贴现率，——同时，银行很可能会限制它所贴现的票据的有效期，——那就会产生普遍的担心，担心这种情况会变得越来越厉害。因此，每一个人，首先是信用冒险家，都企图把未来的东西拿去贴现，并且要在一定的时刻，支配尽可能多的信用手段。因此，根据以上所叙述的各种理由，可以得出：不论输入的还是输出的贵金属的量，都不单纯是作为量本身发生作用；而是第一，它发生作用，是由于贵金属作为货币形式的资本，有它的特殊性质，第二，它的作用，像加到天平秤盘上的一根羽毛的作用一样，足以决定这个上下摆动的天平最后向哪一方面下坠，它发生作用，是由于它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这时加在这边或那边的任何一点东西，都会具有决定性意义。没有这些理由，就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比如说500万镑到800万镑的金的流出（而根据过去的经验，这就是界限）竟能发生重大的作用；资本的这种少量的增减，即使和在英国流通中平均有的7000万镑金相比，也是很小的，而在英国那样的生产规模中，它实际上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量。但是，正是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发展，一方面迫使所有货币资本为生产服务（也就是说，使所有货币收入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又在周期的一定阶段，使金属准备减少到最低限度，使它不再能执行它应执行的职能。正是这种发达的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引起了整个机体的这种过敏现象。在生产不够发达的阶段，货币贮藏少于或多于它的平均标准，相对地说是没有关系的。同样，即使金流出的数量非常可观，但只要这不是发生在产业周期的危机时期，相对地说，就不会有什么影响。

12、在以上的说明中，我们把由于农作物歉收等等而造成的贵金属的流出撇开不说。在这种情况下，对生产平衡突然地遭到严重的破坏（它的表现就是金的流出）所产生的影响，不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这样的破坏越是发生在生产正全力进行的时期，影响就越大。

其次，我们也把金属贮藏作为银行券兑现保证和作为整个信用制度枢纽的职能撇开不说。中央银行是信用制度的枢纽。而金属准备又是银行的枢纽。我在第一册第三章论述支付手段时已经指出，信用主义转变为货币主义是必然的现象。图克和劳埃德奥弗斯顿都承认，必须让现实财富作出最大的牺牲，以便在危机时期维持住这个金属的基础。争论的中心，只是数量多一些或少一些的问题，以及怎样更合理地对付不可避免的事情的问题。一定的、和总生产相比为数很小的金属量，竟被认为是制度的枢纽。因此，即使把金属在危机时期作为枢纽的这种特性的惊人例证撇开不说，这里也产生了美妙的理论上的二元论。当启蒙经济学专门考察“资本”时， 它是极为轻视金和银的，把它们看做资本的事实上最无关紧要和最无用处的形式。一旦它讨论到银行制度，一切就倒转过来了，金和银成了真正的资本；为了维持这个资本，必须牺牲所有其他形式的资本和劳动。但是，金和银同别的财富形态的区别何在呢？不在于价值量大小，因为价值量是由其中对象化的劳动量决定的。相反，在于它们是财富的社会性质的独立体现和表现。[社会的财富，只是作为私有者的个人的财富存在的。它之所以表现为社会的财富，只是因为这些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互相交换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他们只有用货币作中介，才能做到这点。所以，只是由于用货币作中介，个人的财富才实现为社会的财富。这个财富的社会性质，就体现在货币这个东西上。——弗·恩·]

因此，财富的这个社会存在，就表现为彼岸的东西，表现为社会财富的现实要素之旁和之外的东西，物品，商品。只要生产顺畅地进行，这一点就会被人忘记。同样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信用，排挤货币，并篡夺它的位置。正是由于对生产社会性质的信任，才使得产品的货币形式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和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纯想象的东西。但是，一当信用发生动摇——而这个阶段总是必然地在现代产业周期中出现——，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会要求现实地、突然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这是一种荒谬的要求，但是它必然会由这个制度本身产生出来。而应当能够满足这种巨大要求的全部金银，不过是银行地库里的几百万镑。因此，在金流出的影响下，生产作为社会生产而实际上不受社会监督这一事实，将在下述形式中尖锐地表现出来：财富的社会形式，作为一种物品而存在于财富之外。事实上，资本主义体系和以前的以商品交易和私人交换为基础的生产体系，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但是，这种情况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体系内表现得最为尖锐，并且以矛盾百出、荒唐可笑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因为1.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为直接的使用价值，为生产者本人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已经完全废止，因此，财富只是作为社会过程而存在，这个社会过程表现为生产和流通的错综交织；2.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地企图突破对财富及其运动的这个金属的限制，突破这个物质的同时又是幻想的限制，但又不断地在这个限制面前碰破头。在危机中，会出现这样的要求：所有的票据、有价证券和商品应该能立即同时兑换成银行货币，而所有的银行货币又应该能立即同时再兑换成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