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的生產與傳播

作者介紹

    李家駒博士，太平紳士，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取得文學士，哲學碩士，哲學博士，同時也是香港出版總會會長。李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加入出版行業，從教科書編輯做起，至今擔任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兼任香港商務印書館董事總經理，以及聯合出版集團轄下多家出版社的董事長，出版資歷豐富。《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是他的博士論文，如在序文中寫道，雖然身為一個商務人，本書卻不是以商務印書館企業史的角度書寫，而是以文化史與知識史的角度來看待問題；同時身為一個商務人，李教授可以直接運用商務印書館的檔案材料；此外李教授對商務印書館的運作、編輯、經營與傳統等，有進一步的理解。

文章摘要

第一章〈近代文化史的新視角：書籍出版史〉[1]

    本節是本書的研究回顧與研究方法，首先是關於研究主題的介紹，商務印書館作為中國現代出版業出現的標誌，對於時代與社會文化有極大的影響力，而且從商業史角度來看，作為最先使用股份制的出版企業，再加上現代化的組織營運模式，使之得以應對戰亂的局勢。再加上書籍出版業同時具有商品與文化屬性，研究商務印書館能夠呼應學界較少注意到兼具雙面性的企業；此外從出版史的角度來看，可以看到先進印刷技術的引入，或是出版品並在文化上有極大的影響力，如引進外國作品、社會科學等；而在民初人際網路的來看，商務也與眾多知識分子互動的公司。接著是關於商務的研究概況，主要分為四類：印書館本身歷史的梳理、從企業經營角度看待商務發展史、商務人務的研究與相關傳記、個別專題研究，如編譯所與《東方雜誌》的研究。而本書主要以書籍史研究的視角來看待商務印書館，將其當作文化實體，看待商務作為一種社會文化傳播者角色，即學者、作者、知識分子與讀者、社會、民眾之間的中間人，並且創造出民眾的公共空間；與此同時，作為出版業作為一種商業活動，也必須考量市場問題，因此在兩作用力之下，商務印書館得一面維持經營，另一面維持擔起文化責任。最後研究要旨，即研究方法與各章大要，在此主要討論研究方法，本書參考西方書籍史的研究範式，主要用年鑑學派的量化方式看待出版品的出版版圖與分布，以探討商務印書館在文化上的影響與他對時代的回應。

第二章〈機構：商務的發展與起落〉[2]

本節主要以兩個角度切入商務印書館發展，一是時代背景，二是公司本身的發展過程與危機。首先是時代背景下的外緣條件，受到傳統江南學術與近代上海文化影響，前者是積累江南地區如考據學派等學術發展，受到太平天國之亂影響，使學術團體往上海轉移，同時民間職業化的學術團體出現，再加上上海有西方文化的現代性，使得文化產品蓬勃發展；二十世紀前後各式摩登新事物進入中國，如出版業的出現、新式圖書館與新式教育的提倡，又與新文化運動的時代風氣相結合，以上因素也創造京-海文化交流的格局，成為孕育出版事業發展的土壤。接著是敘述主要影響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王雲五的生平，還有商務印書館後來的三個發展階段與七次危機。作者將依照營業狀態將時間分期為1897-1919年、1919-1932年、1932-1949年三階段。第一階段是股本與營運資本擴大，一處三所(決策中心總務處，以及編譯所、印刷所、發行所)的體制形成，業務也從一元擴展到多元，從事宣傳單印製到教科書、雜誌、叢書等。在此階段的危機：遇到總經理夏瑞芳運用公司資本投資股票失利，使公司虧損近百萬；辛亥革命後未能趕上時代風潮，教科書產業版圖被競爭者中華書局拿下近三成。第二階段為商務鞏固期，同時又遇到內部人事改革、工潮，以及新文化運動衝擊，此階段張元濟已經退居二線，而屬於新知識分子的王雲五接手事業。1914年夏瑞芳遇刺身亡，商務印書館內部書生派與教會派發生爭執，後來推出不管理實際事務、且在正副總經理之上的監事制度，才有所平息，此外兩派之間也對使用新舊人問題也頗有微詞，後來受到新文文化運動、胡適南下等因素，才使得商務內部人員編制改革，如1922年編驛館人員換新、1930年透過考察國外制度提出科學化管理，以上改革的結果，使得出版業格局擴大，並且因時代風氣吸引大量知識分子投入書籍產業中，使得京－海兩地的文化圈連結並擴及全國。第三階階段受到日軍侵華戰事影響，是為商務印書館最為艱難的時期，1932年一二八事件後，閘北的工廠悉數被炸毀，在歷經暫時解聘員工與重新開業後公司運應略有起色，但又遇1937年813事件，不過因為前車之鑑，王雲五當時的經營早已有防範措施，如分散管理、節約政策等。1941年在王的帶領下，商務印書館進入第二次復興。在滯留重慶時期，開啟第三次復興，但1940年代後期王雲五逐漸將重心放在政治，又遇國民黨省審查政策，出版業的生存空間變小。國共內戰後，商務正式分家成大陸地區、香港、台灣地區，形成兩岸三地格局，舊商務不復從前。

〈商務人：近代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3]

    本節則將視野轉向人，討論個體、群體與機構之間的關聯。在群才幫助下商務印書館成為極具影響力的文化出版企業，因此商務在機構與人才兩大要素之下，成為近代知識分子的匯聚場。若從機構(商務印書館)與群體(商務人)的角度來看，商務歷史可發現眾多個體的我組成一個群體，並且都與商務有一定的密切關係，也就是形成帶有文化優越感的商務人認同。首先是關於人員的進用，本文主要受限於史料因素，因此聚焦在編譯所以及能留下文字紀錄的編譯人員進用，有幾種途徑如透過培訓與招考，還有語言相近的鄉緣、地緣關係與同窗情誼、留學生情誼等的學統關係進入商務，並且形成環繞商務領導層的三層人際網路圈：第一層是以主要領導層為主，第二層是以商務骨幹為主，第三層則是一般自薦、投考與其他關係網進入。接著是關於商務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受到太平天國戰爭影響，江南的文化事業被破壞並轉移至上海，同時戰爭也打破原先的文化菁英所在的社會結構；而在西力東漸下社會對於知識的需求也逐漸轉變，因此形成如商務印書館的新形態出版群體。其次在前文簡述人群與時代背景，討論商務如何產生凝聚力，則得從「認同」與「交流」這兩個角度解釋，前者是人群擁有相近的價值取向與目標，如草創初期的領導層之間，或是後來加入商務懷抱文化救國、實業興國的青年，都有類似的目標感，以此吸引矢志於文化事業的年輕人加入；後者交流則是維持彼此關係的方式，如年輕編輯與學術界的交往，或是以張元濟為中心，與其他編譯所領導的業餘活動，或與其他知識分子的書信往來等。最後關於商務人本身的自主性與個體群體之間的雙向選擇，從許多案例來看，商務人的互動關係可分為韋伯理論中的「共同體關係」，即追求共同理想與目標，還有以利益為取向的「結合體關係」，即使後者或許選擇離開商務，但他們一定程度上在學習商務印書館的文化氛圍，使之對外影響力增加。

    其餘幾章節為〈書籍出版：商務的產量統計〉〈塑造與迎合：近代圖書市場〉〈製造文化影響：廣告效應〉，由於其多為數據統計，如有興趣者可以直接找書來讀看看，這邊就先省略了

〈總結：出版家的文化職能〉[4]

    作為本書的最後一章，收攏前六章的結論後，提出商務印書館有何種文化職能。面對時代改變，舊式讀書產業逐漸向新式印刷產業邁進，服務對象也從傳統知識分子往大眾普及。民國年間各種新社會思潮不斷衝擊與激勵商務印書館，同時也注重兒童、學生的出版物市場，還有大部頭知識叢書等，使之不論在出版業界，還是學界、教育界，都承擔當時社會新文化風氣的製造者、引進者角色，最後即使文化傳播媒介轉變，出版業從原先的核心領域往邊緣領域靠攏，書籍也將遇到商品化的問題，但自始至終理想的出版家本身所擁有的文化抱負卻未曾改變。

問題反思與研究方法討論

 本書大要

《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一書主要解決的問題，是討論出版社對於知識製造與傳播的動態過程，迎合讀者或塑造市場的過程，出版社與知識分子的互動關係，(負責人從商人到知識分子，如何拉攏知識分子，讀者與作者出版社要面對的對象。圖書與銷售狀況，閱讀風尚的改變，文化工業的作用與其角色等)

        而本書在量化的部分做得極為細緻，雖然在本摘要沒有書寫，但如果讀者大致閱覽之後，會發現一個問題，本書雖在前面章節劃分公司發展狀況，卻在量化統計時沒有將時代的部分考量進去討論，這點就會使得後續統計的章節與前文連續性不大，個人認為這部分，即使在該章結論略有提及，但我認為可以再多加討論各時段之間的趨勢比較。並且本書在統計過程未詳加考慮，知識傳播的問題，或將書籍的性質分析，如出版年代、作者、內容等。

關於該研究的方法或相關問題(或可以再被探討的問題)：

    對於人群的組成分析，比方說職工的部分，有提及職工的年資、籍貫與年齡分布，這些問題意識或為一種有效分析構成特定人群特徵的方法，但本文只從材料上來說較與出版業有關的編譯所下手，討論他們的微觀差異性，而對於其他種類員工的不同處較少提及；或是未將員工們與上海當時的勞動力情況比較，同樣可以從籍貫、年齡等，甚至是薪水、住所等要素比較，以確定這些職工在上海的大致的社會地位為何？因為這樣更可以看出商務印書館的從業人員的社會定位，而非如後段只從地緣、血緣關係進行歸納，總之意思是這類透過關係獲得工作職位的形式，或許在當時極為常見，因此這部分或許因為礙於篇幅、資料等問題，因此沒有考慮進文章中是有一點可惜的。

     運用量化統計相關的研究，由於常以數字做為結論，雖然是板上釘釘，但總缺乏歷史敘事的可讀性，雖然在後幾章有相關的讀者與作者對書籍或出版社的評論，使得本文不再只有生產者的角度來看待出版業本身，而是多了消費者的身影；但是就之前讀過安克強關於上海殯儀館的著作，安氏在本書中大量刻劃墳地、停靈場對地理空間使用的變化與對居民的影響，所以我在想印刷後的書該放在哪裡，使否有形成一批印刷工人(或許有一定的閱讀能力)，而他們有沒有相關史料(雖然感覺有點苛求，但照公司檔案來推測，可能會有外包出去，自家聘請工人的材料出現？)此外，書籍的囤放、流通與收藏，或許可以拿來討論，比方說有沒有公家機關的購入教科書的紀錄等等。總而言之，可能在史料限制之下，較難看出整個印刷行業的上下游變化，以及其所帶來對個人的直接影響，或是文化傳播的模式。

    之前閱讀過連玲玲老師關於百貨公司的研究，個人認為她的專書可以當作歷史學研究企業的社會文化史的代表之作，尤其是連老師在本書中著重的消費文化在近代中國的擴張，並以百貨公司為具體事例，探討其如何重新塑造城市樣貌與生活方式，亦即在「進步」印象下的消費生活。而本書將跳脫過往書寫企業歷史的筆法，以消費主義為核心，看百貨公司如何成為展演文化權力的舞台與城市現象。而本書論證的方式是將視野放在上海的四大百貨公司中，較能夠看出彼此的異同與時代發展感。而《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在這一方面，是筆者認為較為不足的一點，筆者認為作者的研究方式未能回答其預設命題。那就是商務與同時期的出版社之間在出版行業的比重為何？這部分可能得參考其他二手材料比較，而非只有商務出版自身的統計資料，才較能看出商務在文化上的影響力。

參考資料

[1] 李家駒，《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頁1-14。

[2] 《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頁15-48。

[3] 《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頁49-82。

[4] 《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頁207-214。

專欄頭圖取自網路 谷歌地圖用照  位於台北的商務印書館大樓

後記

最近好像沒有甚麼大事情，不過性別史相關的報告已經搞定，組員真的超讚的。

累哇歷史2022-5-5/6  台北城南宿舍   微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