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位面之子还是千古一帝
近年来，光武帝（刘秀）因为位面之子的称号而被众多粉圈乱黑。今天针对刘秀这些经典黑料，在文章中加以辩证。刘秀是否真的是纯粹靠运气而夺取天下。
一；刘秀完全是靠兄长之功而夺取天下，而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捡便宜的小人？。
事实是如此吗？地皇三年，新朝的暴政已经酝酿到了极点。汉宗室刘伯升率先起义（指地主勋贵势力大规模起义，并非农民起义），派遣姐夫邓晨和弟弟刘秀，分别在新野和宛城起兵。首创大业之功，确实是刘伯升。后来在小长安惨败后，刘伯升，联合绿林军，组合成了简陋的反王莽联盟。因此实力大增。和刘秀在蓝乡大破王莽手下前队大夫酎阜、属正梁丘赐斩首两万多级。而后又在育阳打败了与严尤、陈茂相遇，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因此王莽非常忌惮刘伯升甚至到了，刘伯升不死，王莽日夜不得安宁的地步（伯升遂进围宛，自号柱天大将军。王莽素闻其名，大震惧，购伯升邑五万户，黄金十万斤，位上公。使长安中官署及天下乡亭皆画伯升像于塾，旦起射之。）
而此时刘秀也在昆阳大败王莽百万（王寻为知兵之人，曾经为新朝建立立了很多功劳）精锐部队，也因此闻名天下。（此战之后，王莽精锐全灭，被关中豪杰所杀）（王莽百万大军，实际只有十万左右比如后汉书描写:时莽军到城下者且十万，刘秀军人数，昆阳守军一万，后突围征调诸营兵数万）此时天下大体已定，关东诸郡，皆为更始政权所有。而且光武和刘伯升之功为更始麾下第一（伯升功劳略强光武）因此何来光武乃是窃取兄长功劳的说法。
昆阳之战是更始政权与新朝政权决定胜负的一战，而不少人说这一战是刘秀运气好，天降陨石（夜有流星坠营中，昼有云如坏山，当营而陨，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厌伏。），把王莽军士气打没有了。而事实是，陨石后（几个月后）。王莽军还和刘秀军野战了很多次（光武遂与营部俱进，自将步骑千余，前去大军四五里而陈。寻、邑亦遣兵数千合战。光武奔之，斩首数十级。）直到最后一场决战，刘秀率领一支三千人组成的敢死队，从城西的滍水（今河南鲁山、叶县境内的河流）插入敌军营垒心脏，击毙了敌军主帅王寻。这时“城中亦鼓噪而出，两军和击，王莽兵才大溃，”这一仗打得空前激烈。当时正在刮大风，屋瓦皆飞，雨下如注，滍水暴涨，士卒争渡，“溺死者以万数”，王莽军弃甲丢盔，全线崩溃。王邑、严尤、陈茂等少数将领“轻骑乘死人度水逃去”幸免一死。义军缴获的官军辎重、车甲珍宝，不可胜数，连月搬运不完，只得将搬不走的烧掉。
二，光武在河北起家最大的功臣是否是刘杨
当代网民语，刘秀之在河北立足，得益于出卖自己的肉体与真定王联姻。而立下根基（得到真定王所谓十万大军）。然而事实是这样吗？
刘秀持节河北，一路上河北郡县望风而降，并没有耗费大力气，直到王朗起兵谋反，收拢河北豪杰，刘秀才遭遇打击，险些死亡。到了信都得到耿纯等人支持，刘秀随即重整队伍：先在附近诸县征集四千人，攻取堂阳（今新河西北）、贳县（今束鹿西南）。王莽的和戎卒正（即太守）邳彤举郡投刘秀；昌城人刘植、宋子人耿纯也“各率宗亲子弟，据其县邑，以奉光武。以此数万人为基础。光武大肆扩张掠地。很快就发展壮大起来（光武的起家兵力，并非真定王，最重要者也不是）而后刘秀正要平定河北，派骁骑将军刘植说服刘杨，刘杨投降刘秀。根据后汉书记载当时，刘杨和其弟准备以谶文造反，而各自拥兵一万。并没有拥兵数十万那么夸张。可想而知刘杨对光武平河北功劳如何了。平定河北功勋最厚者无非是上谷郡守耿家渔阳郡守彭宠两家了。至于刘杨，只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
三:刘秀是否好大喜功，奢靡无度
光武帝刘秀，曾亲身经历西汉王朝的衰亡并参与推翻“新”朝政权的战争，对西汉末和王莽时代政治黑暗、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并由此出现的恶果，有深切体会。当夺取政权的战争刚一结束，他就不愿再提起兵事：“初，帝（指刘秀）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
刘秀还采取轻徭薄赋政策。最初，东汉政府曾行什一之税，不仅就改为同西汉初年一样的三十税一制。建武六年十二月，刘秀下诏曰：“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后汉书·光武帝纪》）史书还记载光武帝曾多次下诏减免各地徭役。在灾荒的年代，东汉政府常下诏采取一些救济措施，如建武六年曾下诏：“往岁水旱蝗虫为灾，谷价腾跃，人用困乏。朕惟百姓无以自赡，恻然愍之。其命郡国有谷者，给禀高年、鳏、寡、孤、独及笃癃，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抚，无令失职。光武帝刘秀在位期间始终提倡节俭，据记载：他自己“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宫房无私爱，左右无偏恩。建武十三年，异国有献名马者，日行千里，又进宝剑贾兼百金。诏以马驾鼓车，剑赐骑士，损上林池籞之官，废骋望弋猎之事。其以手迹赐方国者，皆一札十行，细书成文，勤约之风，行于上下对待西汉末，王莽以来的奢靡风气。自己以身作则带头节俭，他还要求整个社会均实行薄葬，反对劳民伤财的厚葬之风。刘秀如此注意节俭，并以身示范，乃是希望刚历经战乱后的“百姓宽息”，从而保障其统治的稳定。
在选用官吏方面。采取“进文吏”的方针，任用文士、儒生，尤重有气节之名士。刘秀十分注意对官吏的选任，他对“内外群官”常常亲自“选举”（《后汉书·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对任职的官吏要求甚高，对不称职的官吏处罚极严，以至“尚书近臣，至乃捶扑牵曳于前”（同上）。这些名臣良吏更是很好的帮助光武帝刘秀稳定了社会秩序。农业生产得到恢复。
四；光武是否任人为亲
据某些网民之语（光武一生，败仗不少，很多虽然不是亲自指挥的，也跟他喜用私人逃不了关系。朱浮、朱祜无能而登高位，彭宠、邓奉有才而不见用，王梁、孙咸以谶位三公，桓谭、韩歆因谏而死，登基十二年方平定天下，岂非宜哉！）而事实是如此吗？光武曾经向赤眉军的大肜、青犊部进攻，然后被农民军所败，全军覆没，刘秀仅以身免。（耿伯昭救之）最后，他又在范阳收拾残军，将农民军逼进渔阳，用强弩将军陈俊计，强迫百姓坚壁清野，使农民军无给养。结果，这部分农民军在潞东与平谷被刘秀击破：一部分被屠杀，大部分被刘秀收编。在赤眉和更始已展开剧烈的火并，刘秀更是乘“更始、赤眉之乱。派邓禹率二万精兵由河南向西进攻。（光武半数精锐）更是派大将冯异扼守孟津，又派寇恂任太守留守河内，以控制河南咽喉之地，“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它兵”寇恂在这里组织民众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更是有利的支持了刘秀在河北的军事行动。冯军能顺利地北攻天井关，拔上党（郡）两城，南下河南（郡）成皋以东十三县，又引军渡河，兵临洛阳城下，使洛阳的守将朱鲔震恐，城门昼闭。就是光武用人之强所至。光武一生任人唯贤，而被任人唯亲，网民之语，大多都是抹黑，而无根据。。
五，光武是否大肆杀戮功臣（如彭宠，刘杨邓奉）
彭宠于刘秀持节北上后，听从吴汉之言，投靠光武，而光武也给予彭宠厚赏，后来彭宠在平王朗之乱中立下了大功，彭宠“自负其功，意望甚高”就逐渐对刘秀产生不满。尤其是在刘秀称帝以后，吴汉、王梁等原位在彭宠之下的，均为三公，而独彭宠官无所加（主要是功劳非他立，而手下功劳颇多所至），遂怏怏不得志。加之他又与幽州牧朱浮不合，浮曾屡向刘秀谮构彭宠罪名，使宠益以自疑，终于在建武二年公开举起叛旗。但是此次事件，不能说明刘秀杀戮功臣。从一开始彭宠降刘秀开始，就是很高的厚待。同样降汉的耿家最后功勋赫赫，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但他还是认为刘秀对他的封赏不够，因此起了异心。
至于邓奉，造反完全是因为吴汉杀戮他的家乡人，而愤怒起兵。吴汉的屠戮行为，光武告诫过不少。而吴汉不听。而后邓奉被打败俘虏。刘秀还想要赦免他。而在被岑彭等人劝告下，含泪杀了他。
在破王郎后，光武曾发现自己的部下与王郎有勾结，查找到“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的文书数千章。刘秀并未根据这些文书捕杀所有被牵连的人，反而令将这些文书烧掉，使那些有异心的人放心。
而对于功臣，刘秀对大小功臣都是均“优以宽科，完其封禄”。给其优厚礼遇，如开国功臣“云台二八将”及王常、李通、窦融、卓茂等不仅个个封侯，而且宠赏有加，如刘秀拜李通为大司空，又封通少子雄为召陵侯；封王常为山桑侯，还经常在群臣面前提起“（王常）率下江诸将辅翼汉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示以不忘其功。有的功臣谢世，刘秀还亲临吊唁，表示哀悼。刘秀对于功臣的小过，只要不犯刑律，常常不加以计较，比如马武“为人嗜酒，阔达敢言时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长，无所避忌。帝故纵之，以为笑乐”。不仅对马武如此，对其他大臣也是如此，所以光武朝功臣对光武帝刘秀心悦诚服，感恩戴德，很少有像西汉初年的功臣那样人人自危。
六；汉朝中兴是否必然的，而刘秀中兴是偶然的。
事实真的是如此吗？，自西汉武帝以来，汉暴政已经到了临界点，所以才有接连不断的起义。就是号称昭宣之治的时期，起义也是不少。因此汉士大夫对汉失望。甚至有士大夫对皇帝上书，劝皇帝禅让给其他人（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孟使友人内官长赐上此书。时，昭帝幼，大将军霍光秉政，恶之，下其书廷尉。奏赐、孟妄设袄言惑众，大逆不道，皆伏诛。）可想而知，士大夫们对汉的暴政已经忍受到了极点，他们想回到政治清明的周礼时代。所以才有了后来数十万官民恳求王莽上位，解决武帝以来，汉所有矛盾。而王莽以复古以周礼行事，不但没有解决矛盾，反而严重的激化了矛盾。农民起义不但没有消弭，反而规模不断扩大。
而天下人对汉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开始怀念起汉朝来。西汉群雄大多是农民起义势力，部分乃是故汉官吏或新朝官吏地方割据而来，而刘氏宗亲为主体（绿林也算是主体）构成的政权，除去光武所处的更始。就只有燕赵刘氏宗亲支持的王朗，和梁王刘永。从这能得出汉中兴是必然的？只能说汉朝遗留宗室拥有大量资源财富。资本比其他人略丰厚。更始政权之所以能够号令天下并非领导者是刘氏宗亲，（如果刘氏宗亲便可号令天下，那天下宗亲何其多也）而是刘伯升和刘秀多次野战击败了王莽大军，而获取的名望。光武说是再次中兴大汉，但是实际上是再开新朝。
七；东汉政权是否先天不足，（被豪强所压制，东汉皇权不振起于光武）
而事实，刘秀对于豪强打压更甚于西汉初，时光武帝姊湖阳公主的苍头白日杀人，藏匿主家，吏捕之不得，而平捕之’帝笑曰：‘天子不与白衣同。’因敕强项令出，赐钱三十万。宣悉以班诸吏，由是搏击豪强，莫不震栗。京师号为‘卧虎’，歌之曰：‘枹鼓不鸣董少平。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打击豪强的“酷吏”，受到刘秀的重用。
在地方上刘秀颁布度田政策，打击豪强，安抚百姓。所谓“度田”，就是从增加政府租税和赋役收入出发，对全国的户口和土地进行清理、核实。因为王莽末年，长期战乱，许多地主逃亡，使土地易主，又有不少农民通过暴力，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还有更多的地主隐匿大量土地不报。为掌握全国田地及人口准确数字，也为了根据土地多寡合理分配赋税、徭役负担，刘秀决定对全国土地进行丈量、核实，谓之“度田”。与此同时要对人口进行检查、登记。建武十五年下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而这个政策却遭遇了汉勋贵地主的抵制。
朝廷和郡县官吏大多数都是拥有大片田产的大地主，他们又凭借权势隐匿土地数字，从而逃避税赋和徭役负担，他们当然不愿如实丈量土地，呈报户口，因此千方百计地抵制清查。特别像河南、南阳等地区，度田的官吏都知道“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刘秀得知度田不实的情况后，曾对营私舞弊的官员进行过严厉的惩处。如大司徒欧阳歙、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皆因此而被处死。可想而知刘秀对豪强的态度和打压程度了。（ 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擿，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徙其魁帅于它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
八:光武内缩是否就是后世胡乱的开端（指光武放弃了边塞数百里之地）
光武是否放弃了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呢？事实并没有放弃，而只是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避免受到匈奴人骚扰。而在解决了匈奴问题后，光武更是发放路费，帮助难民置备行装帮助他们返回家园（遣中郎将段郴授南单于玺绶，令入居云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将，将兵卫护之。南单于遣子入侍，奉奏诣厥。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遣谒者分将施刑补理城郭。发遣边民在中国者，布还诸县，皆赐以装钱，转输给食。）
而胡乱之首因——胡人内迁并非光武帝时才开始。汉代徙置内附之边疆民族于塞内，其事始见于汉景帝时，徙西羌研种于陇西郡之狄道、安故、临洮、氐道、羌道诸县。《后汉书·西羌传》曰：
景帝时，研种留何率种人求守陇西塞，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安故，至临洮、氐道、羌道县。（五县并属陇西郡）
武帝时及以后，其事渐多。如《汉书·武帝纪》曰：（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
湟中月氏胡……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及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虽依附县官，而首施两端……其大种有七，胜兵合九千余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数百户在张掖，号曰义从胡。
西羌反……遣后将军赵充国、强弩将军许延寿击西羌……二年……夏五月，羌虏降服……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
武帝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其大人岁一朝见，于是始置护乌桓校尉，秩二千石，拥节监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