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左山雨——孙吴中后期的政争与嬗变：（四）山崩蛰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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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尚书小嘉字文可
胡三省注解《资治通鉴》到潘后死亡的时候，忍不住插话写道：“斯事也，实吴用事之臣所为也。潘后欲求称制，左右小人正当相与从臾为之，安有不胜其虐而缢杀之理！”事实也的确如此，稍有敏感一点的人都不难察觉到，既然皇后视政不算是太过僭越（实际上，隔壁魏国的幼主曹芳上台初也给了太后一定政治影响力），那么这次谋杀就只能是竞争对手的蓄意而为。
本着谁是获利者谁就是凶手的原则来看，孙鲁班、孙峻、孙弘三人都有作案机会和动机，但在随后的事情发展中，孙鲁班、孙峻暂时都没有暴力清除高位者自己独揽大权的倾向，在这个时候非要杀死潘后意义不大，那么嫌疑人似乎就只剩下了中书令孙弘。
早在孙权刚刚患病之时，武昌的诸葛恪就接到了即将转任太子太傅的通知。诸葛恪清楚，虽然看起来太子太傅比起大将军降低了不少，但等到太子继位以后，自己很有可能就可以直接拿掉“太子”，只剩下“太傅”。而当诸葛恪受召离开武昌前往建业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离去掉“太子”二字的时候可能不远了。
诸葛恪是孙吴数一数二的才智之士，成绩和战功在当下的吴臣里更是没的说。在他三十一岁之时，曾经以恩威并施的方式，招降了十几万盘踞丹阳的山越居民，其中可以训练成为精兵收编的人数多达四万，为孙吴立下了一桩奇功。但诸葛恪为人轻疏、刚愎自用的性格缺陷也是人尽皆知，叔叔诸葛亮甚至还特地去信劝诫过诸葛瑾要留意侄儿别让他闯出祸来。远在西蜀的诸葛亮都看得一清二楚，号称知人善任的孙权更没有看不清楚的道理，因此即使卧病在床，他也对授予诸葛恪重任有着很强的抵触心理。但在孙峻力荐之下，孙权确实感觉除了诸葛恪再也没人可以担当此任，只好用了这个年富力强的精英二世祖。
临行前，曾经处于对立政治立场的老臣吕岱劝诸葛恪道：“你现在马上就要被授予重任了，世事多艰，你处事记得要十思而后行！”但春风得意的诸葛恪似乎完全没把这个昔日政敌的劝诫放在眼里，引经据典地回复说：“当年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劝他说两次思考就够了，今天您让我十思后行，摆明了是说我太差嘛！”本无此意的吕岱反而被这句以进为退的话呛得无话可说，只好目送诸葛恪扬尘而去，奔往都城。
在二宫之争的腥风血雨里，一直隐忍不发、等待良机的诸葛恪，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不知道诸葛恪在进入建业城时，会不会想起那位一直看不上自己的亲家世叔陆逊？陆世叔啊陆世叔，您不知道，现在的世道，臣子要比君主更懂得权力，您那一套已经过时了，而现在，终于轮到了真正适应时代规则的人大展拳脚……
诸葛恪进京以后，先是见到了已经病危的孙权。孙权见自己安排的大臣到齐，另外叫上从会稽赶来的另一个女婿滕胤、前鲁王党亲信将领吕据以及宗室代表孙峻，和诸葛恪加起来统共四人属以后事，并且遗命在新朝中由诸葛恪、滕胤和孙峻共同辅政。在四月入夏之际，叱咤一世的江东霸主孙权在病榻上与世长辞，谥号“大皇帝”，顺带一提，在中国历史上，用这么中二谥号的帝王其实也是仅此一例。孙权驾崩其年为神凤元年四月，这个半途而废，不清不楚又仅用了八个月的年号，恰好是对他这后半生一个恰如其分的总结。
应该说，作为领袖而言，前中期的孙权把领导才能发挥到了极致。在许多人印象里的孙权，他是个远不如曹、刘英雄的二代人物，但实际上，孙策交给他的底盘并不是一个像《三国志》游戏里一样富庶安稳的江东，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炸药桶。孙权处于累卵之势，充分发挥了决策和筹划的功用，以张昭、周瑜两个重臣为中心，拉拢众人齐心协力巩固了得来不易，守住更不易的江东基业。同时，孙家渐渐改变孙策对豪强的恐怖政策，并且用尽手段把江东望族和自己绑在了一起，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才与资源宝库。于是，风雨飘摇的江东变成了曹家终其几代，数度南征都没能啃动的一块铁板，而另一个政权蜀汉的立国基业，也不能说不和周瑜从曹操手里抢来的南郡有着莫大关系。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政权“江东化”的政策加强了韧性，却也束缚住了开拓的手脚。孙权数征淮南而不下，现在的网友提到他更多只是一个“孙十万”的笑柄，而晚年的反复滥杀更使得根基动摇，给孙吴这个政权的恶劣影响甚至一直延伸至亡国，而他自己也只能以一个让人佩服不起来的半路英雄形象留诸史册。
可以说，孙权是一个逃脱不了人性弱点的英杰人物，或许也正因如此，在人们的印象中，孙权终究难和曹、刘并称。其实就晚年杀人数量和残忍程度而言，孙权要远远小于曹操，但他缺乏远虑的屡屡更迭，却动摇了国家的构成根基，造成了远甚于曹操屠戮臣民的危害影响。他大概不会想到，二宫之争埋下的恶果有一天会再一次在孙吴点燃引线直接爆发，这或许也是皇帝把国家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肆意而为的轮回因果。
诸葛恪虽然成了这场腥风血雨中最后的胜利者，但等待着他的却先是一场鸿门之宴。收拾了诸多太子党的中书令孙弘对诸葛恪上台感觉大为恐惧，妄图要抢在孙权发丧之前谋杀诸葛恪。中书令虽然是负责典掌机密的重臣，但受到的信任和权限只直接来自于现任皇帝，皇帝一死，如果政敌上位，那么掌握了太多机密的中书令反而成了最为危险的位置。然而，孙弘的计划却抢先一步被孙峻探知，这时候已经成了紧密合作伙伴的孙峻和诸葛恪利害一致，一拍即合，对此事一无所知的孙弘反而先被诸葛恪所杀。这位记载奇少，作用微妙，却在吴国群臣眼中类似于阎罗无常的角色，就这样突然丢掉了性命。
那么，问题又再回到了潘后被害之时：孙弘谋杀皇后说的合理性真的充分吗？事实上，中书令孙弘不仅没在诸葛恪、孙峻、滕胤三个新朝辅政大臣的行列之内，甚至都未曾被“属以后事”托孤，这时候杀了潘后，其实对孙弘来说是一件相当得不偿失，给人白白做嫁衣的事情。
如果本着获利者为之的可能性来说，新朝中潘后之死的直接获利者，莫过于几位辅政大臣。滕胤虽然也是外戚重臣，但是政治影响力并不如孙峻、诸葛恪二人，动机也不够充分。诸葛恪一直远在武昌不太可能把手伸到宫内，孙峻之后又未曾继续布棋让自己接替潘后染指大权，这时候突然杀人，动机也很奇怪。看起来无论是谁单独作案，都不太可能有着杀死潘后的充分合理性。
因此，我个人认为，潘后谋杀案合理性最高的答案，可能就是孙峻和诸葛恪“互通有无”，在合作关系蜜月期中共同密谋达成的结果。孙峻在新朝中立足，必须要借助诸葛恪的威望，而诸葛恪如果不依靠孙峻的宗室近臣情报和权限，可能一开始就会死在孙弘的手里。这两个一有动机一有机会的合作伙伴，正是潘后之死最直接的获利者，这桩宫廷谜案，很有可能就是这二人通力合作所为。
孙亮的新朝中，志得意满的新首相诸葛恪顺势废除了在孙权时期设立的特务机构，并且在民间推行善政，让一直以来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吴国朝堂大感如释重负。吴国百姓更是对诸葛恪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听说太傅要乘车出行，都在路边引颈而望，想要一睹这位中年男人的芳容。不难想象，如果诸葛恪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治人物，那么演说才能不错又机智幽默的他，一定会是全球话题率最高的政治明星之一。
论起国之大事，文事以外自然还有武备。这年冬天，诸葛恪统领军队前往已经荒废了很久的东兴修筑大堤，并且在附近易守难攻的险要地方安排筑城，分别安排一千守军驻防而还。
从当时的地图上来看，东兴堤位于建业南部的魏吴交界之处，面临巢湖背靠濡须，掌握了东兴堤这个关口，吴军就可以涉水进入魏境，直达合肥城下。因此，当年孙权伐魏之时便曾在这里修筑堤坝，只可惜因为战事失利，一直荒废至今。
此时曹魏的掌权者，是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司马师刚刚接手大位，人心并未尽附，而诸葛恪此时的举动更是摆明了要和魏国对着干，相当于今天的某国在大国眼皮子底下开发核武。司马师大感是可忍孰不可忍，必须要给吴国一点颜色好看来建立威望。蜀汉地势险要兵员精锐不太好惹，那么一直外战外行，内乱良久的吴军我还打不过吗？
得知朝廷打算伐吴，魏国各地重将发现立功机会，纷纷进言献策。诸葛恪远在曹魏的远方族叔诸葛诞抢先一步向司马师上言：只要我们分两路出兵，分别让王昶、毌丘俭围困住江陵、武昌，抢先一步遏制住全盘战线的上流流域，那么等吴军到来，我们就可以借助地利顺流而击，大获全胜！
应该说，诸葛诞这个战略是很标准的 “围点打援”。孙吴要地，不外乎一个荆州一个扬州，围困住上流的重要据点，就相当于是掐住了吴国周身的两处大穴，吴国主力不得不救。那么这样一来，借助地利与主力决战，确实能打一场占据优势的大规模对局。
但是司马师并不同意这个战略构想。对刚执政一年的他来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借助一场胜利提升威望，这样的大会战虽然不难铺垫，但是要允许两州的吴国主力集结后分别决战，风险同样不可忽视。司马师的目标，只有吴军先前寻衅修筑的东兴堤，因此司马师毫不啰嗦，直接把大军开往东兴堤一带，打算就在这里向诸葛恪邀战。
魏吴边界上，久违地出现了大战将至的气息，以诸葛恪为核心刚刚组建不久的吴国新朝，很快就受到了来自魏国主力军的严峻挑战，这也是石亭之败以来，魏国首次大规模对吴主动用兵。只是这个时候，当年率领江东才俊数度抗击曹家父子南征的孙权已经离世，孙吴也已经内耗严重，不再是当年能人辈出、生机勃勃的江东。可以说，这一场大战不仅会决定诸葛恪是否能在魏吴的边境冲突中保住主动权，更会直接决定孙吴的国运和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