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被否定的手稿，但依旧保留部分观点，我称之为“剩余价值再分配”

 

 

 

垄断资本主义与利润平均化过程

 

西方经济学界把自1870年美国出现的垄断组织看做划分资本主义阶段的标志，韦伯的社会学理论认为资本主义自此经历了一个阶段的结构性改革，由无组织的资本主义进入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首先要在这里明确的是，把1870年的垄断组织的出现看做划分资本主义阶段的依据是不恰当的，“垄断资本主义”这个提法本身存在问题，需要指出，是交往形式为垄断组织提供了基础和前提，而不是垄断组织改变和塑造了交往形式。

我们回到资本主义利润平均化的过程当中探讨这个问题。过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资本主义的利润平均化的阐述是产业资本让渡给商业资本剩余价值的方式是产业资本家按低于生产价格（成本价格+产业利润）的价格卖给商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再按照十足的生产价格把商品卖给消费者。这种说法大致是正确的，历史上也的的确确以这种方式进行过利润平均化，但问题在于只有这一种方式吗？资本主义本身的特点是无序竞争，事实上的利润平均化也完全有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发生，产业资本家按照十足的生产价格卖给商业资本家，然后商业资本家再按照生产价格+商业利润的价格卖给消费者，这样导致的是在生产价格之上长期存在一部分额外的商业利润，这部分商业利润全部由消费者支付了。按照这样一种方式去进行利润平均化，商业资本家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并不是由商品的生产者所直接提供，而是商品的消费者所直接提供的。消费者本人的工资，是包括了这部分剩余价值也就是商业资本的商业利润的，消费品价格上涨导致维持工人及家庭的生活资料与教育的价格上涨导致劳动力价格上涨，这等于是整个社会的生产领域的劳动力价格上升因而产业资本家的成本价格上升产业利润下降，产业利润以这样一种劳动者工资上涨的方式经由劳动者交换购买生活资料的方式再转交给商业资本家。工资在此处发生了质变，劳动力价格本身由以家庭为市民社会最小经济单位的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和教育的价值构成，但这些价值在商品经济发展到利润平均化阶段之下，其转化为价格时价格包含的这样一部分商业利润，本质是购买这些商品的消费者自己的剩余价值，那么工资也就成为了包含着劳动者自己临时持有自己的剩余价值，再分配环节产业资本家把这部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交给了他自己，但这部分剩余价值要用来支付包含在一切商品当中的商业利润，所以工资当中这部分剩余价值只能是被其临时持有的而不能转换为商品价值，因此表现给劳动力的是工资和物价的同时上涨。工资当中这部分被劳动者临时持有的自己的剩余价值一直都没有被发现，是因为这样一种分配方式是及其隐蔽的，它不存在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分配环节，而存在于交换环节，在交换的过程中实现分配，因此整个资本主义对于剩余价值的分配由早期阶段于分配环节进行的简单分配，变为了高级阶段的同时在分配阶段和交换阶段同时分配的“剩余价值再分配”。这是整个资本主义在1870年以后的转型的本质，即资本主义进入了剩余价值再分配的新阶段，此时再来看垄断组织的存在形式，垄断价格高于生产价格（此时对于商业资本来说生产价格已经变成了生产价格+商业利润）出售的那部分垄断高价的垄断利润，它本质依旧是剩余价值，但这是来自购买垄断商品消费者的剩余价值，这体现的是我所指出的利润平均化的第二种方式，而垄断低价以低于生产价格（产业资本家的生产成本+产业利润意义上的生产价格）购买商品，这体现的是早先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的第一种方式。垄断组织本身不等于利润平均化，不是垄断导致了在交换环节获取剩余价值，而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出现了在交换环节分配剩余价值的“剩余价值再分配方式”为垄断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前提。因此可以发现这样一种利润平均化的出现和所谓的垄断资本主义一定是一体两面同时展开的，部分资本家一定在这个时代联合起来运营利润平均化过程中的这两种方式来赚取额外利润，通过垄断某商品，在其生产价格+商业利润的前提上额外加一个垄断利润，从剩余价值的分配流通上说，这是把产业资本让渡给整个商业资本的利润用垄断的方式截取了，这种垄断是通过商品凝系起来的，因此这个商品背后的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是一种联合竞争的关系。利润平均化的这两种运动方式，剩余价值由简单分配变为了复杂分配，因此在这种运动中诞生了垄断组织，这是一对矛盾范畴，即利润平均化与垄断逆平均化之间的矛盾运动。

以上，在分析了利润平均化和垄断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之后，就可以初步回答1870年的资本主义结构性变化究竟是什么，就是由剩余价值简单分配的时代，进入了剩余价值再分配的时代，因此可以看到的是这个阶段以来由于剩余价值分配方式所导致的工人工资上涨以及为应对这样一种分配方式的时代所发展起来的“经济官僚”群体和“工人贵族”群体。

 

商品价值规律与剩余价值再分配资本主义阶段

 

新古典主义认为供给关系决定价格，但在1870年以后这样一种条件下人们更能直观的感受到的不如说价格决定供给关系。对于一个拿着工资准备购买商品的人来说，购买行为复杂化了。整个利润平均化过程和垄断过程都是不平衡的，也导致的是不同的商品价格当中所包含的其要求的剩余价值是不平衡的，而且在自由的契约关系下，整个资本主义的自由也进一步发展了，不仅仅在与资本家签订契约出卖劳动力奉献剩余价值是自由的，而且在消费时购买商品为资本家奉献剩余价值也是自由的。消费者可以自由的选择消费这种那种商品，也就意味着他可以把自己手上临时持有的自己的剩余价值自由的在交换环节交给这个或者那个资本家。对于资本家而言，采用简单分配剩余价值的第一种利润平均化方式，它反映到商品终端价格是要比第二种价格更加低廉的，因此所导致的供给关系是那些自由的消费者会都选择它，因而需求上升导致价格上升，第一种分配方式因为供给关系过度到了第二种分配方式。而采取第二种过渡方式的资本家，反映到商品终端价格要比第一种价格昂贵，因此其必须采取一系列手段，诸如垄断组织的诞生，住房必需品成为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联合的青睐，再比如成瘾的消费品开始泛滥，在这样一种所谓的垄断资本主义（并不特指1870年，这种对抗发生的更早更深刻）关系下导致的是第一种分配方式的失败和第二种分配方式的绝对统治地位。第二种分配方式，即剩余价值再分配的资本主义的胜利，所导致的是整个社会的价格已经同过去的过去的价格发生了质变，新价格是旧价格加“分配价格”，新价格所反映的是经典的商品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分配规律。因为在交换环节商品交换和剩余价值分配是同时捆绑在一起的，所以商品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分配规律是统一体，新古典主义所观察到的供给决定价格依旧是来自市民社会的直观，它所看到的其实是剩余价值分配规律在通过供给关系调节商品新价格当中的“分配价格”量，但由于不能够区分商品新价格当中的价格和“分配价格”，所以它认为供给关系决定价格。因此，供给关系是一种剩余价值分配规律（对于这样一种剩余价值的分配规律是如何作用我简单举个例子，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联合垄断了城市的商品住房，对于工人来说买不起这种住房于是选择租房，这就导致城市的房屋租赁市场长期需求大于供给价格持续上涨，但租房价格很难超过贷款利率，因为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联合，整个城市的房屋和土地所有者被意外纳入了剩余价值分配体系，不参与生产的房屋，其购置价格被资本化了，这也是利润平均化的体现，在这一些列过程中就是通过供给关系这一剩余价值分配规律起作用的），因为剩余价值再分配方式在现实中的商品经济同时并行所以剩余价值分配规律和商品价值规律在过往被混为一谈，但当我们发现了这一现象后，就能够区分开商品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分配规律，也就区分了在商品经济当中的属于商品的价格与价值与属于生产关系的分配价格与再分配的剩余价值。探讨至此，我们已经发现了1870年以后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商品经济二重性的时代。

 

商品经济二重化的商品经济与显像商品经济

 

在过往的经济学研究当中，人类伟大的两个发现剩余价值和资本主义拜物教，启发了我继续对其探讨发现了“剩余价值再分配”和“显像商品宗教经济”。当商品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发生了商品经济二重化以后，资本主义拜物教已经不再是“拜”物教，而是一种物教，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时代中的经济基础上的宗教，但这个宗教概念只是我借用的传统意义的宗教，二者并非同一回事。不是说由这样一种世俗物教产生了显像商品宗教经济，而是由这样一种显像商品宗教经济产生了世俗物教。回到韦伯的那个社会阶层论的概念上看，这样一种阶层是一种救赎的阶层，是因为剩余价值分配方式变化产生的，无产阶级在利润平均化不均衡中能够获得救赎的宗教梦想。中世纪赎罪券是主观的显像，剩余价值再分配时代的赎罪券是客观的赎罪券。

前文当中我举了一个城市商品房的例子，在这个例子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城市房屋和土地所有者被意外的卷进了资本家分配剩余价值的过程，那些用于出租的商品房被资本化参与利润平均化分配到剩余价值了，这就是利润平均化和垄断逆平均化的矛盾运动过程所导致的。然而这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一种突然的救赎，对于资产阶级而言金融经济成为了可能，这些通过剩余价值分配规律获利的方式，是附着在商品经济上的显像商品宗教经济。对于这样一种新的商品经济的存在，在之前早已经被发现，无论是对于来自市民社会的直观感受还是对理论经济学的研究都发现了这种经济的客观存在，但因为没有发现整个的剩余价值再分配，对这样一种新经济的描述往往归结于其他的联系，比如“金融经济”“服务业经济”“数字经济”“虚拟经济”“符号经济”等等。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把这些形式上的变化归结为一种独立的新经济形式，这并不恰当。这些经济的产生发展的根本在于商品经济二重化之后，原本私有制的分工体系当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矛盾在新经济当中得到了更妥善的安放。在利润平均化达到一定程度之前，一部分没有创造物质商品的人类的劳动无法被容纳在那样一种商品经济的分工体系之中的，所有的这些特殊的劳动必须面临一个商品化的问题，然而显像商品宗教经济出现了之后，这部分劳动被“救赎”了。产业资本向商业资本让渡剩余价值的那个过程，使得脱离商品的劳动，及“服务业”的产生与发展成了可能。在过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描述中，第三产业本身不直接生产价值，而是促进生产以实现价值。需要指出这种说法的指向并不是说这些第三产业的劳动有问题，而是指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问题，指向私有制以商品为核心的物质关系的固有限制。这从根本上是因为， 1870年之前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经济的商品经济二重化还没有达到质变，在商品经济的价值体系和分工体系下，不以生产物质资料，或者不把自己的劳动成果商品化，这些劳动就不能被商品经济所接受。然而在显像商品宗教经济的商品宗教价值中这些劳动可以和商品结合起来，幅度更广程度更深，分工被进一步发展了。庸俗的经济学家观察到了交换环节的分配价格（在这个环节再分配的剩余价值）的存在，于是把它称之为“增值”，把这部分价值归结于分配环节当中发生的一些抽象行为，比如为了争抢工人手中的临时剩余价值，在报纸上刊登自己的广告宣扬自己的产品比其他的更好，使工人将其手中的剩余价值“自愿”的分配给这种“品牌商品”，有了这些剩余价值自然可以在生产过程中提高规模效应扩大再生产同时又提高质量。于是自然的，庸俗经济学家们把这些“增值”归结于广告等一系列在交换环节资本家相互竞争分配价格的行为，这就如同原始社会图腾拜物教产生发展过程中一模一样，“品牌”就是现代世俗宗教里的“图腾”，而那些经营这些图腾的人，归根结底是“牧师”。请不要把这些描述理解为某种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评式的指责，全部的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宗教也不例外，没有能够超过整个人类劳动实践的思想实践。这种现代世俗宗教就其本质依旧是商品经济二重化之后的显像商品宗教经济在观念上的反映。中世纪既往的宗教就在于这些教职人员的劳动无法被中世纪经济分工所直接承担，所以他们必然在经济上与世俗分离开来被封建统治阶级收买，组成教会以这样一种有意识的宗教形式出现，而现代世俗宗教本身就是世俗的，就是被上述的资本家相互竞争分配价格直接安放在现代经济体系当中的，所以他们整个群体并不需要与世俗相分离组建教会，这种无意识的宗教随普遍的交换已经漫步后来的整个人类社会了，就像那些庸俗的经济学家已经很难区分他们是庸俗的经济学家，还是学究的牧师了。在次意义上我说这样一种显像是客观的赎罪券，因为交换环节的分配价格客观存在，对于这样一种分配价格的竞争又的的确确需要这样一种“增值”，所以它与中世纪赎罪券互相倒置，中世纪的统治阶级对于当时社会逐步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希望通过宗教的主观的赎罪券来制造剩余价值的分配，而现代显像是这样一种剩余价值的分配已经客观存在，对于剩余价值分配中客观的产生了显像。

 

这样一种宗教经济的存在，对分工体系和经济体系的作用同样是二重的，那些对人极有意义的实践被接纳了，比如一些积极意义的服务业，就有学者提出整个第三产业是产生价值的。事实上，第三产业没有产生商品经济二重化以后的商品经济部分的商品价值，但产生了显像商品宗教经济当中的一种独特的新价值，这两种价值是有着明确的区分的。在商品的价格当中包含商品生产价格和剩余价值再分配价格，商品生产价格是包含一个产业的标准利率的问题，而剩余价值再分配价格同样的也有一个商业的标准利率的问题，在对于分配价格的竞争过程中总有高于或低于平均的企业，为了竞争这些分配价格，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成本，就是雇佣一些人提供劳动服务，和赡养宗教偶像从事一些世俗宗教经济活动，这就使得原本商业资本的商品（因为这些服务的产生，在此时，商品就可以变成了商品或服务了，一开始因为商品经济二重化的程度不高，二者难以完全分化，但随后来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商品和服务随商品经济二重化的分化而不断分化）售价就由生产价格加商业利润，再额外加上了一个显像成本和这个成本所要求的的利润平均化下的平均利率，我将这部分价值临时称为显像价值，其成本称之为显像成本，投入这个成本的资本所要求的平均利润为显像利润。这所导致的是整个社会的商品总价格上升，而这部分上升的价格是由服务业劳动人员和世俗宗教教职人员的“工资”来支付了

 

商品二重化的几个范式

 

总价格=生产成本+产业利润+商业利润+显像成本+显像利润

其中，产业利润+商业利润+显像利润=总利润，

商业利润+显像利润=分配价格，

分配价格上升导致消费品价格上升，工资上升，因而生产成本上升，产业利润下降。所以商业利润与显像利润全部来自产业利润，是利润平均化的结果。

 

整个显像商品宗教经济产生了由这样一种竞争分配价格的行为，导致的是资本本身被用于竞争，雇佣劳动力从事直接的服务、间接的文化再生产等等，以整个服务业为例，这些劳动本身没有生产商品价值，但生产了在生产过程中直接被消耗掉的使用价值，但这个使用价值也是特殊的，因为这个使用价值是劳动主体的劳动价值，不附着在它物上，而是直接以劳动主体本人在一定时间段内提供这样那样的服务直接提供使用价值，这表现在当代生活中就像是投递机器人和投递员的区别一样，这样的服务是有价值的，但不是商品范畴的价值，而是新的价值范畴，这个价值范畴的特点是不发生增值，没有办法投入扩大化再生产，其转化为价格的过程，就表现为服务业从业者的工资，对于资本家来说就是显像成本。在商品经济二重化尚未质变的资本主义阶段，整个的服务业和其他特殊劳动因为其使用价值并不附着在商品之上，所以这个价值转化为价格是被限制的，商品经济二重化过程中竞争分配价格的过程为这个转化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式，但依旧是不彻底的，是受整个资本主义内在的结构性难题所限制的，特殊劳动提供的价值能否转化为价格，是完全取决于这些劳动能否竞争分配价格，那些在世俗宗教体系下强有力的为资本家争取分配价格的劳动往往在转换价格过程中得到了一部分额外价格，比如世俗宗教偶像；而那些没有参与为资本家竞争分配价格的劳动，即便的确为人类提供了巨大的价值，都不能转化为价格，比如家庭内部劳动。

回望上面那个总价格的公示，显像利润和商业利润都来自于生产部门的产业利润，而总价格多出了一个显像成本，但总价值同样在商品价值的基础上多出了一个商品宗教价值，总价格与总价值依旧平衡。

但问题是，整个的服务业和其他特殊劳动转换为价格的过程是牢牢被资本所把控的，这会导致一个现象就是这些劳动成果的转换为了价格，但在分配环节只有一部分转换为了劳动力工资，而另一部分成了资本家的超额利润，这导致的是整个社会服务业和特殊劳动的提供者他们所获得的工资支付不起他们所提供的服务的价格，而服务不是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是在服务过程中直接消耗掉了的，没有发生的服务不会占用资本不会增加社会总价格，而发生了的服务又存在被资本家额外夺取超额利润所导致的一个差额，这个差额导致的是商品部门生产的商品销售不出去，以下用式子说明这个过程

总工资=工人工资+服务业工资，

资本家夺取额外利润导致特殊劳动与服务业工资下降导致显像成本减少，

总价格=生产成本+产业利润+商业利润+显像成本+显像利润+额外利润

因为额外利润来自显像成本的下降，所以总价格不变

而总价格不变，总工资下降，所以总的购买（商品+服务）下降，但总的购买当中服务是一个常量（因为服务的购买量如果减少服务的生产量必然同时减少，进而总价格与总工资按比例减少），所以，额外利润的增加导致的是商品消费量的减少进而产生商品的堆积。

有人可能注意到上述例子当中，忽略了资产阶级的购买量，正是因为上述现象的存在，导致资产阶级的消费行为产生了质变。为弥补这个差额，整个社会的商品生产出现了价值高度凝聚的特殊商品，即俗称的奢侈品。资产阶级购买奢侈品的行为，是因为奢侈品凝聚着极高的劳动价值，一道道工序和最优质的服务，然而这些价值能够凝聚到奢侈品身上，庸俗的理解是因为资产阶级出高价购买，但实质上是因为整个社会生产面临上述的那个矛盾，这些价值不凝聚起来就无法出售，奢侈品的本质，传统经济学家的心理因素和阶级象征的解释只是对奢侈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所做的一点点补充而已。奢侈品的生产，是因为整个社会交换所导致的。奢侈品的分配环节又涉及整个的私有制商品经济分配制约，经营奢侈品的资本家仍然希望获得超额利润。奢侈品的交换环节，依旧存在价格和分配价格，以及附着在价格上的各种各样的世俗宗教的抽象劳动，任然在分配剩余价值。除此之外，为了解决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资产阶级通过政府组织税收的方式，发放“贫困补助”“失业救济”等等，安置一些岗位（很多都是没有社会效益或社会效益极低的劳动，很多经济学家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做了一些富有想象力的归结）等。

 

商品经济二重化下的价值分离

 

这两种价值（商品价值和显像价值）在发展早期是牢牢捆绑在一起的，服务离不开商品，一系列复杂的世俗宗教活动的“增值”离不开商品的价值，但随着后来的利润平均化的进程呈现相互分离的趋势，这也体现的是商品和服务不断分离，独立的服务在不断发展，而那些世俗宗教活动，也越来越不需要商品的使用价值，“图腾”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离开商品，仅仅存在于一张纸券上。这两种价值分离以后，资本可以单独投入显像商品宗教经济，在这个领域的资本不需要面临生产的商品销售不出去的窘境，并且，在此领域剥削额外利润所导致的不平衡，是由商品经济的生产部门来承受后果的，对于个别的完成了资本转移的经营显像价值的资本家而言极为有利，因此都无不渴望进行这样一种“产业升级”和“全球化分工”，因为这样一种资本流动的特点，这两种经济进一步分离了，就连棉纺织品也分为了“品牌商”和“代工厂”，并且这种资本组合模式在各个领域逐渐取得了支配地位。这是后来整个的全球化进程的根本推动力量。在过去的观点中，全球化是因为资本主义扩张、国际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等等在起推动作用，并把这些都归结为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是生产力被限制在资本主义的固有阶段下，一个地区的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之后扩大再生产受到阻碍，而全世界的不平衡导致生产力想要继续发展，就必须通过全球化这样一种形式。全球化进程不是一个机械运动的车轮从一点走到另一点，在这个问题上，想象力极其丰富的西方经济学突然贫乏起来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启的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与其定义的经济全球化被看做是一种标准定义，其背后站着的是全世界经济体制的趋同，但是全世界的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有谁注意到了商品经济二重化的作用呢？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资本主义世界商品经济的扩大再生产受阻，因此倾向于停止扩大再生产转而投入显像经济的生产，而显像经济一方面获得平均利率，另一方面还有榨取的额外利润，这些利润一方面供养显像经济的磅礴发展，另一方面诱惑资本家把资本从商品经济的产业领域转移到显像经济完成所谓的产业升级，而商品经济的产业领域在这些地区难以被容纳，必须选择向外转移。对于世界上的落后地区和人民而言，他们面对这些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商品经济产业的资本转移是没有能力拒绝的，于是这些地区的产业资本迅速的发展，对于落后地区而言发展商品经济接纳这些产业资本所要支付的标准利率要比其地区利润平均化水平下的标准利率更低（因为这些地区没有那么多的商业资本和显像资本参与分配平均利率），而对于发达地区而言投资这些落后地区和产业转移所获得的利率可以比自己地区的利润平均化水平下的标准利润率更高（这就是两个地区的商品二重化的构成所导致的直接结果）。落后地区因此获得的资本与生产力的发展，随之而来的同时还有分配方式的变革，国外的携带分配价格的商品涌入，以及商品拜物教随之传播，会导致在先发资本主义世界二百年走完的利润平均化和商品经济二重化在落后地区可能几十年就可以走完，表现在落后世界就是数据化的经济增长十分迅速，这是因为相较于发达世界，两种经济的增长是同时进行的。但随之落后地区走完这个路，这也意味着全球资本主义利润平均化的进一步发展，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而资本因为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结构性矛盾的特性依旧会选择集中于显像经济，因此后发的资本主义地区也开始与先发资本主义地区趋同，开始转移商品经济下的生产领域，只留下那些显像经济所反衍生出来的商品经济（比如名酒等奢侈品）。以此来看全球化，它的本质是利润平均化和商品二重化下的资本流动规律。经营显像经济，一方面风险比商品生产更低，另一方面对分配价格的竞争会更加强有力，能够在交换环节取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以此产生了独特的金融业。过去马克思主义学者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由“商品—货币—商品”的模式发展出了“货币—商品—货币”的模式，但如果我们发现了商品经济二重化，就能发现“货币—商品—货币”其实也可以是“货币—显像—货币”。现代金融业的一大特点就是投机性，这样一种投机性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分配价格的存在，是因为分配价格的可竞争性导致任何货币都可以转化为专门从事显像经济的特殊资本来竞争这些分配价格，但轻率的把货币转换为这样一种特殊资本，是可以与分配价格合而为一被真正的金融资本在金融交易中取得的，因此金融业的繁荣也成为了必然，金融是显像商品宗教经济范畴下的全新行业，是商业资本在商品经济范畴以商品为中介走到显像经济范畴以显像和商品为中介的质变。

 

利润平均化与金融业

 

前文提到，利润平均化的进程中会导致像城市商品住房这种原本非生产资料，但其购置成本被意外的资本化然后参与利润平均化，房屋持有者也成为剩余价值再分配的一个环节参与瓜分生产者的剩余价值，一方面是通过租赁，另一方面是两种利润平均化的方式的对抗当中随第二种的胜利带来的是总的工资当中所包含的总的劳动力临时持有的剩余价值也在不断上升，城市商品住房作为银行寡头和工业寡头的联合产品所能获得的剩余价值也就越来越多，因此城市商品住房其中的分配价格也在不断上升，原先的已经售出的房屋在二手市场的价格也顺之上升，这就是商品房持有者通过市场通过供给关系参与瓜分剩余价值的方式，之所以他们能够参与瓜分剩余价值，不是因为银行和工业寡头们谁大发慈悲，而是因为分配价格的存在，商品经济二重化下的市场机制客观允许他们能够得以分配。这些客观条件使得房地产成为了整个市场上最神奇的产品，银行和工业寡头在剩余价值再分配体系下的分配地位一天不倒，房地产持有者的分配地位也就能一直牢牢跟在他们身后。投资囤积房地产，一来房地产本身的价格会随工资中的待分配的剩余价值的上升而不断上升，二来能获得一个略低于银行贷款利率的房屋租赁的收入，这个贷款利率是动态的房价的贷款利率。这进而导致投资热情高涨，房地产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了金融产品。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探讨的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在利润平均化的进程下，地主阶级在资本主义世界复兴了，这不同于传统的地主通过对农业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来剥削农业这一特定产业的剩余价值，而是集中起来的脱离了生产部门的资本要求获得等量利润，选择了通过城市商品住房和商用土地这一能过获得利润的形式。这也是因为商品住房的价格当中包含大量的分配价格，无产阶级支付不起最终在贷款利率和租房价格之中二选一，进一步导致的是无论这个分配价格是怎样的天价都能获得一个标准利率，所以金融投机行为当中支付的这些分配价格被资本化参与继续分配了，所以在交换环节进行的分配是随交换的不断进行而不断分配的，这反过来的作用是金融房地产商品的分配价格具有神秘性了，用自己的剩余价值支付这些分配价格会使这些分配价格资本化进而继续参与瓜分剩余价值。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在交换环节能过购买城市商品住房这样的金融产品，能够使自己工资当中被自己临时持有的剩余价值转化为一种独特的参与利润平均化分配的资本，即便是自己使用也帮助他获得了自己工资当中原本应该用来支付房租那部分临时持有的剩余价值（或者是用它来抵扣贷款利率了）。同时因为这种资本主义分配方式对于资本而言累积到这样一种特殊商品之上亦是具有同样的狂热，这导致的是商品房的分配价格不断地上升，这对所有已经购买了这些商品住房的人来说都会发生预见性资本增值，但这些资本增值并没有真的发生，因为它必须要等接下来的购买者拿出这些剩余价值来支付才能得以实现，但在商品房租赁的市场上，房屋总价的上升在同样的利率的条件下，导致的是房租价格进一步上升，那些房屋持有者因此分配所得也是随预见性资本增值真实上升的。这无疑是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一种“救赎”，整个市民社会的各个阶级都怀揣着对世俗宗教的信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就像中世纪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对立一样，在宗教中被安放被统一了。

城市商品住房价格的资本化是一直存在一个量度的问题，用年房租除以贷款利率进一步除以房屋总价可以得出一个价格资本化差异率，这个指标表示的是其价格在资本化中与银行资本的差异程度，房租等于利率，差异率等于1，资本用于购买房屋进行出租和用于借贷的利率相一致。价格资本化差异率高于1的情况极为少见，这意味着房租收益大于利率，这时资本会大幅度流入房屋，无产阶级也会选择贷款买房，在一个很短的阶段内就可以把差异率降低到1以内。而价格差异率低于1的时候，用房屋总价乘差异率就得出房屋资本化价格的那部分，然后它与总价之间的差额就是房屋剔除了资本化的那部分价格之后的非资本化价格。对于房屋的购买者而言，只有非资本化价格的部分是自己需要真实支付的房屋价格，而资本化价格的部分的房屋价格的本质是通过购买房屋把自己工资当中临时持有的剩余价值置换为一种资本凝聚在房屋上不断地参与剩余价值的再分配环节。

至此资本主义迎来了所谓的第二次的转型，过往被定义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阶段，本质是剩余价值再分配的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了金融时代，金融使商品分配价格的一部分可以资本化，可以进一步瓜分社会新的分配价格，这部分分配价格就由分配价格变成了资本化价格，这就是显像商品宗教经济由低级发展到高级阶段，是资本主义向它的市民社会开出的一张“显像”。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是剩余价值金融再分配的阶段，当它的整个经济基础达到质变在政治文化等一切上层建筑领域体现出质的飞越之后，就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由于究其本质这是因为剩余价值再分配和显像商品宗教经济引起的，我把这个阶段定义为“显像宗教资本主义阶段”，显像宗教资本主义阶段是由1870年以来的剩余价值再分配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出商品经济二重化和利润平均化的相互作用之下的必然结果。

 

金融业的显像化

 

股票债券为代表的传统金融产品，原本是1870年以后利润平均化为使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一种方式，但因为剩余价值再分配的方式是一种竞争方式，导致每一个利润都是要竞争的。初期的股票还只是单纯的等量资本投入，等量利润获得，但随着工资的质变发生以后，工资和工资那部分临时的剩余价值可以选择购入股票债券，股票债券就由其原本的价格上涨（还是通过供给关系这一剩余价值分配规律实现的）为价格和分配价格。这时，股票的实际利润额除以公司的实际利率，再除以股票的真实价格就可以得出股票的价格资本化比例。但这不同于房地产的是，房地产的金融化是由所有价格都是非资本化价格然后其中一部分价格变为资本化价格，而股票是由全部价格都是资本化价格然后其中一部分价格变为非资本化价格。房地产的非资本化价格是有一个城市商品住房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物质使用价值的承担者的，相比之下股票金融的非资本化价格就像一张纯纯粹粹的赎罪券，但正是因为这些非资本化价格的存在，使得金融投机行为的可操作性大幅提升，购买这样一种赎罪券仿佛的确能够赎完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原罪并获得救赎。

 

剩余价值分配规律

 

分配价格的价值由劳动者的劳动提供，这些价值没有在生产分配环节由资本家直接掠夺，而是以工资的形式临时被劳动者持有，在交换环节以分配价格的形式存在于一切价格之中。不同价格所包含的分配价格有所不同，分配价格的存在及资本家对分配价格的竞争是影响价格变动的最主要因素，通过供给关系调节实现

 

显像商品宗教经济与世俗宗教

 

在分配剩余价值由发生在分配环节过度为同时发生在分配和交换环节时，资本主义的外部理性形式被重新安放了，原本的那种契约自由，在出卖劳动力签订合同把自己的劳动价值在分配环节交给资本家变成了同时也会在交换环节购买商品把自己的附着在工资上的劳动价值通过支付分配价格的方式交给资本家，这对整个的人类的交往方式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也因此被重塑，虽然这两者之间依旧是不可调和的对抗式的，但正如奴隶制的阶级关系过度到封建制的阶级关系，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一次质变，这也在世俗宗教与中世纪宗教之间的联系与其各自在时代当中的作用可见一斑。对于无产阶级而言，自由的原则与自我之间从来没有这么接近，只需要拿着自己的工资去消费，就可以接触到我们这个时代最彻底最深刻的自由，在过去资本主义世界当中不能被安放的人的本质，似乎可以在这样一种绝对的自由原则下的交换方式当中被重新构建出来，购买消费什么样的商品，我们就成为了什么样的人，这个时代的自我是安放在自由的原则最为淋漓尽致的交换环节当中。尤其是在那些原本不能被商品经济纳入经济交往体系的劳动实践在这个时代商品经济二重化被重新纳以后，人类实践社会生活又发生了质变，这就体现在资本主义服务业的产生与发展，对于这样一种服务业的特性在经济学史上争议已久，最首要的问题就是回答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但在这个问题之前，是需要研究清楚服务业是如何被纳入经济范畴的。在人类实践活动当中“服务”这样一种劳动是要早于服务业的出现的，但在过往历史和早期资本主义没有成为一种产业，父权制下从事家庭内部劳动的“妻子”“婢女”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身份，“服务”的实现必然与压迫性的社会结构并生并存，但当资本主义把“服务”经济化以后，由于这个过程的特性服务不仅与早先的压迫性结构相分离，并且还与资本主义的最高的自由原则在交换环节相结合，此时的资本主义与封建时期在之前一定阶段上达成的诸如父权制分工的共识又再度迎来了对抗，这其中的原因就是“服务”被纳入了这个经济体系。服务本身作为一种劳动是客观的，同时它的经济化也是客观的，但它的的确确不符合商品经济的价值范畴，这一点可以确切的回答，服务业不创造商品经济范畴下的价值。可服务真的像持服务促进生产观点的表述吗？如果以这种“促进论”的观点来回答政治经济学问题，就不可避免的走入唯心主义的哲学范畴，从一些非经济学观点的奥地利学派心理主义去做支撑，这一点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所不能接受的，“促进论”只是抓住了事物的普遍联系其中一点，促进的现象的确存在，但理论上牧师阿訇似乎也在这个范畴之下。而来自现实的直观力量使服务具有价值的观点不断的抬头，即便是“促进论”也是在试图解释这种来自现实的这种直观，但是服务具有价值的观点，只要局限在商品经济的价值范畴理解下始终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回到服务本身是一种劳动的观点出发，服务没有生产商品，这只能说明，服务没有把这种劳动的价值物化，没有凝聚在物质上，而是人直接受益于人的劳动，任何服务都是有对象的，对于对象而言，服务的发生是客观的，广义的哲学范畴的价值也是存在的，但这样一种价值不同于商品经济范畴的价值，而是一个新的经济范畴下的价值，这样的特殊价值的生产环节与消费环节是同一个环节，就是服务发生的过程，在服务生产的全部环节它的特殊价值被立即消费了。

想要真正理解服务的价值问题，就必须回到服务业是如何被纳入商品经济的体系中的。在商品经济中，现代服务业不是从生产部门的分工演化出来的会计监工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商业资本竞争分配价格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过往的无法被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那些服务劳动在这个竞争过程中得以安放，因为这些服务劳动经济化以后定义出所谓的三个产业是模糊的，会计从工业部门独立出来成为事务所，仿佛原本工业生产体系中的内容变成了外在异质性的的第三产业来促进它，事实上这又是一种倒错。三个产业的本质是两种经济，是二重化的商品经济使实践与经济的关系进一步提升，一种是完全以商品为中介的经济，实践的价值凝聚成为商品，另一种也是以商品为中介但一定程度上脱离商品的经济，实践的价值在实践过程中被直接消费掉。但后一种经济没能实现，没有能够脱离商品经济的固有限制，它的诞生就是为了争夺分配价格，不是服务创造了一种新经济，而是这样一种新经济创造了独特的服务业，只有有利于这种经济、有利于竞争分配价格的服务才有幸被纳入经济体系当中，并被剩余价值分配规律所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