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备份】犹太人问题这样学
《论犹太人问题》这样学
李洁
一 文献写作概况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犹太人问题就是犹太人如何追求自由、获得解放的问题，或者说是在实践中争取平等权利的问题。同鲍威尔不一样，马克思把犹太人问题理解为“当代的普遍问题”，并有一套截然不同的理解方式和分析路径，由此也得出了与鲍威尔截然不同的理论。
二 文献内容概要
这三对关系分别是：政治国家与宗教，乃至市民社会的关系；利己主义与国家、公民权之间的关系；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之间的关系。
鲍威尔指的是现代社会中具体的利己主义行为模式。马克思说的是现代性“人权”的本质。马克思的辩护似乎就是把鲍威尔针对犹太教的批评给普遍化为现代人的行为模式。至于这种普遍化是否正确，还得两说。我们不能回避的是犹太教与现代性之间有什么根本性的关系，特别是思想起源上。
“在鲍威尔认为犹太人的‘利己主义’与政治解放、公民权利存在对立的地方，马克思却通过对政治解放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的分析，对法国人权宣言和美国人权条文的分析，得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鲍威尔的结论：现代的政治国家恰恰是建立在充满利己主义精神的社会的基础之上，人权在其实质上就是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或人权生来就是‘利己主义’的”
“在鲍威尔认为犹太人的‘利己主义’与政治解放、公民权利存在对立的地方，马克思却通过对政治解放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的分析，对法国人权宣言和美国人权条文的分析，得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鲍威尔的结论：现代的政治国家恰恰是建立在充满利己主义精神的社会的基础之上，人权在其实质上就是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或人权生来就是‘利己主义’的”
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用对国家的批评代替对基督教国家的批判？仅仅因为对国家的批判更根本？
鲍威尔“批判的只是‘基督教国家’，而不是‘国家本身’，他没有探讨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因此，他提供的条件只能表明他毫无批判地把政治解放和普遍的人的解放混为一谈
四 焦点问题
目前关于马克思是否具有反犹主义倾向的问题，学者们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强烈肯定其是反犹者、否定其是反犹者、游走在肯定与否定之间的“中间派”以及无所谓反犹或亲犹，这个问题对马克思来说几乎是一个假问题。
H.L.戈尔德·施密特侧重于马克思的家庭并结合社会来解释马克思的“自我憎恨”的“反犹情结”。在施密特看来，马克思“总是意识到自己的犹太身世，这种身世是他作为犹太人的明证。只要当这个人感受到他被无法摆脱的过去所困扰并因此而进行反叛时，自我怨恨是无法避免的”
前面的一堆研究，恐怕还不如这篇中国人的研究眼光好
李勇在对犹太人的本质、反犹主义思想及其判定标准进行一个全面了解之后，认为马克思在一个犹太民族与欧洲社会融合过程中，在反犹主义不断高涨的历史环境下写成了《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作为一个犹太人，作为一个欧洲启蒙知识分子，马克思了解反犹主义，犹太人千年的苦难对马克思而言也是切肤之痛。马克思立志要将犹太人问题归结于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他要表明的是资本主义精神选择了犹太人；犹太人在马克思笔下仅仅是一个代表资本主义精神的符号，一个并没有任何理由值得憎恶的符号代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马克思是犹太人的辩护者。
同样，好眼光
林进平认为，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要剖析的并不是犹太人，而是可以以犹太人、犹太精神作为象征的“现代人”和“现代社会”，“表现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的马克思就不是一位反犹主义者或自我憎恶者，而是一位立足于‘现代社会’的反思者和批判者。他具有一种难能可贵的卓越的反思精神”
哈耶克同样关注犹太人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并就此分析了纳粹。见《通往奴役之路》，页134
马克思之所以批判犹太教，并不仅仅是为了意识形态批判的一般需要，他还有自己的特殊用意。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体现出来的“对犹太人的憎恶和犹太教的否定，其最终目的是解构市民社会这一现代性的世俗基础”
马克思反犹背后反的是资本主义精神。但是他的“物质（资本）论”或许更严重地导致了人类异化
马克思之所以批判犹太教，并不仅仅是为了意识形态批判的一般需要，他还有自己的特殊用意。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体现出来的“对犹太人的憎恶和犹太教的否定，其最终目的是解构市民社会这一现代性的世俗基础”
马克思之所以批判犹太教，并不仅仅是为了意识形态批判的一般需要，他还有自己的特殊用意。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体现出来的“对犹太人的憎恶和犹太教的否定，其最终目的是解构市民社会这一现代性的世俗基础”
而“作为共产主义运动创始人的马克思既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更不是一个宗教徒，而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他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批判，并不意味着他歧视或憎恨犹太人，因为他的胸襟和理想已使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或宗教界限。他是站在探索整个人类解放道路的高度，对当时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批判。从这一点来看，那些浅薄的、庸俗的反犹主义者与他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
其对犹太人问题的批判，其实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就是对现代性本身的批判。而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犹太人——现代性”批判的根本实质是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现代性本身。
那马克思超越“钱”或者说“物质”这个概念了吗？显然没有。现今的左翼运动针对的也不是精神，而恰恰是物质。这根源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此，就把一种不切实际的人性论设想寄托在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所带来的生产力充分发展之上。这不过是一厢情愿。
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局限于单纯的犹太人问题，他更加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对于金钱的贪婪与追逐。作者认为这种将对金钱的批判与人类解放联系起来的视角，无疑是有助于我们对现代性问题的探讨的。总之，“马克思以追求全人类的普遍自由解放为目标，从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的本质入手，对现代性的反思留下了具有普遍性、针对性、复杂性为特征的思想遗产。现代性与钱的问题不仅表现了马克思反思资本主义的敏锐洞察力，而且对于我们的现实具有超越时空的深刻启示”
总之，在马克思看来，犹太人的问题，正如整个人类解放问题一样，已经充分社会化了：犹太人要作为人解放，只有依靠人类解放、社会解放；而人类解放和社会解放反过来又要依赖社会从犹太精神，从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即从私有财产和宗教解放中解放出来”。
犹太大屠杀是现代性问题，犹太人与资本主义关系是人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犹太人真特殊，马克思是否建议过让犹太人放弃信仰？
在《现代性状况下人的形象——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研究》中刘宇兰以现代性状况下人的形象为基点，认为犹太精神作为政治国家世俗基础的秘密，是现代性的本质。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的异化就是犹太精神的具体表现。现代性条件下，人是信奉犹太精神的人，崇尚金钱，成为金钱的奴隶。作者认为犹太人问题的真正解决在于：“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获得解放。”犹太人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关系到犹太人自身的问题，更是现代性的普遍问题。“犹太人的真正解放也就是社会的普遍解放，是人的解放。现代性状况下人的形象是异化的人，是抽象的个性和抽象的普遍性，而人的真正的解放是要实现个性与普遍性统一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在《现代性状况下人的形象——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研究》中刘宇兰以现代性状况下人的形象为基点，认为犹太精神作为政治国家世俗基础的秘密，是现代性的本质。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的异化就是犹太精神的具体表现。现代性条件下，人是信奉犹太精神的人，崇尚金钱，成为金钱的奴隶。作者认为犹太人问题的真正解决在于：“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获得解放。”犹太人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关系到犹太人自身的问题，更是现代性的普遍问题。“犹太人的真正解放也就是社会的普遍解放，是人的解放。现代性状况下人的形象是异化的人，是抽象的个性和抽象的普遍性，而人的真正的解放是要实现个性与普遍性统一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这个说法倒还不错。我也认为马与资本主义分享一个价值基准，他们都是现代性
作者认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社会领域，它体现了若干现代精神。首先，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是一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状态。在这个阶段里，“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人与人的交往在市民社会虽然普遍存在，但这种交往却更多地透露着物质主义。“其次，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张扬了私人自由。市民社会是私人领域，处在这个领域的人们，只要不违反社会的法律、道德等基本规范，尽可率性自由，这就是现代人的自由。最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张扬了人的主体性。在市民社会中，个人是自我利益的主人，他有权力进行自我抉择，反对他人的强制和越俎代庖，这就是人的主体性的觉醒与自觉。”总之，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中的市民社会理论凸现了现代性的特质与精神，“物的依赖性”、张扬私人自由和张扬人的主体性。
作者认为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是一位立足于“现代社会”的反思者和批判者。“那种视他人为地狱，视金钱为上帝，视人生为利己的占有性的人生的现代性观念，一直是马克思所要批判和超越的对象。最后，作者建议人民和民族都需要反思，在反思中吸取动力，奋然前行。因为善于反思是一个人的理性趋于健全、个性趋于成熟的标志，也是一个民族趋于成熟的标志。”
马克思同黑格尔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国家，而在于靠什么样的国家理念来扬弃市民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当时的马克思还未能将解决人的政治异化的理论路径从国家转移到市民社会上来
关键在于要把因“政治解放”而分裂的“公民”和“市民”重新统一起来，让原本属于人的“共同体精神”“政治精神”重新回归于人自身，从而成为“类存在物”，让人重新承担起共同体和政治的责任。只有这样，人才能克服自身的政治异化，实现道德文明进步。至此，马克思看起来似乎完成了超越鲍威尔，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的任务。但是作者认为根据马克思当时所面临的课题的性质，他对市民社会中普遍性的探求似乎应从重新挖掘这一“形式普遍性”入手。但在《论犹太人问题（二）》中，马克思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他把利己主义看成市民社会的原则，把犹太精神看成市民社会的基本精神，把市民社会定义为“扯断人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的需要，使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尽管马克思讨论到了货币，但只是从消极的或否定的方面来看待货币，他对货币的认识显然还只是带有单纯批判性质的“货币异化论”。因此，作者认为“当时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认识基本上还属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的前一个方面，即‘特殊性原理’贯彻的世界。在这种认识下，当然也就无法发现‘形式普遍性’原理的意义，更不用说从这一角度去寻找那一普遍性了”
N.B.
早期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代表了人的特殊性，而国家体现了人的普遍性。鉴于早期马克思的立场是褒扬普遍性，因此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他理应会放弃市民社会。可是，马克思选择了市民社会而放弃了国家。要想解释马克思这种看似不合常理的选择，需要留意马克思关于“普遍性只有以特殊性为中介才能实现自身”的论点。根据这一论点，“国家中的人是抽象的、虚构的公民，缺乏能够发展出现实普遍性的特殊性因素，国家因而只能表现出抽象的、虚构的普遍性；与国家不同，市民社会的人（市民）虽然是消极特殊性的表现，即利己性的、孤立性的存在，但同时亦是积极特殊性的体现，即直接的、感性的存在，具备开出真正普遍性的潜能。因此，正是由于看到市民社会暗含了国家所缺乏的，但对发展真正的普遍性又极为关键的积极特殊性，早期马克思才从国家转向了市民社会”
早期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代表了人的特殊性，而国家体现了人的普遍性。鉴于早期马克思的立场是褒扬普遍性，因此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他理应会放弃市民社会。可是，马克思选择了市民社会而放弃了国家。要想解释马克思这种看似不合常理的选择，需要留意马克思关于“普遍性只有以特殊性为中介才能实现自身”的论点。根据这一论点，“国家中的人是抽象的、虚构的公民，缺乏能够发展出现实普遍性的特殊性因素，国家因而只能表现出抽象的、虚构的普遍性；与国家不同，市民社会的人（市民）虽然是消极特殊性的表现，即利己性的、孤立性的存在，但同时亦是积极特殊性的体现，即直接的、感性的存在，具备开出真正普遍性的潜能。因此，正是由于看到市民社会暗含了国家所缺乏的，但对发展真正的普遍性又极为关键的积极特殊性，早期马克思才从国家转向了市民社会”
作者认为，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以特有的方式阐述了现代国家的解放限度与命运，详细论证了市民社会人权体系的必然性与局限性，“作为政治解放的结果，人权给予个体以自由和平等的同时也使个体陷入自私自利，从而损害了现代国家的完整性”。接着马克思由此展开了对资本主义世界中“犹太精神”的批判，犹太精神的本质是实际需要和利己主义，它不仅体现了单个的犹太人的狭隘性，而且体现了具有社会关系的犹太人的狭隘性。因此，作者最后认为“政治解放建构起来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相分离的现代国家不仅无法彻底拯救犹太人，反而使现代社会深深陷入犹太人的狭隘性。‘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在于实现一种能够消除‘高度的经验本质’前提的社会组织，即一种能够消除市民社会的犹太精神的社会组织，这一社会组织必须终结和超越政治解放所建构的‘现代国家’”
如果说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社会原本就是一个颠倒了的世界。也就是说在现代世界中，人的本质没有现实性，而人的需要是得不到满足的。因此，“反对宗教和反对虚幻幸福的诺言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对那种需要幻想的制度的批判和扬弃。当宗教的自我异化通过摧毁关于彼岸世界的幻想而从理论上被消灭以后，就应该消灭此岸世界的现实的自我异化。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虽然马克思也曾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表达反对“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但作者通过对《论犹太人问题》《资本论》等文本进行分析发现，“当神学作为一种深层的批判，其目的即是要洞悉到当代社会的本质，即资本主义是如何取代基督教而成为宗教”。作者进一步认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世俗化了的宗教，“当代的商品消费明显带有神学的性质，因此传统以唯物或唯心的框架予以分析或认识的方法已略显不足”，只有采用神学批判的方法才能真正了解当代国家的本质。
关于现代国家的本质，那就是现代国家在双重意义上具有“基督教的性质”，而关于其命运，作者认为马克思明确地洞见到现代国家必将被代表着市民社会的原则的实际的犹太教所战胜。可以说，“在扬弃宗教的道路上，马克思在总体上依然坚持着黑格尔的用哲学来扬弃宗教的道路。而在国家和宗教的关系上，与青年黑格尔的过于激进相比，马克思也更接近于黑格尔的立场，但其立场又与黑格尔根本不同。他通过考虑犹太人和现代国家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世俗的犹太教将成为统治一切的原则”。而且，马克思还在市民社会的领域中揭示出了又一层宗教关系，即人与货币之间的宗教关系。“在市民社会的领域内，金钱拜物教将必然地挤压掉抽象的宗教，而抽象宗教的精神的衰落又必将带来现代国家的衰落。在这个意义上，世俗的犹太教必将彻底战胜基督教。”因此，作者认为《论犹太人问题》一文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透过对犹太人命运的考察，深刻地把握住了现代国家的命运和宗教在现代世界中的实际处境。
然而现代性问题根本就是神学与哲学问题的现代转换。
李彬彬认为马克思把犹太人问题从神学问题看成了社会历史问题，并且观察到了市民社会中的异化表现为，“崇尚金钱与货币的犹太精神成为现代社会所有成员的精神。
马克思本人就是最大的现代性
马克思的人类解放观不仅超越了资产阶级自由观，还超越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私有财产观念。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自由的重新诠释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能够消除现代性弊端的全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