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哲馆 | 子产“铸刑鼎”中的“礼法之争”

公元前536年三月，郑国的正卿（相当于宰相）子产，将郑国的刑法铸在象征诸侯权位的金属鼎上放在王宫门口，向全国老百姓公布。在此之前，中国从来没有公布过法律，也没有公布过其他制度文书。子产的这次“铸刑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也是中国政治史、法制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事件。

这在现代人看来是一件司空见怪的事情，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

一、子产“铸刑鼎”的历史背景

在子产铸刑鼎事件之前，中国一直实行“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说，春秋时期，上层贵族社会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决不能让国人知道。这样才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老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这当然是一种古老专制时代的遗迹。

子产不顾贵族的极力反对，决心打破这种愚昧，他对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在这个基础上主持编订了三种刑法，并将其公诸于世，让老百姓明白法与非法的界限，知道犯了法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这无疑是进步的“法治”理念。当然，子产公布法律也破坏了当时现有的政治格局，侵害了贵族利益，遭到很多贵族反对。

二、叔向的反对

“铸刑鼎”后，晋国的大夫叔向写信痛斥子产：法律应该保密，不应该公之于众。本来民众怀着恐惧之心，不敢随便乱来。一旦平民百姓也知道法律的确切内容，就可以知道官员审判案件时是否合理合法，于是便会不俯首听命于官员贵族的任意摆布，而会维护自己的权益对官府对他人依法进行争辩，就会造成种种争端事情的出现，犯法的人也就会多起来，郑国的败落也就为时不久了。（《左传》记载的叔向信件原文：“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上。并有争心，以徽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

对于叔向的这一通批评，子产的回复很简单，只有两句话。第一句是“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子产先是谦虚地表示自己没有像叔向考虑得那么长远，只是出于“救世”的目的。因为子产和叔向所处的地位不同，叔向是晋国普通的大夫，而子产是郑国的执政。两者身份的不同，所遇到的情况也不同。而且当时的郑国是中原地区的一个小国，四周都是大国。而郑国地势又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经常成为大国争霸的战场。作为郑国的执政，子产必须周旋在各个强国之间，摆事实，讲道理，为郑国争取生存环境。郑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交通发达，商贸往来繁密，是一个社会流动性大，商人等新社会阶层力量强的国家。郑国可以通过吸引商贸、招揽新式人才等方式来提升国力，图强生存。那为了实现这一点，公布成文法，坦诚地吸引各方力量就是子产的目的了。

第二句话是“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就是说我不能接受您的意见，我还是要公布刑法，这是现实情况决定的，我非常感谢叔向大夫您的来信。

子产表示要坚定不移公布法律，其结果是社会治理透明度增加，大众欢迎，犯罪案件减少了。郑国注重商业，过去贵族利用刑罚的随意裁量权，压榨商人和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对国家很不利。子产公布法律，限制了贵族特权，促进了郑国农业和商业的发展。

子产此举，开启了中国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春秋时期，宗法贵族的气势减弱了，新的地主阶层兴起。各利益集团、社会阶层以及经济条件都在发生变化，“铸刑鼎”这一重大改革措施符合社会发展的新需求。事实证明，随着时代潮流的演变，终究是由法治取代了礼治。

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在子产“铸刑鼎”之后二十多年，也把刑法铸在鼎上，向社会公布。

三、孔子的反对

在晋国公布了法律之后，孔子说，晋国大概因此要灭亡了。人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条文，不看贵族脸色，怎么能显出贵族的尊贵？孔子一向最重视礼，不看重法律，他甚至认为法律是有害的。所以他对“铸刑鼎”如此猛贬，并不奇怪。孔子认为，人们一旦知道了法律条文，就会现实地专注于法律，只求免于犯罪，不再看重道德，遵守礼仪，这样就会渐渐就失去内心的廉耻，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就降低了。理想社会是人人讲仁爱，家家谈道德，全社会都有超高的道德水平，没有违道德的言行和冲突争斗的情况。在建设这样的理想社会的过程中，道德、礼法、说教等是主要的手段，法律是次要的，刑罚更是不应该公布于世。

四、“铸刑鼎”中的法哲学思想

道德与法律的争论，也许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话题。子产也承认道德、礼法的重要性，他曾说过：“德，国家之基也。”在和大国周旋的过程中，子产也多次利用礼法制度来为郑国争取权益。但，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身份处境，对道德与法律两者的关系的侧重也有所不同。比如，叔向所在的晋国，是当时的超级大国，根本不存在生存压力问题，所以容易倾向于高扬道德的旗帜；而像郑国等挣扎在大国面前的小国而言，道德拯救不了自己，只能依靠务实的态度生存图强。这是子产和叔向两位好朋友意见相左的一个现实背景。后世参与道德与法律争论的很多人，也难免因为所处时代、局势和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发出不同的声音。

人们可以因为现实情况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意见，但是不能忽视一些本质的内容。比如，叔向等人可以站在道德立场上反对公开法律，但是不能忽视秘密执法对平民和奴隶阶层的侵害。贵族把法律垄断在自己的手里，维护了司法权威，保障了贵族阶层的利益。但广大的平民和奴隶就会成为任由贵族官员宰割的羔羊，他们的权益一点都得不到保障，他们对自己言行的是否得体缺少相应的判断标准，这样如何让他们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也许事实正如叔向说的那样，公布成文法会逐渐降低社会的道德水平，但当时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人的权益得到了保障，这一点绝对是“得大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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