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治疗：在互动的循环因果中抓问题

一、家庭治疗的视角

英雄的故事传递了一个信息——我们可以超越环境，不为那些讨厌的关系所束缚，独立地完成自我实现。但现实情况是，环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与家庭的联结并不是说独立就能够割裂家庭的影响的。

当我们在思考家庭时，更多的是关注那些矛盾分歧的一面，而不是诸如忠诚、包容、支持等和谐的一面。看到家庭不如意的一面，常常会因为“前因后果”的线性思维而简单地将父母或某一方当成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会因为习惯性的用自己的视角去解读世界而把互动关系的问题看作是对方的过错。而从家庭治疗的角度出发，人之所以觉得被控制、无助，是因为人无法理解推动互动关系形成的那股力量。换而言之，问题是一系列正在进行的行动与反馈维系的，是循环因果关系，不单单是别人做出了令自己不愉快的行为，也有自己刺激他人表现出令人厌烦的行为的因素。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疗法和罗杰斯的人本主义疗法也很关注与他人不健康互动所造成的问题：精神分析关注的是人们记忆中的家庭关系（而不是真实的家庭关系），认为通过建立好的咨访关系的可以缓和问题；人本主义取向觉得在不健康的家庭关系中，人天生的自我实现本能和被认可的需要会发生冲突，人会希望被人认可、达到别人的期待而否定那些表达真实自我的情感。不过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的疗法都保护咨访关系，认为只有客观的旁观者（如咨询师）才能帮助来访者解决问题，不太愿意让家庭成员介入。

家庭治疗将人看作是既独立又受到家庭影响的个体，因而治疗是要改变家庭结构，让每个家庭成员都发生改变，促进良好互动关系的维持。

适用于家庭治疗的问题：儿童的问题（因为孩子最终还是会回到父母身边）、婚姻或其他亲密关系的抱怨、家庭不和、围绕家庭过渡出现的问题。

二、家庭治疗的发展

在早期对精神失常病人的治疗中发现，当病人症状好转的时候，家里的某一个其他成员就会不舒服，似乎家里一定有一个人要“不正常”才行。由此，治疗师发现了家庭在治疗中的作用。

2.1团体心理学

关于团体的研究推动了家庭治疗的前进。William McDougall出版的《团体心理》（The Group Mind）提出，团体的存在是由不同功能的界限、能够预测关系的常规与习惯所维持的；Kurt Lewin提出了场域理论（field theory），指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后，当团体被撼动时，团体中的成员才会慢慢改变；Wifred Bion在团体功能的研究中发现，多数团体都会陷入战或逃、结盟和依赖的结局，而没有集中到问题解决上，这在家庭治疗中的应用即是：有一些家庭总是会漫无止境地争吵冲突（战斗）或回避关键问题（逃）或让孩子站队（结盟）或过分依赖治疗师。

从理论上看，团体动力还指出，交流存在过程和内容的差别，一些隐秘的冲突其实蕴含在过程（方式）上而不是内容上：譬如一位丈夫对妻子说“好好利用闲暇时光别再去折腾自己”或许对妻子而言是好的（内容没有错），但是最后还是因为“过多干涉妻子的想法”而引发了争吵。这便是说话的方式（过程）的问题，丈夫以一个类似权威的角色与妻子交流，缺乏对妻子的尊重，治疗师如果要干预，关注点在于让妻子为自己发声，让丈夫学会倾听。角色理论（role theory）指出，每个角色所背负的期望使得原本复杂的社会情境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可预测性。比如萨提亚（Virginia Satir）认为家庭角色中存在“讨好型”、“指责型”等区分，陷于家庭困境的家庭成员其实是被狭隘的角色（讨好者、受害者、拯救者）固化了。角色理论还提出，角色常常是互补的，譬如严厉的父亲和宽容的母亲两种角色在与孩子的互动中被不断强化。

虽然团体与家庭很像，但是团体治疗与家庭治疗还是存在区别的：团体治疗中，个体是向陌生人做暴露，更有安全感；而在家庭治疗中，个体需要向有长期共同生活经验的、今后仍可能生活在一起的家人表露心意，是一种有压力的情境（真正人人平等的家庭很少）。

2.2儿童指导与婚姻咨询

弗洛伊德首次提出精神紊乱是由于童年时期的未完成事件引起的，阿德勒则提出要通过支持和鼓励减少儿童的自卑。之后，儿童指导工作者在童年期问题的治疗中总结出“儿童的问题只是表面症状，真正的问题是家庭内部的紧张关系”。

婚姻咨询中，Mittleman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人际关系的现实的重要性不亚于人内心世界的展演，夫妻双方的会谈可以让彼此检验不合理的认识。此外，Mittleman还提出了多种类型的互补婚姻模式，如攻击-顺从型，独立-要求型，他发现，那些离婚的夫妻大多是从自己的幻想来看对方的个性的。

但家庭治疗同样也和婚姻咨询存在区别：婚姻咨询更深地聚焦个人经历，家庭治疗则更可能是嘈杂的，难以聚焦到某个人的内心深处。

2.3精神分裂症的研究

精神分裂家庭成员的研究发现了病态的家庭互动模式（家庭治疗其实是源于精神分裂症的研究）。精神分裂课题组的Gregory Beteson在沟通的研究中指出，沟通包含了内容（表达出的信息）和过程（信息背后的内隐的部分，也叫元沟通）两个水平。如果两个沟通水平存在矛盾，且个体没有意识到这种矛盾，就会陷入“双重束缚”（double bind）。

Theodore Lidz从精神分裂家庭中父亲的病理研究中转向了婚姻关系，他发现一段成功的关系不仅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还要平衡自己和对象的角色。Lidz还指出无法良好合作的夫妻关系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婚姻分裂（marital schism），丈夫和妻子相互较劲公开争取孩子的爱；二是婚姻倾斜（marital skew），性格上有缺陷的一方支配另一方。

Lyman Wynne提出假亲密和假敌意的概念。R.D.Laing借用了蒙蔽（mystification）的概念（家庭成员通过否认或再定义的方式扭曲某个人的经验），认为当父母蒙蔽孩子经验时，孩子感受不到接纳，就会衍生出虚假自我。Jackson的文章中有指出，儿童的症状往往是父母问题的放大。

2.4其他

Murray Bowen觉察到一个现象：只要两个人处于无法解决的冲突中，第三个人会被自动卷入（即便是治疗师）。这其实也就是三角关系，通过第三个人的介入转移两个人的冲突。

Bowen在自己的家庭中，最特别的是没有让自己卷进父母的三角关系：当他的母亲跟他抱怨他的父亲时，他意识到这是一种三角关系，于是和他的父亲说“你的妻子跟我说了一件事，我想知道她为什么和我说而不是和你说”。

来源：《家庭治疗：概念与方法》（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