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心理学笔记 2022.12

2023-03-03 10:53 作者:小奇霖 0人读过 | 我要投稿

追求普遍性/个别性？是否模仿自然科学（实验与量化）？

尼采残稿

数字乃是我们轻便地摆弄世界的大手段。只要我们能数数，也即能感知一种恒定性，那么我们就能这样理解。（1885年4月至6月）

一个概念就是一种发明，它并不与什么东西完全符合；但多多少少：“两个事物若等同于第三个，则它们也是相等的”这个定律预设了1）事物，2）相等，因为两者并不存在。然而，借助于这个被发明的僵化的概念世界和数字世界，人类赢获了一个手段，得以用符号占有巨量的事实，并且把它们录入自己的记忆之中。这套符号系统是人类的优势，恰恰是因为人类能最大可能地远离于个别事实。把经验还原为符号，而且越来越大量的事物能够这样被把握：这就是人类的至高力量。（1885年4月至6月）

“计数”只不过是一种简化，如同一切概念。因为：凡在某物要纯粹以算术方式被思考的地方，质就被忽略不计了。同样情况也出现在所有逻辑之物中，在那里事件的同一性乃是前提，也就是说，每个过程的真正的特〈殊的〉特征被忽略不计了（新的、不是根据形成条件来把握的东西——或〈者说〉包括在内的东西）（1885年8月至9月）

当我们以一个数学公式来表示事件之际，某物被认识了——此乃幻想：它只是被标示、被描述了，此外无他！（1885年秋-1886年秋）

戴维·科菲尔德《人为什么会生病》（2007）：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研究人员开始致力于列出压力源清单，他们想要找到这样一些事件：具有诱发压力的潜力，并且可对其潜力进行分级。他们编制了一长串压力事件表，根据可能诱发事件的严重程度赋予了具体数值。在一个量表中，配偶死亡排名第一，结婚排名第七，改变饮食习惯排名第四十。致力于制订这种生活变化量表（life-change scales）的两个核心人物是托马斯·霍姆斯和理查德·拉厄，他们就职于美国海军神经精神研究部门。两人认为，可以就什么是“生活压力”找到一个公认的标准。据称，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在重大生活变故发生后的两年内，该变故和疾病的发生有80%的相关性。他们还发现，生活变故的数量和疾病严重程度也存在相关性。而且，在一定时间内，变故发生得越密集，就越可能导致身体不适。

但当我们面对个案的时候，这些结论有多少指导意义呢？失去工作可能对一个人来说是场灾难，但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得偿所愿，就像婚姻对一个人来说可能是幸福，但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悲剧（例如违背本人意愿的婚姻）。饮食习惯的改变可能影响很小，但对于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被迫吃一些教义禁止的东西，或者试图遵循另一种特定的饮食习惯，就会影响甚巨。究竟何为重要事项，显然取决于个人和其独特的生活经历。加拿大精神分析学家格雷姆·泰勒报告了一个异装癖者的病例，这名男性决定“改正”自己的异装癖，然而每当他如此做，就会导致心脏病发作。因此，有理由认为，对于他来说，改变着装习惯肯定是一项重要的生活事件。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人想要去除生活事件的主观维度，而得到一套数字比率呢？多年后，当拉厄回顾生活变化量表的制订过程时，曾感叹他选择的量表事件会被受试者对事件的反应“污染”。但为什么要说是“污染”呢？为什么要抹去个人的主观因素，难道只是为了使研究看起来很“科学”？

王波《批判心理学：过去、现在与未来》（2015）：

心理学实验的原理就是在严格的实验控制下，观测研究者根据实验假设设置的实验条件对被试的作用。然而问题是，这种实验往往是“归咎受害者的”(victim blaming)。被试无法改变或影响研究者事先设计好的实验条件，而且即使被试有改变这些实验条件的意图，也将被作为需要控制的额外变量以消除其影响。而在对实验结果进行的讨论中，被试却被要求为某种（通常是负面的）心理或行为负责。

比如在著名的霍桑工厂实验中，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心理学家梅奥将作为工人反抗形式的旷工、怠工、破坏机器、限制产量进行了心理学化的解释。工人的不满被认为是现代社会造成的过多的强迫症人格和神经症素质，它导致了对某些特定情境——比如劳动——的夸张的和歪曲的反应。梅奥还叹息工人已经失去了协作的能力，以及“在工业生产中管理群体与劳动群体之间有效地与全身心地合作的任何特性”。由此复杂的社会问题被简化和还原为个人心理层面的问题，社会问题被归咎为受害者，要求工人必须为自己造成的问题负责任，认为工人个人需要被辅导或矫正以适应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新需要。

又如在广为人知的耶鲁大学的米尔格拉姆 (Stanley Milgram,1933-1984)权力服从实验(Milgram experiment on obedience to authority figures, 1961年)中，实验者想知道在被权威命令去做违背良心的事情时，人能在多大程度上予以拒绝。结果正像实验者所希望的那样，约在61%至66%之间的被试愿意施加致命的电击伏特数。大多数人选择了服从，而没有去反抗实验者的命令。实际上，在这个实验中，被试本身（而不是那个在隔壁假装被电击的学生）就是受害者，他们无法（“联合起来”）改变米尔格拉姆事先以科学之名设计好的（被试被告知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科学实验）实验条件，而那些在实验中不配合的被试都已经被剔除出去了。但最后，服从权威却被归咎于本身就是受害者的被试（他们因不能反抗权威而受到指责），而忽视了导致被试服从行为的结构性因素,以及实验本身如何排除了被试联合起来改变实验条件的可能性。

同样的批评当然也适用于美国心理学会前会长、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津巴多(Philip Zimbardo, 1933)赖以成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study,1971年)上。

马克思早就批判性地预言过，“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 而在这三个著名实验的实验设置中，作为人的解放之前提的“组织起来”的人“自身固有的社会力量”都已经被系统性地和结构性地被排除掉了。

心理学家以为自己观察和操纵的被试是一种中立的、没有被污染的天真之物，就像一群模式小鼠那样的做过各种“敲除”(knock-out)的、定制的、标准化的实验“模式动物”，由此就可以保证实验更科学、准确和重复性好。但实际上，指导被试运作的机制总是发生在实验之外,外在于被试的抽象统治已经事先表达出被试的反应形式了。所以，当津巴多通过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认定“‘去个性化’是让平凡人性情大变、变得冷漠无情、甚至肆无忌惮地犯罪的主要运作过程之一”，“去个性化助长了暴力、破坏公物、偷窃等越界行为”时，他肯定没有想到，斯坦福实验中出现的被试的“去个性化”并不是他安排的实验自变量导致的结果，实质上，这些被试在进入实验设置之前就已经在商品、货币和资本这样的“抽象”物质关系的统治之下被去个性化了。而津巴多的实验不过是以科学的名义再一次确认了这样一种“去个性化”的社会事实。所以我们说，心理学在自己的实验设置中同构性地再生产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抽象成为统治”这样一种关系。

纪·勒-构菲《中法精神分析培训实务教程III：什么是精神分析》（2017）：

弗洛伊德曾以斗士的姿态描述过一些东西，来论证他自己的某些论点。但他从未断言说，所有的歇斯底里都像朵拉，或所有强迫症都像鼠人，这些案例却常常被人当作那类病例的原型在读。也就是说，认为弗洛伊德的案例是在定义这些疾病种类本身：歇斯底里是这样，强迫症是那样，诸如此类。

历史上弗洛伊德定义的几个重要病理实体在精神病学领域大获成功，在他之后，美国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法国是20世纪70年代，精神科医生几乎全都成为了精神分析师，成为这些误读的历史背景之一。

孙飞宇《从灵魂到心理：关于经典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研究》（2022）：

与德文原作相比，英文标准版译文集从核心概念的缺失，到核心概念组的系统古典化，再到写作风格的科学化，这一系列的改造，几乎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理性化的弗洛伊德，将原来有着丰富的人文历史意涵、偏近于文学作品的原著作者，改造为一个冷静、客观、科学化与专业化的，穿着白大褂、干干净净的医生科学家的形象。

弗洛伊德认为，即便从现实的角度来思考，要求精神分析师具有医学背景，或者要求他们参与医学院的培训，也是完全不够的，因为一名分析师所需要的知识体系，是医学院的教育完全不能够提供的：

分析性指导所需要的知识体系与医学院教育相去甚远，也是医生在其实践中并不会涉及的：文明史、神话学、宗教心理学与文学研究……在医学院中所教的大量内容，对于其目的来说毫无意义。

弗洛伊德在此的假定非常简单：每一个人，当然包括患者，都是文化/文明人和社会人，如果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本身以及相关的基本文化/文明没有了解，是无法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的。正是基于这一理念，弗洛伊德才在1927年《国际精神分析期刊》中，就大会上的这个专题讨论评论说，他理解的精神分析，是一种“心理学”。不过，他理解的这一“心理学”，既非医学或者病态的心理学，也不仅仅是与医学相关的心理学，而就是“心理学”本身。

在《精神分析引论》中，弗洛伊德也多次强调，作为科学的精神分析，恰恰就是要去探索超出治疗的研究领域。而这些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对人类的自我认识。在这一面向维也纳大学师生的演讲中，他说，释梦所需要的知识来源极为广阔，其中“有神仙故事和神话，有笑话和戏语，有民间故事，有关于各民族习惯、风俗、格言和歌曲的传闻，还有诗歌和惯用的俗语”，随后他再次强调，精神分析与许多其他的研究领域，例如“神话学、语言学、民俗学、民族心理学及宗教学”等都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总结而言，他认为：“精神分析之为科学（science/Wissenschaft），其特点在于所用的方法，而不在于所要研究的题材。这些方法可以同等地用来研究神经病学，研究文化史、宗教学和神话学，而不失其本性。”

布尔迪厄《民意不存在》（1971）：

首先，我要明确指出，我无意机械、随意地谴责民意调查，而是要对民意调查的功能和作用进行严格分析。这样做的前提是质疑民意调查所隐含的三个假设。第一，每一项民意调查都假定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意见，换句话说，产生意见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冒着触犯天真的民主情绪的风险，我将对第一个前提提出质疑。第二，民意调查假定所有意见都具有同等价值。我认为可以证明这不是真的，拥有不同力量的意见的累积会导致无意义人工制品的产生。第三个隐含的假设：向每个人提出同样的问题，假设大家对问是什么有共识，换句话说，假设大家对值得提出的问题有共识。在我看来，这三个假设会导致一系列扭曲，即使我们在收集和分析数据的过程中满足了所有严谨的方法条件，也会发现这些扭曲。

单一病因/多元决定？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1980）：

“病原体”的发现，给人们以这样的幻觉：就好像以往各种传染病都可以通过医学来治疗似的。然而，西洋中世纪及近代的传染病实际上在发现“病原体”的时候就已经被消灭了。这乃是包括下水道设施等城市改造的结果，不用说，推进城市改造的人们根本不知道什么细菌或卫生学。关于结核的情况也是一样。

比如，结核广为流行期间，最容易受其感染者往往是年纪轻轻便死去了而没有留下子孙。相反，生存下来的大多数人往往在遗传上具有高度的自然抵抗力，并将此传给其子孙。现代西欧社会结核死亡率的降低，一部分是由于使受感染性高的亲族大量消灭的19世纪大流行病所导致的淘汰结果。（雷内·杜波斯：《健康的幻想》）

就是说，结核菌并非结核的原因。几乎所有的人都受到结核菌以及其他微生物病原体的感染。我们与微生物同生共存，如果没有微生物便不可能消化，人们将无法生存。体内有病原体与发病完全是两回事，西洋16至19世纪结核的蔓延绝非结核菌造成的，而结核菌的减少亦非受益于医学的发达。我们不应该去追问什么是其终极的原因，其实要找到一个“原因”这样的思想正是神学、形而上学的思想。

正如杜波斯所指出的那样，“人与微生物的斗争”这一印象完全是神学式的，所谓细菌乃是肉眼看不见的无所不在的“恶”。

达利安·利德 戴维·科菲尔德《人为什么会生病》（2007）：

一种疾病对应一种病因的想法可能更多是一种信仰体系，而非理性观点。如果说结核杆菌是结核病的必要病因，可并不是每个携带结核杆菌的人都会得结核病。就像肺炎链球菌可能导致肺炎，但许多口腔中寄生着肺炎链球菌的人却并未得肺炎。事实上，5%到10%的健康成年人和20%到40%的健康儿童都携带者这种细菌。同样，疟疾是由疟原虫属的一种寄生虫引起的，由按蚊传播；而鲜为人知的是，20世纪40年代在军队中开展的研究发现，这种疾病的发生还受到心理压力（例如空袭威胁）的影响。同样，早有研究表明，像斑疹伤寒和利己这样的疾病，更容易在战败的军队而非胜利的军队中传播。

临床研究一再表明，一个人感染疾病的风险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即使像流感这样的普通疾病也是如此。尽管人们常说，特定的抗体反应代表了对特定疾病的免疫力，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免疫力会下降，并且会受到我们人际关系的影响。例如，同样是接种流感疫苗，长期照料别人的老人相比没有负担的老人效果要差很多。

用医生兼心身研究者阿尔韦托·赛金的话来说：“细菌不过是攻击与杀戮之魔的科学叫法。”细菌学说中许多看似神奇的发现使这些旧的信仰体系越发坚实。病魔的拟人化终于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并有了新的术语来命名那些试图摧毁我们的外来物质。谈论疾病的日常话语正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与疾病“战斗”或“抗争”，我们也可能向疾病“投降”或被它“打败”。

把症状看作指示符/能指？

范德考克《身体从未忘记：心理创伤治愈中的大脑、心智和身体》：

我们定义他们问题的方式和我们的诊断，会决定我们怎样给予他们治疗。这些病人通常都会在精神科得到五六种不同的诊断。如果他们的医生更关注他们的情绪起伏，他们会被认为是双向障碍，得到锂盐或丙戊酸盐的治疗；如果医生对他们的绝望印象更深，他们会被认为有重度抑郁、会拿到抗抑郁药的处方；如果医生更关注于他们的焦躁和注意力问题，他们会被认为有ADHD，会被用以利他林或其他兴奋剂治疗；如果医生恰好发现他们的创伤史，而且患者主动提出相关的信息，他们大概会被标记为PTSD。这些诊断中，没有一个是完全错误的，但也没有一个可以提供有意义的信息、去描述这些病人是谁、他们又承受着些什么。

精神科，作为医学的分支之一，渴望精确地定义精神疾病，最好能精确到像“胰腺癌”或者“肺部链球菌感染”那样。然而，我们的思维、大脑和人际依恋系统本身的复杂性，我们远远不能到达我们想要的精确程度。理解人们目前经历的“问题”更多取决于医生的思维观念（和保险公司的赔付方式），而不是可证实的、客观的事实。

对于创造系统化的精神疾病诊断指南的第一次认真努力发生在1980年，由美国精神医学学会（APA）出版了官方精神疾病列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DSM-III）。在DSM-III前言部分，清楚列明手册上的分类并不精确、不足以用于法律或保险目的。然而，它逐渐拥有了无限权力——保险公司需要一个符合DSM的诊断才能进行赔付、直到现在所有的研究都遵循DSM的诊断、学术系统根据DSM的分类来组织。DSM的疾病分类很快蔓延到大众文化。数百万人都知道《黑道家族》的东尼·沙普兰诺有惊恐发作和抑郁症，《国土安全》的凯莉·麦迪逊有双向障碍。这本诊断手册逐渐变成了APA的虚拟工厂，每年为APA盈利超过1亿美元。相比之下，这本手册有对它本该服务的病人提供相应的好处吗？

精神科诊断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诊断贯穿治疗始终，而错误的治疗会造成可怕的后果。而且，诊断标签会附着在一个人的余生，极大地影响这个人的自我认知。我见过数不清的病人告诉我，他们“是”双向障碍或边缘型人格障碍，或他们“有”PTSD，这就如同基度山伯爵一样，他们被罚在地牢里度过余生。

伊米·洛《强烈情绪的礼物》（2021）：

（中译：《你的敏感就是你的天赋》）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种情感恐惧的文化氛围中，这种文化鼓励压抑情绪，尤其是那些“负面”的情绪。然而，如果你是情绪强烈者，那些惯常的否认、拒绝或压制情绪的策略对你不起作用。当你的朋友告诉你“不要想太多”“去喝一杯”“别想了”的时候，你并不觉得这些建议对你有任何帮助。心理学一直被定量科学和精神病学所主导，心理健康的定义变得过于看重一个人是否能很好地适应社会规范。由于你的“正常”在别人看来可能是神经质和强迫症，你可能被诊断为抑郁症和焦虑症。在极端情况下，你还可能被诊断为边缘性/情绪失调性人格障碍、双相情感障碍或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在2012年发表于《欧洲精神病学》（European Psychiatry）的一篇论文中，学者索博特（Seubert）发现，对于那些天生容易激动、情绪强烈的人来说，传统上对抑郁症的理解和治疗方法并不太适用。他们的抑郁很少是一种纯粹的化学物质上的失衡，而是一种存在危机。它产生于对于生命的意义、正义、独立、死亡以及他们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等问题的一种健康对抗。我们应该跳出传统的方法，从波兰精神病学家卡齐米日·东布罗夫斯基（Kazimierz Dabrowski，1902—1980）提出的积极分裂/良性解体理论（Theory of Positive Disintegration，TPD）的框架来理解他们的抑郁。

现代精神病学对情绪强烈程度的解释方式也是狭隘的。为了给人们贴上标签并做出诊断，临床医生和心理医生依赖于标准化的手册和严格的规范化程式进行工作。你的高能量可能被解释为ADHD，你的强烈情绪可能被诊断为边缘性人格障碍，你对创造性的执着追求可能被解读为双相情感障碍，你的完美主义被解释为强迫症，你的存在性抑郁被诊断为临床抑郁症。当然了，天生敏感者或情绪强烈者也是可能得病的。但我们要认识到，情绪强烈者即使完全健康，其性格特点也可能会使他们看起来像是患有上述某种疾病。

弗洛伊德《释梦》（1900）：

我的释梦程序并不像流行的解码式释梦那么便利，只要有一本解码书就可以译出梦的内容的任何一个片断。我的方法与之相反，我是试图发现相同的梦的片断在不同的人与不同的背景下隐含着不同的意义。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1917）：

首先，如果意象都对应固定的解释，那我们的分析便与古人和世俗之人释梦的理想状态无异，这却是我们的技法一直试图避免的。它使得我们无须询问对意象一无所知的梦者，便可以对梦进行解析。

一个人了解了常见的梦中意象，对梦者的为人、他所处的关系，以及梦出现之前的印象有所了解，就可以像翻译一段文字一样分析梦境。这门绝技既迎合了释梦者的需要，又能折服梦者，似乎还能省去询问当事人的一番工夫。诸位千万不要受此蛊惑，我们的目标不是发明一项绝技，基于意象分析的释梦不是可以替代自由联想，或与其相提并论的技法，它只能为后者提供补充，只有与后者结合在一起才有意义。

帕梅拉·瑟齐韦尔《导读弗洛伊德》（2009）：

弗洛伊德同样也会运用那种看似普遍的性的象征意义（然而重要的是记得，正如他在《释梦》中所提出的那样，对于他的释梦理论来说，此种象征意义是既非核心，也非必要的）弗洛伊德深入人心的一个形象，便出现在了通常广为人知的弗洛伊德式象征意义当中，亦即，如果你梦见了像蛇、刀或者剑这样的一个又长又尖的物体，这个象征便指涉于【菲勒斯】；而如果你梦见了像珠宝盒、洞穴或者口袋这样的一个容器，这个象征便指涉于【】。虽然弗洛伊德偶尔也会在他的解释中运用这种象征意义，但他的释梦理论同这些粗糙的还原论用法实则并不一致。弗洛伊德的理论强调：梦境必须在每一个体讲述的复杂语境下来加以解释；它们的意义是向外螺旋上升的，而非如此轻易便停滞于一个简单的等式，如：刀子=【菲勒斯】。

迪伦·埃文斯《拉康精神分析介绍性词典》（1995）：

皮尔斯把指示符与“象征符”（symbol）对立起来，后者与索绪尔的符号概念一样,是以符号与其对象之间的所有必然联系的缺位为特征的。例如，烟是火的指示符，而红疹是诸如麻疹之类的各种疾病的指示符（Pcircc, 1932）。

在拉康的话语中，“指示符”一词与“能指”（SIGNIHER）这一术语相对立（而非是如同在皮尔斯的哲学中那样，与“象征符”这一术语相对立）而运作的。因而,拉康便把指示符构想为一种“自然符号”（nature sign），其中符号与对象之间是一种固定的一一对应关系（不同于能指，能指与任何一个所指皆没有固定的联系）。指示符与能指之间的此种对立，支撑了拉康著作中的下列区分：

●精神分析与医学有关"症状"（SIMPTOM）的概念在医学中，症状被视作疾病的一个指示符，而在精神分析中，症状则不是一个指示符，而是一个能指（E, 129）。因此，在精神分析中，病理性现象与潜在的结构之间便没有任何一对一的固定联系。

●（动物的）“编码”（CODE）与（人类的）语言编码是由指示符所组成的，而语言则是由能指所组成的。这便解释了编码为什么缺乏语言的最重要特征，即其潜在的歧义性与多义性。

拉康还指责第一代分析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他们的解释更多地奠定在象征意义的基础之上（不顾弗洛伊德的相反劝告)，从而又回到了前精神分析性的“译码式”解释方法。这样的做法不但把解释降格成了一套固定公式，而且让病人也很快便能够准确地预知分析家会对他们所产生的任何特殊症状或联想做出何种说辞(正如拉康揶揄讽刺地评论道，“这无疑是可以捉弄算命先生的那种最惹人恼火的诡计”；Ec,462)。

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性别、种族、阶级等）

无视历史性，误以为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人性=生物性=天然的自然的。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

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

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

卢卡奇《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1919）：

自然科学的认识理想被运用于自然时，它只是促进科学的进步。但是当它被运用于社会时，它就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对资产阶级来说，按永远有效的范畴来理解它自己的生产制度是生死存亡问题：它必须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看成是由自然界和理性的永恒规律注定永远存在的东西，另一方面必须把无法忽视的矛盾看作与这种生产方式的本质无关而只是纯粹表面的现象。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是这种意识形态需要的产物。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1959）：

人是如此纷繁多样，乃至于在我们所知范围内，没有任何“基础”心理学、任何“本能”学说、任何有关“基本人性”的原则，能帮我们说清楚难以计数的人的类型和个体本身。除了人的生活所处的社会历史现实中内在固有的一些特点，再要就人做出什么断言，也就只有人如这个物种所具有的广泛的生物性限制和潜能了。但正是在这些限制之中，正是透过这些潜能，我们看到了人的众生相。如果试图通过一套所谓“基本人性”理论来说明人的历史，等于是将人的历史本身局限在有关“人性”的“概念”的某种枯燥牢笼中，而这种“概念”往往是从有关迷宫中的老鼠之类精确但无关痛痒的琐碎结论中构建出来的。

巴尔赞和格拉夫指出，“金西博士（Dr. Kinsey）的名著《人类男性的性行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的标题就凸显了一个隐含的假设，但在此例中该假设并不成立：该书其实并非探讨人类男性，而只是讨论20世纪中叶美国的男人。……人性观念本身就是社会科学的一项假设；说它构成了其报告的主题，等于回避了要害问题。或许有的只是‘人类文化’，一种变动不居的事情。”

布尔迪厄 帕斯隆《再生产》（1970）：

如果说，表现出思想语言掌握能力（不同专业对此要求很是不同）的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少，这首先是因为一些客观机制偏重于把女性引向文学院。在文学院中，又偏重于把她们引向某些专业（如外语、艺术史或文学）。这些机制的部分效果来自社会为“妇女的”素质所下的定义，它们促进了这些素质的形成。换言之，这些机制有助于使强加女性学业这一定义的外部必要性得以内化。社会关系决定了妇女在一个给定时间的地位，而前途则是这些关系的客观产品。为了使这一前途演化成志向，女生应当而且只需（包括她周围的人，首先是家庭）下意识地受偏见的引导——由于沙龙文化和大学文化的连续性，这一情况往往在法国尤其强烈和活跃——认为在所谓的妇女素质和“文学性”素质之间存在着一种有择亲和性（affnité élective）。对情感方面难以估量的细微差异的感受能力、对文体方面模糊不清的典雅的兴趣等，就属于这种“文学性”素质。这样，表面上最坚决或最受鼓励的“选择”仍然（尽管是间接地）考虑客观机会系统。这一系统迫使女性进入需要“女性”倾向的职业（如“社会性”职业），后者事先使她们倾向于即使不是不自觉地要求，也是不自觉地接受的那些职务或职务的方面，而这些职务或职务的方面则把与“妇女”有关当作职业。

伊恩·帕克《解构疯癫》（1995）：

特纳（Turner,1987）描述了女性精神疾病的治疗是如何将女性经验病理化的。以歇斯底里症为例，当案主经验到公共领域权威和私人领域情感/感性的撕裂时，她的情感经验便转化成身心症状。我们必须注意到，理性和非理性的分野如何切割、区分男性活动的公共领域和女性活动的私人领域。根据特纳的观点，在此病理化逻辑下，过去仅被视为歇斯底里症状的厌食，现在成为独立病症。不同时代对同一病症会有不同的描述方式，如何呈现症状反映了时代的特殊性。例如，在19世纪，歇斯底里被认为与女性性欲道德约束有关；20世纪的厌食症则与女性化身体的公共理想形象有关。加诸在个人经验上的社会意义决定了身心表征属于正常抑或不正常症状。

肖沃尔特（Showalter,1987）研究了过去150年间，女性疯癫是如何被赋予性意涵的。以歇斯底里为例，长期以来大众普遍认为，它是与女性性欲相关的病症。歇斯底里“hysteria”来自希腊文“hysteron”，意指自宫。古希腊医学将子宫比拟为一种动物，渴望孕育新生命。如果未能受孕，子宫会抑郁不安，在身体内游移，造成女性身体不适，呼吸困难和情绪起伏。一旦子宫满足了它的生育渴望，一切症状就会和缓。肖沃尔特指出，直到20世纪，精神病医学界还坚信“正常”的异性恋关系有助于缓解歇斯底里。我们可在临床精神医学、女性性欲的讨论文献中随处看到女性经验被规范的痕迹。治疗就是把女性重新置回家庭，相夫教子。

伊恩·帕克《批判心理学：超越学科》：

批判心理学的第一要素是它将心理学家的凝视转向学科本身。心理学家通常将研究学科之外的他们视为非心理学家的人。我们现在研究的是心理学家。我们追问的是，比如进化心理学如何确认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差异，并将它视为是在生物学上不可改变的，精神分析如何以发展的正常阶段为名将同性恋病态化，智力测验如何加强了族群之间已经存在的差异，对组织的研究如何使其运转更为顺利,同时也使其更能粉碎和抑制对它的异议（可参见Burman, 2008;Kamin,1974 ;Richards,1996）。心理学这些过去的错误和罪行对当今的心理学家而言不过是历史问题，然而治疗心理学、人事心理学和组织心理学的日常实践仍然充斥着这些假设。

在对心理学学科的批评史上，一个不断重复的话题就是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对女性不利。心理学研究者孜孜不倦地痴迷于心理学中最流行的、无休止的和繁琐的问题之一：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是否有任何“性别差异”。对女性的这种处置表明了主流心理学的至少两个决定性要素是如何被组合在一起的。一是把现象还原到个体水平，心理学家想象通过观察和测量男性或女性个体的表现就能发现性别差异。二是将解释本质化，这样一旦一种差异被发现，那么它就会被作为一种好像必须存在的不可改变的关于男人和女人的不变真理。毫不奇怪，心理学的这种缺点已经被女性主义者发现,而且她们已经进行了许多杰出的批判工作，无论是否称为“批判心理学”。还原论和本质主义相结合，将女性固置入它们设定的角色，而那些有不同行为和经验的女性则被视为异常的。心理学就是这样假装在发现和描述人的深层性质，而且它发出这样一种信息，如果发现或者描述了那些是“自然的”东西，那么尝试去改变它是无用的(Lieven, 1981)。

这一学科另一个同样让人不悦的后果是白人心理学对待其“他者”的方式。历史上大多数心理学都是由白人研究者定义和实施的，尽管有时候他们也有可能招纳来自少数群体和海外的助手。随着心理学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一学科的实际文化构成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将人类划分为不同的“种族”范畴，以及按照不同的能力或能力的水平对人类进行分级的尝试仍然存在。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可以说心理学在建制上仍然是“白色”的，正如说它在建制上仍是父权制的，按照对男性有利的议程发挥作用。种族主义和种族化（即由心理学家还原到不同群体的本质特征的隔离和贬斥过程）的最恶劣历史可以在心理测试中找到。在这里，心理学家钟爱的口号是“预测”和“控制”，它们被设计出来，以让处于从属地位的文化群体安分守己(Karier,1977)。

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第11版）

个人主义唯意志论/辩证考虑环境的限制？

布尔迪厄《国家精英》（1989）

各学科中优等生会考优胜者的特征

迈克尔·桑德尔《优绩的暴政》（2020）：

如今，我们看待成功就像清教徒看待救赎一样，我们认为成功不是靠运气或恩典，而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这是优绩至上理念的核心。优绩至上主义颂扬自由——凭努力工作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和应得的权利。如果我要为积累可观的世俗财富——收入和财产、权力和声望——负责，那么我必须配得上这些世俗财富。成功是美德的标志。我发的财是我应得的。

这种思维方式赋予我们力量，鼓励人们这样思考：自己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而不是成为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的受害者。但这种思维方式也有黑暗的一面。我们越是认为自己是白手起家、自给自足的，就越不可能关心那些比我们不幸的人的命运。如果我的成功是我自己努力实现的，那么他们的失败一定是他们自己的错。这种逻辑显示优绩至上原则侵蚀了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性。对我们的命运负有个人责任的观念过于强烈，让我们很难换位思考。

埃德加·列文森《理解之谬》（1972）

（“范型”即托马斯·库恩的paradigm，通常译为“范式”。）

第一范型：机械机器时代。（第一次工业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核心概念是能量。机械科技：杠杆和车轮——内燃机和喷气发动机。能量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从热能转化为机械能。化学机器的人即“自然发动机”被热力发动机取代。

第二范型：信息机器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核心概念是沟通。电子科技。产生信息而非产生能量。控制论：并不探究能量的转化，而是探究信息在系统内和系统间传递的方式。

第三范型：有机体（organismic）时代。（20世纪60、70年代。）核心概念是生命本身。电子科技把世界变成地球村，变成突触联结的网络，好像巨大的有机体式体外大脑。超越机器科技，效仿有机体生命本身。螺旋上升到生命有机体的人。结构主义：模式和关系就是一切。

如何治疗黑皮肤女性穷人

第一范型：我们治愈了她。我们消除了否认的机制。

第二范型：我们和她沟通了。在此之前从来没人带着一丝同情之心倾听他的故事。但我们当然没有替她做什么，只是让她自己重新站起来，回到她那糟糕的世界里去。

第三范型：生态精神病学则关注她的全部体验，认为必须考量她的整个环境，其中不排除隔壁的杂货商、教区的神父、街角的毒品推销者。

如何对待现状

第一范型：如果我们告诉一名女子，她之所以对生活不满，是因为她没有接受自己的女性身份、或者她有【菲勒斯】嫉羡，或者她未能解决她对母亲的内疚与依赖，难道我们不是在说现状是可接受的——只是你无法接受它？如果有人坐在滚烫的火炉上，你告诉他别人不介意、待在那上面是你的责任、火炉并不烫或者那不是火炉，都没有真正的帮助。

第二范型：如果我们能至少向病人承认这就是他的处境，就已做到了许多。这可能听起来不那么多，但比许多人一生得到的援助都多。

第三范型：或许他可以从火炉上下来，关掉火炉或者穿上石棉裤子。如果火炉是不可避免的存在，至少他可以哭号！如果他能离开火炉，他在那里干什么？

伊恩·帕克《解构疯癫》（1995）：

在我们试图解构诊断如何依赖性别、种族和阶层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各分类系统的分类法。主流话语．总是以我们的经验感受为中介，医学领域也不例外。精神健康讲座或写作经常影响我们如何理解分类系统。不容否认，世界上有人因抑郁而受苦。然而，我们要提问有关社会如何介入并再现心理疾患，也就是当代对心理疾患的看法如何形成，疾病背后所隐含的假设是什么？我们将从6种范畴简要地阐明，对“精神疾患”话语的解构或许对阐明精神病学知识是有用的。

焦虑

斯梅尔（Smail , 1987）认为，当人们警觉到社会注视眼光时，很容易陷入“焦虑”情绪。哈勒姆（Hallam，1994）注意到，当人身处某终意识形态脉络，他/她的焦虑将扮演重要角色。焦虑发挥社会控制系统下的自我约束功能，换句话说，焦虑迫使人们学习适应生活情境，而非寻求政治变革。很有趣的是，女性特别容易受限于意识形态脉络（同时她们也倾向于接纳意识形态）。

抑郁

韦纳和马库斯（Wienor & Marcus，1994 , p225）认为，“抑郁”是一种社会互动中的个体化：无助、无力和无价值感不会在真空的社会中无故发生。奥尔伍德（Allwood， 1995）指出“抑郁”的社会功能，抑郁诊断让人把生活事件看作个人内心挣扎而非公众之事，鼓励自我内化规训。此现象常见于女性。人本取向治疗理论有时也会带来这种潜在破坏力量，强调个人责任而忽略社会变革。一点也不意外，女性的抑郁比例高于男性。

饮食疾患

某种程度而言，饮食疾患帮助我们清楚看到诊断的社会功用。女性被诊断为饮食问题的比例远高于男性，“疾病”的存在让文化、女性、女性身体意象的关联扑朔迷离。我们认为，厌食和暴食患者的男女悬殊并非本质因素造成，而是社会形塑结果。赫普沃斯（Hepworth, 1994,p.181）指出，女性主义话语让我们看到阴性气质建构过程所铺陈的性别预设，其中女性角色特质容易被冠上特定精神疾病分类。同样，女性主义话语也同样阐述了阳刚气质的建构。

精神分裂

非洲裔个体和劳工阶层被诊断精神分裂的比例最高，不少学者讨论了这项诊断所遮掩的种族、阶层、贫穷和疾病的关联。精神分裂诊断让我们把问题聚焦在个人心灵现象，而非他／她所处的社会位置。相应地，这项精神疾病的症状表现被归类在超乎常理，或至少无法使用“谈话治疗”。这是弗洛伊德下的定义留给激进治疗师和患者的困难挑战。我们看到，社会中那些很少能接触到心理治疗资源的阶层，他们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的比例也高。但我们不能忘记，弗洛伊德还是点出了这类精神病诊断的盲点：“它们就像是苏格兰王用来辨识女巫的测试法……国王宣称自己有百密而无一漏的方法来辨识女巫。他把女性放进一大锅滚烫的热水中蒸煮，然后尝肉汤，再告诉大家‘这是女巫’或‘不，这不是女巫’。故事与我们的情境相像，不过现实中我们就是受苦者。”(Freud, 1973 [1933], pl91）。这一饶富意涵的逸事反映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感受和处境。他们必须接受高剂量的精神安定药物，经年累月地在精神病院忍受症状折磨，当精神科医师无法向病人询问到精神分裂症状，宣判有尚待厘清的症状，病患政策便落入全盘皆输的境地。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分类仿佛是精神科这顶王冠上的宝石，任何科学或理性论述都无法撼动（Boyle，1990，1994）。或许不理性的诊断分类系统才是问题根源，相形之下，系统所描述的问题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精神病态

布莱克本（Blackburn，1988）说明了研究上一直无法清楚定义的“病态”人格。利文森（Levenson,1992）认为，迟迟无法成功定义人格分类的原因在于，不同社会所标定的反社会行为不尽相同。虽然精神医学界内外对精神病态众说纷纭，英美医学一法律界仍旧沿用病态人格的概念框架。从过去到现在，病态人格总是被看作展现出危险反社会行为的人。但最奇怪的是：病态人格中所描述的冷漠残酷不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制造并奉行的形象吗？

偏执

传统精神医学流行病学研究指出，诊断为偏执的人们多半来自贫穷底层社会。倘若与罹患其他精神疾患的人比较，偏执患者多半教育程度低．并且多半是移民（Kendler，1982）。社会结构已经限制住不同主体所能选择的社会位置。如同桑普森（Sampson,1993a,p.1227）指出的，认同归属并不全然是心理机制使然，“人们赖以维生的外在具体现实条件也形塑”认同。例如，西方文化氛围弥漫着猜疑，致使西方人民普遍习得一种使命感，沆瀣一气抵抗潜伏威胁的士气。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在既定社会结构中，若人们没有太多选择余地，很容易随波逐流，接受特定认同身份。这些人也许不认为自己偏执，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再者，我们处在所谓全景敞视文化（panoptical culture）中，自己和他人的一举一动都被规范。随处可见的监控让那些笼罩在猜疑气氛中的人自然更加偏执。当然，事情可能相反——主体成为一个粗略成形团体的待宰羔羊（例如，恶意八卦和嘲笑等）。结果，主体可能被贴上偏执的标签（一旦她/他反击），或者主体不得不采取偏执态度，毕竟主体感受到外在世界真实的敌意。偏执特别容易出现在握有些微权力的人身上，例如边缘政治团体或被孤立的个人。如果社会中掌控权力的人遇到类似情况，他们大可以发出质疑，而不用担心被贬为偏执（至少他们在意的人不会）。非常讽刺的是，精神健康专业人士理应最有能力辨别什么是过分猜疑，但他们的日常工作之一却是质疑病患。此外，如果我们仔细检视精神健康这门学科，我们就会看到学科内部充满分歧和冲突，而这些也反映现代临床建制的矛盾本质。

王波《批判心理学：过去、现在与未来》（2015）：

时至今日，炙手可热的诸如“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这样的心理机器（psy-complex）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新自由主义治理的观念。

根据当今名声如日中天的美国积极心理学之父塞林格曼（Martin Seligman，1942-）所著的一部畅销书《真正的幸福》的研究，“如果你想通过改变生活的外部环境（external circumstances）来持久地提高自己的幸福水平，你应该这么做：生活在一个富足的民主国家，而不是贫困的独裁国家；结婚；避免负面事件和负面情绪；信教”，“但是，就幸福和生活满意度而言，你不必这么做：挣更多的钱；保持健康；接受尽可能多的教育（无效）；改变你的种族或者搬到阳光更充足的地方（无效）”。

在塞林格曼看来，“即使你能够改变所有这些外部环境；这对你来说也影响不大，因为它们加在一起对你幸福的差异影响，大概不到8%和15%之间”，而“非常好的消息是，有相当多的很可能对你有效的内部环境（internal circumstances）……而且这种环境你是可以自愿控制的。如果你决定改变它们……那么你的幸福水平则很可能会持久上升。”

幸福的实现被认为极大地依赖于内部环境的控制，而不是包括外部环境的改善在内的全面提高。由此外部环境对幸福的影响被最小化了。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幸福的实现及其评定被建立在随机的、变化无常的主观状态之上。由此我们就得到了一些看起来充满矛盾的心理学研究结果。

根据2004年的一项全球生活满意度调查，哥伦比亚被报告由于在满分10分中获得了8.31分而具有全球排名第一的最高水平的生活满意度（1990年代）。但是讽刺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全球生活满意度水平最高的国家却同时有最高的人均谋杀率，世界上数量最高的绑架案件。在该调查的七年时间跨度中，有5181人被谋杀，而且实际的情况可能更糟糕，因为有更多的谋杀案件没有报案。而同样处于南美洲的其西北邻国巴西，这个数字是515，在其西南邻国委内瑞拉，这个数字是109。这样一项积极心理学指导的研究带给我们一个极为讽刺和矛盾的结论：幸福了，但也死了。

作为新自由主义同谋的积极心理学研究频繁地告诉人们，幸福是一种个人性的随机的主观状态，与外部环境的改善相关并不显著，由此个人现在必须为自己的幸福承担主要的责任，而幸福的实现所需要的完善的政治经济学状况保障以及集体行动的组织起来的力量被结构性地排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65年前的《共产党宣言》中所发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振聋发聩的号召，却被当今的新自由主义心理学家转变成“全世界无产者，做你自己！”的新自由主义鼓动和质询。

促进或服从/反抗社会不平等？

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1974）：

从19世纪70年代以后，并且几乎肯定是与大众政治的出现相关联的，统治者和中产阶级观察家们重新发现了“非理性”因素在维系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正如格拉汉姆·沃拉斯在《政治中的人性》（1908）所指出的：“无论是谁致力于将他的政治思考建立在重新考察人性的运作的基础上，他都必须以努力克服这种夸大人类智力的趋势为出发点。”新一代思想家在克服这一趋势上毫无困难。他们重新发现了非理性因素，不仅在个人心理学（雅内、威廉·詹姆斯、弗洛伊德）、社会心理学（勒庞、塔尔德、特罗特）中，而且通过人类学在原始人种也发现，这些原始人的活动似乎不再只是保存了现代人性的孩童时期特征（涂尔干不是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仪式中看到所有宗教的因素了吗？）；甚至在理想的人类理性典范古希腊精神（弗雷泽、康福德）中也发现了。由于认识到使人类集体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东西都不是其个体成员的合乎理性的计算，有关政治和社会的学术研究发生了转变。

托德·梅《福柯的自由观》（2010）：

权力的运作靠的是创造而非强制。权力并未限制我们的自由；它使我们成为某一类人。权力在两个层面上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它训练我们的身体，并使之以特定的行为方式为导向。其次，或许更重要的是，它促使我们以某种方式对自身加以思考。例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描述的大量心理监控和干预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其中，人们将自己理解为一种心理的人（psychological beings）。作为结果，他们认为，自己的不愉快有着心理上的根源，并需要接受心理治疗。他们并未质疑自己生存其中的社会的性质，而是自我质疑。必须改变的，是他们自己，而不是社会的规划。这将把任何针对社会规划的批评意见转移到那些心存不满之人身上，从而反过来强化这些社会规划。就起源而言，所有问题都变成了心理的，而不是社会的或政治的。

汤玛斯·梯欧《从理论和哲学视角看批判心理学》：

机器模型的另一个后果是，因为它将人视为个人主义的，而社会则是外部变量，于是个人与社会就被认为是分离的。这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与实践（亦见Parker&Spears,1996）。据此，将社会—历史现实作为个体进行反应的一种刺激环境是不充分的。个体不是独立于环境的，反之亦然。（p9）

主流心理学投身于自然科学的、实验统计的或者经验统计的方法论。它在经验研究中将概念操作为变量（自变量，因变量，中介变量），所以传统心理学可以被归结为变量心理学（Holzkamp,1991）。这种方法论提供了对变量间函数或者相关关系的理解，但是没有解释心理现象的原因，而后者更具有社会行动相关性。比如，主流心理学感兴趣的不是失业的原因（这需要文化历史和政治经济学分析），而是失业和诸如幸福、抑郁、自尊、人格等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

心理学实践经常涉及因有权者渗入而导致的滥用，从作为控制移民进入美国手段的智力测验（Gould,1996）到运用心理学技术提取囚犯信息。很多主流心理学家一直强调事实（是）和价值（应该）是两个应当分开的完全不同的领域，问题是在任何社会科学中，这两个领域都是固有地彼此纠缠的。批判心理学家（见Fox,Prillenltensky,&Austin,2009）挑战了人们不能从是中开出应该，科学应当对政治问题和关切保持中立的观点。多数批判心理学家强调社会不公正和不平等问题（如阶级、性别、性取向、残疾和全球化等），并将这些问题变成一种实践研究关切。显然，研究心理学时伴随着价值，而缺乏对价值的反思则导致研究维持现状（Prillenltensky,1994）。

伊恩·帕克《批判心理学：超越学科》（2015）：

心理学参与了将我们作为个体进行监控的共谋（Shalice,1984），而且它成为一种更为普及的“预测和控制”我们生活的企图的一部分，当这种企图事关国家安全时则变得更让人担忧（Harper,2007）。这种监控让批判心理学家感兴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人类作为一种特殊的主体被构成，这种主体就是从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的一个个体。意即，关于我们是什么的图像被还原为我们对作为个体的自己的经验，而我们的所作所为被追溯到我们的头脑内部，并最终被归结到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发展心理学历程（Cushman,1991）。

我们要认识到对个体的社会科学研究与国家监控之间长期存在的历史联系。这种企图在西方的殖民主义野心中清楚地表现出来，在其他文化对人类学和心理学研究的运用中也有体现。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存在着理解与管理之间的连接（Nadar,1997）。文化帝国主义现在也包括出口用以理解发展和困扰的心理学模型，心理学家将儿童痛苦经历的轨迹界定为“创伤”，然后这就导致了一个二重的过程，即正常化和病态化(Levett,1994)。由此，心理学在“第三世界”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它划分了在儿童发展中什么是正常的（这种模型是在西方幸福家庭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什么是病态的（其中某些经验被假定总是引起某种类型的心理学问题）。于是，即使充满善意的心理学干预也总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而这正是批判心理学家需要反思和质疑的（Montero,1990）。

指责二:“批判心理学把一切都变成政治问题。”

并非如此。问题并不是我们把心理学变成政治的了,而是心理学已经是政治的了。而主流心理学却并不想承认这一点。

自由人本主义者的“身份”和“自尊”心理学修辞，使得好像同性恋者的任何问题都应该在个体心理学水平上得到解决，而一旦他（她）们成功解决了这些问题，就能变得健康和幸福，就像异性恋者一样。这个领域中的批判研究则认为只要一种策略就能扭转局面，那就是询问“同性恋”如何可能成为一个“问题”（如 Kitzinger et al. ,1992）。

治疗/不治疗？“痊愈”到底是什么？

弗洛姆《逃避自由》（1941）：

大多数心理学家想当然地认可他们所在的社会的结构，认为那些与社会不合拍的人就是没有价值的不健康者。另一方面，与社会合拍者则被认为更有价值，更合乎人类的价值尺度。如果我们区分常态与精神病症两个概念，就会得出如下结论：一个所谓能适应社会的正常人远不如一个所谓人类价值角度意义上的精神病症患者健康。前者很好地适应社会，其代价是放弃自我，以便成为别人期望的样子。所有真正的个体性与自发性可能都丧失了。相反，精神病症患者则可以被视为在争夺自我的战斗中不准备彻底投降的人。可以肯定，他挽救个人自我的企图并未成功，他并未良好有效地表达自我，相反，却借精神病症状和遁入幻想生活中寻求拯救。不过，从人类的价值角度来看，他要比那些完全丧失了个体性的常人更健全些。

《以生命的名义：弗洛姆谈话录》（1970）：

反对精神分析的观点当然有一定的前提条件，那就是时间。有一种观点是这样的：唯一能帮助病人的是药物。如果人不能吞下任何东西，那就没什么办法了。治疗之道在于药片。或者说：一切都必须快速发生。在美国，哈里斯（Th. A.Harris）写过一本书，也被翻译成了德语：《我很好—你很好》（Ich bin o.k.-Du bist o.k.，1975）——一本非常肤浅的书，引入了弗洛伊德的少量理论，如果人们相信它，它就能提供帮助，也就是说，不是这个理论有帮助，而是心理暗示有帮助。但这里所提供的内容是快速的、简单的，不需要反思的，最重要的是，不需要应对自己的抵抗。这正是这种治疗所避开的：一切都是简单的，一切都是容易的，这是时代的总趋势。人们认为，一切都要像吞药片一样顺利。凡是不努力就学不到的东西，最好不学。

迪伦·埃文斯《拉康精神分析介绍性词典》（1995）：

拉康完全反对流行于自我心理学的这样一种思想，即精神分析治疗的目标是旨在强化自我。因为自我是“幻象的所在”(S1, 62)，所以增强它的力量只会在增加主体的异化上取得成功。自我同样是对于精神分析治疗的阻抗的来源，因而强化自我的力量也只会增加那些阻抗。因为其想象的固定性，自我会抵制所有主体性的成长与改变，并且会抵制欲望的辩证运动。通过削弱自我的这种固定性，精神分析治疗旨在重新建立欲望的辩证并重新发动主体的生成。拉康反对自我心理学把分析者的自我当作分析家在治疗中的同盟的观点。他同样拒绝自我心理学把精神分析治疗的目标看作促进自我对于现实的适应(ADAPTATION)的观点。

拉康所拒绝的有关分析结束的其他错误观念包括：“强化自我”“适应现实”与“幸福”。分析的结束既非是症状的消失，亦非是某种潜在疾病(例如:神经症)的治愈，因为分析在本质上并非是一种治疗的过程，而是一种对于真理的探寻，而真理却并非总是有益的(S17, 122)。

拉康派精神分析的目标并非消除神经症的症状，因为当一种神经症的症状消失的时候，它往往只是被另一种症状取代而已。正是这一点，将精神分析与任何形式的治疗区分了开来。

精神分析治疗的目标并不被拉康看作在产生完全健康的精神的意义上给人们以“医治”（healing）或“治愈”（curing）。神经症、精神病与性倒错的临床结构皆被看作在本质上“不可治愈”的，而且分析治疗的目标也仅仅是引导分析者道出（articulate）他的真理。

在拉康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之间也还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差异。对拉康而言，由黑格尔的绝对知识所代表的最终综合是根本不存在的；无意识的不可归约性即代表着任何这种绝对知识的不可能性。故而，在拉康看来，“扬弃便是哲学的一场美梦”(S20, 79)。这种对于最终综合的拒绝恰恰颠覆了进展的概念本身。因而，拉康将他自己有关扬弃的说法对比于黑格尔的说法，指出它以“一种缺失的化身”取代了黑格尔有关进展(PROGRESS)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