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和天使之间：旺代，1793-1796（VIII-I）

VIII-Sederunt principes（王公们高坐堂上）

 VIII-i. 地狱纵队（Les colonnes infernales）

“没有旺代了”。1793年，一个在西部的国民代表写道：“她（旺代）必须被击垮消失，现在她的名字叫‘报复’”。

战争结束后，旺代人常把1793年冬到1794年开春之前叫做“最悲惨的冬天”。1793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共和军在萨沃奈（Savenay）击溃了滞留在布列塔尼的旺代军残存力量，旺代“大军”就此不复存在。

西方军团自从创立以来，总指挥的人选就犹如烫手的山芋，每个收到任命的将军都尽其所能的试图尽快把这个位置甩出去。除了一个例外。现在还没有到这个人出场的时候。

1793年十二月，“真正的共和派”勒舍战败后死在南特的监狱里。和克莱贝尔一同指挥了萨沃奈之战的二十四岁的马索被任命为新的总指挥。马索坚决不接受任命，要求调离西部。据说是因为精神上无法承受拉曼和萨沃奈两场战役后目睹的对旺代难民的大屠杀，以及在南特的集体处决。

因为一些政治原因，绍莱之战以后一直实际指挥战斗的克莱贝尔从来没有被列入军团总指挥的考虑人选。救国委员会召叫了1793年上半年曾在旺代作战的杜罗（Louis Marie Turreau, 1756-1816）。

杜罗的父亲是个市长，他从小与当地显贵的孩子们一同上学，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革命后他积极支持，政治上亲近山岳派和“无套裤汉”。杜罗的好友包括埃贝尔派的侯撒（Ronsin），和空想社会主义先驱Gracchus Babeuf。两人被先后处决，杜罗娶了前者的遗孀，收养了后者的遗孤。

但不能简单的把杜罗形容为一个激进派。他总是能清晰冷静的粉新现状，从而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1793年在旺代作战的杜罗属于拉罗谢尔海角军团，他与总指挥罗西诺成为“朋友”。作为一个“真正的”“真诚的”朋友，杜罗在回忆录中评价罗西诺“毫无一点指挥将领的才能”，必须时刻有一整个团队的优秀参谋给他出谋划策；“很多胳膊没有脑袋”，杜罗还在私信中这样评价旺代的共和军：“我们既没有资深军官也没有将官，大部分士兵没受过训练”。

杜罗非常清楚，“内战”是个过于敏感复杂的事件，何况在这样充满不测的年代。无论胜负都会留下隐患，成为日后对自己不利的把柄。1793年，几场交战不利后，他以健康状况为由迫不及待的离开了旺代。现在西部无疑是他在世界上最后想去的地方。在写给朋友的私信中，他会说：“我会为了不去普瓦图移动天地，我不喜欢这种类型的战争”。

接到西方军团的任命后，杜罗找出各种借口试图推辞：能力不足，缺乏经验，健康状况堪忧，等等。除此之外，他也不喜欢克莱贝尔和美因兹军。总之，他不喜欢旺代。

经过将近一个月徒劳无功的挣扎，杜罗终于接受现实前来赴任。杜罗来到旺代时，克莱贝尔和马索等人已经结束了对旺代军主力的作战。剩下的任务是平定旺代境内一些顽抗的小型反叛势力，以及稳定地区治安。

克莱贝尔提出他的战后平定方案：沿海岸布置军队严密防守，预防外敌登陆，并阻止残存反军与海外势力的联系；在反叛区的几座主要城市中安置重兵，以此为据点攻击剩余反军的领地，将残余叛军分割困死，再集中优势兵力分别消灭；对参与过叛乱，现在表示顺服的城镇采取怀柔政策，尽量安抚居民赢得民心。

克莱贝尔的提案没有通过。杜罗不喜欢他。说到底，他可能是个“保王党”。此后克莱贝尔留在布列塔尼追缴舒昂党，没有再返回旺代。

杜罗已经制定好了计划，他决定最大程度的利用军队里的“很多胳膊没有脑袋”。简单来说，他的计划就是“我们必须把这个地区变成荒漠，再把好共和派人口重新安置在这里”。

杜罗建立起六个师团，分成十二个纵队，总共约七万到十万人不等。十二个纵队从不同城市出发，在指定日期内抵达不同的指定地点。这些部队会和下普瓦图的阿克索（Haxo）将军的纵队呼应，“覆盖”整片反叛区，在行动中消灭残余“土匪”和反叛分子，并“销毁”一切可能被叛军利用的物资：森林，民房，磨坊，粮食，“通敌者”，等等。除了几座指定的城市之外，所有途径村庄都要被烧毁。

杜罗要求各个纵队的将军行军途中每两天向他写信汇报行程。他下达的具体命令是：

“……所有手里拿武器的，或是被证实反叛他们的祖国的土匪一经发现全部刺刀杀死。我们对这类女孩，妇女和孩童也同样对待；那些只有嫌疑的人将不再被赦免，但不经将军批准不可进行处决。

所有村庄，农场，森林，总之所有会对行动造成影响或阻碍的地方，能被烧掉的都要付之一炬；当地粮食和物资全部转移……将军要决定什么留下什么烧掉。

将军认为是良善公民的男女和孩童，以及没有参与旺代土匪的反叛的人不会受到伤害；他们可以自由的去军队后方避难，或者呆在指定的不被烧掉的地方。他们身上的所有武器都要拿走，集中放在将军指定的区域。

……”

两三个将军对这个计划提出异议。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即使忽视人道因素，凭他们的军队数量根本不可能覆盖整片反叛地区，遑论杀光所有参与反叛的村民或烧平所有村庄——试问，十万半数不堪作战的军队，如何“肃清”或者“覆盖”一个七十五万人口的地区？而过于暴力的镇压只会催生出新一波反抗。杜罗不以为然，几人很快或撤职或调任。

期间，杜罗一再上报救国委员会，要求批准对反叛区的妇孺也采取格杀勿论的政策。为了支持自己方案的合理性，杜罗举报怀斯特曼，说他在萨沃奈之战后发表的所谓“旺代已经不复存在”，他已经“灭绝”了所有土匪的言论不过是夸夸其谈。他们必须继续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因为反叛分子还是不计其数，证据就是反叛地区仍不断出现袭击部队的土匪。

巴黎方面没有立刻回复。经过杜罗反复催促，扎诺（ Carnot）回信，说此前他们之所以没有立刻答复，是在等待西部的战况有更明显的变化；杜罗的政策看上去不错，他的意向也很纯净（意思是，没有姑息或背叛的嫌疑）；他在西部的使命是灭绝掉最后一个土匪，彻底平息当地的武装叛乱。

这当然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无论扎诺还是杜罗，两人都试图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巴黎的政治风向已经开始慢慢变动，战时的强力政策不可能长久维持，人们也开始厌倦在国家剃刀的阴影下度日——说到底巴黎是座城市，城里没有农田，遍地流淌的“不洁之血”除了堵塞下水道，不能成为任何粮食的肥料。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道命令中，杜罗把具体应当如何执行命令的方式交给了纵队的将军们——杜罗在抵达旺代的第一天，已经计划好了事有万一应当如何脱身。

1794年一月，军事史上首次正式的“烬灭作战”开始了。当时，一个在旺代的国民代表在报告中声称：“我们必须不再心怀怜悯……欧洲必须为此震惊，说：自由是个多么伟大的事物，法国愿意为了建立和维护它而颠覆王权，烧掉很多她最美丽的城市，杀掉她的一部分人民，同时与敌对势力战斗”。并不能确定欧洲各国会因为这些壮举而崇尚“自由”，但共和军在旺代的行为确实震惊了邻邦。或许直到今天。

行动过程中，各个部队的将军按照自己的方式解读执行这些命令。有的会认真执行后一条指示，或者强制占领区居民迁移；更多的人不加区别的摧毁所有“爱国者”和“土匪”的村落，沿路烧光抢光，再把行军经过的地方都变成无人区。为了节省火药，部队处决时往往用刺刀。或是其它各种“高效快速”的处决方式——基本上，这个时期的处决只要是开枪射击，都能称得上“人道”。

共和军把这些部队叫做“地狱纵队”（Les colonnes infernales），这个实至名归的称谓很快在蓝白两方间流行开：所有记录在档的对这些纵队行为的指控，都来自旺代当地的“爱国派”群体和行政官员。首个整理记录了这些纵队将领们在报告中的各种言论的，是曾与他们同军共事的坚定共和派历史作者萨瓦利（Savary）。萨瓦利也是个别，如果不是唯一详细记录了这些纵队活动的共和派作者。这或许可以理解：萨瓦利生活在绍莱附近，也算是一个“旺代人”。

很多纵队将军的名字在旺代流传至今，值得专门介绍给中文读者。

1796年，前共和军准将达尼康（Danican）写书控诉，萨沃奈之战后，罗西诺（Rossignol）曾在昂热设宴，为即将回旺代剿匪的战友壮行。酒过三巡，罗西诺很豪迈的对Louis Grignon（1748-1825）说：“Ah ça，Grignon，你是个将军！你要跨过卢瓦内河，杀了所有你看见的东西：男人，女人和孩子……这就是我们怎么干革命的。”

罗西诺被捕后坚决否认他对Grignon说过这种话。真相不得而知。不过他的“革命热情”在发给救国委员会的另一封报告中展露无遗：“我倾尽全力毁灭所有对自由的威胁；但我们中间还有一些存有人性的人（des hommes humains）；依照我的观点，这在革命时期无疑十分危险”。

或许罗西诺说的是实情，因为Grignon根本不需要任何人指点应该怎样“干革命”。Grignon带领的是第三纵队，所经之处遍撒“火与剑”。日后，在旺代的国民代表Joseph Lequinio指控Grignon，说亲耳听见他作过这样的“战前动员”：“我的同志们，我们将进入反叛地区。我命令你们烧掉所有能烧掉的，用刺刀戳穿所有你们遇到的居民。我知道这里或许有些爱国者，不过都一回事，我们必须做出些牺牲”。

Grignon的部队字面意义上的做到了“奸淫掳掠”，他们沿途清剿的土匪大多是俘虏和妇女，包括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妇与她的两个女儿。Grignon在写给杜罗的报告中声称，一天之内“杀敌”过百。他的共和军同袍则会向杜罗揭发，说Grignon只是在吹牛：他说自己在某地击败了六百个土匪，其实他根本没去过那里也没有发生战斗，不过是杀了些妇女。

旺代的地方官员群起控诉Grignon，说他烧杀过度，往往不加区分的把整个镇子的人全部处决。尚托奈市长亲自找他求情，让他放过一个爱国派村庄。Grignon对他说，自己收到的命令就是烧了所有经过的村镇，杀了所有居民，无论是否参与过反叛。他应该庆幸在当地的是自己的同袍Amey，否则早就杀光了（Amey也在旺代留下了相当血腥的名声，不过鉴于篇幅，此处不展开细讲了）。

带领第六纵队的Caffin和Grignon相比，战绩不是特别突出。他只不过是遵照命令烧光了途径的村落，清剿了上百名“土匪”而已。但旺代人至今牢记Caffin，因为是他烧了“旺代圣城”圣洛朗（Saint-Laurent-sur-Sèvre）：1794年二月一日，Caffin烧了沿途城镇后进军圣洛朗。他的士兵摧毁了当地的战地医院，杀了所有伤员和四个照顾病患的在俗修士和神父，接着侮辱了几个做护士的修女，然后把剩下的三十多个修女押送到南特，最后一把火烧了镇子。另外，是Caffin在发给杜罗的报告中，写下了那句“名言”：“为了共和国的利益，Echaubrognes已经不复存在（Pour le bien de la république, les Echaubrognes ne sont plus ）。一间房子都没剩下”。

指挥第十一纵队的老兵Moulin因为一幅画而闻名。与他的同袍们相比，他算是一个例外：Moulin从一开始就不很支持杜罗的作战方案。但无论如何，他选择消极“执行命令”。Moulin毫无热情的沿途烧毁房屋物资，但不会侵扰“爱国派”城镇和居民，路上处决的“土匪”也很少。

Moulin按照计划向绍莱进发，期间冷漠的向总指挥定时汇报部队动向。他略带不满的指出边行军边烧毁房舍很困难，他们奉命烧掉的谷物可以供养整支部队数月有余；并语气冷淡的写下：“在森林中发现了两三个妇女。把她们都处决了，其中有个前伯爵夫人。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1794年二月八日，斯托弗莱率部袭击绍莱，城中防守的正是Moulin。旺代人击败了兵力处于劣势的守军冲入城内，受伤的Moulin举枪自尽，因为“不愿落在土匪手中”。听说共和军的援兵即将到来，旺代士兵迅速从城中撤退。

派往绍莱的共和军将军是杜罗的爱将乌彻（Jean-Baptiste Huché, 1749-1805），他接管了Moulin在绍莱的部队。

无论“保王派”还是“爱国派”，“旺代人”对乌彻的态度，可谓是同仇敌忾。很多共和派城镇的“爱国者”居民拒绝与他来往。尚托奈和吕宋的居民与官员屡次举报乌彻，说他是“埃贝尔派”。乌彻则指控他们统统是“温和分子/姑息分子”。

乌彻会骄傲的向杜罗报告，他的纵队在行军途中“杀了所有遇到的东西”。至于他的纵饮无度，即使在酗酒成风的纵队将军中也很突出——事实上，很多年后乌彻被军队开除的原因就是酗酒——乌彻的酒品相当差，甚至Grignon也写信向杜罗抱怨，说喝醉了的乌彻在士兵面前对他出言不逊：“……我有责任警告您，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共和国的利益：乌彻将军醉醺醺的出现在我的部队前，对我说了些不应当是将军在军队前说的话。虽然我早就知道每天下午他头脑不清醒。共和国的事业会因此受损”。

一个旺代当地的“爱国者”居民回忆，某天烂醉的乌彻经过他家。对方歪歪斜斜的从马上摔下来，鼻青脸肿满脸是血——因为酒喝得太多坐不稳马鞍，乌彻之前已经摔下来过好几次——这个居民的岳母当时在家中，老妇人被乌彻的样子吓坏了，战战兢兢上前询问：将军公民是不是在战斗中受了伤？要不要让人看看？乌彻口齿不清的高声吆喝道：“你说受伤是什么意思？流的什么血？……总是我让别人流血……我是个屠夫……宰人的屠夫！”——像很多“无套裤汉”将领一样，乌彻为自己的屠夫出身无比自豪。他会在绍莱亲自当众示范，指导士兵应当怎么用战刀杀人（被杀的是一个父亲和他的儿子）。

杜罗当然知道乌彻的所作所为。两个人是“朋友”。乌彻无比珍视来自总指挥的“友情”，对杜罗忠心耿耿。不仅常在信中对杜罗示好，一再表示要“彻底的执行您的命令”，还经常揭发军队中对杜罗抱怨不满的军官。杜罗就会向救国委员会写举报信，把这些人撤职调走。在公开场合，杜罗会当众赞扬乌彻：“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成百的杀。我们很快就能结束这场战争”。

然而有趣的是，乌彻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会抱怨杜罗平时对他态度冷淡，只有要他做事时才对他热情。但是无所谓，他接着写道，这不会影响他对总指挥的“奉献和友爱” 。【评：舔狗到舔最后……】

第九纵队的Cordellier也在西部留下浓墨重彩。这支纵队名下的一串“剿匪战绩”中，最有名的是“布洛涅河畔莱吕克（Lucs-sur-Boulogne）屠杀”：1794年二月二十八日，五百多个妇孺和老人在当地小教堂里避难，七十多岁的老本堂去向士兵求情。士兵们杀了神父，放了一把火烧了教堂和里面的所有避难者。几个侥幸逃出火海的都倒在外面士兵的枪口下。

战后，旺代人把发生屠杀的小教堂原封不动的重建起来，将查证到的死者姓名年龄刻进石碑镶在墙上。布洛涅也是旺代战争纪念堂和旺代历史博物馆的所在地，这座风景格外秀丽的小镇现在被称为“旺代的精神首都”。

另外，Cordellier的名字还和两个有名的旺代“黑暗传说”紧密相连：他的部队在克利松附近烧死了一百五十个妇女，日后一个共和军士兵声称，他们“研发”出一种“技术”，能够“炼取”人体油脂——请原谅此处笔者不愿复述具体方式——他们往南特送去了十桶这样的人油，“供医院使用”；他的士兵还吹嘘，说他们剥了土匪们的皮，做成皮具卖到城里。这个言论连保王派回忆录的作者都不相信，声称言过其实。

确凿的事件有一例。根据革命期间真实事件改编的著名歌剧《圣衣会修女对话录》（Dialogues des carmélites），最震撼的场面莫过于剧末，五十六个修女唱着《又圣母经》 (salve Regina)依次登上断头台。事实上，她们被断头前唱的是圣神降临颂 （Veni Sancti Spiritus）。歌剧中的场景曾发生在旺代：Cordellier的部队在Chanzeaux抓了十四个妇女和几个老人，被处决前他们唱起《又圣母经》 (salve Regina)。对面的共和军士兵自豪的回以响亮的《马赛曲》。

Chanzeaux的居民对这些“蓝兵”纵队的记忆太深刻，一年后这里发生了安茹人引以为傲的Chanzeaux钟楼之战———1795年四月，村民听说Caffin正带着蓝兵向这里进军，要来烧平村里残存的几间房子。当地民兵首领Maurice Ragueneau也是教堂的祭衣房管事，他声称：“绝对不会向这伙败类投降。这座教堂是我童年的摇篮，也会成为我的坟墓”。为拖延时间掩护妇女儿童逃离躲避，Maurice带着十七个战士登上教堂的钟楼，撤掉梯子决意死战到底。其中还有十个愿与亲人伴侣同命运的妇女，以及他们年轻的本堂神父Blanvillain，好给战死者送临终圣事。大部人死在战斗与共和军焚烧钟楼的大火中，包括年轻神父。Maurice的妹妹看到哥哥战死，转身跳进火海。

第十纵队的Crouzat同样战果辉煌。是这个纵队搜索了旺代人在森林中的避难所，一次就“清剿”了上千“匪类”。克利松，蒂福日，托尔福，这支部队经过之处，总会留下或数十或上百的死者名单。20世纪60年代，克利松城堡庭院的井里发现了十八具人类骨骸。与当地流传的共和军烧了镇子后，将死去和半死的居民统统扔进井里的“传说”吻合。

……

或许会有人好奇，杜罗亲自带领的第七纵队的活动如何？

杜罗的部队在旺代的军事行动记录很少，大部分档案都“消失了”。一些历史学者相信，这是杜罗后来进入战争部工作时的顺手之举。事实上，杜罗在旺代几乎没有踏进过反叛区，只在边界的几座大城市里活动。并且杜罗坚决贯彻“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常常告病休养不在军中，以证明自己健康状况堪忧，要求尽快调任——1793年在杜罗部下作战过的达尼康（Danican）鄙视他是懦夫，说他是“参加了全部十几场战斗没受过一点伤的幸运儿”。恐怕能做到这一点的，靠的不光是幸运。

杜罗把纵队将军们发给他的或夸张或真实的数字加在一起，报告救国委员会，说自从他来到旺代：“一个月内已经消灭了一万两千个土匪”。后代统计，地狱纵队在旺代乡间活动的三个月里，直接“消灭”了两万到五万“土匪”。

纵队作战投入实施之后，旺代全境再次成为战场。一些原本已经安定的区域纷纷再度起兵，很多部队专注劫掠不顾作战，大量共和派“良民”和没有参与反叛的村镇居民也被殃及。村民们不得不自行武装起来抵抗“蓝兵”的扫荡，这些小部队纷纷依附在当地几个主要首领部下，寻求增援和支持。

这期间的西部地图上，仍然点缀着斯托弗莱，夏雷特，马里尼，萨皮诺等人的名字。虽然不再有大规模的决战，但无论安茹还是普瓦图，旺代人仍然在顽强抵抗。大量从卢瓦内河北岸的屠宰场里侥幸爬出来的旺代人设法潜归加入南岸的反军，继续与共和军缠斗。旺代人的顽固让杜罗感到惊愕。他亲笔写道，这些一无所有却依然负隅顽抗的人们 ：“简直像是有种非人类的力量在支持他们……他们在废墟上仍坚持战斗，即使已经没有了能够守护的东西”。

很多妇女孩童和无法战斗的老弱病残们会逃入森林栖身，以躲避共和军的屠杀。尚宾诺在回忆录中写道：“妇女们最可怕”。纵队扫荡过后，当地妇女为报复家人和爱人的死亡，纷纷化身复仇的恶灵，埋伏在田野林间击杀落单的“蓝兵”。

旺代军中也有不少“女战士”，叫做“亚马逊”。有名的“亚马逊”中，“安茹人”蕾内（Renée Bordereau，1776-1822）留有口述的回忆录。共和军冲进蕾内的村庄扫荡，她父亲在她眼前被杀，接连遇难的还有她的五十多个亲友。蕾内决意报仇。她买了把双管猎枪，穿着男装加入旺代军发誓“死亡或胜利”。蕾内先在勒斯居尔部下作战，“西北风之行”中加入塔尔蒙的骑兵，常与佛斯缇尔（Frostier）并肩战斗。萨沃奈之战后，幸存的蕾内潜归安茹，召集了一些战友和堂区民兵，抵抗共和军的纵队。战后蕾内在回忆录中讲述，一次她和同伴经过乡间，遇到几个“执行任务”归来的蓝军士兵。其中一个人的刺刀上串着两只鸡。最上面串着一个婴儿。他们扑向这伙士兵，把他们全杀了。埋葬婴儿后，饥肠辘辘的几人烤熟了鸡，分吃干净。

蕾内不是唯一拿起武器的旺代妇女。战后，夏雷特部下的孙子会自豪的宣称，下普瓦图军以“女性化的一面”闻名：通常下普瓦图人不会禁止妇女出入营地，也不会阻拦她们上阵杀敌。夏雷特的身边更是聚集了一群个性鲜明的女性——从十四岁到四十岁，全是他的“女朋友”。

不过与流行印象不同，旺代人对“战士”的定义非常宽泛：战争后期，下普瓦图军中最有名的一些“亚马逊”大部分选择留在后方，或者打理营地的后勤事务，或者主持医院照顾病患和伤员——除了夏雷特的亲姐姐，他最钟爱的“女朋友”de Montsorbier小姐，也是战地医院的护理员。显然对于旺代人来说，无论持枪上阵还是料理家务，都是在“战斗”。

杜罗的“纵队作战”进行到1794年二月时，旺代的行政官员、国民代表、共和派居民蜂起抱怨。不少人指出计划实施后旺代当地的土匪们不减反增，动乱不停；杜罗的计划不是跟土匪打仗，而是“跟房子打仗”。国民公会中也两次有人抗议，指控纵队的将军们在西部只顾抢劫中饱私囊，并烧毁侵扰“爱国派”城镇与居民——分别是Marc Antoine Jullien，罗伯斯庇尔的朋友；和Bertrand Barère，“毁灭旺代”口号的提出者。

杜罗的回应是递交辞呈。他说自己在西部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无论军官、国民代表、还是当地官员，人人都在跟他作对，导致他的计划无法理想化的实施。至于土匪们作乱不止，那是因为这伙狂热分子们太过凶蛮顽固，更证明了强力镇压的必要性。

1794年一月末（也就是杜罗来到旺代的二十多天后），杜罗已经递交过一次辞呈。他在西部递辞呈的频率是每月至少一封。但是巴黎没有批准。救国委员会中主管军事的是扎诺（Carnot），或许他在权衡：杜罗的“三光作战”计划无疑是剂猛药，自然会激起强烈的副作用。是否能在这个计划的弊端积攒到临界点之前，一鼓作气“彻底消灭土匪”？

1794年三月，作为对来自旺代的不断抱怨的回应，国民公会派来几名代表视察西部的情况。杜罗只花了一下午，就以他的口才（或许还包括他的“个人魅力”）说服了他们。本来反对杜罗计划的几人转而支持他，纵队作战得以继续在旺代施行。不过很快，一场发生在莱克卢佐镇外的战斗将拦住这些纵队的推进……

不过，这里可以先把视线转向卢瓦内河：“武将”杜罗在旺代境内奋勇剿匪杀敌数万时，“文臣”凯西耶在南特更是为了共和国的事业夙夜匪懈，殚精竭虑的传扬革命精神。

TBC

*Chanzeaux钟楼之战后面希望能细讲。其实Caffin应该不是去销村的。但经过1794的纵队扫荡年之后，旺代人根本不相信“蓝兵”能正常的行军走路。

*很多讨论“地狱纵队”的作者会疑问，提出这个根本不可能实现明显智障的方案，杜罗莫不是智障？杜罗其实很聪明的。只能说这个方案是“时代产物”。别忘了这个方案是Carnot批的，难道Carnot智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