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晚清巨变前的根源

 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中华民族从古代的辉煌猛地跌落到近代谷底的标志事件，绝非像林则徐、琦善、穆彰阿给道光皇帝上书时所说的偶然性失误、轻敌那样的平淡，相反地，正是当时的人们妄自以为天朝的失误只是偶尔的意外，以至于清帝国在二十年内仍保持老大难的骄横习气，这一恶果势必要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品尝。

  因此以何种态度端正认识晚清巨变的根源，便将在何种程度上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

  唯物辩证法认为，量变发展到一定阶段方能激起质变的浪潮来。由此我们重拾鸦片战争的经验不是局限于道光咸丰一点，而是要上溯到三百年前即至顺治皇帝登基开始。不是像一些清廷的御用文人鼓吹的那样，妄称什么康乾盛世、嘉庆中兴、同治中兴，由此来割裂了历史的因果，只能用偶然一次含糊之。正如恩格斯指出：“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的规律支配，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民国的自由主义学者们提出一种观点：即清廷的灭亡始源于科技不发达，而科技不发达的作为就在于清廷实行残酷的文字狱和八股取士。这一观点过高地估计了古代封建政权禁锢、打压异端思想的行政效率。人们共知，资本主义国家的行政效率远高于封建社会，但在这其中仍可成长出香草，何况统治基础薄弱、政权和宗法共治的封建社会！由此可见，我们说的清帝国生产力革新近乎停滞（广义的科技发展）不在于政权的破坏（至少不起决定的作用）而在于没有产生必须由现代生产力来不可替代地满足的社会需求。

  恩格斯有这样一句著名的话：“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可这一现代科学的社会需求究竟是怎样诞生的呢？这一命题是自马克斯.韦伯以来的诸社会学家研究的热点问题，众说纷纭。一句话，西欧之能诞生现代科学之现象，绝非以人的意识为转移，而是一系列具有偶然性、必然性的因素激烈碰撞的历史结果。

  西欧、亦或是后来者的美国、日本或因其地域狭小、或因其新兴，所以在土地地租上建立起来的封建制度不那么牢固，由此抗风险能力极其低下。以至于当黑死病狂飙骤起的时候，因人口锐减致使农奴制和封建制所赖以存在的基础被动摇，由此出现农奴制和封建制度的崩溃便不足为奇了。同套牢在土地上的奄奄一息的地主阶级不同，以自由贸易为依据的商人和金融投机家们相对影响较小，他们趁机补充了因地主缺位的社会生态中。本身就弱小的封建领主们更是在这一次中被摧毁殆尽。在此消彼长中，以资本集中、贸易需求为依据的中央集权国家便应运而生了。同西欧中央集权的形成方式不同，我国以古老的宗法制和稳固的土地地租连结形成的中央集权制是我国能保持一两千年世界领先地位的关键，遗憾的是我们并未在百尺竿头中作为更进一步的表现，这一任务直到党的建立后才得以完成。

  在黑死病的催化下，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应运而生。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有一部经典《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其中表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对于生产力革新的作用也仅仅是在新教伦理上有所作用了，即是人类的眼光从彼岸回到此岸上，即凭借研究自然生活和以功利主义为指引的伦理精神向前推进的，而这一切仍是在教权的主持下开展。科哲大师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进一步说明了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是变相的思想垄断，唯一重要的是研究人自身而非自然。同样，在宗教改革下的加尔文和马丁.路德仍想以圣经字面意思回归到淳朴的基督教罢了，不过是披上世俗外衣的压迫禁锢而已。

  因而与常识向左，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对于生产力变革的作用是极小的，这和我国封建势力的文字狱一般，仍没有抓住要点。

  问题在于生产关系上的资本主义，商人们为了追逐资本、为了原始积累而引发的大航海时代，极大增加了对制图和航海技术的需求，谁掌握了最新的技术，谁就抓住了最高利润的关键。在这样强烈的社会需求的刺激，天文学、航海学首当其冲地作为新兴学科享受了一番时代红利。通俗地说，正是由于市场的狭隘，资本逐步夸大殖民需求，不会应用火药就打不过土著，不会应用地理就出不了海，不解决败血症出一船就死一船，如此需求的背景下，医学、物理学和化学才有了最初的投入。而这一切的关键就是美洲，不然就无法说明何以处于旧大陆信息交流中心的中东（阿拉伯帝国）没有出现现代科学。

  米歇尔.福柯所开创的权力哲学亦能作为这一问题的方法论参考。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说明了：“知识和权力从来不是理想主义者认为的互不相关的，知识从来都不是纯洁无瑕的，而是离不开权力的塑造。”通过权力的视角，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到，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苦苦追求的现代科学革命（生产力革新）同什么“民族性好坏”和什么民族智商无关，相反，这一结果不过是宗教、资本和政治等权力互相角逐的作用，仅是一系列客观因素的因果碰撞罢了。

  依照福柯的观点，这一切不过是诸多的偶然性连接起来的必然性，任何文明都无法复制。我们不应当有那种偏激盲目的民族主义，要讲究客观条件，实事求是地承认没有条件就没有条件，我们不应当用泱泱大国、地大物博的说法来掩饰，最要紧的是我们如何迎头赶上并且逐步超越。

  最后回到最原先的问题：清帝国建立以后，为何没有出现现代科学呢？

  难道是主观主义者照猫画虎地那样，声称因为中国人口过多而是一个毫无出路的国家吗？（1949年美国艾奇逊语）非以黑死病的形式来更迭生产关系吗？不是的，毛主席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我们国家拥有的巨大的人口需求之所以没有在较完善的中央集权制下全部地发展出来，就在于封建地主阶级对广大人民实行残酷的阶级斗争，甚至到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后，清廷沦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仍继续实行那一套阶级斗争的驭民之术。

  矛盾若不从内部解决，就没有抓住矛盾的内生动力之依据，外部作用是作为事物的条件存在的。这一矛盾观在中国近代史体现得淋漓尽致。即清廷所谓的自救运动——洋务运动、清末新政无非都是为西方资产阶级培养需要的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罢了。任何一次生产力革新，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求，如果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当我们不先进于历史，历史的车轮就会残酷地带着我们行进。自1840年以来的一系列侵略战争和饥荒带来的人口减少在自然经济的瓦解面前更显得讽刺，佃农制经济的崩溃，儒学思想的溃败，中国被动地卷入到历史的车轮之中。各个阶级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以阶级所独有的方案来救亡图存。例如软弱的民族资本主义同帝国主义千丝万缕地联系着，其经济的不独立性导致其政治作为的动摇特性，这一阶级丝毫不能胜任克服中国社会矛盾内部因素的历史使命。

  直到1919年五四怒潮中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填补了中国社会缺失的独立、战斗力、组织性的社会生态，正是这一难得的新生生态位带来了对现代科学巨大的社会需求，才有了现代科学在华夏大地上茁壮成长的结果。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那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