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分析】为什么刘司墨执着于经济独立，工益与大三权？

事先套盾：本文不意在迟迟地攻讦lsm本人，也并不打算吹已经够多的反未口哨，而只是希望提供一个相对更“唯物主义”的分析视角来解读。为什么lsm形成并执着于所谓我所称的“有机市民路线”和相应的世界观：即作为实践主体的富裕市民；作为具体实践手段的工益；以及作为实践目标的大三权的结合。当然，本文不能完全实现上述任务，因为笔者其实并不热衷lsm本人的奇思妙想，也没有足够的耐心认真读完所有“行动建议”，而仅仅希望作一个对其实践的评估、来自外部视角的整理和独立的进一步见解。因此一定会有相对多的臆想和武断成分，希望各位在阅读时自主消化理解和批判。

在讨论所谓“有机市民路线”之前，笔者希望先给“有机市民”下一个更具体的定义。所谓“有机市民”是指：在作为社会的生产者—社会身份外有自己意见、理念和道德观的独立非异化个体。个体的独立性在零散的意见、系统的理念和世界—道德观的生产来回之间加深，并能为这种独立性的内容付出阶级生产与再生产以外剩余的时间，劳动能力以及资金。而显然，lsm梦想中的组织便是这种极大发展了的有机市民之和（而事实上，我们也不难看出lsm的领导权建立在对这三种有机市民的形式与内容的不断生产之上）。

有机市民的传统不可谓之不深远，事实上，我们不难看出目前的主流康米皆是这种路线。但为什么实践到lsm身上却发生了如此的变化呢？我们应该首先关注lsm的组织尝试以及这种尝试是如何失败的。lsm第一次尝试从他的拥簇那里集中资金办事，形成组织搞实践是卖苏打水，通过商品的中介把资金从他的拥簇那里提取并集中到他本人手里。但根据本人朋友（前未派）的说法，苏打水的盈利好像不能算非常理想。那么进一步推理，“工益”和他的直播便是为数不多的能继续提取并集中资金的渠道和手段。停一下，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是不是少了什么？“正常康米”是怎么集中其有机市民成员的大米和劳动能力的？资金来自募捐、派对内集资、派对费。劳动能力来自线下的各种集会和统一决议。现在情况至少明了一些了。我们现在能看到，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lsm没有办法像正常康米那样直接提取并使用有机市民成员的剩余劳动力、时间和资金。或者说，一部分源自他的学生基本上还不够“有机”、一部分源自他的生产者（教师）身份、一部分源自没有办法直接组成一个派对，而只能停留在低级的阶段如商品（直播贩卖有机市民内容和苏打水），以及工益来进行必要的提取和使用。（而且，事实上，贩卖商品意味着lsm是在与他的拥簇建立着一种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甚至不意味着有机市民的关系，这也构成了lsm直接提取资金和劳动力的阻力。工益倒是的确真正找到了一种办法绕过商品中介直接提取和组织他的那些学生）

但这也是笔者摸不着头脑的地方。我们明显地可以看到，实现有机市民的主体间性是（或者说，对有机市民的直接提取和组织）如此困难（并且收效微弱，正如对lsm的最常见的批评说得那样，lsm就是通过工益能把他的学生有机地组织起来而绕过生产消费关系的中介，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你再工益能上益过大他者下益过马云？）唯一稍微显得理性的解释是，lsm只是想借助工益更大程度地组织起他的学生进行教育和锻炼。但员外施粥的教育作用效果，我姑且先蒙在鼓里。而且尴尬的是，lsm似乎“真的”相信他的策略有什么真正重要的价值，以至于围绕着工益编织出了三大权和工益撬动三大权发展的神话。换句话说，对于我来说，刘司墨是如此地执着于三大权，只是为了给自己的工益手段证明为理论上的必要（可为什么真的要着急于证明苏打水和工益理论上必要呢？），辩护而回溯地编织出的世界观。

接下来是笔者自己的一家之言：我认为，要从事政治活动，进行政治结社，有以下三个阶段或者说三种关系：消费—生产的（关系）阶段、有机市民的（关系）阶段、先锋队的（关系）阶段。这三种关系或阶段出于便于理解的目的，我们才分开来说；而在实践的实行中，这三种关系往往是以某种形式进行复合的。对于组织来说，衡量其政治实力的重要指标是提取并动员（其成员）资源的能力。公转组织无论要做调研也好、融工也好、作宣传也好，无论什么工作都需要能被投入的资金、能被投入的劳动力和能被投入的时间。拿lsm本人举例，他的长处是他能生产巨大多的有机市民内容（笔者看了为之汗颜）供他的学生们进行消费。在这一消费过程中，他的学生们逐渐变成了有机市民，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停留在消费—生产的阶段；并且因为众所周知的这样那样原因无法升级。那么，停在消费—生产的阶段，组织能集中和调动的资源就是有限的。对时间来说，消费者“什么时候”去消费lsm的思想都是不能被确定的；而劳动的能力和资金在这个阶段甚至都不能被区分开；能被得到相对有效集中的只有消费商品换来的资金。我们现在看到最多的所谓“左翼”，在现阶段还只能说是革命/左翼历史政治爱好者与消费者。

而在有机市民的关系和阶段里，有机市民的集体可以相对有效地通过（合法的）手段去支配和提取其成员的剩余时间，劳动能力和资金（这也是为什么像 spd 这种停留在有机市民阶段的派对喜欢一味地扩大派队成员数量，因为它的数量就意味着能汲取和动员的资源的扩大）但这种模式的隐患也不可谓不大。随便列几条我们就能明白：成员数量的盲目扩张会削弱其内部凝聚力，投机分子付出往往是为了有回报，过于依赖形式程序的权威因此法律的打击能轻易地切断组织汲取和调用资源的渠道。有机市民最重要的特征是，他们愿意为了自己的内容：意见、理念和道德—世界观（甚至包括哲学）付出许多剩余的时间、金钱和劳动能力；但他们仍然极为看重自己在社会之中的位置、认同自己的社会身份、追求在阶级的再生产中保持或提高自己的位置。他们仍然首先是一个市民（要经济独立，要团结在车房附近）他们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在阶级生产与再生产中取得优势。笔者曾经读过一段话：读哲玩玩也就可以，别真当真把自己陷进去耽搁现实生活了。有机市民的心态可以更加玩味一点：读哲/左翼理论可以，但最好这种哲和理论不是要我倾家荡产，整天把脑袋提裤子上....

 正因如此，最后一种关系才是先锋队的关系。先锋队的成员必须是这样的存在：他是社会的自觉倒戈者，不认可自己在社会之中扮演的角色；对于先锋队来说，他不谋求在社会之中占据某个位置，而只是出于生存的极小限度、组织和同志的需要才在社会之中扮演某种角色。他无私地为了正义的事业进行付出，他能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正义的事业牺牲生活的资金、休息和娱乐的时间，哪怕筋肉酸痛也要继续为革命进行服务。他们不仅能最大地奉献剩余的时间、资金和劳动能力，而且还可以尽最大可能地挤压和压缩必要的阶级生产与再生产时间、资金和劳动能力。他们不是为了追求一己私利而劳动，而是像普罗米修斯那样为了全人类的幸福受苦受难。如葛兰西所说的那样：一群被将军带领的士兵失去领导后会溃败，但一群将军那怕一无所有，但也“总是能”重新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形成新的军队。先锋队关系的最重要意义在于他们的号召，感染，组织以及动员的能力，他们的奉献精神和革命道德意识。希望激励士兵进入战场参加战斗奉献生命，把自己的脑袋掖在裤腰带上的人，必须要能激励自己先作出同样的壮举。他们铁的纪律必须建立在自律，自觉和奉献精神的基础之上。笔者甚至不禁想这样说：如果有谁真的希望评价这个时代的左翼德性，那就必须自己先做一个称职，合格的领袖来激励人们来看一看他们到底有没有潜力。猫对那些不尊重农民公转性的人就是这样的看法：他们批判农民缺失革命性，却从未想过有史以来很少有人真正关心农民的福祉，很少有人能作为称职，合格，有着真正体现在行动中的信仰，热情似火的公转领袖激发农民的公转潜力。

 笔者不是在说，我们需要从“消费者”到“有机市民”再到“先锋队”，相反，这三种关系是平行的，这三种主体性在同一个主体的舞台身上上演。某种意义上，关系与关系之间的互动，领导，交织会导致三种主体性本身的转变：有机市民可以转化为不惜反抗强权，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有机知识分子，消费者可以在恰当的纪律和组织过程里为组织提供主要的资金和舆论支持，主体的某种改变甚至飞跃是可能的。葛兰西正确地意识地一个派对应该是一个复合体，由“消费者/平民”—“有机市民”—“先锋队”这三种要素进行组合而成。但显然，问题不在于一个真正的历史性派对必须要有这三个要素（某种意义上，我们看到的是平民—贵族—国王这一结构的历史性重演），而在于一个真正历史性的政治实体必然会被它包含的某个要素形成决定性霸权，并对整个实体产生决定性效应。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lsm被困在他教师和生产者的身份中拼命挣扎，竭尽全力要摆脱知识生产—消费者的关系，最后却掉进了他救命稻草铺成的陷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