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结婚成本
“二套非普通自住房首付70%”带来的现金压力，以及首套和二套在贷款利率和费率上的不同，让一套总价数百万元的房子，差别以数十万元计。
这对于拿到了户口（极少）、刚工作不久的年轻夫妻来说，不能不说是想要“离婚”的理由。
这对小夫妻在大城市买房（极少）是刚需也是首套。只因此前在异地有过房贷记录而被一并踢出了首套名单。
在限购政策收紧的大城市，房票的魅力之大，或许超出人们的想象——为了房票离婚或不登记结婚，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并不少见。
而且，随着女性在心理和经济上愈加独立（中产以上），婚姻也成为了越来越多年轻人主动的选项，而非必需品。
深圳一对情侣共同生活了近十年，办了婚礼却迟迟没有领结婚证。一直到两人都以各自名义贷款买了一套房后，才安心领了证。
在他们的周围，还有不少年轻人选择只办婚礼——给家人一个交代，而不在法律意义上完成结婚程序。
前段时间，“北京允许非婚生子女随母报户口”的消息曾引起关注。实际上，北京落实此举措已经两年有余。但按照目前很多省份的人口和生育政策，如果要进入下一个人生阶段，即怀孕生子，仍然需要法定登记结婚。要不然，他们就面临着对非婚生育行为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规定。
此外，在怀孕、生育和孩子上户口等阶段，非婚子女在相应的手续和流程上都会遇到不少麻烦。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少（也不多）未婚青年的心声——如果不是为了生孩子，结婚的动力还可能更少。
现代女性（非字面的传统概念，新概念群体定义）的择偶标准越来越高，从外表到性格，再到能力素养和生活方式，以及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三观，“合意不容易，而一处不满意就可能无法进入结婚殿堂”。
买房育儿等生活成本的上升更是让年轻人不敢轻易结婚。
尤其在发达地区，大批拥有高学历的人才涌入其中。一般而言，不间断地完成硕士研究生学习的年轻人在毕业时就已二十五六岁了，那么30岁左右或30岁以后再结婚，也就不足为奇。
“如果成家了，绝不会像现在这么自由。”34岁的丁浩（化名）在北京一所高校读博（无社会生活），住在宿舍，吃在食堂，忙的时候做科研昏天黑地，闲下来了就叫上“驴友”四处走走。如果不是家人偶尔催婚，他觉得这样的生活也挺惬意的。
看到身边的同学纷纷结婚生子，他也曾十分焦虑，积极相亲，但几段恋爱都无果而终。（婚恋市场失败）辞职读博后，他的想法慢慢变了。“婚姻是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舒服，而不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他说，“现在时间和收入完全由自己支配，不需要迁就任何人，我很喜欢这种状态。”
27岁的白领张佳（化名）和男友已经恋爱7年，并放弃了结婚计划。“每次一谈到结婚，就跟着很多麻烦和问题，比如融合两个家庭、买婚房、生孩子，双方家庭分歧都很大。”张佳说，后来她和男友达成默契，只恋爱不结婚。“结婚与爱情无关，它只是给双方关系套上了道德和法律的枷锁。”（无法解决问题，就解决问题的产生）
社交媒体上，“年轻人不结婚”话题引发广泛讨论。网友纷纷表示：“单着不好吗？为何要去尝爱情的苦”“每天都有恐婚新理由”“结婚才需要理由，单身不需要理由”“找不到合适的绝对不将就”……
随着单身青年渐多，“单身经济”悄然兴起，单身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舒适和便利。面向年轻人的饭店推出“一人份”套餐，单身公寓市场火爆，迷你小家电和小型厨具持续畅销，甚至出现了“个人定制旅行”“一个人的婚纱照”。（商家市场消费陷阱助推）
一位受访者语带苦涩地说：“爷爷娶奶奶只用了‘半斗米’，爸爸娶妈妈只用了‘半头猪’，我结婚却要用掉爸妈的‘半条命’。”
39岁的山西泽州县南村镇人司小东（化名）感叹，攒钱的速度永远都赶不上彩礼上涨的速度。当地现在的标配是近20万元彩礼、在市里买房买车，加起来要六七十万元，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负担很重。“总是需要再攒攒钱，拖着拖着，就快40岁了。每个村子都有我这样的光棍，人数很多。”
“对于因彩礼等结婚成本高而结不了婚的人群，各方也要有所作为。”中华女子学院党委书记李明舜说，“社会要在传统礼俗和陈规陋习之间划出一条线，旗帜鲜明反对天价彩礼，反对铺张浪费，积极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婚恋市场双方匹配原则，供求价格匹配）
“男孩多，女孩少。”从事红娘30余年，鲍淑侠总结当前婚恋市场的供需。据她观察，农村矛盾更突出，这几年，徐州的一些村庄出现不少30岁以上的未婚男青年，彩礼因此水涨船高，从1.1万元涨到6.6万元、8.8万元，这几年又变成15万元、20多万元。这还只是彩礼，“结婚没有房子，门都没有。农村有房不够，还要在县城或市里买房”。
与鲍淑侠观察到的农村“光棍”增加、婚姻成本升高的情况不同。在特大城市上海，公益红娘范本良则注意到条件优秀的大龄未婚女性的尴尬，即“剩女”现象，而在结婚关头，男女双方常因房子问题“谈崩”。
婚恋市场的变化，或许可以套用当下流行词汇“内卷”来概括。内卷通常指向竞争激烈的现象，形容竞争的白热化、不良竞争。
因为结婚条件谈崩，一些男孩甚至家庭几代人为此烦恼并四处凑钱，这让鲍淑侠深有感触。最近几个月，她多次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呼吁遏制高彩礼现象。范本良也常常以身说法，希望婚龄男女摆正婚恋观。（彩礼量的变化终结爱情）
通过多年调研，杨华总结出彩礼高低的三条规律。他介绍，“一般情况下越往中西部地区走，彩礼越高。女孩子往东部地区流动，中西部地区的男性要想留住本地女孩，或者吸引外地女孩，就得付出高额婚姻成本；越是偏远山区，彩礼越高。当地男子要想娶妻，就得提高自己的性价比，给得起更高的彩礼；另外，在婚姻市场中，家庭条件越差、儿子越多，女方索要的彩礼就越高。反之，女方就索要较少。越是贫穷的家庭，要想在婚姻市场竞争中取胜，就需要开出比其他家庭更好的条件。”
婚恋市场竞争加剧，焦虑波及父代。在浙闽赣三省交界处的浙江省江山市，农民张勇（化名）的儿子交了女友，女方家索要18.8万元彩礼，这是当地农村的一般水平。张勇家按此准备，可没想到谈婚论嫁时，女方又提出要在城里买房，这意味着张勇需要再筹措100万元，甚至200万元。“我们哪能拿出这么多钱买房？”
张勇说，这几年在当地农村约有一半的适婚女孩及家庭要求男方城里有房，有些姑娘把结婚当作改变生活的跳板，张口就是城里有房、家中有车。约一半年轻人结婚要依靠父母打拼，“有的男方家庭，一结婚就负债累累，可怜的是父母”。张勇所在的山村人口不到500，30岁以上未婚男性就有将近20人。
2010年，杨华去豫东农村调研。彼时河南兰考县农村彩礼接近10万元，在当地农村，谁家房子建高院墙、贴瓷砖，就很好找对象。他了解到一个案例——一个27岁左右的男孩，在当地属于大龄青年，因个子不高，家有兄弟，家里很担心他找不到媳妇。但在建楼之后，“说媒的络绎不绝，并很快结了婚”。
2014年后，杨华再去豫东调查，结婚时男方村里有新房已无法满足女方的要求，“慢慢变成到县城买房”。湖北农村的情况也类似。2014年杨华去湖北调研，有一家村民，夫妻和儿子共同打工，凑钱刚在村里购买一处独栋别墅，以为这样可以很快娶到媳妇。“找人说媒，人家说村里的房子没用了。那几年，结婚的要件变得非常快。”
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90后比80后少了3100万人，在超常规性别比下，90后的女性更少。进入2010年后，90后男性也进入婚龄，这就导致90后的适婚女性更稀缺。“这便是2010年之后，农村婚恋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男方家庭压力越来越大、女方要价越来越高的原因。”
在大城市，谈婚论嫁也非易事。在上海，68岁的范本良早年从业余红娘做起，到2012年成立工作室，热心于无偿为婚龄男女牵红线，至今做公益红娘已38个年头，服务单身者1.6万人，帮助4000人成功结婚。“社会需求量（脱单）很大。”范本良对《财经》记者表示。
最近五六年来，令范本良深有感触的是，婚龄男女常因房子问题“谈崩”。“现在如果男方没房，女方多数不肯结婚。”
范本良称，在上海，男孩家里如果只有一处房，即便是三室一厅也很难找到对象，因为年轻女孩更倾向与公婆分开住。2020年，她的公益红娘工作室介绍了一对未婚青年，两人交往一年多，婚事在即，男方卖掉50多平方米的房子，换成70多平方米，但女方母亲仍嫌房子太小，两人因此“吹了”。
彩礼高的地方早婚现象比较明显，这是杨华调研中的另一个发现。在这些地区，预期婚姻压力会更大，彩礼也因此看涨，男方家长会倾向于让儿子早婚。从女方家庭来说，女儿越年轻，越要得起高价，一旦过了通常的结婚年龄，会被认为“嫁不出去”，行情下降。
2020年下半年，杨华回湖南老家农村听说了一个故事。他的老家村旁在修高速公路的工地上，有一位中年工人半夜痛哭。有人问起原因，这位工人称，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结婚给女方30万元彩礼，按照这个价格，“即便彩礼不涨、女方不要新房子，自己再怎么努力，后半辈子也赚不到二儿子、三儿子结婚的60万元彩礼。他整夜整夜地睡不着，想着后面两个儿子要打光棍，就觉得愧疚，不由得大哭起来”。婚恋市场变化带来的社会焦虑和精神压力，不仅体现在中年一代农村父母身上，尚年轻的农村父母也“焦虑万分”。
鲍淑侠在社交平台呼吁善待公婆。她提到，一些年轻人拿婚恋当儿戏，“说不合适就分手，一吵架就把离婚挂嘴边”。当地农村，女性二婚也能嫁出去，再嫁还要彩礼。“农村的公婆在家里只能忍着，孩子也是扔给婆婆带。”
早婚带来一系列问题。杨华分析，其中之一是早离现象，在中原及西北地区农村，很多人十八九岁就结婚。他们心智还未成熟，婚姻由父母安排，又因双方外出打工和生活压力，没有足够时间相处。等进入婚姻生活，矛盾丛生，很容易离婚。早婚男子离婚后，很难再婚，因为难以承担得起第二次婚姻的成本。为了不让儿子离婚，中年父母就得事事迁就年轻媳妇。“中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持续下降，对子代的责任无限延长，‘老人不老’成为农村常态。”
因离婚或中断婚约，又会导致彩礼纠纷。杨华调查发现，在许多地区，彩礼纠纷是乡镇司法所调解工作的一大类，在一些地方占到三分之二甚至一半，有一些还会闹上法庭。有的地方还出现诈骗事件，有团伙组织年轻女子不断与男子相亲、谈婚论嫁，给付彩礼后再悔婚。
前不久，范本良碰到一个44岁的男士，税后年薪160万元。范本良给他介绍四名女士，年龄分别是39岁、37岁、两个31岁，这些女孩都愿意跟他交往，但男士最后选中一个31岁的女孩。
近年来，在婚恋市场上，城市里条件好的未婚男性，偏向找年轻女性，范本良对此深有感触。现在，如果男女双方相差两三岁，她还撮合一下，大三岁以上就不再劝，除非两人格外有缘。这几年，范本良只遇到过一个特例，女大男6岁，两人在她的平台做志愿者，结婚后生子。
在杨华看来，城市“剩女”是假问题，农村“光棍”是真问题。城市“剩女”大部分不是找不到婚配对象，只是因主观原因在某个年龄阶段内没有结婚，或因教育、职业发展、新婚恋观等推迟了婚姻。
在农村是另一番景象。杨华称，2000年以后，80后登上婚姻舞台，在高适婚性别比下，农村“光棍”数量显著增加。2010年之后，90后进入婚龄，“光棍”更多。“宏观上，中国将有3000万无法结婚的‘光棍’存在；微观上，偏远山区村落，适婚男子没有结婚现象突出，在云贵一些村寨，达到十之六七之多。”
杨华认为，这些反映中国社会婚姻的两个原则或前提。一是，本地婚偏好原则，使得本地婚竞争激励，婚姻成本或彩礼要高于外地婚；二是，男高女低或者男女同质原则，男方一般找各方面条件比自己低或者相同条件的女孩，女孩则要找比自己条件好或者相当条件的男孩。这使得城市年轻男子宁可找比自己家庭条件差但是年轻、漂亮的农村女孩，也不找大龄城市女性。与此同时，城市女孩更不会逆向流到农村。
“即便城市有‘剩女’，农村有‘光棍’，两者在婚姻上一般也不会有交集。”杨华说。
城市男孩在婚恋市场也有苦恼。有的姑娘，一来就问，房子有吗、收入多少、帅不帅、学历高不高？范本良直接讲，“你慢慢挑吧，她这个思路已经歪了。”
范本良为找对象的男女们总结出六字金言——心态、观念、品味。她说，这其实就是以前常提的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她经常苦口婆心劝说，女性找对象不要把物质放在第一位，不要攀比、不要虚荣心太强，应该把人品作为首要考察，再考虑学历、收入等因素，最后是身高外貌，综合考虑一个人。如果顺序倒过来，位置搞错，多半不幸福。
27岁的小张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就职于北京某传媒单位，面对周围人“有没有女朋友？”的询问，他的回答是：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还没有能力去承担一个家庭。结婚生子现在对我来说压力太大了。
如今像小张这样因为感觉婚育压力大，而不谈恋爱的年轻人并不罕见，但婚育压力真像这些年轻人认为的这么大吗？除了不谈恋爱，有没有更好的解决途径？就此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找原因，开处方”。
“在今天的社会，结婚生育的成本的确不小。”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琴说，年轻人面临着经济压力，这是显而易见的。结婚意味着要有稳定的家，但今天城市房价让职业刚起步的年轻人压力倍增，难以轻松迈入婚姻。而结婚后养育孩子的成本也不低，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经常会被各种高昂养娃费用绑架，各种才艺培养、早教班、兴趣班、都让家长花费不菲，甚至降低了原来的生活质量。
“结婚和生育是组建家庭的重要环节，维持家庭和睦与追求家庭幸福则需要所有家庭成员的努力。目前社会上不乏对于组建家庭过程中所遇到困难的倾诉，进而引发了年轻人对婚姻和生育持消极观望的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表示，对每一位预期建立家庭的人而言，家庭意味着更多的义务和担当，必然要分走一部分时间和精力。
初入职场、较多的学习培训和结婚生育几乎同时发生，年轻夫妇要付出许多时间和精力来应对各方面的压力，中年夫妇则还会面对上有老下有小的双重压力。郑真真表示，如何兼顾工作与家庭，也是国际社会多年来致力解决的难题。
与此同时，女性还面临着更加困难的职场环境。王琴表示，“这一代年轻人的职业压力很大，各个公司对员工业绩要求也很高。女性未婚时可以全力投入工作，但结婚后，怀孕、养育孩子都会影响到女性的职业投入。”即使公司和组织落实对女性怀孕期、产期、哺乳期的保障，但从长远看，养育孩子的繁重投入也会明显阻碍女性职业发展。
对于“目前离婚率高是造成年轻人恐婚的部分原因”这样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性别与家庭社会学研究室主任马春华则表示：离婚率高是否影响年轻人的婚姻选择并不好说，但年轻人对感情的不确定，对未来婚姻的不安全感，肯定是存在的。
缓解工作和家庭责任冲突 需具敏感的性别视角
有些女性并不恐婚恐育，但婚后夫妻不能分担家务、不能正确看待自己在婚姻中的角色，缺乏担当，都消磨着双方婚前对婚姻的期待。日常生活中普遍的现状——养娃几乎都是母亲的责任，对此，王琴指出，密集化母职使得女性面临着职业和家庭双重压力。
马春华也认为，家庭支持政策不仅仅是对女性的支持，更是解决社会的问题。没有国家和社会的支持，不少女性只能以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来回应。“公领域的性别平等，需要私领域的性别平等来支撑，否则就只能导致不良后果。”马春华说。
事实上，为了避免年轻人因试图规避压力而推迟婚育甚至对组建家庭望而生畏选择放弃，很多国家都试图通过政策干预来缓解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有些政策和制度推动儿童照料、就业环境等不断改进，有效缓解了工作和家庭责任之间的冲突，但另一些并不那么见效。对此，郑真真表示，中国当前在经济上仍处于发展中阶段，在家庭方面则处在传统与现代交织共存时期，需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应对策略，同时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并吸取教训。
郑真真强调，为了帮助实现工作和家庭兼顾，需要具有性别敏感视角并发动社会共同致力，针对家庭组建的不同阶段和不同人群中存在的主要矛盾采取具有针对性的策略和措施。
“支持年轻人结婚生育并帮助家庭缓解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矛盾，需要具有敏感的性别视角，避免单一从女性或男性的角度看问题，尤其应当避免预设家务劳动，特别是育儿和照料以女性为主的前提。”郑真真说。例如，关于建议女职工集中的企事业单位发展托育服务，显然是将育儿预设为母亲的职责。尽管生育政策调整后，全国各地都出台了男性陪产假的有关规定，但是对这一规定的重要意义需要相关方达成共识，才能真正落实，即男性需意识到要尽父亲和丈夫之责，用人单位要重视男性在生育中的投入。
“媒体要重视青年人中流行的恐婚恐育情绪，探求这一情绪流行的原因，恐婚恐育不是年轻人本身的问题，要从社会大环境中去寻找答案。”王琴认为，媒体要引导大众去关注这一社会问题，并积极寻求解决方案。
郑真真同样认为，支持年轻人结婚生育并帮助家庭缓解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矛盾，需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合力：“从调动家庭资源、增加社会支持和完善就业保障等多方面同时入手。”郑真真表示，在呼吁制度完善和政策干预的同时，也不应忽视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的作用，特别是在社区发展家庭支持型的服务，有组织地开展邻里互助、村民互助，可以有效缓解家庭照料和劳务负担。
“国家要给予家庭切实的支持和扶助。养孩子的过程需要社会福利政策大力支持，提供男女共有的产假，社会保障的托幼机制，丰富的公立教育资源等。”王琴认为，当年轻人有了更多的稳定感和安全感，自然会乐于拥抱婚姻，放心生育。恐婚恐育，其实大可不必。
古人云“三十而立”，说的就是人们到了30岁普遍成家立室。但根据最近育娲人口研究发布的《中国婚姻家庭报告2022版》，“三十而立”可能被打破。
根据该报告，中国结婚率迎来20年来最低点，初婚年龄大幅推迟，有的地区已经推迟至男35岁、女33岁。
在结婚率走低的同时，中国的未婚同居率不断上升。
法律界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呼吁为同居关系立法。民法典“继承编草案”起草小组的负责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多年前曾呼吁规定同居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发生纠纷法院也管不了，因为没有法律根据，也不敢判。”4月1日，杨立新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对于同居关系，世界很多国家的民法都做了规范。它既然是一种社会现象，就一定会产生纠纷，有纠纷，就一定要有一定的规范来解决。现在采取不理的方法，是有问题的。”
当下同居立法再次引来舆论关注。
财经评论员张雪峰对时代财经进一步指出，法律制定不能仅仅以生儿育女为目的，同时也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将稳定的同居关系或事实婚姻给予法律保护还需要更为慎重的研究。
结婚率与同居率“一低一高”
任泽平指出，造成近年结婚人数下降的原因，一是年轻人数量下降；二是适婚人口男多女少；三是养育成本高；四是结婚成本高；五是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六是年轻一代的婚姻观念已经发生改变。
报告还提到初婚年龄大幅推迟的现象，如2021年安徽省初婚平均年龄分别为男31.89岁，女30.73岁。
湖北襄阳2021年度男女初婚的平均年纪男性为35.23岁，女性为33.96岁，2016年当地男女初婚的平均年纪为29.41和27.27岁，这意味着，5年里推迟了近5岁。此外，杭州、温州公布的数据也呈初婚推迟趋势。
与初婚年龄推迟相伴出现的人口趋势则是同居率的上升。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显示，在2000年以后进人初婚的世代中，约三分之一的夫妻有过婚前同居。
一方面，结婚成本大幅提高，人们对结婚的需求会减少；另一方面，年轻人倾向于更晚结婚以积累住房资金。但现实的问题是，房价与其收入增速的不匹配会给这类群体带来巨大的压力，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也相对减弱。他们很大一部分会选择为结婚而储蓄，而这种储蓄过程又会进一步推迟其初婚。
除此之外，结婚率与同居率的“一低一高”有一定的宏观背景。
据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人口流动对婚前同居的影响及异质性介析》，人口流动显著增加流动者的婚前同居概率，也显著延长婚前同居的时间长度。人口流动对婚前同居的影响在乡城流动者中比城城流动者中表现得更强；经济收入较低且社会阶层较低的人口群体以及具有更强依附性的流动妇女，人口流动对婚前同居的影响更强；人口流动对婚前同居的影响在更年轻的人口群体中表现得更强。
既然结婚率低与同居率高已成趋势，但正如《中国居民婚前同居对初婚年龄的影响研究》所揭示的，婚姻目前仍是人们生育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婚外生育仍不被社会大众和伦理所接受，婚前同居所造成的初婚年龄的推迟可能会通过挤压可生育年龄进而导致生育率下降，对母婴健康、社会人口再生产造成一定的威胁。
人口学家陈卫在时代财经的专访中曾经指出，“在西方婚姻与生育之间是弱关系，而在中国则是强关系。西方国家同居，即非婚生育成为整体生育的重要、甚至主要组成部分，很大程度是源于对非婚同居和婚外生育给予承认和保护，并尝试像法律婚姻一样将其制度化。”
同居立法甚“艰难”专家建议充分讨论
杨立新指出，规定同居关系是非常必要的。现在的同居，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老年人同居，丧偶老年人再婚的麻烦太多，现在大量的都采取同居的办法；还有一部分，是青年人的同居，社会也已经接受。
但事实上，同居被纳入“合法”范围也经历了漫长过程。2001年和2003年《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和《婚姻登记条例》等法律变更中，“非法同居”的“非法”二字被删除。
截止目前，同居关系尚未进入立法机构起草立法的考虑范围。
杨立新进一步对时代财经解释称，法律对婚姻进行保护，其中一个目的是把人们的婚恋行为统一起来，但这个世界发展是越来越尊重个性的要求。
当下，同居立法再次引来舆论发酵，主要是在鼓励生育的背景下进行讨论。据国际社会学研究，博兹瓦纳、德国和匈牙利等国家青年的婚前同居更多地将同居视为婚姻的另外一种可替代性选择。加拿大的年轻人中，生育已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婚姻之中，同居关系中的生育也是青年成为父母的一种方式。
“中国人已经走过了‘过日子’的阶段，进入了‘要生活’的新时期。在这个新时期，呈现出婚姻不是必须的选项，生育也并非必须的选项。因此理解生育行为的钥匙还是从生育价值观上着力。 ”孟立联进一步分析。
“立法者还有要充分考虑到各种可能的风险，需要充分发挥想象力把最坏的情况想到。”张雪峰举例称，考虑到每个人的素质会有参差不齐，不排除会有一类人，在生儿育女之后没有责任感，也许每隔一段时间换一个同居对象，并且生儿育女，这样由于生理结构的限制首先对于女性来说不够公平；其次，可能会导致很多小孩的血缘关系混乱，引发很多社会问题。
据悉，国际上普遍都对同居关系进行立法。例如法国的《民事伴侣契约与自由同居法》，瑞典在2003年出台《同居法》。对于未来，如果同居法能进入考虑立法的阶段，该以何种形式修订？
杨立新指出，“立法机关在民法典编撰的过程当中没有修订，将来恐怕就得用像补充立法的方式，比方说采取修正案的方法；第几条下边增加一个在什么条件下同居也是应当受到保护。”
劳动力短缺将增强他们的议价能力，从而扭转发达经济体数十年的工资停滞状态。工人会利用这种较强的议价能力争取更高的工资，这也是通胀压力再度抬头的原因。
全球仍未准备好迎接可能的结构性上升的通货膨胀。在人口结构变化的众多影响中，通货膨胀卷土重来是我们最确信的，然而金融市场和政策制定者都无视自己面临的危险。这种极为反传统的推论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经验表明，老龄化也具有通货膨胀效应。尤塞柳斯和陶卡奇（Juselius and Takáts，2016）揭示了一个实证关系：“低频通货膨胀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有令人费解的联系，即年轻人和老年人（被扶养人）具有通货膨胀效应，而劳动年龄人口具有通货紧缩效应。”他们使用了从1955年到2014年22个国家的数据，并对这段时间进行细分，因此结果不受高通货膨胀时期或低通货膨胀时期偏差的影响。他们的分析表明，1975—2014年，美国抑制通货膨胀因素中的6.5%可以由年龄结构解释。他们认为：“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可预见的，并将在未来几十年增加通胀压力。”
这个结论背后的经济学直觉很简单。对于给定的“一篮子”商品和服务，消费增加本身会推升通货膨胀。给定消费水平，生产具有扩大商品和服务存量的能力，因此具有通货紧缩效应。被扶养人是纯粹的消费者，因此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力量，而工人可以通过生产来抵消这种力量。如果经济中工人的增长率超过了被扶养人的增长率（就像人口红利一样），全球将会像过去几十年一样经历一段低通货膨胀时期。未来几十年里，被扶养人的增长速度将超过工人的增长速度。从数量上看，在可预见的未来，工人的数量仍将高于被扶养人，不过增长率始终在变化，这一点很重要。
众所周知，伯南克（2005）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际利率的下降归因于“储蓄过剩”。“储蓄过剩”主要由两个因素驱动：第一，婴儿潮一代为将来的退休储蓄；第二，随着老龄化加剧，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亚洲（尤其是中国）日益富裕的工人为其老年生活储蓄，结果是居民储蓄率很高。然而，随着婴儿潮一代退休，老年人（不储蓄的人）与工人（储蓄的人）的比率上升，居民储蓄率开始下降。
要实现居民部门的平衡，还需要考虑其他两个因素：第一，经常被忽视的住房的作用；第二，推迟结婚、生育和离家的影响。
搬家是一件充满压力的事情，一些衡量指标显示，它几乎与离婚带来的压力相当。老年人通常已经还清了抵押贷款，除非他们失去照顾自己的能力，否则没有必要搬家。因此，搬家的频率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由于老年人仍居住在对他们来说过大的住房里，因此住房面积与人口之比可能会上升。结果是，住房投资下降的幅度不如劳动人口下降的幅度那么大。
结婚（组建家庭）年龄的上升，特别是生育年龄的上升，必然会影响家庭的投资与储蓄平衡。现在越来越多的妇女在四十多岁生孩子，而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多数人会在20岁出头时结婚，到35岁时已经有好几个孩子，孩子预计会在父母45～50岁前陆续离开。这就留下了大约20年的时间为退休做计划和储蓄，其间没有照顾孩子的负担。
如今，所有这些日期都往后移了好几年。我们假设30岁以下的年轻单身人士倾向于低估几十年后的退休生活，以至于没有为此储蓄足够的钱。此外，由于青年失业、住房成本上升和受教育时间延长，孩子们待在家里的时间更长了。从年轻人的角度看，待在家里意味着他们可以节省租金和其他生活设施支出。他们需要将这些储蓄留在未来使用，例如支付住房首付款，或者间接积累人力资本。从父母的角度看，这些社会变化将大大缩短他们为退休储蓄的黄金时期（例如，从45～65岁减少到52～67岁）。不断上涨的住房和大学教育成本给父母带来经济压力，如果父母为子女提供了更多资金，那为将来退休预留的钱就少了。
有人认为，前瞻性家庭在关注养老金计划的情况下会减少消费（Papetti，2019）。最近几十年，这一情况显然没有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发生，有一些明显的原因，比如短视和缺乏想象力等。人们没有足够的储蓄来平滑其预期生命周期内的消费。
在这种令人担忧的背景下，财政部长（民粹主义者除外）和许多谨慎的政客的本能是在逆周期政策上保持慎重，抓住当前出现的机会把赤字削减到一个更易管理的规模上并使之保持稳定，然后开始逐步降低债务水平。简言之，在这种形势下，财政政策将使宏观经济的通货紧缩压力持续。特别是欧元区，德国的保守政策以及欧元区赤字国家受到的约束加剧了通货紧缩趋势。
人口老龄化问题集中的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如何提高居民生育率？
● 随着生儿育女的家庭功能逐渐减弱，社会性的功能逐渐增强，社会如何对生儿育女的过程给予更多的助力？
● 面对妇女生育意愿不高，是否可以完善男性陪产假法律制度？
● 为什么说有必要将幼儿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
提案一： 关于提升中国生育率
目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逐渐加剧，愈发需要通过增加新生儿或移民的方式改善人口结构。而二孩政策并未起到足够的作用，对出生率的提升不足（如下图），2018年的出生率为1.09%，远低于人口增长所需的约2.2%。可见，仅仅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对出生率的增加效果有限。需寻找其他的方案以提升生育率。
放开计划生育政策无法取得足够良好的效果的原因在于低生育意愿，即生孩子的隐性成本很高，如对女性职业前途[1]的影响，高昂的生育和养育成本等。因此我们需要采取措施以降低这些成本，或为婚育家庭提供补贴/减税。
同时，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集中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如北京2020年常住老年人口达371.3万，占常住人口的17.2%；上海2019年户籍老年人口达361.66万，占户籍人口的35.2%。因此，本提案主要针对发达地区提出解决方案。
一、养育责任的分担
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家庭事务以及养育子女的责任往往由女性承担，哪怕在有家中老人的帮助下，剩余的养育责任也主要由女性承担。但随着社会发展，一个家庭中往往夫妻双方都有工作，但上述的观念影响并未消除。因此，女性在生育后往往需要负担更多的养育责任，同时面临着用人单位对有孩子的女性职员歧视，对女性职业生涯影响很大，从而降低了女性生育意愿。
因此，需要通过各种渠道倡导夫妻共同分担子女养育责任，包括在婚育相关场所宣传（如医院妇产科，月子中心等）。与此同时，采用夫妻分享的产假机制（如一共30天产假由夫妻共享，若夫妻双方都有工作则丈夫不可休息少于10天）也可以提升丈夫在初生阶段的养育参与度。
二、降低隐性家庭养育成本
隐性家庭养育成本体现于多方面：子女教育的额外花费，照顾孩子所需的时间成本等。为降低子女教育花费，首当其冲的是降低素质教育在升学过程中的重要性，如降低或取消升学过程的素质评定要求（如参与国际交流活动、学习乐器等）。因为为子女提供素质教育往往需要父母额外花费大量的金钱与时间，却难以为学生的学科教育提供帮助。
此外，需要减少父母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的必要时间支出。包括但不限于为有适龄子女的家庭提供托儿所或其他少儿培训机构的补贴，增加各级学校的住宿生名额。将养育子女的负担从家庭中分担一部分到社会，从而提升生育意愿。
三、为婚育家庭提供减税/补贴
尽管采取了降低养育成本的措施，但养育子女依然需要不小的金钱支出，中国人民大学葛玉好教授在《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2019）中指出，住房价格每上涨1000元/平方米，家庭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概率降低1.8%~2.9%，并将女性初次生育年龄推迟0.14~0.26年。而西南大学的王志章等在《生育“二孩”基本成本测算及社会分摊机制研究》（2017) 估算了二胎从怀孕到本科毕业的直接与间接成本总和，结果为：一线城市（广州）87万，二线城市（重庆和武汉）73万，三线城市（南昌和潍坊）50万，四线城市（玉溪）40万。可见养育成本对普通家庭而言也是一笔较大的支出，而新生儿增加带来的人口红利由全社会享受，因此为婚育家庭提供幅度合适的减税/补贴是合理的行为。
如适龄青年的结婚意愿低，甚至可以为未婚育家庭提供减税。但此类政策往往被认为是“单身税”，采取时需要注意方式。
四、进一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
尽管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短期内对出生率的直接影响有限，但在长期对出生率还是有不可忽视的提升，理由如下：
出于传宗接代的观念，中国长期存在男孩偏好，加上此前的一胎政策，这导致了中国的男女性别比失衡。据计生委的测算，2020年中国男性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性别比例不均衡也是低出生率的重要原因。而多孩政策的出现则可以减少男孩偏好，调整新生婴儿性别比例，从而在长期提升出生率。
提案二： 关于增设国民育儿基金
繁衍后代的动力至少来自三个方面：生物物种延续的本能，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和养儿防老。传统社会，养儿防老是中国传统社会家庭延续的最重要机制保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流动加剧，以及新型社会伦理观念的改变，原先的养儿防老体制已经逐渐地崩解。现在养儿可能不仅不能防老，甚至不啃老就不错了。
随着中国逐渐迈向高收入经济体，借鉴西方成熟社会的经验和教训，应该更有前瞻性地考虑中国社会人口的接续问题。生儿育女的家庭功能逐渐减弱，社会性的功能逐渐增强，社会理所当然也应该对生儿育女的过程给予更多的助力。国民养育基金可能是一个好的办法。那些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养育孩子的，也可以为社会化的生儿育女做一定的贡献。比如通过一定的税收减免措施，鼓励收入较高的年轻人拿出一部分的收入来支持国家层面的养儿育女基金。毕竟大多数人到老的时候是需要社会来承担解决养老问题，如果未来有更多更优秀的年轻人，会大大的提升未来的所有人的老年生活质量。
一、增设国民育儿基金背景
人口结构现状存在的问题，当前中国人口总量呈现增速放缓及老龄化趋势明显等特征，2017年我国总人口达到13.90亿，人口增速仅为0.53%，同时中国劳动力拐点出现，2015年达到劳动力峰值后，中国劳动力已经出现下降，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劳动力供给未来预期不容乐观。
整体社会养育负担较大，低生育率程度增加以及生育率和育龄人口下降，人口繁衍意愿普遍降低，使新生儿数量不足现象更为显著，但同时结合老龄人口的比重提高和劳动力相对下滑，人口抚养比增大，且有加重趋势。
养老体系覆盖面较广，冲击了传统的“养儿防老”生育观念，现收现付制度依赖新增在职人数维持，老龄化可能会造成现有养老保险体系无法维持，同时有婴幼儿抚养上的社会保障缺失，针对人口年龄各层次的宏观保障政策尚不能形成有效的循环。
市场化育儿基金项目众多，存在风险，具有一定误导性。目前对于育儿项目的甄别仍依赖居民个体的判断，居民养育负担增重必会使育儿投资需求上升，会给部分不具相应资格的市场化机构利用高可信项目空缺的空间。
二、增设国民育儿基金具体政策手段
将国民级育儿基金纳入居民社保体系，与现存国民养老体系等配合，为居民生育提供被动及主动的动机，以实验性质的方案逐步推进育儿保险费缴纳比例的探索，同时充分考虑到缴纳主体内的责任义务问题。
借鉴他国经验，成立育儿基金投资管理机构及对应监管部门，为减轻政府转移支付及社会缴纳压力，效仿CPPIB成立专门投资机构对育儿基金进行管理运营，并不断在市场化投资机构、学术领域及政府部门协力下试点实践探索政府参与比例、投资组合分布、管理层构成等内容，辅以适度的体制内的监管，形成适合中国本土的育儿基金管理系统。
强化对于市场化育儿基金的监管，完善政府管理的制度建设，建立各项规章制度，使用更为严格的信用等级制度，强化投资管理人资质的评估，同时以更为规范全面的信息披露明确基金管理公开义务，为寻求市场化育儿基金的投资者提供进行理性投资的参考。
三、增设国民育儿基金重大意义
响应全面开放二孩政策，利于国家人口结构优化，提升新生儿人口素质，以制度性措施减轻新生儿养育负担，从而提高人民群众生育意愿，并且使针对新生儿的教育投入进一步扩大，使整体的人口素质在国民育儿服务体系的支持下进入有效提升状态。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预期，使家庭成员结构普遍完整，稳定居民社会生活，满足居民对于养育方面的相关需求。
完善相关产业，带动全产业链条协同，直接拉动对妇幼健康、婴幼用品、托幼服务、教育等领域的消费，并且一定程度减轻政府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整体繁荣，利于稳定经济增长预期。
提案三： 关于完善男性陪产假法律制度，优化我国人口结构
一、完善男性陪产假法律制度的意义
目前，中国人口形势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口增长势头减弱，人口结构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国家层面推出全面二孩政策缓解人口增长问题。未来可考虑完善配套制度，如男职工陪产假制度。
提高社会生育意愿，延缓人口衰老。我国施行计划生育国策，为降低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全国人大常委会2015 年投票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在法律层面上确定了全面二孩政策。自政策推行后，我国总体生育率增幅不明显，存在较大的人口老龄化风险。对每个家庭单位而言，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和个人职业发展等因素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男性陪产假制度可以提升妇女生育意愿，确保人口政策的顺利实施，使经济社会稳定有序发展。
维护两性就业平等，推动社会生产。女性所承担的生育能力与女性所承担的劳动义务从生理角度上来说是相互冲突的。虽然，我国通过《劳动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保障了妇女平等就业的权利，但在现实生活中仍有许多用人单位以变相理由对妇女就业设置障碍。男性陪产假制度可以缓解育龄女性面临的“生育”和“晋升”的两难抉择，减轻社会对女性就业的歧视，减轻女性生育负担，平衡生理性别差异对劳动力的影响，而且改变部分领导对于女性就业者的职场升迁的歧视(未来男女都会有和生育有关的职场平衡压力)。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提升，现已具备足够的经济基础为生育政策进行支援、提供保障，国家有能力也有义务在女性生产时给予更多的保障。陪产假这一制度的设立，减轻了妻子在分娩时的身体压力和精神压力，也减轻了丈夫和家庭对于公司和相关福利能否持续获得的担忧，还能让新生儿同时得到父母照顾。陪产假是一种更为人性化，更加贴近大众需求的福利制度。
二、完善男性陪产假法律制度的巨大优势
效用强，对两性都有促进。延长产假假期作为提升生育率的举措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加重了职场性别歧视而收效甚微。完善男性陪产假制度对男女双方都存在较强的生育激励，一方面可以缓解女性在生育过程中的职场性别歧视焦虑，另一方面保障了家庭场景下父亲的权利，对家庭的生育具有巨大激励。
促和谐，平衡家庭责任。陪产假，是属于新生儿父亲的专属权利和专属义务，这是由生育的生理现象和家庭分工合作共同决定的。新生儿既属于父亲，也属于母亲，父亲和母亲都有照顾孩子、养育孩子的义务。如果一味强调增加女性产假，将导致社会产生女性承担生养育下一代主要责任的偏见。
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167 个国家中，有22 个国家提供产假福利，这22 个国家集中于发达地区。在国外，产假已经很成熟，包括女性的产假、男性的陪产假和父母双方的育儿假。与国外相比，我国的产假制度内容单一，整体保障水平较低。产假制度主要集中于女性。完善我国陪产假制度可以进一步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我国以人为本的制度设计。
三、强制男性陪产假的具体政策建议
提升法律位阶。我国陪产假实施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陪产假的效力层级较低。现行的陪产假制度并没有在国家立法中规定，而是分散在各省级行政单位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在实践中，用人单位往往片面认为只需要遵守具有最高效力的国家性法律，而不必遵守地方法规。只有将陪产假制度纳入国家立法文件，社会群体才能增强对陪产假休假的认识，主动保护自己的权利。
解决管理缺位。加强对企业违法行为的处罚，对于用人单位侵犯员工陪产假权利的行为，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中规定惩罚性支持条款，形成系统的配套制度和保障制度。在现实层面，由于没有明确的处罚制度，地方部门在处理不执行陪产假的企业时面临无法可依的情况。特别的，对于非公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实施陪产假制度更多地依赖于企业主的守法意识，而不是法律的硬性规定。监督缺位造成了陪产假假期制度执行程度较差。
减轻企业负担。当前，我国除产假以外的各类结婚生育休假，成本由企业承担，对企业造成了一定负担。考虑到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国家应该从法律法规及政策制定上，规范福利待遇的范围，对于权利保障型假期给予一定补助，为企业分担一定的经济压力。具体而言，进一步扩大规范适用生育保险的范围，增设男性生育保险适用范围的规定，同时推动履行陪产假制度企业的税收减免。
提案四： 关于将幼儿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
教育一直为我国大力发展的重点，而学前教育作为素质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一直是我国教育体系中较为薄弱的环节。建议将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体系。
一、将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可解决的问题：
1. 教师资源有限
首先，我国幼师人数严重不足，2019年我国专任幼儿园教师缺口已经达到52万人。
其次，幼教行业师资质量堪忧，文化等级有限。目前，幼师学历大多集中在大专、中专，专业人才较为稀缺，影响幼儿教育质量，带来教育局限性。
第三，幼儿园职工性别失衡现象较为严重，男教师的稀缺使得幼儿教学环境出现过度的性别化差异。
通过加入义务教育体系，国家可以在完善教师培育体系的同时，规范教师选拔标准，以提升幼教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质量。
2. 缺乏规范教育环境
目前，我国幼儿园公立、私立混杂，各个地区资源不平等情况较为严重。很多幼儿园因资金缺乏，不仅场所狭小，设施局限，管理也非常松散粗放，极大地影响了幼儿教学质量。规范的教学环境成为学前教育必不可少的重要需求。
3. 民营幼儿园价格不断飙升
我国仍然以民营幼儿园为主，且地方收费方面监管标准较为松散，因此幼儿园多为自主定价。通过市场价格炒作后，民办幼儿园收费标准居高不下，将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有助于防止幼儿园漫天要价，家长望而退却的情况发生。
4. 幼儿园资源稀缺，尤其普惠性资源
截止到目前，我国幼儿园缺口较大，出现结构失衡的现象。2021年我国预计幼儿园缺口将达到11万所。且幼儿园公共投入严重不足，2013年财政教育经费占比仅为3.5%，目前刚刚追上世界平均水平。
同时，我国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为73.1%，农村和贫困山区资源匮乏，部分地区毛入园率甚至不到50%。国家应重视学前教育的投入，完善资源配置，解决教育不平等的问题。
5. 幼儿园入园难度加大
幼儿园入园难度在逐年增大，主要体现在户口、职位、区域范围等因素受限而无法入园。部分幼儿园为了制造噱头，不断提高入园门槛，甚至对家庭背景和财务状况有严格要求。
二、将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的意义：
1. 学前教育是教育的基础
0-6岁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教育节点，也是幼儿神经网络发展，个性人格形成的重要时机。学前教育有助于帮助儿童培养品德、提高能力和拓宽兴趣，为儿童人生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因此，学前教育的规范化和普及化应成为我国发展教育的重中之重。
2. 有助于解决我国生育率问题
幼儿园问题严重影响着我国人口数量的发展。2019年，我国生育率创建国以来历史最低，北京等一线城市人口总和生育率更是低至1以下，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如今，不生孩子已经成为年轻一代群体的趋势。根据调查，最主要原因是养育成本太高，多数人无法负担。此外，养育孩子的时间和精力也成为一大难题。因此，将幼儿园教育加入义务教育体系，能够使人民减轻负担，提高生育二胎积极性，解决我国生育率低，人口老龄化严重的问题。
3. 对社会发展带来正面影响
幼儿园时期的教育理念决定了学生长大以后的价值观和素养。在幼儿园时期培养儿童健全的人格与思想品格，不仅影响着地方社会的整体素养，还关系着国家未来全民素质与文化水平的提升。
4. 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驱动力
学前教育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重视学前教育能够开发幼儿的学习水平与综合能力，培育社会新生代人才。因此，学前教育的普及有利于消除贫困，减少贫富差距，同时解放家庭妇女，提高职业女性数量，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三、具体实施建议：
1. 将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以法律形式明确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强调国家教育基础。
2. 加大对民办幼儿园的监管力度，防止民办幼儿园漫天要价，同时对师资力量进行相应管控。
3. 明确各地区和各级政府责任。
4. 加大资金投入。尤其偏远贫困地区，设立教育保障制度，避免资源分配不均
育龄夫妇大多认为精神上的需求是最重要的生育理由，而第二个孩子主要考虑的是生育成本（郑真真，2009[3]）。不同类型的家庭将会有不同的生育观念，进而影响育龄夫妇的生育行为，引起全国性生育数量和水平的结构性变动。因此，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育龄家庭推广并落实全面二孩政策已经刻不容缓。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较大的比重，因此，在“全面二孩”的政策下，农村居民作为生育的一大主体，得到了政府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儿女双全”似乎是农村居民在有条件生育二孩基础上的最高理想（伍海诚和乔天宇，2013[4]）。由此可见，农村家庭对生育二孩政策并不排斥，但由于考虑到生育成本的问题，实际情况并不理想。针对生育成本过高引起的生育意愿低迷的问题，学者们做了广泛研究，并提出了家庭、政府和用人单位三方共同分摊的机制。但该类研究多是基于女性视角，以城市家庭为样本，对农村家庭生育成本如何分摊的研究较少，且研究过于强调生育意愿，而忽略了再高的生育意愿在望而生畏的生育成本面前都有心无力的事实。由此可见，关注农村家庭生育成本问题，并提出科学有效的分摊措施，可以有效减轻农村家庭的生育顾虑，从而大幅提升全面二孩在广大农村地区的落实效果。众所周知，四川、重庆是我国人口主要聚集区之一，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农村人口居多。因此，本文选择川渝地区农村家庭作为样本，通过抽样、访谈和面板数据梳理，核算全面二孩不同年龄阶段的直接成本以及各阶段育儿成本的增长率，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这不仅可以拓宽研究视角，弥补现有研究不足，具有一定的学术创新性，而且为国家出台相关生育政策和措施提供了现实基础。
综上所述，有关生育成本微观水平的研究基本是基于西方经济学理论而划分的成本：成本内外性上主要划分为家庭成本和社会成本；成本替代性上主要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并在内部成本的研究上又提出了生理成本、心理成本和婚姻成本的概念；外部成本的研究上又提出了自然成本、发展成本、安全成本和享受成本的概念。纵观已有文献研究，学者多把有关生育成本的分摊视为家庭、政府和用人单位三方的平衡问题，但就现今对生育成本的分摊机制的实证研究来看，存在研究对象的局限和单一。如多数研究都是从女性的视角出发，针对城市生育家庭成本，社会成本与生育意愿的交叉研究，对农村家庭生育成本的分摊文献较少，且研究过于强调生育意愿，而忽略了再高的生育意愿在望而生畏的生育成本面前都有心无力的事实。因此，本文单就农村家庭的生育成本结合其家庭经济接受程度进行研究，就农村地区家庭直接成本进行核算，对落实全面二孩政策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生育行为的成本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国家、用人单位和家庭，但本文只关注微观层面的家庭，因此主要针对生育行为的家庭成本进行研究。根据上述文献综述可以发现，既有的研究按照经济学的传统，将生育行为的家庭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但由于机会成本的测量复杂多变，无法准确评估，因此，本文只讨论家庭生育成本的直接成本。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医疗成本与教育成本是影响农村家庭生育决策的关键，同时生存成本和其他成本也至关重要。基于此，本文划分了不同年龄层，并对对应阶段的孩子生存成本、医疗成本、教育成本和其他成本进行核算（表1）。
为了使不同年份的成本具有可比性，应去除成本的时间效益（贴现）和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但考虑到本文仅研究一个完整生育周期产生的成本，并不讨论生育行为的后期效应，因而不再考虑贴现。且川、渝两地农村地区的物价水平相差不大，本文将采用国家统计局四川省农村居民消费价格分类指数（表2）对调研所得数据进行调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根据式（1）进行调整：
C为调整后的成本；Ci为过去某一年的实际成本；CPIi为过去某一年的价格指数；CPI为当期价格指数；以1996年为基年。
因国家统计局的四川省农村居民消费价格分类指数只统计到2014年，故本文暂取2014年的消费价格指数代表2015及2016年的消费价格指数。并已将表格内的环比价格指数调整为以1996年为基期的同比价格指数，调整公式为式（2）：
其中，n>1996，n∈Z_ ，且为第n年以1996年为基期的同比价格指数，为第n-1年以1996年为基期的同比价格指数，为第n年以上年为基期的环比价格指数。
表3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特征分布（N=602）
表4 孩子数量孩子接受教育情况家庭经营结构的二维交叉表
表5 孩子数量孩子接受教育情况家庭经营结构的三维交叉表
从家庭已有孩子的数量出发，由表4可以看出，学龄儿童都未接受教育的家庭大部分有两个孩子，占75.00%；值得注意的是，存在3个孩子及以上家庭都未接受教育的占比为0的情况，其原因可能是样本容量未足够大，且生育3个孩子及以上的家庭相对来说较少；仅让部分孩子接受教育的家庭大部分是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占90.32%；有三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让所有孩子都接受教育的情况占比最低，仅7.31%。由此可见，随着农村家庭生育孩子数量的增加，学龄孩童无法适时得到教育的可能性就越大。
通过孩子数量、家庭经营结构与孩子接受教育情况的二维交互分析，可以揭示家庭经营结构、家庭孩子数量与孩子接受教育情况之间的内部联系，得到纯农业和有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更容易剥夺学龄孩童的受教育权利的结论，但相同的家庭经营结构在不同的孩子数量的情况下又是哪种家庭类型更容易促成孩子的失学危机呢?接下来的研究我们将孩子数量设为层变量，家庭经营结构和孩子接受教育情况分别设为列变量和行变量，作三维交互分析（表5）。
由表5可以看出，以纯农业为收入来源的农村家庭，在有两个及以上孩子的情况下更容易让孩子失学；而在纯非农业的农村家庭，在只有一个孩子的情况下仍存在孩子失学的情况，结合调研情况发现，其原因可能是育龄父母外出打工，少于关心家里孩子情况，且家中老人监管无力等情况下，孩子疏于管教而放弃读书。而在以农业为主，兼有其他职业的家庭和以非农为主，兼有其他职业的家庭来说，在只有一个孩子的情况下，一般不会让孩子失学，但在有了两个及以上孩子的时候部分家庭会选择只让部分孩子去上学。由此可知，以纯农业为收入来源，在有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农村家庭是存在失学孩子最多的家庭；纯非农业，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也不能忽略，同样存在学龄孩童失学的情况，这些都是政府应该着重关心的农村家庭类型。
（2）横向数据分析
该部分旨在分析在同一年龄层次，生存成本、医疗成本、教育成本和其他成本这四类生育成本的结构分布，通过计算成本报表中各项目占总体的比重或结构来反映报表中的项目与总体的关系及其变动情况，以判断在同一生育阶段，那部分生育成本最需要通过政府和用人单位来分摊。
（1）出生前的成本核算。调研数据中出现部分项目费用为零的情况，由于无法将过去的数据使用消费价格指数排除物价上涨且存在生活质量改观的影响，故结合调研情况，将数据中出现曾经为零的部分项目作了筛选，剔除了该部分数据，以便观测值不受极端数据影响。
表6 川渝地区农村家庭小孩在出生前的成本核算结果
从表6可以看到，川渝地区农村家庭的孩子在出生前阶段的总成本约为11978.19元，生存成本、医疗成本和教育成本分别占该阶段总成本的61.15%、38.55%和0.94%。由此可见，在该阶段家庭负担生育成本最重的部分是生存成本，其中以孕妇的营养费为最重；医疗成本次之。这部分费用在很大程度上与该孕妇的生产方式有关，顺产的孕妇费用在2500元左右，剖腹产的孕妇费用基本都会超过万元。但农村家庭的妇女若无特殊情况都会选择顺产，这与城市女性在生产时由于非身体状况原因而选择剖腹产的情况有所不同。教育成本在该阶段的付出则为最低，可见农村家庭对孩子在未出生前的胎教并不重视。
（2）婴儿阶段的成本核算。以家庭可以接受该阶段成本的程度作因变量，各类生育成本作自变量，得到如表7的比较均值分层数据，即以相同接受该阶段成本程度的家庭对应各类成本的平均值。可以看出川渝地区农村家庭的孩子在婴儿阶段的总成本约为39335.98元，生存成本、医疗成本和其他成本分别占该阶段总成本的93.75%、4.89%和1.63%。由此可见，在该阶段家庭负担生育成本最重的部分是生存成本，其中婴儿的营养品、奶粉等食物占比最重；医疗成本和其他成本都远远小于生存成本所占比重，医疗成本往往是根据孩子情况的不同而费用差别巨大的类型，特别是刚出生的孩子，村镇附近的三甲医院保温箱的费用大概是100元一天，费用随天数递增。
其中，36.6%的家庭认为婴儿阶段的费用偏高，他们在该阶段花费的总成本约为43253.71元；62.7%的家庭认为婴儿阶段的费用可以接受，他们在该阶段花费的总成本约为37453.18元，相比认为费用偏高的家庭而言，他们主要把成本省在了奶粉钱和玩具费用上；而仅有0.7%的家庭认为婴儿阶段的费用完全没有负担，结合初始数据可知，该部分费用过低的主要原因是该类农村家庭仍采用较原始的养育方式：纯母乳喂养、用尿布代替尿不湿、大人衣服改为婴儿服、不单独购买玩具以及在家里顺产的方式，其费用确实很低，但这类家庭占比非常少。
表7 川渝地区农村家庭小孩在婴儿阶段的成本核算结果
（3）幼托阶段的成本核算。同理，幼托阶段的成本核算得到如表8所示的结果：川渝地区农村家庭的孩子在幼托阶段的总成本约为26642.54元，生存成本、医疗成本、教育成本和其他成本分别占该阶段总成本的65.90%、5.83%、21.30%和3.96%。由此可见，在该阶段家庭负担生育成本最重的部分仍然是生存成本，教育成本次之，这也是首次教育成本正式出现并明显占有在生育成本中。由于幼儿园教育并不属于义务教育，公立私立的费用差别较大，且并不是所有幼童都上满了三年幼儿园，因此该部分数据笔者是取该幼儿园每年的学费与上学年数的乘积得到该阶段的总的费用，而并非都默认为三年幼托期，其结果更加真实。医疗成本和其他成本都远远小于生存成本所占比重，虽说大型生理疾病会带来大量的费用支出，但由于其出现的可能较少，体现在平均数上被分摊了，而过分追求大型疾病带来的成本影响反而会使数据失真，故笔者对这种情况不过分追究其价值。
表8 川渝地区农村家庭小孩在幼托阶段的成本核算结果
在幼托阶段中，出现了认为费用完全没有负担的家庭其实际花费高于认为费用很高的家庭的情况。结合调研情况，其原因主要是，该部分家庭虽然居住在农村地区，却通过打工或其他方式让家庭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对这样的费用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付，因此认为完全没有负担。而认为幼托阶段费用偏高的家庭，相比认为费用可以接受的家庭来说，他们把钱多花在了医疗费用和教育成本上，这表现了农村家庭虽经济条件不好，但仍渴望下一代能得到良好教育的现象，表明农村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意识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而医疗费用几乎是翻倍的情况，说明该类家庭的孩子健康状况较差，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在治病上，经济情况一度恶化，亟需政府和用人单位为他们分摊经济压力。
（4）小学阶段的成本核算。小学期间涉及的教育费用主要包括学费、保险费、学杂费等。众所周知，从小学开始，国家实行义务教育制度。该制度规定对所有该阶段的学龄孩子不收取任何学费，而农村地区的学龄儿童在不收取学费的同时也不收取任何学杂费。换言之，在就读小学期间，农村家庭只需要支付孩子的保险费。表9所示是幼托阶段成本核算的结果：川渝地区农村家庭的孩子在小学阶段的总成本约为41547.63元，生存成本、医疗成本、教育成本和其他成本分别占该阶段总成本的68.30%、2.98%、26.89%和13.07%。生存成本、教育成本依旧是该阶段的重心所在，而教育成本中农村家庭在课外兴趣班上投入的成本高于在补习班上的投入，由此可见，农村家庭也开始重视对孩子的兴趣培养，期望孩子也能全面发展，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村家庭育儿观的改变。而其他成本中保险费用占了较大比例，通过调研了解到小学校方代收的保险费标准是90元/学期，即每学年180元的保险费，而表7所示的保险费平均值明显大于180元，其原因主要是农村家庭在缴纳了学校的基本保险费的同时，还为孩子购买了其他保险，导致保险费基本高于学校标准。除此之外，笔者还对孩子在校期间接受过的政府助学补助做了调查，农村家庭的孩子平均得到了政府450.84元的助学补助。
表9 川渝地区农村家庭小孩在小学阶段的成本核算结果
结合调研对象对小学阶段所需成本的接受程度得到：36.3%的家庭认为孩子在小学阶段的总费用偏高，而3.1%的家庭认为该阶段总费用完全没有负担。认为完全没有负担的家庭得到的政府补助为零，说明国家补助确实用在了需要帮扶的家庭，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农村家庭在总费用虽高于认为费用偏高的家庭的情况下，仍可以完全支持。由此可知，身在农村，也存在生活水平高低的明显对比，政府提供补助的时候不能仅关注该家庭实际支出的费用，同时要结合该家庭的实际经济水平。
（5）初中阶段的成本核算。同理，初中阶段的成本核算得到表10所示的结果。川渝地区农村家庭的孩子在初中阶段的总成本约为37562.59元，生存成本、医疗成本、教育成本和其他成本分别占该阶段总成本的56.80%、2.17%、33.18%和7.85%。该阶段值得注意的情况是：认为在初中阶段的费用偏高的家庭明显增多，相较上一年增加了38.6%，表明在该阶段多数农村家庭开始感觉抚养吃力，经济压力突增，结合相邻阶段的核算结果，可知主要是教育成本增加导致的，其中该阶段由于部分家庭有意识的选择教学质量高的学校，由此产生的高额择校费占比最大。
表10 川渝地区农村家庭小孩在初中阶段的成本核算结果
（6）高中阶段的成本核算。如表11所示的情况。自高中阶段开始，农村家庭将要面临成本突增的压力，主要来源于自义务教育结束进而产生的高中学费，这部分费用体现在教育费用上，使得教育成本占高中阶段总成本的25.52%，认为该阶段费用偏高的家庭也持续增加，而与认为费用完全没有负担的家庭相比，其费用主要增加在了医疗费用、补课费以及择校费上。医疗费用主要是非主观能变动的因素，家有身体状况较差孩子的家庭更需要社会和政府的帮助。认为完全没有负担的家庭节约下来了每年的补课费，其原因可能有以下三种：第一，家中小孩学习较为认真，生活自律，不需要额外的补课；第二，家中对小孩的教育并不重视，即使孩子成绩不好，也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第三，家中经济实在窘迫，迫于无奈，无法给孩子提供额外的教育。而择校费，即是指学生从学校毕业后到下一个学习阶段所属学校进行学习，从而选择所谓的优劣学校产生的费用。认为费用完全没有负担的家庭显然多数选择了规定的学校学习，节约了一大笔择校费，但大部分的农村家庭都还是选择缴纳择校费，虽超过了家庭能承受的经济压力，也只求能给孩子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
表11 川渝地区农村家庭小孩在高中阶段的成本核算结果
（7）大学阶段的成本核算。能够步入大学殿堂的农村孩子都是家庭的骄傲，但同时也意味着家庭需继续负担孩子在大学期间的各类费用，家庭之于孩子还是投入的状态。如表12所示的该阶段的成本核算结果。川渝地区农村家庭的孩子在大学阶段的总成本高达85493.10元，生存成本、医疗成本、教育成本和其他成本分别占该阶段总成本的58.47%、1.58%、34.58%和5.36%。在大学阶段调研样本内没有家庭认为费用完全没有负担，费用偏高的选项从初中开始出现明显增加，一直递增，直至该阶段以小学阶段的数据为基数增加了97.8%，近乎翻倍的增长。但认为费用偏高和可以接受的家庭负担的成本实际相差不多，解释其感受程度不同的原因可能是不同农村家庭差距较大的经济收入水平。
表12 川渝地区农村家庭小孩在大学阶段的成本核算结果
（8）婚恋阶段的成本核算。在孩子21岁之后，基本拥有了养活自己的能力，本部分就不再单独增设生存成本，由于部分学习优异的孩子选择继续深造学习，家庭支持的情况下，同样会存在教育成本的问题。而多数孩子选择了进入社会，开始通过工作养活自己，并为自己的另一半打拼或在找寻另一半的路上，这就将涉及到婚恋期间的费用，但刚进入工作的孩子还没有能力支付买房、结婚等相关的费用，所以该部分成本主要还需父母来负担，核算得到：川渝地区农村家庭小孩在婚恋阶段的总成本约为439368.52元，除去深造求学的总费用为389904.17元。其他类成本占比最高，其中，购买婚房的费用占比最重，约为73.67%；婚房花费约为323695.66元，礼金、婚礼等费用约为66208.51元，深造求学的费用约为49464.35元。
（3）纵向数据分析
该部分将分析在不同年龄阶段，同一类型的成本的增减趋势。将几个阶段同类指标的数据进行对比以求出比率，分析该项目的增减速度和发展趋势，以判断在生育二孩的过程中，哪部分成本的变化是最快的，又对应出现在哪个阶段。并从其变化中发现政府在推广全面二孩政策中所取得的成果或存在的不足，以此向政府提出相关建议用以减缓这部分急剧增加的费用，减轻家庭成本压力。具体见表13。
表13 川渝地区农村家庭生育成本的核算结果
就生存成本而言，该项目的增减变化最大的时期出现在婴儿阶段，与上阶段同类成本相比增长了403.45%。大学阶段其次，与上阶段同类成本相比增长了71.88%。结合家庭对该阶段费用的接受程度，可以发现：婴儿阶段的生存成本以翻了四倍的速度突增，认为该阶段费用偏高的家庭同时明显增多，与上一阶段相比的增长率为30.74%，是在各阶段与上阶段相比中增值最大的阶段，说明这部分费用确实给农村家庭造成了不小的经济负担，急需社会来帮助分摊这部分费用。
就教育成本而言，该项目的增减变化最大的时期出现在小学阶段，与上阶段同类成本相比增长了96.85%，与婴儿和幼托阶段不同，该阶段虽然国家减免了学费等，但随之出现的有课外兴趣班费用和补课费用，农村家庭也越来越重视孩子受教育的质而非量，故对孩子的质有了新要求，生育的量就势必会受家庭经济情况的影响，家庭会理性选择自己能负担的孩子数量。但若政府和社会能准确把握农村家庭最需要成本分摊的阶段，有针对性的解决经济上的窘迫，将是对国家落实二孩政策最有力的方式。而大学阶段增长率其次，与上阶段同类成本相比增长了85.57%。与高中阶段相比，大学的学费确实增长了很多，教育成本在大学阶段的总费用接近3万元，对应家庭对该阶段费用的接受程度，其中认为费用偏高的家庭占样本量的比例高达71.83%，由此观之，教育成本是农村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
就医疗成本而言，该项目的增减变化最大的时期出现在高中阶段，与上阶段同类成本相比增长了96.21%，且结合家庭对该阶段费用的接受程度，随着义务教育的结束，伴随突然增加的学费类成本项目，可以发现61.45%的农村家庭都认为该阶段的费用偏高。因此对身体出现意外病况的家庭更应重视，在本就负担费用较高的情况下，不能容许特殊情况发生而雪上加霜。应及时给予社会和政府的帮助，防止休学等情况的发生。值得注意的是，从医疗成本在各阶段的估计值来看，花费最多的出现在出生前阶段，主要是分娩带来的较大花销。该部分的核算是扣除医保报销之后，家庭独立承担的费用，而由于乡村一般远离城镇，距离最近的是卫生所，但卫生所的条件有限，妇女分娩时也常得不到较好的护理，让育龄妇女有后顾之忧。
就其他成本而言，该项目的增减变化最大的时期出现在婚恋阶段，与上阶段同类成本相比增长了8410.90%，以男方家庭为主，女方家庭为辅，农村夫妇为后代婚房付出了近乎半生的血汗。建议政府能针对农村家庭新婚夫妇提供相应政策，减轻农村家庭父母的经济压力。
第一，在农村教育方面。政府以义务教育的方式，分摊了大部分教育费用，但如今农村家庭对教育的要求已不只是“有书读”、“有学上”，在教育质量和教学环境上有了更高的要求。而高质量的教育要求与低水平的农村学校现状极度不符，造成了农村夫妇拼命打工赚钱把孩子送往城区学校的现象，进而带来一系列的经济压力。而这部分的费用却没有社会及政府来进行分摊，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家庭再要孩子的愿望。且农村地区初中以上的学校非常缺乏，多数学生达到一定学习阶段，需要到远距离的学校就读，由此产生的住宿费用大多又是由家庭独立承担的。
第二，在农村医疗方面。政府在乡村就近建设了卫生所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社等，但医疗水平较低，环境较差，医疗设备缺乏。有些卫生所基本不具备可以接生的条件，孕妇分娩需要长途坐车到很远的城镇医院，来回成本较高。村级卫生所只能诊疗一些常见病，对于妇科等专业性较强的疾病无能为力。育龄妇女得不到及时治疗和关心，同样为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实埋下了隐患，即使有生育意愿但身体状况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生育意愿也会大打折扣。另外，农村妇女到城镇医院孕检、治疗妇科疾病等，一些农村医保不能报销，只得由家庭自主承担。
第三，在农村生存成本方面。农村家庭在不同阶段养育孩子的教育成本占比最高，但政府给予的补助依然无法改变农村家庭养育小孩负担重的现实。生存成本增速最快的时期出现在婴儿阶段，与上阶段同类成本相比增长了403.45%，而该阶段花费最大的就是每月的奶粉支出。尤其是随着农村夫妇越来越看重孩子的质而非量，对奶粉的需求也逐步上升，虽成本负担重，但不能马虎喂养的观念从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父母的心理负担，而这部分开支由于缺乏政府分摊办法，减弱了育龄夫妇再要一个孩子的愿望。婴儿期间基本的衣食基本由家庭独立承担，义务教育期间的孩子，国家会承担一部分食物的费用，公立学校在校学生的午餐费价格较低，或全部减免。依法生育孩子的夫妇虽然可以得到政府500元的生育补助，但由于补助较低，并不能明显增强家庭的生育意愿，导致政策实施效果不佳的结果。
第四，在农村生育其他成本方面。该项目增速最快的时期出现在婚恋阶段，与上阶段同类成本相比增长了8410.90%。数据惊人，但事实如此。虽然国家对农村家庭宅基地有专门的法律保护，但大部分农村父母都期望尽自己所能为孩子在城镇购买一套婚房，特别是男方家庭，而农村的女方家庭普遍表示婚房不是他们考虑的，应由男方家庭一方承担。这笔巨额支出全由家庭独立承担，尽管工作不久的男孩不想增加父母的经济负担，但苦于结婚而引起的家庭压力和社会压力，不得不借款或是“啃老”购房，可能还会滋生新的社会问题。政府在这方面提供的帮助十分有限，目前仅限于减免住房契税、购房补贴等方面。
第五，在用人单位方面。农村家庭中大部分的妇女都没有工作单位或有不正规的工作单位，随意减少孕期妇女的产假，并克扣妇女怀孕期间的工资，让本来就不富裕的农村家庭雪上加霜，再次抑制妇女的生育意愿。用人单位不仅不帮助农村家庭分摊生育成本，反而还侵犯怀孕妇女的基本权利，无疑抑制了农村育龄妇女生育二孩的意愿。
此外，本文的研究虽然是基于川渝地区的样本，但川渝地区人口基数大，农村人口多，且适龄生育群体多属独生子女，其二孩生育意愿比其他地区更加强烈，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典型代表性。在西部的其他农村地区，生育二孩成本压力大的现象普遍存在，且成本影响生育意愿成为家庭生育决策的关键因素。以上社会现实是西部农村地区的共性，基于此，本文的结论同样可以在西部农村地区推广。
本文通过对育儿各阶段各成本类型产生费用的核算，得出农村育儿整个生育周期的总费用约为683254.94元。如此高昂的成本，主要由农村家庭自身承担，将可能降低农村育龄家庭生育二孩的积极性。因此，要打破当下广大农村地区望“孩”止步的窘境，亟需建立由国家、用人单位和家庭等多元主体共同承担的生育成本分摊机制。
第一，明确政府分摊二孩基本成本的主体责任，加快完善教育、医疗等基本保障。作为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政府部门应成为承担分摊二孩基本成本的主体，合理配置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在生育二孩的医疗保险、教育成本、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承担更多义务，加大对广大农村地区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为农村落实全面二孩排忧解难，为全面二孩家庭主动分摊成本。（1）分摊农村育儿教育成本，确保“幼有所育”。随着农村家庭育儿观的改变，育龄夫妇对孩子的学习更加重视，因此国家教育经费预算中应该将农村幼儿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为农村幼儿接受较高质量的学前教育提供更多支持。（2）深度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确保“学有所教”。加快改善农村教育教学环境与条件，建立现代化的乡村教育设施与条件，吸引优秀师资下乡，提高乡村办学质量，留住农村学生，从而为农村家庭省去花高价送子进城上学的支出。（3）大力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确保“病有所医”。在乡镇中心卫生院配备足够的妇产科医生及护理人员，提升乡镇医疗水平，鼓励医科大学的妇产科、儿科毕业生到乡镇卫生院工作，并建立乡镇现有医务人员定期培训制度，划拨专项资金定期组织农村育龄妇女优惠体检，确保新生婴儿发育健康。
第二，补齐用人单位分摊二孩生育成本短板，加快出台和规范执行相应配套措施。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严格规定了女职工产前产后的休假时间，并对难产和流产分别作了详细的时间规定，孕期的生育津贴也根据女职工是否参加生育保险的情况分别作了说明。但目前农村妇女就业的一些单位无视规章制度，加上地势偏僻，当地政府监管不力，多数小型企业不按照规定给予孕期妇女应享受的待遇，无疑增加了妇女生育二孩的心理负担和成本压力。因此，督促用人单位规范执行保护育龄妇女的各项用工措施，尽快形成女性职工生产生育期间的育儿费用分摊机制。（1）增强用人单位自觉承担女性职工生产生育外部成本意识。加大法律法规宣传力度，通过传播“推己及人”、“长远发展”等理念，倡导用人单位积极履行好社会责任，不损害育龄女职工“二胎权益”。（2）督促用人单位保障农村育龄妇女的各项合法权益。切实贯彻《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等政策法规，积极落实女性职工的各项生育福利，明晰用人单位在农村妇女生育二孩怀孕期和哺乳期内必须承担的基本费用。（3）加强外部监管，对企业用工及生育保护等执行情况奖惩分明。对侵害生育二孩妇女权益的企业进行严厉惩罚，对执行得力的用人单位给予精神奖励、税收减免优惠等的鼓励。
第三，着力减轻生育二孩家庭成本负担，多管齐下提高二孩家庭福利待遇，打消其后顾之忧。高度重视“生育二孩成本高”、“不敢生”等问题，从制度层面建立健全二孩养育成本的社会分摊机制，多措并举提升农村育龄妇女生育二孩的福利待遇，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生育成本分摊经验，出台实施儿童养育津贴补助政策，分担儿童养育的直接与间接成本。（1）分摊孕育和养育二孩的直接成本，降低农村家庭生育二孩的经济负担。在怀孕阶段，对农村生育二孩的孕妇连续每月发放一定的营养补助费，并提高分娩住院期间费用的报销额度；在婴儿养育阶段，给予农村婴儿诸如奶粉、营养、儿童保健等方面的福利补助；对进城务工生育二孩的妇女除免去一年内的个人所得税外，还可以一次性给予一定的奖励，由国家和用人单位共同承担。（2）动态调整并提高农村生育补助额度，合理提升农村家庭生育二孩的津贴待遇。目前农村妇女的生育补贴是由本地乡镇卫生院发放，在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条件下按时领取。但随着当今农村家庭生育观念的改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曾经的补助额度已达不到预期的激励效果，政府应基于目前物价水平和农村家庭的生育成本进行动态调整，并进一步提高生育保险中生育津贴的发放水平。（3）建立基于公共政策的二孩生育津贴补助兜底性制度，构筑适当普惠的生育福利机制。适应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亟需建立公共财政为生育二孩补贴的福利兜底制度，确保育龄妇女、幼儿养育与教育、医疗等基本性保障待遇，建立适度普惠的生育福利制度，对贫困家庭给予儿童养育津贴的额外照顾，保障优生优育。
房价对城市居民身心健康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房价上升显著地降低了有住房困难的年轻人的身心健康，而公费医疗降低了房价上升对住房困难居民身心健康的不利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房价通过提高有住房困难样本中居民的晚睡概率和降低工作满意度而对居民健康产生了不利影响。上述发现意味着，政府可以通过合理地增加城市土地供给来改善居民居住条件，进而提高居民健康水平。
在北京打拼8年多的吴一，在双方父母催促下刚刚生完二胎半年。半年来，一家6口挤在60多平方米的出租屋里，生活中的小摩擦以及经济上的压力，让她身心俱疲。
刚休完产假开始上班，吴一每天中午要赶回家给二宝喂奶，来不及午休就返回公司。“有天在地铁上看到一位打扮精致的女孩，突然意识到，我已经很久没买过新衣服，也很久不化妆了。”吴一失落地说。
为了方便大宝上学，也为了离单位更近，一家人决定将北五环外的房子出租，搬到出租屋。“让老公的父母来北京帮忙照顾孩子，省钱也放心。”吴一说，二宝出生后，6口人住在了一起。
吴一打开支付宝账单，满满都是尿不湿、婴儿衣服、身体乳、爽身粉等等的购买记录。“现在后悔没把老大用过的一些东西留下来，又得再花钱。”吴一说，目前老公父母的退休金加上夫妻俩的工资，几乎全部用于每月家庭的基本开销。
吴一也想过做全职妈妈，但看一眼账单就打消了念头。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之外，凡是有孩子的家庭，其“生活账本”都是沉重的：
湖南常德的陈晓明今年27岁，有个两岁的儿子，孩子每月上早教班、日常吃穿用的花销在5000元左右；
在西北县城工作的一位父亲称，每月给孩子的花费至少1000元左右，而他的月工资只有3000元；
在湖南怀化一所乡村小学做教师的黎女士说，孩子不到3岁，每月至少得花去工资的三分之一。
甘肃省兰州市37岁的王思诚告诉记者，她和爱人决定不生二胎的原因很简单——教育成本太高。
“孩子5岁多，报了8个兴趣班，包括围棋、乐高、游泳等等。仅兴趣班每年支出就要6万元左右。”王思诚说，他生在农村，从小没上过兴趣班，也曾想过不给孩子报班。“但别人都在学，我们不学，总担心孩子被时代抛弃了。”他和爱人达成共识，一个孩子就“压力山大”，不能再生了。
各种成本的加成，让年轻人在生育之前要盘算更复杂的经济账。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以前多生一个孩子，不过是“多添一双筷子”，但今天，那双筷子变成了“黄金”做的。
谁来帮看娃？
“没人帮忙带孩子”是杨玲不敢生二胎的主要原因。她生活在辽宁鞍山，孩子已经7岁。“要二胎，除非全家合力一起面对，否则女性牺牲太大。”她说，身边有多名女同学生二胎后选择成为全职妈妈。“都是在事业上很优秀的女性，但没办法，孩子没人照顾。”
生下孩子没人照看，是很多年轻夫妻共同的焦虑。目前很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托育机构供应明显不足。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调查数据显示，我国0至3岁婴幼儿入托率只有5%左右，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目前我国家庭的婴幼儿照顾方式仍旧以父母和双方长辈照顾为主。
北京市民李楠本来在某教育机构上班，一开始选择请保姆看孩子，但最终没能扛下来。“保姆不断要求涨工资，一路涨到一月6000元。我反复考虑，辞退了保姆，也辞掉了工作，全职带孩子。”李楠无奈地说。
与保姆的“纠葛”在不少家庭上演。一位北京的妈妈告诉记者，她家3年换了7个保姆，有的保姆不断要求涨工资，有的专业素养不足。天津一位家政业业内人士坦言，我国家政服务需求巨大，但有效供给不足，行业发展不规范，百姓满意度不高。
不少老人也无奈地为第三代牺牲了清闲、独立的退休生活。天津一家大型驾校教练说，近年来招收的学生中不少是60多岁的爷爷、奶奶。“刚开始我也纳闷，年纪这么大了，为什么还要学车？后来一问才知道，为接送孙辈方便。”
孩子长到3岁，在很多大城市，想上个理想的幼儿园往往很不容易。
“我考察了距家开车半小时内的所有幼儿园，发现私立条件好的太贵，收费低的品质又不行。”在广州生活的陈蕾说，为了让孩子进入一所热门的公立幼儿园，她想尽了办法，经历一番“15选1”的残酷竞争，才得以成功。此后，她再也不敢考虑生第二个孩子了。
生活在北京的李敏孩子才一岁多，但已经开始想着学区问题。她和丈夫想办法贷款、凑钱，在西城区买下了一套学区房。“买这套房子感觉‘要了我的老命’，怎么还敢生二胎？”
在原新看来，不仅是城市，目前我国农村也进入了低生育意愿的时代。
湖南邵阳农村的刘瑞，生孩子前辞掉城里打工的工作回老家。“全家就只能靠我爱人务工挣钱，怀孕、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感觉经济压力很大。”
“农村夫妻生育意愿不断降低有多重原因。”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政说，一方面，大量年轻人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面临更大生活压力；另一方面，传统的生育文化已经改变，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观念在淡化。
孩子重要还是自己重要？
在天津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的王影，35岁时成了新手妈妈。她之所以选择晚育，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工作。“老公工作调动频繁，我身边提前生娃或者有二胎的女性晋升受影响严重，所以我们商量好了晚育。”
直到两年前，考虑到身体原因，王影才下定决心要孩子。即便在工作中一直是女强人，但生育后重返职场，王影的感受明显不同。“年轻同事们冲劲十足，而我三天两头孩子生病、老公出差，精力真的没法完全放在工作上。”王影说，为了工作，不敢考虑二胎。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治医师杨婷说：“生育二孩，女性还会考虑带来的健康风险。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生育可能带来加速衰老、高血压、育后血栓等并发疾病风险增大。”
另外，如今生育成本的考量已不再仅局限于经济因素，还包括时间成本、社会成本。黄文政认为，随着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女性生育意愿不断下降，生育时间不断推迟。
29岁的于欣欣去年刚结婚，虽然双方父母催促，但是她已经下定决心不要孩子。“我的工作处于上升期，一生孩子这些年的努力就‘一夜回到解放前’。而且现在的工作节奏也不允许要孩子，频繁出差、加班，连小狗都不敢养。”她说最困难的就是还未和老公达成共识。
距离生育友好型社会还有多远？
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推动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释放生育政策潜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调查，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只要做好相应的支持措施，实际存在的生育潜力就能发挥出来。”宁吉喆说。
“现阶段最重要的是，构筑一个生育安全和生育关怀的社会公共政策体系。”原新表示，应建立与现行政策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在优化生育政策和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过程中，对与新生育政策相违背的内容进行修订。
兰州大学县域经济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毛锦凰认为，国家应尽快完善幼儿阶段和学前阶段教育制度，将学前教育纳入国家义务教育，切实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同时，逐步完善二孩生育补贴政策，从生育补贴、抚养补贴、生育女性医疗补贴、延长法定生育假期、收入补贴等方面统筹完善。
“生育、生殖健康的技术服务和宣传教育，也应该不断加强，包括青春期教育、婚检、孕检等。此外，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该得到正确应用，让因各种原因不能生育的人可以拥有孩子，同时对非法代孕等行为严厉打击。”原新说。
从“独生子女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我国生育的人文环境、舆论环境也在随之变化。原新认为，当下，这些环境应该被积极重塑，让整个社会尽快形成生育友好型社会。（文中受访夫妇均为化名）
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时至今日仍存在着较大差距，而进城农民构成了这个差值的主体。那么，这些漂泊于城乡间的人们在何种程度上融入了城市？这是我们最初的关切。
杨善华老师：
本文讨论到了农村青年进城买房，实际上，农村中并非所有人都买了房，其实可以观察到，只有经历过非农化的社会流动之后才有可能进入买房的行列。非农化的社会流动对个体作出买房决策的影响也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点。
你们提到了朱书记一家的案例，事实上，农村嫁娶当中一般都是由男方提供住房的模式已经在改变了，然而这种现象引起了老一辈的强烈不安，因为这样可能在周围人的议论中被视为隐性的“上门女婿”。老一辈人要求子女在老家县城买房，尽管没人住，但它是作为“仪式性的住房”存在的，没有这个房子说明我不行，买了房子之后就是“在村里有交代”了。这种观念上的转变是值得进一步关注的。
在田野研究中，对于田野点的追踪也是很重要的。你们提到四十多岁的人还认这个村，年轻人可能就不认了，那么再过五年，这些不认为村里房子有重要性的年轻人又会怎么看呢？农村在观念上处于一种新旧混合的状态，既有以前乡土、伦理的观念，又因为打工带来了新的想法和观念，这是一个值得去长期跟踪关注的点。
佟新老师：
你们提到的教育需求实际上是和城市化勾连在一起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个“中心校”的概念。随着村庄学校的逐渐消亡，农村学生只能向城市流动，教育的转变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动力机制，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文章中没有澄清选取访谈对象的方式，如果只是偶然遇到的话，可能样本是不够全面的，在在外打工的农村青年之外，可以继续去关注父母一辈和没有出去打工的村民的相关案例，或许会有新的认知和发现。
家庭观的转变是历史性的，从传统农业社会的大家庭，到如今现代社会的小家庭，家庭形态和家庭观念不断发生着变化，在城市化进程中，似乎更加展现出一种从家庭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转变，但我们需要深究细化这种家庭观念的变化。因此如果研究要进一步跟进的话，其实可以尝试着把一个家庭中所有的人都访到，可以去问：在他们眼里，什么是我的家呢？去看看不同年龄段、不同代际、不同性别的人对于家的看法有什么不同，这也是一个有意义的关注点。
最后，对于每一个个案中展现出来的，看似理所当然的逻辑，比如父亲觉得必须要为小儿子再置办一套房，遇到这种情况时，研究者需要有意识地去追问他们，深究他们的想法，挖掘出策略背后对应的文化背景。
卢晖临老师：
本文的题目叫“何以为家”，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命题。在16年调研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特别深的体会：问卷调查会问家里有几口人，得到的答案和我们那个年代跟着杨老师出去做调查相比变化很大。过去我们对于家庭有一个明确的认知边界，而在今天中国这种城镇化模式之下，家的边界其实变得模糊了。家庭出现两个倾向，一方面是核心家庭化，小家庭要在城市买婚房，其子女将来要在城市长大和受教育等等；但是另一方面，家庭又是扩大化的，没有明确的边界意识，即使是分家了，也会认为同属于一个大家庭，在很多情况下家庭决策是共同参与的。
在买房安家的过程中，有些信息是藏在表面的动机背后的。如果只是问浅层的原因，可能会得到清晰的、线性因果的图画；但如果是深层的、多方的，就可能展现出非线性的、偶成的逻辑。比如有一家人长期在上海打工，在村里的两栋房子空了十来年，这期间去看会觉得他们是“非理性”的。但2017年由于老人身体、小孩上学、政策收紧等原因返回家乡，结果村里的房子就从虚的变成实的，上海从实的变成虚的。上了年纪的人觉得在老家至少要有房，这背后有制度性的原因——大家体会到不容易在大城市安家，所以没办法考虑村里房子空置以后的经济代价。此外，个体自身的生活经历和性格对于买房的策略也会产生影响，更有责任心、有明确生活目标的人，在经济积累速度上也会与其他个体产生差异。比如前面提到的胡明在结婚后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方面是因为成立家庭，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妻子从小承担起家庭重担，责任心特别强。
在这样的地方做田野研究，是特别具有挑战性的。在研究者只去一两次的情况下，或许对于整个事情的把握感到信心满满就下了判断，然而等到一年两年后回头再看时，会发现当初的判断可能要重新思考。事实上，哪怕没有长期做追踪研究的机会，也要有相应的心理准备，不可以信心满满，觉得自己马上就能够找到通用的模型来解释一系列事实。而如果有这种追踪研究的条件，就需要去对比：最开始的判断在之后能否得到支持？得不到支持的原因是什么？是彻底地推翻还是可以做部分的修正？这会让我们对实践逻辑的复杂性有更好的认识。
最后，本文可能在写作上存在一些问题。写作需要紧紧地围绕主题，文中有一些线索与本文的主题“安家”并没有直接联系，内容上可以相对收缩。
如何看待工业资本主义向消费资本主义的转型是当代社会科学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消费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导生产方式开始由生产转为消费，这种变化成为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起点。卢卡奇（2009）通过对劳动过程合理化的分析，在“异化”的基础上提出“物化”的概念，认为“物化”不仅发生在经济层面，更成为社会的普遍性结构：人类通过劳动创造出一个庞大的异己世界，人们被商品禁锢，丧失了主体性。德波（2006）将这一批判脉络继续向前推进，提出了“景观社会”的概念，告别了马克思曾经面对的“被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物化的现实”，绘制出一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总体视觉图景”，认为商品已经成功地将社会生活殖民化，生活呈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景观社会即是日常生活与情感体验全面商品化的写照。
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韦伯所描述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时代主流，工作被赋予积极的意义，休闲娱乐则是对立面；到了消费资本主义时代，休闲娱乐的商业价值再度被发现，娱乐变得富有生产性，被吸纳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成为资本增值和利润生产的重要环节。在此背景下，生产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改造自然，而是对个体感官和欲望的开发和管理，资本的逻辑开始介入人的身体、欲望和感官（李长生，2018：95-111）。休闲娱乐产业的发展是消费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消费资本主义实现自身逻辑的必要手段之一。在景观社会，日常生活的商品化正是经由休闲与消费的文化机制和娱乐业、服务业的发展来完成的。
德波（2006：76-81）指出，景观社会的支配性主要体现在非劳动时间和日常生活空间两个维度。在异化劳动创造的虚假自然秩序中有一种虚假循环时间，它与自然界的循环时间有着类似的外观和呈现方式，二者难以区分。事实上，虚假循环时间中的夜晚、休息日和休假等非劳动时间，如今也在服务经济和休闲活动的不断扩张中成为可消费的商品。例如，在德波看来，所谓的“节日”已经无法让我们真正享受生活，而是资本对非劳动时间的商品化，目的是不断引诱人们进行过度消费。除了将时间纳入自己的系统之外，资本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还需要进行空间的布展。具体而言，资本的运作需要借助视觉来呈现，城市化为此提供了空间基础。工厂、住宅、文化和观光休闲中心等空间的开发和划分使城市中的人们活在设定的生活和消费模式中，巨大的购物中心成为诱使人们狂热消费的殿堂。不仅如此，城市不同功能区域的隔离还使得公共性不断衰落，公共的人开始变成消费的人，景观开始占据原本由公共生活占据的空间。学者们进一步丰富了景观社会的内涵，提出景观首先具有视觉性，因此观看正是串联起景观及观众的关键行动，是景观社会的重要依托和组成部分，也是我们理解景观的生成机制及其与主体之复杂关系的核心（李长生，2018：235-269）。
笔者进行田野调查的酒吧主要包括3家连锁经营的大型夜店（闹吧）和10家清吧（以轻音乐为主、较为安静的酒吧），前者主要位于市中心或交通便利处，以经营“高空派对场”为主，特点是空间场地较大，灯光绚烂，并以电子乐为主要背景音乐，年轻人是其中主要的消费群体，他们常常跟随动感的电音在舞池舞动（“蹦迪”）。清吧类型则较为多样，例如酒吧V以复古的意大利式装修风格、爵士乐队表演和精湛的调酒技术为招牌，M则是提供墨西哥简餐和特色鸡尾酒的平价学生吧，P是外国人经营的精酿啤酒吧，还有日式居酒屋和路边的精酿啤酒车，等等。清吧多位于文创园区以及较隐蔽的居民点内，它的消费群体更多元，消费水平相对较低。
志雄今年30岁，在X市夜场的工作时间超过十年，对酒吧的运营了如指掌，就像他所总结的，“可以布置一些声光电的系统、高科技的东西，那些比较烧钱。有这些硬件设施，还要一些软件······一些比较优秀的娱乐场所营销都有一些颜值系的女生，让这么些人做起来”。据了解，X市最大的酒吧、据称也是全国第三大酒吧的S吧相关投资金额超过一亿元，每月发给员工的薪酬总额高达一千万元。软件的投资和回报方式与硬件不同，它并非一种固定资产，也不是人力资源成本，而是一种看似亏本的经营策略——给女性消费者免单。为什么女生可以免费，所有的女生去酒吧是否都可以免费，酒吧又如何通过对“颜值系女生”和“优秀销售”的经营来覆盖女性的消费费用、酒吧的天价投资和员工薪酬？接下来，本文将进一步论述酒吧通过运作性别关系获利的具体机制。
有史以来都是这个样子的，从有夜店开始，只要有女生都是优先的。七八年前那些酒吧，男的进去就要买票，女的进去就不用买票，以前都是买票的······酒吧都是高消费的嘛，女的多，男的就愿意花钱······主要（消费者）还是男生，女生的话很少。
从丁宇的总结来看，酒吧主要利用女性从男性身上获利。具体而言，早期的“花场”主要通过女性提供性感的舞蹈表演和“陪酒陪玩”业务，进而从年纪较大的有钱“老板”身上赚取高额小费。在“花场”中，男性和女性是直接的凝视与被凝视、消费与被消费的主体与客体关系。相比之下，在当前的“高空派对场”中，年轻人是主要的消费群体，酒吧的休闲娱乐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休闲娱乐产品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过这并没有改变其中的性别化取向，酒吧仍然将“女孩子多，男孩子才愿意花钱”奉为圭臬。
然而，酒吧的具体盈利策略也在发生转变，不再是简单的“女性为男性消费者提供直接服务”。虽然“高空派对场”仍有与“花场”相似的女性“陪酒陪玩”业务，不过这些业务现在被统称为“客服”，“陪酒陪玩”也变成推销气氛道具和香槟，明面上的“小费”也被明令禁止。潘俊今年24岁，也来自外省，与丁宇在同一家酒吧做营销，他们分别谈到了女性客服工作和盈利模式的转变：
今天我的客人需要女孩子，那我就要叫你们上班，就是那些长得漂亮，又想赚钱的。我叫你过来，那我肯定要给你小费，就叫客服部······香槟是一种替换形式，是小费的代替，我们不能收小费。喝肯定是要喝一些，玩肯定也是要会玩，如果你在里面上班，我是来消费的，你让我掏钱给你买这些东西，你总得付出点什么吧，要么你跟我喝爽快，要么你就陪我玩开心。
（访谈对象：潘俊）
客人要给她们买气氛道具，包括氛围纸巾、扇子。道具就是代替小费的，因为现在酒吧不能直接拿小费，只能用一个东西来代替······说难听点是陪酒，说好听就是推销员，就把道具或者什么代替的东西推销出去。（访谈对象：丁宇）
在“高空派对场”中，女性为男性消费者提供的“陪酒陪玩”服务经由中间商品的“卖与买”获得了合法性。通过高价贩卖成本低廉的气氛道具、香槟，女客服仍可挣得不菲的收入，她们往往从中抽成40%—60%不等的费用。
除了女客服外，无论是酒吧专门聘请的气氛专员，还是在酒吧享受优待的年轻女性，这些爱玩、会玩的女性常常作为酒吧的“生产力”而存在，她们的价值就体现在自身的美丽和参与上。一方面，她们作为被凝视景观的一部分为酒吧吸引男性消费者，以特殊的方式为自己的消费买单，也就是“用她们的存在来付钱”（paying with their presence）（Qian，2014），甚至可以获得额外的收入，只靠“在场”而无需实质意义上的“交易”是越来越多女性愿意进入酒吧的原因之一。然而，并不是所有女性都能获得优待，酒吧需要靠美女的人气获取利润，营销人员会将颜值高、身材好的女性安排在显眼的位置，甚至会督促女性打扮自己，以便提高“生产力”。
我有时候约女生，我会说你今天要洗头，或者说我会讨厌一种（女生），就是长期穿高跟鞋，脚指头脚后跟长茧······我可以很直白地说，你今天没洗头啊，你这个高跟鞋不能再穿了，我看了都很讨厌。（访谈对象：志雄）
另一方面，除了作为被凝视景观的一部分，这些免费入场的女孩有时候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被营销人员安排与一些男性消费者拼桌。当然，酒吧里也不乏有能力为自己订台、买单的女性，不过她们的消费能力并不稳定，因此大多数酒吧并不期望从女性身上赚钱，而是引导她们与其他男性消费者拼桌。对男性营销人员而言，“一个人也搞不定这些女的”（访谈对象：志雄），与此同时，部分男性消费者也希望与女性拼桌。在这种情况下，营销人员会努力促成拼桌以同时满足女性消费者和男性消费者的需求，进而从中获利。邵彬是志雄的初中同学，也是老乡，结婚之前经常找志雄订台。
邵彬还没结婚的时候经常会去玩，但是他玩什么，他最喜欢跟女生拼桌，今天刚好有个台位，三个女生，四个女生，他就找营销来协商说，酒水我来买单，一起玩嘛。这样晚上不就很开心了。那你五个男生从这边跑过去傻喝，你看我我看你，有什么意思。（访谈对象：志雄）
营销人员常常作为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协调者开展服务。如潘俊所说，他们更倾向通过免费优待、建立友谊等方式与女性建立战略性的亲密关系，将她们发展成自己手上的“女生资源”。
和女生就经常聊聊天啊······女生订不了什么大台，我只是指望她能不能给我介绍几个客人。过节发个红包啊，改天出来吃个饭啊，那她有客人就会帮你介绍。（访谈对象：潘俊）
通过手上的“女生资源”，营销人员可以吸引、巩固男性消费者，让他们为高额消费买单，这是整个酒吧盈利的关键所在。好的关系可以让营销人员对女性经济价值的利用变成“约朋友出去玩”，接受了酒吧和营销人员优待的女性也通常需要做出补偿（Mears，2015），如听从他们的“拼桌”安排。
（二）作为主要消费力的男性
从酒吧产业的经营角度来看，女性是“第一生产力”，男性是主要的“消费力”。男性的消费既是酒吧的核心目的，也是构建和维系“性别景观”的基石，正是他们的消费力汇集了流光溢彩的酒水和性感美丽的女性，共同组成了“性别景观”。消费力不仅体现在他们愿意花多少钱来买酒，更体现为他们所在的卡座、所开的车及其衣着服饰，这是一种融合了支付水平、身体资本与消费习惯的整体能力。如果想进入酒吧性别景观的中心，男性既要考虑如何装扮自身，又要考虑如何展现雄厚的经济能力，甚至需要通过炫耀性消费来获得排场与面子。与女性相比，酒吧对男性气质的期待较为单一，消费能力是核心考虑。
有些人总会问我，在酒吧找一个女生要花多少钱。我经常说，就是花钱的事啊，如果真正要花钱，你不需要花一万块买酒，就花个五千块钱租一台迈凯伦，然后全身整理一下，人家戴理查德你也可以戴，你买个A货，三千块就搞定，对吧。酒你随便点一瓶一千块的就足够了，剩下再留两千块去付小费，这样子你就很有排面。我也可以给你上“黑桃A”，可以上十万块钱的酒摆在你桌上······但是你hold不住啊，你穿个拖鞋，邋里邋遢，从大排档下班回来，头发油油的，你这样子怎么去玩。
（访谈对象：志雄）
现在“黑桃A”都要八千多块钱，有些人为了泡妹子也要买下去啊。现在女孩子出来玩都是看你桌上有什么酒，你能不能撩到她就看你桌上摆的是什么酒······然后她会决定下一步要不要跟你玩，要不要跟你蹦迪······（访谈对象：丁宇）
访谈中提到的“黑桃A”是世界上唯一一款纯人工制作的香槟，它的商标就是扑克牌中的黑桃A，限量的供应、绝佳的口感和极尽奢华的包装使它深受国内外富豪名流的追捧，据说“黑桃A”在酒吧走红的原因就是它获得了国内某富二代的青睐。要想获得女性的欣赏，并且在酒吧玩得开心，男性需要从各方面来展现自己的消费力，包括衣着、汽车、消费、酒水等，以争取获得进入中心秩序的资格。但并不是所有的男性都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酒吧展现出比日常生活更传统的性别权力关系，而这只会促使男性掏钱买单，并不会为男性提供更多的消费选择。
就是想玩啊，人呢就是，你在这边失去，你在那边会得到。其实我们也不管你有没有钱，你出来玩，哪怕你今天把钱都花光，那是你自己的事，你会想办法去弥补。（访谈对象：潘俊）
本文认为，酒吧的性别化不能与身体、情欲划等号，也不能涵盖酒吧性别景观构建的诸多维度，甚至可以说，酒吧打造的生产力与以情欲满足为标志的性产业关系不大。一方面，酒吧内禁止进行性交易，排斥过分暴露的着装与性意图明显的互动，也不会将自身定位成贩卖女色以换取利润的红灯区。另一方面，酒吧致力于打造的生产力蕴含在景观之中，依靠多元化的性别主体互动自然流露出来，它的运作基础不仅体现为身体的吸引力，更在于对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迎合以及为消费者提供有魅力的陌生化生活空间，并在空间中积聚新鲜刺激的人际关系，形成具有时尚生活方式的象征意义。总之，必须将作为生产力的性别置于酒吧行业的整体定位及其在当代消费潮流的文化意涵中加以理解。
“性别作为生产力”不能简单地归纳为“用美女顾客吸引男顾客消费”。事实上，作为盈利模式的性别景观构建颇为精细，其中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基于两性的社会角色差异设计产品和营销策略，比如给女性顾客消费优惠，把高颜值女性和高消费男性安排在最中心位置，维护美女客户资源等；第二，开发和协调不同的性别角色，包括专门陪酒陪玩的美女（“花场”）、销售气氛道具与香槟的女客服（“高空派对场”）、聘请的女性气氛专员、受邀免费来玩的年轻女性、有消费能力的女性顾客、高颜值但支付能力低的男性、消费能力与意愿皆强的男性等，不同的角色相互映衬，形成了多元化性别主体间的互动，在其中不断生成的性别气质满足了不同角度的凝视需要，从而达到互为景观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