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诸葛亮与《诸葛亮兵书》

诸葛亮兵法专著

诸葛亮一生，戎马倥偬，统军征战，运筹帷幄，神机妙算，为蜀汉政权的建立和稳固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他深通古代兵法，加上自己丰富的战争经验，编著过多种兵书，可惜这些兵书大多都已亡佚。《将苑》和《便宜十六策》是他留世的少数作品中最重要的两部。

《将苑》，也称《新书》或《心书》，是中国古代论将用兵的专著。全书共五十篇，分兵权、逐恶、知人性、将材、将器、将弊、将志、将善、将刚、将骄吝、将强、出师、择材、智用、不陈、将诫、戒备、习练、军蠹、腹心、谨候、机形、重刑、善将、审因、兵势、胜败、假权、哀死、三宾、后应、便利、应机、揣能、轻战、地势、情势、击势、整师、厉士、自勉、战道、和人、察情、将情、威令、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约五千言。

《将苑》一书，《三国志》、《隋书》、《唐书》中都无收录，及至南宋《遂初堂书目》始有记载，因此历史上对其真伪众说纷坛。清人张氵豆寸认为，《将苑》实为诸葛亮所著，但是另一位清代学者姚际恒则持不同看法，他所著的《古今伪书考》中就把《将苑》列为伪书。直到今天，学术界对此问题仍无定论。

关于《将苑》的流传，从《遂初堂书目》中始见，明王士骐所编《诸葛亮集》收入此策，明清时期有多种刊本留世。其版本大致有三个系统：

一是《诸葛亮集》系统；二是类书、丛书系统，较有代表性的有：广汉魏丛书本、增订汉魏丛书本、子书百家本，增订汉魏六朝别解本、唐样丛书本、学海类编本、说郛本等；三是单行本系统，主要有：明正德十三年（１５１８年）韩袭芳铜活字印本，明万历二十三年（１５９５年）书林郑小斋刻本、明黄邦彦刻本、民国石印本、１９２６年成都昌福公司铅印本等。

《便宜十六策》，主要论述治国治军之道，全文分治国、君臣、视听、纳言、察疑、治人、举措、考黜、治军、赏罚、喜怒、治乱、教令、斩断、思虑、阴察共十六个部分，故称“十六策”，共约六千言。

《便宜十六策》是关于军队等问题的理性认识。《便宜十六策》，旧题诸葛亮撰。《三国志·诸葛亮传》所列诸葛氏集目录不载此书，北宋《崇文总目》著录有《武侯十六策》。今本部分内容为《太平御览》引作《武侯兵法》，当系真伪杂糅。清张澍辑入《诸葛忠武侯文集》。全书１卷１６篇，主要论述治国治军的策略，其中《治军》、《赏罚》、《教令》、《斩断》等篇以论兵为主。该书认为国以军为辅，“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危”，所以必须把军队治理好。治军如同治国，要分清先后，“先理纲，后理纪；先理令，后理罚；先理近，后理远；先理内，后理外；先理本，后理末；先理强，后理弱；先理大，后理小；先理身，后理人”。纲理则纪张，本立则末正。要以法治军，教令颁布之后，即要严格执行，“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提出对不从教令之法，犯有轻、慢、盗、欺、背、乱、误七种“治军之禁”的人，要严加惩处。强调治军必须防止和克服感情用事，“喜不可纵有罪，怒不可戮无辜”。《便宜十六策》在继承前人治军思想的基础上，亦有所发挥，受到后人的重视。

《三国志》作者陈寿在收录诸葛亮兵书时不见此书，因此后代许多学者对《便宜十六策》的真伪提出质疑，而认为此书很可能是南北朝时期有人假依诸葛亮之名而作的。但是，陈寿在收集《诸葛亮集》时有这样的话：“辄删除复查，随类相从”，因此也可能《便宜十六策》是陈寿所选的诸葛亮兵法三十四篇之外的作品。《便宜十六策》在《隋书·经籍志》始有收录，唐以后的许多兵法类书都收有此策，尤以明清时期为多。

 

军事思想和治军风格

诸葛亮兵法博采《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六韬》等古代兵家军事理论之长，融入自己的战争经验，总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军事理论。《将苑》和《便宜十六策》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军事思想和治军风格。

１、治国先治军的国防思想

诸葛亮认为，治理一个国家就象治理家庭一样，必须先树立根本。“夫国之大务，莫先于戒备”（《将苑·戒备》），一个国家“有文治必有武备”（《便宜十六策·治军第九》），国防是国家的头等大事。而军队是“所以存国家安社稷之计”（《便宜十六策·治军第九》），是一国之根本。“国以军为辅”，“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危”（同上），因此治国必须先治军。

诸葛亮采取以法治军，赏罚严明。诸葛亮治军，十分重视赏罚、教令的作用，强调教者要“正己”，被教者要“从令”。如此，则军治，军治则可胜；反之，则军乱，军乱战必败。因此，必须“以法治军”，“教令为先”。

诸葛亮指出，不从教令之法者有七种情况：轻、慢、盗、欺、背、乱、误，这些都是“治军之禁也”。军队设立教令之法，就是要建立威严，做到令行禁止，提高战斗力。有这七种情况就是乱军，乱军则不战自溃，所以必须以法治军，对这些不服从教令者要严加处理、惩罚。

以法治军，赏功罚罪，赏罚必须分明、公正。如此，虽死也服，人无二心，见敌则战；赏罚不明，教令不从，威武不行，下不劝功，见敌不起，人有二心，战之必败。所以诸葛亮不仅强调赏罚严明，而且强调赏罚公正，不论亲疏贵贱，都要平平正正，坦坦荡荡，这样才可以建立威武、仁义之师。

诸葛亮在其主持的军国大事中，处处遵行赏信罪必，赏罚严明的原则。不仅如此，而且身体力行，言行一致，说到做到，以身作则。他在马谡失街亭之后，深责自己用人不当，举措失宜，除了斩马谡外，还上疏自贬三等。

 

2.治军先治将的治军思想

“夫将者，人命之所悬也，成败之所系也，祝福之所依也。”（《将苑·假权》）将帅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败，国家的兴亡，人民的安危，因此，治军的关键又在将帅，治将是治军的首要任务。《将苑》，实质就是一部“将才学”。

诸葛亮把将帅依情性分为九类：仁将、义将、礼将、智将、信将、步将、骑将、猛将、大将，又按才力器度归而为六：即十夫之半、百夫之将、千夫之将、万夫之将、十万之将、天下之将。他强调，选拔将帅，必须量才而选，量力而用。有以下八弊之人，不得为将：“一曰贪而无厌，二曰妒贤嫉能，三曰信谗好亻妄，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犹豫不自决，六曰荒淫于酒色，七曰奸诈而自怯，八曰狡言而不以礼。”（《将苑·将弊》）只有那些“不恃强，不怙势，宠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惧，见利不贪，见美不淫，以身殉国”（《将苑·将志》）之人，那些“善知敌之形势，善知进退之道，善知国之虚实，善知天时人事，善知山川险阻”（《将苑·将善》）之辈，那些“刚不可折”，“柔不可卷”，能“以弱制强，以柔制刚”（《将苑·将刚》）之士，方可以为三军之将。三军之将还应该力争五强，禁绝八恶。五强即“高节可以历俗，孝弟可以扬名，信义可以交友，沉虑可以容众，力行可以建功。”（《将苑·将强》）八恶即“谋不能料是非，礼不能任贤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济穷厄，智不能备末形，虑不能防微密，达不能举所知，败不能无怨谤。”（同上）将帅还要特别注意自身的修养和品德，做到身先士卒，作士卒之表率，这样就能上下同仇，团结一心。“夫为将之道，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燃，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将苑·将情》）“古之善将者，养人如养己子。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伤者泣而抚之，死者哀而葬之；智者礼而禄之，勇者赏而劝之。将能如此，所向必捷矣。”（《将苑·哀死》）相反，“若将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谋不用，群下谤议，谗慝互生”，那么“虽有汤、武之智，而不能取胜于匹夫。”（《将苑·和人》）因此，将士之间的“和”是军队战斗力的源泉。

 

３、先谋后战的战略思想

早在春秋末期，孙武就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其后的历代兵家都把这一战略思想奉为圣典，诸葛亮则把它进一步发展。

诸葛亮说：“夫用兵之道，先定其谋，然后乃施其事。”（《便宜十六策·治军第九》）这里所说的“谋”，不单是指作战的智谋，而是“为军之大略”，即所谓“审天地之道，察众人之心，习兵革之器，明赏罚之理，观敌众之谋，视道路之险，别安危之处，占主客之情，知进退之宜，顺机会之时，设守御之备，强征伐之势，扬士卒之能，图成败之计，虑生死之事。”（《便宜十六策·治军第九》）也就是说，行军作战之前，必须审天时，明地利，求人和，作好一切之准备，以待应对任何突然之变化。

诸葛亮认为，“谋”必先从内，先治理好自身。一个国家、一支军队，首先要谋求内部的“人和”，如果上下不和顺，将士不齐心，则“虽有百万之众，而敌不惧”。要达到上下和顺，第一得明确群臣之间、将士之间的纲纪，各得其位，各谋其政。为上者以礼使下属，处下位以忠事其主。为上者应广采众议，采纳微言，明辩是非，亲贤臣，远小人。只有这样，属下才能对其忠心不二。不然，部下则会产生疑惑，以致将吏相猜，士卒不服，必生变乱。未战而自生变乱，则不战自败。其次，为上者要善于发现贤士，举拔能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便宜十六策·举措第七》）选擢人才时，要到卑微的隐处去寻找，因为这些地方往往有怀才不遇的人。一国一军，“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同上）“谋内”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严明教令，公正赏罚。所谓“教令”，即上行下效，使军队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夫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将苑·习练》）如果不教而战，无异于抛弃他们。教不仅要教以行军布阵的基本军事技术，更重要的是培养将士为国殉职的牺牲精神。诸葛亮认为，军队的凝聚力还来自于公正的赏罚。“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便宜十六策·赏罚第十》）“赏不可虚施”，要让士兵知道为什么受赏；“罚不可妄加”，必使部下明白哪些是不能做的。“赏赐不避怨仇”，“诛罚不避亲戚”。（同上）功无论大小，都应受到奖赏；过不管轻重，必须予以惩治。如此，则“王道荡荡”。反之，若赏罚不平，法令不信，则教令不从，士无斗志，虽师百万，无益于用。如果自身作好了一切准备，就为胜利奠定了基础。所以诸葛亮说：“夫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故善攻者不以兵革，善守者不以城郭。是以，高城深池，足以为固；坚甲锐兵，不足以为强。”（《便宜十六策·治军第九》）

“谋内”的同时还要“谋外”，“谋外”就是“知彼”。诸葛亮说：“明君之治，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不患外不知内，惟患内不知外。”（《便宜十六策·察疑第五》）“谋外”要通过多种渠道，要了解敌人的诸多方面。这就需要用间，“五间得其情，则民可用，国可长保。”（《便宜十六策·治军第九》）因为用间是“谋外”的最重要手段，所以用间必须使用自己的亲信，而且非圣智不用，非仁贤不使。只有这样，才可能保证获取敌方准确的情报，作出正确的谋略决策，才可能百战不殆，战无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