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三集
纪录片很好，当然，为了艺术性而增添了较多理想化的抒情
长话短说，小评一下王安石变法历史事件中的三人
王安石是个，怎么说呢，情商很低，智商尚可的人，如果让范仲淹，张居正，甚至是雍正帝这些人看到这段历史，估计他们会被各种迷之操作气到跳脚：“你知道有多少政治家十辈子都修不来你这样的福气吗？”
古今中外，凡阶级者大体可以粗分为俩种：既得利益阶级和受剥削阶级，而凡变法者，说穿了无非是割取已经尾大不掉威胁幕后大BOSS统治阶级（这个阶级是隐藏在背后的，俯瞰其他俩种阶级的存在）地位之既得利益阶级的肉，去补贴被剥削阶级的身，让他们获得一定的生活质量改善，以继续拥护大BOSS统治阶级
而变法能否成功，其根本在于能否获得统治阶级的支持，具体实施之难度又因支持者的力度大小与其自身寿命有关，秦孝公百分百的支持+变法开始后在位时间长=商鞅变法成功，而楚悼王大力支持+变法开始后在位时间短（只有不到9年）=吴起变法失败，
王安石的条件是什么？一个年芳20用迷弟般星星眼看着你，且打没遇到你之前就憋着要变法的年轻皇帝，夫复何求！？结果俩王四个二的牌打毁了，
再一次长话短说，先说情商问题，宰相的职业素养是什么？第一是和稀泥，既所谓团结文官集团，在他们之间制造火候适中的矛盾，并自己从中调和，让所有人对你有依赖，又不彻底得罪其中某一方，
你是改革家，你是固然要得罪人，但这并不代表你应该把所有可以团结的对象都得罪光，不代表你应该让必然恶劣的政治环境变得更恶劣，而泛道德论者王安石做到了，你反对我变法？你是小人，你支持变法但对其中某些细节提出质疑？你是小人，你说我出门的时候迈的是左脚不是右脚？你是小人。作为一个改革型宰相，却连第一要务:尽可能维持文官集团的稳定都故意不去做，他是合格的宰相呢？还是合格的改革家呢？
得罪下人也就罢了，连枕边人都要去得罪，神宗虽年轻气盛，但为人总是儒雅随和知书达理，对宰相远不止全力支持，还有一种对老师甚至偶像般的敬重，而王安石呢？动不动就翻儿，动不动就大吵，动不动就以“你到底想不想干事？”之类的口气质疑皇帝的真诚，自己永远光荣正确，别人哪怕是领导都一个字说不得，一个年逾50的老爷们儿跟个小公举一样靠个20岁的小青年哄着，你俩年龄和身份颠倒了吧？谁是皇帝？谁该动用情商去哄对方？
若只是情商太低，尚可归为人无完人，但改革最终失败的根源，则只能归于技术水平不足
之前说了，改革的本质就是拆既得利益的东墙，补被剥削阶级的西墙，维持统治阶级这栋楼不塌，王安石的变法自始至终都不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核心，而是巩固统治阶级利益，为国敛财时顺带补贴民众的改革，这原本也无可厚非，作为大宋集团的总经理，当然以维护董事长和股东利益为前提，顾客是上帝？那是古今中外泛用的套话，但说一千道一万，俩个阶级你总得占一头吧？既得利益者骂你，老百姓也骂你，这叫什么事呢？
两头不占，并非因改革定位有误，而是对具体执行的细化和专业性认识不足，你想拆既得利益者的东墙，但这群自古以来“压在人民群众身上的大山”可不会坐以待毙，公开反对不敢，他们还能打太极啊，还能把你对他们利益的损坏靠乾坤大挪移之法转嫁给劳动人民啊？这些难道不是此类人的惯用手段吗？古今中外改革最根本的难点不正在于如何将好的政策贯彻到底，破除既得利益者所有的套路和招数吗？但王安石缺乏这些改革时必须具备的技术性水平，初衷是好的，但好事办坏了，是谁之过啊？
最后是运气问题，那场倒霉催的饥荒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王安石多幸运啊，作为政治家拿到这种天胡的手牌，他又是多不幸啊，偏偏在最危险的时候遇到天罚，也许连老天爷都怨恨他这总是好心办坏事那不开窍的脑子吧？
下一个是司马光，古今的主流观点大多愿意相信一个事实：王安石和司马光，堂堂之君子，俩人高洁却又因政见差异而不相容，但仍惺惺相惜的维持着友谊，最后响起一首“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王安石不是小人，他只是情商极低又缺乏改革中对细节的把控力，他从道德层面诋毁一切反对者，也只因他早已被改革就是正义=自己就是正义的既成事实所洗脑，
司马光呢？普遍认为他道德不存在问题，理由是他不仅从未在道德层面批评王安石，反在其失势后破鼓乱人捶时极力为其道德之高洁辩护，
若仅以此就认为司马光得势后对王安石一切变革之歇斯底里式的破坏完全出于公心，未免太低估心理学的价值了
司马光是什么人？写资治通鉴的人，一切厚黑学尔虞我诈招数的编纂和整理者，他若是在人人都知道王安石跟他政见不合到势同水火，且多次对他进行道德抨击式迫害的前提下，得势后直接露骨的往前宰相身上泼脏水，满朝文人会怎么想？小人得志罢了！司马光要真这么干，那他的情商岂不比王安石还低，这样低级的报复会是资治通鉴作者能做的吗？
改革家视改革成果为生命，就如艺术家视自身作品为生命一样，他们大多是“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成果在人间”的主儿，而最让他们痛苦的，莫过于眼睁睁看着自己奋斗毕生的成果，在面前一件件被撕碎，而自己又无能为力，
司马光的确始终为老哥们儿的人品背书，却又一次次以蛮横的姿态，独断更甚王安石的强硬，将他改革中好的坏的，甚至是被大多数反对派认为利大于弊的东西通通毁灭，不在乎人民利益，不在乎国家利益，甚至不在乎客观事实，纯粹的为反对而反对，为破坏而破坏
两种可能，一种是司马光确确实实光明磊落的对王安石一切改革都持客观公正的反对意见，因此必须一点不给他留，一种则是假公济私的，以让世人都知道王安石人品很好却能力低下为目的高级报复，
是哪一种，见仁见智，纯粹以小人之心去揣测全世界只有司马光自己知道，甚至连他自己都未必知道的其内心对王安石的真实想法，是毫无意义的，我再此仅仅是想说明一个事实：不能单纯因为司马光在公共场合始终夸赞王安石的人品，就认为他在内心深处对其没有丑陋的恨意，
而无论被定为小人还是君子，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北宋后期滔天的党争之祸，以及更后来让华夏文明险些断绝的靖康之耻，都与司马光丧心病狂般的矫枉过正密切相关，
若说王安石是个无心之间点燃名为“党同伐异”之火的过失纵火犯，司马光就是个坐在火灾面前一边抽烟一边浇油的消防员，不论主观意图是报复还是救国，他的这一身份都很难更改
最后是苏轼，关于这位想说的反而最少，事实上在我看来，他才是最具备改革家素质，且能实际操作的人，
他从未彻底否定王安石的变法，却每次都能精准的指出其新政中的漏洞，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漏洞每次都是先把自己套到既得利益者的位置，再思考对方会以何种方式将自身的利益损失转嫁出去，
表面上是在反对变法，实际是在为变法的具体操作细节寻找优化的方向，这种既不否定王安石宏观规划的正确性，又在微观层面提出其规划的不可行性，才是既上连天庭又下接市井的洞察力，
从这个层面上看，苏轼的智商几乎是碾压王安石的，王安石说的他都看见了，但他说的王安石却未必能看见，即使看到也未必愿意静下心来思考，
车是必须要前进，但明明别人指出了前面的大坑，却还是不肯扭动方向盘，只会一边叫着“你们都只会说，只有我是在做事，只有我是在解决问题”，一边猛踩油门，
因此宰相大人依然是以泛道德论的指导方针，给苏轼规划了一下前途：小人就该滚蛋去做通判
苏轼的思维逻辑能力虽好，但他也有一些无法胜任宰相和改革家的缺陷，用阳春白雪点的说法是：具备文人特有的浪漫主义傲骨，而用下里巴人一点的说法是：这人有点浪催的，
纯粹出于善念的意见和建议是让人赞赏的，但无厘头式的发文人之牢骚，单纯为满足自身讽刺欲而去招惹权力者，则和“应以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为座右铭，努力团结一切般“唯利是图”的宰相之职业准则相去甚远，
他拥有眼光和智慧，却最终只能在党政这把大火已无法扑灭时坚持住客观这一政治家的底线，几起几落终只得跳出火场，保护住文人的眉毛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从他以这种方式遣词造句时起，大概就与伟大政治家的身份相去甚远了吧
惟有香如故，固然如此，然就如龙涎香终由积年累月之恶臭污秽之物形成一般，
在历史的维度里，香和臭的间隔，往往只是大脑嗅觉皮层中信号刺激反复横跳的瞬息错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