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托洛茨基是联共（布）党内和第三国际时期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是炮制反革命的“不断革命”论的首脑，是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另建托派第四国际的罪魁。 列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从二十世纪初到三十年代，前后进行了三十多年。从一九〇三年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建立的时候开始，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分两步走还是两步并作一步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能否在一国取得胜利等一系列问题上，列宁与托洛茨基主义进行了多次坚决的斗争。一九二四年列宁逝世以后，斗争更加尖锐复杂。托洛茨基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妄图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需要，恶毒地攻击列宁，拼命地反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破坏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这时，托洛茨基主义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斯大林为了捍卫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领导全党同托派反党集团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论战。 这场斗争的焦点是社会主义能否在一国获得胜利的问题，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理论——“不断革命”论，就是专门用来反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获得胜利的理论的。其特点就是在革命词句的掩盖下，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这场斗争，是一场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还是取消无产阶级革命，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斗争。这场斗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取得彻底胜利，托洛茨基主义遭到彻底失败而结束。这场斗争的胜利，巩固了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从而为后来的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一）托洛茨基主义的产生和影响

二十世纪初，世界历史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当时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右倾机会主义，即第二国际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在列宁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时候，掩盖着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托洛茨基主义。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已经声名狼藉的时候，混进苏联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托洛茨基就改变手法，以极端“革命”的姿态，抛出了他的反动的“不断革命”论。 托洛茨基口头上拼命鼓吹“不断革命”，实际上是不断取消革命。托洛茨基主义就是披着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语句外衣的另一种修正主义思潮，就是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机会主义头子在不同的情况下改头换面，这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出现的规律性现象。但他们的目的是不变的。他们总是妄图把革命群众引向邪路，从内部来瓦解共产主义运动。 列夫·达威多维奇·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〇年），出身于俄国埃利萨弗特格勒（后改名为基洛夫格勒）市郊的一个富农家庭。青年时期受到资产阶级激进派思潮的影响，曾经参加过反对沙皇的活动。一八九八年被捕，流放于西伯利亚。一九〇二年逃往伦敦，参加列宁创办的《火星报》工作。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三年间，托洛茨基曾标榜自己是《火星报》的拥护者。但是，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九〇三年秋天，他开始暴露了机会主义面目，同年底，成为一个“

激烈的孟什维克

”（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全集》第二卷第506页）。从那时起，他朝三暮四地动摇于自由派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时而从这里时而从那里抄袭个别字眼和响亮的词句，采取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反对列宁主义。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他进而堕落为孟什维克取消派。一九一二年布尔什维克把孟什维克取消派清洗出党、形成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时，他已不在党内。这时他打着非派别组织的旗号，大搞派别活动，另行建立反党联盟。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胜利后的革命高潮时期，他又进行政治投机，表示悔过，又归附于布尔什维克党，并窃据了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职务。十月革命胜利后还窃据了人民外交委员（外交部长）和人民军事委员（国防部长）等要职。从此，他利用自己在党内所窃据的那部分权力更加猖狂地进行反党反列宁主义的罪恶活动。伟大导师列宁逝世之后，托洛茨基的反党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一九二六年夏，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反党联盟。一九二七年被清除出党。一九二九年被驱逐出苏联。在国外，托洛茨基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九四〇年八月，托洛茨基被其党徒杀死于墨西哥，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托洛茨基一生所贩卖的托洛茨基主义是什么货色呢？ 托洛茨基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唯心论的先验论。托洛茨基说，规律“是预先准备的，而且包含在钢似的公式中的”（见《文学与革命》）。他把人的思想看成是先于经验，先于实践的东西。他还说：“一般支配特殊，定律支配事实，理论支配个人经验”，是他的“哲学的人生观的基础”（见《托洛茨基自传》）。他否认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否认革命实践的重要性。从这种唯心主义先验论出发，他形而上学地规定了自己政治活动的原则。他说：“社会革命的激进主义——是我整个的内部生活之永远的枢纽”（见《托洛茨基自传》）。这是托洛茨基经常披着革命外衣反对列宁主义的思想根源。 托洛茨基主义的社会史观是唯生产力论。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秘密地‘夺取政权’，而是已成为民族多数的有组织的工人的政治统治。”“假如没有生产力的增长那就谈不上所谓社会主义的问题。”（见《苏俄之前途》）从这种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出发，托洛茨基否认经济上比较落后的俄国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 托洛茨基的政治路线是所谓“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声称他的“不断革命”论是由“互相联系的三个方面组成的”（见《（不断革命）论》）。一是所谓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这个“不断性”，实际上是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他说，在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的“民主革命”“可以直接把社会主义的任务提上日程”；因为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营垒”，农民是没有革命性的“落后的一帮”，只有“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动力”（见《（不断革命）论》）。因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仅要立即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立即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这样民主革命可以与社会主义革命一起完成，从而成为“不断革命”。可见他所说的“不断革命”，恰恰是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阶段，否认革命的阶段性。这种“左”倾空谈就是要使无产阶级单枪匹马地冒险蛮干，实则是破坏革命、取消革命。二是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实际上是要一步登天，一下子建成社会主义，否认社会主义改造要逐步进行，否认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过渡时期。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农民的愚昧幼稚常常使他们对无产阶级采取敌对的态度”，无产阶级会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冲突”因此，执政的无产阶级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而且“将不得不甚至更为深刻地侵犯整个私有制”（见《（不断革命）论》）。可见他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就是要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农民的小私有制一起剥夺，而且还要用比对资产阶级更加彻底的办法来剥夺农民。这种谬论的要害仍然是否认农民的革命性，结果必然是破坏工农联盟，从而破坏无产阶级专政。这完全是一种形“左”实右的反动谬论。三是所谓世界革命的“不断性”、这个“不断性”，实际上是否认各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可以首先在一国或几国取得胜利。他认为：既然农民是反动的，无产阶级在国内找不到同盟军，那么，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只有把革命推进到其他国家去，得到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直接援助，才是出路。他说：“在一国范围内维持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暂时状态”，在孤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各种国外矛盾必然随着成就的增加而增加，因此，“世界革命”是一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前提”（见《（不断革命）论》）。如果世界革命不能同时胜利的话，那么，哪一个国家都不要带头去进行革命。显然，这是打着“世界革命”的旗号，从根本上破坏世界革命、取消世界革命。 贯穿在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中的一条黑线，就是否认农民的革命性，否认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力量，这表明他与鼓吹农民反动性的拉萨尔、考茨基之流完全是一丘之貉，这充分暴露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极右实质。他从马克思、恩格斯哪里剽窃了“不断革命”的词句，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蛊惑人心。 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路线是分裂主义。前期，托洛茨基“

主张革命者和机会主义者在一个党内共处并组织各种大小集团的理论

”（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2页）。后期，他鼓吹极端民主化的理论和“

把老干部和新党员对立起来的理论

”（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6页）。托洛茨基鼓吹这些“理论”，都是为着破坏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团结。 在实际活动和作风上，托洛茨基大搞阴谋诡计，大耍反革命两面派。他竭力以赞扬列宁、称颂列宁的姿态来歪曲列宁、污蔑列宁、妄图以托洛茨基主义来取代列宁主义。他背着党中央、招降纳叛，组成托派反党集团；他采取造谣污蔑、挑拨离间等手法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妄图分裂党；他甚至策划暗杀和暗害活动，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篡党夺权，在苏联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托洛茨基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在许多国家都有托洛茨基主义的追随者和鼓吹者，他们以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为武器，否定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稳定的事实，反对工人阶级实行统一战线的方针；否认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反对在一定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破坏党的统一和纪律，要求党内派别活动自由。 托洛茨基主义的披着革命外衣的特点，使他在一部分缺乏革命坚韧性的怀有小资产阶级情绪的群众中和缺乏革命锻炼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影响。各国共产党内存在的托派集团和托派思潮严重地破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斯大林和各国马列主义者与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二）列宁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列宁指出：“

托洛茨基在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重要问题上，都从来没有过坚定的意见，只要看见有什么意见分歧发生，就马上‘钻空子’，奔走双方之间。

”（《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0卷第449页）这是托洛茨基前期机会主义活动的特点。从一九〇三年起，他像变色龙一样，动摇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多次进行反党活动。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掩盖不了托洛茨基的反动本质。 一九〇三年七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标志着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在俄国的建立。在讨论党章第一条时，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主张党员必须参加党的组织，而托洛茨基却站在孟什维克一边，反对列宁，认为党员可以不必参加党的组织，只要在党的机关监督下工作就可以了。实际上是主张建立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类型的组织松散的党。 一九〇五年俄国爆发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托洛茨基剽窃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第一次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所谓“不断革命”论。他认为在俄国革命中，“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317页）。他提出了“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16页）的口号。列宁批判了这种荒唐的“不断革命”论。他指出，托洛茨基的这种理论是把不同的历史时期混淆起来。列宁认为：当时，俄国虽然已经是帝国主义国家，但是还存在着封建农奴制度的严重残余和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广大人民首先迫切要求消灭封建主义、推翻专制制度。因此革命应该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在民主革命中，由于工人阶级占人口中的少数，它只有和广大农民结成联盟，孤立资产阶级，才能推翻沙皇政府，取得革命的胜利。“不断革命”论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

跳过尚未结束的农民运动

”，要工人单枪匹马去夺取政权，把夺取政权当作“

儿戏

”（列宁：《论策略书》，《列宁全集》第24卷第23页）。这一方面是否认无产阶级有领导农民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否定农民的革命作用和工农联盟的历史必然性，其结果必然把农民推到资产阶级一边，而使革命遭到失败。这和孟什维克的民主革命必须由资产阶级领导，农民是资产阶级的支柱，无产阶级不应和农民接近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不断革命”论实质上是以革命词句伪装起来的孟什维主义。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以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认为：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解决，革命必然还会重新高涨；但在低潮时党应采取秘密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的方针，以合法斗争掩护秘密斗争，保存并扩大秘密党，重新争取群众，以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这时孟什维克堕落为取消派，他们否定革命有重新高涨的可能；反对任何秘密斗争，主张在绝对合法的范围内活动。他们可耻地放弃党的纲领，放弃革命，企图取消秘密的革命党。托洛茨基实际上同取消派唱一个调子，，但是他却卖力地标榜所谓“非派别性”，声称他站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外。当一九一二年一月孟什维克取消派被清洗出党之后，托洛茨基却在一九一二年八月，把所有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集团和派别纠集起来，结成了以他为头子的反党的“八月”联盟。列宁揭露了托洛茨基的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嘴脸。他指出，托洛茨基自命为超于一切派别之上，但他的行为表明他是“

最坏的派别活动残余的最坏的代表者

”（《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全集》第2卷第486页）；“

托洛茨基的‘非派别活动’，就其最无耻地违背大多数工人意志这一点来说，恰恰就是分裂主义

”（《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全集》第2卷第495页）；“

托洛茨基是最恶毒的分裂派

”（《“八月”联盟的瓦解》，《列宁全集》第20卷第154页），是“

厚颜无耻的犹大什克·托洛茨基

”（《列宁全集》第17卷第28页）（“犹大”是《圣经》中记载的出卖耶稣的叛徒，西方人习惯以犹大作为叛徒的同义语。“什克”在俄文里是小称语尾，这里含有轻蔑之意）。列宁以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彻底揭露并批判了托洛茨基的反党派别活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托洛茨基把自己装扮成中派主义者。他口头上大谈“国际主义”，实际上和社会沙文主义这一样支持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竭力反对列宁提出的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唯一正确路线。他认为：在战争中“俄国失败”只会“瓦解无产阶级的意志”（见《俄国的社会爱国主义》），使无产阶级“组织涣散”（见《军事溃败和政治前途》），而且必然加强德国的力量，给德国革命者“制造了困难”（见《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派别》）；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暂时胜利了的俄国革命，也只是一个历史的流产”（见《战争与国际》）。实质上他还是在鼓吹他的“不断革命”论，即“同时胜利”论。列宁与托洛茨基进行了什锋相对的斗争。列宁指出，托洛茨基夸夸其谈，遇到三棵杉树就迷路了。他以为希望俄国失败，就是希望德国胜利。列宁还指出，“

革命阶级在反动的战争中不能不希望本国政府失败，不能不看到本国政府在军事上的失败会使它更易于被推翻。

”（《社会主义与战争》第2卷第683页）托洛茨基对战争的观点同沙皇政府、同资产阶级的观点相同。“

托洛茨基……原则上对社会沙文主义者一点也不赞同，但是实际上对他们的一切都赞同

”（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状况》，《列宁全集》第21卷第262页）。他的言论和德国的考茨基所说的使德国失败就是使俄国胜利同出一辙，结果势必得出“大家都有同等权利保卫祖国”的社会沙文主义的结论。所以列宁称托洛茨基是“

为害最大的‘考茨基分子’

”（《给亚·米·柯伦泰》，《列宁全集》第35卷第184页）。 一九一九年二月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托洛茨基重新混入党内。他入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破坏十月武装起义。 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联共（布）党中央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武装起义的著名决议，规定了立即发动起义的方针。托洛茨基在会上虽然没有公开举手反对这一方针，但他却采取阴谋手段来破坏武装起义，他提议在决议上加进一个“修正”，即写明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以前不要开始起义，也就是故意推迟起义日期，以便敌人赢得时间从各地调兵遣将，集中力量来打击革命。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拒绝了这一提议之后，托洛茨基便利用他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身份，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公开鼓吹和平过渡的谬论。他说：政权转移“将由全俄代表大会来实现。需要不需要武装发动，这将取决于意图破坏全俄代表大会的那些人们。……到今天，我们还是争取避免冲突的。我们希望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将能依靠全体人民已经组织起来的自由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转引自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他还预先告诉临时政府，在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前，布尔什维克不会起义，实际上这就是向敌人泄露了起义的日期，使敌人做好了扑灭革命的准备，列宁痛斥了这种叛卖行为。他指出：“

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在党的领导者当中存在着一种主张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反对立即起义的倾向和意见。必须制止这种倾向和意见。

”“

否则，布尔什维克就会遗臭万年，毁灭自己的党。

”（《危机成熟了》，《列宁全集》第26卷第65页） 托洛茨基破坏十月武装起义的理论根源是“不断革命”论。早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他就抛出了一本名为《和平纲领》的小册子，否定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胜利，竭力鼓吹俄国革命能否胜利取决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是否同时发生的谬论。他叫嚷：“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九月他又发表文章说：“俄国的命运现在跟欧洲的命运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欧洲工人的失败将把我们抛回到帝国主义独裁和君主制去，最后变为英国和美国的殖民地”（见《国际主义的策略》）。正是由于他否定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胜利，所以他反对十月武装起义。 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迫切需要摆脱帝国主义战争，争取时间，巩固红色政权，建设自己的红军。国际帝国主义则企图拖住俄国继续进行战争，阴谋拖垮苏维埃政权。他们还积极策划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曾向一切交战国提出和平谈判，可是遭到英法帝国主义拒绝。于是列宁英明地决定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单独与德国和谈，并准备缔结和约。列宁说：“

我们缔结单独和约，就能在目前可能的最大程度上摆脱两个彼此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利用他们相互之间的敌视和战争，——这种敌视和战争阻碍他们勾结起来反对我们，——取得一定时期的行动自由，来继续进行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

”（《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列宁全集》第26卷第421页），反之，“

谁要反对立刻签订即使极端苛刻的和约，谁就是在断送苏维埃政权

”（《和平还是战争？》，《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页）。 列宁的革命路线，遭到了托洛茨基、布哈林一伙的疯狂反对。他们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主张继续进行战争。托洛茨基在布哈林的配合下，提出了“既不进行战争，也不签订合约”的口号。他利用自己担任和平谈判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在同德国代表团谈判时，拒绝执行列宁关于立即签订合约的指示。当德国发出最后通牒时，他竟然发表声明说：苏维埃政府拒绝在德方要求下签订合约。同时又通知德方说苏维埃政府决定不进行战争，并在继续复原军队。这是地地道道的叛卖行为。托洛茨基的叛卖性政策是建立在“不断革命”论基础上的。他声称“只有欧洲革命，才能真正地拯救”苏维埃政权；签订合约会“失去法国和英国无产阶级”的“同情”；如果得不到欧洲无产阶级的支持，“我们将被击溃”（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托洛茨基的这种反革命罪恶活动，促使德军发动了新的全线军事进攻，占领了很多苏维埃领土，并威胁着首都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处于十分危急之中。在国家存亡的严重关头，列宁领导全党在反击侵略军、保卫祖国的同时，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列宁指出，他们执行的叛卖性的继续战争的政策，完全适应了俄国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者的需要，因为正是俄国资产阶级“

要把我们拉进对我们最不利的战争中去

”（《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责任》，《列宁全集》第27卷第69页），因为正是“

帝国主义很想把我们这个力量暂时还很薄弱的国家拖去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用最便宜的方法来摧毁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

”（《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割地和约问题的提纲的补充说明》，《列宁全集》第26卷第425页）。列宁指责他们“

是帝国主义挑拨的工具

”（《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全集》第27卷第304页）。列宁着重指出，托洛茨基在谈判中发表的那个挑拨性叛徒式的声明，事实上是要挑起帝国主义的进攻，而德国帝国主义这一行动，正是“

受各国资本家委托，要窒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工人和农民，要把土地归还地主，工厂归还银行家，政权归还沙皇

”（《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列宁全集》第27卷第15页）。所以十分明显，托洛茨基这种行动的目的就是要“

断送苏维埃政权

”（列宁：《和平还是战争？》，《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页）。 列宁还在党内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列宁曾一度处于少数地位，但由于列宁的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和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终于使中央大多数同志觉悟过来，站在革命路线一边，击败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机会主义路线。党中央通过了立即与德国签订合约的决定。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苏维埃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由于托洛茨基的叛卖，虽然和约的条件比以前苛刻得多，但是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是列宁巧妙地利用帝国主义矛盾的革命策略的范例，是列宁反对机会主义斗争的重大胜利。 由于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苏联争得了喘息时机，取得了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胜利。但是由于战争的破坏，苏联的经济情况非常困难。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必须根据新的形势及时地制定新的方针政策，吸引广大工农兵群众，积极地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吸引他们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但是阶级敌人却妄图利用经济困难和工农群众的不满情绪，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适应他们的要求，乘机向党进攻。就在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的前夕，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托洛茨基又跳出来兴风作浪，挑起了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这次争论远远超出了工会问题本身的范围，它涉及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问题，涉及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争论的实质是党对工会，对待群众的方法和态度等政策问题。 托洛茨基提出了所谓“拧紧螺丝”和“整刷工会”的口号，提出立刻实行“工会国家化”（转引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273页）的要求。他反对向工人群众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主张把军事工作方法搬到工会里来，用强制的军事命令手段，迫使工人群众迅速从事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托洛茨基抛出这一反列宁主义路线的罪恶目的是要破坏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更直接的，是妄图挑拨工人群众起来反对党，分裂工人阶级，进而瓦解布尔什维克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托洛茨基的反党活动得到了“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和布哈林的“缓冲派”等反党集团的拥护和配合。列宁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列宁阐明了工会的作用和性质以及在工会中所应采取的工作方法。他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工会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但是，“

工会却不是国家组织，不是实行强制的组织。……它是一个学校，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

”（《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03页）。工会是党与工人阶级和群众联系的纽带，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蓄水池’”（《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04页）。在工会中应该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调动广大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如果对待工会的态度不正确，就会使苏维埃政权灭亡，使无产阶级专政灭亡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11页）。 列宁还批判了托洛茨基及其帮凶布哈林散布的关于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上的谬论。在争论中托洛茨基说，列宁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他们是“从经济上”看问题的。布哈林认为，二者有同等价值，应该统一起来。他站在折衷主义立场上为托洛茨基帮腔。列宁驳斥了托洛茨基把经济凌驾于政治之上和布哈林的折衷主义观点。他指出：“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

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他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41、442页）。 经过全党争论，托洛茨基的路线遭到了完全的失败。一九二一年三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表决通过了列宁关于工会问题的政纲，肯定了工会是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工会应把全部工作建立在说服方法上。鉴于托派等派别组织的存在和活动对于布尔什维克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有更大的危险，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论党内统一》的决议，决议斥责了一切反对派集团，并责成立刻解散一切派别组织，命令禁止一切派别活动，规定凡是违反这项决议的人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这对托洛茨基一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他们进行公开的派别活动有了莫大困难。 直到列宁逝世以前为止，列宁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整整进行了二十年。但是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的反革命本性很难改变。托洛茨基分子从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列宁逝世后，他们的反革命活动更加猖狂，因而斗争也更加激烈。 （三）列宁逝世前后斯大林捍卫列宁主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期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高潮转向低潮。国际资产阶级不仅扼杀了德国、保加利亚和波兰的革命，而且处心积虑地要消灭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苏联国内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也蠢蠢欲动，时刻图谋复辟；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并且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物价高涨，工农业产品差价过大，工业品滞销，工资发不出去。国内外形势都要求联共（布）党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但是托洛茨基趁列宁病重不能视事的机会，适应外国帝国主义的需要，代表国内的反动阶级，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一九二三年底，他把一切反对列宁主义的分子，如“左派共产主义者”、“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纠合在自己周围，发表了四十六名反对派政纲（即四十六名反对派分子的声明书），反对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机关。他们胡说党中央关于降低日用品价格、打击私人资本等经济措施都是错误的，断言国内的严重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叫嚷苏维埃政权必遭灭亡，并要求党内有派别活动的自由，硬说这是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托洛茨基于十二月八日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抛出了一封向党进攻的信。在信中，他把党员群众同党的领导机关对立起来。他打着恢复和扩大党内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的旗号，煽动他们起来反对党。托派一伙竟用非组织手段把托洛茨基的信和四十六名反对派政纲印发给各区组织和各支部，强迫全党进行争论。 当时，联共（布）虽然忙于更为紧迫的经济恢复工作，但还是接受了托洛茨基分子的挑战，在全党展开了大辩论。斗争异常激烈，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在工厂和高等学校到处发表演说，攻击党的领导机关，嚣张一时。斯大林领导广大党员迎头痛击了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的进攻。十二月十五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了《关于争论，关于拉法伊尔，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文和萨普龙诺夫的论文以及关于托洛茨基的信》一文，直接回击了反党集团的挑战。广大的党员坚决站在党一边，给托派分子以毁灭性的打击。只有极少数的大学支部和机关支部拥护托洛茨基分子，这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动摇性。一九二四年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总结了这次斗争。代表会议指出，托派分子攻击党的经济政策，是妄图要党“放弃新经济政策而回到战时共产主义”，要党“对国际帝国主义作重大的经济上的让步”（《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代表会议严厉谴责了托派分子的反党派别活动。会议还分析了托派分子言论的性质，指出，他们企图“修正布尔什维主义”，“是直接离开列宁主义”，“其用意就是要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和扩大新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提醒全党“应当看到这种危险，并密切注意保护党的无产阶级路线”（《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 在会上，斯大林用大量的事实揭露并批判了托洛茨基及其同伙粗暴地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违反了“十大”关于党内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斯大林还揭露了他们称天才的诡计，托派分子一面伪善地歌颂列宁同志是天才，一面却恶毒地咒骂列宁同志是“不学无术的人”，是“寡头政治家”。斯大林尖锐地指出，“

反对派歌颂列宁同志是天才人物中最有天才的人，这已经成了他们的老一套。恐怕这种赞扬不是真诚的，这里也含有战略上的诡计：他们想以叫嚷列宁同志的天才来掩护他们离开列宁的行为，同时来强调列宁同志的学生们的弱点。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页）后来，在联共（布）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进一步批判了托派分子的错误并论证了这场争论的意义。他指出，反对派“

向党的机关宣战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破坏党。唆使青年反对干部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瓦解党。为集团自由而斗争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企图粉碎党，粉碎党的统一。用蜕化的胡说来污蔑党的干部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企图推翻党，打断他的颈椎骨。是的，同志们，这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一场争论

”（《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21页）。 托派反党集团虽然遭到迎头痛击，但并没有停止反党活动。他们阴谋策划，等待时机，准备向党发动更加猖狂的进攻。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同志逝世了。托洛茨基以为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抛出了《十月的教训》、《论列宁》等论文。在这些黑文中，他采取伪造和篡改革命历史的卑鄙手法，无耻地进行自我吹嘘，把功劳归于自己；同时肆意地歪曲列宁的形象，恶毒的破坏革命领袖的威信，以太高自己的身价。他阴谋篡改党的指导思想，以托洛茨基主义代替列宁主义，从而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 为了捍卫伟大的革命领袖列宁和列宁主义，斯大林挺身而出，与反革命托派分子进行了无情的斗争。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斯大林作了《论列宁》的演说；四月，作了《论列宁主义基础》的演说；十一月，又作了《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演说。在这些演说中，斯大林揭露和批判了托洛茨基这伙叛徒的无耻吹嘘和捏造，把他们的丑恶嘴脸和狼子野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托洛茨基贪天之功为己有，胡说他早在一九一七年二、三月间就独自想出了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所制定的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斯大林批驳说：胡诌托洛茨基比列宁“先知”，是极其荒唐的，是“小茅舍同勃朗峰相比”（《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90页）。事实上，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宁刚从国外回到彼得格勒，“

就认为必须同托洛茨基划清界限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90页）。曾几度声明他和他和托洛茨基的基本思想毫无共同之处；当时托洛茨基“

把自己的货色藏到柜子里去

”，并表示“

完全赞同列宁主义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90页），才得以混入党内。 托派分子胡说，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列宁处于地下状态，曾经犯过错误，不是起义的领导者，十月革命的唯一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托洛茨基。斯大林痛斥了这种奇谈怪论。他指出：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是比较后起的人物，决不是什么十月革命的唯一领导者和“首要人物”。斯大林说：“

十月起义是有鼓舞者和领导者的

”，“

但这是列宁，而不是其他什么人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85页）。 托派分子还说：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而在国内战争时期是使战争获得胜利的唯一的或主要的组织者。斯大林揭露了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的叛卖行为，并指出：在国内战争时期，在列宁的领导下，红军正是抵制了托洛茨基的作战计划，才粉碎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反革命叛乱。 托洛茨基还阴险地把列宁描写成一个在幽静的办公室里凭灵感决定重要问题的官僚，一个残暴的人，一个布朗基主义者。斯大林愤怒地驳斥了这种卑鄙的诬蔑，并指出：党知道列宁是一个模范的党员，他不喜欢不通过集体领导而单独地，不经过仔细研究和检查而突然决定问题，他是一个无情的革命家，但他是谨慎的，不喜欢轻举妄动的人，他经常坚决制止迷恋恐怖手段的人，他是一个丝毫没有布朗基主义阴影的人。 斯大林还深刻而鲜明地刻画了伟大导师列宁的光辉形象。他指出，列宁是最高典型的领导者、是一只山鹰。他在革命暂时失利的时候不灰心，在革命胜利的时候不骄傲，他信心百倍、谦虚谨慎地领导我们党沿着前人未曾走过的革命道路前进。在任何情况下，尤其是在处于少数地位的时候，他总是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敢于斗争，敢于顶住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歪风邪气。他从来没有做过多数的俘虏，在党内的多数意见或党的眼前利益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相抵触的时候，他简直不怕独自一人去反对全体，因为他认为：“

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的政策

”（斯大林：《论列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4页）。 在保卫列宁的同时，斯大林深刻地指出：“

托洛茨基所以‘急切’需要破坏党的威信，破坏举行起义的党的干部的威信，是为了从破坏党的威信转到破环列宁主义的威信。而所以必须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又是为了偷运托洛茨基主义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1页）。但是由于列宁主义享有很崇高的威信，托洛茨基已不敢公开反对列宁主义，而是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帜，“

在列宁主义这个共同的旗帜下行事，在解释和改进列宁主义的口号下活动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4页）。因此，托洛茨基给列宁主义下了个奇怪的定义，他说：“作为革命行动体系的列宁主义，就是由思维和经验养成的革命嗅觉，这种社会领域里的嗅觉，如同体力劳动中肌肉的感觉一样”（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41页）。斯大林一阵见血地指出：“

这些话都很漂亮，很像音乐，还可以说，甚至很雄壮。只是缺少一点‘小东西’：简单而又人人懂得的列宁主义定义。

”（《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45页）托洛茨基还散步一种所谓列宁主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十月革命时期才产生的谎言。托洛茨基污蔑列宁主义的谬论，得到了党内另一个机会主义头子季诺维也夫的附和。 季诺维也夫（一八八三——一九三六年），一八八三年九月生于俄国厄利萨佛特格勒。一九〇一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由于善于政治投机，曾先后窃据了联共（布）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要职。一九一九年二月革命后，他伙同加米涅夫，反对列宁提出的“

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

”（《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选集》第2卷第769页）的理论，在十月革命的前夕，把党关于起义的秘密暴露给敌人，列宁愤怒地指责他们是工贼、革命的叛徒，并要求开除他们出党。列宁逝世以后，他们的反党活动更加猖狂。季诺维也夫在其《列宁主义》一书中胡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他把列宁主义说成是帝国主义大战以后才产生的，并且只适用于农民占多数的国家，否认列宁主义的国际意义。 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针对托派分子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对列宁主义的攻击和歪曲，为列宁主义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3页）这个定义，首先明确地指出了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指出了列宁主义是整个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产物，批判了托派把列宁主义歪曲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的谬论。其次，这个定义明确地指出了列宁主义的国际性质和意义。他是时代的产物，反映了时代的要求，而不是俄国一国特殊的现象，它是适用于世界各国的具有国际意义的革命理论。斯大林批判了托派所谓列宁主义只适用于农民占多数的俄国的反动谬论。第三，这个定义明确指出了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指出了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联系、指出了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最后，这个定义明确指出了列宁主义的基本内容和核心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策略。因此，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离开了列宁主义就是不可想象的。托派把列宁主义的基本内容篡改为农民问题是荒诞无稽的。同时，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著作中，还总结了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政党等一系列基本理论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从而有力地捍卫了列宁主义，粉碎了托洛茨基对列宁主义的进攻。 （四）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问题上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托季反党联盟被粉碎

斯大林领带全党粉碎了托派的猖狂进攻，保卫了列宁主义，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一九二五年苏联国民经济基本上恢复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苏联经济建设的胜利引起了国内外阶级敌人极大恐惧。国际资产阶级企图用经济上的封锁和政治上的孤立来扼杀苏联。国内阶级敌人也蠢蠢欲动，乘机捣乱。面对这种情况，布尔什维克党信心百倍地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中宣布：“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竭尽全力去建设社会主义并确信只要能够保卫住国家，不使任何复辟得逞，那么这种建设就可能而且也必将取得胜利。”这就把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胜利的理论作为党的政治路线确立下来。 但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总代表托洛茨基却再一次跳出来，重新抛出反动的“不断革命”论来对抗党的革命路线。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则声言，苏联因技术上经济上落后而不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这样，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就在否定社会主义可能在苏联胜利的孟什维克观点上结合起来。十四次代表会议之后，他们把党的决议置之不顾，继续坚持和散步他们的错误观点，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胜利的路线。 为了粉碎托派的猖狂进攻，捍卫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胜利的理论，斯大林写了一系列的著作，如《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问题和答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和《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等，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批判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能否在一国胜利的问题。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一个国家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只能等到欧洲其他国家发生革命时同时取得胜利。他说：“德国不发生革命，俄国或英国就不能发生革命，反过来说也是一样”（见《和平纲领》）。他还狡猾地把这种观点胡诌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斯大林批判这种谬论时指出，托洛茨基是“

借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来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勾当

”（《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20页）。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还不突出，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突破的种种条件，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曾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同时取得胜利，这是正确的。到了帝国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更加剧烈，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往往能够迅速赶上和超过老资本主义国家，进而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重新瓜分世界，争夺霸权，导致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加深，并必然引起帝国主义战争。这种战争又必然使他们互相削弱，从而造成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处在这个环节上的国家，如果有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并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便可能首先在这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因此，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有可能首先在个别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展。 托派为了给自己的理论作辩护，还硬说：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比帝国主义时期更为剧烈。那时社会主义在一国取得胜利尚且不可能，到了帝国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减弱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胜利当然更是不可能的。因此托洛茨基编造出一个谎言，说什么“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是完全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见《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斯大林一阵见血的指出：托派的主要错误在于他们不了解前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全部差别，不了解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和意义，把帝国主义国家发展水平的均衡趋势与发展速度的不平衡对立起来，因而认为发展水平的均衡趋势会导致帝国主义的和平相处，不会爆发战争，这就滚到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立场上去了。 第二，关于技术，经济落后的苏联能不能依靠本国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托派分子不仅一般地反对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而且顽固地坚持其反动观点，即认为技术上、经济上落后的苏联，如果得不到经济发达国家的援助，决不可能单独建设社会主义。托洛茨基说：“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6页）；“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见《我们的革命》）。斯大林尖锐地指出：“

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依赖‘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欧洲无产阶级在最近几年内不能夺取政权，那怎么办呢？能不能无限期地等待西方革命胜利而让我国革命开空车呢？能不能指望我国资产阶级也同意等待西方革命胜利而放弃其反对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活动和斗争呢？从托洛茨基这个公式中产生出来的前途，岂不是在西方革命不能迅速胜利的时候，我们党就逐步地把自己的阵地让给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然后放弃政权吗？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08页）斯大林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强大的工农联盟，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做基础，我们就有可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进一步指出，各国人民援助苏联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托派分子的错误是，他们只把革命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直接的国家援助看作是援助，“

不了解西方工人和东方农民给予我国革命的精神援助的不可估量的意义

”（《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5页）。 第三，关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内部条件的问题。托洛茨基分子之所以顽固地坚持技术上、经济上落后的苏联不可能单独建设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否认农民的革命作用，否认工农联盟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定力量和内部条件。他胡说小私有者的农民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因此，在无产阶级占少数的苏联要建设社会主义，就会由于没有同盟军而陷于失败。斯大林指出，托洛茨基的观点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并且充分论述了工农联盟的可能性。由于资本主义道路使绝大多数农民贫困破产，而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的生活普遍不断提高，因此劳动人民乐意跟无产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无产阶级也能够吸引劳动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内部条件。斯大林还指出，托洛茨基的错误是，不相信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内部力量，不相信农民的革命性，不相信无产阶级有力量领导农民，不相信工农联盟。而工农联盟问题正是在经济不发达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 第四，关于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的问题，托派分子还荒谬地把一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混为一谈。说什么只有世界革命的胜利，才能拯救苏联，否则“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4页）。他们攻击社会主义能够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有“民族狭隘性的气味”。针对托派的谬论，斯大林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内外矛盾，阐明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胜利的两个方面，即国内任务与国际任务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在一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可能的，这是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结成工农联盟，能够依靠国内力量战胜本国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但这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因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生活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帝国主义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扼杀社会主义，进行武装颠覆等反革命活动。因此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就是必须消灭帝国主义的包围，扫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就必须战胜国际资产阶级。这种矛盾依靠一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是不可能解决的。必须依靠各国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互相支援，才能取得。因此，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是相互促进，互相支援的。这也是每个国家无产阶级的国际义务。 斯大林从理论上粉碎了托洛茨基主义，捍卫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胜利的理论，这是苏联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在这场斗争中，托派分子除了从理论上宣扬失败主义和取消主义外，还在工业化问题上向党发起进攻。 一九二五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虽然取得重大成就，但苏联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产品占三分之二。工业技术陈旧，尤其是重工业很薄弱。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代表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路线。他指出：“

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须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94页）贯彻执行这条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路线，将使苏联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强国。 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首先结成新反对派，跳出来向党进攻。他们集中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硬说苏联的国营工业不是社会主义工业，硬说新经济政策是一种单纯的退却，硬说中农不能成为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同盟者等等。他们主张苏联应当是一个农业国，主要出产原料和粮食以输出国外，并从国外输入他自己所不能生产的机器。 斯大林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与“新反对派”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一致否决了“新反对派”分子提出的投降主义路线，通过了国家工业化的路线。大会以后，又粉碎了“新反对派”分子煽动共青团列宁格勒省委拒不服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的阴谋活动，并撤销了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的领导职务，击败了“新反对派”的进攻。 “新反对派”分子失败之后，围绕工业化问题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后，托洛茨基又跳出来攻击党的总路线。其实他叫喊的还是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国胜利的老调。不过这次是以所谓“世界分工”论出现的。他认为由于世界经济分工，苏联的经济是不能独立的，它“始终处于世界经济控制之下”，所以“如果我们提出任务要在最近时期自力更生制造出全部机器或重要机器”，就是“忽视世界经济中的分工”（见《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因此，它极力反对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路线，主张把苏联经济“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合起来”（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17页）。斯大林批判了这种投降主义的谬论。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都需要输出输入，都需要互通有无。社会主义国家和外国虽然有贸易关系，但并不丧失自己的独立性。而托洛茨基“

把我国国民经济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把我国经济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

”（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19页）。这将使苏联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也将丧失独立性，而这正是“

资本主义豺狼的梦想，这种梦想是永远不会实现的

”（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19页）。 托派分子还从极左方面抛出了“超工业化”的主张。他们装出一副激进的样子，叫嚷工业发展太慢了，要求提高工业品出厂价格，对农民实行最大限度的赋税压榨，以便取得“超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这实质上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根子仍然是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国胜利的理论，否认农民的革命性，对农民采取敌对态度。按照这条路线，必然会造成农民破产、农业崩溃，必然会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推到绝路上去。斯大林尖锐地指出：“超工业化”乃是一个破坏工业化基础和分裂工农联盟的阴谋，所以托派分子“

口头上是工业化主义者，事实上却是工业化的敌人的帮凶

”（《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02页）。 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在他们的进攻遭到失败之后，便力图联合起来。为此他们之间进行了一场肮脏的政治交易，由互相反对转到互相“赦免”，互相恭维。一九二四年托洛茨基曾指责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中所犯的反对武装起义的投降主义错误，把他们称为党内的右派。到了一九二六年七月，托洛茨基却忏悔说：“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09页），并吹捧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党内的左派即革命派。本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写过一大堆小册子，申诉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四年发动的对党的进攻，季诺维也夫还说：“谁想现在和托洛茨基联合、和公开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合作来建党，谁就是背弃列宁主义基础”（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31页）。可是，到一九二六年七月季诺维也夫却声明，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三年的反党活动是“正确的”（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08页）。他们还吹捧托洛茨基是真正的列宁主义革命派。这样，一九二六年夏，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结成了一个反党联盟，即所谓托季联盟。斯大林在论及这个联盟时指出：“

反对派联盟在手段上的不加选择和在政治上的毫无原则，这是托洛茨基派和‘新反对派’联盟存在的基础

”（《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96页）。 托季联盟不顾党中央的屡次警告和广大党员的反对，继续在党的基层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他们把锋芒对准了列宁主义的真正捍卫者——斯大林，恶毒攻击斯大林是“庸人”、“独裁者”、“亚细亚的暴君”、“无赖”、“虐待狂”等等。他们反对斯大林是反对党的列宁主义路线，是为了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推翻苏维埃的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 在反对托派的斗争中斯大林总结了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的特点。他指出，反对派的第一个特点就在于“

是联合起来的反对派，而不是什么‘简单的’反对派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3页）。他们的队伍基本上是以前各色各样反党派别的骨干。反对派的第二个特点是“竭

力以‘左的’词句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以‘革命的’口号炫耀自己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3页）。反对派的第三个特点是毫无原则性，他们象变色龙一样善变，时而极“左”，时而极右。“由于自己没有一定的原则，往往抱怨别人不了解他们，反对派的首领们实质上代表着‘不被了解的人们’的派别组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2页）。 斯大林还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刻地分析了党内矛盾的阶级根源。他指出：“每当阶级斗争发展到转折点的时候，每当斗争尖锐化和困难加重的时候，无产阶级各个阶层间在观点、作风和情绪上的差别，必不可免地表现为党内的某些意见分歧，而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压力必然使这些分歧尖锐化，使这些分歧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斗争来解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2页）斯大林关于党内路线斗争是党的发展规律的论述，教育了广大党员，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党内斗争的主动权，为彻底粉碎反党集团而斗争。 托季联盟失败以后，被迫退却，他们要求停止党内争论，实现党内和平；要求不要责备他们，而要搞好共同工作。斯大林及时揭穿了他们的诡计，指出要中央停止揭露和批评托季联盟的原则错误是办不到的，如果他们愿意停止公开论战，就应当公开停止错误，放弃机会主义路线，解散派别组织。反对派为了欺骗群众，便装死躺下，等待时机，以求一逞。托季联盟的首脑一面向中央递交假检讨，表示今后一定对党忠诚，另一面却继续秘密地保持他们的联盟，并在党羽中征收党费，散布政纲，私建印刷所。 一九二七年，托季联盟经过准备以后，又炮制了一个新的反列宁主义政纲，即所谓“八十三人政纲”。他们把这个政纲散布到党员中去，并要求中央宣布举行新的全党争论。 同年十月十一日，即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两个月，党中央委员会宣布了全党的争论。为了使广大党员认清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联共（布）中央把他们的一些文章、演说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经过全党认真的、民主的公开辩论，投票赞成中央政策的七十二万四千党员。赞成托季联盟的只有四千人，不满百分之一。托季联盟眼看自己即将遭到可耻的失败，就决定孤注一掷。一九二七年庆祝十月革命时，他们竟纠合了一小撮人进行反苏维埃政权的示威游行，走上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十一月十四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开除出党。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讨论了托季联盟问题，批准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党籍的决议，并决定把托季联盟中的其他主要成员和整个“民主集中派”集团开除出党，从而宣布了托季联盟的破产。 （五）各国马列主义者反对托派集团的斗争

联共（布）党内的路线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是息息相关，紧密相连的。托派分子在联共（布）党内遭到失败时，他们又在其他各国托派的策应下，力图把斗争转移到其他共产党内。于是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很快就变成国际范围内的路线斗争。 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列主义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胜利的问题。托派以其反革命的“不断革命”论来反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 第二，关于工人运动的策略问题。托派否认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稳定的事实，反对实行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 第三，关于殖民地革命运动的问题。托派否认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反对在一定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暂时的联盟，硬要给民族解放运动涂上共产主义色彩。 第四，关于党的建设问题。托派口头上叫喊“党的统一”，实际上破坏党的统一纪律，进行分裂党的派别活动，要求党内有派别活动的自由，并企图成立第二党。 在这些问题上，托派的主张只能使革命队伍的思想混乱，组织涣散，事业失败，他们的主张都是为着破坏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德国的托派集团是托洛茨基在国外的最有力的支柱，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马斯洛夫和路特·费舍。他们的主要托派观点是主张共产党人退出工会，反对党在革命低潮时期，利用工会进行争取教育群众的工作。他们认为群众是被动消极的，是不可能争取的。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批判了这种机会主义路线，共产国际“五大”在《策略问题》的决议里批判这个托派集团时指出：“主张共产党人退出工会的运动本身包含着对共产国际的极大危险，对那种想使共产党人退出工会从而有利于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的倾向，如果共产国际不一再给以坚决回击，我们就永远不能建立起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共产国际决议汇编》） 经过激烈的斗争，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德国共产党把马斯洛夫——路特·费舍集团开除出德共中央委员会。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上，进一步决定把马斯洛夫和路特·费舍等人开除出德国共产党。 法国共产党内托派的代表人物是鲍里斯·苏瓦林。他当时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他自托洛茨基开始向党进攻时起，就一直站在托派一边，反对联共（布）党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他在法共内部大搞分裂活动，纠集党内右翼分子支持俄国托派和德国布兰德勒右翼集团；赞成并支持英国工党政府。法国共产党与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向共产国际“五大”提出了开除苏瓦林的要求。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决定把苏瓦林开除出共产国际。 托派在美国的代表人物是詹姆斯·坎农。在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时，托洛茨基已成为一个反革命罪犯而被流放了。托洛茨基向大会呼吁，要求大会撤销联共（布）和苏联政府对他的处置，大会严正地驳斥了这一无理要求。但是托洛茨基的无理要求却受到了美共代表坎农的支持。坎农回国以后立即纠集一部分人进行托派宣传，他们公开反对共产国际的路线，反对联共（布）党，主张退出现有的工会和放弃统一战线，并在党内大搞宗派活动。毕特尔曼、福斯特等人发觉这种情况之后，就对坎农等托派分子进行揭发，并把他们清除出党。 托洛茨基在其反革命的活动中曾经多次吹嘘他的“不断革命”论对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妄图把他强加于中国革命。斯大林和毛主席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与托派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彻底批判了他们的反动谬论，捍卫了列宁主义，捍卫了中国革命。 托洛茨基认为：“在中国，从一九一一年以来，已经没有君主政体，独立的地主阶级也不存在了，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掌握着政权，而农奴制已经同资产阶级剥削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因此“土地问题所占的比重”是无足轻重的，无需经过民主革命阶段。（见《<不断革命>论》）。这就是说，在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因此，中国的革命一开始就要走向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批判了这种谬论，他指出：“

托洛茨基的基本错误在于他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意义和性质。

”（《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39页）“

反对派糊涂到这样的地步，现在竟否认中国革命发展有任何阶段。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检查委员会联席全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4页）斯大林明确地指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托洛茨基胡说：“中国革命具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性质，其基本原因在于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受阻于中国关税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61—262页）在托洛茨基看来，中国封建残余是想象出来的，不是完全没有就是微乎其微，没有什么重大意义，只配放在引号里，所以中国革命的主要东西不是土地革命，而是争取关税革命。这就是说中国革命只有微不足道的反帝任务，没有反封建任务。斯大林举了大量的生动的事实驳斥了托洛茨基的无耻谰言。他进一步指出：托洛茨基的基本错误“

在于低估了中国的土地革命，不懂得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否认中国千百万人所参加的土地运动的前提，低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64页）。 托洛茨基还反对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托洛茨基说：“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相互敌对，就一般可能讲将要比俄国当时更为不可能调和之状况。”（见《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托派分子断言：在中国，与民族资产阶级成立暂时的协议和联盟，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不能容许的。斯大林指出：“

反对派的基本错误就在于他们把俄国这个压迫其他民族的帝国主义国家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和中国这个被压迫的、不得不反对别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混为一谈。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2页）反对派不了解这一点，是因为他们背弃了列宁主义的革命策略。 一九二七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托派分子和陈独秀等叛徒相结合，建立了托陈取消派。他们顽固地站在托洛茨基主义立场上，鼓吹取消主义。他们胡说，蒋介石反革命政权的建立标志着“资产阶级得到了胜利”，封建势力已经“变成残余之残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无产阶级必须等到将来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以后，再去搞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痛斥了托派分子的这种谬论。毛主席指出：“

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46页）针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毛主席进一步指出：“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254页） 斯大林和毛主席的批判击中了托洛茨基及其在中国的追随者的要害，粉碎了他们破坏中国革命的阴谋。中国托派失败之后，就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成为他们的反革命工具。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托派接受托洛茨基匪帮的“不阻遏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本侵略者的津贴，从事于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完全成为可耻的汉奸和帝国主义反动派的走狗。 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后，仍死心塌地地坚持反共反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立场。为此，于一九二九年被驱逐出苏联，一九三二年被取消苏联公民权。一九三六年，托洛茨基一伙的反党叛国阴谋被彻底揭露，查明，托洛茨基早就伙同布哈林等勾结社会上阶级敌人阴谋暗害列宁，里通外国，出卖情报，干了大量凶杀，破坏的罪恶勾当，被开除出党后，他和季诺维也夫勾结其他反党力量，组织了所谓“列宁格勒总部”、“莫斯科总部”等暗害集团，妄图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反革命夺权。但是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之下终于彻底粉碎了他们的罪恶阴谋。一九三六年托洛茨基被苏联法庭通缉拿办。季诺维也夫被判处死刑。 一九三八年九月，托洛茨基纠集了欧美一些国家的托派分子于巴黎拼凑成立了一个与共产国际相对抗的反革命组织——“第四国际”（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并通过了主要是由托洛茨基本人起草的“过渡纲领”。一九四〇年托洛茨基死后，“第四国际”仍然残存到今日。它自称在三十多个国家设立了自己的“支部”，但是实际上这些所谓“支部”只是由一小撮托派分子组成，没有什么群众基础，在本国政治中起不了什么作用。而且，各国托派龃龉不和，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他们对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观点也不完全一致。但是他们都是继承托洛茨基的衣钵，宣传托洛茨基主义的一套反革命理论，鼓吹“世界革命”，抽象地“反对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和世界帝国主义”，仇视各国的马列主义共产党。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以来，他们利用赫鲁晓夫掀起的反斯大林运动，大肆活动，极力为托洛茨基翻案，恶毒诋毁斯大林，攻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些新老叛徒互相利用。狼狈为奸，这只能更加暴露他们的反动本质，进一步擦亮全世界马列主义者和革命人民的眼睛。列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布尔什维克党内第一次大的路线斗争，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次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发生的大的路线斗争。这次路线斗争充分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并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在新形式下的继续。说明当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叛乱之后，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又企图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对苏维埃政权进行和平瓦解。说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除了老资产阶级分子之外还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而篡夺了党和国家部分权力的托洛茨基，正是适应着帝国主义和新老资产阶级的需要，来蓄意破坏布尔什维克党，恶毒攻击列宁和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的，其罪恶目的则是妄图颠覆苏维埃政权，复辟资本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我们今天学习列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历史，深入批判托洛茨基主义，是为了吸取经验教训。学好列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史，对于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尤其对于我们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从而更自觉地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摘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条路线斗争史》，197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