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途高端化、使用人群高端化、私有化、资本导向化是全世界范围的城市发展与建筑空间设计都在强化的的一个趋势，然而，其结果可能是忽视了针对广大普通人群、经济秩序欠发达地区以及更加具有适用性和公平性的追求和保障。”

公共空间：未来城市发展的重点

2015年9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获得通过，其具体目标（目标11）旨在“使城市和人类住区具有包容性，安全性，复原力和可持续性。” 根据这一目标，到2030年，我们应“普遍提供安全，包容和可及的绿色和公共空间，特别是针对妇女和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 强调公共和共享空间，因为它们是任何旨在实现包容，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发展过程的重要组成。

2016年，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上通过的《巴塞罗那》宣言强调了塑造可持续城市未来的新城市议程。会议提到，加速的城市化是20世纪人类住区的一个典型特征。如今，全球约55％的人口是城市人口（47亿人），未来的预测估计到2050年它将达到66％（96亿人口中的63亿），这表明21世纪上半叶全世界范围都将面临城市的持续增长。 

“公共场所是公共拥有的土地或指定为公共用途的私有土地，所有公民均可无限制地使用和享用公共空间。城市的特征由其街道和公共基础设施定义，在许多不同的城市类型中都可以看到，包括广场，林荫大道，邻里花园，公园，图书馆等。”

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共空间对于如今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经济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而言，更是十分重要的。设计合理且维护良好的街道和公共基础设施有助于降低犯罪率和暴力程度，提高公平性，促进包容性并消除歧视，并允许人们更好地获得工作机会，信息和公共服务，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现有劳动力的一半是属于非正规经济的一部分。

然而，在有关如何建设城市公共空间的辩论里，抛开设计本身，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规划和设计出能够满足大多数人，并且能够促进公平性和包容性，并广泛的运用于发展中国家和城市？

事实上，这一命题有力的对现阶段全球流行的资本导向性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提出了挑战，正如克洛斯博士在2016年巴塞罗那人居公共空间专题会议颁奖典礼上指出的：“我们城市的公共空间数量在减少，这正与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私有化相吻合。我们需要停止当前的城市化方向，改变其范式，尤其是因为95％的城市化将在发展中国家进行。”

资本导向的误区：城市公共空间的“高档化/绅士化”

正如《卫报》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从城市更新到草根式的活动，欧洲的城市正面临着诸多发展因素的影响。这其中，私有化和资本化是最大的影响。比如，伦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有关私有化的争议和指责，不仅使得城市本身的发展生活成本不断上升，也带来了城市面貌的极端化。

当提到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当下我们往往只关注于欧美为代表的现代风尚，那样的设计或许非常适合经济发达，商贸金融产业蓬勃，私有化经济占主导的地区，但如何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面向普通大众提供一种更加公平合理的规划设计？

事实上，有关什么是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与人居环境的真正合理性选择？如今的设计可能走向了一个误区。在全世界范围，不论东西方，现代的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都旨在用一种新颖，脱离传统约束，自由和前卫的方式来进行表达。“高档化”几乎是一切设计的终极目标。这一“高档化”不仅体现在外观上，还充分被实施于功能分配上，施工造价上，定位人群上，而随之而来的结果则必然是会造成为人诟病的“绅士化（Gentrification）”。

除此之外，现代主义建筑和空间设计所秉持的“形式追随功能”在当下也似乎遭到了一种逻辑上的扭曲：功能和空间往往被设计的过于富余和“高档”以此来满足形式上的丰富、独特和前卫性，并美其名曰功能的多样化和体现理念的先进性；炫技式的试图做到全面化却导致实用性上的一无所长。结果是，所谓先锋设计在当下设计导向性中，正是不可避免的将一切都拉入了这一怪圈：

为什么很多城市更新提升项目完成后，会迫使原住民迁移走，无法适应当地生活？这些新颖前卫光鲜亮丽的城市设计究竟“便利了”哪些人？为什么项目成本居高不下且不具备普遍适应性？为什么项目所在本土的原住民们难以接受和理解设计的初始意图？

比如，当看到如下这张照片后，您能判断出这是哪一个城市的风格或者地域吗？这或许看起来很像悉尼港，也可能是丹麦的某个港口区，抑或是中国某座一线城市的滨水新项目。但实际上，这是东欧的内陆小国塞尔维亚花费35亿欧元打造的Savamala地区项目的一部分，这种设计几乎可以在全世界任何高端化的城市新空间的塑造中见到。然而，也正如当地居民所担心的，这一项目很可能会变成另一种“迪拜”的创造，并导致“绅士化（Gentrification）”。

被忽视的东欧城市的变化：后共产主义时代如何引发思考

东欧是欧洲这片土地上广大但又为主流观点长期忽视的地区，相比较西欧，人们对它的关注和了解甚少。东欧这片区域，相对远离贸易和商业中心区域，有着独特的悠久文化和历史，也由诸多不同大小不一的国家组成；在过去的70年里，1991年苏联解体前，欧洲有一半的土地都处在苏联式的管理发展模式里。

今天的人们和舆论可能会想当然的把东欧地区经济的欠发达和西欧进行同等的对比，并相当程度的归咎于苏联治下的结果。僵化、秩序、同人群之间的疏离，同质化似乎是人们对于那一时期设计的刻板概念。如今的很多现代主义艺术和展览依旧热衷于炒作强化这一概念，比如，策展人和激进主义者库巴·施瑞德（Kuba Szreder）于1980年代波兰格但斯克（Gdańsk）成长，他强调波兰“被共产主义者城市化和工业化了，他们还束缚了公共生活，阻碍了政治表达和结社自由”。

然而，接下来来自事实的论述可能会对这一观点进行质疑：且不论在1930-1950年代前东欧绝大多数国家地区都属于农村，有着复杂的民族和薄弱的经济产业基础的背景下，苏联式的发展带来的提升；在当代，东欧的转型真的带来了更好发展吗？

以乌克兰基辅为例，基辅市中心Khreschatyk，这块历史悠久的区域于1945年后扩建并改建为超大型的具有斯大林主义风格的林荫大道。这或许是基辅最成功和最受欢迎的城市空间，它像是一座“明媚的，覆有陶瓷的峡谷”，然而，正如建筑师和摄影师Oleksandr Burlaka指出，每当周末街道人行专用化的时候，就会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体验。这正是1980年代规划的结果，当时设计的一条大道从Khreschatyk诸多19世纪房屋的后花园切开穿过，与陡峭的绿色第聂伯河路堤顶部的公共广场相连，从而从繁华的街道突然过渡到开放的全景，打造出一个倍受喜爱的地方。因此，虽然其创造的过程可能“损害”了私有财产，但是十分成功的。

如《卫报》所指出的，当下纵观华沙，格但斯克，塔林，贝尔格莱德和基辅的主要广场和主要街道，人们恐怕会为新发展和旧环境之间的混乱而感到震惊，新的设计和混乱的空间残酷的挤入了以前的公共空间的间隙中， Dubravka Sekulic，一位撰写了诸多有关私有化对贝尔格莱德公共空间影响的作家表示，在后社会主义的投资资本下发展起来的这座城市，这种发展显得十分残酷突然，当向建筑师和社会活动家们询问哪一处才是城市里最独特和受到良好使用的空间时，得到的回答总是那些位于私人宅邸之间的区域空间，而非城市中心。

事实上，这正指出了一个悖论，即拥有良好位于个人宅邸财产内部的私人空间对于普通人群弱势群体来说往往是不可及的，公共空间才应当是一个良好城市的最佳核心。他声称，共产主义城市空间的最有价值的特征在于其“空间自由”，即那是一种有时候看起来简单“幼稚/天真”的空间，但却有着明确的城市逻辑而没有过度的监管。

比如说，在基辅的Rusanivka区，1970年代建造的有着统一标准的塔楼式住宅建筑与运河和堤坝结合在一起，尽管河中的喷泉已经年久失修，但“即使在冬天，它仍然是散步，洗澡，开会和露天烧烤的地方”。即它对于经济不景气的群众们依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前文所提的Dubravka Sekulic也强调，“正是国有化才使这成为可能，这意味着“空间是一种资源，其发展应带来平等，而不是获利的基础”。贝尔格莱德的例子还包括曾经围绕新贝尔格莱德住房区规划建造的大型庭院，咖啡馆和学校。“每次访问21和23街区，或者靠近45街区的萨瓦河旁的基础设施时，观察他们的开放空间如何运作，我都会感到震惊”。这些流动的，相互联系的空间围绕着非常便宜的公有房屋，显得功能用途明确又简单，它们通常是特定发展目标的产物，而当地居民也都不认为这些设计是”无用“的。

唯一一件没有变化的事情就是，私有化产权和公有土地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在整个前共产主义的欧洲，购买房屋和土地的权利被广泛引入，从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到捷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这种土地和财产的快速私有化都在进行着，比如曾经在塔林，必须建造专门针对性的“社会住房”，1991年之前，其所有住房均为社会住房，但在之后这一现象彻底改变。这种私有化和资本大规模介入的影响各不相同，总得来说，如华沙的Szreder指出的：“公共空间缩小，人们搬迁远离，学校和幼儿园关闭。华沙已经从一个规划完善的城市变成了资本主义游乐场。”

Krivy不认为“东方”和“西方”的城市之间的差异有某些人所说的那么显著，“成功的空间总是被成功的人所定义的”。这意味着这种阶层分化下的有关公共空间的定义认知才是最大的差别。他特别指出塔林的两个最具“说明性和症状性的空间”——“Telliskivi和Balti Jaam市场的概念组合”。这两个地方都是市中心的公共空间，但“前者代表文化利用的工业再生过程，主要是中上层阶级、讲爱沙尼亚语的人、外籍人士和游客经常光顾，后者则代表露天市场，那里的东西仍然比超市便宜，产品成堆陈列，而不是单独摆放，经常光顾的顾客大多是中低阶层，大多来自讲俄语的少数民族。”（即前者是一种更加“高端”前卫的空间，为上层较富裕群体所喜爱关注，后者则为普通百姓所喜爱且更加实用）。

最后附上一些有关卫报下方该话题的评论

“我在1990年代第一次访问曾经的东欧的公共主义城市时，第一印象是公共广场，这些设计都不会赢得任何景观设计或建筑奖。但是他们的工作方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路正好走在人们想走路的地方，座位就在人们想坐的地方，草地正好在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它们显然是由居住在城市并使用过公园的人们设计和管理的，即使预算很少，他们也希望它们变得更好。

与我当时在伦敦，伯明翰和都柏林所熟悉的较新的公共场所形成鲜明对比——其中许多似乎是由从未去过该地区（或也许只去过一次）的人设计的-我毫不怀疑它们在纸上看起来很棒，但是有很多只是不起作用。一条路径是未被使用的，而一条泥泞的轴线将在另一个方向上穿越过草丛---昂贵的座椅最终被移除，以防止反社会行为，依此类推。

当时，我怀疑这些漂亮的公共区域将是引入更多自由市场和基于“效率”和“竞争”而不是服务于当地需求的公共精神的第一受害者。可悲的是，我似乎是对的。”

——PhilipD

“显然，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尽相同，加入欧盟的国家在发展中要好于未加入欧盟的国家。我还可以举出1990年代和2000年代良好的城市规划的反例——例如，在圣彼得堡西北郊区（在Komandantskii Prospekt地铁站附近）的大量开放空间和人工公园的建造，这些措施已经使得早先他们周围早已非常令人不快的超高层社区文明化了（实际上是苏联的解体）。除此之外，通过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公共和私营部门合作伙伴的创造性协调，埃里温周围的环境最终成为了一个非常令人惊叹的，三维的，备受人们喜爱的公共空间。

碰巧的是，在欧洲的主要城市中，我认为可能做得最多的是无视公共空间的需求（在此之前，即使在最近非常迅猛的扩张之前，公共空间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但是，国家（和现任执政党）在这些事态发展中的作用意味着将这种渎职行为归咎于‘市场资本主义’将是很广泛的。”

——Venichka

“东欧的城市规划风格因“独裁”或“超浪漫主义”而名声不佳，这实在令人遗憾。

公共区域缩小的许多原因还归因于当今几乎每个家庭至少拥有一辆汽车的事实，居民愿意放弃公共草坪等作为停车位。如今，新建筑必须在所有公寓楼都设有车库地下室，但这直到2000年才被考虑。”

——juster

“每次我在东欧城市散步时，都会被公园，广场上的大树，开阔的空间等惊叹不已。

对于西欧而言，当然要吸取一个教训，那就是牺牲一个城市的每平方米的空间来为经济服务并不符合居住在该城市的人们的最大利益。”

——onetimeonly

“我记得90年代中期第一次去东部街区时，广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沃罗涅日到处都是雕像和巨大的战争纪念馆，还没有忘记安置标准的长明圣火（即一般用于纪念牺牲的解放者）。广场环境也很友善，我甚至和一个身材矮小的运动员聊过，他说他正在训练驾驶米格-29飞机。在绿树成荫的林荫大道旁，带有长凳的售货亭出售着格瓦斯（一种非酒精酵母混合物）等饮料。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警察会提醒小伙子们不要脱下衬衫，‘这不是海滩！’。

但也有奇怪的时刻。人们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一座被照亮的喷泉，仿佛发生了什么事，显然他们满足于为了某种愿望而聚集，或是为了他们的城市的共有愿望……似乎是一种比像我这样来自西方的人更加认同的概念。”

——SiberianNights

参考资料和来源

1.https://www.theguardian.com/cities/2016/mar/24/how-is-public-space-changing-in-european-cities

2.https://habitat3.org/the-new-urban-agenda/preparatory-process/regional-thematic-meetings/barcelona-thematic-meeting/

3.https://www.theguardian.com/cities/2016/apr/21/soviet-squares-public-space-post-communist-c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