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萨克酋长国

（一）哥萨克酋长国是乌克兰哥萨克国，由酋长国土地和扎波罗热哥萨克组成。该国存在于1649年至1775年间，位于乌克兰中部与东北部。酋长国成立于1648年的赫梅尔尼茨基起义，第一位领导人是鲍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统治时期为1648年至1657年间。1654年的佩列亚斯拉夫条约让乌克兰失去独立性，而1667年的安德鲁索沃条约将该国分给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次瓜分也让乌克兰哥萨克内各派发生冲突，而这场内战持续至17世纪末。18世纪酋长国的领土就只剩下左岸乌克兰，1764年哥萨克国与酋长职位皆遭叶卡捷琳娜二世废除。佩列亚斯拉夫尔条约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国结盟时在1654年签订的条约，哥萨克酋长国是17世纪是乌克兰中部地区的乌克兰国家前身的雏型，当地曾经是基辅罗斯的领土，在基辅罗斯受蒙古入侵而灭亡后分裂成几个部份：东北部罗斯成为残余的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大公国和继承国莫斯科公国；而西部罗斯成为残余的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王国，后来被波兰立陶宛联邦吞并而灭亡，南部地区被蒙古金帐汗国并吞，在蒙古消亡后又有奥斯曼土耳其的势力。在17世纪赫梅尔尼茨基起义后乌克兰中部的盖特曼政权以及哥萨克人和哥萨克酋长国拒绝接受波兰贵族的控制，波兰强迫西乌克兰改信天主教，因此乌克兰经常与波兰联邦发生冲突。西部乌克兰的利维夫等地最终被并吞成为小波兰的一部份，而南部边界又被当时强大的奥图曼土耳其侵犯，中部乌克兰的盖特曼政权要求改为加入文化相同的俄罗斯基督教东正教派。

（二）最终哥萨克议会于1654年在佩列亚斯拉夫－赫梅利尼茨基城市与莫斯科沙皇签订通过佩列亚斯拉夫条约两国结盟共谈抵抗波兰的入侵，乌克兰加入莫斯科公国效忠俄罗斯沙皇，此后300多年乌克兰的文化逐渐和俄罗斯统一。兹博罗夫条约是乌克兰民族起义中乌克兰盖特曼赫梅利尼茨基同波兰国王扬二世·卡齐米日（约翰二世·卡齐米日）之间签订的条约，1649年8月5-6日赫梅利尼茨基率领的乌克兰起义军联合克里米亚汗国的鞑靼人在兹博罗夫（今乌克兰的兹博里夫）击败波兰军队，因克里米亚汗的背叛，赫梅利尼茨基被迫于8日与波兰签订《兹博罗夫条约》。规定：乌克兰的基辅、切尔尼戈夫、布拉茨拉夫等省归哥萨克，享有自治权；由赫梅利尼茨基任盖特曼；禁止波兰军队和耶稣会士进入；注册哥萨克由六千人增至四万。1651年哥萨克起义军与波兰的战争再起，哥萨克军队因克里米亚汗背叛而战败，所获权利大部丧失。该国最开始定都于切黑伦，随后迁都至巴图林，最后迁至赫鲁希夫。酋长国包括乌克兰中部和现俄罗斯的一小部分，具体来讲该国包括切尔尼戈夫州、波尔塔瓦州和苏梅州（不包括东南部）、基辅州左岸和切尔卡瑟州以及俄罗斯布良斯克州西部。而扎波罗热哥萨克地区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有自己的行政机关。在赢得很多次对波战争的胜利后酋长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在1648年圣诞节凯旋进入基辅，在那里他被赞美为让人民摆脱波兰奴役的解放者。

（三）1649年2月在与波兰代表团于佩列亚斯拉夫谈判时赫梅利尼茨基很明显地向波兰人体现出他是乌克兰人的唯一统治者，并将自己定位为全乌克兰统治者。 作为酋长国的统治者，赫梅利尼茨基参与各个方面的国家建设中，例如在军队、行政机构、财政、经济、文化上。他动用他在新乌克兰国家的最高权力，让扎波罗热哥萨克处在该哥萨克酋长的领导下。他也让乌克兰社会的各个方面统一于他的统治下，这需要建立一个政府机构、先进的军队以及一个将哥萨克军官与乌克兰贵族排除在外的平民行政官，还需要建立哥萨克酋长国的精英阶层。在1653年克里米亚鞑靼人第三次背叛哥萨克后赫梅利尼茨基明白他无法再依靠奥斯曼帝国来进行反波斗争，酋长被迫转而向沙皇俄国寻求援助。协商开始于1654年1月的佩列亚斯拉夫，协商双方中哥萨克一方包括赫梅利尼茨基和很多哥萨克，而莫斯科一方由瓦西里·布图尔林带领。协商终止于4月的莫斯科，其中乌克兰一方为萨米洛·博格丹诺维奇-扎鲁德尼与帕夫洛·泰泰里亚，而俄方为亚列克谢·特鲁贝茨科伊、瓦西里·布图尔林和其他莫斯科贵族（波雅尔）。 在条约中扎波罗热哥萨克与莫斯科公国形成宗主地位，并且一分为二。哥萨克酋长国首都为切黑伦与扎波罗热，国家中心在扎波罗热要塞要塞周围，这份条约也引发1654年至1667年间的俄波战争。

（四）赫梅利尼茨基去世后他的儿子尤里·赫梅利尼茨基被任命为他的继任者，但是很不幸的是他既年轻又无经验，但更明显的是他没什么魅力，和像他父亲一样的领导才能。1657年酋长国总理大臣、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顾问伊凡·维霍夫斯基当选酋长，取代尤里。维霍夫斯基试图制定一个更加独立于莫斯科的政策，并将自己定位为内战的中间派。扎波罗热哥萨克首领亚基夫·巴拉巴什和马丁·普什卡尔发动起义，这场起义在1658年6月于波尔塔瓦附近爆发的血腥冲突中达到顶点。在这场冲突中维霍夫斯基虽然取得胜利，但是实力也被削弱，他决定与莫斯科公国断绝关系，在1658年9月16日与波兰签署哈蒂亚希条约。在条约中乌克兰将成为波兰立陶宛联邦第三个独立主体，处在波兰国王的君权之下，但拥有自己的军队、法院和国库。但这份条约从未实行，因为它不受乌克兰下层民众的欢迎，下层民众也发动更多起义。最终维霍夫斯基辞职，逃到波兰。这也导致所谓的“毁灭时代”，在这个时期内战遍布整个国家，直到17世纪。在1667年毁灭时代时期俄波双方签署安德鲁索沃条约，结束双方的战争，条约中哥萨克酋长国被分成左岸乌克兰和右岸乌克兰。酋长国只剩下左岸乌克兰与其核心基辅和部分独立于莫斯科公国的主权，右岸乌克兰除了基辅以外都划归波兰立陶宛联邦所有。酋长国的所有行政机关都被废除，波兰王国恢复切尔尼戈夫省、基辅省和布拉茨瓦夫省的建制。在伊凡·马泽帕被选为酋长后毁灭时代正式结束，马泽帕给国家带来稳定，他让乌克兰再次统一于酋长的统治之下。酋长国在他的统治下欣欣向荣，而该国的文学和建筑学则更是在马泽帕的统治时期发展出来的建筑形式被称为乌克兰巴洛克风格。

（五）在马泽帕的统治时期沙皇俄国和瑞典帝国之间爆发大北方战争，马泽帕与彼得一世的联盟让酋长国损失很多哥萨克，也让俄罗斯干涉酋长国的内政。在沙皇拒绝出兵保卫乌克兰，阻止卡尔十二世的盟友波兰国王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进攻乌克兰后马泽帕与扎波罗热哥萨克在1708年10月28日与瑞典人结盟。关键之战发生在1709年6月的波尔塔瓦，这场战役俄罗斯胜利，击碎马泽帕让乌克兰独立的目标，乌克兰的主权在之前的一份条约中被与瑞典的主权绑定在一起。波尔塔瓦战役之后酋长国的主权变得有名无实，而俄罗斯也成立基辅省。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哥萨克酋长国的主权被日渐剥削，在先前的几次尝试后酋长一职最终在1764年被俄罗斯政府废除，被小俄罗斯执行管理委员会替代，于是酋长国完全被俄罗斯帝国吞并。1775年5月7日在女皇叶卡捷琳娜的直接命令下扎波罗热要塞被毁，6月5日俄罗斯炮兵和步兵包围部落并将其夷为平地。俄军对哥萨克实施裁减，国库档案被没收。科绍夫依酋长佩特罗·卡利尼舍夫斯基遭到逮捕，并被流放至索洛韦茨基群岛，这也终结扎波罗热哥萨克。在酋长国（特别是在酋长伊凡·马泽帕的统治时期）里乌克兰文化欣欣向荣，来自外国的访问者特别评价酋长国极高的识字率，即使在平民中也是如此，酋长国每单位人口拥有小学的比率要高过它的每一个邻国——波兰或莫斯科，1740年代7个团区的1099个定居点中有866个拥有小学。

（六）一位来到酋长国的德国访问者在他1720年的作品中对酋长达尼洛·阿波斯托尔之子的情况做出评价：阿波斯托尔之子从未出过乌克兰一步，却能流利地说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德语、波兰语和俄语。在马泽帕治下基辅执行管理委员会转型为一所学院，并吸引东正教世界的一些重要学者，马泽帕在切尔尼戈夫建立另一所执行管理委员会。很多在基辅受教的人【例如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俄罗斯科学研究院的建立者）】随后迁至莫斯科，因此伊凡·马泽帕对教育的支持不仅提高乌克兰的文化水平，也提高莫斯科自身的文化水平。一所音乐学院在酋长国随后的首都赫鲁希夫建立，该院校友包括马克西姆·贝列佐夫斯基，他是第一名从俄罗斯帝国走出去并得到欧洲承认的作曲家，该院校友还包括德米特里·博尔特尼扬斯基。除了基辅的传统印刷业外新的印刷厂也建设在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和切尔尼戈夫，出版的大多数书籍实际上是宗教书籍，其中包括《彼得尼克》（一本介绍基辅-佩切尔斯克修道院僧侣生活的书籍）。人们也编纂关于当地历史的书籍，1674年伊诺肯提·吉泽尔编写一部书籍，关于莫斯科是古基辅继承人的理论第一次得到发展。1686年乌克兰东正教会由接受君士坦丁堡主教管理转为由莫斯科当局管理，但不论此前此后当地教会领导人都实行独立自主的政策。酋长伊凡·马泽帕与都主教瓦尔拉姆·亚辛斯基（1690年-1707年任职）关系非常密切，马泽帕将土地、金钱和整个村庄都贡献给教会。他也资助修建基辅的几座宗教建筑（包括主显教堂和圣米迦勒金顶修道院主教座堂），并修复几座旧教堂（譬如基辅圣索菲亚主教座堂，这座教堂在17世纪中期处于近乎坍塌的状态），这些建筑都是乌克兰巴洛克风格的。

（七）酋长国被分为以下五个阶级：贵族、哥萨克、教士、市民和农民。与受波兰统治的情况一样，贵族依然是酋长国的统治阶级，但是其成分和正统的起源已经彻底改变。在赫梅利尼茨基起义时波兰贵族与波兰化的鲁塞尼亚贵族逃离酋长国，结果贵族阶级此时由留在酋长国的贵族（未被波兰化的老贵族家族与在起义中加入哥萨克一方的下层贵族）以及突然出现的哥萨克军官阶级构成。忠于酋长国的贵族不像波兰贵族那样土地被重新分配，而是依然留有他们的财产、土地和为他们服役的农民。同时老贵族和新哥萨克军官被称为“高贵的军官同伴”，因此贵族阶级的性质在根本上就发生改变。它不再看是否拥有古老的血统，而是看是否忠于哥萨克的国家。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哥萨克军官的土地和财产也变为世袭的，而这些哥萨克贵族与军官所拥有的财产也变得与那些被他们取代的波兰贵族差不多了。大多数哥萨克未能进入贵族的行列，他们还是自由的士兵。低阶的哥萨克经常对他们兄弟的富有而感到愤怒，他们要为频繁的起义负责，尤其是在17世纪内战频频不稳定的毁灭时代的时候这些不满常常被莫斯科利用。扎波罗热要塞被用作逃离酋长国的哥萨克的避难所，就像其在赫梅利尼茨基起义前一样。在酋长国时期罗马天主教会和东仪天主教会的教士被逐出乌克兰，僧侣在酋长国地位非常高，掌有酋长国17%的土地。僧侣无需缴税，在任何时候都有农民为逃避税务而来到修道院。

（八）东正教统治集团变得和最强大的贵族一样富有而强大，已婚的东正教士也不需要缴税。教士的儿子通常成为教士或做哥萨克文职官员，贵族或哥萨克做神职人员的情况并不常见，反之亦然。酋长国的12个城市实行马格德堡法，他们处于自治状态且拥有自己的法院、财政和税收。富有的市民能够在酋长国任职，甚至购买贵族头衔。因为城镇大部分都很小【大城镇（如基辅或尼任）居民也少于1.5万人】，和其他阶级比起来时这个阶级重要性不大。农民占酋长国人口的大多数，虽然赫梅利尼茨基起义将波兰地主和权贵驱逐出受酋长控制的地区，让农民强迫劳动的制度在起义中减少许多，但那些忠于酋长的贵族和东正教会依然希望农民处在他们的控制中，为他们服务。因此起义的结果是大约50%的土地分给哥萨克军官或是由农民控制的自由村庄里，17%的土地归教会所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贵族和军官所有的土地与日俱增，而由农民和普通哥萨克士兵控制的土地逐年减少，而农民被迫为他们的地主劳动的天数越来越多，劳动量也越来越大。但无论如何农民受到的压迫依然要较起义前少一些，并且直到酋长国灭亡时他们也从未完全成为农奴，依然留有迁居的权利。酋长国被分为很多军管区域，被称为“团区”，团区的数量多少取决于酋长国的领土大小。1649年当酋长国控制右岸及左岸乌克兰时共有16个这样的区域，在失去右岸乌克兰后团区的数目被减少到10个。团区被进一步分为连区，由队长管理。

（九）酋长国由酋长、内阁和两个委员会（总理事会和主席团会议）领导，酋长起初由包括全体哥萨克、市民、教士、甚至还有农民在内的总理事会选举得来。但在17世纪末总理事会的作用变得更加仪式性，酋长由主席团会议选举得来，1709年后获得提名的酋长需要得到沙皇的批准。酋长统治全国，直到去世或被驱逐。酋长全权管理行政机关、法院、财政和军队，而内阁则同时承担总参谋和内阁的作用。酋长也有权制定外交政策，虽然这个权力在18世纪越来越多地受到莫斯科的限制。构成酋长国的每个团区由团长管理，团长拥有该区的最高军事及民政权力。起初团长由该团区德哥萨克选举，到了18世纪则由酋长任命。1709年后团长常常是由莫斯科任命的，团长的参谋包括军需官（副司令官）、法官、大臣、副官和掌旗官。18世纪酋长国的主权遭到破坏，在波尔塔瓦战役后由主席团会议选举出来的指挥官须经沙皇承认，沙皇也频繁地任命每个团区的团长。1722年向酋长国负责的政府部门由外交学院转为帝国参议院，同年俄国又成立小俄罗斯执行管理委员会来架空酋长。小俄罗斯执行管理委员会由莫斯科任命，由六位驻扎在酋长国的俄军军官组成，担当起第二政府的角色，表面上是为了保护普通哥萨克与农民的权利免受哥萨克军官的抑制。在哥萨克选举的酋长帕夫洛·波卢博托克来回应他，反对这些改革时波卢博托克遭到逮捕并死在牢狱之中，没有得到沙皇的承认。

（十）小俄罗斯执行管理委员会随后统治酋长国，直到1727年遭到废除，并选举新酋长达尼洛·阿波斯托尔。一份由28条条令构成的法规被采用，控制酋长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在酋长国灭亡之前这份法规一直有效，这份法规被称为28条批准法令。详情如下：酋长国不能控制本国与他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但是该国能够在边界问题上直接与波兰、克里米亚汗国与奥斯曼帝国谈判，只要谈判签署的协议不与俄罗斯的条约冲突。酋长国依然控制10个团，但该国的雇佣团被限制在三个。战时哥萨克必须接受驻扎在酋长国的俄军指挥官的指挥，一个由3个哥萨克和3个由政府任命的人构成的法庭成立。俄国人和其他非本国地处允许留在酋长国，但是不能从北方带来新的农民。1764年酋长的职位遭到叶卡捷琳娜二世废除，被第二个小俄罗斯执行管理委员会取代。该管理委员会由4名哥萨克和4位由俄罗斯任命的人构成，该管理委员会由会长伯爵彼得·鲁缅采夫领导，鲁缅采夫小心但坚决地剥夺当地只剩一点的主权。1781年军团制度被逐步废除，小俄罗斯执行管理委员会被废止。两年后农民迁移的自由遭到限制，这个地区的农民完全变成农奴，哥萨克并入俄军。哥萨克军官被承认为俄罗斯贵族、与俄罗斯帝国先前在其他地区的做法一样，教会的土地遭到没收（在酋长国时期教会就拥有17%的土地），分给贵族。酋长国的领土被划分为3个俄罗斯省份，这些省份的行政机关与俄罗斯帝国其他省份无异。

五三宪法

（一）五三宪法被普遍认为是欧洲第一部、世界第二部成文国家宪法，编纂时间仅次于1788年正式通过的美国宪法。五三宪法被当时波兰立陶宛联邦议会用作“政府法案”，该宪法在1792年俄波战争时被废除，仅施行1年。五三宪法最开始是为了填补波兰立陶宛联邦和它的传统政治制度贵族民主制长期存在的缺陷，宪法提出资产阶级和贵族（波兰称之为“施拉赤塔”）之间应具有同等政治权利，并将农民置于政府的保护之下，因而减轻虐用农奴的情况。宪法也废除自由否决权之类的有害制度，以自由否决权为例，这个制度让瑟姆对意见相左，或收受有心人士与国外势力贿赂的议员面前毫无办法，无法遏止违法行为。宪法也试图通过树立更加民主的君主立宪制来替代先前权贵造成的无政府状态，五三宪法的通过惹怒那些与联邦为敌的强邻。在护法（宪法）战争中联邦遭到盟友普鲁士腓特烈·威廉二世的背叛，并且被叶卡捷琳娜大帝以及她的盟友、由反对宪法的波兰权贵和无地贵族构成的塔戈维查联盟击败了。尽管联邦被击败，护法战争也以第二次瓜分波兰告终，但五三宪法依然影响后来的民主运动。它在波兰共和国1795年灭亡后长达123年的瓜分时代里成为复兴波兰的标志。在两位宪法合著者伊格拉奇·波托茨基和胡戈·科瓦塔耶的口中这部宪法是“祖国灭亡的最后遗嘱与证词”。五三宪法的产生是由于当时波兰立陶宛联邦日渐危险的形势，仅仅在1世纪以前这是欧洲主要的政权，也的确是欧洲最大的国家。

（二）在五三宪法产生的2个世纪以前国王齐格蒙特三世·瓦萨的宫廷传道人、耶稣会会士皮奥特尔·斯卡加曾经著名地谴责联邦的独特性和共有的弱点，同样的在同一个时代的作家和哲学家（例如安德热·弗里迟·莫德雷夫斯基、瓦夫雷涅茨·格雷马瓦·戈施里茨基和扬·加莫耶斯基）的法律的执行改革运动主张改革联邦。在17世纪早期波兰和立陶宛的权贵控制联邦，更准确地说他们设法确保不会通过削弱他们享有特权的地位（贵族民主制）的改革。他们将金钱大肆挥霍，花在宴会、纵饮和其他娱乐活动的钱极其的多，可是农民却受到永不停息的瘟疫的折磨，而在城镇中很多全部家产不超过害怕独立中产阶级崛起的权贵的人被留在破败的国家里。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联邦衰落的主要原因是一种特别的制度自由否决权，这个制度在1652年时开始实施，在原则上允许认可议员推翻一切瑟姆通过的法律。于是议员受到权贵和国外势力的贿赂，或只是相信他们生活在某个黄金时代，并让联邦政府麻痹一个世纪。虽然自由否决权可能的恶兆被不会遭到自由否决权影响的“瑟姆同盟”掩盖住，四年或称为“大”的1788年至1792年的瑟姆会议通过五三宪法是一个如此之大的瑟姆同盟，而且它仅由于这个事实让它能够成为立法步骤的一部分。启蒙运动在联邦的最后一位国王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的在位期间在某些团体之间获得巨大的影响力，而且国王继续小心地改革，例如建立财政部、国防部和一个国家性的关税表。但是在联邦中改革的建议不仅仅让权贵的疑心增长，邻国的疑心也在增长，它们满足于联邦当时的情况并厌恶在它们的边境线上复活的民主力量在那里兴风作浪。

（三）因此俄罗斯女王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激起瑟姆的一些议员和国王在是否赋予少数教徒公民权的问题上的冲突，叶卡捷琳娜和腓特烈宣布他们支持的波兰贵族（施拉赤塔）和他们的“自由”，而且在1767年10月份俄罗斯军队在波兰首都华沙周围集结。国王和他的拥护者面临优良的俄罗斯军队时没有什么选择，只能默许俄罗斯的要求。在列普宁瑟姆（以非公认的主持会议的俄罗斯大使尼古拉·列普宁命名）期间接受让叶卡捷琳娜以波兰的自由的名义发誓并在未来永远保卫的五条“永恒不变的条约”：国王的自由选举权；自由否决权；宣布背叛国王，向国王揭竿而起的权利；贵族供职，享有土地的专有权；和地主有生到死对他的农民永久不变的属有权。因此红衣主教法永不改变地维持因联邦的政治制度（贵族民主制）而产生的让贵族难被统治的特权，波兰立陶宛联邦也因此变为俄罗斯帝国事实上的保护国。虽然如此但少数几个有益的改革被采用，而且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需要更大的改革，并不是在联邦的每个人都同意国王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的默许。1768年2月29日包括卡齐米日·普瓦斯基的几个权贵宣布反对俄罗斯干预，称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是一个“俄罗斯克叶卡捷琳娜的男仆”，并在巴尔小镇建立联盟。巴尔联盟发动以推翻国王王位为目标，并直到1772年才停战的内战，在那时俄罗斯的介入让巴尔联盟全军覆没。巴尔联盟（1768年–1772年）是由波兰贵族（施拉赤塔）在1768年于波多利亚的巴尔成立的协会，以保卫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内政外交独立，反对俄罗斯帝国的侵略、国王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和尝试限制联邦权贵（有钱的施拉赤塔）的改革者。

（四）巴尔联盟的创始人包括权贵卡缅涅茨主教亚当·克拉辛斯基、卡齐米日·普瓦斯基和米哈乌·克拉辛斯基，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巴尔联邦是第一次波兰起义。在1767年至1768年间俄罗斯军队强迫波兰议会（瑟姆）通过他们想要的决议，对此作出反应的人（尤其是遭到逮捕和流放的几位之不同政见者）也就是基辅主教约佐夫·安德热·扎武斯基、克拉科夫主教卡耶坦·索乌蒂克以及司令瓦茨瓦夫·热武斯基、卡缅涅茨主教亚当·克拉辛斯基、卡齐米日·普瓦斯基和米哈乌·克拉辛斯基以及他们的盟友决定成立一个联盟——反政府的合法军事组织。国王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开始希望在联盟和俄罗斯之间调停，后者由俄罗斯驻华沙使节尼古拉·莱普宁来代表，但在发现不可能调停后他派出一支由总司令弗兰齐谢克·克萨韦雷·布拉尼茨基与两位占领巴尔的将军针对联盟和俄军，但是同时在现乌克兰境内发生的克里伊夫谢那起义加速联盟向波兰东部省份甚至立陶宛的扩张。联盟者向国外寻求援助，促成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的战争（第五次俄土战争），如此严峻的形势让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劝告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与联盟者达成协议。在1771年兰茨克罗纳战役之前巴尔联盟的祈祷中由阿尔图尔·格罗特盖尔绘由伊格纳奇·马尔切夫斯基、米哈乌·扬·帕茨和亲王卡罗尔·拉齐维乌领导的联盟军队向四面八方漫游，赢与俄军的几场战争，并在最后完全不理国王，自行向主要的欧洲势力派驻使节。

（五）在1770年巴尔联盟委员会将它的总部由西里西亚转至匈牙利，在那里他们与法国、奥地利和土耳其展开一系列外交谈判，以构建对抗俄罗斯的联盟。委员会在1770年10月22日宣布废黜国王，凡尔赛宫廷派遣沙勒斯·弗朗苏瓦斯·迪穆里耶兹以援助联盟者，而且迪穆里耶兹帮助他们重组军队。同时国王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弃权并正打算加入联盟，但是在不清楚的情况中被绑架几天，这件事大概是于1771年中华沙中由联盟者干的。 国王因此回到俄罗斯一方，而且因为这次绑架国王的行为让联盟丧失来自欧洲的大部分援助。但是因为迪穆里耶兹对军队的重组，联盟军队仍能坚持几年的战斗。联盟在1772年销声匿迹之前的最后的行为是克拉科夫瓦维尔城堡的卫兵在4月28日之前宣布投降；在7月13日之前蒂涅茨要塞宣布投降；在8月18日琴斯托霍瓦要塞宣布投降；也许联盟的最后一座要塞在扎古日修道院中，那里在1772年11月28日宣布投降。巴尔联盟的盟友和他们的家人被俄罗斯人当做囚犯，成为第一批被流放至西伯利亚的波兰人。俄罗斯人在波兰立陶宛联邦建立3所集中营以关押波兰战俘，在那里战俘要等候发落。一些历史学家将巴尔联盟看做是第一次波兰起义，有几次巴尔联盟的联盟者尤其是在借助外力的情况下被看做是贵族民主制的反对者。但在1770年俄军向理论上独立的联邦进发，外国势力强迫瑟姆承认第一次瓜分波兰的时候联盟者开始创造波兰流亡军人的形象，依然忠实地留在祖国的波兰流亡军人，于后两个世纪在流亡途中组建波兰军团和其他军队的人的形象。

（六）联盟在历史学家中产生相互矛盾的观点，一些人责怪其导致第一次瓜分波兰，其他人注意到它是努力第尝试让波兰恢复独立的第一支真诚的国家军队。巴尔联盟的失败促使下一部法令在更具戏剧性的事件中产生，1772年8月5日三个邻国（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圣彼得堡签署第一次瓜分条约，波兰立陶宛联邦被割去三分之一的领土面积和人口（至少20万平方千米和400万人）。联邦的政治混乱需要为此负责，而且联邦也拒绝尽力与它的邻国协作，以让它们归还领土。三个强权要求瑟姆批准第一次瓜分，否则以进一步的瓜分作为威胁。国王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被迫屈服，并于1773年4月19日要求瑟姆开会。只有102位议员参加，这就是所谓的瓜分瑟姆，其余的人意识到国王的决心后就拒绝了。尽管有以塔丢施·雷耶坦为首的议员抗议这次瑟姆，但第一次瓜分波兰依然被批准。18世纪让波兰从地图上消失的连续三次的瓜分波兰事件中的第一次让联邦的居民震惊，而且用进步的思想将这件事情解释为联邦要不然就必须死亡，要不然就只有死路一条。甚至在第一次瓜分之前一位瑟姆议员曾经给法国哲学家加布里埃尔·博诺·德·马布利和让-雅克·卢梭写信，以为新波兰草拟尝试性的宪法。马布利在1770年至1771年提交他的建议，卢梭在1772年完成他的（对波兰政府的思考），在那个时候第一次瓜分已经处于进行状态。受到国王斯坦尼斯·奥古斯特的支持，一种改革的新趋势被引入。1773年建立一个最重要的部门——国民教育委员会（世界上第一个教育部），新学校在城市和乡村开学，全部相同的教科书是印刷的。

（七）教师是受过教育的，而且穷学生可以获得奖学金。联邦的军队是现代化的，而且成立一支常备军。经济和商业在以前被贵族视为不重要而遭到回避，可是在改革时被引入到波兰，工业的发展受到鼓励。农民获得一些权利，新的警察部与腐败作斗争。改革也改革从公交系统运往监狱的每件物品。改革还创建一个新的行政机构——永久委员会，包含五个部门。1776年瑟姆授权司法官安德热·加莫耶斯基起草新的法典，这部法典被称为加莫耶斯基法典。在1780年加莫耶斯基的指示下草拟一部法典，它巩固王权，让所有官员对瑟姆负责，让教士和他们的财产情况受到国家的监督，控制宪法改革的基础。但因为保守贵族和外国势力的反对，没能在瑟姆通过。世界大事掌握在改革者的手中，波兰邻国的部分领土来自于对它周围地区的讨伐（普鲁士得到法国的领土，俄罗斯和奥地利获得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而且他们通过强行干预波兰内政来化解国内矛盾。改革的大时机仿佛处在1788年至1792年的“大”或称为“四年瑟姆”中，这个瑟姆于1788年10月6日召开，而且自1790年起在五三宪法的导言中会见“两群人”，最近获选的议员加入之前建立的瑟姆联盟。在波兰立陶宛联邦和普鲁士直接缔结的新联盟仿佛对俄罗斯的入侵做好防御准备时国王斯坦尼斯瓦夫二世与改革派的爱国会领导人日渐亲密，新的宪法由国王起草，期间受到斯坦尼斯瓦夫·马瓦赫夫斯基（瑟姆元帅）、伊格纳奇·波托茨基、胡戈·斯塔希茨、国王的意大利秘书斯齐皮奥尼·皮亚托里和其他人的赞助。

（八）宪法草案主张瑟姆的莫斯科党（也被称为”酋长“）和很多反对者的暴力威胁会在复活节假日时平息，以设法在原先的5月5日的前两天开展对政府法案的大辩论。接下来的辩论和政府法案的采用会令国家处在半混乱状态：很多支持改革的议员会很早，并秘密地前往召开瑟姆的王室城堡，王室卫队会守卫在王室城堡周围，以阻止莫斯科派扰乱会议。宪法（“政府法案”）被宣读出来，并被压倒性地通过，以向热情的人群聚集。宪法仅仅使用1年，直到它被俄罗斯军队和盟友塔戈维查联盟在因这部宪法引发的战争中被推翻。土耳其和俄罗斯之间、俄罗斯和瑞典的战争直到当前才停止，叶卡捷琳娜大帝对五三宪法的通过十分愤怒，因为这可能削弱俄罗斯在波兰的影响力。俄罗斯将波兰看做一个事实上的保护国，波兰改革者与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大会的接触被波兰的邻国看作是革命的阴谋和对专制君主国的威胁。普鲁士政治家埃瓦尔德·冯·赫兹堡对此西岸露出欧洲保守主义者的恐惧：“波兰人通过选宪给普鲁士君主制带来宽容的打击。”从开始就反对宪法的一大批权贵（例如菲利克斯·波托茨基和科萨维利·布拉尼茨基）要求女沙皇叶卡捷琳娜干预，归还他们被宪法废除的特权。带着她的帮助，他们组建塔戈维查联盟，在他们的声明中公开指责宪法撒播“民主歪风”。他们宣称：“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大帝殿下的意图是联合波兰立陶宛联邦纳入到她的军队中，成为他们的一员，并归还联邦和波兰人自由，特别是公民的安全和快乐。”

（九）1792年5月18日2万名同党穿越边界来到波兰，与9.7万名俄罗斯老兵协同作战。波兰国王和改革者只能让3.7万人的军队投入战场，而他们中很多是没什么经验的新兵。由国王侄子约瑟夫·波尼亚托夫斯基和塔丢施·科施秋实科领导的波兰军队屡次尝到胜利的果实，但是国王自己却给了波兰致命的打击：在1792年俄罗斯人以攻城威胁华沙时因为俄军的数字高于波军，国王相信与俄罗斯对着干是很难有好果子的，所以投降成为避免波兰全败和改革者遭到大屠杀的唯一办法。1792年7月24日国王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抛弃改革者，加入塔戈维查联盟，波兰军队溃败了。很多的改革领导人相信他们的目的已经没有了，便开始自我流放。可是国王并没有保全联邦，让塔戈维查联盟惊讶的是这场战争接着引发第二次瓜分波兰。俄罗斯抢走25万平方千米的土地，而普鲁士抢走5.8万平方千米的土地。联邦的面积一进发不足21.2万平方千米，残余的联邦只不过是由傀儡国王和俄罗斯军队领导的缓冲国。1年半后波兰爱国主义者等待时机以计划暴动，在1794年3月24日的克拉科夫中塔丢施·科希丘什科发动被称为科希丘什科起义的一系列暴乱起义事件。在5月7日他发表“波瓦涅茨基公告”，承认农民的自由、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在起义中英勇战斗的人。在开始的几次胜利【拉茨瓦维奇之战（4月4日）、占领华沙（4月18日）和维尔纽斯（4月22日）】后起义遭到极端的打击：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进入军事干预。

（十）历史学家认为起义的失败已成定局，因为他们很难战胜实力远远超过他们的三支侵略军，科施秋实科的军队的失败导致1795年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对波兰的瓜分。根据当时的报道称国王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将五三宪法描述为：“以英格兰和美国的宪法为基础，但是避免以上两者的缺陷与错误，并尽可能地根据国情来改写。”的确波兰和美国的宪法同样受到启蒙时代的影响，包括孟德斯鸠对三权分立的支持，以致在在五三宪法（第五条）中“国家完整，公民自由和社会秩序的地位永远平等”也有孟德斯鸠对两院制的支持。宪法包括11条，它引用人民主权（适用于贵族与镇民之间）的原则和立法机关（两院制瑟姆）、政府部门（“议会的国王”）和司法机关的三权分立。宪法通过限制过分的豁免权和无地贵族的政治特权，并将它转交给镇民，即人身担保（在更早的1791年4月18日的自由王室城市法案里就得到了体现，并在宪法第三条中成为了宪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不在地主所有权获得的纠正和对军官委员会、公职和贵族（施拉赤塔）的会员资格的认证促进政治的民主化。政府法案也将联邦的农民置于“国家法律和政府的保护”之下，这是宣告农奴制终结和最大、受到压迫和剥削最多的社会阶级的解放的第一步。王室委员会掌握行政权力，被称为“法律的卫士”。这个委员会由国王领导，由5位由国王任命的大臣构成：警事大臣、掌徽大臣（也就是内政大臣，印章是大臣的传统象征）、外交大臣、军事大臣和财政大臣。大臣由国王任命，但向瑟姆问责。

（十一）除大臣以外委员会成员还包括天主教大主教（也是教育委员会的会长）和没有发言权的王储、瑟姆元帅和两位书记员，这个王室委员会是由依靠亨利国王条款（1573年）运作，自两个世纪前开始活动的类似委员会的继承者。国王法案依赖各个大臣的连署，该法案约束国王“不做任何事，不用为国家负任何责任”和英国宪法原则“王不为非”是类似的（在这两个国家中各个大臣为国王法案负责）。为了让联邦更为一体化、安全，宪法废除过去的波兰与立陶宛的联合而转为单一制国家，并从个人选举君主制转为王朝选举君主制，后者是为了在每次君主选举时避免破坏性的、有竞争意味的外国势力的影响力。五三宪法规定如果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死了，波兰的王位会变成世袭制，并传给被规定为波兰近来时选举国王的二位之一韦廷王朝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联邦废除几个由来已久的、成为政府短处并导致国家陷入无政府主义混乱之源的自由否决权、联邦制、联邦瑟姆（矛盾的是四年瑟姆自身本来就是联邦瑟姆）和由于瑟姆议员规则的约束性质而导致观点过分不定的瑟米克（地区瑟姆），五三宪法承认于1791年4月18日通过的（自由王室城市法案）（宪法第三条）和更早在1791年3月24日通过的Prawo o sejmikach地区瑟姆法案（第四条）是构成宪法的基础。一些专家又注意到作为宪法一部分的1791年5月5日的“地区重组声明”，证实政府法案在两天前通过和双民族的共同声明证实统一，并不容分割的波兰和立陶宛大公国被纳入到一个单一制国家里，而且它们的平等代表权在政府中。

（十二）共同声明巩固由主权完整的地区构成的众多联邦个体构成的波兰立陶宛联合，从1791年5月到6月有多部法律获得瑟姆和瑟姆法庭（5月13日通过）、法律卫士（6月1日通过）、国家警察委员会（这是政府部门，6月17日通过）和地方政府（6月24日通过）的通过，它们也充实政府法案。五三宪法直到最后一刻都被不断增加新条款，合著者胡戈·科瓦塔耶称正在为“一部经济宪法保证全体人民的财产权，受到可靠的保护，并尊重全体劳动者”而工作。但是第三部基本法律与科瓦塔耶有关：一部“道德宪法”很像美国权利法案和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波兰版。已记录的世界第二部现代成文宪法（被政治学家承认为在那时非常先进的公文）让同时代的人帮助让以建立独立公正的社会为愿望的波兰梦继续下去，让编者的后代继续举起波兰梦的火炬。在波兰它被认为是波兰历史和文化集其好与智慧的巅峰，自波兰再次独立以来以宪法的通过日期而命名的五三纪念日是波兰最重要的节假日。在五三宪法之前波兰语中“宪法”是指所有的法律，不管是瑟姆通过的哪种法律。只有在五三宪法通过之后konstytucja才有它的现代含义：治国的基本法则。这些政府纲领构成民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波兰和美国虽然遥隔千里，但在它们的政治制度的设计上还是显现出一些类似之处。相比于君主专制时两个国家都体现明显的民主性，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国王是选出来的，而且联邦国会（瑟姆）拥有强大的立法权力。在五三宪法之下波兰将政治权力提供给镇民和占国家人口十分之一的贵族（施拉赤塔），这个比率近似于美国可以获得政治权利的人的百分比，在美国中事实上选举权只授予男性物主。

（十三）波兰自由主义者的失败只不过是民主事业的小挫折而已，波兰的灭亡只不过是减慢民主的推进，到那时候民主已经在北美扎根。不久民主运动开始侵蚀欧洲专制君主国的根基，五三宪法被翻译为法语、德语和英语并被删改。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者庆贺国王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和宪法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进步的性格与性质，也是因为抵制宪法的战争和科施秋史科起义阻碍俄罗斯和普鲁士军队，让他们不能进攻革命的法国。托马斯·潘恩称五三宪法为一座大的里程碑，埃德蒙·伯克称其为：“贵族在任何国家于任何时间内都会获益，斯坦尼斯瓦夫二世在历史上开辟一块属于伟大国王与政治家的地盘。”在最后保守者仅仅控制欧洲民主推进一个世纪的时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大多数专制君主国都成为民主国家，包括复兴的波兰第二共和国。在1791年5月5日5月3日被第一次宣布为假日（五三宪法日），在瓜分波兰时被取消（但是依然会偶尔庆祝），在华沙公国中该日也被庆祝，并且在1919年波兰第二共和国时期再次成为官方假日，成为波兰第二共和国的第一个官方通过的假日。五三假日被德国与苏联侵略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上多次废除，在1946年学生反共民主运动后该假日失去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支持，他们将其以五一劳动节庆祝代替，而且在5月3日被重新包装为民主党日，并且在1951年从国庆节日列表中被去掉。直到1989年五三宪法对反政府和反共运动而言依然是一个普通的日子，1990年4月东欧剧变后5月3日再次成为波兰节日。2007年5月3日也成为立陶宛国家节假日，波兰瑟姆和立陶宛瑟姆的首次联合庆祝在2007年5月3日举行。

俄属波兰

（一）波兰王国通常称为波兰会议王国或俄属波兰，1815年经由维也纳会议成立，在1915年被同盟国用另一个波兰王国取代。领土大体上包括波兰的卢布林省、罗兹省、马佐夫舍省和圣十字省，本质上是俄国的共主邦联。虽然原则上波兰王国获得相当大的正式的政治上的主权并成为独立国家，但沙皇总体上并不顾及这些限制他们权力的因素，严格地说在十一月起义和一月起义后俄罗斯更是削弱波兰议会王国的自主权。首先将该国变为俄国的总督区，随后又将该国划分为俄罗斯帝国的几个省，这样波兰所谓的主权也就不复存在了。波兰王国是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在华沙公国的基础上成立的，那时欧洲诸国要重新划分拿破仑战争后的欧洲政治版图，王国的成立让波兰土地受到俄、奥、普三国分而治之。会议对波兰王国的成立至关重要，以至于在这个新国家的国名中便有“会议”两字。王国在1831年时失去其主权国家的地位，而其行政区划也被重新划分。十分明显的是王国的名字依然被俄罗斯官方使用，虽然在波兰受俄罗斯统治时期末该国的地位被“维斯瓦河地区”取代。在十一月起义失败后为了加速该地区的俄国化，让其更为紧密地融入俄罗斯帝国，该国的独立政府机构和行政协议被废除。但是即使是在这次形式上的吞并后该地区还是保留部分独立性，该地区也继续被称为波兰会议王国，直到一战时同盟国向东推进，结束俄国对该地区的统治。起初王国国土面积约为12.85万平方千米，人口大约330万。这个新国家是最小的波兰人国家之一，比先前的华沙公国还要小，远远小于波兰立陶宛联邦（1618年时人口1100万，领土面积100万平方千米）。

（二）1870年该国人口达到610万，1900年达到1000万。俄罗斯帝国的大部分波兰人都生活在波兰会议王国，虽然在王国以外也有部分地区波兰人占多数。波兰王国能够重新出现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亚当·耶日·恰尔托雷斯基（1770年1月14日-1861年7月15日），恰尔托雷斯基是一个与俄国联盟以让波兰复国为目标的波兰人。波兰王国是当时欧洲少数几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之一，而俄罗斯皇帝充当波兰国王，沙皇充当某国首脑的情况在一些被俄国占领的国家中也可见到（譬如格鲁吉亚、喀山、西伯利亚等地）。理论上波兰王国在1815年时是由俄罗斯沙皇统治，与俄罗斯构成共主邦联的半主权国家。它遵循波兰王国宪法（19世纪欧洲受自由主义影响最深的宪法之一）、向沙皇负责，具有立法权的国会（瑟姆）、独立的军队、货币、预算、刑法和与俄罗斯其他地区分离开来的关境。波兰拥有民主的传统（贵族民主制），波兰贵族也极其重视个人自由。事实上沙皇拥有绝对的权力和正式的独裁者头衔，也不希望有制约他统治的因素，所有反对沙皇的人都会遭到迫害。法律也被俄罗斯官方视为一纸空文，虽然因为波兰的民主传统和独立政府机构让俄罗斯需要的绝对权力在这个国家建立是很困难的。王国享有真正主权的时日只有15年，开始时亚历山大一世使用波兰国王的头衔，负有责任遵守宪法的规定。但是最后形势发生变化，他任命大公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为总督，后者享有几乎所有的权力。在维也纳会议决议签署后不久俄罗斯便撕毁这份决议，1819年亚历山大取消新闻自由制度，引进有阻挠性质的审查制度。

（三）对俄罗斯统治的抵抗起于1820年代，由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诺沃西尔切夫指挥的俄罗斯秘密警察开始迫害波兰地下组织，且在1821年沙皇要求取缔共济会，因为共济会体现波兰的爱国传统。自1825年起瑟姆会议开始秘密召开，亚历山大一世的继承者尼古拉一世在1829年5月24日于华沙登基为波兰国王，但他拒绝宣誓遵守宪法，继续限制波兰王国的主权。尼古拉斯的统治体现官方国家主义的思想——东正教、专制主义和国家主义，在波兰人看来这些思想意味着俄罗斯要将他们同化，要让他们变得忠于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人。东正教思想在俄罗斯扮演特殊的角色，因此东正教会在当时实际上变成国家部门，而其他宗教却要遭受歧视。举例来说：波兰王国的教皇诏书在未经俄国政府的同意下是不得被宣读出来的，尼古拉的统治也意味着波兰政治传统的终结。他废除民主政府，引入中央集权性质的行政机关，机关成员不经选举产生，而是受到沙皇任命。尼古拉一世也尝试改变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些行为招致波兰人民的不满与反抗。1831年1月瑟姆罢黜沙皇的波兰国王身份，以对沙皇再三减少瑟姆宪法权利的行为作出回应，沙皇派兵进驻波兰，十一月起义爆发。在长达11个月的起义后波兰王国失去其半主权国家的身份，随后俄国对波兰王国的吞并更进一步。沙皇在1832年通过出版波兰王国通则将这种吞并正式化，该通则也将宪法、军队和立法机关废除。

（四）在接下来的30年中一系列的措施让俄罗斯更进一步控制波兰会议王国，1863年一月起义爆发，但这次起义在1865年遭到镇压。这次起义的直接结果就是王国剩余的独立地位遭到完全废除，波兰这个政治实体遭到俄罗斯的直接吞并。以前的非官方性名称“维斯瓦河地区”取代波兰王国成为这一地区的正式名称，这个地区成为由总督统治的“总督区”，直到1875年该地区成为省。1815年的波兰王国宪法概述波兰议会王国政府的结构，波兰国王即俄罗斯沙皇，是正式的国家元首，而地方政府由波兰王国总督、国务院和行政理事会以及瑟姆领导。理论上波兰议会王国拥有那时欧洲受自由主义影响最深的政府之一，但实际上该王国是俄罗斯帝国的傀儡国，俄方当局经常无视波兰议会王国宪法上自由主义性质的条款和其主权。“总督”这一官在波兰会议王国宪法（1815年）第3条（总督与国务院）中被引入波兰，总督由沙皇在俄罗斯帝国或波兰王国的贵族公民中任命，但其中排除归化公民。总督监督整个政府机构，并在君主缺席的情况下主持国务院（波兰王国）以及行政理事会。他亦可否决上述两个委员会的决议，但是他的决定也需要相应的政府大臣连署。总督行使的权力很大，能够提名绝大多数高阶官职的候选人（部长、参议员、高级特别法庭的法官、国务院成员、审查官以及主教和大主教）。

（五）总督在财政和外交上没有权力，他在军事的权力则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总督因辞职或逝世而无法行驶其权力时总督的职务会暂由国务院主席代理。总督这一职从未被正式废除，但在一月起义后总督这一职务就从波兰王国政府机构消失。最后一位总督是弗雷德里克·威廉·兰博尔特·冯·伯格，此人自1863年起担任总督，直到1874年逝世为止。沙皇没有任命总督取代他，总督的职务由华沙总督代理，或者更具体一点说这个职务是由华沙军区代理，但是在俄罗斯帝国政府内部信件中这个官员依然叫“总督”。华沙总督直接向沙皇负责，且行使的权利比总督更大。特别是他指挥该地区所有军队，监督法律系统（他能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直接判处某人死刑）。他也能公布“带有法律效力的‘声明’”，这种声明能更改现有法律。“行政理事会”是王国国务院的一部分，该理事会在1815年由波兰王国宪法引入，包括5位部长，后者皆由国王和波兰王国总督特别提名而来。该理事会执行国王的命令，处理处在各部部长权限之外的事情，并为国务院提出方案。在下述事件后理事会进行改革：1826年约瑟夫·扎扬切克逝世；1831年十一月起义失败；1841年国务院被废除；1863年亚历山大·维洛波尔斯基改革；一月起义失败。行政理事会在1867年6月15日遭到废除。

（六）王国行政区划被修改过多次，在王国建国后的几十年中各种小改革也层出不穷，其中既包括较小的行政单位的改变，也包括几个行政单位的合并或一个行政单位的分割。在1815年至1816年间即建国后不久，波兰王国的行政区划承袭华沙公国，被划分为几个省。1816年1月16日行政区划经过重组，华沙公国的省被重新划分为更为传统的波兰式的省、州和县。王国共有8个省：奥古斯图夫省，首府为苏瓦乌基；克拉科夫省，虽然名称中带一个“克拉科夫”，但该省并不包括克拉科夫市，克拉科夫市在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前一直是一个自由市。首府开始是梅胡夫，后来为凯尔采；卢布林省；马佐夫舍省，首府为华沙；普沃茨克省；桑多梅日省，首府为拉多姆。1837年3月7日作为该年代初的十一月起义的结果，王国的行政区划再次被改革，将“省”引入波兰，让波兰会议王国的行政区划与俄罗斯帝国的行政区划更为相似。以下为各省名称及首府：奥古斯图夫省，首府为沃姆扎；卡利什省，首府为卡利什；克拉科夫省，首府为凯尔采；卢布林省，首府为卢布林；马佐夫舍省，首府为华沙；普沃茨克省，首府为普沃茨克；波德拉谢省，首府为谢德尔采；桑多梅日省，首府为拉多姆。1842年县被重命名为“地区”，而州被重命名为县。1844年几个省被合并，而其他的有的被重命名，只剩下5个省：华沙省，首府为华沙；奥古斯图夫省，首府为苏瓦乌基；卢布林省，首府为卢布林；普沃茨克省，首府为普沃茨克；拉多姆省，首府为拉多姆。

共济会

（一）共济会诞生于18世纪的苏格兰，是一种带宗教色彩的兄弟会组织，资本家的共同体联盟，西方国家政府和政党高层的幕后主要操控势力，共济会的长远战略目标是建立大一统的世界政府或世界联邦政府。在隐蔽将近1300天之后天主教会再次面临强大的挑战，这令教廷十分恐惧。1738年教皇克莱门斯十二世命令禁止天主教徒加入共济会，违反者将被教会开除，在18世纪后半叶教廷一直致力于打压共济会。分规、曲尺和法典在共济会中被看作“会所的家具”，是会员完成个人实践、突破三重黑暗、重见理性光明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被称为“三重伟大之光”。共济会分为两级组织：分会和总会（会所名称为阿拉伯数字编号和地名的组合）。总会所是共济会的最高组织形式，各总会所之间的关系是独立平等的。在多年的流传中各总会所之间在章程和仪式上会有一些差异，总会所往往是在司法管辖区内以社团的形式注册公开的合法机构，现代共济会附属组织有约克礼、苏格兰礼、瑞典礼等。共济会会所的高级官员是会长，通常会挂衔“谊兄”（在苏格兰中根据苏格兰宪法时通常被称为“右尊主”）。尊主通常坐镇在会所的东方位置，指挥会所的大小事务。他拥有很大的权利，不需要参考其他会员的意见，他还负责主持仪式和庆典。成为尊主是一个会所所能赋予其会员的最大荣耀，本职位由选举产生，一般是由不记名投票方式进行，然而在大多数会所中该职位通常是由上一年的高级督导员担任。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尊主被冠以“尊贵”头衔，但并不意味着他是被膜拜的。相反这个词在这里的意义更多是“给予尊重”，类似的用法比如：称法官为“尊敬的法官阁下”；称市长为“尊敬的市长大人”。实际上市长和法官在英格兰的部分地区依然被成为“尊贵的”或“荣耀的”，法国共济会使用“可敬的”来尊称他们的会长。

（二）当任期结束后尊主会被称为前会长，前会长的职责和特权因会所和辖区的不同而异。例如在一些辖区中前会长可以获得总会所的投票资格，而另一些辖区则不行。在大多数辖区中前会长依然继续享有“尊贵”头衔（例如“尊兄史密斯”），而少数一些辖区则规定唯有现任会长可享有尊贵头衔。与尊主相应的更高级职务是总会长，总会长除了可以掌管自己的总会所外在其辖区的所有会所也享有一定的权利，总会长通常挂衔“至尊主”。会监在会所三位主要官员中位列第二，并且是会长的副手。在一些区域中如果会长缺席的情况时会监将主持会议，并且可以代理会长掌管会所内的所有事物。在另一些区域中（包含英格兰总会所和爱尔兰总会所）只有现任会长或前会长可以任职“理事长”，因此如果高级督导员不是前会长的话就不可以担任该职务，在很多会所中高级督导员将会被内定成为下一任的尊主。会所三位主要官员的第三位就是副会监，副会监负责在会所举行宴会或其他社交活动。在一些区域中初级督导员拥有一个特殊的职责，保证所有来访共济会员拥有所有必须的凭证，在其他地区中这是属于守门人的职责，在一些区域中初级督导员在会长和高级督导员都缺席的情况下可以主持会所。督导员是会所的常规官员，意味着这些职位必须没有空缺。司库的职责是记账、收集会员年费、支付账单并向总会上交年度会费，年度财政报告是一个会所持续经营能力的重要度量标准，同时年度会费的缴纳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有意或无意）的付款失误都将导致会员失去投票权和访问其他会所的权利，甚至会被禁止进入他自己的会所或被驱逐。通常司库是由有经验的前会长担任，但这不是必需条件。

（三）司书的职责包括发出传票（会议前的正式通知，包括时间、地点和议程）、会议记录、完成统计并汇报给总会以及对会长提供程序流程方面建议，许多独立的会所制定有额外的职责，例如秘书必须服务于特定的委员会。尽管所有会员均可以任职秘书，但一般情况下是由有经验的前会长担任。司客是会所中的初级官员，在大多数地区中会所设有两位司客，分别服务会监和副会监（然而有时候首席执事和次席执事在职责上可以互相调换）。司客的主要职责是在会所内指挥管理新人，并在某些特定典礼上为他们发言。另外如果有需要还要协助尊主，并且在会长和高级督导员之间传话。副司客的职责与司客很相似，副司客的主要职责是协助首席督导员，并在两位会监之间传递信息。在一些地区中他还要负责镇守会所大门的内侧，并保证会所被“封闭”，在另外一些地区这项工作交付给内卫或随从。司事负责一系列的初级助理事务，即便在同一区域中他们的职责也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的一些共同职责如下：司事往往担任首席执事或次席执事的替补，如果上述人员缺席的话；当受阶典礼进行时一个或更多的司事将被要求协助两位执事在圣坛上管理新人；在很多地区中司事的传统角色是在会所会议结束后的宴会上侍酒，通常他们的职责会被扩展到监管整个宴会的膳食和小食；一些地区有特别的规定一个会所有两位司事——首席司事和次席司事，其他地区对司事的数量不做限制，这样的情况通常是特殊的。会长可能会根据其会所的大小和需求指定任意数量的司事，这些额外的司事通常被称为助理司事。虽然司事通常由新会员担任，但根据传统时在一些会所前会长通常会被指派督导干事的工作。

（四）司卫也被人称作会所“外卫”，他的职责是守卫大门（从外面），持锋利的出鞘之剑，保证仅有那些有资格参加会所会议的人通过大门，在一些地区中他还要为新人准备许可证。司卫通常会负责在会议前布置会场，并在会后保存和维护所有的会徽等仪式用品。在一些区域中司卫由前会长担任，而在其他区域他可能是从其他会所雇来的兄弟。以上所列均为普通人事构架，不同的会所可能会有不同。在正式的共济会会所规定中入会的条件为出于自愿、无犯罪记录、身心健康、相信存在一位造物主的成年男子，如果入会以后有任何犯罪行为时将被开除会籍。因其属封闭的社团形式，如无两位以上美生兄弟推荐时外人也无法得以加入，也不能有被拒绝入会的记录。且其考核欲加入兄弟之时间，短则半年，长则无限，而且早期时入会之后不得向他人揭露其会员身份。共济会会员共分为33个级别，用度的符号“°”表现，但只有1°到3°涉及到等级概念：1°会员被称为“工徒”，不是正式会员；2°会员被称为“工员”，不是正式会员；3°会员被称为“工师”，正式会员。3°到33以上都是平等关系。以下为英美体系共济会的传统入会要求：依据美生会的宪章时对美生的加入有其严谨的要求，也就是说他必需是出于自身之意愿；在总会辖区内居住满十二个月以上；年龄在二十岁以上之男性；相信神的存生（不限任何宗，也不需为教徒，但绝非无神论者）；无犯罪之记录；未曾被其它美生会拒绝入会的人士；二名美生会员的介绍之下办理申请入会手续。循美生会考核方式，逐级晋升，登堂入室，终至成为一位共同修业进德的美生。

（五）而对于大东方体系的共济会来说并不需要必须为有神论，混合型和女性的共济会接纳女性，因此不被主流共济会认证为正规共济会，被排除于主流共济会系统外。在会员每次晋级的时候都要在会堂内举行相应的仪式，3°会员为共济会的正式会员，需要在经历一次模仿建筑师西贡·阿比夫之死的启蒙仪式，在仪式中象征性地“死亡”，然后“复活”，这个级别的仪式也是所有共济会礼仪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经历仪式的新会员被蒙住双眼，赤膊上身，脖子上套一绳索，名为“牵引绳”。新会员扮演户兰这一角色，由三个叛徒朱比拉、朱比罗、朱比伦带往会堂（有时是地下室）。进入会堂后要走过一个踏板，上面绘有象征符号。途中三个叛徒依此向新会员索要秘诀，兰说圣殿完工之后才能告诉他们，最后兰被杀害。三个叛徒将兰抬到圣坛前，那里有三盏蜡烛，象征三大光明。在周围的会员咏唱完祷文后接下来扮演兰的会员将复活，去掉蒙眼布，看见三盏烛光（有的地方改为用锤敲击三声）。这时候新加入的会员就完成启蒙仪式，成为正式的共济会会员。共济会的起源1717年6月24日英国四个会所组成一个总会，根据其公式文献《共济会宪章》和共济会标志（传说1701年写成，初版出于1723年）第一部《历史篇》的解释称共济会起源于前4000年，这一年称为“光明之年”，他们自称为该隐知识的后人，通晓天地自然以及宇宙的奥秘。亚大生了两个男孩，他们是雅八和犹八。奇拉生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是土巴该隐和拿玛。

（六）这四个人象征着人类对自然科学的探索：雅八是第一个研究“地理”的人类，他将家养山羊和野羊群分，并且第一次使用石材和木材建造房屋；犹八是世界上第一个音乐家；土巴该隐发现冶炼钢铁的技术；最小的妹妹拿玛发明纺织技术。这一段记述和《创世记》中并无两样，然而共济会的故事还有后话：“四兄妹知道自己对自然的探索会引起神的震怒，宇宙的伟大建筑者必将以水火惩罚窥视神之秘密的人类。在洪水来临之际他们为了让伟大的学问流传人间，特地将知识镌刻在两根石柱之上，其中一根称为“亚伯”，它不会因火而毁坏；另一根称为“拉特拉斯”，它不会毁于水中。赫尔墨斯为埃及神明透特的希腊名，是埃及智慧神，其人在传说中为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大宗师、现实身份和神话中的身份已经不可分，通常被作为自然科学的一种拟人化。《创世记》第10章和第11章记载：洪水消退之后神因挪亚的虔诚而喜悦，并且决定不再毁灭人类。然而人类并没有忘记对神之领域（自然科学）的探索，在复兴之后大多数人类仍旧十分愚昧，只有石工仍旧掌握着自然科学和几何学的秘密，根据这些知识时他们知晓人只不过是神的“不完善的复制品”。石工们发现如果通过自身努力就可以克服人类自身的精神和肉体上的缺陷，从而回归神的领域。挪亚的不孝之子中有一个儿子叫古实，古实有一个儿子叫宁录（传说中最强大的猎人），宁录是巴比伦的国王。当时石工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巴比伦，开始建造一座通天塔，也就是传说中的巴别塔。

（七）宇宙的伟大建筑者这一次采用一种幽默的手法进行惩罚，搅乱他们的语言，于是他们荒废造塔的工程而散布到世界各地。而这些石工们从此不再将伟大的学问透露出去，他们组成秘密结社，采用口令暗号和秘密的握手方式表示身份，同时区分在团体中的级别和工作中的职务。这些“自由石工”在耶路撒冷建造所罗门王的神殿，他们在古希腊被称为丢尼修建筑团，他们在中世纪为基督教徒建造教堂和各种大型石造建筑。石工们严守组织秘密，在建筑工3地旁开设的集会所进行聚会、交流知识。1738年出版的《完全的共济会概况》中的版画《石工作业》描绘建设古代神殿的石工，左下角折断的柱子象征着共济会传说中希兰之死（栋梁的折断象征着“哲学的死亡”和“理性的新生”），太阳和月亮代表所罗门神殿的两根铜柱，象征世界和人的二重性。秘密结社在西方世界的历史上有几种可能的来源：第一种是受到迫害的宗教，西方世界大多数的时期是以一神教为主，而如果有其他信仰的人往往会遭到相当残酷的迫害。因此许多信徒们为了要在这种严格查缉之下生存就发明各种各样的秘密集会仪式、口令和密码，让外人无法轻易渗透入真正的聚会核心中，从而也大幅降低他们被破获的命运（当然也就少了被丢入竞技场或是丢在火堆上烧的机会）；另外一个则是知识保存的社群，西方世界的学徒制非常重要。青少年必须要选择自己未来要跟随的师傅，并且藉此而决定自己未来的职业。但是这些拥有各自专业的木匠、石匠等也希望要拥有自保的能力，不管是在面对当权者或是在面对各种的挑战上成群结党总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公会就应运而生。

（八）公会基本上是专业人士的集合，但同时也肩负着保存许多专业知识的功能。这些专业知识包括建筑的秘密、数学、炼金术等等，许多这些密藏的资料被查获之后不但会导致不传之密外泄，甚至还可能导致整个组织被认为是叛教集团，导致全部的人都被牵连处理。所以不只这些组织有入会的限制并严格的认证，甚至许多秘密都必须要等到该人达到某种层级之后才能够获得。而且这些秘密本身又都被复杂的密码和责任保护制度给层层禁锢住，所以这一类的秘密组织一直是伴随着西方文明成长的。而在这些组织中最有名的属到21世纪依旧势力庞大且公开活动的“共济会”，这个组织成立的架构十分类似以建筑和木匠知识为主的结社，其标志就是圆规和一把角尺（据说他们是中世纪石匠所延续下来的组织）。但其内部的运作、规范十分神秘，并不为外人所知。只不过这个组织从中世纪开始就有许多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名人和贵族加入，莫扎特就是共济会的一员，其著名的剧作“魔笛”中就引用大量的共济会象征。而共济会褪去传说的迷雾、正式出现的最早记载始于1717年的英国，1716年之前伦敦的四个小酒馆中聚集着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举办类似高级俱乐部的聚会，内容多半是社交活动、娱乐和饮食为主，这些人是近代共济会的真正创立者。1717年6月24日“圣约翰日”（圣约翰是共济会古典派的守护圣人）上英格兰四个会所的共济会会员齐聚伦敦圣保罗大教堂附近的烤鹅大厦，这四个会所中只有一个是由纯粹的精神石匠组成，其他三个仍然是从事生产的石匠会所。

（九）这一天他们联合成立第一个总会所，并命名为英格兰第一总会。会员投票选举安松·塞亚为第一代总导师，这一天也就是近代共济会运动的开端。而这一时期也正值传奇的蔷薇十字会运动的影响消退之际，近代共济会摆脱石工团体的“实践性的石工”性质而成为“思想性的石工”，亦即投身社会改革的政治团体。当时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一共只有700名会员，很快更多的志愿者希望入会，原来的那种沙龙性质的聚会已经不能管理如此之多的新会员。为了制订内部的条约规则，英国共济会总会于1721年开始筹备编纂自己的宪章。总会所委派新教长老派牧师詹姆斯·安德森完成这项工作，安德森根据共济会的古代条文《传统宪章》进行编纂，在1723年（共济会历5723年）出版《共济会宪章》，这部宪章分为历史、责任义务、通则三个部分。在这之后共济会从英国开始陆续传播到欧洲各国，各国共济会也纷纷成立自己的总会所。共济会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西欧社会的政治和思想活动中，特别是在启蒙运动中的作用，著名的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孔多塞侯爵等都是共济会成员。虽然初期共济会仍旧奉行严守内部秘密的规定，但是1745年在阿姆斯特丹匿名出版的一本书籍完全暴露共济会内部的规定、活动内容甚至入会礼仪等细节。然而共济会也因此将活动更加公开化，会员并不隐瞒自己的身份，他们也更公开地进行慈善活动，会员的阶层也逐渐向中产阶级转化，现代的共济会除了内部各级别的接头暗语仍旧保密之外其余活动基本全部公开。

（十）英国共济会是现代共济会运动的发源地，第一个总会所于1717年圣约翰日在伦敦成立。初期共济会名义上对志愿者不作限制且人人平等，但是当时只有白人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可以入会。为了争取更大的影响力，共济会不断地招收贵族入会，并且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得到王室的垂青。从第二代总导师蒙塔魁公爵（1721年就任）开始大贵族在英国共济会中占有一段时间的支配地位，1722年沃顿公爵成为新一代总导师，继续奉行上层路线政策。1737年3月5日乔治二世的长子皇储弗雷德里克·刘易斯在伦敦的“临时会所”加入共济会，次年安德森修改《共济会宪章》并且将新版宪章献给皇储。虽然这位皇储死的太早，没有坐上王位，但是其长子乔治三世维护共济会的政治地位。在这之后王室和共济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乔治四世、乔治六世、爱德华七世、爱德华八世都是共济会会员。英国共济会于1753年分裂为古典派和近代派，双方长期对立，直到1813年才告和解，成立英国联合总会（简称UGLE）。在19世纪中叶之后英国的共济会迅速丧失其社会改革的锐意和先驱性，正如《来自地狱》中所描述：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上层社会中充斥着共济会会员并不奇怪，当然由于此时的英国共济会禁止女性入会，所以女王本人肯定不是其会员之一，但是当时的皇储（后来的爱德华七世）和其长子、片中患上梅毒的艾伯特·维克多王子都是共济会会员。今天英国的高级神职人员、富豪和贵族在英国共济会中所占比例急剧减小，普通公民的比例占有优势。

（十一）2005年6月英国议会曾下令英国议会上议院及英国议会下议院的所有议员必须公开他们是否隶属共济会，当日提出动议的英国自由民主党议员强调为了增加国会的透明度以及重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议员必须申报自己是否是共济会会员。有证据显示法国最早出现共济会是在1688年，1721年一些英国共济会成员在港口城市敦刻尔克建立法国第一个共济会所。法国共济会总会所建立于1733年6月24日，是欧洲大陆最早成立的共济会总会所，1743年12月11日法国总会被英国总会正式承认。克莱蒙伯爵于1771年成为总导师，他去世后英国体系在法国衰落。原来的法国总会分裂，较大的一方就是大东方法国（简称GODF），在1773年成立总会所。1776年3月11日大东方建立九姐妹会所，九姐妹成员众多，汇集当时法国科学界、文艺界、思想界的著名学者。它是共济会在法国启蒙运动中的杰出代表，集中反映共济会的理想和组织在启蒙运动中对思想、文化、政治、社会领域的发展的所起到的引领作用。1779年被选为分会长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会所成员的帮助下成功争取到法国军事支持，对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起到重要作用，在后来的法国大革命中也扮演重要角色。法国共济会也是启蒙运动中瓦解天主教会的急先锋，18世纪的共济会组织体现出排外特征，下层的劳动阶层不被接纳，成员主要来自贵族、教士和中产阶层，有些会所完全由天主教教士构成。中产阶级被共济会自由、平等的思想所吸引，成为主要的成员来源，因为在这里他们能够与贵族平起平坐。

（十二）虽然罗马天主教皇克莱芒十二世和本笃十四世分别于1738年和1751年两度颁发教皇禁令禁止天主教徒加入共济会，然而在法国并未产生足够影响，共济会仍然在发展壮大。到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法国已经建立1250个会所，拥有成员四万多人。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各国政府对此甚为恐惧，加紧对国内秘密社团的监控，被怀疑为幕后主导的法国大东方被政府取缔。1804年11月6日拿破仑一世加冕成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随后他的哥哥约瑟夫·波拿巴成为法国共济会总导师，自此法国的共济会得以恢复，原来分裂的双方也合并。在当时的军队组织中共济会也有极大的影响力，很多将军都是共济会成员，但是1815年第一帝国的消失再次让共济会受到打击。很多年之后法国大东方共济会才再次慢慢恢复正常活动，当时主要是在海外发展。这期间大东方的制度也发生重大的变化，由于加尔文主义牧师弗雷德里克·戴蒙斯主张去除“宇宙之间的伟大建筑师”这一神学观点，在1875年的瑞士洛桑大会上大东方法国通过接受无神论者入会的决议，并且开始允许会员在会所内公开讨论政治和宗教问题。英格兰联合总会所（UGLE）视为这是不遵守传统的，违反古老的《共济会宪章》中的规定， 于1877年撤回对GOdF的认可声明。其他英语系的会所都响应总会的这一决定，宣告他们之间的正式分裂。他们之间的这种分裂状况持续至今，期间只有在一战及二战纳粹统治时期有所改善。承认GODF的部分共济会地区会所包括主要的欧洲大陆国家，如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法国与比利时在非洲的殖民地、大部分的拉美国家、在俄罗斯与东欧一些国家近些年来也有扩展。

（十三）这一事件也在大东方内部引起分歧，最早脱离的有人权会社，主张男女会员兼容，后来向神秘主义方向转变。1902年成为英国人权会所总导师的安妮·贝赞特也同时为通神学会的第二代领导人，许多欧洲的女性总会也都是源自人权会社。接下来分裂出去的是法国大会所，于1894年独立出去，坚持对“宇宙之间的伟大建筑师”的信念。1913年法国国家大会所也从法国大东方分离，它也是在大分裂之后唯一被英国联合总会所承认的法国共济会总会。二战时维希政府对法国共济会进行打击，没收他们的档案，还通过展览和电影的方式对法国共济会进行歪曲的宣传。众多的共济会成员加入解放运动并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法国在获得解放时共济会的人数比起战前少三分之二，会员人数的损失在战后历经20年才得以弥补恢复。战后法国共济会的分裂也越来越严重，到21世纪初法国境内共有十几个独立的总会所在运作。为了消除外界的猜疑，法国共济会在社会上的宣传也是很积极的，经常在各媒体中露面并进行展览活动，甚至许多媒体中的高层领导都是其成员。共济会在18世纪30年代便随着移民新大陆的潮流而进入北美，直接传承自英格兰的总会所。1733年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组建的总会所被认为是美国的第一个共济会总会所，这个总会所后来被更名为圣约翰会所，本杰明·富兰克林于1731年成为这个总会所辖区内的会员。确认的共济会会员里除了著名的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之外在美国《独立宣言》的56位签署者中至少有8位，1781年的第一部美国宪法的签署者中至少有10位，1789年的美国宪法的40位签署者中至少有9位。

（十四）乔治·华盛顿的63位将领中至少有31位，英国北美殖民地13个州的30名州长中至少有10位，历届美国总统中则至少有15位。共济会成员哈扬·所罗门提供北美独立运动所需的绝大部分资金，并在其后拯救新政府，使其免于破产。19世纪中期摩根事件引发美国的反共济会运动，威廉·摩根曾经是一名共济会成员，但是后来他背叛共济会，扬言要公开共济会的秘密、1826年11月11日摩根神秘失踪。由于大多数银行家、法官、富商和政客都是共济会成员，这加重底层民众的不安和忧虑。纽约民众开始集会号召禁止共济会员进入政府系统，运动很快与反杰克逊总统政治运动结合起来，因为他也是共济会员。他们建立反共济会党，并在1828和1832年推选总统候选人，但由于缺乏支持，这个政党不久就消亡了。摩根事件之后共济会在美国陷入低靡期，直到50年代后期才开始有了起色，共济会会员从6.6万人增长到20万人，当时全国已有5000个会所。内战结束后的1870年南部辖区最高议会总部迁往华盛顿特区，阿尔伯特·匹克于1884年将苏格兰礼仪式完善，此为现在全世界通行的苏格兰礼授予仪式的最早范本。1250年德国第一个石匠总会所在科隆成立，这也是最早使用圆规、矩尺作为石匠行会标志的记录。15世纪末斯特拉斯堡举行的各地石匠总会的集会上颁布第一个石匠行会会徽，从此科隆和斯特拉斯堡石匠总会分管南北德国各地会所，这是石匠手工业者的行会组织，与现代“精神石匠”共济会组织并不相同。

（十五）现代德国共济会最早的会所出现在1737年12月6日，普鲁士的王储、后来的腓特烈大帝曾在1738年8月在14日夜间出现在会所里，并于1739年接管总导师的职位。在共济会宗教宽容和兄弟间平等的宗旨下会所不仅仅只是为美生兄弟提供一个空间，也成为宣传启蒙运动思想的场所，莱辛、歌德和席勒是三位开创德国浪漫主义文学道路的领袖，他们与共济会也存在密切关系。1771年10月14日莱辛在汉堡加入共济会三玫瑰会所并成为导师，他的《共济会员对话录》被认为是共济会史上的重要著作之一。他也是最早倡议接纳犹太人加入共济会的发起者，在当时的欧洲大陆中底层犹太人不具有公民权，也不被共济会接纳。他的好友普鲁士犹太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发起的犹太启蒙运动哈斯卡拉，开启欧洲犹太社会开放和世俗化进程。欧洲犹太人（尤其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开始学习当地民族的语言，接受当地民族的教育和文化，进入欧洲上流社会。日尔曼文明史上一些最耀眼的明星都是这一运动的产物，例如海涅、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等。哈斯卡拉运动培养强大的犹太世俗势力，揭开欧洲犹太民族政治运动的序幕。歌德于1780年6月23日在魏玛加入安娜·阿玛丽亚三玫瑰会所，会所名字来自当时在魏玛执政的女伯爵。阿玛丽亚会所与当地贵族建立良好关系，魏玛公爵奥古斯杜和普鲁士将军费迪南伯爵也是会所成员。共济会在歌德的一生中扮演重要角色，对他的思想和作品都产生重要影响，他最早加入共济会很可能是受到莱辛的影响。

（十六）歌德著名的遗言是“再多些光！”常被认为反映共济会和启蒙运动的光明崇拜，1913年成立的 Wolfstieg协会旨在促进共济会的科学研究。1777年瑞典共济总会会长瑞典国王卡尔十三世在柏林建立德国共济总会，将具有丰富玫瑰十字会传统的瑞典体系引入德国，同一年巴伐利亚光明会的创始人Adam Weishaupt也加入当地的共济会会所"Theodor zum guten Rath"。1780年荷兰贵族、共济会员阿道夫·科尼格加入光明会，他开始将光明会体系引入共济会并扩大在共济会中的影响，1782年的威斯巴登共济会大会上圣殿骑士玫瑰十字体系最终被光明会体系所取代。1784年7月22日巴伐利亚侯爵Karl Theodor颁布社团禁令来禁止一切秘密社团，1785年3月2日的新版法令中则指名光明兄弟会和共济会有叛国和异教罪行而令行禁止，1787年8月16日又颁发更为严厉的法令，任何加入共济会和光明兄弟会者都将被处以死刑，光明会与共济会开始转入地下。法国大革命使各地政府风声鹤唳，整个19世纪欧陆的共济会活动都陷入低靡期。保存下来的帝国安全办公室记录显示共济会在纳粹德国时期受到残酷迫害，一般认为大约有8万到20万共济会会员被纳粹政权杀害。共济会的集中营囚犯被评定为政治犯，戴着一个倒置的红色三角形以识别身份。蓝色小花勿忘我最早是在1926年被Zur Sonne总会所采用，作为德国不来梅市共济会年度会议的会徽。生产勿忘我会徽的工厂在1938年被纳粹党选为募捐机构，这个巧合使共济会会员有机会将勿忘我徽章作为相互识别的秘密标记。

 （十七）即便在纳粹时代受到残酷迫害，但共济会会员们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甚至在集中营里建立Liberté chérie这样的会所，在二战结束后勿忘我在1948年再次成为德国总会所年度大会的会徽。二战终止德国共济会向光明会体系发展，复兴之后的德国共济会在英美共济会的支援下在联邦德国成立各个总会，其中包括两个德国传统的总会，分别是德国古代自由和公认的石匠总会所与大国家母堂的“三金球”会所。还有一个是奉行北欧瑞典礼的总会——德国共济会本地总会，一个是由英国总会成立的The Grand Lodge of British Freemasons in Germany，最后一个是由美国与加拿大共济会成立的美加AF & AM总会所，这5个总会所于1958年组成德国联合总会。俄国共济会间接地来源于英国共济会，进入俄国的时间可以追溯至彼得大帝当政时期。但也有人认为共济会在俄国的成立时间比英国大分会的成立时间还早，因为拥有一些重要的材料表明彼得大帝被赫里斯托福·乌莱先生吸收而加入组织，并且在17世纪末以前就存在一个由列福尔特任执行大师傅，戈尔东和彼得大帝分别任第一和第二监督人的共济会分会。有史记载的涉及俄国共济会的文件出现在1731年，这一年伦敦共济会分会领袖洛弗尔勋爵任命乔治·菲利普上尉为俄国分会的领导人。共济会进入俄国后首先在俄国上层社会传播开来，居住在俄境内的外国人对俄国共济会的组织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英国人和德国人），而俄国人在早期的俄国共济会分会里只处于次要地位，共济会传入俄国后很快被一些欧化的贵族接受。

（十八）俄国东正教会则把俄国共济会看成一种秘密组织，是反对上帝、教会和天主教民族国家的地下密谋组织。俄罗斯东正教流亡西方的高级僧侣会议代表、主教安东尼在1932年曾经发表言论认为：“在共济会的旗帜下聚集世间所有的黑暗力量，他们破坏我们的民族和宗教，给俄国带来灾害”。18世纪后半叶俄国经历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1762年叶卡捷林娜二世接任俄国沙皇，她受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开始在俄国实行“开明君主制”，当时俄国许多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都纷纷加入共济会。在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书中作者结合19世纪初俄国的历史变迁，描写共济会成员皮埃尔·别祖霍夫伯爵的社会活动。法国大革命之后共济会在俄国同样被政府取缔，1812年卫国战争中拿破仑战败，1814年俄国军队远征至法国。在法国期间一些俄国军官受到法国大革命激进思想的影响，开始对俄国沙皇制度产生怀疑。由于当时盛传共济会颠覆政府的阴谋论盛行，因此1822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颁布命令禁止共济会。1826年尼古拉一世重申禁止共济会，从此到20世纪初的很长时间内俄国共济会活动陷人低潮，许多会所转入地下和国外。有许多俄国学者也认为共济会是1917年俄罗斯二月革命背后的影子政府，列宁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时期的共济会也仍然秘密存在，但是许多苏共领导人都曾经公开批评过共济会。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共济会在法国大东方共济会的援助下再次活跃起来，陆续成立多个分会。

（十九）阴谋论者认为共济会与新世界秩序有关，特别是那些自称“光明会”会员的人，有些人甚至指称共济会是个玄秘组织。由于共济会行事神秘低调，可能因此引发诸多流言，然而事实上共济会会员在社会上受人敬重，而且耗费许多时间与金钱参加慈善活动。共济会除了有趣的握手方式之外还有不为人知的内幕，共济会遍布全球，会员来自社会各行业各阶层。此外近代西方史上著名的阴谋论也是源自对共济会阴谋的指控，1786年德国出现一本书，名叫《世界政治体系揭秘》，书的作者Ernst August von Göch-hausen（1740–1824）是魏玛市政府官员。他声称共济会、光明会和耶稣会士在秘密策划世界范围内的革命，以建立世界政府。三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王室被推翻，国王被处死，似乎验证书中的预言。1797年大革命中逃到英国的法国耶稣会士奥古斯丁·巴朗出版《雅各宾主义历史回忆录》，提到秘密的地下社团组织对大革命的操纵以及对教会的打击。同年苏格兰物理学家约翰·罗伯逊也发表《共济会、光明会和读书会阴谋推翻欧洲政府和教会的证据》，提出大革命源自共济会的计划。此后这种理论广泛传播（尤其为教会大力宣传），认为共济会阴谋推翻教会和各国皇室，取而代之以民主、自由和宗教宽容的社会体制，这些在当时看作阴谋的东西在今天看来不过是简单的历史事实。到了19世纪中期摩根事件引发美国的反共济会运动，威廉·摩根是一名砖瓦匠，他在纽约加入共济会。然而由于不能升级心怀怨恨，他宣称要在当地报纸上将共济会的秘仪公开。这种背叛行为激怒共济会，不久当地报社被纵火，摩根也因被告发拖欠大笔债务而入狱。

（二十）1826年11月11日一个声称是摩根朋友的人到警察局将摩根保释并将他带走，从此便杳无踪迹。摩根的失踪使得事件迅速激化，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抗议共济会的运动中来。由于大多数银行家、法官、富商和政客都是共济会成员，这加重底层民众的不安和忧虑。纽约民众开始集会号召禁止共济会员进入政府系统，运动很快与反杰克逊总统政治运动结合起来，因为他也是共济会员。他们建立反共济会党，并在1828和1832年推选了总统候选人，由于缺乏支持，这个政党不久就消亡了。最早将共济会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的是20世纪初俄国出版的《锡安长老会纪要》，内容是一群所谓的犹太锡安长老阴谋夺取世界政权控制全人类的秘密会议纪要，这是至今为止反共济会和反犹运动中最为重要的文献，是当今几乎所有阴谋理论的始祖文件。1903年8月27到9月7日圣彼得堡的旗帜报连载一系列文章，题目叫做《犹太人控制世界的计划》，而报中称这份文件的原题叫做《共济会与锡安长老会世界联盟会议纪要》。该《纪要》虽第一次被印刷并且流传到公众是在1903年，实际上开始撰写则是最少在18世纪中叶早于法国革命，并不是说1903年才被撰写。1905年俄国神学家瑟尔基·尼路斯的《渺小中的伟大，即将到来的反基督政治可能性。一个东正教信徒的笔记》一书中将其编入最后一章作为该书的第二版发表，并宣称这本草案来自1897年瑞士巴塞尔召开的第一次锡安主义者大会。新上任的俄国首相斯托雷平为此成立一个秘密调查委员会，认为文件内容最早来自1897至1898年巴黎的反犹团体，然而至今并未发现原稿。

（二十一）由于材料来源不明，沙皇尼古拉斯二世查禁这本书。然而1906年锡安长老草案的单行本在圣彼得堡被俄罗斯人民联盟（以《人类的敌人》为题出版，并且迅速在俄国传播开。这个由分规、曲尺和书本组成的象征符号（寓意画）是共济会最基本的代表性纹章，分规和曲尺都是石工测绘使用的工具，在共济会思想中它们代表着会员完善自身所使用的“道具”。每一个共济会会所几乎都饰有分规与曲尺的符号，它可能由印度古代坦陀罗教的象征符号六芒星（伟大的图象）变化而来，曲尺代表六芒星中向下的正三角形“真理”（女性原理，精神中被动的一面，也叫圣杯），而分规代表向上的正三角形“道德”（男性原理，精神中主动的一面，也叫剑刃，至今被用作军衔符号）。两者的结合代表阴阳调和、真理和道德的和谐、行动和节制的规范，从而完成“伟大的作业”。在炼金术中通过“化学的婚礼”而出现的这种完成体称为“两性共有”，是喀巴拉思想中人类的真正完全状态“最初之人”（“光之巨人”、“神的影子”）。而书本则是共济会的“法典”，并没有强制的规定，完全尊重会员的宗教信仰。对于基督教体系的共济会会员来说它是《圣经》，而对于信奉其他宗教的会员来说，法典是该宗教的圣典（比如犹太教徒阅读的《摩西五经》）。最早将犹太人与共济会联系在一起的是一本出版于1905年的反犹主义著作《锡安长老会纪要》，内容是一群所谓的犹太锡安长老，阴谋夺取世界政权控制全人类的秘密会议纪要。

（二十二）这是至今为止反共济会和反犹运动中最为重要的文献，是当今几乎所有阴谋理论的始祖文件。后来沙皇尼古拉斯二世查禁这本书，但是因为当时欧洲反犹主义的兴盛，这本书在一战前的欧洲广为流传。虽然1921年纽约《时代》杂志刊出一系列文章，具体分析这本书，指出其中一些片断来自1864年法国讽刺小说家Maurice Joly创作的讽刺小说《马基雅维利与孟德斯鸠对话录》。而此后也有众多专家学者将其鉴定为伪作，但是并未阻止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尤其是它似乎成功预言世界范围的革命浪潮、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但是也有部分研究者认为希特勒是欧洲共济会的一员，而二战也正是共济会高层示意希特勒进行的，以获得更多的世界控制权。也正是此事造成之后欧洲共济会与美洲共济会的阶级分立，而希特勒本人成为共济会战争的牺牲品。很多熟知的名流如歌德、马克.吐温、孟德斯鸠、海顿、萨德侯爵、莫扎特、腓特烈大帝、柯南道尔、加里波第等无不是共济会成员，在美国建国时签署《独立宣言》的56位美国开国元勋中有53位是共济会会员（实际上是8位）。历任美国总统中从华盛顿开始多名总统为共济会成员，英国王室里的共济会会员比例也很惊人，乔治三世、乔治四世、乔治六世，爱德华七世、爱德华八世等等统统都是查尔斯和戴安娜是新世纪会员，而新世纪正是共济会的一个小派别。英国共济会于1753年分裂为古典派和近代派，双方长期对立，直到1813年才告和解。

（二十三）在19世纪中叶之后英国的共济会迅速丧失其社会改革的锐意和先驱性，而共济会给英国带来的另一大负面影响则是丧失肥沃的北美殖民地，北美独立运动的先驱者几乎全部都是共济会会员。时至今日全球已有四十多个共济会分会，共济会的会员大约有600万名，其中英国约100万、美国约400万、法国约7万。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共济会是支配世界的阴谋组织，从法国革命、美国独立到俄罗斯革命、以色列复国等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是由共济会促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也很流行共济会世界战略的说法。多数的历史学家也证明共济会会员曾在这些事件中活跃过，支撑现代共济会运营的是一个名为路西法的基金会，座落在纽约市联合国广场第666号，成立于1922年，早先的名称是Lucifer Trust，该组织至今还一直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常驻机构。路西法正是撒旦背叛上帝之前的名字，意为“明亮之星”，而在幕后支配路西法基金会的主人正是世界金融界的主宰——罗斯柴尔德家族（事实上有证据显示共济会和撒旦教的关系密切，甚至可以说共济会就是撒旦崇拜者的世俗性政治组织）。以宋鸿兵的《货币战争》为例的多种文学常称“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共济会控制世界”，他们都是共济会的成员。共济会操控的以华尔街为主的国际游资，自20世纪80年代起相继扫荡日本、拉美、东南亚及俄罗斯。由于共济会的进攻武器美元是当今世界结算货币，因此国际游资缕缕得手，例如所谓2005年共济会在伦敦开会的传说是来自一家名叫“卡米洛特工程”的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