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的研究史：《海商、海盗、倭-明代嘉靖大倭寇的形象》一书的绪论（转载）
写在前面
1）本文全文转载自吴大昕先生的专著《海商、海盗、倭-明代嘉靖大倭寇的形象》的绪论部分。
2）之所以转载该文，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该文是近些年来，关于倭寇研究，特别是嘉靖大倭寇研究的一篇质量极高的学术前史总结。通过该文可以较为全面了解中日两国就此问题的研究。
第二，最近b站似乎又有了一些讨论倭寇的趋势，所以，为了避免出现对学界研究的误读，或者是断章取义，所以发出此文，若大家可以从此文中获得些许益处，那么我也会感到丝丝喜悦。
3）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嘉靖大倭寇」，而非整个「倭寇」。因此，对其他时期的倭寇研究涉及较少。
4）关于此文注释由于篇幅和排版问题，全部省去。如果有参阅注释的需要，请阅读原文，或者直接评论专栏，我会做出相关补充。
5）作为参考，我也会在最近翻译一篇日文的学术综述，补充一下关于「前期倭寇」的研究史。初步选定的是《海域亚洲史研究入门（海域アジア史研究入門）》的第九章《倭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绪论
明代嘉靖大倭寇，指的是自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寇集团入寇南直隶开始的大规模寇掠，又称壬子之变、嘉隆(嘉靖、隆庆间)倭寇或中期倭寇。其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南倭北虏”一向被并列认为是明朝的两大外患，“南倭”指的便是嘉靖大倭寇。明朝的倭寇活动，与明朝相终始。明初，受到日本南北朝战乱(1336-1392年)及东亚世界环境的影响，以日本人为主的倭寇持续不断地侵袭中国沿海，但并未成为明朝的严重问题。可是在嘉靖以后，特别是嘉靖二十年后，倭患却突然成了极为严重的问题。“南倭北虏”一词在嘉靖四十年后才普遍在文献中出现，也反映了倭寇一直要到嘉靖以后才成为明朝必须认真重视的问题。嘉靖三十年的倭寇动乱尤其严重，二十余年之间，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地区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寇乱，使文献记载中的东南沿海出现一片残破的景象，并对明嘉靖朝的财政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不断的兵饷需求与被寇区的蠲免，也造成国库的空虚。因此，嘉靖大倭寇研究在明史研究中很早就被关注，者不各种方式讨寇的起因与活动，留下了可观的研究成果。
由于嘉靖大倭寇的时间与“倭寇”的历史相比，只不过短短二十余年，因此一般的嘉靖大倭寇研究通常由嘉靖二十六年(1547)朱提闽海防军务、巡抚浙江，或是以嘉靖二年宁波事件为始。同时，中国学者则因海商问题的研究，将隆庆之后的海商组织一并列入讨论。无论是宁波事件，还是朱纨的海禁，都与海外贸易有关，于是造成嘉靖大倭寇史研究虽然众多，但实际上一直都只环绕在国际关系与朝贡贸易或走私贸易上，而对嘉靖大倭寇所做的研究，也大多只是环绕在明朝对倭寇的反应上。
本书中“倭寇”一词用以指称十三到十五世纪侵扰中国、朝鲜，来自海洋的武装盗匪集团。至于“真倭”(日本倭寇)比例的多寡，并不是认定是否为“倭寇”的标准。而嘉靖大倭寇，则特别指1550-1560年入侵中国东南沿海的海盗。两者虽都以“倭寇”为名，但笔者对两者有截然不同的认知，行文中以倭寇称前者，以嘉靖大倭寇称后者，以区分其不同。
明代倭寇问题，原本是附属在明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之中，主要是在探讨明代中日之间因外交与贸易关系而产生的问题。明代为了建立新的东亚国际秩序而控制对外贸易，一改宋元时期对外的相对较放任的对外政策，实行由朝贡(日人称勘合)贸易与海禁政策组成的对外贸易体系。在这种贸易体系之下，不许民间私自下海通商(番)，对外贸易则以朝贡贸易的形式进行。在明朝实行朝贡-海禁政策的同时，从朝鲜到越南的东亚海域中，出现的许多倭寇海盗集团骚扰沿海地区的事件，此即明代倭寇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前的研究，多认为明代倭寇是因日本国内在南北朝之后，一直处于战乱局面，产生许多失去主家的浪人武士;他们因无法生存于本国，遂浮海至朝鲜、中国，骚扰中国沿海。倭寇活动自明洪武年间开始便一直不断发生在中国、朝鲜沿海，而在嘉靖、隆庆间达到高峰，后来在明军的反攻下逐渐平息。
二战前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主要围绕在朝贡贸易与海禁政策、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及明朝援助朝鲜抗倭。至于倭寇史的研究，中国方面则有如陈懋恒、黎光明与吴重翰等的研究，主要研究倭寇对中国沿海的破坏及明军“平倭战争”的进行过程;由于时值中日关系紧张，这些研究的重点也就不再探讨倭寇的性质，而将之全部归类为“日寇”，而这也成为日后中国史学界在20世纪70年代前对倭寇问题无法再深入研究，与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倭寇性质”的争论的原因。日本方面，较早就有后藤肃堂的一系列对倭寇的深入研究，成为日本倭寇研究的基础。”至于日本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主要可分为三派，研究重心分别为:①贸易史。从贸易的角度谈中日关系的发展，视贸易为中日关系的动力。②政治外交史。重视日本南北朝时代、足利幕府时代与丰臣秀吉时代日本官方与中国的外交关系。③文化交流史。讨论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途径、情况以及日本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其中的贸易史派，如秋山谦藏、小叶田淳等人的研究，由于研究必须触及进行贸易的双方，因此注意到嘉靖大倭寇问题的起因，认为明朝与日本的朝贡贸易无法满足双方人民的需求，而出现走私贸易活动，最后引发倭寇问题。其主要史料依据《筹海图编》所说:海商与海寇的身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从中日双方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二战前，中日双方的研究都有浓厚的政治意义。不过，二战前日本人对中日贸易史的研究，由于因应当时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政策，必须突出中国人与日本人“友好亲善”的情况，而逐渐地使嘉靖大倭寇与嘉靖以前的倭寇的不同点(中国人占相当大的比例)突显出来，并且据此将明代倭寇分为前期倭寇与后期倭寇，以嘉靖大倭寇为分期点，成为战后中日双方嘉靖大倭寇史研究的基础。
二战后，无论中国或日本，都将研究的重心回到本国史的研究上，在中国，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开始新的研究焦点时，日本的嘉靖大倭寇史研究则在二战前中日关系史贸易史派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这主要有两个脉络:一是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二是日本本国史研究。日本在二战后的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受到傅衣凌等中国学者的研究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影响，将对明朝的研究重心转到社会经济上，发展出诸如乡绅论、封建土地所有、民众叛乱、地域社会等为人熟知的议题。社会经济史以社会为主体，重视收集史料，因此再度将嘉靖大倭寇视为以中国人为主，领导者也是中国人。嘉靖大倭寇问题至此才由日本海盗的侵略，逐渐转变为中国东南沿海社会史的一部分，而嘉靖大倭寇研究的焦点，则为大倭寇的起因。早期(20世纪50年代)以片山诚二郎为代表。片山诚二郎在其《明代海上密贸易と沿海地方鄉绅層-朱紈の海禁政策強行挫折とその過程を通しての一考察》一文的基础上，发表《嘉靖海寇叛亂の一考察-王直一黨の反抗を中心に》"，认为在明朝海禁之下，沿海地方士绅凭着政治上的特权从事走私贸易，他们出资供应有意愿出海贸易者造船、办货，并抽取其贸易利润。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原先受到地方士绅控制的舶主及小资本的海商，以合资的方式进行贸易，这与希望独占对外贸易的地方士绅发生冲突，前者遂借助官府力量打压后者，引发了嘉靖大倭寇问题，片山诚二郎的《月港“二十四將”の反亂》即为此论点的代表。到20世纪60年代中，则以佐久间重男为代表。佐久间重男一向研究明代中日关系，对明代海禁研究的实行情形了解极深，在《嘉靖海寇史考-王直をめぐる諸問題》®及《中國嶺南地區の海寇と月港二十四將の反叛》两文中，他从明朝官方的角度讨论嘉靖大倭寇，认为海寇与地方士绅不必然存在对立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关于嘉靖大倭寇问题，并不尽然全部与海外贸易发生关系，沿海各阶层的民众在嘉靖大倭寇时期中，都有可能被官方视为倭寇的一分子，他举广东倭寇问题为例，证明实际上只要出现在沿海地区的盗贼，不论是否为倭寇，史料上一律称为倭寇，即便是在陆上已经相当有名气的山贼、盗匪也不例外。因此，嘉靖大倭寇史的研究，必须以整个沿海社会为范围，而不能只关心从事贸易者。
佐久间重男在片山诚二郎对嘉靖大倭寇史的研究基础上，为日本明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者奠定了嘉靖大倭寇史的研究方向。倭寇问题并非单纯为海禁与私人贸易之间的对立所引起，解释嘉靖大倭寇问题，必须从明代中叶所发生的社会变迁着手，于是嘉靖大倭寇史研究也从明日贸易史脱离，成为明代沿海社会史的范畴。其他学者的倭寇史研究，则有田中健夫《14-15世紀の活動と過程》及《倭寇と勘合貿易》@，均以探讨勘合贸易问题为探讨主题，是相关研究论著中最具参考价值者。田中健夫另有《倭寇:海の歷史》一书，该书整理了20世纪80年代之前日本倭寇史的研究结果，资料论述都相当详尽，相当值得一读，田中健夫特别强调:“研究倭寇并不是要讨论倭寇的功与过，而是用倭寇来认识整个东亚国际世界的变化。”“过去的倭寇研究过于强调陆地中心的历史观，但倭寇的研究不能仅限于此。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倭寇不仅是海上的历史，也包括陆地的历史;不只是日本的历史，也包含了琉球的历史、朝鲜半岛的历史、中国的历史甚至世界全体的历史。”这等于是在佐久间重男的研究上更进一步。田中健夫《倭寇:海の歷史》一书终章部分则用日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的《倭寇图卷》，对倭寇的活动方式进行讨论，图文并茂，对不能亲自一览《倭寇图卷》的我们，提供了大略的形象。其他还有石原道博的《倭寇》、中山久四郎的《「倭寇」の真相》。2002 年，太田弘毅的《倭寇:商業、軍事史的研究》一书又以倭寇的战术、伪装与商业活动为中心，特别讨论了倭寇从事军火买卖的情况。
日本学界研究倭寇问题，尚有一个脉络，源自日本的“本国史”研究。由于研究者为日本史研究者，因此对中国的明代史研究者而言较为陌生。由于日本为一岛国，对外交流史的研究一直是重要的课题。“倭”、Wako 或 Bafa 的故事多年来流传在东亚世界，是东亚对日本主要的认识之一，不是只有中国会与倭寇接触，倭寇活动是整个东亚地区共同的问题。因此，日本史的研究者便利用他国的认识来认识自我，在这样的目的之下，他们大量使用各国描述日本的数据，如宋希璟的《老松堂日本行录》等书，这些文献散于中国、日本、韩国甚至欧洲之中，而史料的创作者则有使节、军人、传教士、海盗与被俘虏的人们。多方的信息来源让日本的倭寇研究中不只有中国海商及日本人，而且有更多东亚海洋世界的参与者，自然会出现倭寇的“多民族性”看法。因此，研究的成果当然不限于中日之间的贸易与问题，而是整个日本群岛外围，如以女直、虾夷地组成的环日本海世界;中国、朝鲜、琉球组成的环中国海(东海)世界等，出现了许多深入的研究成果。另外，受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卷)的影响，日本学界也以长历史与环境史的概念发展出自己的海洋史、海域史、港口史的论述，并出现了“境界人”的概念。所谓“境界”，便是近代国家所建立的国界线，而“境界人”，指的便是在各国国境交界之处活动的人群，他们游离于国境之外，进行贸易与交流活动，他们本身没有国家与民族的认同，然而因为他们的活动，有时却可以造成国境概念的变动，因而出现侵略、走私贸易与朝贡体系的不稳定等问题，甚至因为境界人的活动而造成国界或边界的改变(如对马、济州、北海道)。由于在明清东亚海域中境界人的活动频繁，而且跨多国、跨地域，因而在境界人视野下的东亚海域不再只有国与国，而是以“环中国海”、“环日本海”、“海洋的亚洲”或“东亚海域”等世界观来呈现，海洋不再是隔离各国的边缘、国境线，而是连接各国的枢纽与中心。此后，又出现东亚秩序与朝贡体系问题。“境界人”的概念当然也一定程度地影响了日本明清史学界研究倭寇的观点。
21世纪后，日本学界对此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以《海域アジア史研究入門》与《明日関係史研究入門-アジアのなかの遣明船》两书为代表，两书综合了贸易、政治外交、文化交流等三派的成果，可以说是日本对明代中日关系的集大成。这些研究说明，明代倭寇问题已经由中国东南沿海的海盗活动与社会问题，扩大为东亚各国与东亚海域的区域问题，所谓“倭寇性质问题”，也早已不再是问题，倭寇多民族性面貌直接取代了倭寇中日本人、中国人的比例多寡与领导权的争论。
相对于日本学界的成果，中国方面的成果相对逊色。20世纪5060年代，仍然延续二战前的观点，将嘉靖大倭寇与前期倭寇一样，视为外国的侵略，没有新的观点。再加上受朝鲜战争的影响，中国大陆史学界完全将嘉靖年间的平定东南沿海倭寇的战役，塑造成对抗外国入侵的正义战争，也就使嘉靖大倭寇与前期倭寇一样，不过是抵抗外患入侵的战争研究而已。不过，受到农民战争问题的影响，开始有部分作品将嘉靖大倭寇放在农民战争史的脉络中来讨论，如李光璧的《明代御倭战争》、张维华的《明代海外贸易简论》等。因此，虽然发现嘉靖大倭寇的组成分子复杂，并有大量中国人参与，但也就根据这点，将嘉靖大倭寇强加比附为农民战争，无更深入的讨论，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嘉靖大倭寇史研究跟随着中国海外贸易史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并出现几种重要的著作。
中国台湾方面，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因海禁政策研究出现了关于倭寇问题的研究，其中以陈文石的研究最重要，他先后发表了《明洪武嘉靖间的海禁政策》与《明嘉靖年间浙福沿海寇乱与私贩贸易的关系》，后者是前者第六、七两章的延伸。陈文石在明代海禁制度的记载中发现，沿海私人贸易与海禁的冲突似乎是嘉靖大倭寇的起因。这与片山诚二郎的看法大致相同。而在陈文石之后，嘉靖大倭寇史研究的进展再度停止，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又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不过，有趣的是，20世纪80年代嘉靖大倭寇史研究的基础却在另外一个问题上，即颜思齐与郑成功问题的研究上。由于台湾史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大多以南明史明郑治台时期为名，因而研究郑氏父子(郑芝龙、郑成功)海上力量的兴衰，是当时台湾史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而也正因郑氏父子海上势力建立在嘉靖大倭寇以来海寇势力的基础上，在研究郑芝龙崛起的过程时，也就附带地整理了后期倭寇的资料。关于这个相关问题的研究，重要的有郑喜夫的《郑芝龙扑灭海寇刘香始末》、潘敏德的《明代中期以后中国沿海的海盗活动》。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台湾学界，受到先前研究及日本方面的影响，研究偏向解释嘉靖大倭寇的起因与明朝对嘉靖大倭寇的处理上。关于前一个问题的研究有:林丽月的《闽南士绅与嘉靖年间的海上走私贸易》，该文举福建士绅林希元为例，说明私商的成长及壮大与地方士绅利用政治特权包庇有关;张增信的《十六世纪前期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的贸易据点》和张彬村的《十六世纪舟山群岛的走私贸易》一文则提出了明代沿海走私贸易的进行存在着三股力量，即海商、陆商(大多为沿海地方士绅)与明代军警力量，三者必须保持力量的平衡，才能维持沿海地区的安定与走私贸易的顺利进行。而嘉靖大倭寇正是因为海商力量压倒陆商，最后由陆商联合军方打击海商。张增信的《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一文则认为嘉靖大倭寇仅是规模较大的盗贼活动，并不存在复杂的起因，张增信虽然有将一般认为的海商等同于海寇的情形分开讨论的想法，可惜后续不见有更深入的讨论。至于第二个问题，则有郑樑生的《明代中日关系研究:以明史日本传所见的几个问题为中心》一书，其引用之史料极为丰富，数量也大，对有明一代的对日关系，包括朝贡与海禁政策、明日的外交交涉、由前期倭寇(嘉靖以前的倭寇问题)到嘉靖大倭寇等问题，以及丰臣秀吉的侵朝战争都做了全面的讨论，是台湾研究明代中日关系与倭寇问题最重要的代表。郑氏的研究全本于史料上所见，不基于民族情感，对前期倭寇有详细的研究，对嘉靖大倭寇(后期倭寇)问题的开始，倭寇对沿海各地的破坏、掠夺，与明军对倭寇的反应都有详细的讨论。相关论著如《明嘉靖间浙江巡抚朱纨执行海禁始末》、《王抒与靖倭之役(1552.7-1554.5)》、《张经与王江泾之役:明嘉靖间之剿倭战事研究》、《胡宗宪与靖倭之役(1555-1559)》、《方志之倭寇史料》、《明嘉靖间靖倭督抚之更迭与赵文华之督察军情(1547-1556)》、《明东南沿海地区倭乱对明朝财赋的影响(15491560)》、《明嘉靖间之寇乱与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残破》和《明嘉靖间的倭乱与靖倭官军》等文，并在前书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最后总结为《明代倭寇》一书。此外，还有张增信的《明季东南海寇与巢外风气(1567-1664)》一文，主要在探讨明朝对嘉靖大倭寇的反应迟缓，另讨论倭寇以外国为据点侵害沿海的“巢外”风气(如林凤)。至于倭寇史料的整理，则有郑樑生所编的《明史日本传正补》与《明代倭寇史料》，两书收集了《明史》《明实录》及浙江、福建、广东、江苏等地的地方志中有关倭寇的史料，查阅起来相当便利，是研究倭寇问题的必备书籍。另外，郑永常的《来自海洋的挑战--明代海贸政策演变研究》一书则从朝贡贸易体系的形成、海禁、抽分制度、倭乱与开港整理了明代的海外关系。
中国大陆方面，嘉靖大倭寇史的研究，是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史的附产品。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史的研究开始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明代，“正当官方海上贸易日渐衰颓之时，一种以经营各种手工业原料及日常用品为主，在经济上追求高额利润、牟取暴利为目的的新型私人海上贸易迅速崛起，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官方朝贡贸易，成为我国海上贸易的主体”。而这种新兴的私人海上贸易，就包括嘉靖大倭寇中的海商。这也就是大陆嘉靖大倭寇史研究的缘起。
中国大陆方面主要讨论私商的贸易地点、走私港、对外贸易的利润及海商反海禁的斗争。前三点大陆学界凭着地利条件及已取得的重要成果，见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所发行的各期《海交史研究》。至于最后一点，大陆学者始终无法突破认识框架局限，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大量同类的研究，如戴裔煊的《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林仁川的《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李洵的《公元十六世纪的中国海盗》、陈抗生的《嘉靖“倭患”探实》、晁中辰的《隆庆开放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及之后唐力行、聂德宁、刁书仁、林瑞荣等全部皆将嘉靖大倭寇视为因明朝采取“错误的、保守的、迂腐的”海禁政策，使中国华南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现象不能得到发展，从而引发海商的反海禁斗争，甚至有部分研究将嘉靖大倭寇残酷的掠夺行为全部忽视，几乎将他们视为代表人民反抗暴政的英雄。而不采此观点者，如陈学文、郝毓楠、李金明、曾意丹、张声振、孙玉琴等，也只是前代“反日本侵略史”观点的延续，除了注意到双屿港与葡萄牙问题，将外国侵略者从日本人转移到欧洲殖民者的观点，并无新的深入探讨。此外，大陆的嘉靖大倭寇史研究，一直无法跳脱出认识框架与民族国家概念的控制，虽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大量研究，但却不能再向前推进。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一部分学者试图跳出日本、中国的争论中，尝试以中国东南沿海与世界的关系讨论倭寇，如郑力民、万明、陈尚胜等，其后樊树志发表了《“倭寇”新论--以“嘉靖大倭寇”为中心》一文，试图重新从“内乱”的角度视察嘉靖大倭寇的发生，该文对中国学界影响甚大，重新唤醒沉默一时的倭寇研究，但其主要目的也仅限于摆脱“倭寇就是日本人”这样的论述而已，这个论述，连作者都承认是在与日本学者讨论后得来的。2005年1月31日，安徽省歙县发生了日本人出资修筑的王直墓被砸毁事件，突然又再度出现“倭寇”研究热潮，虽然有许多的研究出现，但大多数研究始终持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倭寇性质争论中。
将倭寇性质的问题丢开，多年来中国的倭寇研究当然不是毫无新意，而是有许多新的观点与成果，这些研究大多不以倭寇或海外贸易为名，而是回归了社会史，如陈春声、刘志伟、黄挺等人对“寇乡”社会的研究，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参与海外贸易与倭寇活动的人们与地方社会形态;对嘉靖大倭寇的发源地--舟山群岛的新的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认识;王日根对海防问题的研究及张声振、李金明等人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了解到了王直集团武装力量的相关数据;王廷元则提供了江浙史料中较少出现的葡萄牙关系:长江南北的抗倭碑文也提供了可和文献对比的碑刻史料;对日本观与倭寇观形成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对东南沿海地区存在的倭寇传说视野研究也越来越广。然而这些新的成果，却都被倭寇性质问题遮掩。
另外，受穆黛安《华南海盗:1790-1810》一书的影响，学界中出现了新的研究视角，即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配合地方文献，开辟了中国海盗海寇史的研究路线，并与海洋史与对外贸易史产生了独特的联结，跳脱了传统倭寇研究中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倭寇性质争议，许多研究者以中国海寇海盗这一群体为研究对象，出现了大量创新的学术著作。当然，限于史料特性，特别是文献中倭寇与海盗两个关键词的使用所造成的符号性问题，海盗的研究只能集中在明隆庆朝开海以后，范围也只限于福建与广东两地。而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东亚史或东亚海域史的研究方法逐渐成为一个热点。在这个新的学术重心中，明代嘉靖大倭寇的问题似乎又以另一个面向频繁出现在学术文章之中:“东亚世界中的倭寇问题”“东亚海域与倭寇”“前期倭寇中的朝鲜人、琉球人”“后期倭寇中的越南人”“东亚海域的秩序问题”等讨论出现在学界。明代倭寇这个老问题，突然在倭寇性质与海外贸易两个长久的争论点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角度，即东亚世界或东亚海域中的倭寇。
嘉靖大倭寇因对明朝造成极大破坏而受到学者的注意，但到了今日，嘉靖大倭寇会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却是因为它的独特性--中国人所占比例很高，以及它与中国私人海外贸易的关系。嘉靖大倭寇问题的研究，过于集中于嘉靖大倭寇起因的探讨，其主要看法为:①海商反海禁的斗争说。这是中国最主要的观点，如前文所述，该观点是因私人海上贸易的研究而起，大部分支持这个观点的学者如林仁川、戴裔煊等，都是从私商贸易的角度去看嘉靖大倭寇的，他们认为，沿海地区由于地狭人稠，必须向海洋发展，加上明代华南工商业发展的高度，为海外贸易提供了大量的商品，因此吸引了许多沿海居民投入海上贸易活动。但是，海上贸易却为明朝的海禁政策所禁止，海商为了生存反抗海禁，导致嘉靖大倭寇的发生。②海商债务说。以王直曾接受日本九州地方豪族的官位，或是部分海商与葡萄牙商人存在债务等理由，认为嘉靖大倭寇其实与前代一样，都是因外国贪图中国财富而进行的掠夺，不同的只是因中国赴日进行走私贸易的人增加，经常欠下债务，为偿还债务或为外国人指使而劫掠中国。③贼寇说。该观点认为盗贼是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嘉靖大倭寇仅是规模较大的盗贼活动，并不存在复杂的起因。”④海商与陆商的冲突说。如前文张彬村的观点，此观点其实与海商反海禁斗争的观念并无太大的差别，与20世纪50年代片山诚二郎的看法也没有多大的出入。⑤传统的日本侵略说。张声振逐条比对各条史料中倭寇总数、真假倭的比例，得出来自日本的真倭占的比例不如一般认定的低,而且真倭控制了倭寇集团寇略活动的领导权。
我们可以发现，前述的各项观点除了传统的日本侵略说之外，大部分都无法挣脱私人贸易等于嘉靖大倭寇的论点。嘉靖大倭寇以王直勾引岛夷入寇开始，而王直本身便是重要的海商，其他的重要的嘉靖大倭寇领袖或相关人物如许氏兄弟、胡胜、徐海、萧显、邓文俊、林碧川、谢老(迪珍)等，以及后期倭寇的曾一本、林道干，林凤或多或少都有海商的身份，以他们做研究样本时，自然会将他们与海商画上等号。但是，当我们将视野放大到整个大倭寇时期的东南沿海时，就会发现几个问题。首先，综观整个嘉靖大倭寇的活动，会发现在主要的倭寇力量之外，还存在许多小规模、突发的倭寇活动。这些小规模、突发的倭寇活动，并不尽然都是海商所进行的。同样地，进行寇掠行为，也并不一定就是为了要进行海上贸易。例如，万历《福州府志》记载:
按籍，诸县课多失其额，独福清增其旧三之二;隆庆间知县叶梦熊所稽缴也。江海鱼舟，多为豪门私役，岁暮时往往剽劫，风晨雨夕，为行旅之患。有司追捕，又依势家以免。郡人患之，谓:宜皆籍于官，以补诸县失额。非惟里长得免赔累，此辈不役豪门，输官之外，得以自食其力。
像这种活动于沿海的寇盗，官方文书很容易便会将他们称呼为倭寇，这种“为豪门私役”的渔户，不必然是海商。福建、广东山多田少、地狭人稠、必须向海洋发展，因而成为寇乡。那么，同样是地狭人稠的山东、苏北、河北地区，为什么没有参与倭寇与海上贸易的情形呢?也许(笔者并未看见具体的史料)寇掠活动中也存在着为一夕致富而进行的突发抢劫。而且明代嘉靖时期的海禁，只有禁止通番贸易，并不禁止国内海上贸易(特别是福建地区)，如果海商进行的是国内贸易，那与海禁又有何冲突?
再从私人海上贸易这个问题上来看，在嘉靖之前，违禁下海通商者便一直出现，但都是东南沿海地区小规模、零星的贸易。即便是这种小规模、零星的贸易，也不过是以小船进行“接济”形式的贸易。这种零散的小团体，是如何在嘉靖年间成为人数过万、船只百余的大海商集团?也许针对这个问题，有人会认为这与沿海地方士绅的包庇，以及私商的相互并吞有关;但这样的回答又产生了一个疑点，即实际上目前并没有人对“海商集团”这样的组织在明代的演变过程做过任何研究，大多只是零散的嘉靖大倭寇的有关记录，而且是集中在万历以后的记录来讨论这个问题。结果就如前面所谈的，又陷入私人贸易等于嘉靖大倭寇的老观念中，用倭寇这种有组织的武装集团作为海商集团的特性。在十六、十七世纪的许多东南亚对中国贸易船的记载中，对于中国贸易船无武装的情况有许多的记载，我们要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呢?明人记载不断提及倭寇习于陆战，不利于海战的情况，同样地，也很难与强大的海上力量相符，究竟是海商力量的加强导致了嘉靖大倭寇，还是嘉靖大倭寇使得海商组织化，仍是个尚未深入研究的问题。再说，嘉靖大倭寇与隆庆后的海寇不论在活动方式上还是在组织上都有明显的不同，用这两种不同的活动相互比拟所做的讨论，也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另外，嘉靖大倭寇以徽商为首，隆庆、万历后的海寂却改由闽南、潮州、广东为主，徽商几乎退出了舞台，这除了与隆庆开放月港海外贸易有关外，是否还因为海商结构转变的结果呢?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海商、陆商的冲突问题上，虽然有许多讨论，却看不出其所指的何为海商，何为陆商，所有这方面的研究，全都只是将沿海士绅视为陆商，讨论的只不过是士绅(著名的如谢迁、林希元家族)与海商的冲突而已。例如，著名的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倭寇入侵事件，一支人数五十到七十人的倭寇，竟可以深入浙江、江苏内地。如果嘉靖大倭寇真与私人海外贸易有关，那么这群倭寇要如何携带大量的战利品(也就是商品)进行长时间、长距离的寇掠。其实所谓陆商与海商的界定，以及他们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事实上从未有人讨论过，站在这样的研究成果上的研究，是否使之太过空泛呢?
这些问题，都不能只以私人海上贸易来涵盖。的确，明代的私人海上贸易(尤其与日本的贸易)与嘉靖大倭寇的关系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这应该只能视为嘉靖大倭寇的一面而已，如要对嘉靖大倭寇做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将嘉靖大倭寇问题视为十六世纪东亚秩序变化下的华南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是唯一可行的方法，而且这样一场长达十余年，影响沿海四省的动乱，对社会是一定会造成影响的。嘉靖大倭寇与东南沿海社会有什么样的关系，至今仍然是嘉靖大倭寇史研究相对空白的部分。
在社会史、文化史的视野之下，笔者想要讨论的还是最原始的问题:倭寇在明代人的心中到底是什么，而这个认知又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形成的?只有以社会史的角度，我们才能从一个新的方向讨论嘉靖大倭寇，也才能在多源而多样的史料中讨论史料的形成与记忆的创造，更好地观察“倭寇”是怎样被“形成”的。
况且目前有关嘉靖大倭寇对明朝造成的影响、破坏与平倭战争的过程，基本上研究也都已难有新进展而进入总结阶段，其代表即前述郑樑生的《明代中日关系研究:以明史日本传所见的几个问题为中心》一书。其他有关的问题，如明代的朝贡贸易与海禁政策问题°、明代的海防制度与倭寇战术等问题，大部分也是如此。因此，本书中笔者不再浪费大篇幅来论述倭寇性质和谁领导倭寇，以及海外贸易史中的倭寇等老问题，只讨论历史文本中的倭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