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金句摘录（三）

1、由于厌恶一切个人崇拜，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1877年11月，马克思致威廉·布洛斯）

2、小资产者和农民的加入的确证明，运动有了极大的进展，但是同时这对运动也是危险的，只要人们忘记，这些人是被迫而来的，他们来，仅仅是因为迫不得已。他们的加入表明，无产阶级已经确实成为领导阶级。但是，既然他们是带着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思想和愿望来的，那就不能忘记，无产阶级如果向这些思想和愿望作出让步，它就会丧失自己在历史上的领导地位。（1879年11月，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3、人们要保存旧的体制：党的领导的决定就是最后的决定（虽然没有代表大会来纠正领导的错误并在必要时罢免他们），谁要是触犯了某个领导人，谁就是叛逆者。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非常优秀的人自己就会意识到，他们中间也有各种各样的无能之辈或不那么纯洁的人。（1880年4月，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4、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像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节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节，那么正是这个社会，而且只有这个社会才能无困难地做到这点。（1881年2月，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5、一家荷兰杂志愿意向我提供版面来驳斥那个“学校视察员”，不过我对这种臭虫的叮咬原则上是置之不理的。即使在伦敦，我对这种文坛上的谎言也从来都是不屑一顾的。要是采取相反的做法，那我就不得不花费我的大部分时间从加利福尼亚起到莫斯科止到处辟谣。在我还年轻的时候，我有时会给以迎头痛击，但是，人上了年纪也就学聪明了，不去徒劳无益地浪费精力了。（1881年2月，马克思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6、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而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这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1881年2月，马克思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7、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纲领作纯学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预测，只会转移对当前斗争的注意力。世界末日日益临近的幻梦曾经煽起原始基督徒反对罗马世界帝国的火焰，并且给了他们取得胜利的信心。对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所必然发生而且也一直在我们眼前发生着的解体过程的科学认识，被旧时代幽灵的化身即各国政府折磨得日益激愤的群众，以及与此同时生产资料大踏步向前的积极发展——所有这些就足以保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一旦爆发，革命的直接的下一步的行动方式的种种条件（虽然决不会是田园诗式的）也就具备了。（1881年2月，马克思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8、把国家对自由竞争的每一种干涉——保护关税、同业公会、烟草专卖、个别工业部门的国有化、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都叫做“社会主义”，纯粹是曼彻斯特的资产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胡说。对这种胡说我们应当批判，而不应当相倍。如果我们相信它，并且根据它建立起一套理论，那么，只要提出下面的简单论据就会使这套理论连同它的前提一起破产，这种论据就是：此类所谓的社会主义一方面不过是封建的反动，另一方面不过是榨取金钱的借口，而它的间接目的则是使尽可能多的无产者变成依赖国家的公务员和领养老金者，即除了一支有纪律的士兵和公务员大军以外，再组织一支类似的工人大军。在国家长官，而不是在工厂监工的监视下举行强制性的选举——好一个美妙的社会主义！但是，如果相信资产阶级这一套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而只是假装相信的说法，那就会得出结论：国家等于社会主义。（1881年3月，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9、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实现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1882年2月，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10、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进行国际合作，甚至平等者中间居首位者也只有在直接行动的条件下才是需要的。（1882年2月，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11、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那些不把解放国家提到自己纲领的首要地位的波兰社会主义者，我比之为不愿意要求首先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实行新闻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为了能够进行斗争，首先需要有土壤、空气、光线和场地。否则，一切都是空话。（1882年2月，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12、我们根本无意阻止波兰人去努力争取为自己的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条件，或者硬要他们相信，从国际观点来看民族独立是很次要的事情，恰恰相反，民族独立实际上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1882年2月，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