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1中的铁道巨兽：一战俄国“扎里穆茨”型铁道装甲车

  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年后，沙皇俄国就提出了制造铁道装甲车以协助笨重的装甲列车进行战斗。1915年秋天，俄国西南战区军事通信部铁路部队和野战铁路部部长【布图佐夫中校】开发了一个铁道装甲车项目。根据中校的计划，他认为新式铁道装甲车辆应该全面避免装甲列车固有缺点：结构的笨重、由烟囱冒出的烟雾和伸出的枪炮发射管造成的可见性过大、机动性低以及火力控制的不便。

   该项目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得到了向来重视装甲车辆的俄国最高司令部的积极评价，并于1915年11月向西线UPSO负责人Kislyakov少将发出了以下指示：

你被要求制造2辆装甲汽车，南北战区和西部战区各一辆。简而言之，该设备如下：在长长的车体平台上有：第一——武器，车体上的两门57毫米炮和14挺机枪，第二——由汽车型汽油发动机、带自动/制动变速器的发电机、照明灯、通风扇、聚光灯等组成的机械部件。与所有其他装甲列车相比，主要优势：首先是较为轻松的看到一切并处理一切：人员、车辆的移动、火炮和机枪的操作；第二个是目标较小：只有七米长，驾驶时无明显的蒸汽、烟雾和噪音。

  铁道装甲车的建造被委托给扎阿穆尔铁路旅第2营第4连，由克罗波夫少将领导，此人是沙俄军队装甲火车项目的创作者，也是新式铁道装甲车项目的积极合作者。铁道装甲车最初计划在基辅的厂房打造，但由于一些原因，最终他们选择在敖德萨铁路车间动工。

   然而，精益求精的态度也让该车的建造工作一波三折。在筹建战车制造期间，克罗波夫将军发现，由于管理混乱，许多物资很难及时运抵，另外，由于通货膨胀，预算也水涨船高，并一度让工程陷入了失败的边缘。克罗波夫在1916年1月的日记中写道：“1月5日，在同敖德萨车辆厂协商之后，我们重新起草了一份装甲列车的预算，三部列车车体的建造需要40000卢布，而电力设备和光学瞄准设备的成本则达到了47000卢布。以上项目中，并不包括车体底盘和武器的采购费用，其细节将作为附件一并提交。总之，我们计划谨慎地为三辆列车申请14.1万卢布的经费…...另外，原型车的建造工作将在本周开始，并预定于两个月内建造完毕，如果测试成功，两部同型车将在未来两个月内完成。”

   最初，新式的铁道装甲车的底盘基础是Fox-Arbel四轴驱动铁道车。在彻底研究了该铁道车的设备后，布图佐夫决定放弃使用该底盘，原因是该铁道车梁轴设计薄弱，框架结构也太复杂，刚性弹簧强度也不行。此外，这种底盘的长度不足-只有14米，无法放置所有必要的设备。因此，重新创建了底盘框架，就像三轮挎斗摩托车或8轮乘用车一样，行程柔软。

   这辆名为“Zaamurets”（扎里穆茨）的铁道装甲车的承重车体铆接在底盘和车身框架上，并安装有两台可以360度旋转的“普尔曼”钢制装甲炮塔。弯曲和倾斜表面的装甲厚度为12毫米，垂直为16毫米，可以抵挡重机枪和炮弹破片的打击。在结构上，装甲车的车体由以下元素组成：末端机枪和观察相机、弹药舱和中央炮台。

  观察室是一个带有刻面天花板和部分墙壁的“盒子”，它的大小足以让观察员使用观察缝和机枪手舱口对外进行监视。特殊机器上还有两挺机枪，水平射击角度为90°，垂直射击角度为15-20°。子弹被存放在沿墙的弹药盒里面。全部8挺机枪位于车体上方。整个枪架位于车体中央的销梁上。

   “扎里穆茨”铁道装甲车的主要武器是两门57毫米的诺登费尔德炮。它们安装在专门设计的前后车厢上，垂直射击角从-10°到+60°。炮架安装在车体前后位置上层的半圆形防弹炮塔中，两个炮塔都可以360度旋转，射界相当不错。反过来，炮塔通过特殊的支架与车顶相连，通过这个支架，它的一部分质量被转移到滚珠轴承上。炮塔的边缘靠在通过滚筒安装在相机上部固定部分的导轨上。整个炮塔的旋转，配备了制动器和调整水平平面制导的装置，由一个人手动进行。

  车体中央位置装有8挺马克沁M1910水冷式重机枪、弹药箱和冷却水筒、两台水冷式汽油发动机（“Fiat”和“Florence”，每台容功率为60马力）、一个机械式速度箱、两个反向联轴器和一个万向变速箱。还有辅助设备：发电机、压缩机、电池和风扇。对于内部通讯，扎里穆茨配备了电话和警报器（彩色灯泡）。

   为了方便对外观察和火炮校射，扎里穆茨安装了八个潜望镜，两套“霍洛多夫斯基将军”测距仪（用于射击空中目标）来观察战场。晚上有两个聚光灯照亮轨道。在内部，引擎工作和车体振动产生的噪音和热量依靠吸音毛毡和软木绝缘材料与车组人员隔离，并有一个发动机废气循环加热管系统，用于在冬季条件下利用废气热能给车组人员供暖。这样的设计可以说是相当人性化。

   然而，铁道装甲车的制造情况依然相当恶劣-----敖德萨工厂内的厌战情绪十分高涨，怠工和罢工此起彼伏。不仅如此，许多员工还缺乏基本知识，一些所谓的“熟练技工”甚至会看错电路图纸。这一点也让其设计者极为失望，在1916年2到8月的建造日记中，克罗波夫的语调极为失望和不满：

“1916年2月8日，耗费了406个白班工作日和221个晚班工作日之后，我们开始在车体底盘上铆接装甲……虽然列车正在成型，但需要指出，如果不是部分工人酗酒的话，上述工作原本是可以在1月完成的……

  1916年3月6日至12日，车体天花板开始装配和铆接，炮塔、炮塔座圈开始装配和铆接……在施工过程中，克罗波夫不止一次同工人代表爆发了争吵……

   1916年4月3日至16日，炮塔组装完毕，同时其中的火炮也已吊装就位……此时距预定完工的日期已经过了一个月，其余工程的前景又并不明朗，克罗波夫将军对此作了非常负面的评论。

  1916年5月22日至28日，炮塔吊装完毕，同时对汽油机进行了调试。

   1916年8月14日至20日，完成了机枪、弹药储藏箱、空气压缩机、威斯汀豪斯刹车系统、发电机、通风风扇、潜望镜、乘员座椅、仪表等一系列附属设备的装配，如今已距离预定的交付日期过了约5个月，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规划其余列车的建造工程。”

   但不管咋样，1916年10月19日至22日，“扎里穆茨”铁道装甲车的原型车还是在敖德萨地区通过了军方严格测试，测试结果表明该型装甲车易于操纵，可以自由克服陡峭铁道的攀爬，速度高达45公里/小时，明显快于装甲列车。火炮和机枪的测试射击也很成功，期间没出现任何问题。1916年11月19日，在消除了小缺陷并为车辆配备人员后，“扎里穆茨”铁道装甲车前往总部述职，然后前往西南战区参与对奥匈帝国的战斗。

   总的来说，“扎里穆茨”号是一项出色的工程。其结构由三个部分组成，最中间的是动力舱，两边是机枪手的战位，在车头和车尾还有两个高耸的炮塔——它们也构成了其最醒目的特征。虽然与“红胡子”相比，“扎里穆茨”只有8挺机枪和两门主炮，但开火效率却更高：因为其机枪被固定在了专门设计的枪架上，火力可以覆盖整个侧面；至于两个能360度旋转的炮塔，则方便了向一个目标同时倾泻火力。

   但即使如此，在一些专业人士眼中，这辆车仍然存在许多瑕疵。人们通常认为，作为最尖端的装备，装甲列车上的武器理应是最先进的，但在一战中的俄国，情况却截然相反，这一点也体现在了“扎里穆茨”号上——其使用的57毫米诺登菲尔特速射炮不仅严重过时，威力和射程也极为有限。当时，这种火炮主要配备了两种炮弹——高爆弹和破片杀伤弹，但前者的弹头中只填充了108克炸药，后者的内部只有59枚直径13毫米的钢球——它们对于大型地堡几乎毫无作用；另外，该火炮最大射程也只有不到3000米。这也意味着，为摧毁那些较坚固的目标，列车必须离敌人更近。

   作为一台自带动力设备的装甲列车，“扎里穆茨”在细节上也存在瑕疵。在车厢中部，工程师们安装了两台60马力的汽油发动机，尽管它们能带动列车以45千米的时速行进，但也不时成为乘员痛苦的根源。在高速运转时，它们会产生150分贝的噪音，汽油则会顺着缝隙到处挥发，如果遭遇一点火星，车厢便会变成熊熊燃烧的火炬。同样，后勤部门也对这种“烧油的火车”极为不满——因为当时汽油的成本极高，但前线的库存又总是处于短缺状态。

   相较之下，甚至操作者也更偏爱传统的蒸汽列车，因为当煤炭烧完时，他们还可以沿途搜罗干柴作为替代燃料，但如果汽油耗尽，这玩意便只能在原地等待救援。不过，“扎里穆茨”号也有一些值得称赞的地方，比如其观瞄系统非常精密。另外，它的侧面非常低矮，汽油机也不会产生浓烟，这有助于保持战术上的隐蔽。最后，车上安装的57毫米炮虽然威力不足，但射速却相当之高，能达到15发/分，其炮管的最高仰角也达到了60度，这就赋予了它击落敌军轰炸机的能力。

   主管人员在测试报告中写道：“尽管一些部件需要润滑，但列车的炮塔都能以最高速度旋转，汽油机也总体表现良好。”至于其他的瑕疵则“可以忍受”。但令克罗波夫失望的是，赶赴前线之后，这台铁道装甲车却无所事事，因为当勃鲁西洛夫攻势结束后，东线的各方就像是一群疲惫的拳击手，虽然彼此都怒目以对，但又无力将对方一拳击倒。

   1917年春天，扎里穆茨铁道装甲车隶属于俄国第8集团军的麾下，这只部队当时对线的是奥匈帝国的敌人。由于此时的前线还算平静，所以扎里穆茨被被第8集团军用作移动式高射炮，毕竟该车的火炮本就有防空测距仪。1917年夏天，扎里穆茨的发动机故障得到了修复，之后它与“安年科夫将军”号装甲列车以及另外三辆装甲车一起，加入了康德林上校指挥的装甲机动打击集群。在1917年不成功的夏季攻势中，该部队英勇作战，当时装甲列车和铁道装甲车在少数步兵的支持下，不得不与前进的奥地利-德国部队进行后卫战斗，以掩护他们士气低落的步兵的逃跑。

   1917年夏季的战斗使用也揭示了扎里穆茨的一些缺点，康德林上校（Kondyrin）在一份评估报告中提出了诸多批评，他认为，由于发动机功率不足、散热系统效率低下、再加上炮塔空间过于局促，该列车的战斗力备受影响。于是，在这一年8月，“阿穆尔人”号又被送回了乌克兰的工业城市敖德萨，以便接受全面的改装和大修。在当地，工程师们为“阿穆尔人”的炮塔安装了一个40厘米高的基座，同时还在炮塔顶部增加了一个指挥塔——这样一来，炮手们就有了更充裕的操作空间。另外，他们还在中段增加了三个可以开闭的通风口，同时计划为其安装100马力的新引擎。不过，事与愿违的是，十月革命打乱了一切。随着中央政权轰然垮塌，秩序也不复存在，各地出现了无数的割据政权，它们为了争夺人口和土地而混战不休。

    随后，扎里穆茨积极参加了内战，它当时落入了乌克兰民族主义政府——“中央拉达”的手中。接管敖德萨车辆厂后，后者立刻派遣了波普拉夫科上校（Poplavko）监督该车的改装，但此起彼伏的罢工让整个工程步履维艰。1918年1月，当地的局势已经不可收拾：城内的布尔什维克拿起武器，夺取了扎里穆茨，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18年1月14日晚，铁路工人的武装分遣队开始在敖德萨建立苏维埃政权，占领了客运站、电报站、电话站和敖德萨-马拉亚站。

   1月15日早上，中央拉达部队展开了对布尔什维克的反击。在城市里，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扎里穆茨”铁道装甲车也带着机枪和火炮匆忙从工厂开出，前去敖德萨-马拉亚车站（Odessa-Mala Station）攻击那来的布尔什维克军队，但这次行动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波折：出发后不久，一枚炸弹突然在路基下引爆，并将整个战车脱离了铁轨。在增援到来前，车组人员不得不在铁路轨道上与对手枪战，直到装甲车被重新安在铁轨上。1月16日，战斗恢复，起初双方都没有获得成功。只是在下午，当黑海舰队的船只开始炮击中央拉达部队的军营时，这场战斗才以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告终。

   但讽刺的是，就像俄国内战中捉摸不定的局势一样，红色政权在敖德萨的胜利也极为短暂，不到1个月后，他们便被当地的无政府主义者推翻。期间，“扎里穆茨”号的主人也在不断易手：最初，它落入了一队名为“向苏维埃讨还血债”的无政府暴徒手中，他们在2月底驾驶该车不断在周围村庄实施暴行，屠杀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和支持他们的村民。但在3月初，这群乌合之众遇到了一位性格暴躁的苏维埃指挥官——安德烈.波鲁潘诺夫（Andrey Polupanov），安德烈带领下属们打退了这些傻逼，并将扎里穆茨收归己有。

   作为当时乌克兰境内的草莽英雄之一，波鲁潘诺夫在一战中是一名水兵，他的部下也大多如此。由于远远看去、有两个炮塔的“阿穆尔人”号很像一艘战舰，他们很快与列车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共鸣。这些人很久就把扎里穆茨与他们手中的“红胡子”装甲列车的两节火炮车厢组合起来，并由一部大马力的蒸汽车头推动，穿越白雪皑皑的乌克兰平原。同时，它还将获得一个极具个人主义色彩的名字——“波鲁潘诺夫战士”。在其敌人中，不仅包括了中央拉达的民兵，还有全副武装的罗马尼亚军队。1918年初，利用乌克兰境内的混乱，后者已经攻占了数十个边境城镇，而在另一面，红色政权则派出了“波鲁潘诺夫战士”号，以回击这次无耻的入侵。

   1918年3月10日，根据RSDLP铁路委员会的命令，波鲁潘诺夫战士”号前往蒂拉斯波尔，击退罗马尼亚人占领比萨拉比亚的企图，并支援友军攻占了勒布尼察（Rybnitsa）火车站，迫使罗马尼亚军队仓皇后撤。在当地赤卫队上交的报告中赞扬道：

“在勒布尼察，来自德涅斯特河右岸的革命者痛击了罗马尼亚人，他们前进了15俄里，缴获了15门完好的大炮和不少机关枪……期间，‘波鲁潘诺夫战士’号表现优异。”随后，“波鲁潘诺夫战士”号又被派往了蒂拉斯波尔（Tiraspol），得益于列车的猛烈火力，当地守军奇迹般地守住了城市。

   然而，这些战斗对局势的影响微乎其微，苏维埃政权的噩运更是接二连三：当获悉俄国爆发内战之后，德军发起了“拳击行动”（Operation Faustschlag），试图强迫其签署一份城下之盟。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红军无力抵抗，德军长驱直入，一周就前进了150公里。1918年3月3日，苏俄签署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并向德国方面割让了乌克兰的广大地区。由于无力控制如此广阔的疆土，后者便将其中的一部分移交给了当地的民族主义政府。在交接期间，红军和乌克兰人的冲突仍在继续。为此，在1918年4月，“波鲁潘诺夫战士”号被调往了南方面军第1集团军麾下，并在在塞尔比季（Serbki）、兹纳缅卡（Znamenka）、梅利托波尔（Melitopol）、皮亚季哈特卡（Pyatikhatka）等地参加了一连串战斗。作为乌克兰苏维埃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写道：“（‘波鲁潘诺夫战士’号）是我属下表现最出色的装甲列车，作为它的指挥官，波鲁潘诺夫的表现也极为剽悍和凶狠。”

   这份评语极不寻常，它一方面肯定了“波鲁潘诺夫战士”号的功绩，但同时也委婉地批评了波鲁潘诺夫的桀骜不驯，这一点也成了其车组不受欢迎的根源。当5月中旬，当“波鲁潘诺夫战士”号抵达莫斯科并在科洛姆纳工厂接受检修时，他们不仅与当地工人爆发了冲突，还触怒了红军的高级指挥层。

   作为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认为，该列车乘员存在严重的“游击队习气”，并会对正规部队造成危害，因此必须被解散；但另一方面，在苏维埃统治区，“波鲁潘诺夫战士”的名字早已是家喻户晓，它的命运也引起了许多领导人的关注。

   在这些领导人中，就包括了十月革命的导师——列宁，在他的干预下，托洛茨基打消了解散车组的想法，并将其派往了欧亚大陆交界的乌拉尔山地区。对这两位革命领袖来说，这既是一种折衷手段，同时也是一种惩罚：因为在捷克军团和白军的打击下，当地的红色政权已经岌岌可危——换句话说，“波鲁潘诺夫战士”号实际是被投入了一座巨大的炼狱。

   凭借猛烈的火力，“波鲁潘诺夫战士”号一度帮助红军收复了一批村镇，在占领布古尔马之前，红军的敌对行动相当成功，但在7月13日，“波鲁潘诺夫战士”号的好运结束了：反攻以失败告终，他们不得不离开这座城市。7月22日，该列车被迫撤往辛比尔斯克（Simbirsk）——这里也是列宁的故乡，但乘员们发现，当地的局势早已无可挽救。波鲁潘诺夫在回忆录中写道：

“7月22日上午，我们再度准备发起攻击，但是这一次，我们发现部分驻军可耻地放弃了阵地。同时，捷克人则从切尔达克雷（Cherdakly）车站向伏尔加河推进。

   我们发动反击，但失败了，不仅如此，我们还面临着被包围的危险。为此，我们决定先在温诺夫斯基森林（Vinnovsky Grove）和城市之间建立一个立足点。当周围已经没有值得炮轰的目标之后，全体乘员开始向城市后撤。

  列车在山谷内徐徐停下，战士们在靠近第一节炮车的地方集合，他们的神情既疲惫又严肃。我们建立了一个环形防御阵地，击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但也无路可退。我们背后是宽广的伏尔加河，横跨河流的桥梁已成为废墟，每过一个小时，装甲列车被俘的危险都在上升——毫无疑问，告别的时刻已经来临。我和萨莫基什（Samokysh）、瓦西里耶夫（Vasiliev）、季梅尔斯泰因（Gimelstein）、克拉夫丘克（Kravchuk）共同作出了一个决定：毁掉列车！

    众人在沉默中拆解了炮闩和机枪，并扔掉了车内的所有设备。我走向扎哈罗夫：“亚历山大·斯蒂凡诺维奇，亲爱的工友和同志，看在上天的份上，你来送列车最后一程吧！”。这位火车司机紧闭着双眼，我能感受到他沉默背后的愤怒，面对这位一言不发的战友。我只能转身去请求火车司机塞雷斯基（Seletsky），但听到这番话，塞雷斯基就像是着魔一样咒骂道：“这是对伏尔加河的亵渎！”

   但最终，这位不辱使命的人仍然爬进了驾驶室，驾驶列车向伏尔加河前进，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触动了，他们脱帽肃立。“自由或死亡！”熟悉的战斗口号再一次在人群中响起。

   一声枪响传来，我回头看见莱欧尼德·彼得罗夫（Leonid Petrov）倒在了血泊中——但我知道，这不该是一个红军的所作所为！“懦夫！”我冲着他的尸体喊道：“只要我们活着，就会继续战斗！”

   当列车开上大桥时，塞雷斯基从仍在运转的车头上跳下，列车轰鸣着驶向毁灭。在冲出大桥的瞬间，炮车仿佛是悬在了空中，接着便重重地砸向了波涛汹涌的河面，在它之后，伴随着金属断裂的声音，机车和其他几节车厢被抛离了轨道。伏尔加河掀起了巨大的水花，漩涡吞没了钢铁巨兽的躯壳……”

   波鲁潘诺夫一行试图乘坐蒸汽船逆流而上，前往另一个仍在抵抗的城市——喀山，但这艘船在途中被白军截获，其麾下的许多官兵被当场处决。同时，经过短促的巷战，捷克军团也攻克了辛比尔斯克市区，但他们惊讶地发现，“波鲁潘诺夫战士”号依旧停在桥面上，而且几乎完好无损。按照他们的猜测，这部列车要么是被桥上的断轨卡住了，要么是车组陷入了惊慌、以至于根本没有采取破坏措施。为了将这头巨兽开下大桥，他们不得不从后方抽调了两台蒸汽机车。

   事实上，波鲁潘诺夫的确在回忆录中撒了谎，这在苏联时代的作品中时有发生，其动机除了让故事更震撼之外，还有明哲保身的因素——在其回忆录出版的1930年代，也正是“大清洗”的高峰时期，为了不给告密者把柄，他的确需要对真相进行一些“处理”。

  就在被抛弃后不久，“波鲁潘诺夫战士”号便被捷克军团修理完毕。同时，该列车也被改名为“雏鹰”号（Orlik），并经历了一次改头换面：两天后，捷克人为其加厚了装甲，修改了“红胡子”型炮车的结构，并将两门76.2毫米的伦德尔式（Lender）高射炮装进了“阿穆尔人”号的炮塔。这辆车随后被编入捷克斯洛伐克第4团。

   按照历史学家们的看法，伦德尔高射炮是沙俄武器工业中屈指可数的杰作。其射速能达到12发/分，在平射时，其射程超过了8000米，更重要的是，其炮弹威力较之前的57毫米炮更强，这也赋予了列车压倒性的地面火力。

   对捷克人来说，“雏鹰”号的到来可谓恰逢其时，在与红军作战的同时，他们也在努力达成一个更重要的目标——辗转上万公里前往欧洲。鉴于沿途局势复杂，这一任务可谓困难重重，但“雏鹰”号的到来，却让他们真切地看到了希望。

   与此同时，由于缺乏57毫米炮弹，诺登菲尔德炮被1902型号的两款三英寸野战炮所取代。“雏鹰”号随后于1919年护送一列美国领事专车前往面见高尔察克，1919年夏天还确保了西伯利亚铁路的交通安全。法国将军M.Janin是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一名指挥官，他指出，“雏鹰”号火车保持着完整的秩序。

   捷克斯洛伐克人离开后，“雏鹰”号落入日本人手中，而后又从他们手中落入俄罗斯白卫队。该车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一直呆到1922年秋天，然后，与其他装甲列车一起前往哈尔滨。

   1924年，Ataman Semenov的同伙之一Nechaev将军在中国组建了俄罗斯白卫队。它包括由契诃夫上校指挥的七列装甲列车组成的师，其中就包括“雏鹰”。作为张宗昌部队的一部分，该师参加了与中国人民革命军的战斗。根据作为全国步枪协会一部分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回忆录，契诃夫的装甲火车吓坏了中国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