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中的理性与人性——读《九三年》

   我们并不是生来便懂得理性分析，不过是在一腔热血下偶尔学会了思考。

   “结束了？”读完这本《九三年》时，我的心里如此想到。如此，郭文的生命就结束了？共和国的忠臣，伟大的革命者，最后不过是因为自己的仁慈，便被共和国的断头台砍下了自己那颗美丽的脑袋？西穆尔登身为郭文的老师，竟然为了自己所谓的“公正”，所谓的“正义”亲手把视若己出的郭文送上断头台？

   这结局，不管怎么想，都糟糕透了吧？

   但是转念一想，雨果不愧是雨果，如此安排自然会有他都道理。

   理性诞生了启蒙运动，而启蒙运动指导了法国大革命，然而法国大革命呢？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法国大革命，遍地断头台”断头台砍了路易十六和王后的脑袋，也砍下了丹东，罗伯斯庇尔的脑袋，以及可能无罪可能有罪人的脑袋。没错，“革命是要流血的”，这一道理全天下人都明白，然而，当这场流血斗争演化到无法扼制的地步时，革命也就变成了一场风暴。人人处在漩涡之中，不论是保王党还是革命党都无人幸免，人人自危。革命党人们宣扬着民主、平等与理性，然而，在审判的时候，露出的确实另一副样子——判郭文无罪，便会嘲笑所谓的共和体制不过是一群贵族对另一群贵族的妥协而已；处死郭文，人们又会群情激愤，“为什么要处死我们伟大的司令官，我们的将军？”

     这场景表明，在一个巨大的时代背景之下，人们可能已经没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举着理性的旗子，然而下层人民已久没有自己的思维方式，上层官员依靠这绝对的理性行驶权力。使得这个国家并没有变成启蒙运动先哲们所期待的样子。

    雨果书中对人们表现的描写，不论是《九三年》《巴黎圣母院》还是《悲惨世界》都给人一种极其强烈的既视感，投影至现代社会，这群人不就是那群围观别人跳楼自杀的无聊看客么？放眼到中国文学中，那不就是围观夏瑜被砍头的民众么？

    雨果的文字相较于鲁迅先生而言，不同的是，雨果的文字更加抒情更加跳脱；而相同的地方则在于——他们的文字都有一股浓重的“苦”味儿在其中。读雨果和鲁迅先生的书时，会时常感觉芒刺在背，因为哪怕这么多年过去了，这种事在社会中依旧屡见不鲜，依旧显得如此的稀疏平常。

    而最可笑的莫过于我们从小读着先生们的书长大，最后却大多变成了先生们最厌恶的样子——我们高尚但又卑劣，我们博学却又无知，我们思维矫健却又在人群之中任人挑唆。

    我想，雨果给九三年如此一个结局，应该是想启示后人，为人处世时，参与到社会事件时，不应当仅凭借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去判断事与人的对错；应当有自己见解与想法，而不应当做一个大头巨婴，别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

    而对于拥有智慧的人，雨果的启示就不再只是学会思考了。而是要在理性的思考之中，给人性留有余地。在启蒙运动后期，三杰之一的卢梭曾经发问“理性就一定是正确的么？”卢梭认为，理性在很多时候只是一种逻辑思考方式，而感性则是人类最本质的性格，人心本善，所以有时感性的思考更能体现出人性的伟大。如小说最后，郭文对于朗德纳克侯爵，按法律本应当处其死刑，然而郭文与自己产生了激烈的心理斗争“怎么？难道这样一个反身进入火海救助儿童的老人，我就应当判他死刑？怎么？相比起一个保王党人，共和国的子民竟是如此不堪？”他走进地牢，把自己的外衣披到自己的叔祖身上，“你可以走了。”他如此说，那一刻，雨果向读者们展现了一个自己所期待的共和国公民的形象。而对比后文的西穆尔登，则是一个大革命之中典型的革命党人，他博爱，为了治愈伤员可以亲自吮吸伤员化脓的创口；但他残忍，他对于自己的学生，哪怕知道学生是善意之举，依旧要处其于死刑。他是理性的化身，是伟大的革命党人；但他糊涂，他有理性而没了人性，归根到底不过是一个身处于革命风暴中的狂热者而已。

    所以故事中，师生最后一次谈话时，郭文这么说——

    老师，我想要的是学校，而你们想要的是军营。

    所幸故事的最后，人性占据了上风，郭文并不因自己被共和国处死而对共和国怀恨在心，在被处死之前仍然高呼“共和国万岁”而西穆尔登最终开枪自杀——这里的原因并不只是对自己处死学生的痛苦，也是对理性产生怀疑后的纠结与矛盾。

    在血雨腥风的1793年中，人性在与理性的交锋之中，终于占据了上风。

    理性是值得称赞的，但理性只是逻辑思维而非道德标准，而人性是道德标准而不应成为思维方式。

    “我并不痛恨，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场风暴，而时间終将证明我是正确的，在风暴结束之前，我至少要让风暴中的人们看到一点阴云外的世界。”

                                                                                                    ——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