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工人运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一个例子，表明社会环境和改造社会环境的行动怎样交互影响（人们身处于某种社会环境，是不以他们的愿望为依归的；而改造社会环境的行动则是或多或少自觉地规划出来的。）

一、历史上的渐进和革命

　　历代社会制度的改变都是战争、革命或者两者合起来所造成急剧猛烈变动的结果。今天所存在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这种革命性剧变的产物。美国由1776年的革命和1861年至65年的内战而诞生；英国由1649年和1688年的革命[1]；法国由1789年、1830年、1848和1870年的革命；比利时由1830年的革命[2]；荷兰由16世纪的尼德兰起义；德国由1870年至71年，1914至18、1939至45年的战争和1848[3]和1918年的革命[4]；诸如此类。
　　但是如果以为使用暴力就足以把社会结构按照战斗者所想望那样来改变，那就错了。若要革命真正把社会和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改变，必须先经过渐进，在旧社会里面创造出新社会的物质（经济、技术等等）基础和人的基础（有某些特性的社会阶级）。没有这些基础的时候，最猛烈的革命结果也只能大致重新产生原先想要废除的情况。
　　关于这点，最好的例子是整部中国历史上那些胜利的农民起义。每一次起义都是人民受不住“天朝”衰落中朝廷的横征暴敛而起的反应。这种起义推翻一个朝廷而建立另一个新朝廷，而新朝廷有许多次（例如汉朝）是由农民起义的领袖本身组成的。
　　新朝廷起初为农民创立比较好的生活条件。可是，政权渐渐巩固起来，政府机关的根基渐渐稳定起来，国家的用度也渐渐增加，而必须加税了。那些朝廷的命官，起初是靠国库授给俸禄的，渐渐开始滥用权力，夺取农民的土地，在赋税之外再榨取地租。
　　于是，经过几十年比较好的情况之后，农民的苦难又重新增长了。传统中国的社会革命显出这种循环的性质，农民不可能得到长久的解放，就是因为没有发生生产力的“跃进”，没有在机械化的基础上发展起现代工业。

二、现代资本主义的渐进和革命

　　现代资本主义本身是由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而诞生的：从16世纪到19世纪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产生出民族国家。这些革命之可能成功是由于事先发生了一种渐进─在封建社会里生产力增长了，变得不能容忍农奴制度和行会组织维持下去，不能容忍商品的自由生产和流通受到限制。
　　这个渐进还使一个新的社会阶级诞生，那就是现代资产阶级，它在进行夺取政权之前，先在中世纪的公社里面并且在同君主专制的小冲突中经历了政治斗争的学徒阶段。
　　发展到某一个阶段以后，资产阶级社会也显出它正在经历一种渐进而一往不复地准备着新的社会革命。
　　在物质层面上，生产力发展到那样的程度，变得越来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冲突，也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冲突了。大工业的发展，资本的集中，托拉斯的产生，资产阶级国家越来越增加干预来“调节”资本主义经济─这种种都越来越为生产资料的社会化（集体占有）奠定基础，也为生产者自己有计划地管理生产资料奠定基础。
　　在人的（社会）层面上，有一个阶级发展而且强大起来，它越来越具有实现这个社会革命所必须的品质：“资本主义生产它本身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由于集中在大工业里面而且断绝了个人改变社会地位的希望，无产阶级通过日常的阶级斗争而得到在行动中团结一致、互相合作和服从纪律这些主要的品质，这使它能够把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根本改组。
　　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变得越强烈，阶级斗争就越激烈，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越发通过各方面（经济、社会、政治、军事、财政等）的危机爆发而为革命作准备。在这种危机爆发的时候，无产阶级可以试图取得政权并实行社会革命。

三、近代工人运动的发展

　　不过，资本主义的历史和工人运动的历史并没有按照188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所预测的那条清楚的直线轨道进行。
　　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并没有立刻恶化。相反，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这段时期，西欧和美国有一段长期的生产力发展，这个不平衡的发展掩盖了正在毁坏这个制度基础的那些内部矛盾。
　　这些矛盾在1914年猛烈地爆发起来。爆发的主要先兆是1905年的俄国革命和同年的奥地利总罢工[5]。可是帝国主义各国工人和工人运动的直接经验却不是现存制度矛盾加深的经验。相反，这些经验助长一种渐进地朝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思想，主要是和平而不可扭转的发展的思想（东欧的情况不同；所以在东欧这种幻想不那么强）。
　　不错，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所积累的超利润，使他们能够给予西欧各国的工人一些改良。可是也要考虑到其他因素才能明了这个发展。
　　大批移民到殖民地去以及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货物的增长，造成“产业后备军”长期的减少。因此在“劳动市场”上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力量对比比较有利于工人方面，而这又造成一种基础使大规模的工会运动发展到熟练工人的队伍以外。资产阶级被巴黎公社吓怕，也被比利时的猛烈罢工（1886年和1893年）[6]，被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彷佛不可抗拒的发展吓怕，所以有意地使用社会改良的方法来安抚起来反抗的群众。
　　这种发展的实际结果，是产生了那样的一个西方工人运动，它满足于争取眼前能够实现的改良：增加工资，更多的社会改良立法，扩大民主自由等等。它把社会革命的斗争贬低到文字宣传和干部教育的领域。它停止为了社会主义革命而自觉地锻炼自己，相信只要加强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就够了，以为“时机一到”，这个巨大的力量就会自动发挥革命作用。

四、改良派的机会主义

　　但是西欧各国群众党和工会的作用，不仅是反映出阶级斗争暂时限于改良的领域而已。它们还变成一个加重工人群众运动之适应于帝国主义各国“繁荣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忽略了使工人准备应付即将来临的社会、政冶、经济上的突变，它成为使资本主义能够渡过1914年至1923年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机会主义在理论上的出现，是伯恩斯坦正式宣布修正马克思主义（“运动就是一切，最后目标无关重要”）[7]，他要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除了改良现制度以外放弃其他一切活动。团聚在考茨基周围的“马克思主义中心”[8]，一面同修正主义战斗，一面向它作了许多让步，最重要的是为党和工会那种越来越接近修正主义的日常行为辩护。
　　机会主义在实践上的表现，是同“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成立选举联盟，是逐渐同意加入资产阶级联合政府担任部长，是不进行坚决的斗争去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其他现象。这种机会主义尽管一度因俄国1905年革命的后果而丧失信誉，它在德国的主要表现却是拒绝卢森堡[9]所提议的发动群众罢工来达到政治目标。它主要反映一种改良主义官僚机关的特殊利益（那些社会民主派的公职人员，也就是担任党和工会的职务而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得到很多特权的人，构成这种官僚机关）。
　　德国的例子证明，改良派的机会主义对工人运动的控制并非不可避免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发动议会以外的行动和越来越广大的群众罢工，本来是可能的。这种行动会锻炼劳动群众，使他们能够应付大战结束时的革命高潮中的任务。

五、先锋党的需要

　　因此，经验证实了列宁关于先锋党的理论中的基本原理。工人阶级本身能够为了最接近的目标而进行广大的阶级斗争，而且完全能够达到初级的阶级觉悟。但是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达到更高级的政治性的阶级觉悟。只有具备这种政冶觉悟才能够预见客观形势上的急剧转变，并且根据这种转变来详细规定工人运动的任务；也只有具备这种觉悟才能够战胜资产阶级的一切权谋诡计，并且对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对劳动群众所发生的一切影响（不论是多么难以捉摸的）。
　　另方面，群众运动不可避免有时高涨有时低落。广大群众不是永远都维持着高度的政治积极性的。一个群众组织如果想适应群众普通水平的积极性和觉悟程度，就常常会因此阻碍了革命积极性的发展，这种积极性是只有在某些时期才可能有的。
　　由于这种种原因，建立工人阶级的先锋组织，也就是建立革命的政党，是必不可少的。在平时，革命党是个少数。可是它永久不断地维持着它的战士的积极性和他们高度的阶级觉悟。它使斗争的经验能够保存下来而且传播到整个阶级里面去。它为将来的革命斗争作准备，这个准备工作是它的主要任务。正因为这样，它大大帮助有组织的工人和广大的劳动群众按照客观形势急剧转变的要求来改变他们的思想和积极性。
　　自然，这种先锋党不能用来代替群众，不能替群众做出社会革命。“工人的解放只能由工人自己做到”。争取多数工人来支持革命党的纲领、战略和战术─这是先锋党充份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的必要先决条件。
　　争取到这样的多数，按正常情况只有在革命前夜或者革命危机中的“高峰”点上才有可能，而这种危机形势本身的特征就是爆发强有力的自发群众运动。所以，群众的自发性和建立革命先锋组织的必要性之间并没有矛盾。后者帮助前者，延长它，完成它，而且，由于在决定性的时刻使它集中一切力量来推翻资本的政冶权力和经济权力，也让它能够胜利。

德国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一词在历史上有不同涵义。19世纪中期，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往往自称社会民主派，马克思、恩格斯则多自称共产主义者。19世纪末，欧洲许多马克思主义政党都以“社会民主”为名，马克思主义往往等同于社会民主主义。马、恩虽不满意，但在争取政治民主、并将民主推展到社会经济生活领域的意义上接受它。
　　第二国际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人数最多（在一次大战前夕有近100万党员）、影响力最大的党，在宣传马克思主义、议会活动和组织工人群众开展政治与经济斗争、反对军国主义上有许多成就，1912年国会选举时更成为第一大党。但党内改良主义的影响日渐增加，一次大战时领导层大都支持战争。1917年俄国革命后，列宁认为多数社会民主党人都背叛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党应该抛弃这个名称，改称共产党。从此“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一词就专属于改良主义者。各国社民党（社会党、工党）不断的保守化，在国际范围更支持帝国主义的种种侵略政策。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哥德斯堡纲领（Godesberg Program）实际上正式放弃了社会主义变革的目标。
　　80年代以后，强调市场至上的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型态，社会民主党也更加右倾，1995年英国工党大会正式修改党章第四条“以公有制社会为奋斗目标”的条款，“第三条路”口号风行一时，上台执政的各国社民党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社会民主主义可说是彻底的背离社会主义理想了。

六、革命者和争取改良的斗争

　　否定一切争取改良的斗争的极左派立场，曾在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的少数人之中出现，这是对改良派机会主义的一种反作用。
　　在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改良主义和争取改良的斗争决不是相等的。
　　改良主义是相信资本主义可以经过一步步的改良而逐渐废除。可是，完全有可能一面参加争取眼前改良的斗争，一面锻炼工人先锋，让他们将来可以进行非常强烈而广泛的反资本家斗争造成社会革命的危机。
　　根本否定一切改良斗争，等于是消极忍受工人阶级的处境恶化，一直等到某一时刻形势突然变为可以靠一次齐心合力的攻击就把资本主义制度推翻。这种态度既是空想，又是反动的。
　　这是空想，因为它忘记了：工人阶级由于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生活水平、职业和基本的权利而越来越陷于涣散和没有斗志，很难有能力战胜那握有财富和政治经验的现代资产阶级的。这是反动的，因为它客观上帮助了资本家─如果工人消极地容忍自己变成无助的奴隶，资本家就可以靠降低工资，维持大批失业，禁止工会和罢工来取得种种利益。
　　革命马克思主义认为解放工人阶级和推翻资本主义是这样一个发展时期的最后结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日益增加，阶级的团结一致日益加强，对本身力量的自信心也日益提高。这一切主观上的转变不能光靠宣传工作或者文字的教育来造成。分析到底，这只能由现行阶级斗争的成功来造成，而这种斗争时常是改良的斗争。
　　改良主义并不是由这种斗争和这种成功自动产生出来的。只有在工人先锋放弃了许多职责的情形下─不教育本阶级必须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不在工人阶级里面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斗争，不实际进行那些超过了改良程度的议会以外的反资本主义群众斗争─改良主义才产生出来。
　　根据同样的理由，革命者绝对必须在群众的工会里面工作，为了加强而不是为了削弱工会组织而斗争。
　　当然，工会一般都欠缺充份的能力去准备或者组织革命斗争；那不是它们的功能。可是工会对日常保卫工人的利益反对资本的利益却是绝对必要的。即使到了资本主义衰落的时期，这种日常的阶级斗争也不会消失。如果没有强大的工会来把工人阶级的先进部份团聚起来，雇主就大有机会在日常冲突中得胜。由这种不幸的经验所产生出来的怀疑和对本身力量的丧失信心，会大大妨碍广大工人群众高度阶级觉悟的发展。
　　况且，在当今的资本主义时代，工会的活动不再是限于为了增加工资和减少工时而斗争了。情形越来越变成，工人要面对一些影响到他们生活水平的全面性经济问题，如：通货膨胀、税制、社会福利费的削减、工厂倒闭、失业、增产要求、国家对罢工权和集体谈判工资的自由权的限制等。每个工会都迟早要对这一切问题表明立场。所以，工会变成了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教育工人阶级的学校，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全盘问题在内。工会变成了两种派别互相对抗的场所：一种是主张永久的阶级合作，甚至主张工会成为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一部份，另一种是主张阶级斗争的派别，它们不肯让工人的利益服从所谓“总体的利益”─那不过是稍加伪装的资本的利益而已。由于属于阶级斗争派的革命者最善于保卫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反对企图使工会放弃本身的基本职责，所以革命者就有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得到越来越多工人日益强烈的响应，只要他们有耐心而坚持地工作，不让任何色彩的官僚、改良派和右派把群众工作垄断。
　　革命者努力做最好的工会会员。他们不断努力使工会和会员采取最符合工人利益的斗争目标和斗争的组织形式。他们永不忽视保卫这种切身的利益，但同时又不断扩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宣传。如果没有这种革命，任何工人的胜利都是不巩固的，任何同工人有关的重大问题都不能完全解决。
　　反过来，日益同资产阶级国家结合起来的工会官僚，却越来越用阶级协调和“社会和平”来代替工会原先坚决保卫会员利益的任务，因此他们客观上是在削弱工会。他们用粗暴的态度对待会员所重视的问题和会员的信仰，而且企图不让普通会员来决定工会的目标和战略。所以，争取工会民主和争取阶级斗争性的工会运动，在我们日常斗争中是理所当然地互相补足的。


本章注释

[1] 英国1649年革命后，由克伦威尔掌权，他死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资产阶级利益受到侵害，1688到89年，代表资产阶级新贵族的辉格党（Whig）和代表国教僧侣及封建贵族的托利党（Tory）联合发动“光荣革命”，建立限制王权的君主立宪政体。

[2] 1830年比利时资产阶级结合工人群众反抗荷兰统治者，由资产阶级取得政权。11月举行国民会议代表选举（选举权仅限于产业主和高等教育资历），并于11月18日宣布独立，比利时正式建立民族国家。

[3] 1848年3月，在法国二月革命影响下普鲁士首都柏林爆发革命。这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首要任务是国家统一，因当时德国分为三十八个邦国，严重妨碍了资本主义发展。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是主力，国王威廉四世让步，召开国民会议制宪并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但它们却与封建势力妥协，镇压革命力量。不久封建势力夺回政权并解散国民会议，革命以失败告终。马克思总结此次革命，认为当时由于无产阶级已走上政治舞台，资产阶级因害怕工人力量而和封建势力妥协，无法像英、法资产阶级般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革命必须不断发展，直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是不断革命论的最初萌芽。可参考〈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

[4] 在俄国革命影响下，德国于1918年11月爆发革命，基尔港（Kiel）水兵发动起义并蔓延至全国，各地建立了士兵与工人代表会。9日柏林工人起义推翻王朝，右派社会民主党掌握政权，成立临时政府。德国出现类似俄国革命的双重政权（临时政府和士兵工人代表会），社会民主党结合保守势力企图压制革命，左翼希望推动革命前进，先后成立斯巴达克斯同盟（Spartacus League）和德国共产党。1919年1月诺斯克组织反革命军队镇压工人，4月中慕尼黑工人成立巴伐利亚（Bavaria）苏维埃共和国，5月被镇压，十一月革命失败，开始了威玛（Weimar）共和国时期。

[5] 受到1905年俄国革命的影响，工人群众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下于维也纳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要求实施平等与普遍的选举权。国王与政府被迫让步，于1906年由众议院通过实施普选制。

[6] 1883年比利时开始陷入经济萧条，1886年春天在列日爆发了自发性罢工，并扩大到其它地区，后来被军队严厉镇压。1893年总罢工则是由比利时工人党所领导争取普选权的大规模政治罢工。

[7] 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参见十一章注一）活动家。在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的影响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恩格斯遗嘱的执行人。1896年后发表系列文章修正马克思主义，否认工业集中、社会两极化和经济危机日趋尖锐的理论，反对以暴力手段推翻资本主义，认为要以民主方式来改造国家。“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标无关重要”是他在〈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中提出的名言。《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是代表作。

[8] 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与理论家。在马克思、恩格斯影响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基督教起源和空想社会主义，进行许多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但是有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宿命论倾向，忽略党和群众的自觉行动。曾批判修正主义，但日趋右倾，在一次大战中采取暧昧的立场，后来更反对布尔什维克和无产阶级专政。

[9] 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出生于波兰，参与创建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后投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她反对波兰社会党的民族主义，批判德国工会官僚和社民党内的改良主义，也关注俄国革命后的官僚主义倾向，强调工人的首创精神和民主组织的重要性，认为群众罢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典型形式。一次大战时，卢森堡坚决反战并因此多次下狱。她积极参与十一月革命，创立斯巴达克斯同盟（Spartacus League）和德国共产党，最后被右翼军官杀害。著作丰富，大陆曾先后出版《狱中书简》、《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资本积累论》、《国民经济学入门》、《论俄国革命》等的中译本，并编有《卢森堡文选》。

一、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

　　在许多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看来，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意思是一样的。自由主义的社会哲学尤其是如此，这种哲学宣布赞成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自由权”。
　　不过，对于政治自由，我们很容易给它一种确定的解释，使一些人享有自由权并不隐含着别人受奴役的意思，对于经济自由却不那么简单了。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可以明白：“经济自由”在大多数方面实际上隐含着不平等的意思，含有社会上大多数人不可能同样拥有这种自由权的意思。
　　自由买卖奴隶，表示社会分成了两个集团：奴隶和奴隶主。自由占有生产资料作为私有财产，表示有一个必须出卖自己劳动力的社会阶级。如果没有人被迫为了别人的利益来做工，工厂主怎么办呢？
　　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早期根据它们自己的逻辑，在原则上主张父母有把十岁的孩子送下矿坑做工的自由，厂主有迫使工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或十四小时的自由。可是有一种自由是决不许可的，就是工人的结社自由。法国在大革命时期通过著名的列沙白里哀法案，禁止工人结社，借口是：禁止一切带有行会性质的结合。[1]
　　只要把资产阶级这种种态度环绕着一个中心思想─保卫资产阶级的财产和利益─重新编组起来，资产阶级思想那些外表上的矛盾性就消失了。整个资产阶级思想的基础就是保卫资产阶级的财产和利益，而不是坚决保卫自由的“原则”。
　　考察选举权的历史，可以把这点看得最清楚。现代议会制度最初表现为资产阶级对政府支出的监督权，政府支出是靠他们纳税来维持的。查理一世在1629－1640年间企图不召集议会就来征税，引起了英国内战。资产阶级不让那些不纳税的民众享有选举权，是合逻辑的。无论如何，难道那些“蛊惑民心”的代表不会时常投票赞成新的财政支出吗？既然他们不是出钱的人。
　　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基础的，决不是一切公民权利平等的原则（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对选举权的态度，同这个原则差很远），也不是保证人人有政治自由的原则，而是保卫财富和剥削雇佣劳动以致富的权利，这是理所当然的。

二、资产阶级国家为资本的阶级利益服务

　　在19世纪要对工人作如下的说明大概不会很困难的：资产阶级国家不是在阶级斗争中“守中立”的；它不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仲裁人”，以保卫“整体利益”为宗旨；它显然是保卫资本的利益而反对劳动的利益的一个工具。
　　当时只有资产阶级才有选举权。只有资产阶级可以自由拒绝雇用工人。只要工人一实行罢工和集体地拒绝按照资方所定的条件来出卖劳动力，警察或军队就来向他们开枪了。法庭审判显然是阶级的法庭审判。议员、法官、官吏、殖民地官员、牧师和主教─他们统统都是属于那一个社会阶级的。他们由共同利害的联系（金钱、利益和家庭）结合起来。工人阶级是完全被排拒在这个美好的小世界之外的。
　　到了现代工人运动开始发展，有了强大的组织力量，并且经过直接行动（比利时、奥地利、瑞典、荷兰、意大利等国的政治罢工）而得到了普选权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工人阶级在议会里有了许多代表（同时也被迫负担了大部份捐税，但那是另一向事）。改良主义的工人政党参加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有时它们甚至组成只包括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政府了（如英国和斯堪地纳维亚各国）。
　　从这时候起，那种幻想，什么超阶级的“民主”国家，什么阶级斗争的真正“仲裁人”和“调解人”，就比较容易在工人阶级中被人接受了。改良派修正主义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广泛散播这种幻想。有个时期这是社会民主党独有的特权。今天的共产党，实行着新改良主义的路线，也在散布同类的幻想。
　　可是，如果仔细考察资产阶级国家是怎样活动，以及它是在怎样的物质条件下活动的，就立刻连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都可以看出来了。
　　资产阶级国家的特性是这样的：到了工人阶级得到普选权而他们有许多代表进入议会的时候，议会民主制的国家的重心就不可改变地从议会向着永久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关转移了：“部长们换来换去，警察永远不变”。
　　这种国家机关任用新人员的方法，它的选拔和升迁制度，以及等级森严的组织方法，使它与中上层资产阶级完全协调。在思想上、社会关系上和经济上牢不可破的联系，把这种机关同资产阶级联结起来。所有最高级的官员所挣的薪水都让他们能够积聚起资本（有时数量不大，但到底真正是资本），这就使这些人连为了私人利益都要保卫私有财产，并且保卫资本主义经济的平稳运行了。
　　况且，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国家还由于财政依赖性和国债这条金锁链而在身心两方面都同资本联结着。任何资产阶级政府执政时都不能不常常要求信用贷款─而信贷事业是由银行、金融资本和大资产阶级控制着的。任何反对资本主义的政策，只要刚刚由改良派的政府规划出一个轮廓来，就立刻要碰到资本家在金融上和经济上的破坏。“罢投资”、资本逃亡、通货膨胀、黑市、生产下降，以及失业现象都很快由于这个反攻而产生出来。
　　20世纪的整个历史证实了：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和以资本主义财产和资产阶级国家为基础的政府去进行任何有重大意义的反资产阶级活动，都是不可能的。凡是企图实行有效的反资本主义路线的政策，都很快就要面对这样的难题：要么向资本权力的勒索投降，要么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并且用集体占有生产资料来代替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

三、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限度

　　工人运动在19世纪和20世纪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站在最前线，这不是偶然的。工人运动保卫这种自由，同时也就保卫了工人运动自己最有利的发展条件。工人阶级是现代社会里人数最多的阶级。它得到民主自由才能够组织起来，相信自己数量上的优势，并且发挥更大的力量。
　　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的民主自由，也是最好的教育工人的方法，让他们懂得将来推翻资本统治以后会享受到的更大的民主。托洛茨基谈到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时，有个很好的说法：“资产阶级民主里面的无产阶级民主的小地区”（能够举行各种会议，能够组织罢工和群众示威，能够有自己的报刊、学校、电影俱乐部等）。
　　可是，正因为民主自由在工人眼中有这样重大的意义，所以要了解连最进步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也是有限度的，才是那么必要。
　　首先，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是间接的民主制。在这种制度下，有几千或几万受委托的人（国会议员、市长、地方议会代表等）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大多数的公民并没有机会参加，他们唯一的力量就是每隔四、五年投票选举一次。
　　其次，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政治平等纯粹是形式上的，并不是真正的平等。形式上，富人和穷人都同样有“权”办报纸─营业费用是好几十万镑。形式上，富人和穷人都同样有“权”购买电视的节目时间，所以同样有“可能”去影响选民。可是，由于实际行使这些权利必须有强大的资财，所以只有富人才能够充份享受这些权利。资本家由于有钱，会做到影响大批在物质上依靠他们的投票人，会收买报纸、电台和电视时间。资本家靠资本的力量可以“控制”议员和政府。
　　最后，即使不理会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这一切特殊的限制，错误地相信它是完美的，它到底也不过是政治民主而已。富人和穷人在政治上平等（事实上还根本不是呢！）有什么用呢─如果永远同时存在着经济和社会上的巨大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日益增长？即使富人和穷人的政治权利真正是完全相等的，富人还是有穷人所没有的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而这种力量一定会使穷人在日常生活中受富人支配，包括怎样实际运用政治权利在内。

四、镇压和专政

　　如果我们察看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国家的镇压作用，它的阶级性质就显得最清楚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无数的社会冲突中有警察和军队实行干预，冲破罢工纠察队，解散工人示威，把占领工厂的工人驱逐出去，以及向罢工工人开枪。我们不知道有过资产阶级军警把解雇工人的资本家逮捕的事情，或者军警帮助工人占领资方关闭的工厂，或者向那既造成生活费用高涨又用诡计逃税的资产阶级开枪。
　　为资产阶级民主制辩护的人会说：在所有上述的情形中，都是工人破坏了“法律”，危害了“社会秩序”，而镇压性的武装力量是必须保卫法律和秩序的。我们的回答是：这证实了“法律”不是中立的，而是保护资本家财产的资产阶级法律；证实了军警怎样行动要看形式上触犯“法律”的是工人还是资本家；再没有比这更能证实国家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性的了。
　　在平常的时候，镇压机关对于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只起次要的作用，因为这种制度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上是受大多数工人阶级尊重的。在危机时期就不同了（不论那危机是经济性、社会性、政治性、军事性还是金融性的），那时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深刻的纷乱，工人群众表现出推翻这个制度的愿望，或者这制度本身无法正常活动了。
　　那时候镇压就走到政治舞台的最前方了。那时候资产阶级国家的根本性质很快就赤裸裸地显露出来了：它是为资本服务的武装队伍。于是证实了阶级社会里一条更普遍的规律。社会越稳定，就越能够供应那种奢侈品：让被压迫者享有各种形式上的自由。由于深刻的危机而越动摇不稳，就越要靠公开的暴力来行使政权，而不靠雄辩的演说。
　　所以，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上，有许多次工人的一切民主权利都被资产阶级专政禁止的经验；这专政有各种形式：军事的、拿破仑主义的[2]以及法西斯主义的。法西斯专政是这种为大资本服务的专政形式中最凶残野蛮的一种。
　　法西斯主义不但禁止工人阶级享有组成革命和激进的团体的自由，而且要粉碎工人一切形式的集体组织和集体反抗，包括工会和最初级的罢工在内。而且，在这样企图彻底分裂工人阶级的时候，为了真正做得到，它不能光靠传统的镇压机关（军队、警察、法官）；它必须能够号召起从另一个群众运动里面产生出来的私人军队─那另一个群众运动就是陷入穷困的小资产阶级的运动。小资产阶级被危机和通货膨胀折磨到不顾一切，但由于工人运动未能发动勇敢的反资本主义政治进攻并且提出一条在短期内可以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可信出路，所以那小资产阶级的运动还不能同工人运动联合起来。
　　工人阶级和工人的革命先锋对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不能采取中立态度。他们必须用尽一切力量来保卫他们的民主自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要用一切工人组织的联合战线来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对抗。要连最温和的改良主义工人组织都包括在联合战线里面，这样才能够趁早粉碎那罪恶的力量。他们必须建立自己的自卫队同资本家的武装队伍对抗，而不依靠资产阶级国家来保护自己。建立由大部份工人支持的工人民兵，把一切工人组织团结起来，阻止法西斯党徒恐吓任何一部份群众的一切企图，不让他们破坏任何一次罢工，不让他们破坏工人组织的任何一次会议─这就是阻止法西斯野蛮主义来到的办法，不这样做就会出现集中营、大屠杀和严刑拷打，就会重演德国和智利的惨剧。在这场斗争中每得到一步胜利，同时也就让工人群众能够转入反攻，并且在对抗法西斯主义威胁的时候也对那产生和哺育法西斯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作战。

五、无产阶级民主

　　马克思主义者为了用工人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而奋斗─资产阶级国家始终是资产阶级专政，连最民立的形式也一样。工人国家的特点是扩大劳动人民所享受的实际的民主自由，而不是缩小。强调这条基本原则是绝对必要的。尤其是有了斯大林主义的悲惨经验之后─这经验使共产党的民主言论难以被人相信。
　　工人国家要比议会民主制的国家更民主，因为工人国家要扩大直接民主制。这是一种一诞生出来就开始消亡的国家，让许多方面的社会活动都由有关的公民自主自管（邮政、电讯、卫生、教育、文化等）。它把劳动民众集合在工人代表会里面直接行使政权，废除行政权和立法权之间的虚假分界。它要限制一切公务人员的收入，连最高级人员的收入也限制到同普通熟练工人的收入相等，这样来消灭升官发财主义。它要对所有受委托执掌权力的人员实行强迫轮流调动的原则，由此防止形成新的管理人的等级。
　　工人国家要比议会民主制的国家更民主，因为它要创造物质的基础使人人都能够行使民主自由。印刷厂、播音台和电视台、以及会议厅统统要成为公共财产，让任何工人集团都能够利用。人民有权成立各种政治团体和政党，包括反对政府的在内；有权设立反对党派的报刊；政治上的少数派有权在报纸、播音和电视上发表他们的意见─所有这些权利都要由工人代表会小心翼翼地保卫着。把劳动人民普遍武装起来，废除常备军和镇压机关，法官由人民选举，一切案件公开审判─这些就是最好的保证，使任何少数人都不能篡夺权利而不让其他劳动人民的集团行使民主自由。

智利的惨剧

　　1970年智利选举中，由共产党、社会党等组成的“人民联盟”（Popular Unity）获胜，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 Gossens，1908-1973）当选总统，和资产阶级代表组成联合政府。他宣称将透过议会路线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并开始推动国有化政策和有限度的土地改革。
　　资产阶级、地主以各种手法反对改革，美国也断绝援助并进行经济封锁，工人和农民则展开自发的反抗，在许多地区形成了群众组织和权力机构，国内阶级冲突升高。阿连德却坚持阶级合作路线，不动员群众回击资产阶级的反扑，反而打击工农运动。在面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双边压力的情况下，阿连德无视保守派的政变企图，将工人阶级看做是主要威胁，引进军方进入内阁，压制群众运动。
　　1973年9月11日，军方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下发动政变，军事强人皮诺契特（Augusto Pinochet）上台，估计至少有三万名群众被杀害。在皮诺切特十七年独裁统治期间，无数的异议人士流亡、下狱和失踪。

本章注释

[1] 制宪会议于1791年6月14日通过此法，以原起草人列沙白里哀（Le Chapellier）律师为名，显示当时革命一面要镇压封建势力反扑，同时要防止工人的反抗，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此法于1884年废除。

[2] 拿破仑主义（Bonapartism，又译波拿巴主义）一种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其特点是国家的行政部分归一个人来统辖，他对国家的所有部分实行独裁，凌驾于社会之上。马克思主要是从对路易‧波拿巴政权（即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恩格斯也拿俾斯麦在德国的统治与之模拟）的分析中得出此概念。马克思认为，拿破仑主义是在统治阶级已经不能依靠立宪或议会手段来维持其统治，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主导地位的形势下产生的。国家看似具有高度独立性，充当各阶级间的调停人，但其真正任务在于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稳定，并使资本主义能够迅速发展，所以拿破仑主义不是中立而没有阶级性的，它是资本主义统治的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