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百里者半九十——关于近期抗疫的两点思考

人类史上，每百年必有大疫，而大疫往往会塑造或扭曲人类的历史进程。新冠疫情不同于人类史上其它疫情之处在于，中国开创了一种通过社会组织体系的全面动员来对病毒实现动态清零以保全人民生命安全的抗疫新模式。这种“动态清零”新模式的成功，依赖的主要不是医疗资源的积累，而是政府的强大动员管治能力、民众的服从和合作传统，以及包括疫苗研发和数字化管治技术在内的科技手段。

2020年春季，武汉的抗疫依靠这种新模式取得了了不起的胜利，过去两年来，我们又在国内数十个城市取得了不同规模的胜利。正是凭借着这一个又一个战役级胜利，我们才能让数千万中国老年人避免欧美同龄人的命运；正是凭借着动态清零的相对优势，我们才能让中国制造业供应链的全球占比逆势扩张。那么，什么时候才能迎来抗疫时代的结束呢？只要中国继续作为一个开放性经济体，只要世界疫情没有真正结束，病毒就可以从人员往来、货物入境等不同渠道进入中国，我们的抗疫战争就无法彻底结束。2022年春季上海爆发奥密克戎疫情，便是香港疫情的衍生品。此刻的上海战疫仍在胶着状态，与两年前的武汉相比，我们虽然对病毒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医药准备，但是奥密克戎相对于两年前的毒株则更加“狡猾”更易传播，因此，这次的上海会战有可能比武汉会战来得更艰难。

如何打赢上海战役，尽快恢复动态清零？我认为有两点：一是要充分认识到行政管治资源的匮乏，也就是人的问题；二是深刻认识到财政手段的缺位，也就是钱的问题。

先说行政管治资源的匮乏问题。2020年2月中旬，在武汉疫情最艰难的时刻，我曾经对武汉的居民和基层网格员做了一些电话调研访谈，并托朋友给当时正在武汉领导抗疫的一位同志转去如下微信。

“尊敬的***同志，

首先向您再回武汉的勇气、担当和奉献精神致以崇高的敬意。基于这几天对武汉一部分基层干部、群众的电话和微信调研，我冒昧提供一点小小的建议和提醒，希望能够为您的工作提供一点智力和信息支持。

武汉的局面之所以困难，除了病毒极其狡猾而前期错失时机之外，还有“挤兑”问题：数万感染者挤兑医疗资源和行政资源。大家都知道医疗资源的挤兑问题，但是行政资源的挤兑其实使得武汉前期的隔离、收治和消杀等工作严重不到位，所谓的应收尽收也没有得到落实。只要武汉市内的防病毒扩散工作不到位，那么再多的医疗资源聚集到武汉都无法满足治疗需求。

那么为什么行政资源会出现挤兑呢？关键在于基层一线队伍规模小、能力有限、激励不足。过去三十年的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居民人数扩张了十多倍，但是街道和社区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成比例增长；如今每一个网格员所需要管理的家庭实际上超过了500户，他们难以有效管理和服务每一个住户。跟他们通话中我了解到，这些社区工作人员没有正式编制，既不是公务员，也不是事业编，甚至都不是企业职工，缺乏前途和保障。打个比方，他们是民兵，承平时期勉强维持秩序，但是日军侵华时，让这些人拿着长矛上战场，显然是要崩盘的。所以，前期湖北和武汉的领导同志虽然也不断地发布死命令，但是下边报上来的数据都是虚的，政策落实的质量是差的。这种现象不是基层人员的道德问题，而是行政资源严重不足的典型表现。用战略学的术语讲，就是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不匹配。

近期，您让机关干部下沉到一线，这很有帮助。但是我从调研中了解到还有更好的招。如果能调动物业公司员工和保安的人力资源，那么许多防控工作可以落实得更有力度、更有效率。我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原本由社区工作人员提供的居民服务改由物业公司来负责。我了解到，您以前在主政武汉时，曾经对这个群体提出过整改提升的要求。尽管未能得到彻底的贯彻，但是目前物业公司人员（楼长和保安）的整体素质和能力都还是相当可以的，楼长多受过专科以上教育，保安不少是退伍军人。他们对各个小区的情况熟悉程度，跟居民的日常沟通能力，应该比起社区工作人员更能胜任这场战斗，人数规模也更大。他们是企业员工而不是政府下属雇员，如何才能迅速调动这一大批企业雇员呢？不能让社区书记或者网格员去动员，而要让各个区房管局的相关处长出面协调物业公司的老总，让每一家物业公司派遣出一半左右的人员划归战疫指挥部直接调度。据了解情况的基层同志讲，物业公司都买房管局的帐，但不一定搭理社区的人。有了这批经验丰富的物业人员的补充，对于各种无物业公司的老旧小区的防控隔离和服务工作，相信也能迅速补足短板。

当然，战时状态，调动一线人员的士气是非常必要的。社区工作人员除了看重补贴和奖金之外，他们更看重招考事业编的机会。不妨尽快宣布，疫情结束后，将根据个人表现和实际效果，嘉奖一批一线战斗人员，并从中招考一批事业编岗位。如果没有正式编制和岗位，哪怕新设某种特殊岗位也行，关键在于调动大家的士气和积极性。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但愿上述不成熟的建议，能为您的抗疫指挥工作提供一点启发。预祝凯旋 翟东升！”

这次上海的行政资源挤兑问题，可能比武汉更加严重一些，因为上海的纯粹城市人口规模更大，市场化城市化也比武汉更彻底。因此，上海的战役组织，需要动员更多的人力去做好特殊时期的管治与服务。

再说说财政手段的缺位问题：我认为应该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给封禁状态下的居民适当地发点钱，才能更好地抗疫。

武汉疫情爆发的时候，武汉民众基本上还是有不少储蓄的。但是经过了两年的疫情反复发作，许多中国家庭已经几乎没有积蓄了，尤其是依靠中低端服务业收入的那些家庭，受疫情影响更加严重。中低端服务业中的绝大部分工作，由于是不可贸易品，其定价主要取决于服务对象的财力而不是劳动本身的质量，所以本质上属于一个社会内部财富再分配的环节。疫情的反复发作，导致这种再分配机制无法正常运转，就需要政府通过财政等特殊手段来予以补偿。这就好比一个新冠病人的肺暂时无法运转了，那就需要用一个人造肺来临时替代，以免病人缺氧休克。当一个社会的呼吸道也得了“新冠病”，很大一部分民众无法通过中低端服务业获得收入，那我们就要用一个临时的人造肺来为这个社会输氧，也就是说，用特殊时期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来让他们拿到钱，避免因为中低端服务业受损而导致一部分居民缺乏现金流和购买力，最终导致社会经济运行的恶性循环。

中国模式的抗疫成功需要民众的配合，但是当民众的基本生存无法保证的时候，众志成城就会成为空话。假如有两千三百万上海居民处于封禁之中，无论男女老幼富贵贫贱，每人每周发500元钱，那一个月就是460亿，两个月也不到一千亿。如果因为民众的配合而早两个月结束疫情，那么这一千亿的成本完全值得，更何况民众发到的钱会以消费的形式产生财政收入的增量。

这笔钱为什么需要中央承担一部分？因为一个城市的封禁，客观上是在为全国其他地方提供公共产品，中央财政资金充裕，融资成本远低于地方政府，中央为此而部分买单是理所应当的。那么为什么地方政府也需要买单一部分？因为封城带来的健康好处首先是本地居民获得，而且如果不要求地方政府承担部分代价，那么许多地方会非常积极地封城，既能避免风险而又能获得中央对本地居民的专项转移支付，何乐不为呢？所以，一旦一个城市或者一个社区被封，中央和地方政府就应该拿出钱来为处于封禁状态的居民提供现金补偿。地方政府想要封哪条高速公路，那么也要为此而支付相应的现金流。其中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平衡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收益与代价。

经济规律深植于人性，尊重经济规律就是顺应人性。早在两千七百年前管子的时代，齐国执政者就已经知道要搞财政的逆周期调节。美欧应对新冠疫情，整体上是躺平的，但是为了躺得姿势舒服一点，他们都以各种形式给自己的民众发了点钱，虽然不多但是雪中送炭，不无裨益。而谁来承担通胀的代价呢？不管大家乐意不乐意，实际上是全球一起帮他们承担了。欧美抗疫做得差的地方，比如草菅人命的躺平，我们当然可以嘲笑，但是他们做得好的地方，尤其是能体现“以（本国）人民为中心”的地方，我们也要适当借鉴，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么多年来，中国社会并没有给民众提供高福利，原因在于我们不喜欢搞寅吃卯粮。但是我们今天的制造生产能力，包括规模和质量，已经赶上了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是我们的福利支出水平与OECD国家平均水平相比差太多。古人说，救急不救穷，现在就是拿出点钱来救底层民众之急的时候。

作为一个江苏启东人，我有很多亲友生活在上海，甚至也能说几句洋泾浜的上海话，因此自认为对上海是比较了解的。某种程度上，我几乎算得上是半个“沪吹”。这一次上海疫情，很多人都觉得上海出了大问题，认为上海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令人失望，这当然是事实，但是我认为大家还是应该尽量建设性地帮忙出主意而不是冷嘲热讽看笑话。其实，上海人的特点，在我看来，是做事情非常敬业认真，但是相比北方人或者湖南人，总缺乏点魄力和勇气。这种特质，使得上海在和平时代的开放性市场经济中的表现是很好的，但是如今的抗疫其实是战时状态，而战争需要勇气、团结和牺牲精神。如何才能在最困难的时候获得勇气？古人说，无欲则刚，那就是要抛得开个人的功名利禄，放得下自家的坛坛罐罐，以人民为中心，敢于担当敢于决策。

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式的抗疫，越是到最后阶段，越是困难，因为病毒的传播能力越演化越强。随着更多的对症药物和高效疫苗的陆续问世，我们终将迎来对新冠疫情的全面胜利。上海战役，很可能就是最后的大决战。

相信上海，相信上海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