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旭日

          （公元177——180年）

                           FIN

        现在，皇帝们将贝罗娜女武神神庙中的长矛投掷到了按照仪式指定的敌方领土，正式宣战。178年8月3日，马可·奥勒留皇帝即开始了第二次日耳曼远征。当时，一些经验丰富的将军和皇帝的伙友已经前往了战区。昆提利乌斯兄弟可能在为他们的儿子提供建议，他们的儿子已经成为了两个潘诺尼亚行省的总督。而佩蒂纳克斯也已经从下默西亚奔赴达契亚的新职位。

        两位禁卫军长官佩伦尼斯和帕特努斯随同皇帝们一起去补充他们的顾问委员会，帕特努斯试图为他在171年的耻辱性失败复仇。此外，出席会议的还有康茂德的新岳父布鲁提乌斯·普拉森斯、他的妹夫特雷博尼乌斯·克劳迪·庞培努斯、尤利乌斯·马克西姆斯，以及维特鲁威乌斯·波利奥（Vitruvius Pollio）。波利奥是名贵族，娶了 马可·奥勒留的表妹安娜·芳达妮亚·法乌斯蒂娜为妻；而且他从168年起就一直陪同皇帝征战多瑙河。

        175年，阿维迪乌斯·卡西乌斯叛乱之初，他在罗马守卫康茂德，钱币上描绘了他站在康茂德身后，年轻的凯撒正在向人民分发“慷慨” （liberalitas）的情景。为了表彰他的杰出军功，人们为他竖立了两座雕像，一座位于图拉真广场，另一座位于安东尼和法乌斯蒂娜神庙。在卡西乌斯叛乱期间，他的忠诚得到了进一步的回报，176年，他被任命为普通执政官。

        他是皇室成员，也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将军，拥有在多瑙河以外地区作战的经验，他的建议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至关重要。在180年前左右无疾而终。另一位拥有丰富军事经验的参元老是尤利乌斯·马克西姆斯，他本来是马可·奥勒留的共治皇帝维鲁斯共的亲信；他曾与维鲁斯一起在东部与帕提亚人作战，还代表维鲁斯向马可·奥勒留发表了胜利演说。

        帝国军队抵达多瑙河畔的总部时，可能已是征战季节的后期，对当年的战争进程没有任何影响。不过，他们利用这段时间规划了次年的战役，并做出了一些令人吃惊的任命。显然，自阿维迪乌斯·卡西乌斯叛乱以来，叙利亚的动乱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要把一个军事能力出众的人从面临蛮族入侵的达契亚调到叙利亚。也就大约在这个时候，参与过卡西乌斯叛乱的元老德皮提亚努斯的财产被没收，并由国库接管。

        这个德皮提安努斯被认定为德干提安努斯，他是阿维迪乌斯·卡西乌斯（Avidius Cassius）的儿子，不仅蒙马可·奥勒留赦，还被允许保留父亲一半的财产。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死的，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死，但没收财产往往是对叛国罪的惩罚。还需要指出的是，卡西乌斯的拉丁文书信负责人曼尼乌斯仍然逍遥法外，只是在几年后的康茂德统治时期被抓。要想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不被发现，肯定需要来自篡夺者追随者的某种支持网络。叙利亚的忠诚度继续引起皇帝的关注。请不要忘记了，埃及也是卡西乌斯叛乱的中心。

        提图斯·埃利乌斯·桑克图斯很可能是康茂德的修辞学老师，他的忠诚毋庸置疑，他被任命为埃及行省总督，在此之前他还曾担任过，希腊文书信负责人一职，之后又担任过理账书记（rationibus） 该职的重点是财务责任，因此被任命担任此职的人具不具备文学或法律专业知识显得就不是太重要了。此外，与书信负责人或请愿书记（a libellis）职位不同，该职位不涉及与皇帝的定期接触。因此，与书信负责人或请愿书记相比，理账书记常常被视为级别较低的职位。

        因此，埃利乌斯·桑克图斯的职业生涯显得不同寻常，反映了该省急需可靠的官员。他后来因功被康茂德选入元老院，而且像桑克图斯 Sanctus 这样有文学背景的人被任命为理账书记的唯一例子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

        提比略·克劳狄·维比安努斯（Ti Claudius Vibianus Tertullus）的职业生涯记录出现在以弗所和佩加摩的碑文中。他大约在173——175年担任过希腊文书信负责人，然后在177——180年的某个时候再一次担任了理账书记，之后更是成为了罗马城的警备宵禁长官。

        这些不寻常的职业生涯不仅反映了统治叙利亚和埃及的精英分子的忠诚度岌岌可危，也反映了帝国收入下降和支出增加所引发的危机。这些问题需要一个能够调查因卡西乌斯叛乱而中断的讲希腊语的东部省份的收入损失的人，也需要一个被证明忠诚的人。在皇帝长期缺席的情况下，确保罗马自身的安全也至关重要。盖乌斯·奥菲迪乌斯·维克托里努斯（Gaius Aufidius Victorinus）被任命为城市长官，他是马可·奥勒留在弗朗托的同学，也是皇帝的伙友。

        不列颠的展开也令人担忧。

        173年，马可·奥勒留派遣了 5500 名因为战败，继而招募到了麾下的萨尔马提亚人前往该省，这无疑是为了当地驻防部队，以应对哈德良长城以外日益加剧的入侵。作为老兵，他们被安置在兰开夏郡的里布切斯特，但由于他们的忠诚度明显受到怀疑，因此仍受到特别监管。昆图斯·安提斯提乌斯·安东尼奥斯（Quintus Antistius Adventus）是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曾在阿尔卑斯山担任过反击野蛮人入侵的特别指挥官，他很可能被另一位经验丰富的将军乌尔皮乌斯·马塞勒斯（Ulpius Marcellus）所取代。

        另一项决定是任命马库斯·瓦莱里乌斯·马克西米安努斯指挥第一“辅助”军团，并将他选入元老院，以奖励他之前的忠诚以及高效的服务。皇帝及其执政官们正在为179年实施的战略制定计划，显然瓦莱里乌斯·马克西米安努斯的作用至关重要。帕特努斯也将要负责到一支庞大的部队，深入到已经发生战斗的敌方领土，可能还有一支规模较小的罗马部队被用来把马科曼尼人或夸迪人从森林里引出来。罗马人的胜利将使占领军能够修建防御工事，在歼灭战中控制周边地区。

        179年，战斗按计划在征战季节开始时爆发，野蛮人及其盟友纷纷走出山林藏身处。帕特努斯率领主力部队从潘诺尼亚出发，与蛮族展开了长达一天的激战。由于战斗非常激烈，通常只持续几个小时就会有一方溃逃。然而，蛮族似乎并没有撤退，而是全军覆没。帕特努斯完成了他的复仇；他显然选择了不留活口。

        现在，一些部落意识到局势正在向有利于罗马人的方向发展，他们开始寻求条件。就比如说雅济吉斯人的使者可能在多瑙河畔的文多博纳（今维也纳）会见了皇帝。使者们要求解除之前的条约限制。皇帝们决定取消之前的一些条款，以赢得一些好感。他们似乎愿意这样做，只要罗马人继续战争，消灭这两个部落，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与他们达成协议。这完全符合罗马人的计划。当罗马人占领敌方领土时，用卡西乌斯·迪奥的话说，“事实证明雅济吉斯人是最有用的”，他们可能攻击了罗马人没有占领的领土。

        179年末，除了禁止占领多瑙河上的岛屿或在河上使用船只，以及仍然禁止他们举行集市或集会外，皇帝们解除了以前对他们盟友的许多限制。一个重要的让步是允许雅济吉斯人通过罗马的达契亚省，与他们的萨尔马提亚人远亲，也就是罗克索拉尼人会面和进行通商。

        布里人也派出了使节，但最终拒绝了罗马方提出的条件，决定继续战争。罗马人这一年的主要目标是夸迪人和马科曼尼人。多瑙河以北的其他部落也脱离了夸迪、马科曼尼和布里的控制，派出使节寻求求和条件。然而，根据他们过去的过错，每个部落都受到了不同的对待。运

        气较差的部落只能暂时免缴贡品。一些较为幸运的部落则被永久免除贡赋和税收：这些税收必须是针对帝国边境贸易的货物。一些部落被允许成为罗马的保护国，并保证得到支持，其领导人被授予罗马公民身份。

        另一支总计三千人的纳里斯泰人因战败和减员而崩溃，他们被允许渡过多瑙河，并在罗马领土上定居下来。这种分而治之的方法奖赏了过去表现忠诚的部落首领，但更重要的是孤立了马科曼尼人、布里人和夸迪人。他们的使节在觐见皇帝后空手而归。

        古代文献清楚地表明，马可·奥勒留计划将这些部落的领土并入两个新的罗马行省--马科曼尼亚和萨尔马提亚，从而一劳永逸地结束战争。不太可靠的《奥古斯都列传》称，马可·奥勒留“将注意力转向了完成战争”，“如果他活得更久一些，他会将这些地区变成行省”。《奥古斯都列传》的作者补充说，马可·奥勒留曾希望在175年实施这一计划，但因阿维迪乌斯·卡西乌斯的叛乱而受挫。

        卡西乌斯·迪奥（Dio）感叹道：“如果马可·奥勒留活得更长一些，他就会征服整个地区。”根据考古，占领区修建堡垒的军队还修建了浴室，这表明他们打算在该地区停留相当长的时间。在塞浦路斯发现的一枚同年的奖章正面是两位皇帝的半身像，背面则印有 propaga/toribus/imperii 的标语，Birley和Hekster 令人信服地将其翻译为“扩大帝国疆域的人”。

        尽管古代文献一致谴责康茂德在其父去世后放弃这一计划，但现代历史学家却开始质疑吞并这些领土是否明智。

        Frank McLynn认为，这些新省的北部边界将位于苏台德塔特拉山，覆盖现代巴伐利亚和斯洛伐克的部分地区。由山脉划定的边界线远比由河流划定的边界线更易防守，然而，这些行省的合并将形成一个巨大的突出部，三面暴露在外，因此很容易受到来自东面的雅济吉斯人（现在罗马的假想盟友）的入侵。这样一来，罗马就需要进一步扩张。除此之外这场战争也耗费了帝国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资源，尤其是当时依然没有结束的安东尼瘟疫狂潮依然在肆虐军队和广大民众。更不要说，还需要修建道路和城镇，建立省级行政机构。

        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现在正遭受一场歼灭战。两万罗马军驻扎在多瑙河以北的堡垒中，其中大部是辅助兵，辅以少量军团士兵。他们的任务是阻止对方牲畜放牧、翻耕土地或采集食物。马可·奥勒留凯旋柱上的浮雕虽然的虽然取材于战争早期的行动，但也显示了占领军的残暴。这些展板展示了村庄被烧毁、妇女和儿童在试图逃跑时被砍死、斩首，以及被锁链拖走的哀求的俘虏被锁链拖走，周围是哭泣的妇女。

        图拉真圆柱上也有类似的场景。这些蛮族屡次毁约，对罗马的统治提出异议，而且还威胁到意大利本土。所以罗马人决不能手软，必须彻底打败并消灭他们。罗马人开始接收大量的敌军逃兵和许多在入侵罗马领土时被俘的人。通常情况下，罗马人在冬季会从敌方领土撤退，但在斯洛伐克特伦钦悬崖顶上发现的一块碑文上记载了178——179年冬季，瓦莱里乌斯·马克西米安努斯与他被调往的第二“辅助”军团的士兵们在一起的情景。碑文内容如下：

        由驻扎在劳加里西奥的855名帝国胜利军团士兵制作。在第二军团军团长马克西姆斯的监督下完成。

        夸迪人崩溃了，他们试图集体迁往自己的苏维汇人远亲堂兄弟塞姆诺内人的领地。但罗马军队封锁了道路，阻止他们离开。卡西乌斯·迪奥清楚地表明，皇帝的主要目的是惩罚这些部落，为之前的败仗报仇，恢复罗马的荣誉。

        通过复仇来恢复名誉，这是古代世界广泛接受的概念。

        图拉真在多瑙河畔建造了他的纪念碑，这是他在过去击败达契亚人的战役中取得胜利后，在保加利亚的亚当克里西为“复仇者马尔斯 ”建造的。塔西佗有一句名言：“罗马人创造了一片荒地，却称之为和平。”

        然而，仅仅封锁道路并不能阻止所有日耳曼人的迁徙，赫罗提安明确指出，确实有一些人设法从罗马占领区逃到了临近的地区： 有一些人暂时退却了，他们在皇帝面前害怕地撤退了。

        赫罗提安还明确指出，马科曼尼人、夸迪人和布里人尚未完全被征服。因此，尽管瘟疫肆虐，两位皇帝在178——179年的冬天仍留在多瑙河畔的总部。

        180年3月，时年58岁的马可·奥勒留病倒，他一生几乎都为疾病所困扰，最近一次是177年在罗马时，盖伦为他施行了神奇的治疗。他的病并不突然，但皇帝意识到他康复的机会已经很渺茫了，可马可·奥勒留依然召见了他的儿子，根据《奥古斯都列传》，他敦促儿子继续征战。

        康茂德显然很担心会染上这种疫病，他清楚的记得，曾经的共治皇帝，同时还是自己的偶像维鲁斯就是在从前线返回时死于瘟疫，因此想尽快离开，但又耽搁了几天。已故罗马历史学家奥勒留·维克多提供了康茂德的回答： 

        因为当他的父亲在遗嘱中建议他不要让已经精疲力竭的野蛮人恢复体力时，他的回答是，虽然谈判可以由活人在一段时间内完成，但没有什么可以由死人来完成。为了加速死亡，皇帝拒绝了吃喝，直到六天后，他召见了他的朋友和康茂德。

        显然，康茂德留在父亲身边是为了安慰他，同时也为他死后必要的宗教和政治行动做好准备。然而，卡西乌斯·迪奥重复了一个未具名消息来源的恶意流言，该消息来源称，尽管马可·奥勒留已经病入膏肓，但他的医生为了讨好康茂德，还是给他下了毒以加速死亡。马可·奥勒留本人似乎并没有产生什么怀疑，因为他向士兵和他的朋友们赞扬了他的儿子。卡西乌斯·迪奥自己的说法似乎并不合理，赫罗提安和更淫秽的《奥古斯都列传》也没有重复他的说法，后两者都明确将马可·奥勒留的死归咎于疾病。

        卡西乌斯·迪奥似乎没有质疑他的史料来源的偏颇性，大多数现代历史学家都认为马可·奥勒留是自然死亡。从能取得的现存的史料中，都已经很难验证皇帝临终前到底说了一些什么的，但在修辞学传统中，临终的皇帝要向他召集的执政官发表讲话。皇帝又活了一天一夜，他对宫中负责守夜的禁卫军护卫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去迎接冉冉升起的太阳吧，我已经落山了”。这是一位父亲对自己儿子最贴切、最深情的致意。

        无论是原始资料还是二手资料，都认为康茂德对自己成为唯一皇帝的新角色准备不足。在多瑙河畔担任共治皇帝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认为他对罗马本身的政治和帝国的管理都没有什么经验，而管理帝国的任务主要是由他的父亲作为“资深”皇帝承担的。诚然，他没有担任过皇帝的职务，但自175年以来，他一直掌握着帝国的最高权力，是在位皇帝的指定继承人。        

        他能从总督或行政长官的职位上学到什么呢？

        这种没有什么权力的初级职位通常是作为帝国恩典的一部分，作为对忠诚服务的奖励，或者是应皇帝之友的请求而授予的。撇开元老院的书面资料希望撇清父子关系的偏见不谈，从法律记录和碑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整个帝国的同时代人都认为康茂德在决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175年，康茂德曾陪同马可·奥勒留出访东部省份，当时他是顾问团的一员。帝国的治理并没有因为皇帝一行经过这些最近支持过阿维迪乌斯-卡西乌斯的省份而停止，这一点从随行的著名顾问团的组成中就可以看出。资料中记录了与各省杰出代表和外国政要的会面。据记载，康茂德回到罗马后将全力参与法律决策，而在多瑙河畔，帝国的事务将在战火重燃的背景下继续进行。元老院的大多数重要成员都是顾问团的成员，这为康茂德提供了与这些罗马帝国政治关键人物共事的经验，在他父亲去世后，他们继续组成他自己的顾问团。他一生都在为自己的皇帝角色做准备，在过去的五年里，他在为履行这一角色方面已经积累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