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青年作家的上海、苏州双城生活

上了车后，我回拨了父亲的电话。前十分钟父亲打电话过来时，我挂掉了，因为当时我还在排队等着进站。电话通后，父亲第一句问：“你上班吧？”我莫名地觉得烦躁，但是我调整了语气回：“上了。”

此时母亲接过电话，“你回家了么？”我说：“我还在高铁上。”当时时间是晚上八点多。母亲“哎哟”了一声：“这么晚了，你还没回？！”我说：“大概九点多能到家。”母亲又“哎哟”了一声，“这么行嘞？！太辛苦咯。”我又一次觉得烦躁，回：“没得事，我觉得还好。”

买完房后，我的全部积蓄基本上花光了，每个月的房贷决定了我必须要去上班。而在苏州与文化相关的工作，想要找到薪资待遇还算可以的，其实机会不多，只能来上海，这也是我当时选房要离火车站近的缘由。

在上海确定好工作后，我专门跑了一趟，看从家里到公司需要多久：

七点钟起床，洗漱完毕，先骑电动车走一公里到苏州的地铁，然后乘坐几站到苏州火车站，再转高铁，半个小时左右到上海站，再转上海地铁，乘坐七八站后出来走一公里，九点半左右到公司，这中间包含了高铁等车、地铁换乘的时间。全程走下来两个半小时，如果未来路线更熟悉的话，可能两个小时。

跟母亲通电话时，陆陆续续有人进来，不一会儿，车厢坐了一半多，我转头看去，大部分跟我一样都是两城跑的上班族。他们的脸色看起来疲惫沉重，估计他们看我也一样。

母亲说：“你买房买得太远了，这样么行嘞？天天这样跑，身体会吃不消的。”我说：“公司允许我在家里办公两天，另外三天来就行。”母亲接着说：“那也太折腾了。你换个近一点儿的工作哎。”我说：“目前的工作已经算可以的了。”

我又跟她解释了一下为何选择在上海工作的原因。母亲听完后，问路费多少，我回：“来回九十三块。”母亲大吃一惊，“你这路费顶我一天做小工的钱咯！”我说：“我赚的回来。”

有点儿后悔跟母亲说起这些细节，这些来回的折腾我过去也有过。昔日在北京后厂村那边上班，换乘极其麻烦，我就靠骑自行车通勤，来回三十公里路，我也撑了下来。这些我没有跟她说过，就说：“蛮好的，你莫担心。”

现在我却说漏了嘴，母亲的担心看来是消除不掉了。她在电话里连连说：“好烦！真的好烦！”我知道她一想到我是这样的生活就会心疼。

我说：“莫烦哎，我都不烦！”母亲还是说：“好烦！”我叹了一口气，感觉无论如何说自己挺好的也无济于事，“这就是生活啊。都会适应的。”

我是不会轻易说出辛苦二字的。因为目前的生活就是我自己选择的。我选择来到苏州买房定居，选择去上海上班，选择了这种来回跑的折腾，一切我从一开始就很明白：我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我就决定承担相应的代价，所以我不会觉得辛苦。

但是在我父母眼中，我就是他们的小儿子，一个人在外面打拼，这么晚了还回不了家，每天都要在路上四个小时……他们一想到此，就会担心不过。这也是我的烦躁之处：我可以承受我的生活，却不想因此被父母担心。

火车开动了，窗外夜色正浓。沿路的楼群亮着灯，那些下班回家的人现在应该都吃完饭了吧。挂了电话后，我想母亲恐怕又一次要睡不着觉了，她总是这样的心重。

而我必须足够的坚韧才行，因为父母亲已经风烛残年了，只能靠我。我好好的，他们才会好好的。

如果未来我受不了这样的两城跑，也可能在上海租房住，或者住民宿，总之会有各种解决办法。现在路途虽然遥远，回到的却是我自己的家。这一点很重要。为此，我可以接受现在所有的一切。

跟我一样两城跑的人

作者：邓安庆

邓安庆，1984 年生，湖北武穴人。曾游荡于多个城市之间，从事过广告策划、内刊编辑、企业培训、木材加工、图书编辑、互联网等不同职业，现居北京。已出版书有《纸上王国》《柔软的距离》，在《人民文学（海外版）》《读库》《山花》《上海文学》《花城》《书城》等期刊杂志上发表小说、散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