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斯光年影业| 一个人，一个城。杨鑫玉推荐电影《梅艳芳》，那是一部充满诚意的传记片

对于监制江志强而言，《梅艳芳》是一部“任性”的电影。它承担了巨大的投资风险和人情债，力图为“香港女儿”梅艳芳做一部充满诚意的传记片。

全片没有花哨的技巧，除片头使用了倒叙之外，结构基本平铺直叙。但是，影片的层次却是非常丰富的。梅艳芳并不是电影中唯一的主人公，影片中的另一位主角是香港。为此，影片用特效复原了香港荔园一条街。但是，供梅艳芳和香港联手出演的舞台，也不仅仅是特效复原的 Lee、红磡或者体育场。这两位主人公的舞台在空间中，也在时间中。空间，是东方与西方相碰撞的激烈运动;时间，则是传统与现代的更替，用古老传统的透镜审视纷繁变化的现代。这样的时空运动虽然没有造出喜马拉雅这样的山峰，却造就了万花筒般多变的香港，造就了梅艳芳、张国荣等一代再难复制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巨星。今天就来谈谈关于电影《梅艳芳》的叙事分析。

一、从传统到现代，他们是时代表盘上的指针。

从前托尔斯泰用人类历史表盘审视世界历史的时针：我们似乎也可以将历史作为钟表，以人物作为指针，来审视《梅艳芳》这部电影。针，我们似乎也可以将历史作为钟表，以人物作为指针，来审视《梅艳芳》这部电影。梅艳芳和香港，是时代钟表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两根指针。他们背后的表盘所隐藏的那些齿轮，则是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五千年中华文明所积淀的文化基因、情感模式和审美传统，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猛烈冲击下，与西方和现代发生了艰难、痛苦却富于生命力的融合。这在拥有“大姐大”“百变巨星”“东方麦当娜”“香港女儿”诸多称号的梅艳芳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她实现了在时空中困锁求同的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如果没有实现这样的身份认同，香港人的生存体验，似可以用张爱玲笔下的《第一炉香》中一段极为精彩的描绘来形容:

“她在人堆里挤着，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头上是紫粲的密密层层的人，密密层层的灯，密密层层的耀眼的货品--蓝瓷双耳小花瓶;一卷一卷的葱绿堆金丝绒;玻璃纸袋，装着'吧岛虾片’;琥珀色的热带产的榴莲糕;拖着大红穗子的佛珠，鹅黄的香袋;乌银小十字架;宝塔顶的大凉帽;然而在这灯与货之外，有那凄清的天与海--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的未来，也是如此--”

张爱玲以她极其纤细敏锐的感触，描摹了没有实现身份认同的、在港华人的心理体验:悬浮在时间与空间之中，无枝可依;通过刹那繁华得到恋物满足，但更多的是连看也不敢看、想也不敢去想的无边的荒凉与无边的恐怖。梅艳芳极富标志性的出现，在这悬浮无根的繁华之中，为香港人扎下了基础，实现了传统到现代劫难更迭。

二、英雄叙事：天赋与身份认证

剧本好在哪里?从电影的最终呈现来看，如果不了解梅艳芳和香港这两位真正的主人公，或许会觉得电影是一部中规中矩、平铺直叙的传记片。巨星陨落，其生死、情爱、离别的真实性，足以令观众动容，甚至潸然泪下。但如果试图探寻梅艳芳和香港这两根指针背后、那些静默转动却不为人知的齿轮，会得出有些意外的结论:剧本和电影完成片，在看似平淡的剧情结构中，在没有战争、没有硝烟、没有热兵器、也没有冷兵器、只有音乐和电影的前提下，竟一丝不苟地按照英雄叙事的模式，重现了梅艳芳从4岁到40岁的短暂人生。

《梅艳芳》的故事始于2003年，在梅艳芳最后的演唱会上，古天乐饰演的刘培基为她披上婚纱，登上舞台——最终，她嫁给了舞台。舞台--最终，她嫁给了舞台。这是终局，与赫拉克勒斯在奥林匹斯山封神遥相呼应。简短的倒叙开场之后，影片顺着时间线索，按照英雄叙事的推进模式，讲述了梅艳芳成为“香港女儿”的一生。

三、接受使命：雌雄同体的识别符号

梅艳芳的百变造型，很容易被理解为挑战男权观念、主张身体自主、情感独立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看看这样的歌词:“他将身体紧紧贴我/还从眉心开始轻轻亲我”《坏女孩》，“驯服不到的黑夜豹妹/唇上载满着狂野暧昧”(《黑夜的豹》)……女性主义者可能会提出质疑:这不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而是在男性视野下，狂野地释放情欲性感魅力、引发男性征服欲望的诱惑。这是交给梅艳芳的使命:去吧，披上战袍和铠甲，震撼这个时代。所以，刘培基为梅艳芳设计的演出服装，总是被称为“战衣”，尤其是那件惊世骇俗、镶满了金片的泳装款。对此，梅艳芳的反馈是:你能做，我就敢穿。但这并不一定是她喜爱的，就像赫拉克勒斯也不一定喜欢跟九头怪鸟或者狮子打架，但这是她或者他，作为战士、作为万众瞩目的英雄所不能拒绝的英雄使命。时代需要惊世骇俗的形象，以显示古老的东方如何迎接并成功应对现代的挑战。东方的女性形象，也不再局限于温婉的苦情叙事、风尘侠女或者女扮男装的花木兰。一种暧昧、模糊、性感渴望被征服却又琢磨不定的中性形象出现了。在梅艳芳部分影视作品中，她甚至以男装出场，演绎雌雄同体的暧昧性别身份。

然而，梅艳芳以百变造型称霸乐坛、音乐生涯最成功的阶段，影片却轻轻略过，只留下了一个比较关键的情节:梅艳芳不肯放弃《坏女孩》这首被认为伤风败俗、过于情色的歌曲。理由是什么呢?因为这首歌让她爆红，她不能不念旧情。这段情节，呈现了梅艳芳不变的底色：她是守礼有爱的人，居然对一首歌也讲义气。所烙印的传统文化基因。梅艳芳大约是最独一无二的--她一身兼具雌雄同体的识别符号:其一，是性别身份，体现在外在的形象和角色塑造上;其二，是内在的文化基因，体现在她对以男性为主导的儒家文化的承袭，和对传统女性婚姻爱情生活的渴望。从小浸淫在粤剧氛围之中的的梅艳芳，不管她的“战友”有多少前卫的视觉识别符号，她依然是个传统女性。她有儒家的但当、仁义和入世精神。

这正是经典的英雄叙事。主人公完成了注定会牺牲的、英雄的宿命。那些叛逆的快歌、前卫的形象，只是她的铠甲，是她所取得的战功。

 四、镜像自我、战友与身份认同 

对 那么，梅艳芳自己所认同的形象，到底是哪一个 呢?影片按照英雄叙事的模式，为她设计了一个镜像，她的自我的另一面:姐姐梅爱芳。苏美尔人的史诗《吉尔伽美什》是人类现存最早的英雄史诗。在这部史诗中，英雄吉尔伽美什有一个对手--野人恩奇都。恩奇都是吉尔伽美什隐秘人性的外化，是他本真的自我。在《梅艳芳》这部影片中，姐姐梅爱芳就是梅艳芳的另一个自我，是她的人生镜像。她们从小一同登台，彼此亲爱，互相依存。唯一不同的是，梅爱芳没有梅艳芳的天赋，未被时代选中，成为一个平凡的女人。她的人生跟梅艳芳渐行渐远，死于跟梅艳芳一样的病症。她临终前的台词充满了宿命论:女人的子宫，不生孩子，就生肿瘤。梅艳芳最广为人知的歌曲，应当是《女人花》。这是梅艳芳版的“葬花吟”。既是对作为镜像的姐姐的温柔抚慰，也是一首唱给她们自己的挽歌和安魂曲。

梅艳芳和姐姐互相渴望过对方的人生。姐姐被人生的劳碌所累，梅艳芳被盛名之下的孤独所伤。影片中的细节十分感伤:如果身边没有人声嘈杂，梅艳芳就会从梦中惊醒。作为被选中的主人公，英雄若能与镜像重合，就可以天下无敌。但英雄叙事从来都不是这么设定的:无论恩奇都还是梅爱芳，他们作为镜像存在的意义，是让另一半了解何谓毁灭，何谓死亡，进而面对生命的真相。

影片中还有一位极其重要、作为伙伴和战友存在的人物  --张国荣。影片非常幸运地找到并培训出了王丹妮这样一位新人，她所饰演的梅艳芳有几场戏几可乱真;但影片没能寻找到另一位“张国荣”。因此，这一部分的叙事稍弱。但张国荣的形象依然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梅艳芳沉沦之后再度崛起的过程中，他的死，也给了她关于生的沉思，激发了她进行终极选择的勇气。

四、沉沦与崛起，英雄的毁灭与永生

英雄沉沦，是英雄叙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影片的编剧和导演并不避讳这一点。影片没有一味地拍摄梅兰芳扶持后辈、专注慈善、凝聚人心的伟业，而是设置了一条悲伤的感情线:与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爱情。失败的爱情、战友的骤逝、镜像的破碎，微及梅艳芳面对生命真相的勇气。在香港处于困境的非典时期，她坚持要做一场演唱会激励民心。面对无数的问题和困难，她只说了一句话:The show must go on。这是皇后乐队一首知名的歌曲，恰如其分地成为梅艳芳沉沦之后复出的誓词。

英雄的宿命多半是悲剧性的，他们的结局也往往是毁灭，逝去的梅艳芳也不例外;但他们注定会拥有死后永远的名声。这就是《梅艳芳》这部电影的意义。它是那注定不会被毁灭的一切，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灵魂的回声，是她说“再见”之后、终于到来的重逢。若没有这部电影,当梅艳芳的灵魂像“如花”一般重来，岂非又落寞而归?这部影片，是生者献给逝者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