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13.2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3）

  关于这个问题，教员指出：国体“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1]；而政体，“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2]国体问题表明这个国家究竟掌握在哪一个阶级的手中，这个阶级又联合哪些阶级去统治、镇压哪些阶级。历史上没有超乎阶级之上的国家，所有的国家都是某一特定阶级专政的国家，或者是奴隶主专政的国家，或者是封建主专政的国家，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现代则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根据不同的国体来区别各种国家，才能把握各种国家的真正的性质。至于政体，只是一个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如果仅仅依据政体的不同来区别各种国家，就会使人忽视各种不同国家的阶级实质。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家的诡辩，正是利用议会制这种虚伪的民主形式，把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渲染成似乎是代表全体国民的“自由”“民主”国家。所以，把国家和政体加以区别，着重根据国家的阶级内容区别各种国家性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用以揭露和粉碎资产阶级在国家问题上的诡辩的一个重要方法。列宁说：“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非常复杂，但本质是一个，不管怎样，所有这些国家总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3]

  国家问题直接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历来的剥削阶级及其思想家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加以解释，把国家问题弄得混乱不堪。在国家的起源和实质问题上，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有所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4]，和“君权神授”等说法，假借所谓“天命”或“上帝”的旨意，掩盖他们的阶级统治的实质。在中国古代也有与此相对立的、在当时有进步意义的思想，认为最初的君主是杰出的人物，为人民办了好事，由人民拥戴而产生的。例如战国末期的韩非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5]但韩非的这种说法也未能正确地解释国家的起源。法国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把国家说成是由于人们相互约定而形成的。这种思想是反对“君权神授”的国家学说的，它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从封建主手里夺取政权的要求，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对于国家起源的解释则是错误的。资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特别是到了帝国主义时期，它的国家学说就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十分反动的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中的自然学派，崇奉斯宾塞的反动的“社会有机论”，硬把生物的有机结构用来比拟人类的社会组织，企图以此来给资产阶级国家和整个资产阶级统治涂上一层“合理”的油彩。社会学中的心理学派认为，社会上的各种集团是由于这些或那些“心理刺激”的作用而建立起来的，而国家就是社会上各种不同的集团和阶层的利益和要求的调和者。至于社会学中的神学派，至今仍然胡说什么国家政权是从神那里产生的。所有这些观点，都脱离社会本身的物质条件，脱离私有制和阶级对抗的事实，来曲解国家的起源和实质，把国家说成是“永恒的”和“超阶级的”，掩盖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的本质。

注：

[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69页。

[2]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70页。

[3] 列宁：《国家与革命》，载《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00页。

[4]《书经·泰誓上》。

[5]《韩非子·五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