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莲花一样的芬兰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芬兰的工人阶级。11月13日，芬兰爆发了总罢工。工人的革命行动迫使议会通过了先前被俄罗斯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拒绝的法律，接着又公布了芬兰的《独立宣言》。 由于芬兰的原宗主国旧沙俄帝国已不存在，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俄国于1918年1月4日通过了《革命政府关于芬兰独立的宣言》，芬兰实现了独立。 在随后的几天里，由芬兰工农们组成的志愿民兵“芬兰赤卫队”控制了芬兰南部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广大地区。11月28日成立了革命政府——人民全权委员会，宣告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的诞生。 新政权成立后，资产阶级政府部分成员逃到西北部的瓦沙，成立了以卡尔·古斯塔夫·埃米尔·曼纳海姆（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为总司令的白卫军，向革命政权进行反扑，芬兰内战爆发。 由于白卫军一方有强大德军的支持，而赤卫队的支持者：芬兰人民群众和苏俄红军的武装当时相对虚弱，因此胜利的天平很快便向德军和白卫军倾斜。到5月7日，最后一支赤卫队撤入苏俄境内，芬兰革命失败。 尽管《独立宣言》宣布芬兰将成为一个民主、独立的共和国，但德帝国主义还是把芬兰变成了一个傀儡君主立宪国。 德国黑森王子腓特烈·卡尔被钦点为芬兰国王，称瓦尔诺一世。 佩尔·埃温德·斯温胡武德（Pehr Evind Svinhufvud）和曼纳海姆将军被德国当局指定为摄政。 6个月后，德国在一战中战败，统治芬兰的德国国王被迫退位，芬兰成为了多党制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1919年6月27日，芬兰人卡罗·尤霍·斯塔尔伯格（Kaarlo Juho St hlberg）被选为第一任芬兰总统。 新共和国刚成立便面对与瑞典和苏俄的领土纠纷。瑞典声称阿兰群岛的主权归瑞典，因为岛上居民使用瑞典语。芬兰对此提出抗议，并在1921年将这一问题提交国际联盟。 国联将阿兰群岛的主权判属芬兰，但同时要求芬兰必须给予阿兰群岛自治省地位，准许岛上居民说瑞典语和保留本土文化，不准任何国家在岛上驻扎军队。 芬俄边界当时非常不稳定，边境冲突时有发生，双方甚至经常发生互派志愿军入侵对方领土事件。 争议的核心是卡累利阿，卡累利阿人普遍信仰东正教，使用芬兰语和俄语，并且积极支持和参与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和苏俄红军。 在历史上争议的核心是卡累利阿，卡累利阿人普遍信仰东正教，使用芬兰语和俄语，并且积极支持和参与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和苏俄红军。 在历史上卡累利阿也和与沙俄建立的芬兰大公国关联不大，但俄国沙皇却把维堡送给了当时的俄属芬兰管辖，而亚历山大的任性举动在芬兰独立后成为了棘手的麻烦。 1920年10月14日，经过4个月的艰苦谈判，两国最终签订俄芬《塔尔图条约》。芬兰取得维堡、贝柴摩不冻港和部分卡累利阿，苏俄获得东卡雷利阿。 虽然苏芬之间实现了和平，但白卫军仍然没有放弃自己膨胀的领土野心——很快，觊觎苏俄领土的“剑不入鞘”宣言被曼纳海姆公开发布，受到芬兰支持的恐怖分子频繁潜入苏联活动。此后芬兰甚至一手策划并导演了分裂苏联国土的卡累利阿暴乱。 芬兰军方积极与英、法、德合作，芬军总参谋部正式制定了与这些国家联合入侵苏联，以便芬兰吞并卡累利阿和科拉半岛的“1号计划”。1941年芬兰跟随德军入侵苏联时，正是按照这份计划行动的。 “白色”芬兰对“红色”苏俄毫无遮掩，不知廉耻的野心和仇视是日后为他们自己找来“冬季战争”的最主要缘由。 在芬兰国内，内战的结束意味着“白色恐怖”的开始。1923年，芬兰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数以在芬兰国内，内战的结束意味着“白色恐怖”的开始。数以万千计的芬兰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其支持、同情者在集中营里忍受着疾病、饥饿、虐待和屠杀的折磨。 这一切最终激起了芬兰共青团员的反抗。1929年11月末，在东博特尼亚地区的拉普阿市，芬兰共青团决定召开一次紧急会议。但这一举动激怒了当地民族主义分子，他们以武力破坏了这次会议。同年12月1日，针锋相对的反共会议召开，吸引了1000人参加。 这便是“拉普阿运动”的开端。 “拉普阿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是维特里·科索拉（Vihtori Kosola）和库尔特·马尔蒂·瓦勒纽斯（Kurt Martti Wallenius）将军。这场运动得到了许多政客和军官的支持，就连曼纳海姆将军也同情“拉普阿运动”。 不过，曼纳海姆将军拒绝了这群右翼激进分子要求他公开担任芬兰军事独裁者的请求。 反共会议和游行很快便席卷芬兰全国。1930年6月16日，有3000多人抵达奥卢市，试图摧毁共产党党报《Pohjan Voima》的印刷所和办公室。不过，早在两天前，《Pohjan Voima》的最新一期就出版了。同一天，瓦萨市的共产党印刷所也被捣毁。 为了炫耀自己的实力，“拉普阿运动”效仿墨索里尼的“罗马进军”组织了12000多人开进首都恫吓政府，史称“农民行军”。 行进队伍于7月7日抵达赫尔辛基，时任芬兰政府迫于恐惧与压力，不得不通过《共和国安全法案》，宣布共产党报刊非法。 从这以后，“拉普阿运动”变得更为极端，开始向法西斯主义运动转变。 他们的活动包括骚扰、殴打、甚至绑架、私刑共产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工会主义者，然后把这些无辜的受害者塞进一辆轿车送到苏联边境。 此外，他们还从事暗杀活动，受害者从左翼人士到非社会主义的温和派人士都有。 “拉普阿运动”的行为被认为是芬兰迄今为止最后一次大规模政治犯罪。 由左翼人士和劳工组织发起的会议也经常被拉普阿分子以武力打断。据统计，被拉普阿激进分子打断的此类会议超过400场。 1930年10月14日，著名的前总统卡罗·尤霍·斯塔尔伯格及其妻子被拉普阿法西斯分子绑架、殴打，并被驱逐到约恩苏。这是日后军事政变的前奏，但同时也让“拉普阿运动”失去了广泛的民众支持。温和派离开了“拉普阿运动”，激进派随即成为主流。 然而，“拉普阿运动”仍然有能力胁迫选举委员会指定“自己人”竞选芬兰总统，就连非“拉普阿运动”推举的候选人也都是同情“拉普阿运动”的。 这样“拉普阿运动”便毫无悬念地赢得了1931年的芬兰总统大选，佩尔·埃温德·斯温胡武德当选。 同年曼纳海姆将军被斯温胡武德指定为芬兰国防委员会委员长及战时军队最高司令。 1932年2月，在曼查拉，一次社会民主党会议被拉普阿武装激进分子打断。这一事件很快升级为“曼查拉叛乱”，叛军领袖为前芬兰陆军参谋长瓦勒纽斯将军。不过，陆军和白卫军依然效忠政府，只有极少数人听从瓦勒纽斯将军的命令。 历史学家认为，这次叛乱失败的原因是准备过于仓促，计划不够周全。斯温胡武德总统在广播里向叛军发表了演说后，“曼查拉叛乱”便被镇压下去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32年11月21日，政府根据拉普阿分子当年要求通过的《共和国安全法案》逮捕了包括瓦勒纽斯将军在内的部分“拉普阿运动”领袖，并宣布“拉普阿运动”非法。不过，和先前被迫害致死的20000名共产党员相比，拉普阿分子受到的惩罚极其轻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尽管“拉普阿运动”支持的总统最终戏剧般的自己取缔了“拉普阿运动”，但由于“拉普阿运动”和芬兰精英阶层、陆军、白卫军等上层人物千丝万缕的关系。 国际社会，尤其是芬兰的邻国（瑞典、苏联），一直以来都怀疑芬兰是一个法西斯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家。 即使在西方，许多人也一再怀疑政府当局是否应该和芬兰——一个“准”法西斯主义国家合作。 “拉普阿运动”被取缔后，芬兰法西斯主义分子又在1932年6月5日组织了“爱国人民运动”（Is nmaallinen kansanliike，IKL）。 IKL的制服是黑衬衫、蓝领带，举手投足都效仿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分子。 它的意识形态也以法西斯主义、民族激进主义和反共主义为基础。IKL的许多领导人都是牧师，他们的目标是让芬兰议会“基督教化”。 IKL的青年组织叫“Sinimustat”，其意识形态同样根植于欧洲大陆的法西斯主义青年运动。它的领导人是伊莱亚斯·希莫尤基（Elias Simojoki），一个同情法西斯主义的、狂热的基督教牧师。 在1933年议会选举中，IKL和民族联合党结盟，获得200个席位中的14个席位。民族联合党发生分裂后，新当选的党主席巴锡基维（Paasikivi）清洗了党内绝大多数同情IKL的党员。到1939年，IKL也只剩下8个席位。芬兰内政部长尤霍·吉科宁（Urho Kekkonen）一度决定取缔IKL，但赫尔辛基地方法院没有批准这一禁令。 1939年11月30日，苏芬战争，即“冬季战争”爆发。 第二天，在芬兰东部被苏联占领的地区成立了由芬兰社会民主党主席奥托·库西宁（Otto Kuusinen）领导的“芬兰民主共和国”，其政府所在地为泰里约基。 1940年3月12日，芬兰民主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卡累利阿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合并。合并后的地区改称“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与此同时，“冬季战争”爆发后，IKL重新崛起，甚至一度加入内阁。芬兰政坛全体右转，开始倾向于IKL。 这期间没有议会选举，法西斯主义者、军国主义者、复仇主义者、扩张主义者和反民主主义充斥着芬兰政坛。一直到1944年“续战”结束后第四天，也就是苏芬签订和平协议的那天（1944年9月19日），IKL才被正式取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