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 命运的十二大决战 

[日]渡边义浩/著 向往蓝天/译

（本文系原创作品，转载请注明来源）

第一战 虎牢关之战 

（一九一年 董卓对反董卓联合）

需提及的是，原书为照顾日语读者贫乏的知识，在每一战设置了当时的战况地图。但是一来手机拍照显得很不专业，二来诸位应当是高水平的读者，若连基本的地图流变都不知道的话，实在是连嘲笑赵括的资格都没有了。因此为表对读者的自信，（顺便）为自己减轻负担，故本译文不设原书地图。

当然，某些读者可能会宣称自己并非是知识水平问题，而是因为“昨天没睡好”、“饿晕了”等等，总之并非是“不知道”而是“忘了”。考虑到确实会有这样的读者，因此译者贴心地提供两种解决办法：

（1）光荣《三国志》系列，steam平台有售；

（2）人民文学出版社《三国演义》，扉页后附赠地图

译者敬上

概要

184年发动的黄巾之乱被平定后，董卓废立皇帝，独揽朝中大权。这种行为招致了激进派诸侯的反感。随后，以袁绍为盟主的反董卓联盟成立，对董卓宣战。

一 黄巾之乱与董卓专权

三国的故事，从公元一八四年（汉光和七年）的黄巾之乱开始。

这一点与日本战国时期始于应仁之乱如出一辙，都是在旧统治者还代表国内统一政权的时候便开始新时期的。所以能出现这种群雄逐鹿的乱世，概因中央的权威足够弱，以致无法约束地方的行为，而这些地方又并不足够强，能够在众人中占明显的优势，取代中央成为国内政权的代表。也就是说，真正代表这片地区的“王朝”在此时阙位。三国时期同秦末楚汉纷争又不太一样：“刘项之争”是如此的短，以至于它能能被忽视成秦末的一部分，就像王莽的新朝一样，只是政权交接之时的短暂插曲罢了。但三国时期却作为主位，将汉末历史也囊括了进去：三国时期的三大战役发生之时，汉帝国在事实上仍然存在，但在人们的观念中已经被取代了。正是因为时间的跨度，让在中国本不占史学正统的乱世得以拥有了自己的“时期”。

发动黄巾之乱的，是名为“太平道”的宗教组织，其首领是冀州巨鹿的张角。张角与其弟张梁、张宝一起，以医者的身份在民间治病，并借此传教。具体的治病手法有些荒诞：病人叩头跪拜，并诉说自己的错误（与基督教所谓“忏悔”类似），之后饮下“符水”——倘若痊愈，病人自然奉太平道为圭臬；倘若不痊愈，则称之为“不信道”所致。这种宗教性质的疗法究竟效果几何，学界一直持疑。但从事实上来看，张角凭借这样一套教义，确实将太平道迅速传播开来。

张角传教如此顺利，也是多亏了东汉政府的助力。东汉末年的流民问题十分严重：大批农民或由于被官吏剥削，或由于被豪商挤兑，总之失去了用于自给自足的土地，游荡在各个城邑间，这无疑是社会的一股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张角太平道信徒的基本盘，就是那些因为生活所迫愿意铤而走险的流民。虽然张角治病的这一套话术看起来漏洞百出，但一来这些穷苦百姓并没有可以挑选的余地，维持生计尚且困难，求医用药的费用显然难以承受；二来即使是在义务教育已经普及的当代，仍然时有被骗的案例见报，也就不必对当时底层民众的知识水平多加期望了。

 东汉社会的混乱，加上频发的“天灾”，使得张角认为汉王朝的统治已经走到了尽头。于是在光和七年（公元一八四年），张角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为建立所谓的“新世界”发动了起义。

这种农民起义，战斗力虽不如经过正规训练的军队，但其意志之坚定远强于后者。中国的农民，总的来说，是比较规矩的。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也罕见农民参与斗争明确支持某一方。而能够被煽动造反，必然是走投无路，连自耕自养的基本要求都得不到满足。其为了自身生存而战，又有宗教信仰的加成，往往能够在短时间内爆发出极强的声势。客观上来说，农民起义一则缺少军事化正规训练，二则缺少相对应的军事人才，因此从作战层面上来看威胁性远不如军阀动乱。但正是因为这些农民不计后果，抱着玉石俱焚的心态作战，才屡屡动摇统治者根基，让那些怀有异心的军阀乘机而起，宣判了王朝末路。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军阀割据，通常都是中央无法妥善解决农民起义的必然结果。

“苍天”源于儒教方面的说法，也就是后汉这一儒教国家的“天”——昊天上帝。“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是说，儒教国家信仰的昊天上帝，将会被太平道的“天”中黄太乙所取代。甲子代表干支纪年法的伊始，被张角认为是发动革命的好时机。因此在这一年的三月甲子日，即公元一八四年三月十七日，张角带领以“渠帅”作为首领的三十六方信徒，同时起义。

朝廷方面，灵帝派出了北中郎将卢植，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前往镇压。其中皇甫嵩表现最为活跃：先是在广宗之战中击杀张梁，并“剖张角棺，戮尸，传首京师”（此时张角已病死），之后又在曲阳击杀了黄巾军的二头领张宝。河北黄巾军这一支在起义中直属张角的军队，至此被完全消灭。

黄巾军的首脑虽然被打压下去，但各地的起义组织却并未溃散，反而继续以地方民间武装的形式存在了很久，例如曹操发迹史中留下身影的青州兵与黑山军等组织，都有黄巾的背景。中央由于无力管辖，只得采纳了改刺史为牧的建议，这是东汉真正名存实亡的分界：原有的刺史即使权力再大，总归名是中央派出的官僚，名义上只行使监察权，而东汉末年的州牧则是实打实拥有兵权的职位。国家的解体总伴随着政治制度的崩溃：汉代对于郡县制是有很深的执念的，也正是因为固守这一制度才避免了各地的分裂。但黄巾起义后，东汉政府改年号为中平，全国治理工作出现了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不得不将原本概念上的“州”转变为实际上的政治区划，当三级制设立的那一刻起，也就敲响了汉王朝的丧钟。

虽然黄巾之乱大体被平定，但汉王朝却每况愈下。究其原因，从东汉中期就开始的宦官外戚之争仍然在持续。外戚首脑何进受袁绍的挑拨，意图将宦官集团一网打尽，甚至邀请西凉军阀董卓进入洛阳助力。然而计划泄露（在演义中成为了戏剧化的一幕），宦官先下手为强，进入宫中杀死何进。但是，何进的死却并没有让这场争斗落幕。袁绍带领士兵攻入皇宫，无差别屠杀宦官，宫中一时间血流成河。之后，先前受何进之邀进入京城的董卓，又凭借军事实力迅速把持了朝政。这场权力之争，最后以两败俱伤的荒唐结局落幕。

何进这个外戚不仅与宦官并非世仇，而且还受了其不少好处。何进靠其妹妹何太后上位，而何太后出身贫贱，能爬到太后之位受了不少当朝宦官的帮助。何进为何要恩将仇报，原因至今成谜，比较可信的说法是受了当时知识分子那一套价值观洗脑。考虑到后来出身相似的董卓同样做出种种亲近士族的行为（甚至不惜到了“屈尊”的地步），可见当时此类暴发户式的权贵面对名门领袖时难免会感到自卑，听从袁绍的威逼利诱亦不难理解了。

这场闹剧的元凶及最大作恶者，事实上是袁绍而非何进，然而由于前言所述，世家大族掌握了当时评判善恶的话语权，后世便在清算时将责任全部丢给了宦官和外戚。纵观后汉的历史，此二方势力确实当得起一句“祸国殃民”不假，但袁绍这批人更是又当又立的伪君子。无论是屠杀宦官还是声讨董卓，都打着“清君侧”的口号，假公济私谋取更大的政治利益。至于所谓的正邪之争，不过是分配不均的各路势力互相之间的狗咬狗罢了。

毛宗岗本《演义》将董卓描绘为一个暴君的形象，他的许多所作所为也确实符合了这一评价。但是，这些时代变革期出现的“破坏者”，在粉碎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的同时，也建立了新的价值观。董卓提拔三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名士”（即以名声作为存亡基础的知识分子，在西晋时期演变成了贵族），对名士集团的代表蔡邕给予了重用。蔡邕本人精通有职故实（日文词汇，即前朝的礼仪、典故、官职、法令等相关传统，译者注），他与作为“儒将”制定平定黄巾之策的卢植，以及将儒教经典体系化的郑玄一起，并称为汉末三大知识分子。就像邀请郑玄担任军师的袁绍一样，董卓也具有提拔名士，试图重建乱世秩序的创造性的一面。

基于演义的宣传，大众眼中的董卓都是暴虐的油腻中年男形象。然而未进京前的董卓完全是另外一番模样。年轻时的董卓行侠仗义，武勇过人。加之从军后屡立战功，可见也有相当的军事才能。西北历来有尚武的传统，像董卓这样讲义气又有实力的必然相当受人敬重。可惜西北在给了他大展才干的舞台的同时，也限制住了他的思维。京师是讲究权术的地方，董卓这个粗人面对知识分子的明枪暗箭最终选择了掀桌。加之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很少有人能抵御住诱惑。董卓在以武力称霸京师之后逐渐倒行逆施，给了本就不满利益分配的士族集团绝好的借口，最终落得了悲剧的结局。

把持朝政的董卓独裁专制，甚至掌管了废立皇帝的大权，这遭到了同样受何进征召的荆州刺史丁原的反对，丁原敢和董卓公开叫板，底气就是他收了三国时期最勇猛的武将吕布作为养子。据《演义》记载，勃然大怒的董卓虽然与丁原开战，但在战场由于吕布的压倒性活跃最终败下阵来。大吃一惊的董卓遂派人暗中许诺吕布名马"赤兔马"和大量金银宝玉以拉拢。吕布果然意动，他杀害了丁原，献上了他的人头作为见面礼，归顺董卓。

有吕布的武勇作为凭恃，董卓再次公开讨论起皇帝的废立问题，然而这次又受到了袁绍反对。清洗宦官的主谋袁绍，其家族汝南袁氏号称“四世三公”，在士族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袁绍和董卓在朝廷上的矛盾不断升级，甚至从口角之争到了拔刀相向的地步，但最终袁绍还是忌惮于董卓的兵力，远走冀州。排除了所有反对势力的董卓废少帝为弘农王，另立当时仅九岁的陈留王刘协为帝。后来又杀害了弘农王，登上了比三公更高的相国之位。权倾朝野的董卓奸淫宫女，霸占天子寝宫，甚至指派士兵屠杀举行社祭的无辜村民取乐，对外宣称这是在“征讨贼众”。凡此种种，恶贯满盈。

 

 二 人中吕布

三国时代的“最强”是谁？根据个人武力还是军队的指挥力，答案会有所不同。后者是为《孙子兵法》作注的三国第一兵法家曹操。但仅论单兵战力而言，无论是在演义还是在史实中，都公认最强之名归于吕布。在演义当中，吕布的强大可以通过虎牢关之战中以一己之力抗衡刘关张三人的情节所体现，这些故事将在第三节详细描述。这里我们先从史实的角度来考证：

《三国志·吕布传》记载：“布便弓马，膂力过人，号为飞将。”“飞将”原本是匈奴人对西汉名将李广的称呼。李广为人清廉，带兵时士兵不全喝到水，他不近水边；士兵不全吃遍，他不尝饭食（此处应该是作者转录史记的记叙，但对应这些事例用 “爱兵如子”等评价更为合适，译者注）。司马迁在文末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赞美李广，这也是日本成蹊大学的名字由来。《西京杂记·卷五》对于李广有传说故事样的记载：“（李广）复猎于冥山之阳，又见卧虎，射之。没矢饮羽。进而视之，乃石也，其形类虎……余尝以问杨子云，子云曰：至诚则金石为开。”以神异的方式体现了李广的武勇。顺带一提，在对匈奴作战中被捕，并使得为其鸣不平的司马迁遭受了宫刑的汉代将领李陵，正是李广之孙。

吕布出生于并州，并州·凉州一带是当年李广与匈奴作战的地方，因此“飞将”这个名号就被传承下来用以称呼吕布了。同时，在《三国志·吕布传》注引《曹瞒传》中也有这样脍炙人口的一句话：“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注解在吕布帮助袁绍大破张燕黑山军，用以体现吕布天下无双的武勇。

我们再从吕布投奔董卓并尊其为义父之后说起。董卓脾气急躁，曾因为小事就向吕布掷出手戟，幸亏吕布反应及时闪身躲开。事后平复了情绪的董卓向吕布道歉，但从此便被吕布记恨在心。另一方面，吕布由于常处董卓身侧，不可避免与董卓侍女私通，长此以往便害怕事情败露，这个史实成为了演义中貂蝉“美人连环计”的原型。司徒王允是吕布的同乡，他欣赏吕布的武艺，二人私下有过交情。王允观察到了吕布的不满后提议暗杀董卓。汉初平三年（公元一九一年），吕布杀死董卓，王允遂封吕布为奋武将军、温侯，让吕布与其一同主理朝政。但这种情况只持续了不到两个月，由于王允其人的固执与刚愎，并不愿宽恕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无路可退的二人遂带领旧部攻入长安，王允最终自杀身亡。

王允的行为很符合笔者对于当时关西人的想象，关西人的性格相比关东而言有些非黑即白，做事偏向极端，缺乏变通。更离谱的是由于李傕郭汜也是关西人，起初二人居然真的放弃了抵抗的想法。到这里为止，如果这一事件只局限于关西人的窝里斗，那么重新确立了王允·吕布为执政核心的东汉政府还能继续苟延残喘下去，但是路过的贾诩表示“都什么年代了还在当传统关西人”，一番分析兼拱火把局势彻底搅乱，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迷惑行为也让后世学者多少有些无语。一说贾诩可能早就对东汉政府有私仇，又有人认为他只是纯粹的三国第一乐子人，结合贾诩最终的结局，确实也是赢麻了。

被赶出了长安的吕布投奔袁术。由于董卓杀过汝南袁氏的袁隗（即袁术叔父），因此吕布除掉董卓算是帮袁术报了宗族血仇。但是，袁术认为吕布品行低下、没有操守，因此并没有接纳吕布。于是吕布转投袁家的另一位军阀袁绍，在此期间帮助其打败了黑山军张燕。由于吕布傲慢的性格招来了袁绍的不满，自知无法久留的吕布遂再次出走，投奔张杨（此处是作者转录三国志时的谬误，应当是将原文中的“张杨”与“张邈”看为了同一人，译者注）。这时正好赶上曹操远征陶谦并进行了徐州屠城，曹操手下的陈宫对此感到不安而造反，遂邀请吕布入主，并推举他当兖州牧。接受了提议的吕布与归来的曹操在濮阳交战，但最终被其打败，不得已又去投奔时任徐州牧的刘备。刘备虽然接纳了吕布，但吕布并非是久居人下之辈：他借着袁术来犯徐州，城内空虚的时机，率兵打败了守城的张飞，反客为主夺得了下邳城，刘备的家眷也被俘虏。不得已，刘备以臣服的姿态向吕布求和，屈身小沛寻求卷土重来的时机。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吕布与袁术结盟共同对曹操宣战，再次击败了当时已经转投曹操的刘备。曹操于是亲自领军征讨吕布，他采纳部下的建议，命令军士决断沂水与泗水，水淹下邳城。水攻是在城市周围筑起堤防，从附近的河流引水淹没城市的战法。筑堤是大规模的土木工程，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和时间。但在没有火药的三国时代，水攻仍然是攻城的重要手段。

陷入困境的吕布向袁术求救，但袁术没有出现。遭受水攻后兵粮不足、内部分裂的吕布军最终溃败，吕布本人也向曹操投降。投降后吕布对曹操说：“明公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忧。明公将步，令布将骑，则天下不足定也。”曹操十分重视人才，听到吕布的话果然有所迟疑。这时身旁的刘备主动进言说：“明公不见布之事丁建阳及董太师乎！”主张不应该对其网开一面，曹操点头表示同意。吕布听后指着刘备骂道：“是儿最叵信者！”但最终还是被斩首。以上就是史实中的吕布。陈寿在文末感叹其“有虓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覆，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

吕布的死是三国时期的阶段性结束，也标志着关东对关西的最终胜利。自此之后，关西人离开了三国舞台的中心，仅有马腾·韩遂一系在西凉继续割据，但终究偏安一隅、难成气候。纵观三国早期的关西领袖，几乎都有固执偏激的人格特征，面对冲突往往不选择权谋与忍让。在早期，关西的军阀尚能逐鹿天下，但随着时间的不断推进，这个舞台对于政治能力的要求愈来愈高，关东人精于算计的优势便体现出来众所周知的是，在乱世名声和信用几乎一文不值，利益才是永恒的主题，人们有目标而无理想，因此厚黑学特别适用。而被陈寿评为“轻狡反覆，唯利是视”的吕布居然还在临死前计较刘备背信弃义的问题，实在是令人感叹其之单纯。

 

三 汜水关·虎牢关之战

虎牢关之战虽然是虚构的演义情节，但吕布以一己之力与刘关张三人周旋，也可以从中窥见吕布的强大。《演义》在虎牢关之战前虚构了关羽斩华雄的汜水关之战，史实中杀死华雄的则是孙坚。其实汜水关与虎牢关原本是一回事。在讨董作战中，曹操曾被董卓手下的中郎将徐荣在荥阳县的汜水镇打败，而所谓的“虎牢关（村）”正是汜水镇中的一个村落。也就是说，历史上的荥阳之战，以及《演义》中的汜水关之战、虎牢关之战，都在同一地点发生。《演义》作者之所以无法理解这些地名，是因为《演义》原型之一《三国志平话》（元代有关三国故事的讲史台本，现今日本存）作成的那个时期，中国处于北方游牧民族的统治下。这些军事据点的地理情报和战役的具体情况一样，都属于军事机密，因此获得这些地方的地图十分困难，最终造成了作者的地理谬误。（另一位日本学者金文京也对此持类似的看法，他认为演义作者对北方地理与战事描述时有谬误，但对南方的描写却基本正确，可以看出作者应当是南方人，译者注）

《演义》中对于汜水关·虎牢关之战是这样描述的：

曹操伪造讨伐董卓的诏书并送往全国，得到各路诸侯响应。在军议中，袁绍被众人推举为讨董联盟盟主，孙坚则主动提出作为先锋，向洛阳以东的汜水关进军。由于袁术故意不向前线运输军粮，军心涣散的孙坚最终被董卓手下的将领华雄击溃，感到惊慌的袁绍本阵急需与之抗衡的武将。这时帐下有人说出了“斩华雄人头献于帐下”的豪言，那人正是关羽。曹操斟热酒一杯给关羽送行。关羽留下“酒且斟下，某去便来”的话，便提刀飞身上马出阵。此时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不到片刻）就听到马铃声响，关羽归阵，提华雄人头掷在地上——这时曹操倒的酒还是温的。（《三国演义》第五回）（这一段本来全文都出自《演义》，被渡边先生缩写了以后再翻译出来显得怪味十足，恳请之后的文章中少点这种缩写，再有这种麻烦事我得考虑自己创作原文了。译者注）

正如中国近代文学之祖鲁迅高度评价的那样，《演义》只用声音就表现了汜水关之战：关羽出征后，响起了“关声”、响起了“呐喊声”、响起了“鸾铃”声，关羽将华雄头颅扔在地上的时候也会发出“咣”的一声。不过，虽然这是能激发读者想象力的精妙描写，但直至今日，这场战斗的具体情况我们仍然一无所知：华雄布下了怎样的阵型，关羽率领怎样的军队，从哪里进攻，如何击毙华雄，这些都是未知数。然而，在无法掌握战斗的具体情况的情况下，可以窥见作者试图将战斗描写得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

显然比起其他题材来说，战争更适于“历史小说”的创作。前文也提到，战争细节作为军事机密，在正史中总是从淡从简处理，但人们对战斗场面的好奇与热衷却始终存在，这一需求最终转化为了文学作品，因此可以看到《演义》始终都以或大或小的战争作为剧情主线。然而真实的历史毕竟不是《三国志14》那样，只用考虑宣战和推平全国的任务，历史学更在意的是其间的政治流变与经济发展。那么，《演义》为了情节的精彩与人物形象的塑造而歪曲事实，正统史学就该对其鄙夷了吗？也不尽然。其实人们并不在意事件的真假，只是希望有一个载体而已。随着现在媒体的发展，演义中的许多虚构事件也早已为人所知，但并不妨碍人们仍然对其津津乐道。“伪物”的《演义》中的关羽也找到了新的价值。退一步说，如果没有《演义》的引流，那么三国时期根本不会从战国、隋唐等分裂时期中凸显出来。可以确定的是，那些最终从学术的角度研究三国时期的人，必然也或多或少在早期受到了《演义》的影响，正如从赛马娘到日本赛马，从天麻到立直麻将，《演义》对于三国历史的积极贡献，或许不输于正史。

《演义》中的下一场战斗则在虎牢关进行：

失去华雄的董卓军让最后的王牌吕布出阵——手持方天画戟，脚骑赤兔马，吕布在战斗中如入无人之境，将联盟军的将士接连打败。阻止吕布的是拿着丈八蛇矛的张飞，二人对战了五十余个回合仍然不分胜负。见到这一幕的关羽上前助阵，他挥舞着青龙偃月刀，与张飞夹攻吕布，三匹马呈丁字型相互交战。又过了三十回合后，见到吕布没有被击败，刘备也持双股剑斜刺里杀出。刘关张三人围住吕布，转灯儿般厮杀。终于陷入困境的吕布佯攻刘备，晃出一条退路，退回了虎牢关中。（《三国演义》第五回）

战斗本身当然是刘关张为首的联盟军的胜利，因为吕布最终选择了撤退。但是，吕布在这一幕中以一己之力抗衡了三位《演义》中的名将，因此（正如前第二章所述）不仅仅是正史当中，在《演义》里吕布也是个人实力最强的武将。

另外，《演义》给那些名将设计了代表武器，借以凸显他们的武力。吕布手中的武器是方天画戟，既能用新月形的锋利刀刃斩击，也能用尖锐的矛头戳刺，是戈的进化型。戈从春秋战国时期便开始发展，在后汉三国时期已是主力武器之一。骑马作战的吕布，面对敌人的骑兵就用侧刃，而面对马下成群的步兵则使用矛头，可以说这正是他的理想武器。当然，《三国志》中并没有记录吕布使用的武器，但明朝百科辞典《三才图会》中记载了"戟刀"的图。张飞爱用的“蛇矛”是刀刃部分弯曲的长矛，蛇行刀刃的设计具有扩大刺伤面积效果，被称为“点钢矛”，其长度为一丈八尺（按演义成书的明代度量衡换算后是约6米，后文中所涉及的度量衡均以明代为准），显然非常人可用。 关羽的武器是青龙偃月刀，刀柄与刀刃的连接处有龙形雕饰，故名青龙，刀刃部与新月相似，故名偃月刀。关羽给它取了个 “冷艳锯”的爱称，据说此刀重达八十二斤（约50公斤）。

 

四 单挑与骑兵

在《演义》中，故事的主角是勇将和猛将：关羽和张飞先拔头筹，击毙敌将，杂兵们就会像被抓的蜘蛛一样溃逃，但实际上军队之间的战斗不会那么简单。战国时代以后，中国的战争转变为集团战。尽管如此，“演义”在诸葛亮和司马懿对决时，还是让诸葛亮说：“汝欲斗将？斗兵？斗阵法？”（《三国演义》第一百回），将领间的单挑仍然被赋予了极高的战术地位。这是因为即使在集体战中，骑兵统帅的个人武勇也仍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骑兵由于其高速移动的性质，将军打头阵而士气大振的情况很多，而吕布、赵云等率领骑兵的将军的个人英雄事迹在“演义”中尤为突出。

骑兵的威力非常大。 曾与袁绍争夺河北的公孙瓒，出身于以如今北京为中心的幽州。幽州与西边的凉州并驾齐驱，是与北方骑马民族关系密切的地区。以幽州北部为据点的骑马民族乌桓为了对抗蒙古高原的霸主匈奴，与汉方维持了合作关系，汉方向其提供日常物资换取乌桓的军事支持。据记载，后汉光武帝刘秀麾下的吴汉领导着全军最强的部队——以乌桓族为核心，被称为“幽州突骑”的骑兵部队。吴汉率领这支部队南征北战，向世人彰显了其无可比拟的强大。而继承了“幽州突骑”传统的正是公孙瓒，他的精锐骑兵部队被称为“白马义从”。在与袁绍交战的界桥战役中，公孙瓒军的编制为步兵三万、骑兵一万，步骑比例三比一，骑兵的比例异常的高。作为对比，袁绍在官渡之战中动员的兵力是步兵十万、骑兵一万，两者比率为十比一，这是华北军队的标准编制。在南方，孙策曾向周瑜、程普、吕范分别授予步兵两千、骑兵五十的军队，步骑比例达到了极低的四十比一，可以看出在长江地区召集骑兵多么困难。

这一段是老生常谈的南方骑兵劣势的问题。虽然信长在长篠之战已经找到了三段击这种破解方法，但直到机关枪出现才真正终结了骑兵陆战霸主的地位。不考虑恶路移动的情形下，骑兵这一兵种相当于冷兵器时代的坦克，其单兵作战力与集团冲击力都不是普通的步兵能够比拟的。东吴之所以一直以来处在消极防守的态势，除了国内政治力量频繁掣肘外，一大客观原因也是马匹质量不足。东吴的弓兵占据长江天险固然防守有余，但一旦跨江进军淮南，根本不是华北平原上一往无前的曹魏铁骑之对手。后面孙权差人与辽东公孙渊通商获取马匹，总算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问题，才配合诸葛亮进行了几次北伐。

公孙瓒讨灭青州黄巾后，剑指袁绍的大本营。两方势力最终在界桥展开决战。 袁绍派出少量诱饵部队挑衅公孙瓒，公孙瓒对此则不以为然，下令“白马义从”直接深入追击。在两军接近至数十步距离时，躲在盾牌下的袁绍军步兵突然起身，呐喊着冲了上去，同时两侧早已埋伏好的弓弩手一齐放箭。公孙瓒军大败，“白马义从”损失惨重，将领严纲与一千余名士兵战死。

公孙瓒与其上司刘虞，可谓是猛与柔的对立。这一对立的根源在于两人对“强”的认知不同。刘虞看重“治”，因此他始终没有将公孙瓒摆在同等地位上，只认为其是负责打仗的下属，而公孙瓒只认拳头的大小，反倒认为刘虞军事能力不足还处处掣肘。一来二去，二人矛盾激化。刘虞是失败了，他被明显更能打的公孙瓒轻松击溃，但公孙瓒也谈不上胜利，他能打天下而不能守天下，何况幽州本就是他的不正当所得。史书强调统一，于是歌颂征伐，反对偏安一隅的割据。汉武的盛世就是比文景之治更有含金量，日本战国龙虎狮三人，守成态势的北条就是不如武田和上杉家亮眼。在后人看来，战争的胜利可以得到赞美，可以被视为成功者而大书特书，但身处于当时的人民未必会这样想，人民不会因为疆域的扩大获得好处，却要为征伐付出军费、劳力乃至生命，而战争所到之处一片生灵涂炭，这算是成功吗？我无法理解。

再说回刘虞，他是民政的天才，但是三国不是沙盘游戏，这里不欢迎种田党。在三国乱世，君主的政治能力往往根本无关痛痒。如袁绍、袁术等，政治能力简直就是臭不可闻，而吕布董卓等更压根是只会打仗的武夫，但不影响他们比刘虞更加“成功”。如果刘虞抛掉皇戚身份，从政于明主，以他的才能足可以作出一番事业。但偏偏这个头衔裹挟着他不得不去做一个君主，而且这个身份甚至没有在乱世中提供给他任何好处。很奇怪吧？假皇叔刘备拿着所谓的汉室宗亲到处招摇撞骗，真皇族刘虞却被皇帝提防、被诸侯当枪使、甚至被部下造反。我们后面在袁绍与曹操的夺嫡斗争中都会提到权力与亲情的恐怖谷曲线。在未接触到最高权力之前，亲情是可靠的后盾与纽带，但一旦处在君主的位置，则自己的同族同辈反而不如外人亲近。因为古代病态般的世袭制使得亲情与宣称权相挂钩，非亲族无法通过正常手段继承权力，因此即使有心为臣而无意对抗，还是免不了被提防、迫害。

 

由于速度如此之快，兵士很难用普通的弓箭进行迎击。为了与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所对抗，汉朝发明了武器“强弩”，其外表像是现在的步枪与弓的结合，是一种用脚踩着尖端踏板拉弦，用被称为“机”的扳机发射箭矢的弓。与普通的弓相比，强弩射出的箭具有穿透力，射程也较长，因此可以在敌方弓骑兵的射程外攻击敌人。袁绍的大本营冀州为了守护隔着黄河的南侧首都洛阳，设有被誉为“冀州强弩天下精兵”的当时最强的强弩部队。公孙瓒自傲的骑兵正是被“冀州强弩”所败。

反过来说，这种对策武器的快速发展也正能体现骑兵之强大。因此，（由于前文所述的将领武勇与骑兵间的关系）吕布的个人武勇在史实中也受到重视。如前文所述，下邳之战后，曹操同样被吕布提出的“明公将步，令布将骑，则天下不足定也”打动了。这再次印证了将领的重要性。可惜这一计划被刘备制止，而吕布也气急败坏地怒斥刘备。

的确，刘备似乎没有资格指责吕布的“不忠”，他自己也和吕布相同，作为“雇佣兵”穿梭于群雄之间。以军事实力来说，是吕布方更胜一筹。但是，不管是否是矫揉造作，刘备的行动始终秉持着信义，三顾茅庐登庸诸葛亮也体现了他的气度。自矜于个人武力的吕布却缺乏这些重要特质。结果吕布贵为“三国最强武将”，只在《三国志》中留下了很多武勇事迹，但最终没能真正成为一方霸主。

从被投靠者的角度而言，肯定更愿意用吕布而非刘备。因为吕布确实有军事上的才能，且性格单纯易于掌控（比起刘备而言）。而刘备所谓的“政治长处”主要在人际关系和勾心斗角上，他并不擅长去做如刘虞那样民政家式的能臣，而这种一脸憨厚却充满心机随时准备占你便宜的人最令君主头疼。刘备被接纳可能只是因为“汉室宗亲”的招牌确实值几分薄面。关于他祖先的问题，我早年已经论述过，并不是什么值得光荣的案例：中山靖王刘胜总共有百余个儿子，传到刘备这代皇族血脉的稀释程度已经可以忽略不计；同时刘胜个人生活糜烂、才能短浅，刘备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只能证明汉代对于皇权和名声已经看重到了罔顾事实的病态地步。

我们再说回刘吕二人，虽然都是属于临时寄人篱下的流窜犯，但吕布却将矛盾公开化了，君主们只好不得已去选择没本事的刘备。本来如果吕布稍微做一做表面功夫，以其过硬的专业能力是很容易博得更好的机遇的，至少即使最后分手也能像孙策和袁术一样不至于撕破脸（虽然后面也撕破了）。但是他却像是刻意要搞“不甘屈居人下”的反叛者人设。最后搞得互相潜规则玩阴谋诡计的群雄终于受不了这个搅屎棍，默许了曹操把他做掉。

 译者后注：本来没想附图，在写这篇文章查阅资料的过程中，翻到了之前购入的《中国历代战争史》图册，权将一幅扫描后的讨董形势图放于此供诸位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