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247：直击日本危难，街道虽拥挤但有秩序
转自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652624605?utm_id=0 味太冲，但是极其可笑。
回头看12年前（2011年）南方人物周刊特辑
东瀛劫
里氏9.0级，人类从事地震监测以来的最强地震，千年一遇的大地惊雷，由地震引发的剧烈海啸、阴魂不散的核泄漏，给日本带来了“二战之后最大的危机”，美丽富庶的海岸线变得满目疮痍，繁华熙攘的东京突然有了末世景象，上万人的猝逝无数家庭的生离死别……但，这个多灾无常的国度却有着最宝贵的财富——勤劳智慧隐韧的国民，从最困惑、最黑暗的日子里寻出新生的源泉，在这个国家古已有之。相信日本，相信这个由东西文化精华淬炼的民族。
相信日本
无常之国的有常之道
@杨锦麟：我注意到五点：日本政府以及各行业的应急系统并未陷入瘫痪；民众冷静有序，显示出公民素质的整体水平；媒体及时传递讯息，画面，传达速度之快，之透明，起到了稳定人心，了解真实的作用；自卫队，特警集结速度在一个小时之内；新媒体扮演即时传递真实讯息积极功能
本刊记者 杨潇 马李灵珊
特约撰稿 黄文炜 发自日本
当你坐在飞往日本的航班上，看到飞行地图的时候，事情似乎再清楚不过：日本处在一只怒气冲冲的三爪章鱼状的断裂带之上。
这是欧亚大陆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碰撞出来的结果，“章鱼”由俄罗斯库页岛往南，贯穿日本全境，一直抵达中国台湾。1995年5月28日，章鱼的后爪蹬了一下，库页岛发生了里氏7.5级地震，约2000人死亡；1999年9月21日，章鱼的前爪剧烈地拍打，造成台湾“9·21”大地震，7.3级，2415人罹难。
延误了5个小时后，我们的航班降落在章鱼腹部，从这里长出了它的第三只爪——1923年9月1日，一场7.9级的地震突袭了附近地区，“所有土地都如海水波涛一样上下起伏，丘陵、山峦急剧扭动着”，之后，东京市超过一半的区域被火苗吞噬，10万余人死亡，近60%的人口无家可归，谣言在关东平原流传，“外国人起义、外国人投毒、外国人劫掠……”当地居民组成了义务警卫队来维持秩序，但他们自己却经常成为暴徒，数千外国人(以韩国人为主，也包括不少华人)惨遭杀害。
2011年3月11日这场大地震比88年前的关东大地震更为强烈，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相似的后果：沿海房屋倒塌严重，满载乘客的列车发生倾覆，海啸在很短的时间内到来，巨浪卷着垃圾和火焰把一切推平……也有显然不同的，88年前的人们没有听过核能一词，核泄漏更不属于他们的世界；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日本政府千方百计地阻止信息传播，少数尚能工作的电台受到干扰，第一篇报道地震的报纸文章出现在整整3天以后。88年过去了，记者成了最早抵达现场的人，在自卫队尚未赶到时，NHK的直升机就开始盘旋在福岛、宫城和岩手县的上空，以至于人们纷纷向电视台提出抗议：直升机的噪音太大，很可能淹没被埋者微弱的呼救声。
然而把媒体轻率地视作添乱者也是荒谬的，3月11日这个周五的下午，手机拨打不了，短信迟迟发不出去，大多数东京人是通过电视和广播知道了震中不在东京，而是在东北地区宫城县以东的太平洋海域，震级达到了前所未见的8.8级(后被修正为9级)。此后日本的各家电视台开始滚动报道，灾区的画面被源源不断地传送回来，直播中经常会出现两声“滴滴”的提示音：某地，发生了某级余震。
“日本制造”的民众
“余震不断，我们跑出去两次，第二次回大楼时就知道(沿海地区)要有海啸了。”在东京都赤坂附近工作的胡女士说。
不在日本生活较长的时间，很难理解这两出两进的逻辑。东京的震级为M5，即便如此，稍高一些的楼层也摇晃得厉害，有人形容“每次都像要准备亲吻大地似的”，但是胡女士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跑出写字楼，她说，我们都坚信在楼里面更安全，只要你避开大衣柜这些容易倾倒的物体。“所以你看电视里播的，仙台的超市里，那些人还用手去扶货架。”
下意识的反应是抓起桌椅上的垫子往桌子底下钻，然后把垫子放在头上——这个动作在池袋防灾馆的6级地震体验厅会被指导员反复演示，几乎每天都有各个学校组织前来的集体学习。“我们从小学直到高中，每个学期都要参加各所学校和地区举办的防灾训练，经历了12年。”专栏作家加藤嘉一说，“假设地震发生，我们该怎么办，第一做什么，第二看哪里，第三怎么办。至少训练过三十多次，不经思考也明白该怎么应付。”
他们对建筑质量的信赖令人叹服。“绝对不跑，”另一位久居日本的华人班先生说，“当时我看地震的时间，孩子还在幼儿园呢，我就放心多了，日本的学校和幼儿园是最结实、可以用来避难的，而且幼儿园也有固定的疏散处，不用担心混乱中找不到孩子。”
“记得前些年一个挺有名的建筑师，”他想起以前的新闻，“少用了两根钢筋，被追究得特别严，伴侣还因为压力太大跳楼自杀。当时还觉得有点小题大做……”
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日本政府连续3次修改《建筑基准法》，除木结构住宅外，把各类建筑的抗震基准提高到最高水准，尤其是商务楼要求能够8级地震不倒。
等到第一拨剧烈的摇晃过去，街上没有突然飞来的瓦片或者玻璃后，可以出去了。戴着安全帽，提着防灾鞋和“非常持出袋”，这其实是个不大的双肩包，平常就放在办公桌脚下，提起来就走了。胡女士的包里有物品如下：
折叠塑料水桶；铺地塑料布；石灰加热袋以及两袋“五目米饭”(还注明用水泡60分钟、开水泡15分钟可吃)；饼干两罐(热量可以提供两到三天)；饭碗(里面有各种餐具)；便携收音机；救急袋(里面有棉球、止血贴、绷带等等)；多功能用小刀；我们甚至从双肩包里掏出了一个“小厕所”，它由两种颜色的袋子折叠组成，里面还有沙土，确保不污染环境。
地震发生时，福原女士正在自己供职的日语学校的毕业典礼会场，当校长正要向学生发毕业证书时，地震发生了，华丽的吊灯开始摇晃，起初以为就像平常的小地震一样，晃几下就好了，没想到左右越晃越厉害，这可不是一般的地震！老师迅速打开门，让学生从楼梯下楼避难，穿着正装的学生们拼命跑到楼梯，穿高跟鞋的女孩子，踢了鞋子就跑。摇晃持续了两三分钟，过了一会儿，大家又回到会场，继续进行毕业典礼，高高兴兴地从校长手中接过毕业证书。十多分钟后，地震再次发生，比上次更严重。等摇晃过后，学生再次上台受领毕业证书。最后，大家合影留念，带着笑容，留学生多是中国人，他们在日本的地震中也学会镇定自如了。
地震后，东京的交通全面停运，电车、地下铁都停止了，新干线也不例外，东京都内不少上班族选择花几个小时走路回家。
“人行道上黑压压的一片，我来日本二十多年没看到过这种景象。”胡女士说。东海大学教授叶千荣在日比谷大道上看到，所有人都很有秩序，“就像参加追悼会葬礼似的：缓慢，沉静，严肃。”
车道几乎水泄不通，但没有行人走到车道上来。自由撰稿人福岛女士从涩谷车站出发走路回家，一路上的小店有人发饮料，有人发糖果，还有人对她说，路很暗，小心一点啊！“这时候觉得我们日本人还是nice guy啊！”
叶千荣用了10个小时从东京开回横滨，与之相伴的是几百万步行的市民，他说，那感觉像一部悲壮的无声电影。有人形容，这种场景只在好莱坞灾难片中见过。
在茨城县一个小镇的车站，班先生同样站在一群默默的人中间，电车已经停驶，但补票口还是排着队，没人去占小便宜。“外面很冷，但人都在外面冻着，也不去一旁的小吃店里取暖。”
“有些人以为这是训练的结果，但这其实肯定是比训练和外界要求更高的原因。”叶千荣说，“这是一种自律性与过敏性。社会稳定并不是一个动宾结构，不能用‘维持’这个动词，而是要用其他因素去造就的。”
留下来的人们，去往周围的学校过夜，在这种紧急时刻，日本的公立学校会无条件开放接纳民众，而私立学校则会自行决定开放与否。胡女士所在的写字楼通过广播说，一楼的健身房已经开放，水、食物和毯子都准备好了，大家可以来这里过夜。同一楼层的餐厅则为过夜者送来了烤面包。
3月14日，周一，地震后第一个通勤日。
这一天，东京都内大多数车站都采取了控制人流量的措施，人群有序地排成长列，等待进站。更多的人则被告知，必须换用其他交通设施，一切为了节电。由于占据日本34.5%发电量的核电目前不能完全启用，导致日本政府必须做出这一选择：主动控制电量。尽管这一消息是在前一天深夜才通过电视向民众公布，大多数人并没有看到，仍照原定计划出行，但在车站外，就已被预先安排好的工作人员耐心地解释清楚情况。
据本刊记者所见，在东京都内，尽管几乎所有的车站都出现了人流密集现象，但没有一起混乱、拥挤现象。人们静静地、几乎是冷漠地接受着安排，没有抱怨，没有意外。只要有工作人员向他们解释清楚情况，便迅速地按照车站指示，等待，或者选择离开。人群排成了蜿蜒的长龙，全部靠左，右边留出通行空间，没人指引，没人监督。
从14日起，除了东京都23区外，日本其他城市和东京的郊区开始轮番有计划停电，每个区域每次停3个小时。政府号召民众节约用电，建议家庭不要使用电熨斗等耗电设备。胡女士家也在计划停电范围，“没有任何怨言，我家孩子也是，一听到号召就去关灯。”14日东京良好的天气甚至让人们感到歉意，“想到灾区，就有一种罪恶感。”
下午，新宿街头100米内有两家NGO组织在募款，一家是日本志愿者协会，专门为此出了号外。他们说这种募捐需要当地政府和警察局批准，但因为事出突然，所以大家都是边申请边上街募捐。
街对面是另外一家协会，人比较多，都着黑色西装，齐声喊着口号：为东北日本募捐等。上面写着：截止14日15：00已经募集到了20万的物资，组织车出发运往灾区了。钱全部捐给宫城县红十字会，而另外的物资自己找车运过去。他们本来是有一个营业所在仙台，现在也完全失联。
我们问他们，如何保证财政透明，他们觉得很吃惊：为什么担心这样的问题呢？
也并非没有传言。在震后头两天，除了核泄露的消息外，还有一则油厂爆炸的短信和EMAIL在快速传播，历史学家依田熹家以一种老派的严肃和荣誉感回复他的一个学生：在日本，散布谣言也是犯罪，1995年关西大地震，法国记者来报道的第一句话就是，日本没有抢劫事件！
有外籍人员这样评价日本：“告诉你，这里的机场和火车一定很快恢复过来。日本人就像蚂蚁一样，你没见过蚁路吗？即使水淹来，冲散了蚁路，他们很快又会回来，走出一条新的蚁路来。”
媒体、政府、企业与社会
几家电视台全天聚焦震灾，没有广告、没有嚎啕，也没有恐怖或者昂扬的背景音乐，电视和街上的人群一样安静。叶千荣评价说，“日本媒体朴实、认真，以一种真正的同情心去奉献。至少在这里，人们从来不提多难兴邦，但在踏实做事。”一位中国网友则在微博上说，“正收看日本NHK电视台。它轮流用日语、英语、华语、韩语等五个语种，发布有关最新震情和可能发生海啸的地区。作为真正的公共电视台，NHK在国家重大危机时刻成为超越一切的公共平台，维系了国民的精神和秩序。”
地震后，日本各电视台，停止其他一切节目，连广告都不播，全方位报道地震消息，地震中死伤人数、失踪人数、交通信息、余震信息、政府的救助措施等等应有尽有，13日起多了停电信息，近日来特别引人关注的是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信息，媒体更是详尽报道。
地震后，最让人不安的就是这个核电站，但是政府及时公开信息，让人相信一切都在挽救中。
日本官房长官枝野幸男每天数次向公众报告地震信息，他每天穿着工装，他那张看起来毫无表情的脸已经为全世界所熟悉，现在日本人看到枝野幸男那张脸，就意味着抓到最新信息。日本人半开玩笑地议论：现在就靠官房长官啦，但愿他下次能带给我们好消息。有趣的是，现在日本网上流行一个新运动——“让官房长官去睡会儿吧”，原来，有网民发现地震以来枝野幸男出席了无数的新闻发布会，每次都要面对记者们连珠炮式的问题，Twitter用户sarang5NY周一下午写道：“枝野先生，请不要过于劳累。你每次向公众解释情况的时候，都是自己说的，而没有照着稿子念，我要向你表达深深的敬意。”这个“提案”得到无数Twitter用户响应，以至于周一“#edano_nero”已经成为Twitter上一个全球流行话题。“Nero”在日语里是睡觉的意思。
日本官员在此次大灾难中的表现得到了多数民众的认可。这种认可不限于在朝的民主党。大地震发生后，日本执政党和在野党立即达成协议，实现政治休战，共同面对灾难，一致救国。为了采取更有效的灾害对策，执政党和在野党就有关早日推出财政补充方案，在救灾上投入更多的经费达成共识。
首相菅直人11日深夜在官邸面对在野党党首，深深地低下头，“希望大家指导、配合，为了保护国民的生命和财产希望大家共同努力，这是救国的需要。”
自民党总裁谷垣祯一表示将给予全力协助，政府和在野党之间设置了联系热线，原先“敌对”的菅直人和谷垣祯一两人地震后在采访的记者面前并肩站在了一起。民主党内原先亦有内讧，在灾难面前各派都团结起来。
政府派出了10万名自卫队队员，警察、消防、海上保安厅等各方联合起来，救助生存者和孤立者。未受地震灾害影响的日本关西大阪、京都以及其他5县13日表示已经做好了接收灾民的准备，优先接收高龄者、儿童、伤员和病人。
首相菅直人在随后也发布政策，所有的便利店货品全部免费，涉及费用由日本政府承担，所有公共电话也免费拨打，以保证受灾民众可以最快地联系上亲人。
企业界亦加入救灾行列，如大型连锁电器站Bigcamera提供免费手机电池。全日空航空公司宣布，从现在起到4月15日，免费为一切救援物资提供国际、国内航线的运输，免费为救援人员提供座舱席位。在这种举国协力抗灾的氛围中，连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山口组”亦加入救援行列，火速向灾民派粥及提供避难所，有居民指黑社会没有趁火打劫，效率较政府更高。成立于1915年的“山口组”是日本最大帮会，二战之后，日本社会秩序异常混乱，政府无力治理，山口组甚至扮演了“民间警察”的角色，为民众提供保护；1995年神户大地震后，亦有协助救灾，反应速度甚至超过了日本政府。东京黑帮“住吉会”也在Twitter公布，开放各处的事务所作为庇护中心，为灾民免费提供食宿。
有人曾写道，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在骚乱与管制中，苦闷的年轻人仿佛看到了一个前进的方向，此后，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开始盛行。88年以后，换了天地，取而代之的是节制、理性以及平静中的不安，甚至是怀疑——核的阴影正在渐渐盖过地震，成为这个国家最难以预料的变量。
2011年对日本意味着什么？一切远未结束。但正如一位中国网民所说，这次地震对日本而言不亚于一场战争，为日本民众祈福的同时也深深体会到这个国家的强大。不说政府的整体调度，也不言稳固的建筑，不去目送赴死的援救队员，不去体会涉险报道的记者的心情；只为虽拥挤但有秩序的街道，只为逃离现场还记得拔掉电源的教师，何等的自信才有这份淡定！灾难会擦亮你的眼睛。
日本 核阴影下的光亮
在9.0级地震带来的地震、海啸与核泄漏危机中，后者最令日本人恐惧，但这个世界上惟一的核武受害国的上上下下，却在此次“核危机”中，表现得如此从容和冷静。上一次核危机，是日本因军国主义而受到处罚；这一次核危机，是日本人以其民主的政体、负责的官员、理性的公民、自由的媒体抗争天灾的舞台
本刊记者 马李灵珊 发自日本
即使是初到东京的人，也会觉得3月14日下午的新宿冷清得有点不同寻常。这里，是日本东京都三大副都心之一、东京都政府所在地，亦是繁华的商业中心所在地。京王线、小田急线、丸之内线、都营地铁大江户线等多条铁道线路汇聚于此，平日的新宿，是全日本人流量最多之处。
但——
2011年3月11日下午的9.0级大地震过去3天，这一天下午，据东京市民描述，新宿的人流量“连平日的一半都没有”。
在平日熙熙攘攘的JR车站检票口处，大多数自动售票机和电子指示牌都在滚动播放着类似的字样：XX线路中止。车站里的电视反复播放着日本地震的最新消息，屏幕下方则是这一天东京都内多条线路停止运营的具体信息，不断有行人驻足观看，然后悻悻然离去。
人们一脸焦急，像找不到归途的蚂蚁，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商量该怎么办。在地铁线路里，平日精确到秒的东京地铁此时纷纷显示出“下一班到达时间未知”的字样。电梯停用、电灯只开一半，裸露着黑黢黢金属管道的千代田线内部，显得分外逼仄与黑暗。
据日本媒体报道，从3月14日起，日本开始实施紧急限电措施。东京都内多条交通线路紧急停止运营，居民用电亦有可能受到限制。此次限电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作为世界第三大核能大国的日本——目前拥有53个核反应堆，本土电量需求的34.5%都来自于核电——由于地震及之后引发的海啸，导致震源附近的核电站停止工作，已使电量供应成为问题。
相比起停电，日本人更担心的，是这些已经停止工作的核电站随后引发的各种问题。截至本刊发稿时间，本已停止工作的福岛第一核电厂1、2、3、4号反应堆相继出现问题，发生了爆炸、起火与核反应堆熔融等现象。日本首相菅直人当地时间15日上午11时在首相官邸发表告国民书，指出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问题趋向严重，要求在核电站20公里至3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做好防止核辐射的准备，而核辐射亦有可能波及日本其他地区和邻国。
核泄漏，已成为日本上上下下忧虑的第一大事，亦引起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离得越远，传言越多
在面对“核危机”时，日本民众表现出了非凡的素质。与面对地震时的冷静可被解读为从小训练有素不同，在曾经历过原子弹袭击的日本，用“谈核色变”形容毫不夸张。但这一次，日本普通民众没有惊慌，恐惧的成分降到了最低。这不是训练的结果，而是一个成熟的国家、成熟的社会自然而然的反应。日本民众、媒体与政府的通力合作，尽管仍然不甚完美，但整个社会的信任度仍然高企。在信息尽可能公开透明的情况下，民众的不安全感降到了最低。
即使3月14日当天，整个东京首都圈的交通供应只有平日的30%左右，但我们一路所遇的日本人，都非常冷静、镇定。50岁的松本先生(应当事人要求，此处为化名)是从事LED照明工作的日本普通公司职员，他坦言“最担心的就是核问题”。从知道发生“核危机”到此刻，借助不断播报最新发展情况的媒体，他能够头头是道地说出最新的核泄漏数据和躲避范围。但是，他不害怕。会否选择离开东京避开核辐射这样的问题，更是连想都没有想过。秩序良好的东京社会，让他坚持自己“很有安全感”。
事实上，他对“核问题”的最大忧虑，并非是自身安全，更大程度上，是忧虑这次核危机对日本经济可能造成的打击。25岁的研究生池内飞鸿和松本先生看法一致，核泄漏固然可怕，但他们始终相信政府能够最终处理好这件事，不会使其危及大多数市民安全。随之而来的经济打击，更让他忧心忡忡。
除他们之外，记者在东京街头随意走访了几名市民，20岁的丸山友理歌和70岁的田中女士(此处为化名)也都表示，自己对核危机了解得清楚、详细，尽管时有突发意外，但归根结底，他们对政府能够处理好这次核危机，很有信心。
日本东海大学教授兼电视时政节目主持人叶千荣也表示，据他观察，“现在大家最担心的问题当然都是核泄漏，因为(福岛第一机组)爆炸的一瞬间，数百万国民等于都通过电视直播，看到了厂房只剩下金属架子的画面。但是，日本国民并不惊慌。在高速公路上，我本以为大家会向与灾区相反的西南方向出逃，但没想到现在是向灾区的高速公路反而堵车，大家都在往里面送物资，让人很感动。”
日本也不乏人心惶惶的现象，但总体来说，社会始终维持在平稳状态。早稻田大学太平洋研究部特别研究员郑成先生向本刊记者展示了他收到的几条手机短信，内容多半半真半假，如一条信息是：“一号反应堆发生氢气爆炸，200公里内都会受到影响，很难避开，大家一定都要紧锁门窗，小心避难。”还有一些短信，都是关于石油泄漏防护等，掺杂着“真实信息与夸张手法”。郑先生告诉我们，这几条信息在日本国内传播甚广。即使是家住广岛、离灾区很远的他和朋友，都相互发送和接收了不同种类的这样的信息。
当这样的恐慌信息蔓延时，日本政府的反应迅速、及时，就在收到短信的数小时后，郑先生就在网上查询到了政府公布的谣言短信内容及辟谣声明。各媒体也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将真实信息告知民众。郑先生说：“看到政府贴出的谣言短信，和我收到的几乎一模一样，我就不惊慌了。”
12日福岛第一核电厂发生事故后，中国驻日本新泻领事馆领事、副领事及相关工作人员即前往福岛，在那里，他们见到了负责救灾的当地县副知事，并且看望了当地侨民。新泻领事馆工作人员张智浩及汤先生分别向本刊记者介绍了中方工作人员的所见所闻。
和大多数其他地区日本人一样，福岛当地的居民情绪也相当稳定，政府救灾工作一直在持续进行。对中国人和日本人，汤先生强调，“日本政府一视同仁，包括在避难所得到的救助和避难时给予的帮助，对国籍不同的人都没有任何区别。”汤先生说，福岛人并没有过分恐惧。距离福岛第一发电厂的20公里以内人群，都已在政府的帮助下迅速撤离。
当地的中国侨民已经开始向中国大使馆寻求帮助，在新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自地震发生以来，每天都从清晨忙碌到深夜。有部分侨民已经从福岛撤退到新泻，更有甚者已经买好机票，准备回国避难。但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相信日本政府，留守在政府划定的安全线内。汤先生说，“大家看了电视报道后，也许会犹豫，但是并没有任何慌乱情绪发生。”
在福岛采访的中国记者王刚也向本刊记者表示，外界离福岛越远，各类分析、说法也就越多，众说纷纭之下，其实福岛当地人民相当镇定。用电、用水截至3月14日晚间，仍然正常。
事实上，此次核危机以来，情况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截至3月15日早间，福岛第一核电厂的2号机组发生严重事故，在东京和福岛以西的新泻，人们仍然相当淡定，有条不紊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但福岛紧挨着的茨城县及北部的宫城县，都已经出现了市民向远方避难的现象。
就像地震发生当天一样，面对核辐射的阴影，出逃的车辆仍秩序井然。在大量军力警力都投入救灾的情况下，日本国民以超乎想象的冷静，展开了自救。人们在刚刚遭受完地震冲击、海啸洗礼后，立刻收集好残余的家当，开始躲避核辐射的阴影。但是，不管是电视还是报纸上，都鲜见恸哭的悲伤，或是鲜血淋漓的惨痛场面。
在日本国民身上，激烈的情绪并非是被强行克制住的，而是被一种自内而外生发的淡定取而代之。这个国家的人们，仿佛都生长出了一层坚硬的外壳，用以抵抗天灾与人祸。
信息公开透明的民主社会
在坚硬的外壳内部，日本国民也一样有柔软的心。同为人类，日本国民也一样有恐惧、猜疑与愤怒。尽管日本是这样一个善于自律、冷静自持的国家，但归根结底，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救灾机制，才是社会建立互信的根本。淡定，说到底是信心。
这一次，对日本政府的整体救灾表现，人们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池内飞鸿说，“100分里的话，给80分。”
不过，从3月14日晚间开始，福岛第一核电站持续崩坏的情况，令日本国内对东京电力公司、经济产业省院电力安全保安院是否隐藏了信息、是否能够控制现在的形势等都十分不信任。种种不安情绪在各大媒体和日本国民中间开始扩散。
日本共同新闻社社会部记者滨口先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坦率承认：“我们是不得不相信政府公布的数据。”因为福岛第一核电厂附近辐射量已经严重超标，各媒体也不敢接近该区域报道，包括电视台在内，都只能通过远距离摄像观察。
3月11日至3月14日4天时间内，国民与媒体对政府的救灾工作一直相当支持，叶千荣教授说，“即使在野党一再抨击，但指望政府做得更好，也并不太容易了。”但是，从3月14日晚间，在核问题上，对政府的质疑声开始甚嚣尘上。
滨口记者表示，这次地震发生以来，日本国内新闻媒体对政府最大的不满与抨击，就集中于政府“晚了5小时才公布福岛第一核电厂发生问题，他们应该第一时间就公布这个消息，太不及时了”。
毕竟，这是提到核问题就草木皆兵的日本。由于曾经的两颗原子弹爆炸，国民对核问题十分敏感。处理这个问题谨小慎微的日本政府，第一步棋就走错了。
不过，在随后几天里，各家媒体充分阐释了为什么一个国家的新闻自由是如此重要。几乎所有的日本电视台都在全天候24小时报道此次地震情况，而核辐射问题更是重中之重。在这里，电视台和媒体上鲜见领导人的行踪，共同社记者滨口先生说：“报道的重点一直在受灾部分，核发电站事故和计划停电让这演变成了一场复合型的灾难。我们对首相官邸做出的关于灾情的说明和实际救灾行动有兴趣，但我们对他们的一举一动所有行踪，并不会报道太多。”
尽管首相菅直人自己穿上了防护服，前往福岛第一核电站周围视察，但媒体对他这种“冒险行为”也并无太多赞赏，最多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日本电视上，可见最多的都是关于核发电的科学报道与一天数次的官房长官新闻发布会或原子能科学院和东京电力的相关说明记者会。所有这些发布会，全部由电视台现场直播，记者直斥，“到底会不会发生泄漏！到底最严重会怎么样！别含混带过！”场面火爆，力求信息准确无误。
在拖延公布核辐射情况后，日本政府随后对信息公布一直采取“尽量自由”的态度。所有媒体如想进入福岛采访，都不受阻拦。除了必须留在20公里以外的安全警戒范围之外，没有任何关于媒体报道范围及内容方面的约束。同时，日本政府也一直在“原子能保安院”官方网站上发布最权威的消息，保证随时更新，令民众放心。
滨口介绍，共同社在日本东北各部驻扎有约30名记者，此次事件发生后，他们从东京、大阪、北海道等地调派记者赶去支援，现在在日本东北各地，共有100名记者在不断发回最新报道。而所有日本电视台几乎每一小时都会更新最新核辐射量数据。
在东京、在大阪、在名古屋、在北海道，在日本所有的城市里，只要交通畅通，能够送达当日报纸，就能够看到报纸上方全部套用红框的标出的最新“核事故”进展。所有平面媒体都投入了最大限度的人力物力，力求报道准确及时。在车站及市中心等人流密集处，还有免费发放的号外，供人们阅读以了解最新情况。
同时，为了验证政府说法及数据，各家媒体都从日本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找来了原子能专家，在演播室里大约每一小时就解说一次：当前核电站情况如何，公布的最新数据会造成什么影响，如何防范。日本人在现场拉起白板，画好详细演示图，原原本本将所有情况全部解释清楚。截至本刊记者发稿为止，各地核能专家给出的解释与对情况的预测，与日本政府的说法并无太大出入。
另外，网络在此次“核事故”中也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恐慌作用。在Twitter、Mixi及2CH(日本社交网站)等著名网站上，日本网友一直都在讨论，不存在删帖现象，也许有人散步谣言，但也都及时被政府澄清。网络的迅速、及时，令民众情绪平复不少。
在滨口看来，“只有报道，清晰、真实和正确的报道，才能避免大家更大的恐慌。因此我们才要不断跟进。正是因为信息量不足，所以大家才会恐慌。”在他看来，此次政府在情报公开上竭力做得及时充分，以免造成因为情报缺少而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如果这个时候还敢瞒报，无异于政治自杀。”叶千荣教授也说，“在日本，民众对自己的知情权和三权分立政治结构中的行政权应该承担的责任非常清楚。在这里，信息应该高度透明、公开已为常识。”
不过，随着事态不断恶化，民众的不安也始终在蓄积。批评政府的声音在核辐射问题上一直未见断绝。但是，日本新闻人分析，“日本是民主社会，国民永远都对国家权力抱有怀疑和监督的态度，对政府情报表达质疑是理所应当的。如果有人对政府工作不满，其实是正常的。最可怕的其实是一片赞歌，反而听不到理性的分析。”毕竟，在民主社会里，人民相信，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日本国民对政府不信任’，在日本的语境里，这句话通常与在国内的情况有很大差距。”郑成先生说。
由于东京电力公司是一家私营企业，现在已有国民提出，要在问题解决后，起诉东京电力公司。也有很多人指出，日本政府公布的数据大多数应该来自东京电力公司，如果数据有误，不排除是东京电力公司瞒报，与政府关系不大。不过现在，大家都还是专心静待事态发展。
在东京车站内，巨大的液晶屏幕上，白发苍苍的科学家不断解释着核泄漏图示，语调急促但条理清晰。行人静悄悄地驻足观看，然后继续前行。我问一位市民，“等到这次事故结束后，您认为日本是否应该彻底关闭核电站呢？”
他想了会儿，然后笑着反问我，“那你说还有什么办法能保证我们日本的电力呢？停止核电站是没有用的，也不可能，主要应该加强它的安全措施。”
这就是日本人，非凡的冷静、非凡的理性。
纠结的核电站
——亦正亦邪的光明使者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将公众态度与核安全、经济性、燃料循环与核扩散等并列为影响核电未来的主要因素之一
特约撰稿 孙正凡
本刊记者 李珊珊
逃离福岛
日本是个资源匮乏的国家，上世纪70年代之前，其能源主要依靠进口。60年代末期，日本找到了一种廉价的、可以提供大量能源的方法——核电。1973年开始，发展核能成为了日本的国策。今天，日本成了世界第三大核能大国，它拥有53个核反应堆，核电供应了日本34.5%的电量需求。
距离东京220公里的福岛的核电站隶属东京电力公司，到2011年，这里的1号堆就能圆满达到40年的设计使用寿命。按照计划，这台虽然垂老却仍状态良好的机器将延寿20年，到2031年退役。
3月11日9.0级大地震发生时，福岛电站的1-3号堆正在工作，4-6号堆则因例行检修恰好停机了。根据设计，地震一发生，震源周边核电站的11台核反应堆马上自动停机了，福岛第一核电厂正在工作的1、2、3号反应堆也停机了。
然而，停机后的核电站堆芯仍有大约3%左右的蓄积热量不能发散掉，需要持续冷却数天。最初，备用的柴油发电机被用来给1号堆的冷却系统供电，1小时后的海啸摧毁了所有的柴油发电机；工人们又抱来了备用电池，它们可以提供8小时左右的电源，另外一些工人则从外面拉来了新的柴油发电机。根据MIT的一位科学家Oehmen Josef提到过的信息：“因为接口不匹配，这些发动机无法接到电站。”很快，冷却系统几乎停止运行，压力容器中的水大部分变成了蒸汽，这导致压力容器的压强越来越大，几乎达到了正常值的两倍。
为了给最核心的压力容器减压，工作人员打开阀门，放出了这些直接与燃料棒接触而可能携带辐射物质的蒸汽。
核电厂附近的辐射水平升高，但被认为只会对人体造成“极其细微的伤害”。3月12日下午，1号堆外墙发生了爆炸，但随后，有官方机构解释，盛放核燃料的压力容器并未受损，随后，2、3号堆也都发生了爆炸。之后，东京电力决定向反应堆中泵入海水用来冷却燃料棒。
因一位工作人员的失误，为反应堆提供冷却水的柴油机停止工作，导致2号堆空烧，燃料露出水面。3月15日，日本当局已证实2号反应堆“可能发生了压力容器底部受损”；核电站附近辐射水平很快升到了“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程度。截止发稿前，日本首相菅直人发表告国民书，称核泄漏趋向严重，要求20公里内居民迅速撤离，20-30公里周围的居民也做好撤离、疏散的准备，目前不要离开建筑物。
4天之内，因为一座核电厂的事故，方圆900公里几乎空了。
核能曾被认为是安全和最清洁的能源，现在，日本的事故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忧虑，但在众说纷纭中，相当部分人坚持核能仍是人类应该坚守并鼓励的能源渠道。
从死神开始
“生不逢时”，这4个字是对核能及核科学诞生的最好描述。在量子力学的推动下，原子核理论在1920-1930年代突飞猛进，此时正值欧洲两次大战的夹缝中。1938年德国物理学家哈恩发现原子裂变现象的时候，欧洲已是战云密布，第二年即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此后发生的事情已经成为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和科学故事，爱因斯坦、玻尔、海森堡、奥本海默等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都侧身其中。在最后一片“自由乐土”，美国集中了1500多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花费20亿美元，生产出了3枚原子弹，其中一枚试爆，两枚投到了日本，结束了战争。人类历史上，水力、煤炭、石油、天然气的发现或使用都伴随着工业进步的欢乐颂，唯有原子能这种威力最大的能量却以对城市与人口进行毁灭性打击的形象来到人间，“核能”这个词从一开始就在人们心头蒙上一层阴霾。
然而与传统能源相比，核能(核电)又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1公斤铀-235裂变放出的能量相当于2700吨标准煤燃烧放出的能量，一个100万千瓦的燃煤发电厂每年需要300万吨燃料，而核电站只要30吨就够了。煤炭燃烧会放出数量庞大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和烟灰，煤炭的开采、运输、放置以及燃烧后产生的废物处理，都会对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而核燃料裂变完成后，虽然还带有一定的放射性，但只要在合适的地方掩埋就基本是安全的。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发展核电的呼声和行动一直没有停止。
第一个原子反应堆在科学家费米和西拉德指导下于1942年12月2日达到临界状态，即能够输出能量。不过这个反应堆是曼哈顿计划的预研究，后来建成的反应堆也是为了富集钋元素用于制造原子弹而不是主要用于发电。
二战后核能才开始应用于民用发电，自1951年12月美国实验增殖堆1号(EBR-1)首次利用核能发电、1954年6月苏联第一座核电厂首次向电网送电，到现在已有近50年的历史，这50年间，它们经历了验证示范、高速发展和滞缓发展。现在，正处于复苏之前的过渡阶段。
核能变得不便宜
二战后原本拥护美国制造和使用原子弹的科学家群体开始分化，很多科学家希望核能研究不要完全掌握在军方手中，从而拥护和平利用原子能，但是由于核反应堆也会产生可用于核武器的钋元素，大多数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和苏联都试图将核反应堆的研究置于严格的政府控制和保密范围内。直到1953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才在联合国发表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演讲，强调要尽快发展核能的和平利用。美国稍后通过了“1954年原子能修正案”，对核反应堆技术进行解密并鼓励民间核反应堆的发展，允许私营企业取得反应堆所有权，但核燃料仍归政府掌握，允许私人使用。
1954年6月，苏联的奥勃宁斯克核电站成功并入电网，可以提供500万瓦的电力。时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列维斯·施特劳斯曾声称将来电力会“廉价到不用花钱”，当然他指的是当时正在秘密研究的氢核聚变。但原子能委员会此时资助的几个研究项目表明，核电并不廉价，“其价格将会跟传统能源差不多”，核电发展第一次让人们失望。这时的核反应堆研究在美国主要由美国海军推动，海军的目的是要利用核能推动潜艇和航空母舰。
1956年，英国建成了世界第一个商用核电站，发电功率达到50兆瓦(后来提升到200兆瓦)。美国的第一个商用站在第二年建成并投入使用。
世界各国一开始对核电站抱有极大的热情，尤其是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各发达国家工业能力上升，电力需求十年翻一番，美苏英法等国都制定了庞大的核电发展计划，在短短十余年的时间里，美国核电机组就迅速达到上百台。联邦德国、日本以及印度、巴西等国家也成套地购买设备开始建设核电站。尤其是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为了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形成了核电厂建设的一个高潮。这个时期发电量提高得非常快，1960年全世界还不到10亿瓦，1970增长到1000亿瓦，1980年代更是增长到3000亿瓦。
一般把1950年代美、苏建成的实验性核电站(为了证明核能发电的技术可行性)称为第一代核电机组。1960年代后期，一批人在第一代机组基础改进上，进一步证明核能发电技术可行性的同时，也证明了核电可与水电、火电相竞争的经济性。1970年代，因石油涨价引发的能源危机促进了核电的发展，目前世界上商业运行的四百多座核电机组绝大部分是在这段时期建成的，称为第二代核电机组。本次发生故障的日本福岛核电站，即属第二代核电机组。
核电的黄金年代持续了10年，从1970年代末期开始，世界范围内核电装机能力增长变得越来越慢。装机计划不断被取消，自1970年1月后的所有计划中，超过2/3最终被取消，光在美国，1975-1980年就取消了63个核能机组。
究其原因，那20年间快速增长的核电经济成本(由于主管部门犹豫不决和反对集团挑起的诉讼而导致建设时间过长)以及石油天然气这类化石燃料价格不断下跌，使核电厂失去了吸引力。尤其是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各国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再加上大规模的节能措施和产业架构调整，许多新的核电站建设项目被停止或推迟。
事故
1979年3月发生在美国三哩岛核电厂的燃料泄漏事故和1986年4月苏联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爆炸事故，也对世界核电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最初，核工业的建设者对于核电站的安全持盲目乐观态度。核工业调整委员会的委员马库斯·罗登曾报告说，“发生核事故的风险和被陨石砸到的几率差不多。” 1979年3月28日凌晨4时，美国宾州的三哩岛核电站的警报突然拉响，涡轮机停转，堆芯压力和温度骤然升高，大量放射性物质溢出。直到6天之后堆芯温度才下降，避免了氢爆炸，但反应堆已经瘫痪。事发之后全美震惊，约有20万人撤离这一地区。更令公众不满的是，调查委员会竟然无法拿出一份清楚的报告，由于监测设备损坏和缺失，连核科学家都不知道核反应堆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纽约评论报》指出，“这起事故或许并不是十分严重，但当安全性被过度推销，即使是最小的事故也能导致对工业安全性信任的极大丧失。结果是，一直被灌输核能源利用毫无风险思想的民众在事故发生时更难保持理性。”全美各地纷纷举行集会示威，还成立许多民间反核组织，要求停建或关闭核电站。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政府不得不重新检查发展核动力计划。
1986年4月26日凌晨，位于苏联乌克兰首府基辅以北130公里处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猛烈爆炸，反应堆机房的建筑遭到毁坏，同时发生了火灾，反应堆内的放射物质大量外泄，周围环境受到严重污染，造成了核电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事故。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共有4个功率均为100万千瓦的核反应堆，其发电量占乌克兰总发电量的50%，并向大多数东欧国家提供重要电力。但该核电站的反应堆是20世纪70年代引进的水冷式石墨慢化反应堆。由于石墨反应堆不够安全，冷却系统一旦发生故障，堆芯石墨棒的温度就会猛增，直至超过熔点而导致熔毁事故。
1986年4月25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4号反应堆的工作人员违反操作规程连续切断反应堆的电源，使主要冷却系统停止工作，以致26日凌晨发生猛烈爆炸，爆炸引起机房起火，浓烟使人呼吸困难，放射性物质不断外溢，大量放射尘埃污染到北欧、东西欧部分国家。
这两起事故严重打击了公众对于核电的信心，公众的接受程度成为核电发展的障碍之一，有一些国家如瑞士、意大利、奥地利等已暂时停止发展核电。为保证核电的安全性，美国在三哩岛事故后所采取的提高安全性的措施，使核电厂建设工期拖长、投资增加、经济竞争力下降，特别是投资风险的不确定性阻滞了核电的继续发展。
核春天或核冬天
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张作义指出，国际有关分析认为，公众反对是核电由盛转衰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决定停止发展核能的国家中，有些是直接由公众投票淘汰核能的，如瑞典、瑞士、奥地利和意大利等国家；有些是反核政党得到公众支持上台后，由政府作出决定淘汰核能的，如德国、比利时、西班牙、荷兰等国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将公众态度与核安全、经济性、燃料循环与核扩散等并列为影响核电未来的主要因素之一。
民众对核能的反对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目前正在运行的核电站大部分还是第二代，安全层级还比较低；另外，大量核电站也给国际恐怖分子窃取核燃料作为脏弹，甚至窃取钋元素研制原子弹带来机会，“核扩散”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不安定因素。另一个新出现的原因是核废料的处理问题。随着核能日益广泛的使用，放射性固体废弃物的数量也在与日俱增。核废料的处理大都采用就地贮存在的方式，但由于这种物质的半衰期长达几千年乃至上万年，对人类是一种巨大的潜在威胁。
然而，尽管如此，进入21世纪，随着能源供应趋紧和对清洁能源的需求，以及现有核电机组保持的相当长时间的良好的运行纪录，东亚国家和美国、欧洲等正在计划建设新的核电机组。
2007年，国际能源机构发表《2006年世界能源展望》报告，呼吁世界各国改变现行的能源政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这是该组织首次支持推广核能的使用，总干事克劳德·曼迪尔在伦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关键在于立刻采取行动，各国应该尽快调整政策、采取措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促进能源技术的发展。”“同时，各国应着力发展能源技术和推广核能应用，否则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将不得不面临能源价格飞涨，而且经常停电(能源供应不稳定)的危机。”
然而，本次福岛核电站的事故，几乎标志着“核能的春天还没来临，冬天就到了”。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3月13日，在德国南部的城市斯图加特，6万名示威者组成了长达45公里的人链，他们的要求是立即关闭德国所有核电厂。目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已宣布德国将全面检查核电站安全标准。同日，发展核能的坚定支持者，美国参议员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呼吁：美国应暂时放慢核电发展步伐，以保证能够安全利用核能，他说：“我不认为美国应该停止修建核电站，但现在有必要踩下刹车，直到我们完全搞清楚日本目前所面临的危险。”
(日文翻译李君、周文迦对本文亦有贡献，特此致谢)
巨震重创日本经济？
这次地震对日本来说，是灾难，是考验，也未尝不是机遇
特约撰稿 刘柠
3月11日，袭击日本东北部的里氏9级巨震对日本经济造成的重创到底有多大？其影响究竟会蔓延至何种程度？
因为余震不断，受害状况一时还难以确切把握。但是，就目前所掌握的各种信息，结合16年前阪神大地震的情况，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粗线条的轮廓。
震后第二天，日本首相官邸召开了一个“经济情势检讨会”。与会的与谢野馨经济财政担当相预测：此番巨震，“受害状况将超过阪神大地震。”但他同时指出，因“产业活动的中枢并未受到直接的打击”，对日本经济总体的影响是有限的。
作为财经政策的最高责任者，与谢野似乎并不悲观。那么，他的依据何在？
这首先要从与阪神大地震的影响比较谈起。就地震的烈度、破坏的强度及受灾范围之广而言，阪神大地震与此番巨震不可同日而语。后者的能量相当于前者的178倍，除了震中的东北地区外，还波及了北关东地区和首都圈，受灾范围达1都12县。由于地震引发的巨大海啸，死亡人数恐怕最终会超过阪神大地震1倍以上(阪神大地震中有6500人丧生)。
至于地震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从最初估计的100亿美元，到美国地质调查所估计的数百亿美元，直到全球顶级风险投资机构Equcat所称的“经济损失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 。
但是，阪神大地震重创的阪神工业区，在日本经济中举足轻重。那里集中了钢铁、汽车和电子工业的精华，而位于震中的神户则是日本的第二大港。与之相比，此番巨震所摧毁的东北地区虽然也有一些汽车、电子和机械制造等生产基地，但显然不如前者那样集中。
整个东北地区加上北关东地区占日本经济的比重约为8%，而神户一个城市便占了4%。16年前的阪神大地震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共计13万亿日元，按当前的汇率约合1580亿美元。到目前为止，此次巨震的直接经济损失尚低于这个水平。
2010年，尽管在经济总量上，日本被中国赶超，“世界老二”的地位易手，但却创下了近20年来最快的增速，全年GDP实际增长3.9%。虽然后半年又有所回落，但种种迹象表明，从去年秋开始，日本经济已逐渐爬出了金融危机的谷底。从某种意义上说，来之不易的增长势头被“腰斩”，是对日本经济最残酷的打击。短期预测，无疑是悲观的，今年日本的增长很可能会被抵消，甚至有负增长的可能。
不过，如果对日本经济强大的自愈再生能力有所认识的话，便会明白情况未必会像想象的那样糟糕。尤其是考虑到与谢野大臣所说的“产业活动的中枢并未受到直接的打击”，可以说虽然发展势头遭“腰斩”，但发展机制还在。
历史经验证明，地震所造成的破坏虽然触目惊心，但经济的恢复往往比想象的更快。尤其是发达国家，其应对灾难的能力是超强的。事实上，阪神大地震后仅半年，日本经济便得以恢复(在总量上)。同样的经验也为洛杉矶地震所证明。
如此大范围的破坏，尤其是对基础设施的摧毁，无论如何是需要重建的。而“地震特需”未必不会成为拉动日本新一轮增长的助推剂。这客观上会带来两个效应：
一是建设景气卷土重来，从而带动经济发展。众所周知，日本基础设施之完善，即使在发达国家中也居于前列。这很大程度上当归功于自民党政权长期以来践行的、前首相田中角荣所倡导的 “土建国家”的发展战略。但近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萧条，这种发展战略受到质疑。
特别是民主党上台后，削减建设预算，充实民生，砍掉了大批拟建甚至再建的工程。建设业者叫苦不迭，只有靠海外工程维持生存。而随着此番震后复兴规划的实施，建设景气可望被重新激活，从而刺激国内经济。
二是内需问题。日本挣扎于通缩之苦久矣！内需不振已成为制约其经济发展的瓶颈。这个问题可望在震后重建中得到缓解。而任何巨大经济体，只有其内需被充分激活，摆脱对出口型经济的恶性依赖后，才有可能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地震对日本来说，是灾难，是考验，也未尝不是机遇。我们为日本人民祈福。
巨震后的中国网络民意嬗变
凤凰网的一项民调显示，近九成网友认为中国应对日本提供援助。中日两国文化相连，不论两国有何历史冲突，都应该出手相助
本刊记者 陈磊
从幸灾乐祸到携手抗灾
对于日本的特大地震，王小吉首先是从微博上知道消息的。王是重庆师范大学艺术系二年级的学生，北京人。
3月11日下午2：50左右，王小吉在外面晃荡。突然，他发现手机微博上有几个日本朋友说：地震了，是在东北部宫城县地方，东京都在晃，地震很严重。
“我在东京的时候也经历过地震，所以我明白，日本人说严重的地震是有多严重……”王小吉说，考虑到这么大的事，媒体肯定要报道，就赶紧回到家，打开电视，凤凰台已经在直播了。
让他感到有些压抑的是，随着日本大地震消息的传开，在QQ群里，他看到了一些“幸灾乐祸”的同胞，“都在那叫好，认为这是报应，就连我们宿舍的一些同学，也这么说，让我很难过。”
本刊记者检索发现，至今，在微博、论坛等网络平台上，依然有许多人保持了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
网友“幻鱼未央”发微博说，她的一位亲戚就是那些幸灾乐祸的人之一，“她说日本鬼子她痛恨，小时候被日本人用水淋，淋得肚子都发胀了，还骂我，‘是你没经历过！’你懂什么！我听完后心情很复杂……”
来自南京的“甜甜jimmy”，颇具代表性，她说，“日本的地震和海啸发生后，我写了一篇庆祝的微博，但是之后看到朋友的妹妹在日本失去联系，觉得过于麻木就给删了。之后一直在想：对于日本这个民族，对于它曾经给我们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伤害，是我们子孙后代永远无法忘记和原谅的，从民族感情出发，有人对于此次发生在日本的灾难是心存幸灾乐祸的。”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了解到日本大地震的惨状，绝大部分民众加入为日本加油、祈福的行列。凤凰网的一项民调显示，近九成网友认为中国应对日本提供援助。中日两国文化相连，不论两国有何历史冲突，都应该出手相助。不少网友呼吁，大灾面前，应该放下狭隘的民族主义，携手战胜灾难。
知名博客写手李承鹏写道：“我必须明确地、毫不犹豫地为遭受灾难的日本人民祈祷，因他们是同类，因汶川大地震时，我亲眼见一队日本搜救队行动失败后，垂首低泣，连连道歉没有完成工作。人类之所以在这么多的灾难下还能幸存，因为我们还有恻隐之心，知道我们都是鸡蛋。无论谁说什么，我都要站在鸡蛋的一边。”
发生在广东某媒体编辑部的一个故事也许更有代表性：一位员工本来也是对日本地震幸灾乐祸，但是看了同事发的灾难视频后，再没有把嘲弄的笑容挂在脸上了，有点坐立不安地说去查查日本红十字会的地址，看能否给人家捐款。当她百度搜索“日本红十字会”看到结果后，当场失声痛苦(原文如此)——全部都是日本红十字会对中国的各种援助历史，都是她在国内媒体上不曾听闻的。
漠视日本巨震媒体遭鄙视
“我们对日本真的是了解得太少了，极少部分保有幸灾乐祸态度的人，大部分是没有去过日本的。其实，日本民众为中国做了很多事，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我们不知道而已。”年仅21岁的王小吉说。
王的这种见解，和他留学日本一年的经历有关。那是2007年9月至2008年的夏天，尚在读高中二年级的他，获得了中国政府的一个交流项目，在日本呆了一年，很多时候就住在日本民众的家里。
让王小吉感动的是，2008年夏天，中国发生汶川特大地震。当时他在教室自习，“不到半个小时，负责交流中心的日本老师就给我打电话，问我家人怎么样。”
“下课出门时，所有的日本同学，都过来问我：你家有没有事？第二天，几乎每一个便利店，包括我们教室内，都摆放了一个捐款箱，上面写着‘四川大震灾援助金’，印象中，好像每一个路过的人都捐了钱。”
在汶川地震的第三天，王小吉说，他在日本那个村子所属镇的红十字会，就来替中国灾区募捐了，他和同学一起去帮忙，抱着募捐箱，“那个村子人虽然很少，但不到一个上午就募集了50万日元。”
当地村民捐钱的时候，一般都会说几句安慰话，比如中国加油之类，也是那一次，王小吉抱着募捐箱的照片，上了日本的《朝日新闻》。
日本大地震之后，很多2008年日本援助中国汶川大地震的事迹，也被网民翻了出来。
首先就是日本国际救援队，这是汶川地震后第一支抵达灾区的外国专业救援队。一位网友说，“还记得日本救援队吗？地震发生4天后，他们抵达四川，开始进行救援。日本救援队队员列队对死难者哀悼的图片，曾令国人动容。”
后来，这条配有日本救援队低头对死者默哀的照片，在3月11日日本大地震之后的两天内，得到了网民几万次的转发、几千次的评论。
还有日本媒体对中国汶川地震的报道——把汶川大地震的消息作为新闻头条，甚至来不及将有关内容完全翻译成日语。而当时一位日本网民揣测，日本普通人不会热心帮助中国救灾，只有亲中的福田政府才会出资救援，结果引来一片骂声，称其想法是日本人的耻辱。
富有戏剧性的是，现在，日本遭受特大地震，情况逆转过来。中国一些报道日本地震篇幅、力度不够大的媒体，被很多人指责——针对合肥某报封面对于日本地震只放一张小图，某杂志记者表示出不屑：“懒得评论。”
而云南昆明市某都市报，打通了封面与封底，用更大的视角，来关注日本地震，受到了媒体同行众口一致的称赞。资深媒体人石扉客在微博中写道：“感觉比广州那三家同行的头版都要好！”
“这不是简单的投桃报李”
王小吉说，3月11日那天，在看到同学们的幸灾乐祸后，他从自己的博客中找出了当年他在日本期间为汶川地震募捐的照片，贴到了自己的微博上。让人惊讶的是，短短4个多小时，这条微薄被@了几万次，评论7000多条。
“突然间粉丝暴涨，突然间被@几万次，我表示很有鸭梨。”王小吉说，平时来看，自己的这条微博并无任何特殊之处：“汶川地震时，我和日本同学一起上街募捐，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这个老奶奶说的那一句：中国頑張れ！(中国加油！)”
然而，在巨灾面前，在共通的人性中，一切都变了，一个普通日本老太太的声音代表了一个民族的心声，而中国网民极少部分的幸灾乐祸也淹没在几乎全民一致的为日本祈福与加油中。
王小吉说，3月12日，他给熟悉的日本朋友打了一圈电话，当接通当年留学学校宿舍的电话时，朴实的管理员一直在说，咱们村儿没事儿，云南怎么样了？“被他这么一问，我顿时语塞。”
和王小吉有着相同感妥的，还有明星王力宏，他也在微博里写道：太多无辜的人一瞬间需要帮助，对日本来说是前所未有规模的天灾。希望我们在这个时候能表现出人类最伟大的力量： 爱。
知名媒体人笑蜀写道：“天灾面前，人类是一个整体。这就是汶川大地震时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力量驰援中国所给予我们的最深刻的启示。这比地震本身更惊心动魄，或者换句话说，这实际上引爆了一场心理地震，改变着我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即改变着我们对于生命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在此次日本大地震之后，互联网上，呼吁中国政府立即组织救援队驰援的呼声会汹涌澎湃。这不是简单的投桃报李，没有那么强烈的目的性，没有那么功利。应该说，主要是基于对生命的信仰，基于人类一体的感同身受，基于爱和善。”
切尔诺贝利 谎言是最大的魔鬼
今天，日本发生的核事故再次唤起了人们对切尔诺贝利的记忆
特约撰稿 姚望
25年前的4月26日，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4号核反应堆发生爆炸，造成严重的核事故。浩劫之后，留下的是一串惊人的数字——去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导致33万多人被迫离开家园，数千名儿童罹患甲状腺癌，上百万人生活在对自己健康和生活的忧虑之中，其影响持续至今。”
今天，日本发生的核事故再次唤起人们对切尔诺贝利的记忆。有人担心，福岛核电站的爆炸会不会是另一个切尔诺贝利？
“死亡区”竟成“动物的天堂”
1986年4月26日，正在进行实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4号核反应堆发生蒸汽爆炸，炸裂反应堆外部保护层和房间的顶部。随即，大气中散发着大量的放射性微粒，空气与超高温核心中的1700吨可燃性石墨慢化剂接触；燃烧的石墨慢化剂加速了放射性粒子的泄漏。
现场的操作员无法停止反应堆的反应，而随后赶来的消防人员也无法扑灭大火。放射性粒子随风蔓延。离核电站仅3公里的小城普里皮亚季首当其冲，事故发生48小时后，该城近5万人口全部被疏散。
这次事故直接导致50人死亡，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交界的地区受到严重污染。而核污染的云层随风扩散，覆盖了西欧、东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地。
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利用直升机从空中向暴露的反应堆残骸倾倒近2000吨碳化硼和沙子后把火给扑灭，也控制了辐射。
事故发生后，当局用钢筋混凝土，把4号反应堆彻底封闭起来，这里被称为石棺。如今数十万吨的放射性核物质被封存在那里。其表面已经锈迹斑斑，石棺为中心的30公里以内，还是隔离区。
切尔诺贝利这个名词象征了灾难，有游戏商以切尔诺贝利为背景设计了一款游戏——切尔诺贝利的阴影，背景设定于曾发生核灾难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废墟上，变种生物和神秘力量开始屠杀幸存者。
此外，还有流言以更荒诞的形式传播。有说法称，1996年，隔离区变异的硕鼠，吞噬了考察的科学家，说得有鼻子有眼。但流言终归是流言。
这里辐射值高，因而也被看作“死亡区”。
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被绝对禁止进入，成年人则被严格限制进入，进入者必须具备合法手续和有效证件。这样严格的条件主要是保证来访者的安全。这里整体上的辐射比较高，如废弃的机械场内，平均辐射是每小时800至1200微伦琴，而人体不能超过每小时20微伦琴。
1986年的惊天浩劫后，出事的4号机组被封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剩下的3个机组继续工作了一段时间，维持国家电力供给14年。2000年12月，整个切尔诺贝利发电厂停止发电。
但是大量的核废料依然没有处理掉，需要工作人员照看，石棺也需要不断加固。在事故之后这25年中，工作人员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事故区道路、房屋以及周围树木的清洗。此外还有不少安全警卫人员和员工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工作。
他们的饮水和饮食全部从外面运输进来，并且每一轮排班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周。每天离开工厂时，他们都要在仪器前检测手和脚的放射性污染。如果身体遭受辐射超标，必须采取相关措施。包括服用药水、清洗，如果情况严重的送去医院。
隔离墙的外面，军人在巡逻。
虽然这里被划为隔离区，但一些大胆的老人近年返回当地居住，如离核电站约15公里的伊利因齐居民点。这些返乡者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对他们而言，“回到故土，心里也安稳很多。”一些老人家说，他们并不担心辐射，医疗人员定期来给村民检查身体，还对农户家种的农产品进行辐射测量。结果显示，当地产的水果和蔬菜辐射指数处于正常范围内。要在隔离区居住，是需要勇气的，回来的人毕竟是少数。目前至少有300人在隔离区内居住。
在这25年间，这里居然聚集了很多野生动物。据切尔诺贝利国际生态学实验室记录，隔离区内目前有超过400个物种的动物，包括280种禽类和50种濒临灭绝动物。而且这些生活在隔离区内的动物并没有发生什么异常突变，这里也不像外界所传说的老鼠长得像猫一样大。一些科学家将这里称为“动物的天堂”。人类从这里销声匿迹，无意间给动物留下了繁衍生息的宝地。尤其是鼠类，对放射性物质表现出了惊人的抵抗力。
但美国生物学家莫斯乌认为，这一地区相当一部分的鸟类都在承受着核辐射引起的疾病，甚至产生了基因变异。它们的存活率比其他地方的鸟类大大降低。有些鸟类出现肿瘤。
事故受害者达几百万之多
虽然禁区内小鸟在歌唱、老人在晒太阳，但是这个庞大的区域依然充斥着隐患。
根据官方估计，发生事故后的反应堆内大约还有180吨的燃料，该批燃料的总放射性达约1800万Ci(670 PBq)。石棺阻止着辐射扩散，但这并非是一个永远安全的做法。
早在2003年俄罗斯《独立报》报道，时任俄罗斯原子能部长鲁缅采夫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石棺”有崩塌的危险。当年赶工修建的石棺正在老化，反应堆继续腐蚀这个石棺里的钢筋混凝土。
如果石棺倒塌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数量惊人的放射性尘埃将会被直接释放到空气中，欧洲将会再次经历新一轮的切尔诺贝利事故。解决的方案就是在石棺上加盖一层防护层。
“目前实施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安全封闭工程的资金缺口还差大约4亿欧元，其中发生爆炸的4号反应堆威胁最大。”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说。这个呼吁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响应。
在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25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欧盟委员会呼吁国际社会提供7.5亿欧元(约合67.7亿元人民币)援助，为遗留下的200吨强辐射物质建造新的、更复杂的隔离层，以取代可能崩溃的石棺。
2010年底，乌克兰当局释放的一些信息引人关注——计划把切尔诺贝利开发为面向普通游客的旅游区。
其实早在2006年4月26日，时任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就表达了类似想法，“对许许多多的人来说，应当(亲眼)看看切尔诺贝利地区村镇中敞开的门窗，长满了杂草的院落，荒芜的庄园。这都是教训，这些将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不是核电站被毁坏的机组。”
当然这样的旅游必须穿防护服，游客必须在严格的指导下参观。
不过在隔离区外，当年遭受辐射的一些人群仍生活在核事故的阴影中。
去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导致33万多人被迫离开家园，数千名儿童罹患甲状腺癌，上百万人生活在对自己健康和生活的忧虑之中，其影响持续至今。”
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报告则更触目惊心：在受到影响最大的一些国家，事故发生时还是青少年的5000多人现在已被诊断为甲状腺癌；参加清理现场行动的工作人员、被撤离疏散者和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以及乌克兰被污染地区的居民当中可能已有9000人死于恶性肿瘤。
现在仍有500万人居住在被核物质污染的地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显示出高于一般水平的焦虑和多种无法解释的身体不适症状。英国有媒体报道称，也许已经有大约50万人因这次事故而死亡，而且至少还有3万人将死于和这次核泄漏事故有直接关系的癌症。
前苏联政府在各地建立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受害者治疗与预防机构，对受害者提供免费医疗帮助。苏联解体后，这一任务被继承国延续。十几年来，诊治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受害者达几百万之多，其中包括二十余万名儿童。同时，政府还建立了统一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受害者名单”，对受害者身体状况进行跟踪监控。受害者也得到了政府赔偿。
不过，纵然有免费的治疗，受害者承受的苦难他人又如何体会？而那些身体目前尚算健康的人，心里也留下了很深的创伤，他们的焦虑程度超过了正常水平。
或是导致苏联解体真正原因
事故已经过去25年，而当年的苏联也不复存在。但对事故的起因，依然有着不同的解释。
如1986年8月，有报告把事故归咎于管理问题。身为厂长的茹柯汉诺夫只具有燃煤发电厂的训练和经验，他的总工程师佛民也是来自一个常规能源厂。核电站操作员也应该为事故负责
而发布于1991年的报告，认为事故由于核反应堆的设计缺陷引起。
事故发生后，更有3个原因导致了灾难的扩大，这都和苏联政府体制有关。
一是，苏联的官僚体系忽视问题的严重性。爆炸发生后，并没有引起苏联官方的重视。在莫斯科的核专家和苏联领导人得到的信息只是“反应堆发生火灾，但并没有爆炸”。根据戈尔巴乔夫事隔20年的自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的当天上午，苏共政治局就开会讨论局势，随后组织了一个政府委员会来处理事故后果。”但是这个委员会也未能明了事故的严重性。时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是通过瑞典科学家的报告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就是因为一开始没有了解到严重性，在事故后48小时，一些距离核电站很近的村庄才开始疏散。
另一个原因更被广为诟病。事故发生后，没有及时通知邻国。1986年4月28日，瑞典Forsmark核电厂工作人员发现异常的辐射粒子粘在他们的衣服上。在百般调查后，他们怀疑是苏联核电厂出了问题。莫斯科接到从瑞典政府发来的信息时，辐射云已经飘散到瑞典。苏联终于明白事情远比他们想的严重，但也只是发表声明： “在切尔诺贝利电站发生的一起事故中，一个反应堆被毁。我们正在采取措施消除事故的影响。我们会对事后的处置实施援助。我们已成立了专门的政府委员会。”
整整一周，苏联政府也没和外国政府有效沟通，拒绝透露更多的细节，使得邻国不能有效评估灾难后果。当外国媒体纷纷报道事故时，苏联官方媒体还宣布“破坏远远没有西方媒体所描述的那样严重”。
一周后，才由后来担任俄总统的叶利钦发布了消息，“电厂附近的水库受到了污染，电厂周围辐射量仍旧过高，不适于当地居民返回。”同时，官方担心会引起人民恐慌，没有告诉居民全部真相。
还有一个原因是，相对落后的处理手段。苏联政府派出了无数人力物力，终于将反应堆的大火扑灭，同时也控制住了辐射。但是这些负责清理的人员也受到严重的辐射伤害。
这场灾难除了涂炭生灵，也有了其他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有评论认为“此事让苏联政治比过去更透明开放”。戈尔巴乔夫也有此感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可能成为5年之后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其重要程度甚至要超过我所开启的改革事业。切尔诺贝利灾难的确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其前后的两个时代迥然不同。”
经过了这一灾难，1986年以来，国际上加强了核安全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不过这还不够。“4号反应堆爆炸释放出大量的放射性物质，这一事实表明核以及放射性活动附带的安全隐患会跨越一国之疆界。”
因此，福岛核电站发生爆炸，也不仅仅是日本一国的事情。毕竟在这个时刻，任何的差池都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