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渣翻慎入]异形同体的马克思和拉康？Samo Tomsic《同源：马克思和拉

同源：马克思和拉康

Homology: Marx and Lacan

著：Samo Tomsic

试译：克雷伯格

1.从索绪尔到马克思

在我的这篇论文中我会更加关注拉康在68年之后的教学转变，这时他引入了马克思。我将自己限定在这个转变上，为的是更加清楚地说明为什么马克思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拉康教学中“偶然”的引用。我会，并且当然会追溯这次引入，直到拉康教学的开端，但我只会讨论《研讨班16：从一个小他者到大他者》，因为在这个文本中拉康首次更为系统地说明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发现之间的联系，并且密切参照着当时显现出的经典结构主义的僵局。拉康这样介绍他对马克思引用：“我将以马克思为基础的同源论视角来开展教学，为的是介绍今天我们应当将对象a 的必要功能置于何处。”我之所以特别关注同源的概念是有着两个主要原因的：首先，这就是拉康后来描述剩余价值和剩余享乐之间联系的方式；其次，同源这个概念强调了弗洛伊德的论域和马克思主义的论域所享有的共同逻辑，从而能够表示出拉康连接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之特殊性，这与其他尝试的方法是不同的。

关于第一点，我立即可以指出剩余享乐的概念并不仅仅是拉康凭空造出来的东西。这个术语当然参考了“Mehrwert”，即剩余价值，并且拉康还提出了这个词的德语版本“Mehrlust”。但是享乐和剩余的这种联系早就存在于弗洛伊德那里。在他有关笑话的书中，弗洛伊德围绕着“Lustgewin”，获取快乐（gain in pleasure）或者仅仅是快乐盈利（pleasure-profit）这个概念，表述了他对满足的机制的分析。快乐和剩余之间的这种联系早就暗示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发展方向，那就是他后来宣称的“超越快乐原则”。为了简明起见，我们可以说只要快乐是以特定的剩余为标志的，那么它就不是我们在快乐中自发理解的东西，即紧张感减弱时的身体感受，如在口渴和饥饿得到满足时的感受。相反，快乐超越了快乐原则，或者快乐盈利，它不再仅仅是紧张减弱时的感受，而是在其增加时被“生成”的东西。即一个副产品，之后弗洛伊德将之和他早期的分析的两个对象联系在一起，无意识欲望（在《梦的解析》提及）和驱力（在《性学三论》和《诙谐及其和无意识的关系》提及）。弗洛伊德惊人地将无意识的满足和驱力与劳动联系在一起：“Traumarbeit”梦的运作，“Witzarbeit”笑话的运作之类的东西。在无意识劳动的过程中他发现了无意识的满足偏离了无意识形成的内容，而仅仅是抓住其形式。假设“Lust”快乐，拉康有充分的理由将之翻译为享乐——作为利润，也因此为拉康通过马克思来解读拉康开辟了空间。如果享乐是被生成的，并且作为剩余被生成，作为利润的一个可能性来源，无意识似乎具有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同的结构；但反过来说，资本主义的结构被刻进无意识，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提出一个论点：“资本主义是无意识”。这个论点也早已经在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中被阐明，他在一个重要的段落中将无意识欲望同资本家在社会生产组织中的作用进行比较。

拉康在之后谈论资本主义话语时，他强调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之间的同源逻辑，也因此讨论“资本主义话语”就意味着讨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考虑到弗洛伊德强调无意识的生产性层面，并且拉康之后重新阐释了这一位面，我想说精神分析并不是开始于发现任何无意识，而仅仅是“资本主义的”无意识，或者更笼统地说是开始于“无意识对话语的前抵抗（ex-sistance）”的发现，正如拉康后期教学一直反复强调的那样。例如，弗洛伊德的发现与荣格的潜意识（subconsciousness）或有关无意识的哲学观念毫无共同之处。我们可以找到“前抵抗”于弗洛伊德的作品随处可见的印证：资本主义和创伤性神经症之间的联系；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在决定文化不满情绪中的核心作用（文化的不满情绪正是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以及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将无意识的欲望和资本主义的欲望进行比较。拉康对马克思的介绍意味着，弗洛伊德的比较应从字面上理解，即从逻辑上理解，而不是从类比上理解。

关于第二点，我们可以指出，与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相比，拉康方法的特殊性在于他对将精神分析的内容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或者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转化为精神分析的内容不感兴趣。他无意重塑马克思的内容，以便将其 "融入 "精神分析中。他把重点放在逻辑上，在拉康的教学中逻辑联系从来不是无辜的。逻辑（尤其是数理逻辑）被理解为“关于真实的科学”旨在解决符号秩序的悖论问题，或者是旨在拉康在《研讨班16》中称之为“话语的后果”的东西。通过声称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之间的联系是逻辑的，他将争论转向社会联系中的结构性僵局以及这些僵局与生产之间的逻辑联系。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之间的联系同样被改变了。为了解释这个改变，请让我回顾拉康回应巴黎高师的认识论圈子中的一段文字：

只有我的无意识是语言结构的理论，才是能被描述为马克思主义所暗示的东西，只要你的要求不比原著的暗示更为苛刻[…]我的语言理论是真的，无论马克思主义的充分性如何，这对马克思主义是十分必要的，无论它产生什么缺陷。马克思主义在逻辑上暗示的语言理论就到此为止了。

当然，讨论马克思主义不是讨论马克思。很明显，拉康在这里针对的是斯大林对苏联语言学争论的干预。尽管如此，拉康的教学运动的方向 可以用这样一个简单的暗示来概括：“如果是马克思，那就是拉康”（If marx then Lacan）。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只有当真相暗示虚假的东西时，实质含义才是假的（0）。换句话说，我们只有有限的选择：要么马克思是真的，这意味着拉康的语言理论是真的；或者马克思是假的，但这意味着拉康的语言理论是真的；当然，也存在第三个选项，即马克思和拉康都是假的，但这让他们的反对者去讨论吧。

拉康随后转向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暗示的语言理论，指出围绕着认为语言是超结构（superstructure）马尔主义（Marrism）的争论，是被斯大林的“命令”即“语言不是超结构”所打断的一场争辩。这里已经指出了逻辑关系和历史关系的差异——但是基于双方的一些列误解之上（例如弗洛伊德对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对作为资产阶级实践的精神分析的批判，等等）。拉康在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

关于我的语言理论，如果你对这个感兴趣，你能承认的最低限度是什么？我的语言理论是唯物主义的。能指是超越自身成为语言的物质

我不会在这里对这一复杂的陈述进行注释，但是我可以简要地指出，这段话中提出的能指的定义与马克思的“商品语言”（commodity language）的概念以及他将商品语言与政治经济学家的语言划清界限的论证的不可能性不无关系（参见《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商品拜物教讨论的部分，即著名的“商品拟人”(prosopopoeia of commodities））。马克思对拜物教批判的教益是，不存在元语言（metalanguage），因此语言就“是”商品语言。但拉康的应答也指出，他认为自己的贡献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争论的贡献，也是对围绕着马克思与弗洛伊德在逻辑与唯物主义之间的联系的争论的贡献，而这个联系他将在他的话语概念中重述。甚至可以说，这种形式化与唯物主义的联系，即“数元学说”（the matheme doctrine），可以被视为辩证法在拉康教学中的留存。

显然，在这一点上拉康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教学发生了重大转变：他的语言学不再仅仅参考结构主义语言学还参考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转变的原因在于拉康发现了马克思那里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所不能提供的东西，更精确地说是生产的理论，或者说是一种从话语的不对称性和社会的无关系（non-relation）出发的更好的生产理论。考虑到社会生产和社会无关系的这种联系，拉康将声称马克思发明了症状的功能，这也是一个逻辑功能：无产阶级作为社会症状体现了社会关系的真相，真相在于不存在社会关系这个事实，因此“契约”理论，无论是社会的还是经济的——自由、平等、自由和边沁，正如马克思所提出的那样——都是建构，其作用是遮掩话语的僵局。但为了理解拉康这次导向同源论的转变，请让我在这里绕道索绪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