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花开：佛系少年，一花一世界

佛教东传是东亚史上的一桩大事件，有着深厚的历史意义。佛教生成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两汉时传入中国，四世纪进入朝鲜，而后再传至日本。

佛教传入中国，大致有陆传和海传两说。陆传说认为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建立白马寺为佛教初传，并且是经由西域诸国从陆路传入。海传说则认为印度佛教由海路直接传入中国，没有经过西域小国的媒介。“佛教之来非由陆路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陆传、海传两说各执一词，但两汉时传入中国的时间点是没有争议的。

进入海东三国大约在四世纪后半叶，正值高句丽、百济、新罗鼎足而立之际。其中高句丽最早，百济次之，新罗最晚。高句丽与百济两国由于国内政治起伏，佛传虽早，后期受到较大打击，出现严重的人材外流现象，两国僧人争相赴日弘法，对日本佛教传入影响很大。

有史记载最早的佛教公传，是在钦明天皇时代。百济圣明王遣使出访日本，赠送释迦金像，以及幡盖、经籍等物，将佛教介绍给了日本朝堂。百济使者对钦明天皇说：“是法于诸法中最为殊胜，难解难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乃至成辩无上菩提。”钦明天皇喜不自胜，苏我大臣稻目宿祢主张礼佛，物部大连尾舆反对礼佛。最终苏我氏与物部氏一番爱恨情仇纠葛缠绵，佛教这才在日本正式扎下根基。

早期日本盛行祖先崇拜，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即后来所称神道教。公元六世纪，以苏我氏为代表的新兴氏族崛起，与物部氏为代表的既得利益守护者争夺政治权力。两者相争表面看是崇佛与排佛的争执，实际上是在争夺对国家朝权的控制，只不过苏我氏向大陆学习，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主旨客观上符合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有着进步的意义，从而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满足人心所向。

圣德太子大化改新，仿效中国隋唐制度，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日本的佛教也随之由氏族宗教转变成为国家宗教，朝廷诏令诸国普建最胜王护国之寺、法华灭罪寺，置国师，与国司并列。设置僧纲，任命僧正、僧都、法头，管理全国僧尼。钦明天皇之后二百三十余年，佛头插手政务，朝堂干预佛事，是为“现世佛教”。著名僧侣如玄昉、道镜，位极人臣，权倾一时，时人为之侧目。

推古朝时，高丽僧人慧灌传入日本“三论宗”。三论宗以《中论》、《十二门论》、《百论》而立宗，主张“一切皆空”、“诸法性空”，又名法性宗。天武朝时，百济僧人道藏注疏《成实论》，宣讲“成实宗”。齐明朝时，道昭传入“法相宗”，依据《瑜伽论》和《唯识论》创立。同期传入“俱舍宗”，依据《俱舍论》创立。以上四宗根据论部创立教派，又称论宗。

天平年间，新罗僧人审详传“华严宗”，依据《华严经》创立，称经宗。唐朝僧人鉴真传“律宗”，依据律部创立。以上六宗合称“奈良六宗”，是早期日本佛教流行的麻辣小鲜肉。

整个奈良时代，六宗山门官僧勾连，把持朝政，往来皆豪贵，出入无寒门。稍有不满，便聚啸僧众，咆哮朝堂，视公卿皇家如无物。寺社势力已膨胀成为凌驾于天皇之上的又一个精神桎梏。

恒武天皇登基不久，对奈良的平城京很是不满，为了躲避玄昉、道镜以来的巨大寺社压力，恢复朝廷威望，刷新政治，桓武决心造作新京，开辟封建主义先行示范区——平安京。

平安时代，奈良六宗的香火依然鼎盛，一直要到源平时期平重衡率军烧讨南都，寺社才首次受到打击。而此时日本最盛行的佛学宗派则是最澄与空海自中国传入的天台宗和真言宗。

空海俗姓佐伯，赞岐国多度郡人，十五岁入奈良游学，二十岁落发，二十一岁受具足戒。延历二十三年（公元804年），空海作为留唐僧与最澄一道从难波启程，前往大唐留学。空海在长安青龙寺受密教惠果大师传法，回国以后于高野山开设真言密宗道场，确立日本真言宗，死后获得“弘法大师”的称号。

与空海同行赴唐留学的最澄本名三津首广野，近江国滋贺郡人，十二岁出家，十九岁受具足戒。抵达大唐以后，最澄入天台山，在国清寺修习天台宗。第二年回国，在京都比睿山开设道场，是日本天台宗的先驱，死后追谥“传教大师”的称号。

早期日本佛教，是以国家宗教的形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朝廷利用佛学来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佛教借助朝廷力量发展壮大，两者相辅相成，互为狼狈，这便是奈良、平安时代佛教走上层路线的原因所在。自天台与真言以后，佛教开始走出朝堂，走向普罗大众，日本的佛学逐渐脱去神秘繁冗的外壳，浮现轻巧迎合的笑容。

平安后期，中国东晋高僧慧远创立的净土宗传到日本，流传开来，成为下层民众追求来世的精神寄托。到镰仓时代，僧人法然继承发展了之前的净土思想，提倡只要“专修念佛”，便可“往生极乐”。法然认为入净土门有正行和杂行，舍杂行而选正行。修正行有正业和助业，正业即称名念佛。由称名而往生是阿弥陀佛的本愿，所以叫“本愿念佛”。

法然门下亲鸾在净土宗基础上创立真宗，进一步简化了求佛护佑，修炼来世的不二法门。真宗被称为绝对他力的信仰，通过彻底的自我反省和对罪障的觉悟而在如来的慈悲世界苏醒。亲鸾主张“恶人正机说”，“善人尚能往生，何况恶人哉。”真宗强调对弥陀愿力的绝对信心，弃绝一切约束信徒行为的戒律，娶妻成家，不禁荤腥，甚至杀生造业，一样可以成佛。这种简便的修炼方式极受下层农民欢迎，真宗迅速传播成为农民、流浪武士对抗守护大名的武装代表。后人发展出了战国时代叱咤风云的本愿寺教团，著名的“一向一揆”就是真宗本愿寺派的农民暴动。

同期僧人一遍创立的时宗与日莲创立的日莲宗，都是因为当时民众谋现世幸福，求来世果报的迫切要求而应运产生。日莲提倡专修法华，排斥念佛，以《法华经》为最高，将异教作为谤法之徒，不受布施，不施法门，称为不受不授。日莲宗衍生流传而成的寺院派系总称法华宗，法华宗以贵族和城市高利贷者为主要信徒，室町时代京都有二十一座法华寺庙，号称“法华廿一本山”，并在天文年间引发法华一揆和法华大乱。

创立时宗的一遍认为众生往生不是依靠教诲，而是依靠名号的功德，往生的主体是名号而不是人。往生主体只要念佛，众生就是阿弥陀佛。时宗主张舞步念佛，僧众结作圆阵一边念佛一边舞步，以钟鼓调整节奏，这种修炼法门颇受欢迎，大河剧《太平记》里面也有关于时宗的表现。时宗后来过于接近上层，过于贵族化而逐渐式微，其信徒几乎全部转归真宗的本愿寺。

至于佛教的禅宗，在中国唐代便已传入日本。到了镰仓时代，僧人荣西和道元分别传入禅宗支派临济宗和曹洞宗之后，宗法方才炽盛。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禅宗的便利性得到了日本民众，尤其是蒸蒸日上武士阶层的欢迎，成为武家之佛教。到室町时代，临济宗与日莲宗变成当时佛教的显学。

室町早期，足利尊氏仿照中国五山制度，确立日本五山，即建长寺、园觉寺、寿福寺、建仁寺、天龙寺。足利义满时重修五山，分列京都与镰仓两个序列，其中京都五山为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和万寿寺，皆为临济禅宗的山林。

飞鸟而至室町，日本佛学有一个自上而下的发展历程。日本的佛教无论是之前的国家宗教还是后来的国民显学，其基本表现都是实用主义，积极入世的。佛教的目的要么是护国，要么是救世，看重的都是对社会的巨大影响与改造。而中国的佛教目的在于治心，在于求真，走的是哲学发展的道路。这一区别深刻改造了中日两国的国民性，也为两国后来不同的发展历程埋下了伏笔。

（番外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