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词汇有多诗意，英国诗人济慈告诉你

约翰·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曾经说过：“没有诗歌我就无法生存”，他甚至说生命的本质就蕴含在“永恒的诗歌”之中。诗歌如此独特、如此耀眼，可也有它鲜为人知的一面。1810年，济慈开始了长达7年的医学钻研，立志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之后他才逐渐爱上诗歌，甚至把诗歌当成治病救人、升华生命的崇高使命。

15岁的济慈在一位名叫托马斯·哈蒙德（Thomas Hammond）的外科医生手下当学徒，哈蒙德在英国埃德蒙顿开了一家诊所，又教济慈如何放血、给病人接骨和一些简单的手术。但当时济慈的良师益友查尔斯·戈登·克拉克（Charles Cowden Clarke）总有一种预感，济慈将有一天会从那狭小的空间挣脱出来，大踏步地穿过空旷的草地，回到他之前在恩菲尔德就读的学校，来到校舍，来到花园，听远处似乎有人在饱含热情地朗诵诗歌，那是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的《仙后》。

 而当济慈大声吟诵那首诗时，他的身体会被充沛的情感所占据——“仿佛生命高高举起”，克拉克说，看上去“魁梧而强大”。正因如此，济慈才体验了斯宾塞诗歌语言的非凡魅力，是生机之源、幸福之源——诗歌大声朗读出来会给生命注入超乎想象的活力。

 从医学到诗歌的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济慈后来在英国伦敦盖伊医院进行下一阶段的训练，他参加了阿斯特利·库珀（Astley Cooper）和其他著名外科医生的讲座，又自己操刀进行几台解剖和外科手术。在这段时间里他写的诗歌大多充满着“和平”、“孤独”、“睡眠”和“诗歌”等传统意象。

1817年3月济慈离开医院，这之后他的诗就逐渐显出几分卓尔不群的味道了。在史诗《亥伯龙》中，济慈就大胆地运用“麻痹的舌头”、“紧咬的牙齿”、“被束缚的四肢”和“血红滚烫的脉搏”再现泰坦与奥林匹斯众神一战后落败的痛苦。

在叙事诗《伊莎贝拉》中，洛伦佐被杀后，伊莎贝拉把他的头“裹在一条丝绸围巾里——带着在阿拉比摘下的珍贵花朵的露珠”，以掩盖腐肉的臭味，其中描写洛伦佐所用到的“肥沃的耳朵”和“泥泞的耳道”就暗示了济慈最近解剖过的尸体。

就连济慈的医学笔记也充满着浓郁的文学色彩，在描述手的静脉和毛细血管时，济慈就写道，血液“经历了绚丽的颜色变化”。

1819年末，当他不幸感染肺结核时，济慈又用一首抒情短诗作出了苦涩的回应，在这首题为《这只活着的手》的诗中，济慈写道：“你会希望自己的心不再流血，/而在我的血管里，鲜红的生命将会再次流淌”。

至此，过往的种种医疗经历越来越多地浮现在他的诗歌中，济慈甚至在《亥伯龙的陨落》中盛赞诗人是“所有人的医生”。虽然济慈眼中的诗歌有“抚慰心灵，振奋思想”的良效，但是诗歌还有其他医学效用吗？或者说诗歌的语言能治愈疾病吗？

其实济慈对待死亡和疾病主题的驾轻就熟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医学基础，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童年时光见证了现实的残酷，目睹了至亲的死亡。不到十年，他就失去了只比他大一岁的哥哥爱德华、父亲托马斯、祖父和一位叔叔，1810年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肺病又带走了他的母亲弗朗西斯。8年后哥哥汤姆同样死于肺病。这或许就像济慈笔下写的“死亡和疾病总是打乱我的时间”。那个年代里住房条件差、空气污浊、街道拥挤，使得种种传染病在一些城市乡镇蔓延开来——就如同现在的新冠肺炎疫情。

而在疾病蔓延的同时，医学和科学都取得了不小的进步。1816年4月23日，报纸报道了“济慈先生，一名盖伊医院的外科医生”成功地从一名妇女的颈部中取出一颗手枪子弹。如此快速的医学干预挽救了病人的生命，但伦敦疾病负担相当严重。据伦敦医学图书馆的《疾病登记册》的记录显示，仅在1816年夏天的一个月里，就出现了许多肺结核、梅毒、风疹(麻疹)、腹泻、疥疮、风湿病和其他疾病的病例，许多居民选在夏天搬出伦敦，对于这一点济慈无疑体会更深，因为伦敦的街道就像他笔下《希腊古瓮颂》中想象的“小镇”一样空旷静谧。

济慈曾经把自己在南华克市中心的盖伊医院工作的一段经历形容成陷入了“一条泥泞蜿蜒的崎岖小路”。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包裹死尸，因此只能诉诸于诗歌来释放自己的内心。所以济慈把郊区想象成城市的替代，赋予其迷人的文学色彩，他写在“地平线那如水晶般清澈的空气中有魔杖的环”。

济慈还曾告诉画家约瑟夫·塞文，他是出城就是为了“追求诗歌”。1817年，他乘一辆长途汽车连夜离开，在怀特岛开始了恩底弥翁之旅；1818年夏天，他又在苏格兰走了许多英里，去看壮丽的景色，让心中激荡的诗情画意无限“延伸”。

可在南华克却没有这样的“诗和远方”，这里的街道昏暗、小巷森森像古典神话中的迷宫，如同学生时代读到的兰皮埃尔（Lemprière）的《古典字典》，里面写道，艺术家兼发明家代达罗斯在克里特岛建造了一个迷宫，这个迷宫最初是牛头怪的监狱，但最终也沦为了代达罗斯本人的监狱。济慈笔下盖伊医院的“转弯和拐角”是“残忍的”，或许正是因为他想到了在弥诺陶洛斯那迷宫般的家。在南华克，迷宫是济慈在盖伊学院学习时走过的街道。他在圣托马斯街和迪安街的住所是这个令人困惑的迷宫的一部分，然而矛盾的是，正是在这里学习医学时，济慈比他一生中的任何其他时期都更富有诗意。

就像代达罗斯用羽毛和蜡制作翅膀来逃离迷宫一样，济慈的禁闭常常被证明是一种强大的创造力冲动，可以提升和启迪。想象迫使他穿过未开拓的土地，与科尔特斯一起凝视太平洋，“沉默，在达连的一座山峰上”。

他的《夜莺颂》似乎逃离了医院，远离了“疲倦、发烧和烦恼/在这里，人们坐在一起，听着彼此的呻吟；/在那里，麻痹摇动着几根悲伤的、最后的白发……”；“到达一个纯粹想象的地方”，在那里“没有光，/拯救来自天堂的东西，与吹过的微风/穿过翠绿的黑暗和蜿蜒的苔藓路”。

我们可以看到这首诗把我们从一个疲惫的、充满着发烧和烦恼的世界中提升了多远，提示我们济慈在埃德蒙顿学徒期间是如何体验斯宾塞的诗歌的。

而当我们纪念年仅25岁的济慈逝世200周年之际，世界正同样陷入一种疾病的僵局，这种疾病可以像杀死他的肺结核一样无情地损害人类的肺。济慈对肺结核的病理没有洞察力，但他确实欣赏“微风”的运动，即使在盖伊医院的病房里，新鲜空气也可能“穿过半封闭的格子，治愈/疲倦的病人[和]冷却他们发烧的睡眠”。

济慈警告他的出版商约翰·泰勒（John Taylor），久坐不动的生活无异于“呼吸毒药”，他反思了“有害的空气”和“使人变得衰弱无力的城市烟雾”的影响。

济慈写道，健康的选择是生活在“一个干燥、有砾石、土地贫瘠、地势高且气流充沛的国家”，并补充说健康“从我们呼吸的空气中获取的比通常想象的要多”。这是一个有远见的主张。济慈邀请我们想象通过呼吸从空气中获得健康，提醒我们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他如何发现吸入空气并大声背诵诗歌是一种令人振奋的体验，是“在所有不健康和黑暗的方式中/为我们的探索而生”的“甜蜜的梦想、健康和安静的呼吸”的来源。

当我们面对存在于新冠肺炎流行中的悲剧和痛苦时，背诵济慈的隽永诗歌——即使是通过口罩——也能帮助我们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