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

两百年前的今天，是李鸿章出生的日子。不管你如何看待他，他可以算是晚清时期绝对绕不开的一个人物，甚至他的一生可以代表19世纪中后期的晚清历史。梁启超先生在其所著的《李鸿章传》中写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今天，我也想谈一谈我眼中的李鸿章。

 

李鸿章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其中，洋务运动可以说是他人生中浓厚的一笔。而洋务运动的代表成果便是北洋海军。因为北洋海军像一个火车头，牵引着钢铁、造船、铁路、采矿、教育等洋务事业的发展。李鸿章可谓北洋海军的创立者。在北洋海军的兴亡中，可以一探李鸿章其人。

 

1874年11月5日，清廷展开了第一次海防大筹议。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写道：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国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李鸿章也许并不清楚西方列强实力强大的根本原因。毕竟所谓的资本主义、近代化等都是后世总结的理论。但他已经察觉到当时中国所面对的情况，是过去历史上所没有的，也就是所谓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而当时中国与西方最容易被察觉的差距就是器物。所以，他积极推动着洋务运动，以求自强。北洋海军就是这样的产物。

 

但由于清廷的落后和腐朽，使得李鸿章多被掣肘。即使他能力再强，在这种大趋势面前也是无能为力。难怪他感叹自己只是个修修补补的“裱糊匠”而已。清廷这间房屋，看着又高又大，但内部已烂，经不起狂风暴雨。

 

北洋海军的覆亡，根本也在于此。自1888年成军以来，直至1894甲午战前，北洋海军因为清廷缺乏海军思维和挪用海军军费等一系列行径，发展陷入了停滞。而这六年正是世界海军迅速发展的时期，日本海军趁势超越了北洋海军。这支近代化的海军舰队没有一个相匹配的近代化国家做支撑，是其悲剧的根源。

 

当然，李鸿章也有自己的局限。他也缺乏海军思维，在甲午战争中主张“保船制敌”，不让北洋舰队主动出击，将制海权拱手让人。最后北洋海军不是覆没在海疆上，而是在军港中。

 

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李鸿章对梁启超说过：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李鸿章这一代人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一部分。不管他的出发点是怎样的，就客观结果来说，近代化通过他有所推进了。所以，我对李鸿章的评价是：有一定先进意识的传统官僚。

 

在了解李鸿章人生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最后就只是冷眼旁观。越了解其中的细节和因果，就越觉得仅凭几个标签去理解历史人物，显得太苍白和无力了。

 

标签化，意味着简单、抽象、统一，抹去了差别，消解了复杂。而把人物还原到当时的情境里，体察其每个选择背后的缘由，并报以理解之同情。这样得出的结论也许更合理。毕竟在做出决定的时候，有几个人能知道这个决定是对还是错？与其说谁是好人或者是坏人，倒不如说谁是在当时做了好事的人或者是在当时做了坏事的人。

 

我的观点，我讲述的李鸿章，也只是我通过种种材料得来的，也有立场和局限，甚至可能是浅薄和错误的。与李鸿章79年的人生相比，这样的只言片语太苍白无力了。《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一书中写道：我们看到的世界并非客观世界本身，而是我们在条件限制之下所看到的世界。这是我们作为人的局限性。毕竟我们不是神，无法穿越时空回到过去，亦无法完全客观、全面地理解历史人物。所以选择自己所相信的，并保持开放的心态，对不同的声音也有所取舍。敢于舍弃过去所坚持的，接纳将来更合理的解释。

 

钱穆先生在抗战这一民族危亡之际所著的《国史大纲》中写道：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谨以钱穆先生之文与诸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