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实验室事故法律责任分担——以高度危险责任为着眼点（个人本科毕业论文）

Liability for Laboratory Accidents in Universities — Based on High Risk Liability

摘要

实验室事故已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风险之一。面对此种风险，传统的根据过错程度在高校与学生二者之间分配责任的做法有改进的空间。在风险承担的主体方面，有必要在高校与学生之外，引入国家的力量，在三者之间实现风险的分担。具体而言，高校在风险分担中处于基础地位，根据民法典第1239条，高校应当对实验室中高度危险物所产生的的损害承担无过错责任。学生在这一过程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因此对于风险的分担应当进行一定限制，具体范围应限定在民法典第1239条所规定的免责、减责事由之内，且不应适用责任限额制度。此外，国家应当通过出资设立责任保险的方式，在风险的分担中起到最后的兜底作用，有力保障高校的科研探索活动。 

关键词： 实验室事故  高度危险责任  责任保险

 ABSTRACT

Laboratory accident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risks in today's society. Facing such kind of risks, the people’s court used to assign liabilities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students based on their degrees of negligence. This kind of traditional method of needs to be developed. The power of the state needs to be introduced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students to assign the risks better. Regarding universities who play a basic role in the risk sharing, they shall bear strict liability for accidents caused by highly dangerous materials in laboratories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239 of the Civil Code since it is universities who occupy those materials. Regarding students whose power is much weaker than the universities under such situation, their assignation of risks should be restri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rticle 1,239 of the Civil Code, only when students have intent or gross negligence or there is force majeure can the liability of universities be reduced or released. Besides, the limit of compensation should not be applied in laboratory accidents since there is no legal basis as well as no need. Regarding the state who bear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mote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 should establish liability insurance with its fiscal revenue and play a final role in risk sharing of the laboratory accidents. The liability insurance can protect students’ interests better just like how the work injury insurance can protect the teachers’ interest in the laboratory accidents. 

Key words: laboratory accident  liability for abnormally dangerous activity  liability insurance

一、引言

高校实验室是科研攻坚的重要阵地，但也是危险事故的多发地带。在2021年10月24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实验室发生爆燃，造成了2人死亡，9人受伤的严重后果。在2018年12月26日，北京交通大学一实验室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而在2015年12月18日，清华大学一实验室发生爆炸火灾事故，也导致1人当场死亡。

频发的高校实验室事故提醒着我们，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科技的进步改变着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却也使得风险的释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产品安全、环境污染、交通事故等问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威胁。高校实验室实际上也是如此，其内部往往存储着大量易燃、易爆、有毒、强腐蚀性等高度危险物，极易引发事故，这对做实验的师生来说是一个有着极高风险的风险源。

风险社会给人类带来的新挑战，不断促进着具有损害救济功能的法律——侵权责任法进行调整。面对产品安全、环境污染、交通事故等社会风险，侵权法已经作出了回应，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无过错责任在以上情景中的广泛运用。这些回应有效地分配了社会风险，促进了社会效率的提升。

针对高校实验室中存在的易燃、易爆、有毒、强腐蚀性等高度危险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进行了专门的规定，采纳了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然而，在为数不多的与实验室事故相关的司法案例中，各方大都默认适用了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受害者与学校就是否有过错进行大量争辩，裁判者亦针对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进行大篇幅说理。究竟何种制度能够更好地解决实验室事故的风险分担？本文旨在对这一问题作出一定的回答，并以期能为司法实践提供一些简单的建议。

二、文献综述

我国的侵权归责原则体系存在三元说、二元说、一元说等不同学说。目前较为主流的是二元说，该说认为我国侵权法确认了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两种归责原则，而公平责任仅是补充适用的规则。但鉴于公平责任在实践中有所运用，亦具有一定的学理讨论价值，因此本文区分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公平责任三种情况进行讨论。

现阶段，学界专门针对高校实验室事故的研究数量较少，有研究者主张构建以过错责任为核心、公平责任为补充的归责原则体系。此外，有许多研究从整体上讨论了发生在高校中的事故的侵权法相关问题，其中包含对高校实验室事故责任的分析。

目前，多数学者认为高校在包括实验室事故在内的人身伤害事故中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认为适用过错责任符合高校的教育目的及教学规律。但不同学者在是否应采过错推定责任的问题上观点有所差异。赞成说认为高校应当被认为是对学生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而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行为应采过错推定原则。反对说认为不同年龄的受教育者自我保护能力不同，对学校安全保障义务的要求亦有不同。高校的学生已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不宜采用过错推定原则。区分说则认为在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可适用过错推定责任以作为补充。

对于公平责任，支持者认为，在双方均无过错的情形下，出于公平理念，考虑到校方的经济实力等因素，应当由校方给予学生一定补偿。作为一个具有公益性质的非营利性组织，在学生需要帮助时伸出援助之手合情合理。而反对者则认为，让学校承担公平责任是因为学校的经济状况较为乐观，可承担一部分道义责任。但国家对学校投入经费是为了让学校更好地教书育人而非承担道义上的经济负担，因此不宜让学校承担公平责任。

目前无过错责任原则为大部分学者所不采纳。有学者批评称无过错责任迫使学校将本就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海量的安全保障工作中，使得高校降低了对学生教育的投入，从而令教学质量大打折扣。有学者则认为高等教育本身并不具有危及人的安全的性质，因而不符和无过错责任这一制度设立的初衷。还有学者认为如果适用无过错责任不利于大学生从伤害事故中吸取经验，无益于培养大学生的安全意识。但是，也有学者承认在少数情况中（如：提供给学生的教学设施、食品、药品等具有危及人身安全的不合理危险；高度危险作业致学生伤害；环境污染致学生伤害）可以有限度地适用无过错责任。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提出了其它配套的政策建议，例如通过在侵权责任法（或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增设专章或者另行制定《校园安全法》，以专门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建立专门的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社会保险制度，完善学生伤害赔偿准备金制度，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

在实务层面，由于学生通常与高校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在事故发生时校方与学生往往会优先协商解决，因此仅有少量案例进入诉讼程序。笔者在北大法宝数据库中共检索到10个相关案例。其信息如下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实验室事故的责任承担中，除一例采用公平责任外，剩余所有的法院都采取了过错责任，没有一例使用了无过错责任。由此可见，过错责任这一归责原则在实验室事故的相关司法实践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

三、高校实验室事故的归责原则之辨析

针对发生在高校中的事故，理论界目前普遍认为应以过错责任作为一般归责原则，而实务界在处理相关纠纷亦主要适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笔者赞同这一观点。但是，这并不代表所有发生在高校中的事故都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在高校实验室事故这一特定的情形下，无过错责任有其适用的合理性。兹以一案例进行说明。

案例1：学生系A高校研究生，经导师介绍前往B科学院实验室进行实验。一日，学生被发现死于B科学院实验室内，经鉴定，学生死于心脏病变猝死。法院认为，学生的死亡虽然主要由自身疾病所致，但B科学院在实验室的管理上有所疏漏和不足，因此维持了一审酌定B科学院补偿50000元的判决。同时，法院认为，导师对其学生在校外从事实验活动未告知A大学，A大学对学生的管理也存在一定疏漏，但鉴于导师与A大学分别支付了慰问金，故不另行判决支付补偿款。但对于A大学、B科学院与学生导师为何具有过错，判决书中均未详细说明。（邱日保等与杨志荣等生命权纠纷上诉案）

从受害者的角度而言，学生作为科学领域的初探者，对相关领域的知识了解并不深入，在举证证明高校有过错存在一定难度。如果学生不幸身亡，其家属则科学水平可能更加有限，举证证明高校存在过错更加具有难度。在本案中，死者家属如要证明高校或导师对学生的死亡存在过错即具有很高的难度。从裁判者的角度而言，在适用过错责任时，裁判者有时会陷入一种困境：由于实验室事故的复杂性，有时候论证高校存在过错确实存在一定难度，但若因无法论证高校具有过错而认定其不负法律责任，则似乎有失公正。在本案中，裁判者的说理即存在可商榷之处。如果学生的死亡仅仅由其自身疾病所致，那么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下高校与导师就不应该负有法律责任，在判决书中裁判者认定高校与导师就需负法律责任，却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仅以“管理上存在疏漏”一笔带过。这时，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即可以避免这些困境，一方面，无过错责任可以降低学生的举证难度，从而更好地保护学生的利益；另一方面，这也有助于法院提升裁判文书的说理质量，更妥善地确定双方当事人的责任。

除此之外，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符合危险控制理论的要求。高校具备专门的人力物力，对于相关实验活动的危险有最深入的认识，也最具有控制该危险的能力。再者，采取无过错原则并不一定会像有的学者所批评的那样导致高校对于安全工作有所懈怠，相反，高校可能会为了避免自己承担责任而更积极地加强管理，从而降低事故发生的概率。更重要的是，民法典第1239条明确规定了高度危险物的占有、使用人应当就高度危险物造成的损害负无过错责任，这为高校实验室事故适用无过错责任提供了坚实的规范基础。至于民法典1165条所规定之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则应根据“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的基本原则予以排除适用。由此可见，在坚持过错责任的一般性原则下，有必要在高校实验室事故这一特定的领域适用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

值得一提的是，出于防止公平责任滥用的考虑，民法典第1186条将公平责任使用的范围限定在了“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目前该条文中“法律”一词包含的范围尚未明确。教育部制定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26条第2款规定了：“学校无责任的，如果有条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本着自愿和可能的原则，对受伤害学生给予适当的帮助。”该规范性文件属于部门规章，是否在民法典第1186条所称“法律”的语义范围之内仍有待探索。然而，即便该项规定属于公平责任的法律依据，鉴于公平责任适用的补充性，也应当优先适用无过错责任而非公平责任。

四、校方的风险承担——民法典第1239条之构成要件

民法典第1239条对高度危险物致人损害的责任承担进行了规定：“占有或者使用易燃、易爆、剧毒、高放射性、强腐蚀性、高致病性等高度危险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占有人或者使用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高校实验室事故中，高校若需承担无过错责任，则必须满足该条所规定的各项要件。

（一）行为人“占有、使用”了高度危险物

在实验过程中，一般是由学生实际对实验用品进行管领，且由学生实际使用该实验用品。但这并不能因此否认高校对于实验用品的实际占有。这是因为，在学理上，占有可分为两类：一是亲自而为的自己占有，二是基于特定从属关系，受他人指示而为的辅助占有两种情形。通说认为，所谓“特定从属关系”是指受雇人、学徒等情形。此时占有辅助人基于一定的从属关系而受到占有人的严格管理。在高等教育中，学生负有服从高校管理制度的义务。（这一点由《高等教育法》第53条规“高等学校的学生应当遵守法律、法规，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和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予以确定）高校通常会制定一系列实验室规则，要求学生必须遵守。在实验进行的过程中，高校的教师和安全员亦会对实验的进行详细的指导，学生可以自主发挥的空间十分有限。因此，在实验过程中，可以认为学生系高校的占有辅助人，辅助高校占有实验用品。由此可见，高校实际上仍然占有实验所用的高度危险品，故高校符合民法典第1239条所称的“占有、使用高度危险物”。

（二）行为人占有、使用了“高度危险物”

这一要件是区分高度危险责任与其它侵权责任的最关键要件。在高校安全事故中，若事故并非由高度危险物引起，则无从适用无过错责任，而应当按照高校安全事故的一般情形，按照过错责任原则来处理。

民法典第1239条列举了一部分典型的高度危险物，如易燃、易爆、剧毒、高放射性、强腐蚀性、高致病性物品等。对于这些高度危险物的认定，可以参照国家规定的一些标准（如GB6944-2005《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GB12268-90《危险货物品名表》和GB13960-92《常用危险化学品分类及标志》等）。在一些高校实验室事故中涉及的浓硫酸、高锰酸钾等危险化学品显属此列。而在列举了这些典型的危险物之后，该条文使用了“等高度危险物”一词。在解释上，应当认为上述所列物品之外但极容易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物品也应适用该条规定，但不应将所有存在危险的物品一律归入此列。兹以一案例进行说明。

案例2：一学生在高校组织的无人驾驶专业实习过程中从车辆上摔下受伤。当时车辆上共有包括驾驶员在内3人（车辆限乘2人），车辆无安全带及车门，受害学生站立在车辆驾驶舱右侧，且未高校教师在该车辆旁进行教学。（杨雯钰与北京联合大学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

在此案例中，此种实验性质的无人驾驶汽车是否能归入“高度危险物”之列，就存在一定争议。赞同者则认为，限于当下的科技水平，目前人类还不能完全了解和控制无人驾驶汽车，故因果关系与过错的认定难度较大，适用高度危险责任能在这类困境下较好地解决侵权责任分配的难题。而反对者认为，传统机动车比无人驾驶汽车更容易导致交通事故，而两类汽车造成事故后带来的损害并无差别，既然传统机动车导致的交通事故未适用高度危险责任，无人驾驶汽车导致的事故也不应适用。

对于高度危险物的判断，我国有学者提出可以斟酌两个要素：一是该物品有较高概率造成损害或损害程度一般较为严重，二是为了防止损害，该物品的占有人或使用人负有高度的注意义务。美国侵权法重述第3版草案对于“高度危险”的界定亦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两个要素：(a)即使尽到合理谨慎，该活动仍会产生能够预见的严重的实质损害的危险（判断时，有必要考虑损害发生可能性的大小和造成损害的大小）；(b)该活动并非生活中的正常活动。

在无人驾驶技术还不够成熟的当下，由于算法黑箱等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即使行为人采用了合理的谨慎，无人驾驶汽车仍然有可能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且现阶段无人驾驶汽车尚为新兴事物，在社会日常中应用仍然有限，实验用的无人驾驶汽车则更是如此。此外，本案中的无人驾驶汽车并未配备无安全带及车门，可以合理预见其造成损害的概率很高。为此，势必需要占有人或使用人负有高度注意义务。由此可见，实验用无人驾驶汽车符合上述分析中的多项要素，可归入“其它高度危险物”之列，适用民法典第1239条。

（三）学生受有损害

学生受有损害，是高校承担法律责任的必备要素。在高校实验室事故中，通常是学生的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受到损害，亦有可能受到一定的财产损害。根据我国民法的规定，在学生的人身利益权益受到严重损害时，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时需要关注两个限制条件。一是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需要以人身利益受到损害作为前提。如果学生只是财产受到损失，或者只是目睹了事故但本身并未受伤，则不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二是学生所受的精神损害需要达到“严重”的程度。轻微的精神损害并不能获得赔偿。根据目前的司法实践，侵害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只有达到伤残等级才会被认定为“严重”的程度。因此，只有学生达到了伤残等级方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四）损害与占有、使用高度危险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是承担侵权责任的基本要件。通常，这一要件由受害方承担举证责任。但是，面对实验室事故的风险，高校与学生对于风险的认知与控制能力存在明显差异。这使得学生在证明因果关系上存在一定的难度。特别是在高致病性、强放射性两类危险物中，由于损害的发生往往是慢性的、潜移默化的，学生往往很难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因此，有必要在因果关系的举证安排上对受害方做出一定倾向性安排。兹以一案例进行说明。

案例3：一学生在高校从事与土壤微生物有关的实验工作。一日因病就医，住院治疗14天后医治无效死亡，死亡原因为：呼吸循环衰竭、感染性休克、感染性心肌炎、重症肺炎。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向死者的家属送达了举证通知书，交代其如在法庭调查终结前仍不提交关于医疗机构之过错及因果关系的司法鉴定，视为放弃鉴定权利。但死者家属未提交相关鉴定申请。法院以死者家属未能完成举证而判决其败诉。（郭尚有等诉吉林大学等生命权纠纷案）

本案中，根据倾向受害者程度的不同，大致有三条路径可供选择。一者，可以参考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91条之三规定：“经营一定事业或从事其他工作或活动之人，其工作或活动之性质或其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有生损害于他人之危险者，对他人之损害应负赔偿责任。但损害非由于其工作或活动或其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所致，或于防止损害之发生已尽相当之注意者，不在此限。”），将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倒置，由加害人证明高度危险与损害之间无因果关系。在本案中，如采纳此种路径，则将由高校承担举证责任，即由高校先行承担鉴定费用。但此种路径在我国现行民法下并无规范依据，且有过度保护学生而损害高校利益的可能。二者，在维持由学生负举证责任的基础上，适当降低证明标准，仅需达到盖然性或者低度盖然性标准即可。这种较低的标准已经在实践中有所运用，且能够较好地在高校与学生之间实现利益平衡。在本案中，如采纳此种路径，则死者家属可以在不申请鉴定的情况下，通过证明死者日常身体状况良好、近期无传染病接触史、实验过程中防护措施有所缺漏等因素令法官初步信服，从而完成其举证责任。三者，高校往往会因其管理便利掌握很多证据材料，其中一些材料可能会对因果关系的判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此时，可以援引民诉法解释第112条之规定，要求高校提交相应的证据。在本案中，死者家属可以援引相关规定要求高校提供实验室管理的相关文字记录以证明。此种路径有比较坚实的规范依据，但是其适用范围相对较窄，若仅采这一路径可能对学生的保护力度不足。

五、学生的责任分担——免责事由与责任限额

尽管高校应当对实验室事故承担无过错责任，但高校并不是学生安全的担保者，对学生的安全并不负绝对责任。如果依无过错责任原则，令高校承担实验室事故的所有风险，对于高校来说负担过重，也难以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在特定情形下，高校实验室事故的风险亦应当由学生分担。针对高度危险责任，我国法律中有免责、减责事由与责任限额两类由受害人分担风险的方式。

（一）免责、减责事由——受害人过错

民法典第1239条明确规定了占有、使用高度危险物侵权下的免责与减责事由。若损害系因受害人故意而为，则可免除占有人或使用人的责任。若受害人具有重大过失，则可减轻占有人或使用人的责任。从反面分析可以得出，如果受害人仅仅是一般过失，则高校将不能免责。这是因为，相比于高校而言，学生对于高度危险物的认知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不应当过分苛求学生履行较高的注意义务。

受害人故意是非常典型的免责事由。根据责任自负的原则，若受害者明知自己的行为会给自己带来损害，而追求此种损害结果的发生，则行为人无需承担责任。《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12条亦规定，在高校实验室事故中，如果学生利用实验室内的条件进行自杀、自伤等行为，则高校不应当承担责任。

值得讨论的是受害人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形。对于重大过失的认定，在我国民法上仍然是一个较困难的问题。有学者认为，重大过失的基本构成包含两方面内容：一者，从损害发生的盖然性及损害的可能规模看，行为人在客观上制造了一种巨大的危险；二者，行为人对行为的危险性及非正当性有所认识。在实验室事故的相关案件中，常被高校提出以证明学生存在过错的行为大致有两种：违反实验室规则与自行进行试验。对于这两类情形是否构成重大过失不能一概而论，而应根据上述重大过失的认定标准进行分析。

1. 违反实验室规则

根据上述认定重大过失的标准，违反实验室规则是否构成重大过失不能一概而论，而应综合考量行为人的主观与客观因素。郭宏振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上诉案认为，在实验过程中未佩戴手套、护目镜等防护用具并不构成重大过失。这是因为，尽管未佩戴防护用具在客观上增加了学生受损害的风险，但从一般人的认识水平来看，很难认识到这种行为产生严重后果的盖然性与后果的严重程度，因此不构成重大风险。在美国，学生没有遵照课本的指示进行实验的行为，通常也会基于类似的理由不认定其构成重大过失。但在Kush v. City of Buffalo案中，学生已经学习了9年炸药的相关知识，且执意不听从同学的劝告，由此产生的损害被法院认定全部由自己负责。在该案中，受害人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巨大危险性，而其行为也确实在客观上产生了巨大的危险性，因此可以为被认定为具有重大过失。

2. 自行进行实验

通常，在实验室进行的实验由高校统一进行安排和管理，但有的时候，学生也会在高校的安排和管理之外自行进行实验。学生自行进行实验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形是因为学校的疏漏而没有对学生进行管理。这种情况下，一般不认为学生具有重大过失。在中国，邱日保等与杨志荣等生命权纠纷上诉案认为学生为完成毕业论文而自行进行的研究也属于高校应当管理的范围内，高校没有尽到管理指责需要承担责任。在美国，Kush v. City of Buffalo案认为，如果学校没有设立课外时间实验室不对外开放的规章制度，或违反了自己设立的这一规章制度，则学生不需要为在课外时间潜入实验室而产生的事故负责。第二种情形则是学生有意地逃避学校的管理。此时，学生对于自己行为的危害性具有一定的认识，应当认定为具有重大过失。在美国，Moore v. Order Minor Conventuals案认为，未经学校批准擅自使用实验室的学生具有重大过失，因此学校不需要对学生的损害负责。此外，美国一系列案件均指出，若学生从实验室中将实验材料偷带出实验室自行研究，则高校不需对学生所受损害负责。

（二）免责事由——不可抗力

根据民法典第180条的规定，不可抗力系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高校实验室肩负着探索科技奥秘的使命，师生在其中经常需要面对人类尚未认识的事物。有时，一些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当时人类科学尚无法认识到的，此种情形是否属于不可抗力值得进行讨论。所谓“不能预见”，应理解为在现有科技水平下对某事件发生没有预知能力。由当时科学尚未认识的原因引发的实验室事故显然属于这一标准。而所谓“不能避免”与“不能克服”，是指当事人虽尽最大努力，但仍无法避免事件的发生，亦无法克服事件的不利影响。由于人类对于引发此类事故的原因尚未认识，因此难以对其不利影响采取避免与克服的相关措施。因此，可以将当时科学尚未认识的原因引发的实验室事故认定为一种不可抗力，从而使高校得以免责。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学生对于此类科学尚未认识的原因引发的事故的预见能力与抵御能力更加薄弱，若令学生承担这种风险带来的全部，则难谓公平。因此，有必要引入更好的风险分担机制，下一节将具体阐述。

（三）高校实验室事故不需要责任限额制度

民法典第1244条明确了高度危险责任的赔偿限额必须以法律规定为限。这是为了能够在受害者与责任承担者之间更好地平衡利益。在相关法律中，并没有对于高校实验室事故的责任限额的规定。同时，高校实验室事故亦并无必要设计赔偿限额制度。目前，我国主要在航空、铁路及民用核设施领域设立了高度危险责任的赔偿限额。（海商法中也规定了责任限额制度，但海上运输是否属于高度危险作业存在争议）这些领域的共同点是，一旦发生事故，将是大规模损害事件，波及人数众多。承担责任者将可能同时面临几十甚至上百个损害赔偿请求，其高额度赔偿总数是任何企业都难以一次性承受的。而高校实验室事故则不同，大规模损害事件在此种情形下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小，受害者的损害请求的总价相较于民用核设施或者民用航空事故来说，并不会太高，达不到高校完全无法承担的程度，因此不需要通过责任限额制度来减轻高校承担的责任。

六、国家的责任分担——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

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的分配已逐步变得与社会财富的分配一样重要。为了适应这一变化，在传统的侵权法制度之外又发展出了许多新的能够更有效地应对现代社会风险的制度，例如责任保险等。目前，高校实验室事故的风险主要由高校承担，学生以其的过错程度为限分担风险，尚不存在责任保险等其它分担风险的方式。此种模式现在并不足以有效地分担高校实验室事故的风险，有必要引进国家的力量，通过由国家出资设立相关的责任保险制度来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

由国家出资设立高校实验室事故的责任保险有以下几方面的合理性。其一，现阶段，高校的资金来源绝大部分都来自于国家拨款，每年能够得到的经费相当有限。要让高校从有限经费中抽取一部分进行赔偿，对于教育经费本就捉襟见肘的部分高校来说难度极大，甚至有无法清偿的风险。而责任保险制度可以减轻高校在实验室事故中相应的赔偿、补偿负担，避免对高校教育本职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同时，由资金相对充裕的国家设立责任保险，亦符合“深口袋”理论的要求。其二，宪法和法律赋予了国家促进科技进步的职能与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0条规定：“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16条则进一步规定国家可以通过设立基金的形式促进科技进步。科学实验是人类探索未知的重要手段，但风险也与之如影随形。出于鼓励科技探索的立场，国家应该为科技探索提供一定的保障。高校实验室事故责任保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科研工作者的后顾之忧，鼓励科技工作者积极探索，对科技进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其三，其他一些与易燃、易爆、强腐蚀性等高度危险物有着密切联系的人员，例如化工厂的工人，以及高校的教师，都有工伤保险等保险作为面对风险时的保障。但现阶段学生却并无类似的保证。出于“类似情况类似处理”的公平正义观，亦有必要设立责任保险保障学生的安全。

有批评者可能会认为，由国家出资设立责任保险将会使高校懈怠，丧失对实验室安全应有的重视。但是，在国家进行赔付之后，国家可以以自己的力量对高校采取一定的措施。这类措施可能是多样化的，除了代位要求高校进行赔偿这一传统民法上的措施之外，国家还可以采取削减财政支持，对高校人员进行行政处分等方式。相较于传统的损害赔偿的模式，这些方式在不仅同样能督促高校重视实验室安全的做作用，而且更有针对性，也更加灵活。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责任保险范围并不包含意外事件与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害，此种损害另行由意外保险承保。但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由于高校可以援引民法典第1239条但书的规定免责，其并无动力去购买意外保险，而学生的风险抵御意识往往不足，常常未能意识到购买意外保险的重要性。而考虑到保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和促进科技发展的国家职责，令国家一并承担意外保险具有合理性。因此，在我国建立高校实验室事故的责任保险制度时，有必要将意外保险的内容也包含在内，不将意外事件与不可抗力视为责任保险的免赔事由。

七、总结

风险社会中，如何合理分配风险成为了法律制度，特别是侵权法的重要任务。面对实验室事故的风险，传统的根据过错程度在高校与学生二者之间分配责任的做法有待改进。在风险承担的主体方面，有必要在高校与学生之外，引入国家的力量，在三者之间实现风险的分担。具体而言，高校在风险分担中处于基础地位，根据民法典第1239条，高校应当对实验室中高度危险物所产生的的损害承担无过错责任。学生在这一过程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因此对于风险的分担应当进行一定限制，具体范围应限定在民法典第1239条所规定的免责、减责事由之内。此外，国家应当通过出资设立责任保险的方式，在风险的分担中起到最后的兜底作用。通过合理地在高校、学生、国家之间进行风险分担，可以更好地实现三者的利益平衡，从而有利于妥善解决高校实验室事故的相关纠纷，也能够为我国的科技进步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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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何国强：《风险社会下侵权法的功能变迁与制度建构》，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7期。

[13]  孟露、张超：《无人驾驶汽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主体和归责原则》，载《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14]  冉克平、谭佐财：《论人工智能实施“民事行为”的类型及其效果》，载《私法》2019年第2期。

[15]  张力，李倩：《高度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侵权责任构造分析》，载《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

[16]  何国强：《风险社会、风险分配与侵权责任法的变革》，载《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17]  王贞，樊静：《从私法到公法的赔偿转移——高校学生伤害事故责任案件审判困境及破解研究》，载《社科纵横》2017年第12期。

[18]  隋燕：《高校校园伤害事故的侵权责任探析》，载《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19]  黄鑫：《高校学生伤害事故中的学校民事责任研究——以〈侵权责任法〉为视角》，载《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20]  张欢、文铭：《略议大学生伤害事故中高校的侵权责任形态》，载《群文天地》2011年第12期。

[21]  海华：《试论高校学生伤害事故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唐山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22]  叶名怡：《重大过失理论的构建》，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

[23]  杨立新：《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行为及其责任》，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24]  赵家仪：《美国法上基于异常危险行为的严格责任》，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2期。

三、中文学位论文

[25]  廖业婵：《大学生伤害事故的校方侵权责任研究》，湖南工业大学2021年硕士毕业论文。

[26]  田雨欣：《高校安全保障义务研究》，河北大学2021年硕士毕业论文。

[27]  刘谱：《大学生伤亡事故中高校的民事责任研究》，长江大学2020年硕士毕业论文。

[28]  程艳婷：《高校学生实验伤害事故赔偿责任研究》，黑龙江大学2018年硕士毕业论文。

[29]  巫婉晶：《高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法律责任归责原则研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7年硕士毕业论文。

[30]  王雪薇：《高度危险责任解释论》，中央民族大学2017年硕士毕业论文。

[31]  范欢欢：《校园伤害事故之校方责任研究》，黑龙江大学2014年硕士毕业论文。

[32]  杨敏明：《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法律归责探析》，苏州大学2013年硕士毕业论文。

[33]  刘健生：《高等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归责研究》，复旦大学2011年硕士毕业论文。

四、英文著作

[34]  HENRY H. LINN & SCHUYLER C. JOYNER, INSURANCE PRACTICES IN SCHOOL ADMINISTRATION (1952).

五、英文论文

[35]  Christopher Bello, Personal Liability of Public School Teacher in Negligence Action for Personal Injury or Death of Student, 34 A.L.R.4th 228 (1984).

[36]  Thomas M. Schmitz & Ralph K. Davies, Laboratory Accident Liability: Academic and Industrial, 16 Clev.-Marshall L. Rev. 75 (1967).

[37]  Reynolds C. Seitz, Legal Responsibility under Tort Law of School Personnel and School Districts as Regards Negligent Conduct Toward Pupils, 15 Hastings L.J. 495 (1964).

[38]  Paul O. Proehl, Tort Liability of Teachers, 12 VAND. L. REV. 723 (1959).

[39]  Nihan and Webster, Personal Injury Claims Against Schools Are Increasing, 38 Safety Education 10 (1959).

 

附录 外文译文两篇

译文一：实验室事故责任：学术上的与工业上的

承诺在其规定的课程中提供实验室课程的教育机构有责任提供合理安全的化学实验大纲。他们应谨慎行事，以排除危险的实验，因为从中获得的有限教育收益不能证明对学生造成严重伤害的潜在风险是合理的。教育机构应配备实验室通风和危险通风柜、可操作的消防设备、安全的火灾逃生通道以及足够的急救设施，制定实验室安全规则，并期望教师执行这些规则。

学校有责任提供合格和负责任的教师，他们接受过科学教育，并了解处理化学品所涉及的具体危险。教师必须合理审慎地确定实验的危险性，并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以提供适当的安全预防措施。实验室教师有责任保持与规定的实验周围的潜在危险相称的监督。

最低限度的监督要求教师在实验期间一直在实验室，并对已知的麻烦和危险的实验保持密切监视。

教师必须根据学生的年龄、经验和所涉及的危险对学生进行教育。不能指望接受化学基础教学的学生提前知道他们接受教学的事项。因此，不能依靠实验室程序手册来充分指导学生，并且必须由教师传达描述每个实验潜在危险的具体警告。可以依靠高年级学生根据手册的指示混合适当的化学物质，因为一旦混合化学物质，教师就很难区分它们。然而，一个年轻且缺乏经验的学生在选择化学品和配制爆炸性物质时需要最严格的监督。

不可以依赖如果不准确执行可能会导致剧烈爆炸实验室手册程序说明。在Mastrangelo案中，一名学生被要求合成并点燃一种爆炸性火药材料。火药实验的说明指导学生选择三种不同的化学粉末，并用研钵和研杵分别粉碎每种粉末。学生无意中混合了三种干化学品，然后一起粉碎了粉末，这与手册的程序说明相反。随后发生了猛烈的意外爆炸，学生重伤。法院认为，该错误并非不合理，学生的疏忽不是与有过失。判决强调，指导学生监督和指导学生选择、混合和使用制造危险炸药的成分，而不是仅仅分发一本包含一般说明的教科书，并不是不合理的职责。

尽管学生以前可能使用过危险化学品，但仍然需要教师监督学生的使用情况。学生可能熟悉化学品，但不熟悉滥用的潜在危险，教师有责任根据所使用化学品的固有危险进行相应程度的监督。

在准备特定实验时，必须在给出的说明中包含对使用错误化学混合物的警告。因此，学生不被期望记住在以前的实验中给出的一般警告或在以前的讲座课程中收到的一般警告。

教育机构并不是学生安全的保证人；但是，他们很容易因疏忽（即未能合理注意）而承担侵权责任。在确定是否已采取适当和合理的谨慎措施以提供足够的监督时，可以引入和考虑在类似的教育机构中使用的类似监督和安全实践的证据，但一般实践或习惯不会豁免该机构的习惯行为，除非它符合应有的合理注意义务。

公立学校和大学应谨慎对待政府豁免抗辩的安全性。一些州的立法机关已经废除了公立学校的豁免权，侵权行为中的政府豁免原则正迅速成为过时的事物。

学生通常获得受邀者的身份，并且不存在任何合同基础来主张自甘风险辩护。作为学生身份的固有特点，学生并未学过化学的所有阶段。因此，学生通常不具备特定潜在危险的知识，也不理解所承担的风险。

学生可能因自己的错误而导致事故。但是，该错误可能不是不合理的行为，因此不是与有过失。在这些情况下，造成伤害的直接原因可能是教师缺乏监督。但是，如果学生未经许可和监督进行未经授权的实验，或者学生的恶作剧直接导致事故，则可以主张与有过失抗辩。

附原文

Laboratory Accident Liability: Academic and Industrial

[Thomas M. Schmitz & Ralph K. Davies, 16 Clev.-Marshall L. Rev. 75, 76-80 (1967)]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undertaking to provide laboratory courses in their prescribed curricula have a duty to provide an outline of reasonably safe chemical experiments. Due care should be exercised to exclude dangerous experiments where the limited educational benefit derived does not justify the potential risk of serious injury to the student. Laboratories ventilation and hazardous fume hoods, operable fire fighting equipment, safe fire escapes, and adequate access to first aid facilities must be provided. Laboratory safety rules should be devised, and instructors are expected to enforce them.

Schools have a duty to furnish qualified and responsible instructors educated in the science and having a knowledge of the specific dangers involved in handling chemicals. Instructors must exercise reasonable prudence in ascertaining the dangerous characteristics of experiments and exercise due care to provide proper safety precautions. Laboratory instructors have an active duty to maintain proper supervision commensurate with potential dangers surrounding the prescribed experiments.

Minimum supervision requires the instructor to be present in the laboratory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experiments and to maintain close surveillance of experiments known to be troublesome and dangerous.

Instructors must educate students in relation to the students' age, experience, and the dangers involved. Pupils receiving instructions in the rudiments of chemistry cannot be expected to know in advance matters in which they are receiving instruction. Hence, laboratory procedure manuals cannot be relied upon to sufficiently instruct students, and specific warnings describing latent dangers of each experiment must be conveyed by the instructor. Advanced students may be relied upon to mix the proper chemicals according to a manual's directions, since it is difficult for instructors to distinguish chemicals once they have been intermixed. A young and inexperienced student, however, would require the strictest supervision in selecting chemicals and compounding the mixture while formulating an explosive substance.

No reliance may be placed in laboratory manual procedural instructions which, if not performed precisely correctly, may result in a violent explosion. In the Mastrangelo case, a student was required to compound and ignite an explosive gunpowder material. Instructions for the gunpowder experiment directed the student to select three different chemical powders and to pulverize each powder separately with a mortar and pestle. The student inadvertently intermixed the three dry chemicals and then pulverized the powders concurrently, contrary to the manual's procedural instructions. An ensuing violent and unexpected explosion occurred, seriously injuring the student. The court held that the error was not unreasonable and that the student's inadvertence was not contributory negligence. The opinion emphasized that it was not an unreasonable duty of the instructor to supervise and instruct students regarding the selection, mingling, and utilization of ingredients with which dangerous explosives are made, rather than merely distributing a textbook containing general instructions.

Although a student may have previously used a dangerous chemical, an instructor's supervision of the student's use is still required. A student may be familiar with the chemical but unfamiliar with the potential dangers of misuse, and it is the duty of the instructor to exercise that degree of supervision commensurate with the inherent danger of the chemical in use.

Warnings against the use of wrong chemical mixtures must be included in the instructions given while preparing for a specific experiment. Thus, students are not expected to remember general warnings given in previous experiments or general warnings received in previous lecture courses.

Learning institutions are not intended to be insurers of a student's safety; however, they are susceptible to tort liability for negligence, i.e., the failure to exercise reasonable care. Evidence of similar supervision and safety practices utilized in similar learning institutions may be introduced and considered in determining whether due and reasonable care has been exercised in providing sufficient supervision, but a general practice or custom would not excuse the institution's custom unless it was consistent with due care.

Public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take caution in being complacent in the security of a governmental immunity defense. Several state legislatures have abrogated the immunity of state schools, and the doctrine of governmental immunity in torts is rapidly becoming an historical anachronism.

A student generally acquires the status of an invitee, and no contractual basis exists to sustain an assumption-of-risk defense. That pupils are not learned in all phases of chemistry is inherent in their status as students. Thus, students generally do not possess the knowledge of specific potential dangers or appreciate the risk assumed.

A student may contribute toward an accident by his own error. However, the error may not be unreasonable conduct and, therefore, not contributory negligence. In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proximate cause of the injury may be attributed to an instructor's lack of supervision. A contributory negligence defense may be sustained, however, when a student performs unauthorized experiments without permission and without supervision, or when a student's horseplay proximately causes the accident.

 

译文二：侵权法下学校人员和学区对学生疏忽行为的法律责任 

在社会上，个人通常必须采取合理的谨慎措施，以避免他可以合理预见可能会伤害他的邻居的作为或不作为。如果他不这样做，他就会面临法院要求他向受害方支付金钱损害赔偿的可能性。根据侵权法，邻居是这样一种人，他如此密切和直接地受到某行为的影响，以至于行为人理应考虑当他采取作为或不作为时邻居受到的影响。否定的陈述被用来强调这个原则。有些人没有义务关注他的行为。是否有义务的概念是由法院决定的法律问题。法院普遍承认学生属于邻居类别，以使教师和管理人员在他们采取作为或不作为时让他们陷入沉思。

根据熟悉的侵权法原则，这种态度所施加的具体义务是教师和管理人员必须像在这种情况下合理、谨慎的人或父母一样对学生采取行动。本标准并不使教师成为儿童安全的保证人。如果学校工作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像合理、谨慎的父母那样行事，但孩子受伤，教师或管理人员无需承担责任。教师和管理员不对纯粹的事故负责。

很明显，在不同学校的极其复杂的情况下，以教师和管理人员是否像合理、谨慎的父母那样对待学生的标准来衡量过失的判断并不简单。这比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汽车司机的行为要困难得多。

由于绝大多数指控教师疏忽的事实情况将提出一个问题，这一问题使得法院不能保证作出有利于原告或被告的裁决，因此陪审团经常被指示于确定教师或行政人员是否采取此类行为或疏忽地“采取此类预防措施的标准，以使在目前的情况下，作为一个通常谨慎的人，他应该合理地[预见]他将因此使他人的利益受到不合理的伤害风险。”

在面对在特定情况下是否应因学校教师或管理人员的行为而承担责任这一难题时，侵权法的一些原则可能具有重要的适用性。

侵权法权威在讨论某类行为造成损害的可能性时指出，随着可能损害的严重性增加，其发生的明显可能性需要相应降低。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尽管时速90英里的汽车司机没有在铁路道口遇到火车的几率可能是1000比1，但死亡风险严重到足以让他更加谨慎。然而，这一原则是否表明，作为对其行为疏忽并对学生造成伤害的指控的辩护，教师或管理人员可以说，由于可能的伤害的严重性并不大，因此就统计几率而言其行为实适当的？

侵权法中的另一个概念表达了这样一种态度，即针对风险的概率和严重性，必须与所讨论行为类型的效用平衡。这里公认的问题是游戏是否物有所值，以及意识到有时风险可能在社区的完全认可下合理运行的现实主义。

披露将交给陪审员的标准以及刚刚引起注意的特定原则表明，很难预测陪审团对学校人员被指控疏忽的特定学校事实情况的反应。即使是上诉法院也可能在陪审团裁决是否应予保留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这种结果的不确定性表明建议学校人员倾向于保守是合理的，但是，建议不应该过于谨慎以至于让教育者被法律束缚，从而产生不良影响。影响孩子学习和培养责任感的能力。

鉴于已经陈述的内容，并且在篇幅允许的范围内，现在似乎有必要讨论一些在学校领域出现的事实情况。

附原文

Legal Responsibility under Tort Law of School Personnel and School Districts as Regards Negligent Conduct Toward Pupils

[Reynolds C. Seitz, 15 Hastings L.J. 495, 496-498 (1964)]

In society generally an individual must take reasonable care to avoid acts or omissions which he can reasonably foresee would be likely to injure his neighbor. If he does not, he subjects himself to the probability that he will be required by a court to pay money damages to an injured party. Under tort law a neighbor is one who is so closely and directly affected by an act that an individual ought reasonably to have had him in contemplation as being affected when he was directing his mind to acts or omissions. A negative statement serves to emphasize the principle. There are some people to whom an individual owes no duty to be concerned about his conduct. The concept of whether a duty is owed is a question of law for a court to determine. Courts have generally recognized that pupils fall within the category of neighbors so as to cause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ors to have them in contemplation when they act or omit to act.

Under familiar principles of tort law the concrete duty imposed by this attitude is that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ors must act toward pupils as would the reasonable, prudent person or paren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is standard does not make teachers the insurers of the safety of children. If school personnel have acted as the reasonable, prudent paren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and nevertheless a child is injured, the teacher or administrator cannot be held responsible. The teacher and administrator are not liable for pure accidents.

It is obvious that the determination of negligence measured by the yardstick of whether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ors acted toward pupils as the reasonable, prudent parent would do under the extremely complex circumstances found in varied school situations is not simple. It is far more difficult tha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ame yardstick to the conduct of the driver of an automobile.

Since a great majority of fact situations alleging negligence on the part of teachers are going to present an issue which will not warrant a court directed verdict either in favor of the plaintiff or the defendant, a jury is most frequently going to be directed to work with the yardstick of determining whether a teacher or administrator did such acts or omitted "to take such a precaution tha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present he, as an ordinarily prudent person, ought reasonably to [have foreseen] that he will thereby expose the interest of another to an unreasonable risk of harm."

In facing up to the difficult question of whether in a particular situation liability should attach because of the conduct of a school teacher or administrator there are some principles of tort law that may have significant application.

In discussing probability of harm resulting from a certain type of conduct authorities in tort law have pointed out that as the gravity of the possible harm increases, the apparent likelihood of its occurrence need be correspondingly less. This explains why, although the odds may be 1,000 to 1 in favor of an automobile driver going 90 miles an hour not meeting a train at a railroad crossing, the risk of death is sufficiently serious to impose upon him more caution. Does this principle suggest, however, that often a teacher or administrator, as a defense to an allegation that his action was negligent and produced harm to a pupil, could assert that since the gravity of possible harm is not great, it is proper to think in terms of statistical odds on harm?

Another concept in tort law expresses the attitude that against the probability and gravity of risk must be balanced the utility of the type of conduct in question. The recognized problem here is whether the game is worth the candle and the realism of appreciating that sometimes risk may reasonably be run with the full approval of the community.

The disclosure of the yardstick which will be put into the hands of jurors and the particular principles to which attention has just been drawn suggests the difficulty of predicting the jury reaction to a particular school fact situation in which negligence of school personnel is alleged. Even appellate courts may differ on the matter as to whether a jury verdict should be let stand.

This uncertainty as to outcome points to the reasonableness of giving advice to school personnel which leans toward the conservative, with the qualification that the advice should not be so cautious as to put the educator in the kind of a legal strait jacket which would have an undesirable effect upon the ability of children to learn and develop responsibility.

In the light of what has been stated, and to the extent that space will permit, it now seems desirable to discuss some of the kinds of fact situations which arise in the school field.

致谢

承蒙***教授悉心指导，我完成了这篇本科毕业论文。每次沟通，***教授都在百忙之中及时给我的论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在写作的过程中，老师反复强调阅读文献的重要性，指导我逐步建立法学研究的思维，令我领悟到了法学研究的严谨与细致，也为我今后的学习与研究打下奠定重要的基础。

2021年10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实验室发生事故，导致2人死亡，9人受伤的惨痛后果。他们本是经过了层层选拔的天之骄子，是未来国家的栋梁，但却因为实验室事故陨落在花样的年华。法律在面对这样的悲剧时能否有一定作为的问题引发了我的思考，也驱使着我在撰写毕业论文时选择了相应的主题。愿这篇并不成熟的论文能够告慰在实验室事故中逝去的生命，也能够为后来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感谢郭宏振以及罗一（化名）能够在互联网上公开讲述自己的故事，感谢“极昼工作室”与“科学网”微信公众号刊登关于实验室事故与法律相关的问题。这些材料是引起我关注这一问题的动力，也是我最初进行研究的切入点。

感谢***博士在我培养学术思维时起到的最初始而最关键的引导作用。感谢***同学提供向我提供参考资料并对我的论文提出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感谢***同学为我提供有力的数据库支持。感谢***同学对我的论文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感谢***同学在开题时为我提供重要信息。

本科四年的时光匆匆而逝，首先感谢我的父母，他们数年如一日地为我提供后勤保障和情感支持，他们永远是我最坚实的后盾和最温馨的港湾。感谢我的故乡**，在我疲惫和困顿时为我提供精神的慰藉和动力。感谢小七赖美云，她的歌声告诉我“黄金的前程，铺路的是黄连”，也告诉我“每个人都有不渺小的梦”。

感谢法学院各位辛勤付出的老师们，将我们领进了法学的殿堂，特别要感谢我的本科生导师***院长，将自己的真知灼见倾囊相授，令我对于人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感谢实验班的班主任***院长，为实验班的课程培养与班级事务呕心沥血。感谢相伴四年的同学们，特别是我的舍友们，与我一同度过了难忘的本科时光。感谢在我成长之路上一切相识或不相识的，为我伸出过援助之手的人。

202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