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法国】巴斯夏 （完）
第九章 谁关心阿尔及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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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公会上，有4位雄辩家都在声嘶力竭地讲着他们的观点，先是一起呼喊制造威势，接着又一个接一个地喊话。那么，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呢？
老实说，他们说的确实都是些很美好的东西，让人听后感觉愉悦的东西：夸耀了法国的实力和伟大，描绘了我们广阔殖民地灿烂的前景，宣讲了重新配置我们过剩人口的好处等等。
当然，这些雄辩的演说最后总是装点着这样一种诱人的结论： 政府可以在阿尔及利亚（Algeria）修建港口和公路，这样就能够把我们的殖民者运进那里，为他们建造房屋，为他们开辟出土地。
这样一来，原本压在法国工人肩上的负担就可以卸掉一部分，同时也能促进非洲的就业，增加马赛（Marseille）的贸易，所有人都可以从中受益。而我们所要做的，仅仅是拨款5000万法郎（在拨款数额上，有的人说的多一些，有的人说的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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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费这5000万法郎的时候，如果我们只考虑这笔钱款的流向，却不愿意分一点时间出来考虑它们是从何而来的；如果我们只考虑它们离开税务官牢固的钱箱运转起来后所带来的好处，而不管征收这些税款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或者说不考虑这些钱由于进了政府的钱箱而给纳税人造成损失的问题，那么，我们只能说，确实所有人都在受益。
而且，如果始终用这样的逻辑这样考虑问题，那么，所有事情都是有利的。
毕竟那些建在北非伊斯兰教区的房屋是看得见的，建在北非沿岸的大大小小的港口也是看得见的……这些地区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也是看得见的；法国国内的闲余劳动力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减少是看得见的，马赛地区的商业活动渐渐地繁荣起来，也是看得见的。
然而，还有一些东西是这些人士没有看见的：政府出手大方地花掉了这5000万法郎，贡献了这笔钱的纳税人就不能再花了。
事实上从各种公共开支所带来的好处中，我们总能推论出这种行为妨碍私人开支的全部坏处——有一点还是值得欣慰的，至少我们还没有过分到竟然说詹姆斯·好人先生根本就不在乎他辛苦挣来的但却被税务官轻松拿走的那5个法郎——这种说法无疑荒唐到了极点，因为他之所以不辞辛劳地去挣那5个法郎，不过是因为他渴望用这些钱来获取某些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
比如他原本可以雇人给自己可爱的小花园扎上一圈篱笆，现在却不可能了，这是看不见的；他原本可以雇人给自己的田地施肥除草，现在也办不到了，这是看不见的；他原本可以为家里添置一点家具，现在没指望了，这是看不见的；他原本可以改善一下饮食，给自己多买几件衣服、他原本可以让儿子接受更好的教育，给女儿多置办一些嫁妆……现在他通通做不到了，这些是看不见的。
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他被剥夺了一些必需品的享受，现在他日常生活要依赖的东西眼睁睁地就没有了；另一方面，他的那一小笔款子本来可以使他所在村子里的杂工、木匠、铁匠、裁缝或者教师有更多的活儿可干，而现在这些工作机会却凭空消失了，这些都是看不见的。
阿尔及利亚未来的繁荣景象是美好的，我们的国民应该要好好地考虑这一点，这当然没有问题；但也得分点神同时考虑一下法国以及法国纳税人必然要蒙受的损失。
人们总乐于向我描述马赛商业繁荣的前景，然而，假如这种繁荣是税款一点点培育出来的，那我倒宁愿指出，国内其他地区的商业将遭受的损害有多大。
他们兴奋地说：“想想吧，每运送一位殖民人口到北非伊斯兰地区，就可以减轻一点留在法国的人们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
对此，我会这样回答：“问题是，在我们把这位殖民者运送到阿尔及利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得同时运送去比他在法国维持生活所需要的多2～3倍的生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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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样反复地言说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读者们明白，不管是什么样的公共开支，在其表面所呈现的种种好处的背后，都隐藏着通常难以发觉的坏处。
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使读者们养成一种习惯，那就是在看到看得见的一面的同时，也要仔细地思考洞察看不见的一面，在判断其可行性之前对二者进行综合的考量。
因此如果再有人提出增加公共开支，我们必须仔细地考察它给我们自身带来的正面的以及负面的影响，而不应仅仅考虑其在增加就业机会方面带来的所谓的正面效应，因为很多时候这方面的效应无非是一种错误的幻觉。
老实说，公共开支在这方面能够做到的，私人来投资一样可以做到，甚至可以做得更好，因此，就业机会问题根本就与此不相干。
虽然本文的讨论范围并不包括评估投入到阿尔及利亚的公共开支的内在价值，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做一点分析。
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之前人们没有对通过税收进行的公共支出所带来的正面经济效应做出过正确的评价。为什么？我提出下面的理由。
首先，这么做有损公平精神。詹姆斯·好人先生辛辛苦苦地挣来100个苏，是想用这些钱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但是现在税务官出现了，这笔钱被征走了，他肯定会生气，至少会说，税务官把他应得的享受拿走，给了另一个人。
拿走了人家的钱，那些征税的人当然得给人家一些好听的理由吧。于是国家在征税后总是会用这么一个俗套的理由安抚纳税人：“用这100苏，我会创造就业岗位，让某些人有活可干有钱可拿。”
对于这样的理由，如果詹姆斯·好人先生头脑清楚的话就必然会回答：“天啊！我本来是可以用这100个苏让别人为我干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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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确实曾经提出过上面的理由，也确实有人曾毫不客气地提出过这种反驳意见，如此一来公共财政官员与可怜的詹姆斯先生之间的辩论就非常简单了。
假如国家对他说：“我要从你这儿拿走100个苏，用来雇佣警察，他可以保障你的生命财产安全的；这笔钱也可以用来雇人修筑你每天都要走过的马路；也可以用这笔钱雇佣官员，他可以负责保护你的财产权和自由权利；也可以供养军队，以保卫我们的边界安全。”
如果是这样的话，詹姆斯·好人先生恐怕无话可说，我所考虑的那些看不见的东西也就派不上用场了。
但是，如果国家这样对他说：“我虽然从你这儿拿走100个苏，但如果你好好地耕种自己的田地，或者让你的儿子学习你不想让他学习的东西，或者让某位内阁部长在他有100道菜的豪华晚宴上再增加一道菜，我就奖给你1个苏。我也可能拿这100个苏在阿尔及利亚某地修建点什么，不用说也可能拿更多钱去养活某位被运送到那里的殖民者，或者从税款中抽出一笔钱供养一位士兵保护这位殖民者，再用另外一笔钱供养一名将军领导这些士兵，如此等等。”
那么，我想老好人詹姆斯先生一定会愤怒地叫嚷起来：“这是什么司法体系？！简直就是强盗法则！”
国家也可能会聪明地预见到这些反对的理由，那么它会怎么办呢？答案是搅乱一池清水，模糊焦点。
它会提出某种对讨论问题没有助益的而且老套的让人生厌的论点。大谈特谈这100个苏可以创造多少个就业机会；会说有多少个厨师和商人因满足部长大人们的需求而获得收入；给我们大讲这5个法郎可以养活一位离家万里的殖民者、一位勇敢的士兵或一位睿智的将军…。
总而言之，它给我们讲的，都是那些看得见的东西。这样一来老好人詹姆斯先生就很容易被愚弄，如果他不知道下一步就该探讨那些看不见的一面的话。
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才要反复地强调，殷切地教给他这种观察方法。
让我们认清一个事实吧！公共支出只能重新配置就业岗位而无法增加工作岗位，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种支出的质量是低劣的，效率是奇差的，应该消除这种情况。因为重新配置就业岗位就意味着使工人的就业位置发生变化，破坏了控制着人口分布的自然法则。
相反，如果让这5000万法郎留在纳税人手中，这笔钱均匀配置在全国范围内，就可以促进全法国4万个市镇的就业发展；如果真能这样，那么这笔钱就成为让每个人都能跟他的祖国密切地联系到一起的纽带，它可以在尽可能多的工人中间和所有可以想象的出的行业中配置。
而现在，假如国家以税收的名义拿走国民们的这5000万法郎，并且把这笔钱集中花到一个地方，毫无疑问，这必然会将其他地方相应数量的工人吸引到这个地方来，就业问题暂时解决了，但一旦这些钱花完，这些工人就会失去工作，成为事实上的流动人口，同时失去了原来的社会地位。我敢打赌，那时这些工人的处境就会更艰难了。
还是让我们回归本文的主题吧，现在的情况却是：国家这种把所有的钱都聚集起来投向一个小地方的狂热举动，吸引了每个人的注意力，这些是看得见的；人们都拍手叫好，感叹国家轻而易举就解决了很多问题，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求多多实施这种经济活动，并进一步扩大实施范围。
看不见的则是在法国的其他地方，却再也创造不出同样数量的工作岗位了，而且是可能更有用、更符合国民利益的岗位。
第十章 节俭与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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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遗憾的是，事物看得见的一面掩盖了不容易看见的一面，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公共支出问题上。
由于对政治经济学智慧的无视，这种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现象慢慢地形成了一种错误的道德标准，这导致人们往往把道德利益和物质利益看成是对立的。
真的没有比这更令人沮丧或更令人悲伤的了！
请看：天底下所有的父亲们，都在教导自己的孩子遵守秩序，勤俭节约，不要随便花钱；天底下所有的宗教无不痛斥摆阔气和奢侈无度的行为。
表面上看来，上面的说法都很好，对我们的生活是有益的。然而，另一方面，我们知道还有一些比这些言论更流行的说法：
“过分聚藏钱财会使一个民族的发展陷入停滞。”
“大人物生活得奢侈一点可以使小人物生活得更舒服。”
“纨绔子弟的纵情享乐毁了自己但却富了国家。”
“仇富是没有必要的，正因为有了富人的大手大脚，穷人才能够得到面包。”
在上述这些论调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道德观和经济观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有很多目光敏锐之士也指出了这种矛盾，但让我无法理解的是他们在之后仍然可以对此熟视无睹！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在自己的内心中发现这种矛盾性更令人痛苦的了。
这样做不对，那样做错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反正人类总是得堕落——选择节约俭省，人类的经济就将进入可怕的停滞状态；选择挥霍浪费，人类便会滑入道德破产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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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在这里指出，上面这些广为流行的格言对节俭和奢侈的看法是错误的，原因是它们只考虑了眼前的、可以看得见的后果，而没有考虑到那些远期的、看不见的效应。下面我们就对这种不完整的看法做一些修正。
有一对兄弟蒙多（Mondor）和阿里斯特（Aristeetd）平分了父亲留下的遗产，他们每人每年有5万法郎的收入。
靠着这笔丰厚的遗产，哥哥蒙多过上了最最时髦的生活，他花钱大方慷慨，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是挥霍无度：一年之内几次更换家具，每月都换一辆新马车，周围的人们也把他当作“富豪”“肥羊”，每天都在想着搞出新奇好玩的东西，好尽快将他那些钱榨干净。总之，他让巴尔扎克（Balzac）和大仲马（Alexandre Dumas）小说中生活奢靡的主人公也相形失色。
结果这样的纨绔子弟被人吹捧起来，一时间备受赞誉：“给我们讲讲蒙多先生的事吧！多么了不起的人啊！穷苦人都要感谢他呢，他可真是法兰西的拯救天使。没错，蒙多先生的生活确实有点奢华无度，他从街面上疾驰的马车确实溅了行人一身泥水，他的行为虽然不那么体面，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行为使其本人以及人类的尊严多多少少都受到了损害……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虽然他没有通过自己的勤劳而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但他确实也通过自己的财富造福于社会了。他的消费让钱快速地周转起来了，商人们络绎不绝地出入他的家中，而且每个商人都钱包鼓鼓地满意而归。金币本来就是圆的，就是应该转起来嘛。”
同样是继承了5万法郎的财产，但弟弟阿里斯特的生活方式却截然不同：就算他不是个自我中心主义者（egoist），至少也该算个人主义者，因为他花钱的时候总是精打细算，不太追求享受，总是考虑自己孩子的未来，一句话，他是那种节俭度日的典型代表。
现在，咱们来听听看大伙儿是怎么评价他的！ “地地道道的守财奴！吝啬鬼！他这样生活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当然，我们承认他的简朴生活很感人，而且他的人品没问题，他是仁慈的，善良的，但是要我说在金钱这件事上他也太会算计了。他有那么多钱，却不愿意多拿出一些用来消费。看看他的房子吧，一年到头既不光彩照人，也不门庭若市。那么，你想木匠、车匠、马商和糖果商人能对他有什么好印象吗？”
毫无疑问，这些评判对道德伦理来说是有害的。人们之所以会有这种看法，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一件事：纨绔子弟的挥霍给商人们带来了多少好处，但却没有看到另一个事实：节俭度日的兄弟相比挥霍无度者的花销，其实是同样多，甚至更多。
我们要相信，自然所安排的社会秩序是美好而有序的。
政治经济学与伦理跟万事万物一样，都在这种秩序中保持和谐一致，它们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彼此相冲突的。
因而，阿里斯特的节俭生活的智慧不仅更珍贵，而且比起荒唐的蒙多来，社会带来的益处也就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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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解释一下，这里所说的能带来更多好处，并不仅仅是指为阿里斯特本人带来更多好处，也不仅仅是对整个社会带来更多益处，甚至也包括能给我们时代的工人、对当代的产业，带来更多好处。
而要想证明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在思考人的行动带来的那些眼睛看不见的隐蔽后果。
是的，蒙多挥霍金钱的效应是所有人都能看得见的：每个人都能看见他驾着各种各样的豪华马车，比如华丽的四轮双座有篷马车、最新款的双排座开合式顶篷四轮马车、四轮敞篷轻便马车；人们也都能看见他家天花板上精美的绘画、看见他名贵的地毯、看见他那奢华富丽的豪宅；每个人也都看到了，他在赛马中骑着从国外高价购进的纯种马，在巴黎豪宅中举行着让林荫道上的路人都颠倒迷醉的宴会……
关于他的传说到处都是：“看看那个出手大方的家伙，他的钱袋子上开了个永远缝不上的洞，他简直花钱如流水。”
但是说阿里斯特的行为有益于劳动阶级，我们却不大容易看清楚。
但是，只要花一点时间就好好梳理，就可以完全肯定地说，他的所有收入——注意，我说的是每一分钱——最后都会用来雇佣工人，他的钱所产生的作用跟蒙多的消费一模一样。
两者之间唯一的一个区别是：蒙多大手大脚、今天不管明天的挥霍必然使其口袋迅速瘪下去，最后一分不剩；而阿里斯特明智的花钱方式却会使他雇佣工人的数量一年一年地增加，无形中也就给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如果你承认这样的说法的确有道理，那么，同样就得承认公众的利益实际上是跟伦理道德和谐一致的了。
阿里斯特平均每年为他本人和家人的生活花去2万法郎。如果这样大的花费还无法让他觉得幸福，那他就一定认为自己昏了头了。对于穷人所承受的不幸他怀有同情，觉得自己有一种道德上的义务，多少也要救济一下他们，于是，他每年拿出1万法郎从事慈善活动。
除此之外，他有一些朋友在一年中也有可能暂时陷入财政困难里。这些朋友可能是商人、制造商、农民。他了解到他们的处境，也愿意在必要的时候拉他们一把，当然他对此要考虑周到，并且要帮到点子上。在这方面每年又花去1万法郎。
最后，他也会为自己的儿女做考虑，自己的女儿需要有副好嫁妆，自己的儿子要有个好前程，于是他每年都为此而储蓄、投资1万法郎。
因此，下面就是他的收入的用途：
（1）个人生活开销2万法郎
（2）慈善方面的活动1万法郎
（3）帮助朋友1万法郎
（4）储蓄或投资1万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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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仔细地考察一下这些支出项目。那么，就会发现阿里斯特同样将每年所有的收入都花了出去，支持了国家的工业发展，一个子儿也没剩。
（1）个人生活开销。这一点显而易见，对于各行业的店主和工匠来说，这些钱的效应跟蒙多花同样数量的钱产生的效应完全相同，我们不用更多地讨论。
（2）慈善方面的活动。撇去道德方面的影响不提，他为此目的而捐献出的1万法郎跟别的同样数量的钱一样扶持了工业发展。这些善款会通过各种途径最终流入面包师、屠户、裁缝、家具商手中，只不过用这笔钱换来的面包、肉、衣服，并不是要直接地满足阿里斯特的个人需求，而是会满足那些受惠于捐款的人们的需求。
钱都花出去了，至于消费者到底是谁，对于整个工业并没有任何影响。同样100苏，是由阿里斯特本人直接消费，还是他捐赠给一位穷人去消费，结果都是完全相同的。
（3）帮助朋友。阿里斯特把钱借给某位需要帮助的朋友，或者慷慨地用这笔钱为朋友举办葬礼，这样做所产生的经济结果跟我们的说法也没有任何矛盾之处。他的朋友拿到这笔钱后可以购买商品或者偿还自己的债务。
在前一种情况下，这些钱会促进法国工业的发展。谁敢断言说蒙多用1万法郎购买一匹纯种马给牧业带来的好处，就大于阿里斯特或他的朋友用1万法郎购买布料给工业带来的好处？
还要指出一点，如果这笔钱是朋友用来偿还一笔债务，那么在这一过程里将出现第三个人——债权人，他将拿到这1万法郎，但是这并不会产生什么负面影响，毫无疑问地他也必然会用这笔钱投资于企业、工厂，或者开发利用某些自然资源。他的出现只不过是在阿里斯特和工人之间又多了一道中介而已。
钱的所有者是谁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钱总会花出去，因而照样会促进工业发展。
（4）储蓄。别忘记，还有1万法郎被储蓄起来了。正是这一点最容易让人质疑阿里斯特，因为从表面上看，从促进艺术、工业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的角度看，蒙多似乎要比阿里斯特表现得好一些，尽管从道德上讲，阿里斯特要比蒙多优越一点点。
如果这种冲突是真实的，如果伟大的自然允许这种矛盾存在，那么，我不可能不陷入实实在在的精神痛苦之中。如果人类沦落到只能在两者之间做选择，要么让自己的利益蒙受损害，要么让自己的良心备受折磨，那么，对于人类的前景我们恐怕就要绝望了。
所幸事实并非如此。要想证明阿里斯特的生活方式不但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同时也具有经济上的优越性，我们只需明白下面这个令人欣慰的公理即可。
而这条表面上看起来有点矛盾的公理也是经过了检验的：储蓄也是支出。
让我们看看阿里斯特怎么储蓄他那1万法郎的？他是不是跑到自家的花园中挖一个坑把那20万苏硬币埋起来？不，当然不是，这是最笨和不讨好的做法，他还想用之增加自己的资产和收入呢。
因此，他会用这笔暂时闲置不用的钱来购买一块地、一栋房子，购买政府债券、购进一家工业企业，当然，他也可能把它委托给一位经纪人或是一位银行家打理。我们且不管这些钱到底是用这里假设的哪一种方式处理，你都得承认，这笔钱也会通过买家、卖家之手流通，并最终起到促进工业发展的效果，这跟他的兄弟用这笔钱来购买家具、珠宝、纯种马没有两样。
阿里斯特之所以用他那1万法郎购买一块土地或一笔债券，是因为他觉得，他不需要消费这笔钱。这一点可能会让你产生他没有尽到促进工业发展责任的错觉。
然而，出售这块土地或者债券的人，最后也必然会以某种方式花掉他得到的那1万法郎，在这件事上不会有任何例外。 因此不管怎样，这笔钱总是会花出去的，区别只是由阿里斯特本人花，还是别人代替他来花而已。
因此，从劳动阶级的立场和扶持本国工业的角度看，阿里斯特的行为和蒙多的行为真的差别不大：蒙多的所有支出都是由他本人直接花费掉的，并且只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看得见的；而阿里斯特的消费行为中，有一部分钱是通过中介渠道花费的，中间过程有一点曲折，这是看不见的。
然而在实际效果上，对那些受他们消费活动影响的人来说，看不见的行为所产生的效应与看得见的行为产生的效应是完全相等的。能够证明这一点的就是，在这两种情况下，钱都在经济系统内周转，留在弟弟保险箱里的钱并不比留在大手大脚挥霍的哥哥保险箱里的钱更多。
因此，那种认为节俭会对工业带来实际的损害的观点，是错误的。就促进工业发展而言，节俭和奢侈的最终效果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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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觉得，这些钱如果不是用于肆意享乐，而是细水长流，那么，对工业的好处会更多，道理何在呢？
10年时间很快过去了。纨绔公子蒙多和他的财产以及他广为传诵的轶闻，如今安在？这一切辉煌早已经烟消云散了，蒙多已经风光不再了，他非但不能每年为经济发展投入5万法郎，相反，他可能早就开始靠吃福利金过日子了。
他现在怎么样已经没有人关心了，反正他不再是店主和商人们的乐趣所在了，他也不再被当成是艺术和工业的促进者了，他对工人也不再有任何用处了；更悲惨的是他对他的子孙也毫无用处，他大肆挥霍、罔顾后代利益的做法已经把他们抛置在悲惨生活之中。
同样是在10年之后，当初被认为是“吝啬鬼”的阿里斯特却不仅继续将其收入投入到货币周转中，而且，每年为社会、为经济发展贡献出的钱还在增加。
我们可以看到，他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的资金数量每年都在增加，他雇佣的工人越来越多，为劳动阶级提供的报酬也越来越多。等到他去世的时候，他的生命已经留下了痕迹，这些进步和文明的成果就是最佳见证。
从道德上讲，节俭是要优越于奢侈的，这一点没有什么争议。
而令人欣慰的是，从经济角度来看，节俭也同样具有优越性，不管是谁，只要他不是仅仅考察事物的直接效应，而选择深入探究其深层效应，就必定会认同这一点。
第十一章 就业的权利与保证获取利润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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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们，把你的钱分一点出来让我有活可干吧！”这是在要求获得就业的权利。
“兄弟们，把你的钱分一点出来让我也有钱可赚吧！”这是在要求获取利润的权利。
以上所说都是靠看得见的那些效应来维持生命力的，如果我们仔细去思考看不见的那些效应那么其合法性和合理性就会大打折扣。
可以看得见的是，向纳税人征税、向社会搜刮钱财，的确创造出了很多工作机会和利润；而看不见的一面则是，如果这些钱被留在纳税人自己手中，也同样能够创造出这么多工作机会和利润。
在1848年的一段时间里，就业的权利曾经像一枚硬币一样向公众显示了其两面性。这就足以把它毁在公众舆论手中。 一面被称之为：国有工厂；另一面则是：加税45分。
每一天，都有上百万人从塞纳河两岸涌入国有工厂工作。这是这枚硬币美好的一面。
糟糕的是，这枚硬币还有另一面。如果想要从保险箱中拿出那几百万法郎，首先得有人贡献出这笔钱。
于是，发起“就业权利”这一运动的组织者们最后都不得不向纳税人伸手。 于是，农民们委屈满腹了：“我必须得多缴纳45分。因此，我就会平白失去一件衣服，我不能再雇人给我的田地施肥了，我不能再找人修整我的房子了。”
于是，等人雇佣的手艺人们也牢骚不停了：“由于我们的雇主没钱添置新衣服了，所以，裁缝的活儿就少了；由于他没钱再给自己的田地施肥了，所以帮工的杂活也少了；由于他没有钱修整房子了，所以木匠和砖瓦匠的工作也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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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一桩买卖中你无法两头获利；这也证明了，由政府掏钱创造工作岗位，那么也要付出代价——纳税人不能再掏钱创造就业岗位了，这就是就业权利的最终结局。
我们都可以看到，它既是一种不公平，也是一种不现实的幻想。
然而，获取利润的权利说穿了也不过就是就业权利的一种扩展而已，但与后者相比，它却显得很有生命力，在当今社会仍然大行其道。 这样说来贸易保护主义者让社会在整件事中扮演的角色是不是多少有些可耻？
贸易保护主义者蛮横地对社会说：“你必须给我提供就业机会，不仅如此，你还必须给我提供有利可图的工作岗位。进入这个行业是一个愚蠢的选择，我现在亏损了10%。对我来说，我要求有盈利的权利，你也有义务满足我的要求，事情其实很简单，如果你对大家征收20法郎的税金的时候，给我来个免税，那我就扭亏为盈了。”
他的这一番诡辩打动了社会，于是在对全社会都征税的时候，他却幸运地成了例外。
社会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那个行业扭亏为盈了，并不等于它不亏损了，表面的亏损之所以被勾销，是因为社会中的其他人被迫承担起了那个亏损——我倒是觉得，这个社会也活该承担别人强加给它的这些负担。
从上面讨论的很多问题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不了解政治经济学，那么我们在面对某一现象的直接效应时就很容易被冲昏头脑；而对政治经济学有足够了解之后，就能够全面地考虑各种各样的效应，权衡利弊。
这里所说的效应既包括直接效应，也包括远期的效应。
如果我愿意的话，其实还可以找出一大堆问题进行一番同样的分析。不过，我还是决定到此为止吧，因为道理都是一样的，一通则百通，反复论证也无大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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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把夏多布里昂（Francois-Ren éde Chateaubriand）谈论历史的一段话用到政治经济学上，作为本文的结语：
“历史总是会产生两种后果：一种是眼前的，几乎在事件发生的同时就可以认识到的；另一种则是远期的，最初可能觉察不到的。
你会发现，这两种后果经常是互相抵触的，前者出自我们短视的眼睛，而后者则需要我们具有思虑深远的智慧。
值得庆幸的是，最终的结果总是合乎人性的。在人的后面站着上帝。
可能有人不愿意相信这种智慧的力量，或者干脆偷换概念，把普通人称之为天意的东西称为“环境的力量”或者是“理性”；但是，看看那些已经出现的结局吧：如果一件事情不是起初就建立在道德与公正的基础上，则其结果必然会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
（夏多布里昂《墓外回忆录》）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