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课堂】辩证法的历险（1）
梅洛-庞蒂与马克思主义中的危机
约瑟夫•宾
有大量的作品致力于（研究）梅洛-庞蒂现象学的多个方面和他对知觉与语言理论的贡献。相比之下，他的政治哲学，至少在英语国家中几乎不被注意。【脚注1：甚至以Albert Rabil的《梅洛-庞蒂：社会世界的存在主义者》的长篇巨制也只花了有限的篇幅（来介绍）他的政治哲学。】这令人惊讶，因为梅洛-庞蒂不断地将自己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进行比较，并出于这个目的写下了《人道主义与恐怖》和《辩证法的历险》。几乎他的所有作品都有提到政治和政治理论，而且在有些著作中政治这一主题十分广泛。【脚注2：我们可以立即想到《知觉现象学》中关于自由的最后一章和他对于历史唯物主义那极长的脚注、《意义与无意义》中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两篇论文、他讨论马基雅维利与蒙田的论文以及《符号》第三部分的绝大多数论文、他在《哲学赞歌》中所提到的马克思。Claude Lefort已经告知我们梅洛-庞蒂的一些即将出版的遗作也有部分与政治相关。】
由于接下来的短论文不可能全面地介绍梅洛-庞蒂的政治哲学，因此我只限于呈现马克思主义中梅洛-庞蒂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潜在的普遍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实现。在介绍了梅洛-庞蒂引出这一问题的背景之后，我会（1）说明这一问题在黑格尔哲学中的源头以及它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的发展；（2）揭示为何梅洛-庞蒂发现卢卡奇、列宁、萨特和托洛茨基对无产阶级的不同解释并不令人满意；以及（3）对梅洛-庞蒂的结论作简要评述。
Ⅰ
战后法国的知识共同体受到了许多新影响。一方面，许多法国右派被怀疑与德国占领军相勾结，而且在同一时间，共产党已经将其在地下运动中得来的威望推至高峰；另一方面，最近才发现的《1844年经济学与哲学手稿》引发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方面的新的关注，而且伊波利特和科耶夫对于黑格尔的阐释也有重读马克思的倾向。阿兰提出的“知性政治”——在其中社会问题通过理智之人的讨论依次得到解决——因纳粹主义的力量与德国军队对法国的占领被怀疑着。“暴力超越了理性”已然造成了这一局面，并且只有通过再度使用暴力才能克服它。站在这一历史的冷静时代——在这期间我们完善已然建立的政权并调整它的法律——我们会期待一段没有极端暴力的历史。
然而，梅洛-庞蒂并没有将战后时期视作一个冷静的时期，而是将它视作一 个社会不断破碎的时期，且他看到社会的传统的基础不再足以构建人类关系。这是个每个人的自由权都会损害他人自由权的时期，是个暴力日益成为日常主题的时期；而唯一的解决办法在于重塑新的人类关系。从梅洛-庞蒂自己的历史处境开始，他顺着马克思的批判，发现了西方自由主义国家所要求的“理性主义”只不过是为不检验他们自己的暴力处境提出的一个借口。然而通过反思，一个人可以只把自己作为人类并且加入其它的人类，只要他回到日常生活并再次发现自己成为了一个工人、大学教授、银行家、医生，等等。超越一个人的具体处境与阶级并在意识形态之前言说的意图，本身就被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在他们真实的帝国主义、种族关系和财富分配这些具体的人际联系之中被检验，而不是在西方自由主义国家的宪法和国歌中被检验。然后我们会发现，关于“抽象的人”或“理智之人”的吁求仍是捍卫既定暴力的另一种方式。由于在客观和主观因素中作平衡的革命已经破裂了，共产主义国家的情况也不尽如人意。这被认为是基于这一事实，革命是在一个单独的后发国家——俄国——中产生的，而不是在国际范围内产生的。对于俄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与党的主席关注盖过了对国际无产阶级的关注。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某一方面的强调是否会导致其性质在俄国的改变尚不明确，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革命已经进入了热月时期，它可能会回来，也可能不会。与此同时，关于暴力如何被证明是正当的这一问题仍然存在，“因为革命为了在人类的生活关系中拓展它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它才能变得无可置疑并保证它不重蹈旧世界的覆辙。”【脚注3：《人道主义与恐怖》，译者John O’Neill，104-5页】
我们可能会质疑我们所面对的共产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之间的有限选择。它不应被简单地视作一个二选一的状况，而应该被理解为源自梅洛-庞蒂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前提——政治是现实世界的秩序，所以任何声称自己是政治哲学的理论都必须提供自己的实现方式。【脚注4：《人道主义与恐怖》，译者John O’Neill，xxxii-vi】其他东西，无论它的争辩如何有趣或强力，都只是另一个乌托邦式的练习。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以某种形式在世界上示例化，而任何对人类关系的新的、不同的描述为了值得严肃的检查都得涵盖其示例化的真正的可能性。【脚注5：直到1950年代，梅洛-庞蒂才担任《现代杂志》——一个在战后为在右派和共产主义者的教条主义之间呈现一个“足够明确的行动方针”而组织的杂志——的编辑。在第一期梅洛-庞蒂和萨特就表明了他们的立场：“我们试图反抗越来越普遍的悲剧性质和预言性质的精神，反抗对于我们同时代人那盲目的决定和痛苦的投入的需要。将世界分成善的和恶的两个帝国是不正确的。说思考使我们软弱、愚钝使我们强壮是不正确的。说善良的意图能够证明一切、我们有权反对我们所想要的是不正确的。历史的喜剧、角色的转换与演员的轻浮并不能使我们远离一个足够明确的行动方针，前提是我们要努力知晓究竟发生了什么而不是让幻想滋长，前提是我们将痛苦区分于焦虑、将投入区别于狂热主义。”（引自Michel-Antoine Burnier, 《行动的选择：政治前线的法国存在主义者》，译者Bernard Murchland）】
在《人道主义与恐怖》和《辩证法的历险》中梅洛-庞蒂不仅遭遇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特点问题，还通过对无产阶级意识的讨论，对马克思主义是否能够克服暴力的瓶颈——它如影随形跟随着我们并且到达了对人的普遍概念，在这个概念在人与世界互相渗透——并因此建立起一种更丰厚的主体间性提出疑问。
梅洛-庞蒂向我们指出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中的源点：
资本是一个具体的《精神现象学》已被证实不是悖论，这就是说，经济之运作和人的实现是不可分的。这一种将两个问题域相关联的观点来自黑格尔——每一种生产和财产制度都暗含着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系统，这使他们的社会关系烙印在他们与自然的关系上，而这反过来又烙印在他们的社会关系上。如果不回到黑格尔对人与人之间基本关系的描述，我们不可能清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整体意义。【脚注6：《人道主义与恐怖》，101-2页】
在继续之前，让我们暂停下并简要说明黑格尔与马克思对上述关系的发展。
Ⅱ
我们应当以历史运动的观念（为要义）阅读黑格尔的作品，这一历史运动在思维与存在的结合这一真相的实现中到达极点。【脚注7：梅洛-庞蒂对黑格尔哲学的阐释大部分来自伊波利特的著作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这在梅洛-庞蒂的《意义与无意义》——“黑格尔的存在主义”中尤为明显。】这是通过主体与客体的辨证关系——主体持续的将客体当作一件事物，直到发现它成为另一个（事物），并调整现在这个客体所代入的新的视点——完成的。这反过来导致了对客体的另一个视点，并为主体对客体新的观念奠定基础。在最后我们发现主体利用了所有的他者以（取得）观念——它保持住了自己并且到达了绝对知识。对黑格尔来说，这一运动的顶点，即主体-客体自我实现这一运动，会在国家中被找到。【脚注8：这并不是要否认《哲学全书》中“绝对精神”这种程度的进一步发展，而是在主体和客体都由精神结构起来的程度上，我们能够不再以一种时空对象化了的世界结构述说一种“实现”。国家能被清晰地视作主体-客体实现运动的极点是因为它被黑格尔解释为“对象化的精神”这一领域中最为完美的结构。】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提出了人类社会实存的三个阶段——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他试图在这一最后阶段中使得“应当”转变为“是”。市民社会是 许许多多个人因需求而组织起来的阶段。在早些时候财产被视作主体与外部客体见的中介要素；经过它社会关系才变得可能。当下在需求的系统中存在着分工，它导致了阶级分化，最高阶级是公务员阶级——黑格尔将它称为普遍阶级。正是这个阶级，当它在社会中存在时，在某种程度上高于社会并因此能够中介我们在市民社会中发现的种种特定的利益。
黑格尔相信“是”与“应当”最后会在国家这一阶段中得到统一。人类的终点就是过一种普遍的生活，而人类在家庭和市民社会中只能部分地实现这一点，是国家使得他能够普遍地生活。反对国家是不可设想的，因为这等同于反对他自己生活最基本的本质。他不仅应当在普遍的个体的集合中生活，事实上他也这么做了。理性最终在黑格尔主义的国家中实现了自己，主体在它对他者的概念中拥有了一切他者性，而人类在“应当”转变为“是”中理解了他的普遍化。正如梅洛-庞蒂和其他人表明的那样，历史运动在1827年的普鲁士国家中走到了终点。
马克思否认历史的终点已然实现，他把公务员阶级视作新的官僚阶级而不是普遍阶级。正因为黑格尔认为公务员阶级超越了个别阶级的利益，马克思认为它只是反映公民社会的所有特点。相较于把这个普遍阶级从特殊利益中解放，它的生活依赖政府提供的津贴，这至少会使它间接地对经济产生兴趣，并与那些控制经济的集团一致。它将成为一个需要自我延续的新阶级而不是一个普遍阶级，在这一过程中，它将需要依赖公民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区分了人类实存的两种方式——“类存在”和“自然存在”。最开始人类是自然存在，基于需求的存在。他从未超越自己的这一面貌；然而一旦他同时理解了自己在自然中的地位并将自己从自然中区分出来，然后克服他依赖自然的初始状态并对他在这一层次上的奋斗感到满足，他就更有能力实现他本性的第二个方面——类存在，在这时我们用这个术语来描述他的社会实存。在自然阶段人已经区别于动物，因为他已经在生产和表现自己，也就是说，已经在预见自己的未来。那么，为何需要第二种实存方式——马克思称作类存在的方式？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已经在他试图证明人类是如何将自己的品质归于一种不受控制的自然，即他所谓的上帝之时，借助他的哲学人类学指出了类存在。费尔巴哈的问题是他将人类留在一个虚空之中。不再有上帝，人类也不再能够在他所滞留的虚空中实现自己。
为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和他的同伴们转向人类的劳动关系以见证人类对他第二种实存方式所做的努力。黑格尔对异化过程的描述是正确的，但他混乱地以为意识的异化就是人类唯一的异化。马克思在人类与自然的疏远中，而非在指向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中发现了异化。由于生产流程，工人在一个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沦为了一种工具，用来生产对他来说是外在的商品。他的劳动成为了既异在于他又不受他控制的外在产品的一部分。工人的价值严格地按照他对这些外在的商品的贡献来看待；而且，当商品的生产越来越多，它们的价值越来越低，因此他作为生产这些商品的工具的价值也随之变低，换句话说，他生产的越多，他就越贫穷。工人为了生产而越多地占有自然，回报就越少；因此这一本应该解放人类的劳动，现在却剥夺了人的人性。他完全地异化于使他成为人的源头。人类为了实现他自己依赖于他者；但这一实现现在把他否定了，他者则成了他的敌人。人类本应通过他在自然中的客体化和他者对他的承认来实现他的真正本性，但他却发现自己已与自己的本性异化了并任由私有财产和资本摆布。
人类作为工人由于异化而走向痛苦这一演绎意味着人类实存的第二层次，而正是资本主义中的这种极端痛苦将使得人类推翻这一被剥削的状态并实现他的本性。马克思十分清楚地说：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一种将要建立的事态，一个在它之中现实将要矫正它自己的理念。只有在废除了事物的现存秩序时我们才能把共产主义称作真正的行动。这种运动的条件是由现在实存着的前提所决定的。【脚注9：《德意志意识形态》S. Ryazanskaya译，莫斯科1968年版，p48】
这种自然存在与类存在相结合的媒介就是无产阶级。直到现在，革命还被视作接管国家机器并维系一个特定阶级在公民社会中对其他阶级的控制的方式。然而，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一个潜在的普遍阶级将会站起来结束革命，并在人与人的的相互认同中超越阶级斗争，将“是”与“应当”合并。在《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这样描述无产阶级：
这是一个有着根本锁链的阶级，它处于公民社会中但它不是公民社会中的一个阶级，它是所有阶级的解体、拥有普遍性的社会的部分（因为它的痛苦是普遍的），它不承认特定的恢复（因为那些施加与它的不是特定的错误而是一般的错误）。必须形成社会的一个部分，它不承认传统地位，它只承认人的地位。到了 最后，除了将自身从其他部分中解放出来之外，除了解放所有其他部分之外，它无法解放自身，因此，简要地说，这种人性的彻底丧失只能通过人性的彻底救赎来补救。这一社会的解体，作为一个特殊的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构成无产阶级的不是自然实存的贫困，而是人为制造的贫困，不是被社会之重机械地压迫的广大人民，而是由社会的分裂而产生的广大人民。【脚注10：《卡尔·马克思：早期作品》T. B. Bottomore译，纽约、多伦多与伦敦1964年版，p58，加斜体】
因此，尽管它不仅会在物质上变得贫穷，也会在它的类存在的丧失中变得贫穷，它不只是一个穷人的阶级。它的解放将成为人类的解放。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性的时刻,无产阶级已然经由生产过程变为实存，且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人类才能克服他作为客体的单-边的实存并达到他本性的完满。
承认了马克思主义是唯一提出在一个普遍阶级中实现真正的统一的哲学，梅洛-庞蒂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我们的检验中有着特殊的道德要求，因为历史是一个序列，它不是并列的自我-意识而是彼此展开的定位了的意识：
当我们说在那里历史存在，确切的说，每一个人不仅仅以他自己的名义从事行为，不仅仅关乎他自己，还包括他所运用的他人的名义，所以只要我们开始生活，我们就失去了那美好意愿的借口；我们是我们对他人所做之事，我们让出了被尊为高洁灵魂的权利。【脚注11：《人道主义与恐怖》，p109】
历史不应被视作一个主体的纯粹的复数性，而应视作一个主体间性，在其中人们拥有共同的处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正是在资本主义之下的工人的特殊处境中产生的，它将解放在当前的历史处境之中的人。无产阶级同时经验着客观的和主观的依赖的要素，因此无产阶级比其他任何阶级都更接近于体验一个持续的意义上的共同体。客观地说，无产者通过他对生产过程的幻想的完全依赖与他工资的不足来体验到这一点。这种客观地因素导致了主观的因素，也就是说，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异化。这两种依赖关系并非他可以将其联结在一起的独立的要素，而是彼此自然地生长并相互影响的要素。一旦工人意识到他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一员，他就至少部分地意识到推翻资本主义的需要与实现一个普遍阶级的历史使命。但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有着许多的渐变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此外，还有国际、种族、宗教、领土等等的潜在的混乱。由于这些对于阶级意识而言是潜在的障碍的东西存在着，因而就需要一个“向自身阐明无产 阶级的党”。【脚注12：《人道主义与恐怖》，p107】党和无产阶级通过无产阶级与党的交流以及特定历史处境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的相互作用来互相调节。这里问题就很明显了。党的领袖会开始实践一种主体性的政治，通过它无产阶级会变为客体，普遍性会在黑格尔式的公务员概念中消散（现在被视为党的领袖），他们是历史的唯一的主体。主-客的二元对立将无法被克服。党必须调节、促进无产阶级向共产主义社会进步，而且在这一行动中必须承认无产阶级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载体。不这样做的话，就会忽视工人成为阶级意识并完成他们作为无产阶级使命的自发的倾向。
Ⅲ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必须建基在对阶级意识的讨论之上。让我们首先承认，至少在某种方式或形式中，无产阶级是潜在的普遍阶级，它将使得“应当”转变为“是”，这是由黑格尔对克服主-客二分法的尝试所预示的。梅洛-庞蒂一开始就声明，这种联合还未发生，因为在今天的苏联，我们看到的情况就像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所描述的那样：
我们发现只有放弃一般化才能完成历史任务；这些时期中一般化与预测和立竿见影的成效并不相容。正是十月革命这代人的经验和才能使得他们能够胜任其历史任务，但现在他们不再胜任我们所进入的时期了。【脚注：《人道主义与恐怖》，p75】
俄国已经从革命走向了热月。革命已经被搁置了，既因为它不能再继续，也因为要巩固。本来要使无产阶级产生意识从而将历史从阶级斗争中解放出来的党，转身变成了新的统治精英。党和无产阶级的关系出现了问题。
在《辩证法的历险》中梅洛-庞蒂通过对三位主要评论家和历史行动者——卢卡奇、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批判性介绍，考察了阶级意识与党这一问题。
梅洛-庞蒂发现卢卡奇的早期作品可以充分地阐述他对于人类的概念，人不是简单地作为意识或客观性被实现，而是在与历史中的对象与事物的关系中被定义。这一种关系不仅仅是思想，而会在一种同时具有内外两面的方式中参与世界。对卢卡奇来说在阶级实存被真正认识之前，就已经有了无产阶级的实践，但是这样的实存还不足以建立自身，还需要进一步的批判的阐述。党，作为历史中的工具通过双重的中介做到这一点：第一个中介——党，在无产阶级与历史之间中介 他们，第二个中介——党，质询无产阶级，或者说，无产阶级在党与历史之间中介他们。这两者形成了一种双重的中介，在其中有话语权的、有思想的工人能够将党的观点转化为他们自己的观点，因此，同样由生活着的人们构成的党就能“在他们的提纲中收集其他人在生活过程中的意见”。【脚注14：见下】因此，党和无产阶级一同努力使无产阶级的意识生成并将它引导至行动。
虽然梅洛-庞蒂没有直接指出这一点，但我们在这里会问，第二种中介——无产阶级在党和历史之间的中介——是否仅仅是党就是明天、下周，还是永远不反对通用公司举行罢工而质询无产阶级这种中介？如果它不仅仅是这样，换句话说，如果他是真正的中介，那么为什么还需要第一种中介——党在无产阶级与历史之间的中介？这样的话，无产阶级看起来只需要一些实际的辅助人员，如炸弹专家、医生、组织者，等等。卢卡奇从未说是党进行革命，因为这会与马克思直接产生直接的矛盾。相反，他说只有通过质询，通过无产阶级的觉醒，党才能够帮助领导无产阶级走向胜利。但如果是这样，他们只是在无产阶级中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为什么要给这些人戴上革命党的头衔？如果卢卡奇对中介的这一描述是正确的，那么无产阶级不仅能够，而且会独自行动。无产阶级之中就有自己改变历史的力量。
这种观点提出了这一问题：马克思是否认为历史是这样被决定的，即无产阶级在历史中会自动地带来这种变化，或者至少提出了这一问题：是否有可能以某种科学的形式预测历史将如何发生？这两种观点都和此前的观点大不相同，决定论和科学主义都不符合梅洛-庞蒂对人的观点，即人是在历史中创造并超越自身的核心动力；也不符合青年马克思的观点，即人是“人类世界、国家和社会”。根据青年马克思的观点，人类是一种能够超越他自己的直接的活动的动物，并且在此时，他能够预见“是”与“应当”在自然存在与类存在中统一的未来。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看到卢卡奇对党和无产阶级作用的概念是否正确。梅洛-庞蒂认为只有在实践中我们才能看到，如卢卡奇所言，当党将自身置于与无产阶级的关系中时，它是否“关注普遍的斗争之原则并加强人类的质问而不是结束它”【脚注15：见下】，或者，它当它这样做时，它是否显示出自己是不必要的。
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列宁为什么反对卢卡奇的阐释，它使得第一种中介转变 为第二种中介并让我们无限期地等待历史在自发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完成自身。【脚注16：列宁同时和卡尔·考次基于罗莎·卢森堡争论的主要原因是革命发生再俄国这一后发国家而不是在英国或德国。对列宁来说这排除了乡无产阶级专政的进化或民主的运动的可能性，也使俄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心党。】至少，在列宁领导下的党史如此解读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脚注17：卢卡奇因为他的观点在1924年遭受严厉批评，以至于他写了一篇关于列宁的文章以作为对党的和解，后来党允许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以稍微“修正的”形式再度出现。有趣的是，最近他有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他的观点。可参见1967年德文版《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序言和在1971年7月与8月《新左派评论》上对他的采访。】中“错误地”团结党和无产阶级的做法。用列宁的话说，历史表明，在任何一个国家，工人阶级的意识都没有自发地发展到工会或行会意识之外。它在这一点上停止并需要别的一开始是外部的动力来进一步推动它。列宁要推进一种科学社会主义的形式，在其中无产阶级虽然能够普遍地感受到一个新的理性秩序，但在这种秩序首先被一个特殊的动力/代理制定出来之前，他们是无法向这种秩序前进的。只有参与并认同党组织才能超越这一点。分类的工人阶级将通过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化身的统一的党走向最后的胜利。如果无产阶级周围没有在他们与其潜在成员之间以及在其他阶级之间的中介的小组，那么资本主义就不会是现在的资本主义。正因为如此，才需要“一个向自身阐明无产阶级的党”；且由于存在着许多的持续的分歧和虚幻的盟友，党必须强硬。正如梅洛-庞蒂评论：
我们从抽象的选择开始：历史要么是自发创造的，要么是领导者利用狡猾和策略创造的——要么尊重无产阶级的自由那么革命就是一种妄想，要么他们判断他们所需要的那么革命就变成了恐怖。【脚注18：《人道主义与恐怖》，p117】
在列宁那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在无产阶级和历史之间进行中介的党，一个没有它无产阶级就无法完成其使命的党，简而言之，一个由它无产阶级从工人状态变为无产阶级意识状态的党。无产阶级依靠党实存并通过党的中介发现实存方式，党委无产阶级解释历史并告诉无产阶级历史是什么，它必须做什么——而这一切据称只是党比无产阶级“领先一步”。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有一下两种选择：要么历史已被决定，我们迟早会见证无产阶级作为潜在的普遍阶级取得政权，要么像列宁所说，无产阶级只是党的知识分子用来引导非理性（工人）在他们作为类存在的生活中获得理性的手段。
梅洛-庞蒂对自己以及所有希望了解当前历史时代的历史运动的知识分子的看法大致就是这样。革命已经被背叛了。托洛茨基的分析是正确的。斯大林主义 扭曲了马克思的原始观点，以至于在那里马克思不再被认可。那么，当制度必然会向他们的最佳意图妥协时，基于改变或超越制度的愿望，我们该如何选择制度？将自己与一个政治制度联系起来，从而在思想上妥协，意味着放弃了影响主体间的历史的进程的所有希望。
让-保罗·萨特，作为梅洛-庞蒂最亲密的伙伴和之前的政治的学生，试图在他的《共产党人与和平》中说明工人阶级的唯一希望就是支持共产党。在发过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大概有25%的选民投标给共产党，共产党是唯一为工人发言的团体。在梅洛-庞蒂看来，萨特的问题是：
要知道是否只有人与物（主体与客体），还是也有我们称之为历史、象征和有待创造的场域。如果我们坚持二分法，人，作为一切意义产生的地方，陷入了一种难以置信的张力中……要为所有人眼中的一切事情和所有场合负责——如果这使得我们赞同一种像任何一种行动一样拒绝承认这些原则的行动，那么我们必须承认自己被言辞禁锢了。【脚注19：见下，p200】
在苏联表现出首先要维护自己的地位时——而且，根据梅洛-庞蒂的说法，自朝鲜战争依赖，苏联甚至显示出自己是一个帝国主义大国——号召工人加入共产党实在要求去信仰，这甚至在科学的预测中都没有根据，更不用说有人与人之间和解的任何希望了。此外，萨特对党的描述很容易让我们回想起他之前在《存在与虚无》中的问题，即主-客二分法。根据萨特的观点，党是法国唯一能够赋予工人意义的团体，党能够赋予他们共同体意识，能够克服资本主义下他们的特殊性和客体-实存。但是，如果它是唯一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团体，不正是由于它把工人团结在作无产阶级的共同体意识中，才使得他们在自身中实存吗？通过把党描述为无产阶级共同体的集会场所，萨特把党视为一个个体，而工人最后只有一个意志，即由他们的共同体的来源——党所表达的意志。因此，党必须被看作将意义赋予给客体——无产阶级——的主体。其结果是，我们现在用萨特熟悉的他者的凝视的概念来框定党和无产阶级。我们对党的看法非常接近列宁，但（自斯大林以来）甚至没有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希望。萨特的呈现将无产阶级至于党的凝视之下，正如梅洛-庞蒂指出的，无产阶级总是永恒的或新鲜的（在这种情况下，这等同于一件事）。
在马克思之后，梅洛-庞蒂最常引用的政治的作家是列夫·托洛茨基。在学习了许多文本之后，我们甚至可以说，梅洛-庞蒂在表达我们的困境时比其他任何理论家更多地使用到了托洛茨基的处境。托洛茨基有两个观点，一是自发革命论。他的意思是说，在一些极端条件下，无产阶级在革命的时刻会承认自己的意识并自发地认同党。在俄国这一后发国家中，无产阶级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且能够自由地与党的成员交流。托洛茨基分析的第一部分，即无产阶级自发性的概念，在托洛茨基流放后再度出现于他的作品。梅洛-庞蒂最感兴趣的是他对无产阶级和党之间关系分析的第二个方面。托洛茨基谈到了无产阶级与党之间的关键关系，甚至谈到了党内的关键团体，一种允许表达所有观点直到行动的内部民主。对梅洛-庞蒂来说这中关系在托洛茨基的个人生涯中得到了最佳体现，他的个人生涯与一切革命者一样接近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列宁死后，托洛茨基拒绝参加争夺党的领导权的斗争。这并不是说他不反对斯大林，而是说他没有公开这么做。作为党内不断变化的少数团体的领袖，他希望重建党的革命运动。如果党至少还潜在地是无产阶级的党，即使在现实中，在现在它不是，那么它还是唯一可以采取行动的地方，即便像托洛茨基意义，我们曾是失败的。如果党实行的专政是有效的，那么偏离只是次要的。但是，如果我们是少数派而且相信在现在党还不是革命的专政，我们怎能表示赞同或有条件的表示同意呢？在列宁的党中，除了纪律规定，唯一的选择就是宣布热月。党内的少数群体只有在存在一定程度的紧张局势时才能工作。托洛茨基选择为党外的无产阶级发声。流亡期间，他试图对俄国工人讲话，指出斯大林治下布尔什维克党内存在的偏差，并退回到无产阶级自发性的命题之上。简而言之，他创立了一个许多失去对现世的控制的分裂的团体，因为他们吧自己的信仰错误地寄托在群众自发的错误地希望之上，而这种希望不能再严肃地指向马克思主义并将其科学的预测性作为拐杖；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退回到某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
但是，如果在托洛茨基那里找不到无产阶级的真理，那么，作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中介的党在哪里呢？这是一个由“理性人”组成的党吗？他们可能（也可能不）比其他人更懂得历史吗？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个转变，作为人类的解放者从人到无产阶级，作为中介者成为党，作为主体性的行动者成为党的领袖。我们有一个知识分子的小组，它领导者没有受过教育的或未受很好教育的人。而我们不需 要远眺就能想象由此可能产生的对历史（或对其他任何事物）的无限的解释。如果不能得出这一结论，即赞同梅洛-庞蒂的观点，我们可以说，热月在革命之后可能巩固也可能无法巩固革命所取得的成果，但它本身从不推动革命发展。在革命的时候真相正在被发现，在热月期间，真相被给予。如果试图把革命确立为食物的永恒的秩序，其结果很可能是把革命时刻的真理作为对人类历史的全部观点。试图谈论一场永久的革命，我们就会遗漏某些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很久之前说的：人类向类存在发展的历史过程。
Ⅳ
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梅洛-庞蒂对无产阶级和党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了三种观点或阐释。首先，列宁拒绝无产阶级自行到达革命的可能性并要求党领导无产阶级实现革命。这样的立场至少暗示了一种精英主义的革命论，它允许主体主义的政治操控无产阶级的作用。萨特对此的更改在于允许工人通过认同党来克服他们的异化，且它使得党能够维持无产阶级的实存。看起来我们又回到了黑格尔，主体（党）通过它对客体的观念来维持客体（无产阶级）的实存。
第二种立场是卢卡奇的双重中介。一方面，党中介无产阶级与历史，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中介党与历史。这种双重中介的基础是有思想和话语权的人之间的自由交流。但是，就像它让托洛茨基沉默一样，党也让卢卡奇沉默并将第二种中介转变为第一种中介，使得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无所不知的党才是历史的最终解释者。
第三种立场来自托洛茨基。在这里，一方面我们拥有无产阶级的自发性，党只起着偶然的作用；这种立场把变革放在一边并使无产阶级变成将会把历史推向下一阶段的先决力量。托洛茨基的第二个立场或困境提出了这一问题：如果党是列宁的党，并且像在斯大林治下那样，它已经出了问题，但因为党是潜在的普遍阶级——无产阶级——的代言人，我们怎么能说要对它改革呢？
我们似乎在精英主义和历史决定论或科学的可预见性之间左右为难。实际的历史证明，科学的可预见性是错误的（马克思去世近一百年后，革命在苏联转变为了热月），而精英主义和决定论也削弱了青年马克思的观点，他指出“是”与“应当”会在人类历史处境的整体化中得到统一。我们不再看到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观念论与实证主义斗争的情景，而是正如梅洛-庞蒂指出的那样，一个《资本 论》的马克思，在此历史的辩证法已经取决于事物间的联系。通过考察我们现实的情况，我们发现这样一种立场结束了，不是在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中以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认同而结束，而是以党声称一切历史和对假定的历史终点的现有知识，借此实现主体主义的政治并把其他的人类统治在一种类似于客体的实存中结束。在强调社会的时候，马克思和许多其他革命家一样，没能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即政治不能脱离人的整体的实存。【脚注20：《关于革命》Hannah Arendt, 纽约1965年版，p262】虽然马克思接受了一个新的官僚的可能性，但他否认了它的不可逆性，因为“这就等同于承认革命会背叛自己并宣布放弃真理的内在性”。【脚注21：见下，p83】但正如梅洛-庞蒂所指出的，这正是党试图将否定的辩证法变为肯定之时所发生的情况。
马克思把他的模型建立在西欧和美国的已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之上，认为这些国家之中会产生革命。事实上，“无产阶级革命”在后发国家已经产生了，其结果就是我们所了解的绕过布尔乔亚阶级的发展，从前资本主义跳跃到社会主义。可能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者已经给出了一种模式，能够让后发国家“跃进”现代；但是，说他们会达到马克思所承诺的社会是不可能的，这个社会中类似于物的存在已经被克服，人作为类存在和自然存在的结合而存在。相反如果马克思主义注定要应用于后发国家，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同样的或变化了的党与无产阶级关系问题再度出现。十九世纪的马克思只能从他的视角对那时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并设定在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中资本主义被克服或被扬弃。但是，梅洛-庞蒂说，我们目睹了革命以及其转向热月，并知道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我们不应该继续无限地沿用一个“同质化的社会”的观念。历史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应当得出这一结论：“革命作为运动是正确的，作为政权是错误的。”【脚注22：见下，p207】马克思主义试图在实践中统一类存在和自然存在的尝试失败了。
当然，这并不是要我们退回资本主义的社会模式。马克思已经指出，在资本主义下所说的理性人的普遍性只不过是各阶级结构社会的一种幻觉。梅洛-庞蒂为哲学家所做的结论与苏格拉底所做的结论十分相似。这位哲学家被视作社会的牛虻，他指出社会的不公正并牢记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努力解决世界的模糊性，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今天，要成为一名革命者，并不是要呼吁 永远的革命，这在西方世界已经失去了信誉，而是要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寻找改变社会关系的可能性。在今天，呼吁革命很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幻想，或者是放弃克服国内矛盾的借口。
梅洛-庞蒂在他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已经指向的方向是对人的新的定义。这种概念的核心不仅仅是历史，因为缺乏更具体的词，还是文化。例如，当人们谈到卢卡奇的双重中介时，这第三个术语，文化至少被暗示了。这不仅仅是一种双向的红姐，在两种情况下都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而且是人与人间被称为人的整体化的中介。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体称为文化。梅洛-庞蒂没有说经济因素是决定因素；相反，他说它是人与世界的整体关系中的一个要素。【脚注23：约瑟夫·宾，“人与经济：梅洛-庞蒂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西南哲学杂志》，第三期（1972），p121-27】重点在于人不仅仅通过他的劳动被实现，还在于他参与了工作和文化，用他整个人的特性来转化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这一种任务应被称作对社会的新批判而不仅仅是对旧批判的批判。通过他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分析，梅洛-庞蒂已经为20世纪的社会铺平了道路，就像马克思在19世纪所做的那样。
马克思主义将自身呈现为对理论与实践、批判与实践的实现。它在实践中失败了，它试图提出一个潜在的普遍阶级——无产阶级——来带来所有人的和解。相反，它导致了一种主观主义的政治，在其中领袖被蒙蔽而相信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具有普遍性。在共产主义国家中我们能发现一种新的主体-客体二分法而不是阶级对阶级的压迫。黑格尔说“应当”转化为“是”，马克思说类存在和自然存在的实现，马克思主义者说主体-客体二分法的克服。在每一种情况，我们都停留在一个未实现的乌托邦愿景下，他要求领袖宣称对历史终点的现有知识以便他们可以继续努力实现这一目标。在每一种情况，人类在历史中的模糊地位要么被忽视，要么被否定。历史以它自己的名义接受判决；而人，在他的特定处境中，在他与他人分享的处境中，在判决过程中迷失了。这并不是要我们放弃讨论无产阶级，因为任何产生无产阶级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都是不合理的；但我们必须放弃把无产阶级当作人们克服自身与同伴之间障碍的必要的工具。马克思对改变生产过程的强调可能不再是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中的工人阶级的核心问题。（让美国工人把自己的物质情况同共产主义国家中工人的物质情况相提并论看起来很奇怪。）为了超越枯燥的对主体-客体的讨论，我们可以不去看人在生产过程 中的关系而去看他的社会关系。
梅洛-庞蒂在谈到被定位的意识时指出了这一方向。“人类状态”是一种在处境中的历史性的存在，要发现自己的处境不是特殊的，而是向他人敞开，并要求他人为自己的定义负责。我们对于过去（历史）有共同的知识、经验和传统。人所参与的这种共性就是他的人类状态，而他对各个时代的同胞的呈现就是他的文化传统，正因为这种文化传统包含了他的实存的整体，所以必然是模糊的、永远无法完全实现的。语言、工作、法律和艺术都参与其中并呈现了多种但不完整的图景。这种将文化作全人类的历史处境的表现形式的呼吁并不能看作对社会的新的批判，但它可能暗示了这种批判的基础工作的方向；而且，至少在一开始，他可以让我们不仅仅把社会实存的一个方面作为人类整体的决定因素。这一种行动会认识到人的主体间的欢喜，不仅仅与他生活的现实，还与他的过去，与其他时代的其他人有着共同的纽带。通过这样的研究，只要我们不否认真理始终它通过现在的人的中介而被理解的这一过程，新的意义会出现，人的现存处境也会得到构建。【脚注24：梅洛-庞蒂在他后期著作中考差了文化的概念，并特别强调了马克思·韦伯对这个问题的贡献。除了在《辩证法的历险》中对韦伯的讨论之外，梅洛-庞蒂还将文化和人作为历史学家的角色与历史制度的讨论联系起来。参见《1962-1960法兰西学院讲座论文选》，John O’Neill译，埃文斯顿大学1970年版，p27-45】
约瑟夫·宾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