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吐不快·教培回忆录（七）

随着主讲老师的加入，微信群得以活跃了一段时间，但又很快沉寂了下去——因为在通过我们邀请主讲老师加入微信群之后，很多学员家长第一时间添加主讲老师微信，导致主讲老师的一个微信号根本加不过来如此多的学员家长——通常情况下，大部分学员的父母都有微信号，甚至学员本身也有一个微信号，这就导致一名学员，可能全家都想要加主讲老师的微信，尤其是那位小有名气的主讲老师，到最后差不多加满了五个微信号（后来她在离职的时候，还用这几个微信号售卖过自己研发的课程）。甚至还有主讲老师在个人签名一栏专门写上“请学员家长不要添加我的微信，有问题先找辅导老师沟通”这样的话，但依旧挡不住学员家长们的“热情”。

而在成功添加了主讲老师微信之后，学员家长们更加不愿意在群里说话了，他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会优先选择和主讲老师进行沟通，甚至还将对话截图发给我们这些辅导老师，说什么给主讲老师的消息一直没有得到回复，让我们帮忙催一下主讲老师回复一下。一时间，我们辅导老师的定位变得十分尴尬，似乎成了一个传话筒。

这样的情况大概持续了近一个月，公司虽然没有叫停主讲老师进群的行为，但在向家长推荐课程的时候已经不再过度宣传所谓的“名师”了，反而开始强调课程研发的科学性，让家长重视我们的课程体系，也就是到目前为止依然大行其道的“双师模式”，即主讲老师负责授课，辅导老师负责沟通。这种宣传虽然缓解了主讲老师受到学员家长的骚扰，但我们辅导老师的工作却因此而变得更加杂乱——课程讲义的寄发，退课操作，调换课程排期这些原本由客服处理的事宜也成了我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甚至成了家长们发泄情绪的第一选择，没有任何私人空间可言——有一次因为家长和寄送讲义的快递员之间产生了不愉快，我在半夜11点接到家长的电话，大叫大嚷地让我去投诉那个快递员，让快递员给他赔礼道歉，搞得原本已经休息的我哭笑不得。

而在这段比较混乱的时期里，为了之后暑期课的顺利开展，公司又一次组织我们参与培训，主要是请来线下的骨干教师来给我们讲解中考语文的相关知识，以备之后应对学员家长提出学习方面相关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给出专业的回答。但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培训其实是组长个人组织的，虽然知道她是好心，但这次的培训对我个人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灾难。

当时，凡是这样的新兴公司都流行着所谓的“狼性”企业文化，号召员工在工作的时候分工明确，心无旁骛。于是在这次培训的过程中，所有人的手机都需要上交。然而当时的我正是毕业论文提交审核的关键阶段，所以我提前和组长说明了情况，但组长依旧强调要遵守公司的制度，我也只能无奈地交出手机，但还是告诉她如果我的导师打来电话，请让我及时接听。组长不耐烦地点了点头，似乎是觉得我在小题大做。然而，在培训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我有些惶恐不安地看向组长，却看见她冷着脸将电话挂断。直到午间休息的时候，我取回手机才发现导师给我打了五个电话，催促我赶回学校修改论文，因为我的论文被抽中盲审了。

得知消息的我匆忙请假回到了学校，但还是有些晚了，论文的修改并没有让导师满意，虽然最后得以通过，但导师对我的态度变得很差，甚至在答辩的时候有其他导师提出问题准备为难我的时候，她是第一个笑出声的，最后还是系主任替我圆场，说那个问题是研究生课题，我作为本科生回答不出来很正常，但当时的我其实感觉很伤自尊。

经过了这样的一场风波，我对于公司的认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或许是当时刚毕业走入社会，带有一些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我所想象中的网校是能够解决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利用发达的网络技术将海量的知识传递给每一个想要获取这些知识的学生手里，但现实却是我们没有做出任何传递知识的行为，而是把那些购买课程的学员家长当作是上帝一般，随时准备为其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而在公司内部，作为与学员家长沟通的一线人员，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服从公司的各项规定，为学员家长提供公司所认为能够打动他们的服务，而非满足学员家长的真实需求。一切就在这种有些错位的关系中向前发展，没有人能看到最后的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