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依山筑城”到“沿河发展”不同发展背景下的城址选择
从“依山筑城”到“沿河发展”:不同发展背景下的城址选择
——以10-19世纪河曲县城址选择及迁移为例
王新文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9-06-20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西安710055)
摘 要：历史时期，晋西北的河曲县城址曾经历了由“依山而建”向“傍水发展”的过程，而这样的发展模式其实代表了黄土高原上许多小县镇的发展轨迹。考察其城址选择与迁移的过程及原固，对今天县城经济社会发展当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着重指出除自然地理条件对城址选择的制约外，不同时期政府所面临的主要社会矛盾也是决定城镇选址的重要原固。
关键词：河曲县城；选址；迁移
中图分类号：K92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123(2009)02-0049-05
收稿日期：2008-10-19
作者简介：王新文(1974-),男，山西河曲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建筑史、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
一般来说，县城是县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县城对于县域内的行政管理，经济发展，文化建设起着统率作用，因而县城城址选择对于一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历史上来看，很多地方城址有过不同程度的迁移，城址的选择与确定既是人们对自然环境条件的认识与利用，也是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我国从出现城市之始，依山临水选址筑城与自然山水共存、共荣、共雅就成为古代城市建设的传统追求。叫晋西北的河曲县城城址选择在不同的发展背景下由“依山而建”到“沿河发展”的过程，也正是许多黄土高原县镇发展的轨迹。本文试图分析影响河曲县城选址及迁移的原因，以探讨不同的发展背景对城镇选址建设的影响，从而为城市规划中城市扩展方向的选择提供有益的分析材料。
一、“依山据险”的火山城
河曲县位于晋西北吕梁山区，介于东经111°9'至111°37',北纬38°55'至39°25'间，为典型的温带季风气候，一年中气温温差大，降水集中于夏季，且多雷阵雨。县域内为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沟壑纵横。黄河自东北向西南呈S形流过县境，沿黄河岸边形成了县域内一块宝贵的滩地。
(一)火山军设置前的河曲县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河曲境内就有了人类的活动：根据考古发现，新石期时期的遗址在县域内纸房沟(北)、科村、高卯、船弯、赵家沟(北)、寺鄢、铺沟、火山(西)、铺路(东)、杨家寨等村庄均有发现，遗址大部被沙土覆盖，亦有暴露的灰层或灰坑。 春秋时期，生活在这里的早期人群主要是戎和狄，他们过着农牧皆营的生活。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以游牧为主。魏晋时期，北方匈奴南迁后，本区又处于匈奴族活动的范围内，这样的民族分布和经济活动对于当地的开发推动作用相对较小。所以，五代十国以前，中央政府在当地并没有建立正式的行政机构。
五代十国时期，北方辽的崛起，对中原各政权构成了强大的军事压力，割据山西的北汉政权依附于契丹立国，与后周为敌。此时，据有府州的折氏则归附于后周，在北汉的西北方就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地方军事势力。据史书记载，折氏曾多次进攻北汉，并获胜。这样，与府州隔河相对的河曲就成为北汉对抗折氏的重要基地。据《十国春秋》卷一零四(北汉)记载：“乾佑五年……二月庚子，德裔入寇，陷岢岚军，以兵戎之，帝置宁化军于岚州界，又置雄勇镇于其北，备周师也……。”这里提到的雄勇镇，就是设置于今天河曲县境内的第一个地方政权机构。这一机构的设立使得北汉确立了对河曲地区的政治管辖及经济控制，为驻军提供了保障。
(二)火山军的设置及城址的选择
火山军的设置是宋、辽军事斗争的结果，又因西夏的崛起而得以发展。北汉灭亡后，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在雄勇镇基础上建火山军，同下州，辖六寨。领雄勇、偏头、董家、横谷、桔棒、护水六寨。据研究：宋代军的设置主要考虑两个问题，即地要和人口，州级军是作为州的替代品而存在的，当需要在某地设置高级政区，然而置州的条件又不足时，则会置军以代替之。火山军的设置即是这一结论的很好注解，其地军事地位重要而人口相对较少。自五代时辽崛起后，其地的军事地位就开始变的重要，西夏的崛起更强化了其重要的军事地位。当时黄河对岸的府州(陕西府谷)、麟州(陕西神木)、丰州(内蒙东胜)为抗击西夏向东发展的前线。北宋时，虽然夏国的面积和人口都比辽国小，但是对北宋的军事压力却比辽国更甚。因此，府、麟、丰的军事地位变得特别重要。而当时黄河东岸的保德军、火山军、岢岚军即成为府、麟、丰的后方，战略地位重要，既是战时的军队集结支援地，更是和平时期军粮的提供地。欧阳修的《河东奉使奏草卷》中就记载说：“……臣昨至河东，体访一路百姓贫弊劳扰，本为河外麟、府二州阙少军粮，遂于近里二十州军递相支配……去年并、忻、岚、宪、石州，岢岚、火山、宁化、保德等军凡九处，和余斛斗共十四万二千余石，支往河外麟、府二州送纳……。可见当时黄河东岸的这些军和县承担着为河西提供军粮的重任。
在火山军初置时并未辖县，而其户口也相当稀少。
据成书于神宗时的《元丰九域志》记载：火山军的户口数为主1034户，客571户。如果以每户5口计算，大约只有七、八千人，人口密度很低。
在“自上而下”的城市发展模式下，政府对城址的选定自然有其严密的论证，比如：讲究地理上的“形胜”就是影响我国古代城址选定的重要因素。当然城镇的职能或说城镇的性质也是政府在选址时要考虑的重要原则，也就是说，城镇设置的背景对于城址的选择有重要的意义。如前所述，由于火山军的设置主要出于军事的需要，其军城城址的选择必然十分注意军事方面的攻守形势。旧县城位于今县域之西南，西近黄河，南临县川河(涧河),城池位于火山上，地势高险，居高临下，诚为易守难攻之地。城南涧河(源于神池王家洼)自东向西汇入黄河(旧县禹庙口入河)。山环水绕的地形为军城提供了天然的防御工事，同时也为军城提供了用水方便。又军城北有石梯隘口可为依凭，也有利于军城的防守。而东西向的河谷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无疑可被利用为道路。这又给军城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城于山，因山筑城，占据险要地形地势，这是军事防御的一大优势。
火山军置于边地，而置军就需要筑城与驻兵，通过这种方式来阻断异族侵掠之路，并且保护与控制区域内的民户。如前所述火山军人口较少，为了便于耕作，老百姓往往靠近耕地居住，大多并非居住在军城内，据王社教先生研究宋代山西西北部的宁化军城镇人口仅占行政区内总人口的8%。火山军地理位置与宁化军相连，设置背景相同，所以我们也可大致推定火山军城的城镇人口为500-600人，当然还有为数不少的驻军，但是总体看来，其时的火山军城人口不会很多，所以军城的规模也就较小。据成化《山西通志》卷三：“河曲县城，宋太平兴国七年始筑，元至正二十八年，尚镇抚截南面筑为小城，周围三百七十五步，东、南、西三面俱临深沟……。”又据《大清一统志》卷一五二：“河曲故城，在河曲县东南七十里，周六里有奇，宋太平兴国中土筑，元至正中增筑南面小城，明万历中亮以砖石并为县治……。"火山军城自宋代土筑到元代始扩展为六里的情况，既表明初筑时城池的规模较小，也暗示了城镇职能的单一无法有力的推动城镇规模的扩大。
(三)元明时期的火山军治城的衰落
宋室南渡后，火山军成为金地，与西夏以黄河为界，同样位于军事要冲。金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时升为火山州，后更名噢州。兴定二年(1218年)时改隶岚州。到金兴定四年(1220年)因治所残破而徙于黄河滩许父寨①。但是这一次的迁徙为时极短。到了元初至元二年(1265年),火山州便省并入保德州。所以，许父寨作为治所城镇的时间大约仅为45年。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十一月复置河曲县。县治又设于旧县城。
旧县城之所以能长时期保持其治所城镇的地位，应该是宋、金、明时的军事形势决定了其城址的选址要有利于军事斗争的需要，而火山城依山据险的地形也为城镇的发展提供了安全的保障。北宋时期，河曲正当宋、辽、夏三国边界，军事斗争激烈。金与西夏又在此长期对峙，战争的威胁使城镇的选址特别在意城镇的防卫形势。明初时，退居漠北的北元军事实力仍很强大，对明政府的军事压力很大，分析此时期治所城镇再次选址于旧县城的原因，应当也与旧县城优越的军事防御位置有极大的关系。因为此地距离保德、府谷较近，而保德、府谷间是黄河上一处重要的渡河点，北元势力有可能利用此地进入山西，所以这一区域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武备志》卷一九七就记载说：“……且保德、河曲之间与虏仅隔一河，稍可撤备，则门庭皆劲敌也……。"所以，明初复置河曲应是着重从军事上考虑其与保德互为依托，以防备蒙古势力的入侵，因而，明初设河曲县就使之隶于保德州，以保证军事行动的统一性。清乾隆时河曲知县刘日喧所作的《移驻县治碑记》,关于明代县城选址更有明确说明：“河邑旧治，均四方里道，依山守险，原与州城相表里。”可见明代河曲县城的选址看重的是：其地地理位置适中，山川形势险要，与保德州城可形成互为犄角的军事形势。当然这一分析其实也可说是宋代火山军选址于此地的原因。总之，自宋代建火山军到明代的河曲县城，设于今河曲旧县的这座城池一直是一座重要的军事要塞，直至清乾隆二十九年迁治于河保
营。其间河曲当地所置各级政府机构虽屡有兴废，
但其治所基本未离旧县城，即今河曲县旧县乡乡政府驻地。由于这座城长期作为河曲县城，所以，历代均有所修缮，直到现在仍能看到部分城墙的遗存。明代河曲境内的边墙修讫后，火山城的军事地位明显下降，驻军日少，到清初设军仅350名，后又减至100名。城的军事职能逐渐减弱，这就为县治在清代时的迁移打下了伏笔。
旧城周围的生态环境日渐变差也是县治迁址的重要原因。宋代建军后，旧城内的各种建筑日多，对建材的需求也相应增加，城周大量林木被砍伐，加之城周农业的发展使得大片林地转为农田，结果到清代时当地林木已不多见。清道光年间，河曲知县曹春晓就曾颁发《劝民种树谕》,但是到了清同治十一年县志仍说：“河邑山童无木。”可见清代时，当地林木已不多见。明清时代正是气候上的“明清小冰期”,气候变冷变干，降水减少，森林一经破坏，恢复便极为困难，结果旧县城一带水土流失严重，沟壑纵横。原本就凭高据险而筑的县城，其发展空间更加狭小。而且城内供水问题也日渐严重，祟祯间，王嘉胤起义军踞城，即因水源枯竭而败。后遂筑南门水城，糜帑数万，仅筑东南一角，余仍土垣。穿得五井，不越数尺，寻即涩废。清顺治五年(1648年)时，浚井各深四、五丈。可见城内取水已很困难。环境恶化使旧县城的发展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县治城镇的重新选址问题成为其发展中的一项重要议题。作为县城，其建城时的主要职能(军事职能)淡化。从位置来看，又偏处县域西南山区，政治统治远离经济繁荣的西北部黄河沿岸平原，其迁移就是必然的了。
二、沿河发展的河曲城
(一)明代河保营
明代宜德年间，今县境西北沿黄河滩一线地域，军事地位日渐重要，沿河修筑了大量城堡作为防御设施。据《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记载，由北而南分别有楼子营堡、罗圈堡、灰沟营堡、唐家会堡、五营堡、得马水营、石梯儿堡等。以后在这些城堡的基础上，明政府又修筑了长城，时称“边墙”。据华夏子所著的《明长城考实》,大同镇长城主要是在明嘉靖年间修筑的。也就是说嘉靖时河曲这一段的长城就已筑成。明代长城在河曲境内沿黄河滩地由河保营、唐家会、五花城、河会、巡检司、阳沔至石梯隘口过黄河后与府谷县境内长城相接。长城作为军事防御工事其修筑正反映了当时的军事形势。明中期长城修讫后，蒙古瓦刺部对河曲的骚扰一般集中在河保营这一段。而旧县城位于长城以南，其军事地位则较前代下降。
河保营，明宜德间建，周围550步，东西二门。成化间都御史李侃置恒羡仓于内，置守备一员，军800名，每冬冻结，调偏关，老营兵万余，谓之御冬。隆庆间，改参将，募兵3000,展筑南城，驻军戍守，悉罢御冬诸军。河保营附近的唐家会堡及楼子营堡也都有驻军。 又据《读史方舆纪要》四十卷：“灰沟营堡，在偏关西六十里，去唐家会堡十里，又东北二十里为罗圈堡。又东北十里为楼子营堡。……嘉隆间寇每由此入犯边外，山羊会、小水口一带皆长驻牧。河西，即陕西黄甫川、清水营正对牙帐……。”由此可见明代河保营的军事地位重要。
明代长城沿线驻军规模庞大，为解决军队粮饷问题，在九边大兴屯田。我们都知道明朝统治者曾在“九边”(甘州、固原、宁夏、延绥、大同、宣府、蓟州、辽东、山西三关各镇)及其附近大搞农垦，即分别用军屯、民屯、商屯等加强边防建设。河保营附近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当然也有大规模的垦殖。前文提及的成化间都御史李侃置恒羡仓于此，即可说明此处农业生产已经有一定的规模。随着驻军增加，此地军屯，民屯广辟，农业获得了发展。军队、民众日常所需又刺激了商业的发展。这样河保营就发展起来了。这是河保营发展的第一阶段。当然，此时从它的主要职能来看，还是一座典型的军事城堡。
(二)清初河保营
清初，全国统一，河保营的军事地位下降，驻军日减，雍正时为784名驻军。但河保营的地理位置优越。其位置在县域之西北，黄河在此拐了一个"S"形大弯，故此处北、西、南三面临河。东面为一缓斜丘陵，俗称“东梁”,其顶部宽阔，平坦。受地转偏向力作用，此段黄河西岸冲刷，东岸淤出大片滩地。而唐、宋后黄河水携带的泥沙含量持续增多，使这片滩地得以不断扩展。因此，河保营正位于一块面积较大的冲积平原之上。其地势低平，土壤肥沃，灌溉便利，为发展耕作业提供了良好条件。加之恰好位于河流的凸岸，当地受到河流的冲刷也较少。可见从自然环境的角度衡量，其城址的选择是很成功的。
由于黄河两岸地理条件不同，东岸河保营为平原，宜农。而西岸为山地，宜牧。经济形态差异显著，导致了两岸贸易的需求。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河保营与蒙古交易。又准河民垦蒙古地。故此地五方杂处，兵民繁错，成为云集交衢之地。而仰赖黄河之航运，则更加促进了河保营的发展。国家的统一，使水运发展再无政治障碍，此地水运可上达内蒙包头，下至本省临县军渡，成为山、陕船渡与黄河航道的交汇处。一时间河保营成为重要的水运码头，有渡口多处，如唐家会渡、阳沔渡、芽子坡渡等。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社会，河运的优势十分明显，其运费低廉，能满足货物长途贩运之需。故有水运之处，商业一般比较繁荣，河保营也是如此。其时，河保营商贾辐揍，繁盛非常，人口十倍于旧城。
清代，河曲人黄宅中曾作《边墙考》一文，其中几句也详细论述了河保营的地理位置优势：“边外平田，得资灌溉，苇麻榆柳之利，胜于山乡。废址颓垣，渐且夷为道路。居人忘其为边也，百年余也。黄河来自口外，船筏运载，商贩流通。今之县治，当水陆通衢。十里长滩牌外牌内分界之地，市肆田庐，人烟辐装。昔之边隅废壤，今为乐土地腴地。”而其所作《今黄河源委说》则言：“……吾邑僻处塞垣地多沙，滨河之田得资灌溉者虽多，而乡之人耕商于边外者络绎不绝，宁夏之梗稻，口外之麦粟，造船编筏顺流而下，河曲先食其利，而后波及于汾、平诸郡……。”这是河保营发展的第二阶段，傍水而营的地理位置使其既具有发展农业的便利，也具有了商业流通的优势，成为黄河上一处重要的水运码头，商业的发展使河保营的城镇职能更为多样。到了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县城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迁移到了河保营。可以说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发展推动，促使城址的选择向着更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地方布局。
(三)“沿河发展”的河曲县城
火山城是军事、行政性城镇，而河曲城则为经济、军事、行政多职能城镇。其被建为县城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城内八大街店铺林立，人烟稠密。仅钱铺油酒坊，货铺，旅店四大行就有204家。 据光绪《河曲县治·营建》载：“城垣巩固，商贾云集，居民官廨，栉比崇墉，巍然重镇，西域每市于此。”可见清代当地商业是很繁荣的。从同治《河曲县志》所附的河曲县城图来看，其城镇布局规整，城内建筑以城西为中心集中分布，在城西分布有县衙、武库、常平仓等政府机构，以及各级官吏的宅院，老百姓的房舍和大量的宗教建筑。城东建筑分布则较为稀疏，以小校场和寺院为主。这样的城镇布局形式正是由于影响河曲县城发展的因素来自城西渡口和黄河水运的反映，在县城的西、北方向为黄河，河对岸的蒙古地界在明代河保营时期即为河曲城防的主要方向，所以在这一方向上县城城墙和边墙构成了双重城垣的防御体系。而到了清代，水运的大力发展又在城外西北方向设置了官渡——西口渡，“隔岸童山无绿树，出城官渡是黄河”。粮货船从河套、绥包至河曲往返不绝，这一带成为县城经济发展的基础。加上高脚运输又将货物不断从陆路运入运出。河曲县城成为晋西北的“水旱码头”,是周围地区的贸易中心。“南来的茶布水烟糖，北来的肉油皮毛食盐粮”在此成交。清同治时河曲知县金福增有诗句“一年似水流莺啭，百货如云瘦马驮”。可见河曲城是很繁荣的。也就说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县城选址是很合理的。
清乾隆时河曲知县刘日喧曾作《移驻县治碑记》,其中关于移驻原因记载详尽：“河邑旧治，均四方里道，依山守险，原与州城相表里。自康熙三十六年圣祖仁皇帝特允鄂尔多斯之请，以故河保营得与蒙古交易，又准河民垦蒙古地，岁与租籽。盖自人烟稠密，商贾辐辕，於斯为盛焉。前护抚宋，于乾隆二十七年，以河保营云集交衢之地，五方杂处，兵民繁错，烟户十倍旧城，爰奏请移驻，以资弹压，奉旨俞允。”可见这一城址的转变正反映了清代国家统一的大形势下，原本在分裂时期地处边境的河曲，其发展目标的变化。此时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发展经济成为政府重要目标，就要选择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地点作为县城城址。
三、结论
总结历史时期河曲县城选址的空间移动，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自五代至明代，河曲治城基本设于旧县城。此时段内，河曲地方政权建制兴废不定，大体上战乱时期，河曲往往设为州级政区，或为军，或为州。而国家统一时期，则往往省地方政权设置，如元代省即入保德州。这就显示了河曲地处边境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战乱时期为便于军事斗争，政府往往在此设置城镇以加强控制，也就是说宋、金、明时期选择治所设在地势险要的旧县城是有其军事上的考虑的。清代，一统局面形成后，国家政局稳定，发展经济成为地方要务，此时期的城镇选址必然要考虑经济发展的需求，所以沿河且地势平坦的河曲城就成为城镇选址的不二选择。
第二，城址的选择，反映了一个时代地方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城址的确立在一定意义上解决了当时的社会问题。所以，县城地位一旦确立，往往具有稳定性，不会轻易迁移。当然，由于城址的选择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时代的矛盾，所以，时代变化，形势变化，使城址具有迁移的可能。因而，发展形势的变化是影响城址选择的重要因素。
第三，河曲县城由设置初的军事行政性城镇发展为王朝晚期的多职能城镇，正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一般道路。也就是说，在城镇发展的过程中，初期城镇的设置往往以军事、行政职能为主，由于时代的变化，发展背景的转换，经济因素逐渐成为影响城址选择的最重要因素，河曲县城由“依山而建”向“沿河发展”的变化正体现了这一点。
纵观历史的发展变化，城址的选择与迁移往往伴随着城镇兴起发展的各个阶段。面对不同的发展背景和发展机遇，城镇的选址是否适应时代的要求，往往对城镇能否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河曲县城的选址及其迁移正是城市发展中积极应对城镇发展的时代挑战，由山区城镇向沿河城镇发展促进了城镇的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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