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共和党

（一）美国共和党又称“老大党”（简称GOP）是美国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之一，前身为1791年成立的民主共和党。1825年民主共和党发生分裂，其中一派组成国家共和党，1834年改称辉格党。1854年7月辉格党与北部民主党和其他反对奴隶制的派别联合组建共和党，并且将党的价值奠基于“个人自由”、“国家团结”，而在当代政治中共和党则被视为是社会保守主义（包括维护“家庭价值观”）、经济古典自由主义（包括支持“保守财政政策”）以及在外交、国防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的右派政党。1860年亚伯拉罕·林肯就任总统，共和党首次执政，此后至1933年的70多年中除16年外共和党一直主政白宫，1933年至2021年间共和党人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1953年1月至1961年1月）、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1969年1月至1974年8月）、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1974年8月至1977年1月）、罗纳德·威尔逊·里根（1981年1月至1989年1月）、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1989年1月至1993年1月）、乔治·沃克·布什（2001年1月至2009年1月）、唐纳德·特朗普（2017年1月20日至2021年1月）先后当选美国总统执政。亚伯拉罕·林肯在1860年的选举胜利开始共和党的称霸时期，这段时期共和党以工业的东北部和农业的中西部为根据地掌控数十年的美国政坛，共和党至今仍常引以为傲的自称为“林肯的党”。林肯成功的团结共和党内的所有派系支持合众国作战，不过他也反对那些要求苛刻惩罚南方的共和党激进派系。在国会里共和党通过一连串展开快速现代化的法案，包括国有的银行制度、高关税、开征所得税以及其他各种货物税；发行不需金银局限的纸币（美钞）；庞大的国债；自耕农场法案；补助高等教育、铁路建设、和农业发展的土地发放。当时大多数北方的民主党人都是主战派，并且继续支持林肯，直到1862年秋天林肯将战争目标转变为彻底解放奴隶制度时许多民主党人才开始采取反战态度，除了肯塔基州外所有共和党的州党部都支持废除奴隶制度的目标。共和党也成功指控北方反战的民主党人是同情南方分裂的叛徒，并且赢得大多数主战的民主党人支持，使他们得以在1862年保持多数派地位，林肯继续在1864年选战中赢得压倒性胜利。在内战后的美国重建时期里（1865-1877）要如何处理南方投降的各州以及被解放的奴隶成为主要的议题，1864年时共和党控制国会，要求采取更激烈的行动以对抗奴隶制度，并且报复南方的分裂。林肯勉强遏制他们，但在林肯死后继任的总统安德鲁·约翰逊为了这点而在1866年与激进派共和党人分裂。结果在1866年的国会选举中激进派共和党人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因而彻底控制整个重建时期，使得约翰逊无法以否决权阻止立法。激进派共和党人对南方施加许多苛刻的法案，以报复南方的分离。

（二）在1868年的选举中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支持激进的南方重建计划，在宪法第十四号修正案中授与所有自由人平等的公民和投票权利。最重要的是格兰特是战争的老兵和英雄，这使他相当受欢迎。由于共和党的规模扩张过大，严重的派系之争和腐败也不可避免的产生。战后联邦政府的军队一直驻扎在南方以阻止再度分离，到了1872年共和党内的自由派因此爆发冲突，认为战争已经结束，应该将军队早日撤回。1873爆发的经济萧条使民主党有机会扭转局势，重新夺回众议院。重建时期最后随着1876年的选举而落幕，共和党的候选人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承诺会将仍驻扎在南方3个州的联邦军队撤回。在军队撤回后南方地区在接下来一个世纪都坚定支持民主党，在每届总统和国会选举中都成为民主党的大票仓，一直到1964年才开始转变。共和党在这段时期分裂为“正统”和“混血”的流派，他们为了政府职位的指派和公务员改革而斗争不休，但在其政策上则差异不大。在1884年共和党内的改革派认为詹姆斯·布莱恩相当腐败因而拒绝支持他，并改支持民主党的格罗弗·克利夫兰，使民主党夺回白宫，大多数这些共和党人在1888年时都回归共和党。随着北方战后的经济繁荣发展，各种产业、铁路、矿业、和许多大城市都快速成长，农业发展也相当繁荣，共和党也继续通过许多法案，以维持经济的快速成长。民主党则一直被拥护商业的保守派民主党人所控制，一直到1896年才有所转变。这时的共和党通常支持大企业、硬货币（如金本位）、高关税、对内战的联邦军老兵施予优渥的退休金，不过到了1890年共和党不得不同意通过雪曼反托拉斯法以及管制铁路运输的州际贸易委员会，以解决来自小商业主和农夫的抱怨。并且通过公务员改革法案，在两党的共识下将大多数政治的公职指派权都消除了。1890年时威廉·麦金莱主导下通过的高关税法案则重创共和党，使民主党在当年的国会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在这个时期外交政策很少是两党关注的主要议题（除了合并夏威夷外共和党支持之，而民主党反对之），更常关注的是文化上的议题，共和党支持虔信派的新教教派（卫理宗、公理会、长老教会以及斯堪的纳维亚的路德教派），支持颁布禁酒令。这激怒一些反对禁酒的共和党人，尤其是德裔美国人，使他们在1890-1892年间改支持民主党。从1860年至1912年间共和党一直利用民主党与“酒、天主教、造反”之间的牵连争取支持度，酒意味着民主党与酿酒业和酒馆业的利益，相较之下共和党则采取坚定的禁酒姿态。“天主教”指的则是民主党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关联，爱尔兰裔天主教徒是民主党在大都市地区的主要党员基础，共和党则大力指控他们政治腐败，“造反”指的则是1861年试图分离合众国的南方联盟国以及那些同情他们的北方民主党人。

（三）人口的增加则对民主党较有利，大量前来的德裔和爱尔兰裔移民大多支持民主党，并超过以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移民为主的共和党。在1880年代中两党于选举中的表现开始拉近，民主党通常失败，但在1884年和1892年赢得总统选举。由于执政的民主党在1893-1897年间历经严重的经济衰退、加上煤矿和铁路的罢工潮暴力活动，共和党趁机于1894国会选举中取得历史上最辉煌的胜利。威廉·麦金莱在1896年当选总统象征共和党称霸的一个新时期的开端，有时也被视为选民结构重组的一次选举。共和党在接下来36年里控制28年总统任期，只有两届例外。他承诺高关税政策将能终结1893年以来的经济恐慌，并且指责民主党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的银币自由铸造政策将会造成经济垮台。麦金莱沉重依赖于金融、铁路、产业和中产阶级的支持，并将共和党形塑为商业人的政党，以此吸引大量商业团体的支持，并且以压倒性胜利当选总统。麦金莱也是第一个提出多元论的总统，主张所有种族和宗教群体都会因他的政策而受益。西奥多·罗斯福则是这个时期最突出的总统，他答应会继承麦金莱的政策，但在1904年当选连任后他开始改变政策走向，攻击大企业利益，并且颁布反托拉斯法。他在铁路立法和食物清洁法案上只获得中等的进展，但在法庭上则得到更大的胜利，成功解散标准石油和其他垄断公司，但最后没能在任内通过主要的公平交易法案。到了1908年罗斯福提名他的战争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参选并成功继任总统，虽然塔夫脱的政策比起罗斯福保守，但他在任内通过的反托拉斯法和反垄断政策却比罗斯福要来的多。关税的议题一直是共和党内部的分歧点，罗斯福试着延缓这个议题，但塔夫脱任内必须面对之，东部的保守派希望对外来的加工产品施加高关税（尤其是羊毛），但中西部则希望减低关税。共和党内保守派与进步主义派的分歧终于一发不可收拾，在1912年的总统选举中罗斯福亲自组成进步党作为第三党的候选人，最后他获得的票数超过塔夫脱，但由于共和党的选票分割造成民主党的候选人伍德罗·威尔逊脱颖而出当选，成为共和党称霸时期中唯一的一个民主党总统。共和党在州和地方的层次上接受进步主义时期的政策，试图促进都市地区的改革。共和党控制整个1920年代的总统任期，实行违逆国际联盟的政策、高关税，并且维持商业团体的利益。沃伦·盖玛利尔·哈定、卡尔文·柯立芝以及赫伯特·胡佛分别当选1920年、1924年和1928年的总统，虽然共和党在1920-1924年间于大都市地区的天主教人口中获得不错支持度，但在1928年选举中却无法继续维持，到了1932年时都市地区开始转变为民主党的重镇。在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的垮台开始一连串的经济大恐慌，胡佛试着尽力缓和广泛的经济衰退，但情况依然没有改善。

（三）最后民主党在1930年的期中选举里获得主要的胜利，成为自威尔逊以来首次于国会中与共和党席次相近。在1932年胡佛被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所击败，罗斯福组成的新政联盟接着支配整个20世纪中旬的美国政治，民主党也在两院获得多数派地位。在罗斯福于1933年执政后各种新政法案在国会以惊人的速度通过，在1934年的期中选举里共和党又输掉10个参议院席次，使得参议院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席次差距高达25 : 71，众议院的共和党员也减少到差不多的比例。共和党大肆批评罗斯福展开的“第二波新政”，认为那是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政策，然而共和党却无力加以阻止。来自肯萨斯的州长艾尔弗·兰登代表共和党于1936年竞选总统，兰登采取中间路线，支持大多数的新政计划，但结果罗斯福仍获得46个州的压倒性胜利，共和党在国会仅剩下16名参议员和88名众议员制衡罗斯福的新政。罗斯福也孤立许多保守派的民主党人，尤其是在他试图更改最高法院席次后。在1938年初美国又爆发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主要的罢工潮遍及全美，罗斯福也没有成功去除最高法院里的保守派法官，共和党在1938年的国会选举里于众议院重新夺回75席。保守派的民主党人大多数来自南方，加入共和党，组成保守派联盟，并且主导国会的国内议题，直到1964年为止。从1939年至1941年间共和党内部在是否支持英国以及对二战的立场上产生分歧，干涉主义者如亨利·刘易斯·史汀生主张支持英国，而孤立主义者则强烈反对美国参战。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的反战势力一同组成美国第一委员会，以阻止美国参战。在1940年毫不知名的文多尔·威尔吉在全国代表大会上脱颖而出，代表共和党参选，他批评罗斯福的新政效率低落，并且也批评罗斯福的竞选破坏美国总统连任不过三届的传统。珍珠港事件终结干预主义和孤立主义之间的争论，共和党在1942年的期中选举里进一步夺回更多席次，终于平衡民主党长期以来的多数派地位。随着战时军工生产而来的经济繁荣，保守派联盟停止大部分的新政计划。作为少数派政党，这时的共和党有两个派系：“左翼”的派系支持大多数的新政，但主张必须更有效的实行之；“右翼”的派系则从一开始便反对新政，并且得以在1940年代与南方保守派民主党人合作下撤销许多新政的措施。共和党的新政左翼由托马斯·杜威所领导，以东北部为主要根据地，而反对新政的保守派则以西部和东南部为主。西部的选民结构在这段时期开始分歧，而南方仍然是民主党的稳固票仓。杜威并不反对新政政策，但要求必须采取更有效的手段，主张加速经济成长的政策，并反对政治腐败，在战争初期他也比保守派更愿意支持英国。在1944年健康状况已经逐渐恶化的罗斯福仍击败杜威，成为历史上唯一连任四届的总统，但杜威在1948年仍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

（四）在罗斯福于1945年死于任内后哈利·杜鲁门继任为总统，随着战争的结束，不稳定的劳工组织在1946年发起许多罢工活动，造成的混乱也帮助共和党的选情。共和党大肆批评杜鲁门任内的政策失误，并且赢得自从1928年来第一次的国会选举多数派地位。在共和党主导下于1947年通过的塔虎脱-哈特莱法用以平衡劳工工会的势力，这个法案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成为许多工业州的议题，但工会从没能成功废除之。塔夫脱—哈特莱法即“劳资关系法”，是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劳工法案之一。1947年以后美苏冷战激烈，美国统治集团在国际上推行反苏、反共的冷战政策，在国内加强对工人运动的控制和镇压。1947年6月23日国会通过参议员塔夫脱和众议员哈特莱提出的法案，同年8月22日付诸实施。塔夫脱-哈特莱法是1947年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通过的限制公会权利的法案，这项法案企图从根本上修改罗斯福新政时期通过的《劳资关系法》，后被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否决。杜鲁门当时正准备1948年大选，故对该法案加以否决，但国会两院均以2/3多数票驳回，使该法案生效。该法规定：法院有权禁止罢工；工会会员必须书面声明他不是共产党员；工会不得要求同一企业工人加入同一工会；不准将工会基金用于“政治目的”的活动。1947年7月23日美国国会通过《塔夫脱-哈特莱法案》，从此美国进入减少鼓励并且规范管理工会的时期。但是该法案对于工会规定的许多条款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影响巨大，工会通过许多其他的手段，继续维持它的许多权利。当1947年7月23日《塔夫脱-哈克莱特法案》实施的时候美国的管理者欢呼雀跃，因为在12年前的1935年7月5日颁布的《瓦格纳法案》导致工会权利滥用，而《塔夫脱-哈克莱特法案》则被认为是对这些单方面条款和规定的迟来的补救措施。这项新的法案虽然仍然保护工会的许多权利，但是它使管理者在谈判时具有和工会相等的地位。工会领导者认为这是一个“奴隶制的劳动法案”，因为它提供众多的反工会的武器，而且管理者可以任意使用，因此工会在他们一直努力的方面几乎半途而废。过去的经验证明《塔夫脱-哈特莱法案》没有给管理者任何谈判的优势：工会成员大幅度增加；在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和法院的支持下工会可以合法强迫雇主谈判的项目的范围继续扩大；工会工厂制比以前更加广泛的传播，工会在工资和福利方面的利益已经获得持续的大幅度增长。虽然大多数雇主仍认为《塔夫脱-哈克莱法案》在本质上是合法的，但是事实证明法案的影响要比它的支持者和批判者在1947年所预想的要小很多，从管理者的观点来看很明显《塔夫脱-哈克莱特法案》所刻意去更正和控制的一些问题仍然伴随着人们。法案本身给管理者以这些滥用将会被缩减或消除的希望，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和法院对一些条款的解释说明法律上的变革是需要的。

（五）雇主获得的利益及工会的应对措施：第8（b）（4）规定工会采用间接抵制是一个不公平的劳动政策，它施加在主要雇员身上的压力通过反对一个中立的雇主行动表现，以达到罢工和抵制目的。为了克服这个组织上的障碍，并再一次绕过组织雇员或通过选举过程的要求，工会扩展他们的“烫手山芋”条款的应用范围。它通过一个简单的方式起作用：一个工会化的雇主不希望在他的自己的合同中加入这样一个条款，即如果他的雇员拒绝工作、处理、转运那些来自或将运往涉及劳动纠纷的雇主货物或材料将不是一个对合同的践踏。没有雇主愿意签订这样的一个条款，因为它意味着他必须停止商业活动，如果必要的话供应商或客户的雇员行使他们的权利来拒绝加入工会。“烫手的山芋”条款最终出现在雇主签订的合同中是因为雇主顶不住工会在集体谈判中施加的压力，不论是经济的还是其他的。知道这个条款被工会调用，这个条款的影响才被管理者们认识到。然而最后的结果是一些雇主被迫承认工会，而且签订合同，使工会成为他的雇员集体谈判的代表，而不论他的雇员是否愿意参加。通过“烫手的山芋”条款后工会已经在实践上忽视间接抵制的限制，通过在谈判桌上的超经济压力（尤其是在卡车驾驶员的情况下）后工会已经有能力要求工会化雇员合同条款，这些条款适用于顾客、供应商和其他的尚未工会化的雇主。在这些事例中就像在纠察的情形下工会不烦恼雇主签约雇佣员工和在获得的选举过程上浪费时间，工会只是调用“烫手的山芋”条款反对间接雇主和停止他和主要的雇主的货物或过程的流动。关于“烫手的山芋”的条款时管理者经验结果与在1947年所预见的那样远远不同，但是与1935至1947年的经验相似。错误不完全在于《塔夫脱-哈克莱特法案》所规定的条款，因为他们的目的最初看起来是没有错误的。在法案的行使和解释的过程中，国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和联邦法庭不时地转变立场，以至于今天发现一些巡回法庭支持这样的条款和他们的执行是合法的，同时其他人相信他们不承担防御间接抵制的任务。在这个著作中这个项目仍然由最高法院决定，在它之前有好几个“烫手的山芋”条款没有决定。也许最高法院将宣布这些条款不合法，从而将在过去几年的有关它们有效性相关的争论放到一边。但是如果最高法院规定，对间接抵制的现有禁令，就像在《塔夫脱-哈克莱特法案》中包括的那样允许“烫手的山芋”条款的执行，即使他们被证明如此的费力和不公，然后通过《塔夫脱-哈克莱特法案》的修订，国会应该用正确的语言来改变法律。劳动合同法的基本精神应该是提供一个框架，在这其中集体谈判的双方应该是平等的，应该是具有法律上的对等地位的，而不应该由政府来支配。

（六）令人遗憾的是法律总是达不到制定它的人们的目的，平衡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后达到，但是改变技术和概念可能又会导致不平衡。当这种不平衡变得显著时即当集体谈判中的一方获得权利上的优势并导致其权利的滥用和践踏对方的权利时新的纠正的法律就变得必要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一个或另一个集团可能会变得更有势力，但是不久平衡的权利就会建立起来，所有的集团会认识到只有这种平衡才能达到妥协和稳固。确实如果任何集团或者特殊利益团体出轨，政府就会制定相关立法来达到重新的平衡，因此政府就像一个裁判员，从源头上保证各方面的平衡。在1948年共和党分裂为左右两派，杜鲁门大胆的在7月时召集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送出一堆他预期会对共和党议员造成大麻烦的法案审查。最后果不其然，共和党国会陷入僵局且毫无进展，杜鲁门趁机在全国批评他们“毫无用处”。接着在1948年的总统选举中杜鲁门击败托马斯·杜威而得以连任，同时民主党也重新夺回国会。在二战结束后保守派的孤立主义者反对加入联合国，并且对于阻止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不感兴趣。NATO的指挥官和二战将军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击败党内的孤立主义派系，在1952年当选总统中打破长达20年来民主党占据白宫的时期，不过这时共和党在国内议题上并没有太大分歧。艾森豪在历史上是个相当特别的总统，因为他习惯将党内的事务（对全国委员会的控制以及发言人的职位）交给尼克松代理。艾森豪并没有试图消除新政政策，反而试着扩展社会福利制度并且扩建州际的高速公路，代表共和党内自由派的理查·尼克松在1960年总统选举的失败造成自由派开始衰落。在1964年保守派的贝利·高华德在提名大会上击败纳尔逊·洛克菲勒，高华德强烈反对新政以及联合国，但同时也反对孤立主义和冷战的围堵政策，主张采取更强硬的反共外交政策。高华德在总统选战中被林登·约翰逊以压倒性胜利击败，同年共和党许多资深的国会议员也落选了，但这年选举成为共和党保守派崛起的开端，高华德将他的落选归咎于约翰·肯尼迪在一年前遭到刺杀产生的大众同情影响。新政联盟在1960年代由于面临严重的都市暴动、越战以及许多南方保守派对于种族混合与民权运动的反对而垮台，同时也是因为林登·约翰逊仿效新政的“大社会”政策的失败。尼克松在1968年选战中击败休伯特·汉弗莱，并在1972年以49个州的压倒性胜利当选连任，同时民主党内部也开始由左派掌权。尼克松由于水门事件丑闻而被迫在1974年下台，接任的杰拉尔德·福特则选择彻底赦免尼克松，使得民主党得以大肆炒作这个议题。在1974年的国会选举中获得主要的胜利，福特的支持度一直没有恢复，在1976年的提名大会上还差点输给罗纳德·里根，水门案的影响加上当时美国经济的困难处境使得民主党提名的新人吉米·卡特得以在1976年击败福特当选总统。

（七）在重建时期后将近一个世纪里美国南方的白人都坚定支持民主党，民主党在南方的势力是如此之强，乃至这个区域被称为“南方基地”。共和党得以控制接近阿帕拉契山脉的一些地区，有时候也会试图在边界的州竞选州层次的官员。在1964年之前南方的民主党人将他们的政党视为是南方生活方式的捍卫者，包括对于州权的尊重以及对于传统南方价值的理解。他们不断警告要对抗北方的自由派和共和党试图干预南方的政策，并敌视那些被他们视为“外来的捣蛋者”的民权运动份子，因此共和党很难在南方获得支持。然而从1964年开始民主党在南方的巩固地位开始动摇，造成这种转变的长期原因在于南方已经开始与美国其他地方越来越类似，也无法长期维持种族的分离。现代化带来大量的工厂、公司和大都会以及数百万自北方而来的移民，同时教育程度也逐渐提升。同时南方传统以棉花和烟草为主的产业开始凋零，农夫开始移往大城镇的工厂工作。短期内造成转变的原因则是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民权运动在南方白人之间造成极大争议，许多人批评那是对于地方州权利的干涉。随着政治转变的障碍逐渐移除，传统的南方人加入新兴的中产阶级，而北方的移民则开始倾向共和党，因此种族结合政策最后造成南方政治的变动。同时那些被赋予投票权的黑人则坚定支持民主党候选人，比率大约高达85-90%。罗纳德·威尔逊·里根在1980年和1984年的选举成为美国政治板块的主要分水岭，在1980年由于民主党已经失去大多数社会-经济阶层的支持，使得里根组成的里根联盟控制整个1980年代。在1984年里根在普选中赢得将近60%的选票，并且囊括49个州的选举人团票，民主党提名的沃尔特·蒙代尔只获得他的老家明尼苏达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使里根创下获得525张选举人票（全部538张）的纪录，即使是在明尼苏达州中蒙代尔也只超过里根3,761票，意味着里根差点就要创下赢得全部五十个州的历史纪录。政治评论家则试着解释为何里根能获得如此庞大的支持度，他们以“里根民主党人”来描述那些选择投给里根的民主党人。里根民主党人在1980年代前原先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但在1980年和1984年（以及1988年的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选择投给共和党，使得他们能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这些里根民主党人大多为蓝领阶级，住在传统属于民主党的地区，并且被里根在堕胎等议题上的社会保守主义以及强硬的外交政策所吸引。他们在1992年和1996年便不再继续支持共和党，因此使他们成为1980年代的特殊现象。里根彻底改变美国政治。他将所得税降低25%，减少许多苛刻的税赋。同时也解决自1970年代以来一直蔓延的经济滞胀，遏止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经济衰退。

（八）在两党的支持下里根继续对商业撤销管制，消除几乎所有新政以来遗留的管制政策。除了社会福利之外也是在两党的支持下里根彻底改革社会福利制度，使其花费的预算在接下来25年不会超过政府控制，解决即将因此爆发的金融危机，里根称这些政策是使美国经济在1983年和1984开始茁壮复苏的主因。里根始终强调他对于联邦政府在处理问题上的能力抱持着怀疑态度，尤其是在经济问题方面。而在外交政策上里根的强硬作风并没有同时获得两党的支持，大多数民主党人强烈反对里根对于尼加拉瓜反共产政府游击队的援助，也反对里根对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等地独裁的反共政府的支持。里根采取强硬政策对抗苏联，使得那些希望废止核武器的民主党人大感担忧，但里根仍成功的增加军事预算并发起被人称为“星球大战”的主动战略防御计划（SDI），以此压倒苏联的军事平衡。当改革派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掌权时许多保守派的共和党人还对他与里根之间逐渐发展的友情感到不可置信，戈尔巴乔夫终止与美国的军备竞赛，试图以此挽救苏联的共产主义，并且在1989放宽对于东欧地区的控制。苏联的共产主义最后在1991年彻底垮台，继任里根的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试图避免炫耀美国赢得冷战的情绪，以免破坏与俄罗斯的关系，但美国国内则明显感觉到是由于里根数年来的强硬政策使他们最后赢得冷战。如同对里根最激烈的批评者也承认的：“他最伟大的成就便是恢复美国人对他们自己和他们政府的自尊，尤其是在经过不堪回首的越战、水门案、伊朗人质危机的挫败以及其他几个无能的总统之后。”然而相当讽刺的是美国人民对自己政府的恢复信心竟是发生在一个本人对政府体制如此不信任的总统任期内，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于1992年的选举中输给民主党的比尔·克林顿，在1994年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一举夺回参议和众议两院的多数派地位，这是自从1952年来共和党首次支配两院。在接下来十馀年中共和党的多数派地位只有在2001-2002年的参议院会期中被短暂打破，并一直维持到2006年为止，这次夺回国会的选举使共和党在立法机构上终于占据优势，因为民主党在1995年前已经牢牢控制两院长达四十年了，只有1981-1987年间参议院由共和党控制除外。在1994年的选举中共和党的国会候选人提出的政见包括一系列对政府的主要改革，例如预算平衡法案和福利制度改革，共和党将这一系列政见命名为“与美国有约”运动，以此作为当年选举的文宣主轴。在选举胜利后共和党成功通过其中一些法案，但在其他一些如国会议员任期限制的法案上遭到挫败。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反对共和党的一些社会议题政策，但接受福利制度改革以及平衡联邦预算的法案，这使得美国福利制度经历大规模的转变，保守派对此表示支持，自由派却大力反对。

（九）在1995年共和党与克林顿政府之间的一场预算斗争导致联邦政府暂时陷入瘫痪，但事件的负面效果使克林顿得以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顺利当选连任，击败共和党提名的参议院领导人鲍勃·多尔。在2000年的选举中乔治·沃克·布什击败民主党提名的副总统艾伯特·戈尔，这是共和党自1952年来首次同时控制白宫和两院。布什在普选中输给戈尔54,3816票。但由于选举人团制度而获胜，成为美国自1888年以来第一个输掉普选、却赢得选举人团选举的总统。由于2001年发生“9·11”袭击事件，布什展开一系列的反恐战争，包括入侵阿富汗、颁布美国爱国法以及入侵伊拉克。到了2001年11月激进的阿富汗伊斯兰教塔利班政权被美国铲除（2011年奥萨玛·本·拉登被击毙），在2003年3月在经过一连串于联合国的冗长外交手段失败后布什选择与盟国一同入侵伊拉克。共和党在2002年的期中选举里表现良好，受到伊拉克战争初期的正面影响，共和党巩固在众议院的优势，同时重新掌握在参议院的多数派地位。布什在2004年的选举的提名过程中没有遭到任何对手，并且将他的政见定为“一个更安全的世界和一个更有希望的美国”。布什展现他对赢得反恐战争的信心，并且主张他要建立一个“所有权的社会”，强调个人的责任感、经济自由以及财产的所有权，同时建立起一个能在世界上竞争的先进经济体系。在2004年11月2日，什又赢得连任选举。这次布什取得6200万张的普选选票，高过民主党的约翰·克里300万票，布什取得的286张选举人团选票也高过凯利的251张。在布什当选连任的同时共和党也在国会两院增加一些议席，布什曾经告诉记者：“我在选战中挣取资本-政治的资本，现在我则打算以我的风格花掉这些资本。”他在2005年1月宣布他的政策计划，但随着他在民调中的民众认可度逐渐下跌，他的麻烦也逐渐开始。他努力争取在福利制度中增加个人储蓄帐户的制度，同时提出大规模的税赋修正案，但这两个法案都被延期了。他成功指派许多保守派担任最重要的政府职位，由康多莉扎·莱斯担任国务卿、约翰·格洛佛·罗伯茨担任首席大法官、本·伯南克担任联邦储备系统主席等等。他成功的发动新一波的减税，同时封锁其他可能增税的管道。在2006年里布什强烈捍卫他的伊拉克政策，主张美国正在迈向胜利。他也成功的延长美国爱国法，主张就是这个法案保护美国在2001年的911事件后一直没有遭受新一波的攻击。在2005年9月飓风卡特里娜摧毁新奥尔良以及周遭的一大段地区，布什政府在救灾上的反应被批评为不够迅速和充分，联邦紧急应变中心（FEMA）的署长也被迫辞职，包括共和党众议院议长在内的数名国会议员则被控在选举募款上有舞弊行为，民主党则借机大肆炒作这个议题。

（十）在2005年11月的选举中共和党在纽约市的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以压倒性胜利当选连任，成为共和党在一向属于民主党重镇的纽约市的第四次连续胜利。在2006年共和党挑选俄亥俄州的众议员约翰·博纳作为众议院的领导人，并挑选肯塔基州的米奇·麦康奈尔作为参议院领导人。在2006年11月民主党于中期选举里击败共和党，使得民主党夺回两院的多数派地位。美国爱国者法案是 2001年10月26日由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签署颁布的国会法案，正式的名称为“使用适当之手段来阻止或避免恐怖主义以团结并强化美国的法律”。这个法案以防止恐怖主义的目的扩张美国警察机关的权限，根据法案的内容时警察机关有权搜索电话、电子邮件通讯、医疗、财务和其他种类的记录；减少对于美国本土外国情报单位的限制；扩张美国财政部长的权限以控制、管理金融方面的流通活动，特别是针对与外国人士或政治体有关的金融活动；并加强警察和移民管理单位对于居留、驱逐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外籍人士的权力。这个法案也延伸恐怖主义的定义，包括国内恐怖主义，扩大警察机关可管理的活动范围。这个影响深远的立法所激起的争论也使人们对它在反恐中所具有的影响和重要性充满困惑与疑问，正如黄锦就教授和梅建明博士在这部重要的文献中所述：“几乎没有学术研究系统分析该法案的制定、实施及其影响。”毋庸置疑很少有美国人真正了解法案的大部分具体内容及其在自由社会中的意蕴。2001年9月11日袭击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事件促使国会做出独特的反应，通过一系列范围广泛的法律，扩大执法和司法权力。引起人们特别关注的是法案要求公共和私营组织提供与国土安全相关的信息，而这种做法被认为践踏和侵犯隐私权，多年之后《美国爱国者法案》的实际影响最终能够得到正确的评估。黄教授和梅博士在本书中批判性地分析《美国爱国者法案》的立法过程及其被滥用的可能性，在民权主义者看来《美国爱国者法案》是对民主自由的直接伤害。媒体广泛披露一些案件，在这些案件中斗志昂扬的警察对一些个人和组织造成伤害。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冲突相当程度上使人们担心恐怖分子还会再度袭击美国本土，在很多人看来这种担心助长政府对国土安全问题的本能反应。《美国爱国者法案》的铁杆支持者则认为应当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护美国公民不受他们所说的穆斯林激进分子的威胁，如果这意味着放弃公民自由，允许普遍的秘密调查也应当接受下来。多数美国人处于争论双方的中间地带，他们认为在动荡的世界加强国土安全确有必要，但所采取的措施必须适当，要以美国的立国之本为基础。美国在“9·11”事件后制定的《爱国者法案》极大扩张政府权力，使美政府能随意监控和驱逐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外籍人士，穆斯林成为主要针对群体。

（十一）竞选纲领：共和党没有固定的政纲，只有适应每次大选需要的竞选纲领。共和党党员多数是不固定的，凡在选举中投票选举该党总统候选人的选民都被认为是该党党员。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每四年举行一次，主要工作是推选该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通过党的竞选纲领，选举党的主席。共和党的常设最高机构是全国委员会，由主席领导，每年召开两次会议。各州有党的州委员会，县、市和基层选区均设地方委员会和选区委员会，共和党的标记是象。意识形态：共和党是由许多不同的非正式派系所组成的，这些派系也经常会互相重叠，但不一定会同意彼此的立场。举例而言共和党内有财政保守主义派、福音教派、社会保守主义派、自由意志主义派、古保守主义派、新保守主义派、右派民粹主义派、中间温和派（有时又称为“只有头衔的共和党人”）以及支持LGBT权利的“木屋共和党人”。与民主党相较时共和党在社会议题上倾向保守主义，在经济上则接近于自由意志主义，并且与华尔街（大企业）和商业街（地区的小型商行）都有紧密的关系，但很少获得工会团体的支持。共和党支持较低的税赋，在经济议题上主张限制政府规模，并且支持商业发展，而在一些社会议题如堕胎上共和党则支持政府介入。然而南部的流派则反映出福音教派和基本教义派的宗教理念，较少关注经济的议题，但却更注重道德的议题，反对堕胎和同性恋。不过美国西部也有着稳固的福音教派共和党势力，而且在事实上经济自由意志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这两种派系不一定是互相排斥的，他们在共和党内往往是互相重叠的。组织架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RNC）负责组织协调共和党的竞选活动并推展共和党的政策，当总统是共和党籍时RNC的主席是由总统亲自指派，当共和党在野时则由各地的州党部选出，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在2005年1月指派肯·梅尔曼担任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在总统选举中全国委员会则需负责监督全国代表大会的进行过程，包括筹款和选举战略的协调。在各州的党部和主要城市、郡和行政区域也都有类似的委员会，但规模都比全国委员会要来的小，共和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有强大的筹款和选举战略委员会。共和党众议院全国委员会负责协助众议院的选举，而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负责协助参议院的选举。两个委员会在逐年选举中都单独募集超过1亿美元的资金，并且在招募有潜力的州长候选人上占有重要角色。共和党州长联盟便是一个仅以讨论州长候选人为主，不负责募款的团体，整体来说在共和党每一个架构上民主党都有类似的组织。奉行政策：经济政策：共和党强调私人企业和个人决策对于促进经济繁荣的重要性，他们支持一个对商业有利的自由市场政策、经济自由主义，并且限制政府规模和政府管制。不过在近年来一些人也指出2006年美国高昂的预算赤字，批评共和党不再是财政保守的政党，当前大多数共和党人抱持的经济理论是罗纳德·威尔逊·里根所提出的里根经济学。这个理论主张减少所得税率会增加GDP成长，额外的成长也因此会替政府带来更多额外的收入。这个理论也反映在共和党对于减税的长期支持上，减税自从1920年代以来便一直是共和党的主要政见。

（十二）共和党人相信自从2001年以来的一连串减税促长美国经济发展，许多共和党人也认为所得税是注定效率低落的，同时也反对等级税制，认为那是劫富济贫的制度，不公平的惩罚制造更多工作机会和财富的人。共和党人同意应该有一个“安全网络”以协助那些较贫穷的人口，不过他们支持的政策通常都开销较少，较依靠于私人的募款，同时对于参与资格也有较严格限制。共和党人强烈支持1996年的福利制度改革，以此提高接受福利制度补助的资格门槛，并且成功的使许多之前依赖福利补助的人口开始寻找工作。共和党反对一个仅由政府主导的全民健保制度，例如那些在加拿大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制度，主张一个由当前个人或雇主为基础选择的健保制度，并且仅针对年长者提供医疗保险，对贫穷者提供医疗补助。共和党在历史上对于福利制度、医疗保险以及医疗补助计划的态度并不一致，所有这些方案共和党都曾经加以反对或支持。国会里的共和党人和布什政府支持削减医疗补助的成长率，而在另一方面国会里的共和党人却也支持扩展医疗保险，支持从2006年开始对年长者提供新一批的药品补助计划。共和党通常反对工会，并且支持在地方州和联邦的层次上颁布许多对组织工会不利的法规。共和党通常反对增加最低工资，认为最低工资制度只会增加失业率，并且减少商业的利润。社会政策：大多数共和党人都反对堕胎，反对合法化同性婚姻，并且支持“以信仰为基础的行动”。他们支持减少福利制度补助、反对政府为了消除歧视而施加的雇佣种族配额，但在是否支持以积极行动政策来避免妇女和少数族群遭到歧视的议题上则产生分歧。大多数共和党的成员支持死刑以及其他较严格的惩罚措施，共和党通常也强烈支持买卖和拥有枪械的权利。大多数共和党人支持透过学券制和许可证学校制来增加学生和家长们选择学校的自由，许多人也大力谴责公立学校制度以及教师组成的工会。共和党也要求现存的公立学校制度必须更负责任，最近在2001年颁布的“不让任何孩子落后”法案便是例子之一。共和党内的宗教派系通常支持在公立学校组织例行的祷告，并且坚持在教导进化论的同时也应教导创造论或智能设计论。虽然共和党投票支持增加政府对科学研究上的补助，许多共和党人积极的反对联邦政府补助胎儿干细胞研究，因为认为那会采集到并摧毁人类的胚胎（一些人认为那在伦理上是和堕胎一致的），其他一些人则支持补助仅限成人的干细胞研究。外交政策：在“9·11”袭击事件后共和党在反恐战争上支持新保守主义的政策，包括2001年入侵阿富汗和2003年入侵伊拉克，并且试图在中东和全世界散布民主。布什政府认为在伊拉克的“非法战斗人员”不属于日内瓦公约的保护范围，主张日内瓦公约仅只保护主权国家的军队人员，并不适用于盖达等恐怖组织的恐怖份子。共和党也支持对联合国内部进行改革，以避免类似石油换食品计划的贪污事件再次发生。共和党反对签订京都议定书，认为那个协议只会伤害美国的经济，而且也无法约束中国等大量制造全球暖化的国家。共和党强烈支持自由贸易协议，尤其是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和中美洲自由贸易协议（CAFTA），目前共和党也试图进一步与南美洲国家如巴西、秘鲁、和哥伦比亚达成自由贸易协议。

（十三）共和党在如何处置非法移民的问题上产生重大分歧，尤其是针对拉美裔人。布什政府将处理拉美裔人问题作为第一优先的政治目标，但许多共和党的地方党部并没有重视这个议题。在整体上共和党内的商业团体派系欢迎更多的移民，因为那代表更多便宜的劳工可以雇用，而社会保守主义的派系则反对之。2006年白宫支持参议院通过的一个完整的移民改革法案，使得上百万的非法移民最终能取得公民身分，但众议院则没有接受之。虽然这个议题在2006年的选举成为主要关注焦点之一，但民调则显示选民仍更重视一般的经济、政治腐败、伊拉克战争以及恐怖主义的议题。选票基础：商业团体：共和党受到各种阶层的商业团体的支持，从“商业街”（地区的小型商行）到“华尔街”（大型企业）都包括在内。性别：自从1980年以来共和党在男性选民中受到的支持度要稍微高于女性选民，在2006年的国会选举中有47%的男性投给共和党，而女性则只有43%。种族：自从1964年以来共和党在非裔美国人中受到的支持度相当少，在近年来的全国性选举上只获得不到15%的黑人选票（1984到2004）。共和党曾经提名一些非裔美国人的候选人角逐伊利诺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等地的州长或参议员，但到目前还没有成功当选的例子。布什在拉美裔人中受到的支持度则有稍微提高，2000年获得35%，而2004年则获得44%。在2004年44%的亚裔美国人投给布什，而在2006年的众议院选举中共和党赢得51%的白人选民支持、37%的亚裔和30%的拉美裔，但只获得10%的非裔美国人支持。家庭状态：在最近的选举里共和党对于那些有育养小孩的、婚姻状态稳定的白人家庭有较高吸引力，未婚和离婚的妇女在2004年则较为支持民主党。收入：不同收入阶层对于两党的偏好差异其实不大，虽然民主党对于最穷的一部份选民有较高吸引力。在2004年的选举里布什于最贫穷的20%的人口中获得41%的支持，而在最富有的20%的人口中则获得55%的支持，收入居中的阶层则获得53%。在2006年的众议院选举里年收入超过5万美元的选民有49%投给共和党，少于之的选民则只有不到38%。教育：在教育的比较上共和党在近年来稍微偏离该党传统的选民倾向，在1988年老布什获得52%的总票数，在拥有学士学位（但不包含学士以上）的选民中获得62%的支持度，但在2004年小布什则只获得52%的支持。在拥有硕士或硕士以上学位的选民中老布什于1988年获得50%支持，而小布什则只获得42%，但布什在这个阶层的支持度下跌则被那些只有高中毕业的选民支持度提升所抵销。民主党对那些拥有高于学士学位的选民有较高吸引力（布什只获得44%），在2006年选举中共和党获得最多支持的则是学士学位的选民（49%）。性取向：在2000年、2004年和2006年选举中进行的出口民调指出只有23-25%的同性恋选民投给共和党，在近年来共和党一直反对同性婚姻。

（十四）宗教：宗教在两党中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但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政党的宗教组成也有所改变。宗教在1960年前是两党的主要分隔线，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南方白人新教徒都坚定的支持民主党，而东北部的新教徒则支持共和党。这些分隔线在1968年后大多都消失了，不过在今天另一种和宗教有关的分界也越来越明显，每周固定上教堂的选民在2004年有61%投给布什，那些仅偶尔上教堂的则只有47%，而那些从不上教堂的则只有36%。59%的新教徒投给布什，在天主教徒中也获得52%（即使凯利是天主教徒）。自从1980年以来大多数的福音教派选民都选择支持共和党，之中有70-80%于2000年和2004年投给布什，70%投给2006年的共和党国会候选人。虽然美国犹太人传统上有70-80%投给民主党，但自从1980年代以来相当一部分较保守的、正统的犹太教徒则投给共和党。民主党与非裔美国人的教会有紧密关系，尤其是黑人的浸信会和一部分圣公会，而同时他们对天主教徒的优势则逐渐减少，与共和党的差距大约到达50-50。主流的教会如卫理宗、长老教会、路德教派、圣公会对于共和党的支持度则已稍微下降至55%（相较1968年前的75%），他们在那些教会的成员数量也随着时间下降，不过在保守派的福音教派中的支持度则明显上升。地区：自从1980年来共和党在地理上的“根据地”（“红色州”）是在美国南部和西部，而在东北部和太平洋沿岸地区的支持度较薄弱。事实上共和党在东北部的州长选举上表现都不错，但在总统选举则表现不佳（新罕布什尔州除外）。两党在美国中西部自从1854年来一直势均力敌，但自从1990年以来伊利诺州逐渐偏向民主党，而明尼苏达州和威斯康辛州偏向共和党。自从1930年代以来民主党控制大多数大都会区域，共和党则控制乡村区域以及大多数的郊区。南部自从1980年以来都是共和党在总统选战中的重镇，并且在州层级的选举上也逐渐倾向共和党。在2004年布什在南方白人中获得70%的支持度、凯利只获得30%，南方白人占据71%的整体南方选民。而在黑人或拉美裔人中态势则颠倒过来，凯利获得70%，而布什只获得30%。这些南方选民有三分之一自称他们隶属福音教派，并且之中有80%投给共和党，不过在2006年这个数字稍微下降至72%。派别：共和党的结构相当多元，而且众多的派系互相竞争政党政见和提名候选人。所谓的“保守派”在南方最多，主要来自宗教保守主义的支持者。而“温和派”则来自东北新英格兰地区，其势力在以前还曾遍及全国。从1940年代到1970年代之间这些温和派共和党人以托马斯·杜威、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纳尔逊·洛克菲勒等人为代表，他们通常支配了党内的总统派系，他们也常被人称为“洛克菲勒共和党人”。与其他共和党人相较时温和派较容易接受新政的政策，包括政府管制和福利，在经济政策上他们也支持保持高税赋以维持预算平衡。自从1970年代以来温和派共和党人势力逐渐下跌，但他们在共和党总统的内阁里仍占有一定职位。直到2008年为止对于2008年总统选举的得票前三名共和党候选人分别是约翰·麦凯恩、威拉德·米特·罗姆尼迈克尔·戴尔·赫卡比，其他共和党人如鲁迪·朱利安尼、罗恩·保罗则得票较少。几人中以赫卡比为保守派代表人物，保罗为温和派代表人物。

财政政策

（一）财政政策是国家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它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工具。“一切剥削阶级国家的财政政策都是为着维护其超经济的剥削关系，当其统治者处于上升时期时往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顺应历史发展潮流，采取较为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财政政策。但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财政政策会变得越来越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从而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段话指的是剥削阶级国家怎么使用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含义：财政政策是指为促进就业水平提高、减轻经济波动、防止通货膨胀、实现稳定增长而对政府财政支出、税收和借债水平所进行的选择，或对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水平所作的决策。或者说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变动税收和支出以便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就业和国民收入的政策。变动税收是指改变税率和税率结构，变动政府支出指改变政府对商品与劳务的购买支出以及转移支付，它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要政策之一。财政政策由国家制定，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并受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相应的经济关系制约。财政政策是国家整个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同其他经济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财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要有金融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政府支出有两种形式：其一是政府购买，指的是政府在物品和劳务上的花费，如购买坦克、修建道路、支付法官的薪水等等；其次是政府转移支付，以提高某些群体（如老人或失业者）的收入。税收是财政政策的另一种形式，它通过两种途径影响整体经济。首先税收影响人们的收入，此外税收还能影响物品和生产要素，因而也能影响激励机制和行为方式。构成工具：政府支出：是指整个国家中各级政府支出的总和，由具体的支出项目构成，主要可以分为政府购买和政府转移支付两类。政府购买是指政府对商品和劳务的购买，如购买军需品、机关公用品、政府雇员报酬、公共项目工程所需的支出等都属于政府购买。政府购买支出是决定国民收入大小的主要因素之一，其规模直接关系到社会总需求的增减，购买支出对整个社会总支出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调节作用。政府转移支付是指政府在社会福利保险、贫困救济和补助等方面的支出，转移支付不能算作国民收入的组成部分，它所做的仅仅是通过政府将收入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进行转移和重新分配。政府收入：再看政府的收入，税收是政府收入中最主要的部分，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按照法律预先规定的标准而强制的、无偿的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与政府购买支出、转移支付一样，税收同样具有乘数效应，即税收的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变动具有倍增作用。当政府税收不足以弥补政府支出时就会发行公债，使公债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又一组成部分。公债是政府对公众的债务，或公众对政府的债权。它不同于税收，是政府运用信用形式筹集财政资金的特殊形式，包括中央政府的债务和地方政府的债务。

（二）政策分类：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将财政政策分为自动稳定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是根据财政政策调节经济周期的作用来划分的。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是指财政制度本身存在一种内在的，不需要政府采取其他干预行为就可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自动调节经济的运行机制，这种机制也被称为财政自动稳定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包括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累进所得税自动稳定作用，在经济萧条时个人和企业利润降低，符合纳税条件的个人和企业数量减少，因而税基相对缩小，使用的累进税率将对下降，税收自动减少。因税收的减少幅度大于个人收入和企业利润的下降幅度，税收便会产生一种推力，防止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的过度下降，从而起到反经济衰退的作用，在经济过热时期其作用机理正好相反。另一方面是政府福利支出的自动稳定作用，如果经济出现衰退，符合领取失业救济和各种福利标准的人数增加，失业救济和各种福利的发放趋于自动增加，从而有利于抑制消费支出的持续下降，防止经济的进一步衰退，在经济繁荣时期其作用机理正好相反。（2）相机决策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社会状况，主动灵活选择不同类型的反经济周期的财政政策工具，干预经济运行行为，实现财政政策目标，在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中美国实施的罗斯福-霍普金斯计划（1929-1933）、日本实施的时局匡救政策（1932年）等都是相机决策财政政策选择的范例。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具体包括汲水政策和补偿政策，汲水政策是指经济萧条时期进行公共投资，以增加社会有效需求，使经济恢复活力的政策。汲水政策有三个特点：（1）它是以市场经济所具有的自发机制为前提，是一种诱导经济恢复的政策；（2）它以扩大公共投资规模为手段，启动和活跃社会投资；（3）财政投资规模具有有限性，即只要社会投资恢复活力，经济实现自主增长，政府就不再投资或缩小投资规模。补偿政策是指政府有意识的从当时经济状况反方向上调节经济景气变动的财政政策，以实现稳定经济波动的目的。在经济萧条时期为缓解通货紧缩影响，政府通过增加支出，减少收入政策来增加投资和消费需求，增加社会有效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反之经济繁荣时期为抑制通货膨胀，政府通过财政增加收入、减少支出等政策来抑制和减少社会过剩需求，稳定经济波动。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是根据财政政策调节国民经济总量和结构中的不同功能来划分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又称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的总需求，主要措施有增加国债、降低税率、提高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紧缩性财政政策（又称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减少和抑制总需求，主要措施有减少国债、提高税率、减少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中性财政政策（又称稳健的财政政策）是指财政的分配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

（三）功能盈余：根据权衡性财政政策，政府在财政方面的积极政策主要是为了实现无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水平。当实现这一目标时预算可以是盈余，也可以是赤字，这样的财政为功能财政。预算赤字是政府财政支出大于收入的差额，实行扩张型财政政策，即减税和扩大政府支出就会造成预算赤字。预算盈余是政府收入超过支出的余额，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即增税和减少政府支出会产生预算盈余。年度平衡预算要求每个财政年度的收支平衡，这是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前普遍采取的政策原则。后来这个原则遭到凯恩斯主义者的攻击，他们认为衰退时税收必然会随收入的减少而减少。如果坚持年度平衡预算的观点，那么为了减少赤字，只有减少政府支出或者提高税率，其结果会加深衰退；当经济过热、出现通货膨胀时税收必然会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为了减少盈余，只有增加政府支出或者降低税率，其结果反而会加剧通货膨胀，这样坚持年度平衡预算只会使经济波动更加严重。盈余方向：所谓充分就业预算盈余是指既定的政府在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水平（即潜在的国民收入水平）上所产生的政府预算盈余，如果这种盈余为负值就是充分就业的预算赤字。它不同于实际的预算盈余，实际的预算盈余是以实际的国民收入水平来衡量预算状况的，因此二者的差别就在于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与实际的国民收入水平的差额。一般来讲当实际国民收入水平高于充分就业国民收入水平时，则充分就业预算盈余小于实际预算盈余；若实际国民收入水平低于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水平，则充分就业预算盈余大于实际预算盈余。当然也会出现实际国民收入和潜在的国民收入相等，因而充分就业预算盈余与实际预算盈余相等的情况。赤字公债：按照功能财政的思想，战后西方国家普遍实行干预经济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这种政策从理论上说是逆经济风向行事的“相机抉择”，但是事实上多数是搞扩张性财政政策，结果是财政赤字的上升和国家债务的积累。财政赤字是预算开支超过收入的结果，弥补赤字的途径有借债和出售政府资产，政府借债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向中央银行借债，另一类是向国内公众借债。公债作为政府取得收入的一种形式可以为预算赤字融资，使赤字得到弥补。然而政府发行的公债要还本付息，一年年末清偿的债务会逐渐积累成巨大的债务净存量，这些债务净存量所要支付的利息又构成政府预算支出中一个十分庞大的支出。分级管理：根据财权和事权相一致的原则，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在财政分级管理体制下税收被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三种，分别规定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支出也同样被划分为中央政府支出和地方政府支出，并各自规定相应的支出范围。至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调节则主要依靠税收返还制度和中央政府支出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补助形式进行，中央政府财政预算与地方财政预算各自分开，自求平衡。

（四）财政主体：政策主体指的是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财政政策的主体只能是各级政府，主要是中央政府，各级政府主体的行为是否规范对于政策功能的发挥和政策效应的大小都具有关键作用。在一些财政政策研究和执行文献中往往重视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而忽视政策主体的行为与偏好，这种看法有失全面，事实上在政策的执行中违背政策目标和滥用政策工具往往是政策主体的行为不当导致的后果。财政政策内容包括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政策、预算收支政策、税收政策、财政投资政策、财政补贴政策、国债政策、预算外资金收支政策等，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财政政策的手段主要包括税收、预算、国债、购买性支出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例如减少税收可以刺激消费，增加政府的支出能够刺激生产，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刺激经济增长。财政政策手段是国家为实现财政政策目标所采取的经济、法律、行政措施的总和，经济措施主要指财政杠杆；法律措施是通过立法来规范各种财政分配关系和财政收支行为，对违法活动予以法律制裁；行政措施指运用政府机关的行政权力予以干预。财政政策手段的选择是由财政政策的性质及其目标所决定的，财政政策的阶级性质和具体目标不同，所采取的手段也不同。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在资本积累阶段和资本主义形成时期，统治者一般都推行掠夺性财政政策，以加速资本积累的过程。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政府的经济职能逐渐增强，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产生后财政政策成为调节经济、挽救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常常在经济萧条时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社会总需求，加快经济复苏；在经济高涨时期则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以减少社会总需求，延缓经济危机的来临。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国家集中全体人民的意志，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能自觉地根据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制定财政政策。一方面促进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一方面组织和协调社会经济生活，为巩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满足人民日益提高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服务。供给学派：综述：供给学派财政政策主张降低累进所得税率，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实现预算平衡的一种财政政策观点，同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相对立。降低税率：供给学派断言在经济增长的自然动力被窒息的地方用财政支出刺激需求的增长，只能带来通货膨胀，而累进的高所得税率则是窒息经济增长和抑制生产发展的主要障碍。

（五）供给学派认为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可以对经济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如鼓励人们加班加点、积极经营、推迟退休、缩短待业期，从而提高收入。这样人们就可以有更多的钱用于支出，特别是有更多的钱用于储蓄，而储蓄与收入刺激相结合又可以鼓励投资，在这一点上正好体现出它与凯恩斯学派认为减税的作用只在于增加总需求的不同着眼点。供给学派主张减税必须按照激励储蓄和工作并给投资者以鼓舞的方向去设计，主张实行累进税和公司税的削减，它与主张对高收入阶层增税、仅仅对低收入阶层减税的自由主义者完全对立。供给学派认为当高额累进税率阻止企业家积累财富时社会遭受的损失远较税收为多，它丧失的是企业家发展自己事业时所具有的发明革新、敢冒风险和创新的精神。改革福利：供给学派认为在财政支出方面对经济增长起窒息作用的是社会福利开支，他们认为所得转移福利、社会保险、失业补助等等对个人进取心的消极影响和高累进所得税率相同，这是由于救济金的水平并不比个人从工作中得到的净所得低多少，在发放救济、津贴前对申请人作家庭调查以后所公开课征的实际税率，使领救济金变成一些人赚取另一些人个人所得的行为。因此这种制度鼓励的是那些不想干活的人，而挫伤的则是积极进取的人。他们认为美国现行的福利制度在许多场合使靠福利为生的人获得超过许多辛勤工作者净所得水平的救济金，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将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工人们知道失业救济金将帮助自己渡过失业期后情愿找季节性工作，而雇主则愿意在淡季辞退工人，因为工人可以领到失业补助。供给学派抨击美国联邦政府的福利政策是过时的凯恩斯观点的体现，它只关心维持个人的收入水平，而不管他们是否工作和储蓄，只要能消费就行，当人们靠领取失业救济比靠辛勤工作能生活得一样好甚至更好时这种制度就是完全荒谬的。实现平衡：供给学派反对赤字财政政策，他们认为预算赤字的增加只能剥夺私营企业所需要的资本，并且造成金融市场的“挤出效应”，或者当政府所发生的亏空是用增加货币发行量去弥补时就会造成通货膨胀。如果说税收和政府开支等量增加，那么私营企业的积极性受到挫伤又会使经济进一步萧条。他们虽然反对赤字财政，却不赞成把平衡预算作为实行减税的前提条件。他们把主张先有财政盈余再实行减税的人称为“传统的预算平衡论者”加以抨击，他们认为对付大手大脚花钱的自由主义者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减税置于优先地位。供给学派还反对赤字财政造成通货膨胀的见解，他们指出通货膨胀基本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如果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不适当地增加货币供应量，那么不管预算是否平衡也会发生通货膨胀。如果财政部向公众出售自己的全部债券以弥补赤字，那只不过是把等量的私人储蓄吸收过来，并且提高利息率。

（六）把私人投资者从市场上排挤出去肯定不是一种合适的做法，但它不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不超额增加货币数量就不会有物价水平的普遍上涨。实施中的问题：在财政政策实施中还存在许多实际问题，这些问题要影响到政策效应。首先任何一种财政政策都有其正效应，这就是说在一项政策实现其最终目标时必然产生某些副作用。例如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刺激经济的同时也会导致通货膨胀加剧，实现充分就业的代价是通货膨胀。财政政策在刺激总需求的同时又会使利率上升，抑制投资，这就是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这种挤出效应减少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的作用。其次宏观经济政策仅仅是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政策问题，实际上政策效应还要受到许多非经济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的影响。国际上的政治斗争、国内的政治问题都要影响政策效应，因此仅仅从经济角度来分析政策效应是不够的。实际上决策者在决定政策时要对各种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作出综合的分析，否则很难达到预期的政策效应。最后就经济因素而言宏观经济学也并不是完全的，这样也就难免作出错误的决策，从而影响财政政策效应。政策的协调与配合：为了达到某种经济目标，往往不能只采用一种政策工具。为了实现最优的政策效应，必须把各种财政政策工具配合使用。如何使各项政策协调配合是决定政策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种协调与配合包括各种财政政策工具的配合使用，也包括国内外政策的协调。只有政策的协调与配合得当才能获得最理想的政策效应，这种协调与配合当然也有某种规律可以遵循，但更多的时候却是要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应变。财政政策实施中的这些问题正是运用政策的困难所在，如何运用各种政策达到理想的财政政策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远非经济理论所能描述的。中国财政手段：国家预算：主要通过预算收支规模及平衡状态的确定、收支结构的安排和调整来实现财政政策目标。税收：主要通过税种、税率来确定和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调节社会经济的分配关系，以满足国家履行政治经济职能的财力需要，促进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和社会的公平分配。财政投资：通过国家预算拨款和引导预算外资金的流向、流量，以实现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调节产业结构的目的。财政补贴：它是国家根据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和一定时期的政策需要，通过财政转移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对农民、企业、职工和城镇居民实行财政补助，以达到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和社会安定的目的。财政信用：是国家按照有偿原则，筹集和使用财政资金的一种再分配手段，包括在国内发行公债和专项债券、在国外发行政府债券、向外国政府或国际金融组织借款以及对预算内资金实行周转有偿使用等形式。

（七）财政立法和执法：是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对财政政策予以法律认定，并对各种违反财政法规的行为（如违反税法的偷税抗税行为等）进行打压，诉诸司法机关按照法律条文的规定予以审理和制裁，以保证财政政策目标的实现。财政监察：是实现财政政策目标的重要行政手段，即国家通过财政部门对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团体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财政政策和财政纪律的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现代国家的财政政策都是随着不同时期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需要而不断调整的，但这种调整在一定时期内又保持相对稳定性，主要的调节方式有：①动态调节：即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规定相应的财政政策。②总体调节：即从全局上组织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经济与社会事业之间平衡协调发展的财政政策。③主动调节：即基于对经济发展状况的认识而制定的有针对性的政策，调节经济的财政政策有膨胀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平衡性财政政策、总量调节政策和结构调节政策等。税收政策是政府为了实现一定时期的社会或经济目标，通过一定的税收政策手段，调参市场经济主体的物质利益，给以强制性刺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干预市场机制运行的一种经济活动及其准则，税收政策的实施过程是由政策决策主体、政策目标、政策手段、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内在联系、政策效果评价和信息反馈等内容组成的一个完整的调控系统。税收政策是指国家为了实现一定历史时期任务，选择确立的税收分配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它是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政策与税收原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都是指导税收分配活动的准则，但税收原则是指导税收行为的思想观念性的准则，具有指导意义，且较宽泛；税收政策是税收行为的指导准则，更具有实践性、可操作性，必须执行。此外税收原则具有普遍性，税收政策具有时间性。税收政策是在一定的经济理论和税收理论的指导下，根据国家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要求制定的。税收政策有税收总政策和税收具体政策之分：税收总政策是根据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税收所发生的基本矛盾所确定的，是用以解决这些基本矛盾的指导原则，亦称“税制建立原则”；税收具体政策是在税收总政策指导下用以解决税收工作中比较具体的矛盾的指导原则。税收总政策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性，税收的具体政策则要随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税收总政策是建立各项税收制度的指针，而税收具体政策在每项税收制度中的表现就不尽相同。税收总政策是指国家的税收政策，具体税收政策是指某一税种的政策。税收总政策及其指导下的具体政策，对于税制的总体布局和税种结构的建立以及各种税的税率、税目、减免、课征环节等税制要素的确定都十分重要。税收总政策和税收具体政策不明确或不正确就会使税制的建立和改革发生偏差和失误，对经济产生不良影响。

（八）税收对经济的影响是具有广泛性的：首先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只有取得财政收入才能给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公共商品，建立正常的生产关系，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其次税收对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直接产生影响。理想的税收政策应该是既能满足国家的财政收入需要，又不对社会经济产生不良影响。制定正确的税收政策必须考虑如下因素：税收政策的制定既要保证财政收入，又要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经济是基础，只有经济发展才可能有稳定充足的财源。制定税收政策的出发点应当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促进经济的繁荣。在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条件下从实际出发，考虑到国家整体财力的可能以及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确定一个适度合理的总体税收负担水平。既保证财政上的需要，又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既不能一味地强调“保税”而不顾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不能只追求一时的“经济发展”，而不注重社会公共事业的建设和经济的长远发展。税收政策要有利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税收政策的制定要有利于平等竞争环境的形成，就要坚持公平税负的原则。结合财政政策的实施，要有利于对经济宏观总量的调节。要有利于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的公平竞争和发展，还要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税收政策的制定要在政企分开的基础上，有利于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做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形成真正的独立的经济实体，以便进入市场，在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中国税收政策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同时期的税收政策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建国初期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税收政策：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中心从乡村转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税收工作重点也开始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同年在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国家的税收政策应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原则，简化税制，实行合理负担。”这就是建国初期的税收总政策。在这一总税收政策指导下根据中国税收制度不统一的突出问题，提出统一税政，平衡财政收支的税收政策。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财政比较困难，中央人民政府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当时的最突出的问题是中国税收制度不统一，老解放区仍实行各根据地制定的税收制度，新解放区除废除国民政府的一些不合理税收以外一般沿用旧税法征税，致使中国各地的税收制度不一，税收负担不平衡，对生产的发展和保证财政收入不利。中央人民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统一税政、平衡财政收支的总的税收政策，这一总税收政策的具体体现是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关于统一中国税政的决定》的通令、《中国税政实施要则》和《中国各级税务机关暂行组织规程》等文件。

（九）明确规定新中国的税收政策、税收制度、管理体制、组织机构等一系列重大原则，建立新中国第一个统一税收制度，对于中国财政经济的好转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中国税政实施要则》和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确立新中国的税制，新税制总的政策是统一税政、平衡财政收支，同时制定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等具体政策，这一政策是通过多种税、多次征的复税制来体现的。多种税是指同一商品流转额同时征收几种税，多次征是有的税种要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多次征收。如在商品出厂时要征收货物税、营业税、印花税，再经过批发和零售时还要在每个环节征收营业税和印花税。采用这种税收制度是因当时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特别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济活动方式多种多样的情况所决定。多种税、多次征的税收制度不仅使国家从生产、流通各个环节取得财政收入，也从多方面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防止偷漏税款，实践证明新税制对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稳定物价、平衡城乡税负、恢复国民经济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起了重要作用。保证税收、简化税制，公私区别对待，繁简不同的税收政策：1952年底中国胜利地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提高了，商品流转和经营方式也发生变化，商品流转环节大大减少，出现“经济日益繁荣，税收相对下降”的现象。同时认为多种税、多次征的复杂税制不利于国家的计划管理和国营企业经济核算，因此提出“保证税收，简化税制”的原则，税收政策开始配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政策：1994年税制改革确立中国的税收，基本政策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中国这一总的税收政策主要考虑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就必须建立一套符合市场经济客观要求和特点的税收制度。市场经济要求人们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理顺分配关系、规范分配格局，现实经济生活中有许多分配关系没有理顺，这其中包括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等，有很多不尽合理、不够规范的地方。另外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包括对税收的管理要与国际惯例相衔接，这一税收基本政策是通过各个具体税种的政策来体现的。中国流转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较大，是整个税制改革过程中最主要、最关键的部分，流转税的政策目标是公平、中性、透明、普遍。企业所得税的政策目标是：调整、规范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促进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实现公平竞争。个人所得税现阶段中国对公民的收入政策是：既要破除平均主义，鼓励多劳多得，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采取措施，调节过高收入，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避免两极分化。

（十）按照国际惯例时重视发挥税收在调节个人收入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农业税收政策方面新中国的农业税政策是在扬弃旧田赋的基础上，总结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按照各个时期中国对农村的政策逐步建立、完善起来的。农业是基础，鼓励和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农业税政策是轻税、增产不增税和合理负担的政策，轻税政策是中国农业税的一项基本政策。农业税条例规定中国的平均税率为15.5%，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的实际农业税负担在不断下降。据统计中国农业税实际负担率在建国初期为13%，“一五”时期为11.6%，“三五”时期为6.4%，“五五”时期为4.2%，目前基本维持在2%左右。除税率较低外农业税还规定许多减免税项目，对农业税实行轻税政策主要是考虑到中国农业生产水平落后、生产效率较低和农业产品商品化程度不高。实行轻税政策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今后除继续保持农业税的轻税政策外还应从国家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各种收费政策统筹考虑才能做到切实减轻农业生产的负担。“增产不增税”实际上是稳定税负的政策，就是在一定时期内在总体上保持农业税征收总额基本稳定，目前农业税基本稳定在1961年调整后的征收额上，主要是农业正税和地方附加的实际征收额占农业实际收入的比例不超过10%。增产不增税并不是说每个纳税人的负担绝对额不变，在一定范围内或时期内仍有局部调整变动，但总体上是增产不增收，鼓励农业增产。合理负担是指纳税人之间的税收负担要公平，纳税人所承担的农业税负担要与其收入水平相一致。由于中国农村地域广阔，自然生产条件和生产水平相差较大，因此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经济作物之间和不同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应该公平，这也是农业税的重要政策。财政政策工具也称财政政策手段，是指国家为实现一定财政政策目标而采取的各种财政手段和措施，它主要包括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财政支出、国债和政府投资。财政政策工具内容：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重要形式，具有无偿性、强制性、固定性、权威性等特点。税收促进财政目标实现的方式即是灵活运用各种税制要素：（1）适当设置税种和税目，形成合理的税收体系，从而确定税收调节的范围和层次，使各种税种相互配合。（2）确定税率，明确税收调节的数量界限，这是税收作为政策手段发挥导向作用的核心。（3）规定必要的税收减免和加成。因此税收可以通过调整税率和增减税种来调节产业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以通过累进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等来调节个人收入和财富，实现公平分配。财政支出：财政支出是政府为满足公共需要的一般性支出（或称经常项目支出），它包括购买性和转移性支出，这两类支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有不同之处。购买性支出从最终用途看行政管理支出、国防支出、文教科卫等财政支出是必不可少的社会公益性事业的开支，政府的投资能力和投资方向对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十一）转移性支出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特别是调节社会总供求平衡的重要工具。例如社会保障支出和财政补贴在现代社会里发挥着“安全阀”和“润滑剂”的作用，在经济萧条失业增加时政府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和财政补贴，增加社会购买力，有助于恢复供求平衡；反之则减少相应这两种支出，以免需求过旺。国债：国债是国家按照信用有偿的原则筹集财政资金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是实现宏观调控和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国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三种效应上：一是排挤效应，即通过国债的发行使民间部门的投资或消费资金减少，从而起到调节消费和投资的作用；二是货币效应，这是指国债发行所引起的货币供求变动，它一方面可能使“潜在货币”变为现实流通货币，另一方面可能将存于民间的货币转移到政府或由中央银行购买国债而增加货币的投放；三是利率效应，这是指通过国债利率水平的调整以及对资本市场的供求变化来影响市场利率水平，从而对经济产生扩张或紧缩效应。在现代信用条件下国债的市场操作是沟通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主要载体，同时也是它们的藕合点，因此国债作为财政政策工具实施时除了与其它财政政策手段协调外还特别要与货币政策相协调。政府投资：政府投资是指财政用于资本项目的建设性支出，它最终将形成各种类型的固定资产。政府的投资项目主要是指那些具有自然垄断特征、外部效应大、产业关联度高，具有示范和诱导作用的基础性产业、公共设施以及新兴的高科技主导产业。这种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而且具有乘数作用，所谓投资的乘数作用是指每增加1元投资所引起的收入增长的倍数。工具类型：①财政措施：主要指税收、财政支出。税收作为一种经济杠杆能够及时、稳定、可靠地筹集财政资金，调节收入，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地发展。政府可以通过对财政支出规模的调整，实现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当社会总需求水平低于总供给水平时政府可以通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相对减少财政收入，刺激总需求的增加，这就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在社会总需求过剩的情况下政府则采取减少财政支出，相对增加财政收入，从而抑制社会总需求的增加，这就是紧缩性财政政策。政府还通过对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影响和改变社会资源配置的状态，实现政府的财政目标。②财政信用措施：财政信用措施指政府运用信用原则所采取的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筹集资金，调节社会经济的手段，主要有公债、财政贷款（周转金）。公债是财政筹集资金、调节经济、实现预定的财政目标的手段，财政贷款（周转金）是财政按照信用原则分配财政资金的主要手段。形式上看财政贷款属于信用范畴，内容上看财政贷款不同于一般的银行贷款。③自动稳定器：自动稳定器也称内在的稳定器，指在经济中能够自动地趋向于抵消总需求变化的政策工具与活动。其特征是对总需求的调节是自动的，不需要人们预先作出判断和采取措施，它可以自行发挥作用，减轻需求水平的波动，进而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自动稳定器主要包括累进的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及有明确条件规定的对个人的转移支付。

（十二）④相机抉择的稳定器：相机抉择的稳定器是指为了使经济达到预定的总需求水平和就业水平，政府根据不同情况所采取的财政措施。其特征是不能自动地发挥作用，而是靠人们对客观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判断，然后再相机决定所要采取的相应财政措施。相机抉择的稳定器主要包括：调整政府购买商品和劳务的水平；调整税率；调整税收起征点和减免税规定；调整转移支付条件；调整加速折旧政策规定等。财政政策工具有收入政策工具和支出政策工具，收入政策工具主要是税收，支出政策工具分为购买性支出政策和转移性支出政策，其中购买性支出政策又有公共工程支出政策和消费性支出政策之别。特性分析：税收政策：税收政策是通过增税和减税两个方面来发挥对经济周期的调节作用的，具有如下特点：（1）需要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决策时滞较长。一国政府的税收增减都是通过调整税法来实现的，而税法是需要经过一定的政治程序才能通过、付诸实施的。（2）对于政府来说减税容易增税难，增税易遭到纳税人的反对。（3）税收直接影响人们的可支配收入，而且是无偿的永久性的影响。当政府以增加税收的办法来弥补财政赤字时实质是将资金从个人或企业手中转移到政府手中，如果政府所扩大的支出效率不高或无效益时对需求的抑制作用将是双重的。（4）政府的减税政策是通过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实现的，而这又依赖于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对于政府来说是不确定因素。公共工程支出政策：政府人为地扩大公共工程支出，更多地承担民间不愿意或在萧条年份不愿意投资的工程，可以扩大总需求，有助于经济复苏。公共工程支出政策具有如下特点：（1）积累性强：公共工程支出政策的结果往往是形成若干公共投资项目，可供居民长时期消费，具有积累性质，容易受到注重财政生产性的国家的青睐。（2）效率低下的可能性大：由于投资于公共工程的目的是刺激经济解决就业问题，决策往往比较仓促，公共工程本身是否必要就成了问题。（3）时滞长：一个工程的建设期间少则一两年，多则几年、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往往是用在劳动力和原材料上的开支还没有花出去之前经济的形势就有可能变化，使财政政策由逆调节变成顺调节，加大经济波动的不稳定。（4）公共工程政策是中央政府动用地方性政策工具来调节经济，有可能打破原有的均衡，形成地区间新的不平衡。公共工程是一种地方性公共品，本应由地方政府投资。中央政府为调节经济刺激需求在某些特定的地方建设某些公共工程，实质是用全国的资金为某些地方供给公共品，负担本该由该地方政府支出的建设项目。结果是各地方争项目、争投资，增大投资的风险，并会出现新的苦乐不均现象，因此公共工程政策工具一定要与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协调配合。政府消耗性支付政策：政府消耗性支付政策是指政府直接购买劳务和消费品并用于当期，如增加政府雇员、提高雇员工资、扩大办公设备的购买等等。这一政策手段具有如下特点：（1）与公共工程支出政策相比时其时滞短。（2）与转移支出政策相比时其公平性差，如增加政府雇员工资与增加失业人员的救济金相比，前者会扩大就业者与无业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如果同时同比例提高二者的收入，对需求的影响就取决于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

（十三）就单个消费者来说其边际消费倾向与他的个人偏好相关，就消费者群体来说则要从其年龄、职业、社会环境等方面入手分析。与一国的其他同等素质的劳动者比较，如果政府雇员的实际收入（业余收入、灰色收入甚至是黑色收入均应包括在内）并不低，则这种支出对需求的刺激作用也是极其有限的。（3）这一政策的效率取决于政府工作的效率，如政府是否有必要设置那么多的机构，雇用那么多的人员，政府雇员的工资是否已经足够的高，办公设施是否已经足够的好等等。正如艾莎所言：“发展中国家政府机构本身有膨胀的倾向，这是由于私人大公司并不像工业化国家那样重要，低工资的政府雇员身份本已让人羡慕不已，普遍地不分功绩贡献地提高工资对机构膨胀倾向有刺激作用。”（4）政府雇员工资变动对劳动力市场有重要的影响，一是因为熟练技术人员（医生、工程师等）较之高级行政人员和管理人员更有可能移民，因为前者享有广泛得多的海外市场。二是任何部门劳动者工资的提高都会不同程度地提高整个社会的平均工资水平，特别是政府雇员工资的提高对社会有着强烈的示范作用，也相当于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线。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理性的企业宁可减少雇佣工人的数量，对扩大就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5）消耗性支出特别是政府雇员提高工资的资金来源应该是税收，避免用政府举债收入，这是由政府活动本身是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特性决定的。转移支付政策：转移支付政策是通过政府为企业、个人或下级政府提供无偿资金援助，以调节社会分配和生产的政策，如对居民的补助，对企业的投资补助、限价补助、进出口补助等都会直接促进企业生产发展或保证企业利润的提高。这一政策具有如下特点：（1）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功能较强：转移支出本身具有直接影响国民收入分配的功能，政府增加对低收入者的支出可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2）转移支付政策对需求的扩张作用更大：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要比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大，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财政补贴支出，对社会总需要的刺激作用更大。（3）积累性差：转移支付资金转化为积累资金的可能性要比上述两项支出政策要小，其用于消费的部分将更大。（4）对需求的影响与受益者的层次关系重大：如从年龄结构看，通常年轻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最大，中年人其次，老年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最低。财政支出政策还以倍数扩张的乘数效应对经济产生影响，政府应根据不同情况选择不同组合的支出政策。同时也需要与税收政策等密切配合，发挥出较好的政策效果。公债政策：公债发行是财政部门的重要事项，但发行公债要对金融状况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是重大的冲击。在公债的如何发行、何时发行、发行条件等问题上需要注意如下因素：首先是社会资金供求状况，特别是社会闲置资金对公债的需求；其次是金融状况，如信贷规模、利率、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等；再次是政府的应债能力，特别是在社会对国债需求空间较大的情况下更要避免出现政府债务负担过重的局面。公债本身是一种直接信用，可以避免间接信用过度所导致的金融风险。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它也会变成一种间接的融资渠道，如商业银行选择公债为资金的主要“贷放”对象时间接融资所固有的问题便有可能在此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