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戊戌变法的背景

一、中日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和革命形势的高涨

       中日战争后，马关条约订立，这标志着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帝国主义的阶段。马关条约规定日本在中国有经营工厂的权利。当时日本看本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还没有大量的剩余资本可以输出。但西方帝国主义各国却利用中日战争的结果在中国进行分裂和掠夺。他们一面进行经济侵略——争夺铁路的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建立工厂，大量设立银行来控制中国的金融，对满清政府大批贷款，以进行政治投资，从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八年，英、德、俄、法四国借给满清政府的外债达三万七千万两。它们同时公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占所谓“租借地”，作为侵略的基地。这样帝国主义逐渐控制着中国的命脉，进一步支配中国的封建政权，同时也使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

       当时，德国侵略势力控制了山东省，沙皇俄国的势力囊括了东北，英国侵略势力最大，不但控制了华南和长江流域，甚至于进入西藏，法国的势力则在云南和两广。

       当时，英国在中国控制的地区最广，政治影响最大，并旦掌握着中国海关的行政权。

       日本已经侵略了中国领土台湾，并且把福建划为它的势力范围，日本与俄、法、德之间，从三国干涉还撩起有着显著的矛盾，主要的还是英、俄之间的矛盾。因此形式逐渐发展为英、美、日的联合对抗沙皇俄国。

       甲午战争，美国资本家已经组织了合兴公司，进行中国铁路的争夺，在美、西战争前，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刚要划分势力范围的时候，美国正忙于和西班牙争夺西印度群岛和菲律宾群岛的殖民地，不能多分力量来侵略中国，因此它在中国没有抢到固定地区。但铁路干线的争夺的主要意义不但在于消极地抵制别个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而且在于积极地使别人的势力范围替它服务。合兴公司在争夺芦汉路（即京汉路）权失败之后，在一八九八年夺取了粤汉路权。美帝国主义虽然没有得到一个势力范围，但它贯串中国心脏的侵略计划是极其恶毒的。

       从以上所说的情况来看，帝国主义各国之间有矛盾，但是为了共同侵略中国，保证利润，避免竞争，国际金融资本又都是合作的。像美国的合兴公司与英国的中英公司的合作，就说明帝国主义在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之下，尽量求得相互间可能的协调。从德帝国主义侵入山东半岛起到一八九八年，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形势逐渐形成的过程。当时英国的外相沙里士倍就曾经公开宣称：“世界上有两种民族，一种是活的民族，另一种是快要死亡的民族。像土耳其和中国，人人都有瓜分他们的权利。”帝国主义是如此地没有忌惮的。

       在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侵略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时候，也就是满清政府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维持他自己的统治的时候。满清统治集团中的李鸿章和西太后是沙俄的工具，在北方沙俄势力高涨，并且取得替满清政府训练华北军队的权利.但在总理衙门中，英国的影响依然占着重要的地位。南方的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在中日战败后，一度主张联俄、法以对付日本。但后来经过日本“同文、同种”的宣传后，却又改为显著地亲日，实际上就是亲英。此外，张之洞也受德帝国主义的影响。所以在戊戌变法以前，总的形式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攻非常激烈，侵略的方法是划分势力范围和在中国寻找官僚、军阀作为自己的代理人。而中国人民的反使略、反封建的革命形势则在高涨之中。湖北、四川、广西、浙江等地都连续发生农民暴动。会党的活动也极普遍，在北方有白莲教旧系统的各派，在长江流城有哥老会，在广东有三合会。这些会党的活动，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的进一步的结合。因为中日战争以后，满清政府的兵力更行腐化，所以当时已无法镇压人民的起义。张之洞请日本人练兵，就是因为长江会党的活跃。像四川大足山余蛮子所率领的农民起义，就声势极为浩大。他们在反教会的名义下，进行反封建的斗争。余蛮子的旗帜一出，群众同声响应。真是所谓：“飘布所到之处，人民起而随之。”在义和团运动前，长江会党已利用“扶清灭洋”的旗号进行农民起义。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同时，中国国内的政治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在中日战争前已经产生的上层士大夫的改良主义的政治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表现在康有为领导下的变法维新运动。另一方面就是前面说到的人民群众自发的反帝反封建相结合的斗争。当然，凡是改良主义必然带有抵制革命的性质。常国内革命形势高涨时，地主阶级中资产阶级化的改良主义者知识分子，会感到他们将与皇帝一起灭亡的命运。但是，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变法维新运动主要意义在于要求中国能够独立，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个运动是当时资产阶级化知识分子的“救亡运动”，也是符合于当时广大群众的要求的。

 

二、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

       中日战争使所有“洋务运动”在人民面前全部破产，洋务派办工业失败，于是使萌芽状态中的资本主义有机会反对官办和“官督私办”，要求自己的发展。满清封建政府不得不给民间资本让出一条路，但仍没有放弃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阻挠。当时盛宣怀写信给李鸿章说：广泛给民办工厂开路不行，如果布都由机器制造，那就要出乱子，卖给外国人的土货和布可以用机器制造，但却不能全部使用机器。

       一八九七年以后，民族资产阶级投资设厂的数目增加了，前后在上海设立了好几家商办的纱厂。一八九八年，张謇又在南通设立了有名的大生纱厂。但是，与此同时，英、美、德、日等帝国主义也在中国设立各种工厂，像怡和、老公茂等纱厂，向华商的工厂进行挤轧。帝国主义的商品，在不平等条约的掩护下，进行倾销。新兴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是极其软弱的，在政治上也没有势力，他们兼受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帝国主义的压迫尤为显著。从八十年代起中国的改良主义者，如马建忠、陈炽、郑观应、何启等人的著作已经提出发展民族工、商业，反对不平等条约的一些部分（如协定关税）和设立议会。这些代表了初期微弱的资产阶级的要求，但没有成为一种政治运动。而康有为等所领导的“戊戌变法”，不但在思想上有了新的发展，而且成为一度轰轰烈烈的行动上的表现。

三、阶级关系的变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

       资产阶级学者把戊戌变法看作是满清皇朝的帝后之争，或是新旧派之争以至英、俄之争（认为维新派代表英、日的利益，顽固派、洋务派代表沙俄的利益），都没有从本质上看问题，因而解释都是皮毛的、不全面的、错误的。实际上，帝后之争，只是当时各种矛盾的一个比较集中的反映。

       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在急剧发展。当然，主要的阶级矛盾仍然是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因为中日战争的赔款，满清政府外债的增加，使统治者更加强了对人民的榨取和掠夺，农民的苦痛日益深重。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矛盾的加深，表现在当时许多地区农民的自发斗争上，尤其集中表现在后来的义和团运动上。

       在这一期间，新兴的由地主阶级蜕化而成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数量上有新的增加；他们要求在基本上不改变封建统治的情况下取得发展新工商学的保障。他们的力量仍是微弱的，在政治上也不可能提出革命的主张。

       另一部份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官僚买办阶级的力量也因为帝国主义侵入后更深地培植而增强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在国内更增多起来。

       小资产阶级一般不满意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但当时还没有资产阶级的革命团体和革命纲领，因此改良主义维新运动的纲倾，能够得到小资产阶级广泛的响应和支持。

       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影响到满清统治内部的变化，代表最顽固最落后势力的西太后，虽然仍然抗拒任何的改变，但翁同龢、张之洞却想要改变一下来维持、 巩固满清的统治，但张之洞与西太后的关系密切，常他发现西太后决心维持旧制，反对维新时，他马上借口不同意“孔子改制”学说而脱离与维新派的关系。维新派与洋务派进一步分裂，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进一步明显，而这一切矛盾就集中表现在帝党、后党之争上。

 

（二）维新派的产生和变法运动的高涨

一、维新派的主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及其主张。强学会（北京）活动的失败和时务报（上海）的发行

       维新派的主要人物在行动上起重要作用的是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三人。严复则系在翻译西洋学说方面有很大的成绩。像赫胥黎的《天演论》，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原富》等，都由他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

       康有为，广东南海县人，生于一八五八年，戊戌变法时已经四十岁。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中过举人，在中日战争后中进士。他受的是封建传统的教育，但接受的是封建哲学中反对程、朱的陆、王学说，沿袭龚自珍、魏源等今文经学派而下、借《公羊传》所谓微言大义，批评时政，表示自己对当时政治的不满。在中日战争以前，他即已接触西洋的学说。中年来北京应试，在来京途中经香港、上海，看到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那一套东西，也看到洋务派和广学会翻译的书籍，这些知识与他的公羊学说结合起来。当九十年代初，他从北京回到广东，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就写了一本《新学伪经考》。当时的官吏如孙家鼐、陈宝箴都奏请毁版。一八九四年满清统治者终于查禁此书。

       中日战争等后，他又以举人身份来京应考进士，当时恰好满清政府与日本议订马关条约，于是他联合在京应试的举人一千多人，上书皇帝（就是公车上书），反对和约。但这次的上书，却被拒绝呈递。他中进士以后，又上书主张变法。光绪皇帝看了以后，极为嘉许。接着又有《上皇帝万言书》，被顽固派所阻。同年七月，帝党文廷式出而组织强学会，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均成为强学会中的主要分子。当时参加强学会的人很多，大都为满清政府中资格较浅的官吏，袁世凯、黄遵宪也是会员，袁呼康为“大哥”。会每十日集会一次，每次有人演说，又创刊《中外纪闻》的报纸，宣传维新主张，但因为参加份子极复杂，所以不能成为政治活动的强力组织。李鸿章的亲家杨崇伊参加强学会后，即告密说强学会是“私立会党”，于是西太后强迫光绪封闭强学会。

       强学会被禁后，康有为乃又回广州，发表他的《孔子改制考》，用他自己对于儒家学说的新解释，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说孔子本人就进行过“改制”。《孔子改制考》一书，大大震动了顽固派，于是张之洞著《劝学篇》，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来反对《孔子改制考》中所提出的变法主张。一八九七年冬，德帝国主义占领胶东，中国被瓜分的危机益形深重，康复来北京第五次上书光绪，并组织保国会。这次的上书，博得了光绪皇帝的信任。次年他和维新派进入政府，从四月到八月，通过皇帝的谕旨进行政治上的变法维新。

       康有为的主张，总的说来就是：（一）在经济上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他们要求开放民族资本的道路，广泛采用机器制造，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当然不可能解决农民的要求，但是也强调农业应该资本主义化。（二）在政治上要求君主立宪制，开放政权，求选人才，参加政府，实质上就是要求让新兴资产阶级的分子参加政权。（三）提出救亡的主张，保障民族的独立、生存。他在保国会的演说中曾说：“如果不振作，吾四万万之人，吾万千之士大夫将何依何归，何去何从乎？故今日当如大败之余，人自为战。救亡之法无他，只有发愤而已。”

       梁启超，生于一八七三年，戊戌变法时才二十五岁。他是康有为的学生，康有为在政治上的主张也就是梁的主张。梁极会写文章，他发挥康有为的理论，提出“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主张。他之所谓群，就是士大夫阶级。而群的目的就是保国保种，提倡联合黄种，君民同治，以孔教为国教，反对专制独裁、外国侵略者及买办洋务派。变的目的在变政体，方法是废科举、开学校、改官制、地方自治，反对变枝节。一八九七年，他去湖南讲学，宣传变法的理论和政纲，对维新运动的推进，起了重大的作用。

       谭嗣同是维新派中最激进的分子，出身于官僚家庭，父亲谭继洵是湖北巡抚。他自幼读《船山遗书》，早年就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中日战争更刺激他发愤研究并提倡新学。一八九六年，他在南京著《仁学》，每成一篇，必与梁启超相商。康、梁的思想当然对他有影响，但他却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在君民关系上，康、 梁主张君民同治，而谭嗣同却主张民治，反对君权，反对君臣之论。他说：“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办事之资也。”在对顽固派、洋务派的态度上，康、梁主张妥协调和，谭嗣同却主张斗争。他说：“今日中国能斗到新旧两党流血满地，方有复兴之望。今日但观谁勇猛耳。”他的思想已冲破封建思想的罗网，接近于革命的主张。

       严复，福建人，变法时已四十五岁。一八七六年会游学英国海军大学。一八九八年，在天津出版《国闻报》，译载外国重要政事及名著。所译赫胥黎之《天演论》，就在报上按期发表。《天演论》中“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论点，在当时全部中国被帝国主义鱼肉的局面下，起了促进民族意识的作用。严复与维新派有联系，在当时上海《时务报》和天津《国闻报》分居南北舆论界的领导地位，因而严复的思想影响不下于梁启超。但他却是一个不甘心亡国而又缺乏勇气的知识分子。因为不愿亡国，主张“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举其守宰”。因为缺乏勇气,他一面痛恨专制政治,一面又崇拜专制皇帝.在上皇帝万曾书里,不敢提出民权,而只请“结百姓之心”。戊戌政变后，严复没有被顽固派追究，并不是偶然的。

       一八九五年，北京的强学会设立后，张之洞见学会势盛，曾捐银五千两充学费。同年八九月间康有为往南京，请张之洞成立上海强学会分会，担任分会的名誉会长。上海强学分会成立一月余，会务发达，会员张謇、陈三立、岑春煊等多是维新派有名人士。强学会被查禁后，黄遵宪就上海强学分会基础上办报馆。出版旬刊《时务报》，由梁启超任主笔。《时务报》出世，“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没有。”一八九七年梁启超到上海，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时务报》仍旧出版，而且一时上海及附近地区出版报张杂志不下三十种。维新派的影响不断扩大。

       当时在中国的欧美资本家、商人和耶稣教教士，他们希望满清政治有某些所谓“近代化”的改革，以便于他们扩大商业、推广教务，使帝国主义更有力地控制中国。因此在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开设报馆，并且延请一些维新派名士为主笔。侵略者的用心是十分毒辣的，但这些报纸对当时变法的传播，有了一定的关系。一八八七年，英国教士韦廉臣在上海成立广学会，会员美国人李佳白、林乐知，英国人李摩提太等，又用中文著书，介绍西学。如李摩提太译著之一《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七国新学备要》等书，给中国维新派议论变法以根据。一八八九年，广学会发行之《万国公报》，多载时事论及中外重大政治法令，供给维新派以变法运动的参考资料。同时这些外国野心家，也注意和维新派拉关系，梁启超任《时务报》主笔时就曾兼任李摩提太的私人秘书。这也是维新派对帝国主义存在着幻想的一个原因。

二、各地变法运动的高涨。维新派和地方封建势力的激烈斗争（以湖南为代表）

       强学会成立以后，各地成立的学会极多，但仍以北京为中心。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一书所载，自一八九七年以来，三年中各地成立之学会共二十四处。这些学会的成立，其目地在于影响本地的知识分子，联系本地的开明士绅来推动变法运动。各地成立的学会，主要的以湖南的南学会为代表。因为湖南的封建顽固势力特别强大，以王先谦、叶德辉为代表，南学会会员谭嗣同、唐才常等与封建顽固势力的斗争非常激烈。

       湖南巡抚陈宝箴父子、按察使黄遵宪、督学江标都是维新派。他们与谭、唐等合作，组织南学会，创办时务学堂，聘梁启超为总教习，唐才常为分教习，出版《湘学新报》及《湘报》，筹办新式水陆交通，开矿，设武备学堂，练民团。南学会会员共有千数百人，省城设总会，各县设分会。当时正是瓜分危机加强，人心恐慌的时候，南学会认为如果万一中国瓦解，则湖南必须保存，以为将来复国的根据地。他们准备组织起来，进行地方自治。湖南大地主顽固派王先谦、叶德辉等人用各种卑污手段，大举向维新派进攻，将邵阳南学会的首顾樊锐、皮锡瑞父子驱逐出境

       各地变法运动的高涨，是戊戌变法的重要基础。

 

三、一八九八年初康有为提出变法纲领《统筹全局疏》并成立保国会号召救亡

       一八九八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全国陷于被瓜分的形势中。十一月康有为来北京上书光绪，请“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经顽固派多方阻挠，直到次年，光绪才看到他的上书，大受感动。翁同解也不得不“密荐康有为之才”。于是康有为奉旨专断统筹全局，提出维新派的变法纲领。他的《统等全局疏》中开始说到：“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存，小变仍亡。”而变法的纲领大旨则为：（一）大誓群臣以定国事；（二）设“上书所”以广言路；（三）开“制度局”以定新制；（四）各道设“民政局”以举行地方自治。

       同年四月，康有为等组织保国会，意在圃结一切力量，以“救亡图存，保国保种”。北京、上海设两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略具政党规模。康有为在成立大会上讲演，大意谓：“二月来，我国失地二十余处，如再不改变，则将沦为今日缅甸、越南、印度。”此时满清朝廷帝党、后党的分裂因恭亲王之死而更明显；而以胶州湾事变始，外患危急，亡国之祸迫在目前，因此维新派乃与帝党结合。至同年六月，光绪帝乃颁布明定国是上谕，宣吿变法。

 

（三）戊戌变法的经过

一、维新派的系别和力量——以康、梁为主干，主张自上而下的变法，企图用和平方法在政治上争得有限的权利以保障资本主义的发展。谭嗣同代表激进派。地主官僚翁同龢、张之洞、孙家鼐等及买办官僚张荫桓和维新派的关系

       一八九八年六月光绪决定变法，封建官僚的翁同龢、张之洞、孙家鼐等，均与维新派有一定关系。但他们仅愿意采取挽救封建统治崩毁的一些极有限度的改革，他们都是封建主义的代表。张之洞和后党关系密切，对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所提出的主张是痛恨的。在一时期内他想利用维新派系来推动一些有利于自己的改变，但是后来发现了变法运动超过了他所规定的限度，而且能够巩固他的统治地位的不是西学，而是他所取得的帝国主义的支持时，他就决然摈弃了维新派。

       翁同龢是帝党的主要人物，但他不敢公然反对西太后。他和维新派是阴合阳违。他日记中始终骂着康、梁的记载，是可信的，因为他是饱经世故的狡猾官僚。他的“变法”主张只是在皇帝“独断”下，改革某些封建弊政。对维新派他仅是企图加以操纵利用，而不希望他们掌握政权。因此他对以强学会来巩固和伸张光绪的势力是同意的，但对光绪重用康、梁等是反对的。但翁同龢和光绪的关系很深，他在政府中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在后、帝矛盾发展到尖锐的时候，西太后就不问他对康、梁等人态度究竟如何，而必须先迫令光绪革他的职，并即日驱逐回籍。以便于布置发动政变。

       张荫桓是个买办性极重的官僚。他与康同乡，以搞洋务出名，故正途出身的官吏都看不起他，喊他为“洋厮”。他跟光绪很接近。他与英、美的关系甚深，在总理衙门中势力很大，因此他主要代表英国势力来参预变法运动。在百日维新运动中，总理衙门对英国出卖了很多利益。张荫桓本人也不能说是维新派。

 

二、“百日维新”的进行和顽固派势力（以后党为代表）的剧烈反抗

       当光绪决定变法，召见康有为详谈变法步骤，维新派开始参与政权时，后党顽固派也开始筹备政变，反对变法。

       变法从六月十一日到八月初六日，共一百零三天，所以称之为“百日维新”。维新派的杨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等四人进入军机处，皇帝上谕的起草及对奏章的批示均由他们四人经管。康有为任光绪的顾问，梁启超则主译书局。所以在变法运动中，维新派所取得的仅为皇帝的顾问及起草上谕的权，而西太后在通令光绪驱逐翁同龢出京之后，立即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的三部分军队、军政实权仍掌握在后党顽固派之手。所以百日维新中一道道改革诏书下来，企图除旧布新，但却因缺少推行上谕的实际力量，在顽固派的反抗下，下面乃阳奉阴违，这些改革并未能切实贯彻。

       关于除旧的上谕。主要有这样一些内容：（一）废八股，改试策论。（二）各省书院祠庙改设学堂。（三）裁灭绿营。（四）裁撒京内外大批衙门、官员。（五）准满人自谋生计。这些改革，势将夺去近百万的饭碗，而二百五十年来久惯寄生生活的满人，在这样的改革下，突然失去特权，陷入死亡的危境，因此引起各种反动势力的强烈反抗。布新方面主要的内容是：（一）办学堂，首先筹备京师大学堂。（二）设中国银行、矿务铁路总局、农工商总局，提倡各种实业，直到允许私人办兵工厂。（三）奖励新著作、新发明。（四）设立译书局，编译书籍，报纸一律免税。（五）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学会。（六）编国家预算，公布岁出岁入，按月发表。（七）广开言路，不论官民一律得上书言事，严禁官吏抑阻。（八）办农会、商会。

       六月间开始变法以来，西太后即同时开始在京津间布置董福祥、聂士成和袁世凯的军队。而在湖南，同时发生顽固派聚众哄散南学会，殿打《湘报》主笔，谋毁时务学堂的事件，维新派也知道情势越来越严重，所以主张速变。而顽固派的反对也越来越激烈，在九月政变以前，顽固派已在准备下手。

 

（四）政变发生和改良主义运动的失败

       光绪在百日维新末期，已感到自己很危险。九月初，西太后的亲信怀塔布和李鸿章的亲戚杨崇伊等往天津与荣禄密谋，预定十月底，帝后同到天津阅兵，举行政变，形势非常危急。康有为乃派自己的亲信徐仁录去天津见袁世凯，请其保护光绪，袁也表示同意。日本伊藤博文来北京见光绪后，情势更紧。光绪密谕康有为等说：“朕位且不保，尔等可有何良策，妥速筹商。”康、谭等商定召袁世凯入京。九月十六日光绪召见袁世凯，擢升侍郎，令专办练兵事宜。十八日，谭嗣同深夜密访袁世凯，请他保护光绪皇帝。袁世凯佯为许诺，并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二十日，袁世凯请训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当夜西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二十一日起，即坐殿办事，百日维新乃宣告结束。

       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中的作用不应该估计过高，但是也不能完全加以抹杀。他是满清后叶比较有为的皇帝，他的失败也就是依靠皇权的改良主义运动在当时所铸成的失败。

       光绪被囚，康、梁逃走,军机四卿及杨深秀、康有溥等六君子被杀。顽固派在一个月内取消全部新政，依复旧制，但六君子的血并没有白流，变法维新运动的失败，和以后唐才常自立军失败后两湖维新人士二百余人的牺牲，对以后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它也证明了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是走不通的一条路，使知识分子从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向前跨进一步，走向了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

 

（五）戊戌变法的意义和教训

       戊戌变法在一定条件下反映了社会发展到一定情况下的要求——要求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利。洋务派的官督商办成为阻止民间资本自由发展的镣铐，近代工业无法得到发展；洋务派新建立的新式海陆军，则在中日战争中全部崩溃。洋务运动至此乃完全失去人心。洋务派兴办的工业的失败，给已形成中的资产阶级有机会反对官办和官督商办；要求自己的发展，在政治上产生改良主义的民权运动。洋务派新建设的新式海陆军在中日战争中遭受彻底的惨败，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刺激了一部份的统治阶级及染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要求合一切力量，来救亡图存，在政治上产生了当时的保国保种运动。

       戊戌变法的终于失败，证明了改良主义是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理想的。因为帝国主义决不希望中国真正富强，决不希望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发展，而中国封建顽固势力又极其强大。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密切结合，阻止中国一切可能的进步。因此企图和封建势力妥协并幻想得到帝国主义支援的戊戌变法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戊戌变法的失败给予人民以深刻的教育，使中国人民懂得了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相妥协的改良主义的道路是永远走不通的。

       戊戌变法失败后一年多就发生了义和团运动。人民的力量阻止了帝国主义的瓜分中国，完成了改良主义者所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