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施蒂利亚的福劳福音书(下)

接上文：诞生于施蒂利亚的福劳福音书(上) - 哔哩哔哩 (bilibili.com)

原作者：Peter Wind

原载: „ Die Entstehung des Vorauer Evangeliars in der Steiermark“, Zeitschrift des Historischen Vereines für Steiermark Jahrgang 86 (1995) , pp. 45-61.

翻译：Teutonius

编者按：本文为1995年P. Wind撰写关于施蒂利亚的福劳福音书对于作者与笔迹风格的考证，由纵横史学社翻译组Teutonius翻译完成。为便于读者阅读，译者将关于注释部分作者使用的德语单词简写于文后附录处进行了梳理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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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劳抄本21号、159号、276号与277号在创作之间的关系

我们不能仅将重点放在福劳抄本于贝恩哈德主教任期内完成这一点上，同时期其他的福劳手稿被以类似的方式整合到了福劳的抄本修道院中或是在主教个人的“协助”下创作与编辑，其中仅有被选取的4本初步确定了可能的来源，即：21号、159号、276号和277号文本。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所谓的21号文本——一本萨尔茨堡礼拜仪式的弥撒，因为贝恩哈德将那位同时期捐赠者的名字署于书内[1]，这位捐赠者不仅提供了撰写这份文本的经济与财政条件，而且还将问题延伸至这份文件的可能的诞生之处上。这位抄本的捐赠者身份已经很显而易见了：林德的维尔纳（Werner von Lind），一位塞考主教区修道院的修士[2]。这位教士被认为是与福劳弥撒同时期创作的塞考弥撒抄本的捐赠者，即格拉茨大学的417号文本（Codex 417 der ÜB Graz.）[3]，据此也产生了一个猜测：两份文本都是维尔纳在塞考修道院创作的，这个假设在格拉茨417号文本的礼拜历法中得到了证实。

上述的这份材料显然可以归入塞考的历法表之内，除此之外在在萨尔茨堡大教堂教士会中除了一些特殊的节日外还提到了圣阿曼德节（Heiligen Amand）（见图0-1），埃伦特鲁德节（Erentrudis）（见图0-2），圣鲁珀特节（Rupert）（继任者为维吉尔）（见图0-3），圣奥古斯丁节（Augustinus），圣玛利亚抹大拉节（hl. Maria Magdalena），圣瓦伦丁节（hl. Valentin）以及塞考修道院建成纪年日[4]。虽然这些“塞考纪念日”并没有被所有的历法收录，但其交替出现的频率则说明：12世纪末时这些日子在塞考已经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作者有规律、部分尖锐的以及强调弯曲部分的笔迹将上述的这种分类加以扩展，除了塞考与福劳的弥撒外，福劳的教会年历礼拜书（Lektionar）（Cod.25）也是以此书写的[5]，福劳的169号文件（Vorauer Cod.169）在一定程度上也佐证了这一点[6]。这种写作风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垂直的笔画，在中间较宽部分的强调或是常常出现向上延伸的字脚（Fußstriche)。其的独特的形式有：字母a的上弯从左起笔而形状尖锐，弯曲、向左倾斜的圆形字母d，有时字母g的小头被刻意写成矩形和它庞大而狭窄的下弯，亦或是字母r向上延伸的小钩[7]。这些抄本集被认为诞生于12世纪90年代，可以通过塞考弥撒抄本的附录来推断出这一时间，因为这些撰写者是活跃在13世纪的那一批作家[8]，此外通过f和s的上钩部分也可以对这一假设的写作时间进行考量。

  

   

     

        除了福劳弥撒外福劳藏本159号文本第一部分（Vorauer Sammelkodex 159）（至Bl.111v）都在贝恩哈德大主教的任期内影响下写成，这一点比弥撒更容易证明，因为贝恩哈德大主教也参与了写作活动[9]。其他人的字体则相当富有特点，有时这些字体非常尖锐（字身部分在起笔与结笔处为斜体）、棱角分明并且宽度较大，此外在向上的较细一笔（Haarstrichen）与笔墨阴影（Schattenstrichen）处有着较大差异[10]，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小写体与塞考写作学校的原始笔迹的联系[11]。贝恩哈德主教给159号文本（Cod.159）提供了字体样本的证据乍一眼下很难发现，他的字体更加宽阔、更加正规[12]，从而与当时的校对、边注、作者与所有权说明形成对比。将其与另一份类似贝恩哈德笔迹的抄本比对后，也证明了这类编排是存在的[13]。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确认贝恩哈德参与了159号文本（Cod.159）的编纂，此外还能提出假设：抄本（Bl.1r）的捐赠者阿尔贝因（Albuin）也是福劳的修士[14]，因此我们可以猜测159号文本的第一部分也产生于福劳。这一事实可以通过用同一风格写成的来自福劳的抄本（Cod.276，1.Teil）和“弗雷德里克的事迹”（Gesta Friderici）（见图0-4）（Cod.276，2.Teil）中的配有装饰线和小钩的花体首字母和句首大写字母来证明[15]。

    这里不得不提到贝恩哈德主教任期外写成的第三份抄本，即276号文本（Codex 276），在文本中福劳抄本与福莱辛的奥托（Otto von Freising）的“弗雷德里克的事迹”两者是统一的[16]，如果仅根据福劳抄本中并不包含贝恩哈德大主教的附注就得出这份抄本是在贝恩哈德之后被他人并入了这份文本的结论还为时尚早，不过这也并非如范克所想证明的那样[17]：所有的内容都由贝恩哈德所写。但范克也在关于福劳抄本起源的讨论中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角度，他的工作自始至终都在对福劳抄本进行研究，他在文本102v左栏的第12行处附上了一张图[18]，以对贝恩哈德当时的字迹风格进行更加深入的论证。范克的这一指示有其依据，12行字迹确实有10行为贝恩哈德所写，贝恩哈德矫揉造作的（manieristisch）（例如字体的主干部分略有有所分离），斜体的（例如字母d高领的圆肚）和紧凑的字体，都是贝恩哈德早期字体的基本特征[19]。以上信息则引出了一个合理的假设：福劳抄本与福劳福音书一样是在当时贝恩哈德大主教的任期内撰写并由他本人编辑完成。此外贝恩哈德还与其他作者们一同以通俗语言完成了福劳抄本的101rb、132va与134ra，由此可见，其他的作者们也应是由贝恩哈德聘请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对此提出假设：这些作家来自贝恩哈德的任区之外并且属于对福劳有深刻影响的塞考的写作学校研究。这一猜测一定程度上被撰写参与者个性化的字体所证实，因为它们都来源于上文所提到[20]的福劳的写作学校，但对此的相关研究我们仍然所见鲜少。尽管如此人们已经注意到了作者们的那些富有个性、斜椭圆的、棱角分明与较宽、水准高超的字体[21]（有两位次要作者（Nebenhände)的笔迹风格垂直而平坦），据此我们能很容易找出对于塞考和福劳的写作风格之间的联系。值得一提的是与159号文本的第一部分（1. Teil von Codex 159）（1r-111v）[22]以及169号文本的第二部分（2. Teil von Codex 169）（95r-138r）[23]的相似的笔迹，它使用了富有冲击力与对比强烈的字体，因此在当下情况我们也可以假设159号法典很有可能在福劳写成[24]，以下案例能够对此佐证：以略小风格、附上装饰型弯曲与弯钩所写的花体字母和句首的大写字母，与159号法典以及“弗雷德里希的事迹”（Cod. 276，136r-183v）中所使用的字迹相当相似[25]。不过仍然遗留了一个问题：这些确定的字体是否源于一位修女[26]？这一问题的合理之处即在于当时福劳除了修道院外还存在一个修女院[27]。
    大约在福劳抄本出现的同一时期，拉丁文的《皇帝编年史》（Kaiserchronik）相对之前所提到的第一部分（1.Teil）这一部分还附上了关于作者的注释[28]，据此有一位确凿无疑的“沃尔夫冈乌斯”（Woflgangus）接受了贝恩哈德主教的委托（jubente Bernhardo preposito）并且编写了这本编年史，这位作者具体是谁，我们目前仍然不得而知。根据委托中的措辞我们仅能判断出他是贝恩哈德的下属并且也同样隶属于福劳修道院。范克认为沃尔夫冈乌斯是一名修道士[29]，这样的解释是合理的，因为其细薄、尖锐而矫揉造作的字体风格（字体上方的出头部分呈分裂状）[30]与当时传统图画中引用的字体并不一致，而其笔直、强调字体中部与棱角分明的字迹则产生了一个可能性：这位作者也在当地接受了教育[31]。这种痕迹表现在生动的弯曲字体（见图5）和与福劳福音书内相似而独特、以优质墨水书写的字体（见图2）之上[32]，由于文本1r的首字母I风格与手稿第二部分非常雷同，276号文本的第二部分（2. Teil von Kodex 276）的弯曲状首字母则使所述的第一部分的身份更加确定，这意味着第一部分在刻意迎合文本的第二部分，第1、8、89与96页的笔迹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他们是被后人作为补充的部分而添上的。他们大约在12世纪末被写成，但也拥有一些其他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从当地的一些手稿中找到[33]。人们可以由此推理出，对第二部分的编写在福劳本地进行并且由贝恩哈德本人亲自着手。最后值得一提的是277号藏本[34]，作为贝恩哈德任期内撰成的第四份抄本，范克将其作为276号文本“姊妹篇”[35]，从其文本的规格来说这一描述是合乎情理的，它的字迹时而细薄，时而断裂，然而抄本第一部分（Bl.1r-141v）的书本装帧相当少见，但他拥有格拉茨抄本479与769号（尤其在历法中）这一代作者的特征[36]。此外这方面应注意其更加平坦的笔迹：字母a主干部分分开，弯曲的部分如圆肚般向外凸出；字母d垂直笔画略微向外凸出；字母g的下摆未成形而清晰地向右偏移，或是偶尔向左弯曲、有时与下一行相交的字母f与s[37]。在21与346号（福音书）文本中出现了相似的字体[38]，人们不妨大胆假设：部分1r-81v是在福劳被撰写与编辑的，贝恩哈德参与了这一部分的证据则为[39]那些当时先进的（字体强烈的断开）、紧凑与斜椭圆的字体[40]与西方典范式首字母[41]风格。82r-141v部分和有着重要价值的33号藏本与阿德蒙特本笃会修道院（Benediktinerstift Admont）[42]存在普遍联系，与上文的论述部分也有着紧密关系，因为它很可能也是由同时期塞考弥撒抄本（Cod.479 der UB Graz）的作者所分类的[43]。33号藏本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其两者相似的字迹，更在于它确定了277号文本第一部分的产生时间：在33号藏本中收录了一份落成于1197年[44]的萨尔茨堡的编年史，这份藏本大约完成于1197年左右或更晚，通过277号文本的第一部分可以推断出一个类似的日期，抄本第二部分（从142r开始）显示贝恩哈德在委托中提供了一份附注真迹[45]并且本人为其筹措资金。虽然我们仍未知道贝恩哈德所偏爱的那位作家是谁，但其笔直的字迹，对字体中部的强调，横向延展、较宽的线条与撰写文字时的特征都能够推断出：这是一位来自本地的作者[46]。

                                     总结
    通过福劳贝恩哈德大主教教规板的字迹、对图书插图的推断与其矫揉造作的字体风格都能说明福劳福音书在1200年左右由贝恩哈德编辑，此外福音书所属的照会与附属的后文都出自贝恩哈德影响范围之下，其中使用主要为有规律、相当平坦的圆形字体也证实了这是当时萨尔茨堡的字体特征。通过图书装饰我们也能推断出它深受萨尔茨堡与巴伐利亚写作学校的影响，人们可以通过分析这类与地区相关的特征来对其进行辨别。这些特征与缮写室也有所联系，圣弗洛里安福音书的彩饰也在此产生。非常重要的抄本如福劳弥撒（Cod.21）、159号文本的第一部分、福劳抄本以及“弗雷德里克的事迹”（当时的Cod.276）都诞生于此，277号藏本则包含了在福劳与塞考所编写的部分，抄本的第二部分甚至可能产生于福劳本地，通过贝恩哈德在159号抄本第一部分和福劳抄本的文章中（Cod.276，102va）留下的字迹可以证实这一点。此外277号文本的第一段证明了起首的红字（Rubrik）出自贝恩哈德之手。在福劳抄本第二部分中被塑造得生动的曲形首字母也揭示了缮写室对于首字母与福劳福音书中插图的影响，而圣弗洛里安的福音书在此被加工与装饰。

21号文本的附录、159号文本第一部分的笔迹、福劳抄本的小写体、1、8、89与96页（Blätter）后所附的文字、“弗雷德里克的事迹”的笔迹、还有277号文本第二部分与福劳福音书的校对都反映出在贝恩哈德时期，福劳修道院与塞考修道院之间字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13世纪的续篇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47]。最初猜测这些字迹可能产生于贝恩哈德的前辈——同样出身塞考修道院的列奥波尔德主教（1163-1185）时期。贝恩哈德本人则在就职前于福劳积极参与建设写作学校[48]，12世纪中叶[49]他在塞考时在受萨尔茨堡大教堂教士会[50]与施蒂利亚著名的写作学校[51]的影响下建立了一个有名的写作中心，并在那儿创作与装帧了福劳抄本的21号与125号（Lektionar）文本，169号文本的第二部分（Bl.95r-138r）的字迹被证实与159号文本有着相似的写作风格[52]。一位福劳祈祷书抄本（Cod.356）中小写体作者的字迹（143r-163v）与塞考布道书的作者也被发现有着联系[53]（Cod.83 und 88 der UB Graz），但只能确认其在这一学校的背景之下产生。同时期塞考与萨尔茨堡大教堂教士会字迹的差异在于其较高、笔直的笔画、富有差异、更宽的笔墨以及更加尖锐的字体，而福劳的字体则在宽度上更胜一筹、更强的反差以及明显强调字体的中部，从这一观点看来或许便可以将169号文本的字迹归入福劳教区之内了。

[1] Vgl. Buberl. Nr. 228; Köck. S. 78; Fank. S. 32 und Abb. 49: Fank, Catalogus. S. 13 f

[2] Vgl. Wien. ÖNB. Cod. 511. 19r. und Graz ÜB. Cod. 417. Nekrol.-Vermerk zum 5. April des Kalenders.

[3] Bl. 3r(vgl. Kern-Mairold I. S. 245; auch Fank, S. 28 und Abb. 35). 不过这一附注并不来源于贝恩哈德大主教。

[4] 此外节日这些在塞考的礼拜历中被格外强调：圣阿曼德节（2月6日与10月26日），埃伦特鲁德节（6月30日；9月4日），圣鲁珀特节（3月27日与9月24日），圣奥古斯丁节（8月28日与10月11日）此外圣玛利亚节被改至4月1日或2日，圣瓦伦丁节被改至8月4日，塞考修道院建成纪念日被改至9月16日。Vgl. dazu die liturgischen Kalender der Codd. 281,287.417,442,469,479 oder 769 der ÜB Graz.

[5] 虽然这些抄本花体字风格各异，但他们基本于同时期在同一个抄本中写成。

[6] 相对来说所提到福劳的169号文本与95r-138r文件的字体比先前的文本更加出现更晚，但其与塞考学校的联系我们便不得而知了（参考其字母a尖锐的上弯部分，字母g显著的小头部分与之下略微残缺的、几乎是垂直的下弯，还有以向上延展的两个弯钩为结尾的字母r）。尽管如此依旧有一部分人同意目前先将福劳作为其发源地，因为这些被确定的小写体一般比塞考的手笔的字体更加紧密、尖锐而线条分明。（此外福劳的159号文件（Vorauer Cod.159）的第一部分富有冲击感的字迹与其非常相似），在迈罗尔德的323号文本（Mairold, Nr. 323）中对此也进行了类似的分类。

[7] 类似的特征在稍老的福劳文本中也可以受到佐证（vgl. zum Beispiel die Codd. 384a，397，398，760，768 oder 1287 der ÜB Graz; vgl. dazu auch Mairold Nr. 345, 35, 353, 365 und Abb. 399-404）

[8] Bl. 263r-264v.这批作者还撰写了格拉茨479号文本（Grazer Cod.479）与769号文本（Cod.769）

[9] Vgl. Fank S. 33 und Abb. 69

[10] 这些塞考的字体的笔墨非常重或非常尖锐，在Grazer Codd. 208. 384a. 778 或 1257中对此有所展现。在福劳的字体还有向水平方向延展以及中间字体宽度受到增强的特征。

[11] 这种联系从被强调的曲线处或是从向上的较细一笔和笔墨阴影之间的对比也可以看出。（Vgl.zum Beispiel die Minuskel der Codd. 187. 208 oder 417 der ÜB Graz）

[12] Vgl. Fank. Abb. 69.

[13] 参考Grazer Codd. 444 (Fank. Abb. 73，74)与784中类似的贝恩哈德字体风格或是Vorauer Cod. 303. 173r (Fank，Abb. 17)中的附录

[14] Vgl.P. Fank. Das Chorherrenstift Vorau. Graz 1959. S. 29

[15] Vgl. Fank. Abb. 54,59,60,61,68，这些有关首字母风格的分类与确定起源（276号文本第二部分卷曲状花体首字母另有来头）应由另一系列的工作提供。

[16] Vgl. Buberl. Nr. 234: Fank. besonders S. 8-10: Fank. Catalogus. S. 155f.: zuletzt auch Mairold. Nr. 260（mit weiterführender Literatur）

[17] Fank. besonders S. 9

[18] Fank, Abb. 75

[19] 参考444 der ÜB Graz (Fank. Abb. 73，74)中的抄本（弥撒）字体风格，他们很可能是在12世纪的塞考所写的

[20] Vgl. Anm. 28

[21] Vgl. dazu K. Schneider, Gotische Schriften in deutscher Sprache I. Vom späten 12. Jahrhundert bis um 1300. Wiesbaden 1987. S. 37-41

[22] 相似的部分主要在强调弯曲的笔画、增加中部字宽以及在水平方向的扩展（vgl.dazu auch Anm. 53）

[23] 尽管Cod. 169. 95r-138r.的字迹更加垂直，其在弯曲部分较为夸张并且增加了宽度(vgl. dazu auch Mairold. Nr. 323 und Abb. 406. 407).

[24] Vgl. Anm. 52-58

[25] Vgl. dazu Fank. Abb. 42，54，59，60，61，68 und Anm. 58

[26] 这份出自女性之手（vgl. etwa die Hände im Admonter Cod. 289. im Clm 15903 oder auch im Cod. 286 und I 1 19 der ÜB Graz）的字体至今没有太多研究

[27] Vgl. Hutz. Klöster. S. 63

[28] Bl. 136r: vgl. dazu Buberl. Nr. 234: Fank. Abb. 38: Fank. Catalogus. S. 156: Mairold, Nr. 260 （mit weiterführender Literatur）

[29] Fank. S. 9.

[30] Vgl. Buberl, Fig. 170: Fank. Abb. 42 oder 61-63: Mairold. Abb. 39

[31] 此外沃尔夫冈（Wolfgang）的字迹中有一个有凸肚的a以及传统的“大头”的g，字母r结束的小钩向上延展

[32] 在福音书上的卷须和圣弗洛里安福音书的首字母Z也有相似之处（Cod. III/l. 61r: vgl. dazu Holter. Abb. 75）

[33] 塞考布道书(Codd. 83 und 88 der ÜB Graz) 的作者与Cod. 356, 143r-163v的字迹显然存在联系。值得一提的是，在基线上m与n被折断的弧线，或是圆形的g，有一个弯曲、部分开放的下弯

[34] 在关于这本抄本艺术史上的分类、描写、确定来源与作者日期参见 Buberl, Nr. 236; Fank. S. 35: Fank. Catalogus. S. 156-158; zuletzt Mairold. Nr. 261 (nur 2. Teil; mit weiterführender Literatur).

[35] Fank. S. 35.

[36] 除了贝恩哈德主教外还有两位作者也参与了编辑，他们小写体以一种可辨认的方式被书写下来，第一位被分类入手稿的1r-81v，第二位在手稿的82r-141v

[37] 福劳使用的这种字体风格更低更灵活。

[38] Vgl. Anm. 24 und 26.

[39] Vgl. Bl. 15vb und 4lra-41rb.

[40] Vgl. Buberl. Fig. 172. 这些拥有进步特征的字体可以从字母h的曲折和与下一行相交的弯曲部分、向后弯曲的p与r的笔画或是弯曲并与下一行相交的r和f的主干中看出

[41] Vgl. Buberl. Nr. 235 und Fig. 172 这些首字母有扇形向外的螺旋卷须和强烈锯齿状、书写有力的与部分外翻的叶形装饰。die Grazer Handschrift 820 与 der Cod. 851 der ÖNB in Wien也展示了这些风格独特的首字母，更加精确的确定与分类将在之后的时间进行。

[42] Vgl. J. Weissensteiner. Tegcrnsee. die Bayern und Österreich (= Archiv für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e 133). 1983. S. 219-225; Mairold. Nr. 261 und 215. und zuletzt A. Sehe ich I. Studien zu Handschriften des 12. Jahrhunderts aus der Stifts[42]bibliolhek Admont (maschinschriftliche Staatsprüfungsarbeit am Institut für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sforschung). Wien 1989. S. 12 und 13

[43] Vgl. Anm. 79.

[44] Vgl. zuletzt Mairold. Nr. 215 (mit weiterführender Literatur), und A Scheichl Studien (Anm. 85). S. 12.

[45] Vgl. Buberl. Nr. 236: Fank. S. 32: Fank. Catalogus, S. 158: Mairold Nr 261 und Abb. 40

[46] Vgl. Buberl. Fig. 173. und zuletzt Mairold. Nr. 261 und Abb. 40，还有略微弯曲、笔画向左倾斜的圆形字母d，线条分明、略微僵硬的字母g，字母r结尾处向上翘起的小钩，弯曲部分近乎成圆形的字母s与f，以上这些都可以证明这一猜想，与此相对，阿德蒙特的字体明显更倾向于垂直。

[47] 这种情况可以参考：Cod. 21. 176r-176v或Codd. 167 und 179的小写体，这些引人注目的、部分相异的字体风格在福劳福音或福劳抄本中以及159号文本的第一部分（1.Teil von Cod.159）（至111v）所提前出现，并在此（13世纪）被续写。

[48] 当时的塞考修道士贝恩哈德是塞考写作学校的主要人物之一，那么贝恩哈德很显然也参与了塞考抄本的校对与修改工作。（例如在Hss. 83. 88. 384 a. 7,37,760,768,784,832 oder 1287 der ÜB Graz中有提到）

[49] 观察之下可以得到一系列线索：贝恩哈德担任编辑塞考弥撒的工作者（参考Cod.a VII 30 aus der Stiftsbibliothek von St. Peter in Salzburg oder im Clm 15809内相似的字体风格），这一事实在12世纪中叶得到了证实。关于当时贝恩哈德正待在塞考的证据，有一份1151年贝恩哈德在塞考撰写的证书。（vgl. Fank, Abb. 1）

[50] 塞考写作学校与萨尔茨堡大教堂教士会的从属关系有所不同，于此在抄本的装饰上反映出这种影响（vgl. etwa die Hss. 63. 68. 83. 88. 286. 444. 763. 770 oder 1119）。在此我对H.Zotter博士与他的同事对我在格拉茨大学图书馆关于手稿与古版藏书工作的协助与热情欢迎表示感谢。

[51] 目前这条信息只能通过暗示推断，若要清楚地呈现则还需要在以后的时间进行。

[52] 相似之处在于笔画弯曲处的强调、字体间的差异以及中部宽度的增加，159号文本第一部分的笔迹（Bl. 1r-l1lv）比Cod. 169. 95r-138r的小写体更加尖锐、更加富有冲击力。

[53] Vgl. Anm. 76

 

缩写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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