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ella成员性格分析：中日文化差异篇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岚珠、可可的加入让LL变得更加多元，不管是中西文化交融之地的东方之珠，还是繁华与时尚之都的上海，都给作品融入了不少新鲜感（指带来了很多乐子），角色们迥异性格的背后体现的正是中日两国文化的差异。

　　人的认知会受到成长和生活环境的影响，价值观也会不知不觉地被社会文化所牵引，这个过程就是社会化。

　　回顾历史，窥探古往今来不断更迭和发展的文化，然后再着眼当下，体会可可、岚珠的性格后便能看到很多有趣之处。那么今天，就来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形而上学者，谓之道　　

　　地域影响自然环境和气候环境，人的心理特征也随着不同的环境变化，产生了不同的社会生活方式，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形态。

　　中国文化起源于大陆性的农耕文化，资源丰富，地大物博，因此发展出了重视家庭主义的宗族制度，尊重历史、保守和注重经验的同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也表明我们更加关注精神世界和内省感悟。

　　冯友兰老师认为中国哲学（儒道佛）是用的负的方法，即真理难以言明，需要个人的体验和感悟，更偏重将超越对象归属内在的心源，要在感性的世界中自己去寻求真理（而不是信上帝）。同时，仁即在心，以人为本的儒家思想也对我们如今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日本文化起源于危机四伏的海岛文化，和地大物博的中国相比，他们的忧患意识非常强烈，为了繁衍存活，发展出了具有特有的坚毅的忍耐性、集团凝聚力和顽强生存精神，他们励精图治，灵活应变，善于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如学习大化革新前后的中国隋唐文化，明治维新时期的西欧文化和战后的美国文化。

　　虽然日本有选择地吸纳了儒和佛的思想，也有借鉴中国哲学的负的方法，但并没有将哲学意义的超越对象归属于人自身，至于归属了谁，你懂的。

　　正是这些起源和不断更迭的历史，影响着当今的社会文化。

阿恋：你管她这叫集体主义？

　　日本人对身边中国人有一种很普遍的评价：他们更加强调自己的想法，非常坚持自我的主张，不愿轻易妥协。

　　这点可可确实用行动表现了出来：面对香音一开始的拒绝选择“死缠烂打”，面对恋的阻拦要拉着香音一起退学“私奔”，被小千拒绝后又去找机会直接邀请她，还时不时地向香音强调这个事，不认同阿堇时就坚决不甩好脸色给她看。

　　这难道也叫集体主义？阿恋表示很疑惑。

　　那么，两国的集体主义究竟有什么不同？

（1）日本人的集体主义　

　　集团性质的集体本位主义是日本的立国之本，核心在于个人的价值观通过对集体的贡献表现出来，不重视个人的作用。正如日本的海洋文化那般，根源就只是为了集团的存活和发展。

　　在日本传统文化的家庭长子继承制中，长子能够同时继承权威和财产，成为家族/集团的掌控人，其他同辈则倾向归顺于长子，权威+财产的结合，形成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其他个人完全顺从，为集团服务。

　　同时，日本学习儒和佛，从儒中剔除了“仁”，吸纳了“忠”、“孝”、“礼”等思想，从佛吸收了“和”等思想，并通过祭政一致体制和神道国教化等政策，影响国民的价值观。

　　即便是“国家神道”被废除，受西方思潮影响现代化程度极高的今天，忠孝义之道，重视社会秩序，不强加自我意见和等级森严的上下级体系等依旧存在于日本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中国人的集体主义　　

　　相比于日本，中国的集体主义要复杂不少，它起源于宗族制度（家族主义）。中国传统家庭在继承资源时，权力和财产是分离的，提倡长子继承权力，诸子平分利益。

　　因此，在传统中国家族中形成了以“权力-利益均衡”相互制衡的体系，用于制衡的工具就是道德，血缘关系则是衡量此体系的边界。

　　中国人的集体主义正是在“权力-利益均衡”相互制衡的体系中得以体现的，均衡的四要素正是权力、利益、道德和血缘（关系远近）。四要素均衡时，偏向集体主义发展，万众一心；当利益不均衡时，偏向个人主义发展，个人主张自己应得（或想得）的利益，但仍然依附集体。

　　在第2话中，唐可可因学生会长阿恋不给放权开展偶像活动，得不到自己应有的权利，因此作为一名来自上海，在现代化思想中长大的年轻人，第一选择不是继续维持个人和学校集体“权-利益”的平衡，而是直接选择跑路，不再向学校寻求利益，打破了必须依附原集体的传统观念，表达出了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

　　但是这个想法没有得到香音的认同。作为日本人，香音更偏向顺从集体权威，即便利益分配不得当。可可没办法，做出了第二条选择：不与学校（集体）对立，而是归顺，但前提是利益分配均衡（中国文化），因此她选择号召群众，抗议权威者。

　　利益均衡的原则在中国传统制度中举足轻重，个人和权威者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紧张感，让中国人对权威并不信任，不认为利益是可以完美调和均匀的，自己总是有可能吃亏。而只要权威者分配不均，打破了权－利的平衡，个人就会不服，就要发声去限制权威，用道德在集体中声张自己的利益。

　　这种社会生活的潜移默化，不仅导致了中国社会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也导致了中国人式的个人主义，它让唐可可敢于在集体中站出来，号召群众为不公而斗争，纵观历史，这种事太常见了。

　　而在阿堇自暴自弃时，唐可可也是第一个站出来喊不服，一方面因为阿堇是大家选出来的C位（权威者），整场演出的核心，她必须为所有人的利益负责，她的任性退出可能导致集体的失败，进而影响可可自己；另一方面则是阿堇辜负了可可的期望，动摇到了可可个人的自尊。

　　换个角度说，在中国更强调集体的团结和个人的主人翁精神，强调个人的作用，和日本一样虽然都是为集体付出，但个人价值和真理不是完全由集体来定。就像老有人教导你：不要总听别人说，你要有自己的想法。这与视规矩为铁则的日本完全相反。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人定胜天”、“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等都强调了中国以“仁”为核心（其他道德次之）的道德观和人本主义思想，强调个人利益在集体中同等重要，人本身才是第一位，即便是天（权威或规则）也不可尽信，时代的更替也体现着民族不畏强权、生生不息的斗争精神。

　　即使是经过思想启蒙运动，在中西文化交融发展的今天，以人为本，由心出发与他人建立联系并推己及人的儒家思想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当下。

阿堇：这人称呼怎么改那么快？

　　对于可可如何称呼他人这件事，有日本朋友向我吐槽：可可对恋的称呼改得太快了吧，之前还是「あの女」、「この野郎」，现在马上就变成了「恋恋」，反差也太大了。其实，称呼背后反映的是怎么看待彼此的关系。

　　日本吸纳佛家的“和”与儒家“礼”的理念，平辈在集体中相对强调关系的平等和交往的分寸。而中国受古时宗族制的影响，强调远近亲疏，人际关系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跟你熟就会非常信任和接纳你，不熟的就比较冷漠避之，所以小圈子多。

　　因此，实际上是可可过于把自己人和其他人分得太开，有意区别对待。除了对阿恋，对阿堇也是，可可从一开始各种冷屁股贴她脸到直接叫她名字，这种快速的转变让日本人很难理解。

　　远近亲疏的人际关系准则在岚珠身上体现得也很明显，对自己人岚珠特别照顾和热情（如小霞），对一开始不喜欢的（如侑、同好会）则比较排斥冷漠，各种过不去，体现出的利益集体非常富有现实感。

香音：你好 谢谢 小笼包 再见

　　试想一个内向敏感的樱花妹默默无闻地走在大街上，突然碰到一个敲锣打鼓、热情似火的熊猫妹直接撞脸上，满口还是听不懂的中文，试问她会怎么做——QWERDF123，技能全交，跑！

　　第一话中可可与香音的对手戏很好地表现了另一个文化差异：熊猫妹的热情和樱花妹的距离感，背后体现的正是人情与规则的冲突。

（1）耻感文化

　　《菊与刀》首次用“耻感文化”这个词形容日本的社会文化，指人们受到外在的环境约束来使自身遵守道德规范，通过外在感受和反应来处理事务，注重社会舆论影响。

　　那么，我们中国也属于耻感文化吗？

　　仔细一想，好像是的，不然为什么各种圈子里都那么喜欢挂人呢，这说明社会中的我们也非常注重名誉，在意公共评价。但你看唐可可，这么社交牛逼的好像也没什么违和感，那么问题出在哪呢？原因就是我们对社会文化中“耻”的理解不同。

（2）日本“情面”与中国“人情”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礼义廉耻自古就是儒家主张的内容。

　　日本吸纳儒家文化后将之偏重在了规则之上（轻道德），形成了独有的耻感文化。忠、义、恩等也更加注重不可违背性。往小了说，这就是“情面”。

　　“情面”是日本人不得不履行的义务，它关乎日本人的荣誉，欠人情必须还。所以日本人不喜欢麻烦别人，不喜欢接受别人的帮助、恩惠，因为一定要还的。

　　对规则的重视，对履行“情面”等义务的压力，导致了人们之间的距离感。保持社交距离、遵守集体规则是日本集体主义文化的缩影。

　　然而中国却不是这样，儒家将道德归结于人自己的内心，关键还是在于人本身。人即生命，是有情的，“人情”与制度的相互影响是深远的，与当下社会文化的形成息息相关。

　　相比于死板的“情面”，中国的“人情”更灵活，情不是规则但更胜规则，情能连接你我他，中国的人情债不是必须偿还的义务，所以中国人有喜欢麻烦别人的一面，你来我往一来二去可以加深彼此的联系，从社交手段上来说就是“会来事儿”，深谙此道做到极致就是社交牛逼症x。

　　所以可可、岚珠社交时都非常热情，情感表达直率，对欣赏但不认识的人也比较自来熟，会有送礼和经常请客的习惯，叫我一声岚珠前辈我就热情招待随便你吃喝，这对传统日本人来说可能会难以接受，毕竟请多少我必须吃多少，而且吃这么多以后要还的啊，emm，除了花丸。

（3）被曲解的儒家思想和耻感文化

　　当下，儒家传统文化思想和耻感价值理念随着时代的变化被重新解读和诠释，孔子等作为理想主义者表达的思想难以完全和现实结合。同时，西方思潮的涌入为其注入了太多的功利思想，传统的耻感文化被异化成了面子文化。

　　翟学伟老师根据对面子文化的研究，提出了中国人脸面观的异质化理论，强调了个人的耻感由良心向面子转移的现状，造成了理想与现实观念的严重割裂，实际社会中要面子不要脸的风气大行其道。

　　但可可却恰恰相反，在现实与本心冲突之间，她毅然选择了后者，用心去践行了自己的梦想，知行合一，致良知，毫不愧对自己的本心，说白了就是头比较铁，但这才恰恰符合了儒家的初衷。

总结

　　可可、岚珠有着属于我们文化的性格特点，实质是反映了日本人眼中典型的中国人长啥样，背后也自然不可避免地贴满了标签：重视家庭、学霸、个人主义、自尊心强、结果主义、好面子、热情直率、喜欢熊猫......

　　至于上海，也许就如王安忆老师所说的那样：“上海的女性也不似看起来那般柔弱、婉约，她们的心里都是有股子硬劲的，否则你就对付不了这城市的人和事”。

　　李泽厚老师则提出了中国的乐感文化，强调了情本体为核心的文化思想。认为这种文化精神不同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存在，并赋予人参天地之化育的本体地位，从而培育了中国人自强不息、乐观积极的精神状态。

　　对于乐感文化，如果结合篇章最开始的所谈及的中国负的哲学方法，就更能体会到那条贯穿了古今的暗线，也才能用心看到情与感对我们文化的意义。

　　以人为本，乐天知命，实用理性。总之，活儿我们还是要整的w。

　　当然，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本文仅仅是抛砖引玉，还有很多没提到地方也希望大家能够分享和讨论，感谢阅读。

参考资料

[1]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 鲁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菊与刀[M]. 商务印书馆, 1990.

[3] 翟学伟. 中国人行动的逻辑[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4]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简史[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5] 翟学伟. 耻感与面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J]. 社会学研究, 2016, 031(001):1-25.

[6] 唐龙. 李泽厚乐感文化思想研究[D]. 广西师范大学, 2014.

[7] 唐敏. 浅析《菊与刀》中的日本文化[J]. 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20):86-88.

[8] 唐向红. 日本文化与日本经济发展关系研究[D]. 东北财经大学, 2012.

[9] 赵鸿忠, 王建新. 文化溯源:中日耻感文化之差异论析[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18, 34(06):130-134.

[10] 刘伟. 浅析"乐感文化"的主要特征[J]. 世界宗教文化, 2015(01):131-135.

[11] 金化. 中国与日本民族精神比较研究[D]. 华中科技大学, 2008

[12] 单正齐. 冯友兰对中西哲学差异之分析[J]. 江淮论坛, 2003(02):103-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