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空间、公共空间和家的辩证法 ——“只为给孩子更好的未来”

私人空间是这样一种空间——有所限制与规定的空间。例如一些餐馆，人们需要消费才能够进入和停留。然而公共空间并没有限制，它允许任何人进入——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毫无限制的、是无主之地，相反，它的限制正是无限制性本身。这也就是说，任何人进入公共空间都是合法的，而任何人将要给公共空间设定限制，将其变为有限制的私人空间，是非法的，是不符合公共空间的限制与规定的。

因而，我们看到了公共空间的自我悖谬的结构：公共空间的限制是它的无限制。

它比私人空间更为排他——它拒绝一切限制，不向任何人开放划地的权利；也因此更为开放——它正因这种排他，它向所有人敞开。它不是私人空间，属于某个人和某些人，受到一定的限制，局限在某一肠之内；它属于他者，一个异于所有人的他者；它的合法性并不像私人空间一样来自于这个空间的规定（想象一个餐馆老板说：“这里是餐馆，不吃饭不能呆在这里！”），相反，它就是合法性本身——这个自我悖谬地进行规定的结构，使得它不仅仅是一个空间，而是空间的空间化——它不需要依赖外在的限制来将自己作为一个空间而在，

它就是空间的划分运动，是空间敞开自己、空间化的力量。

公共空间的结构使得私人空间合法了；单纯的私人空间无法维持自己——流浪汉对餐馆老板说：“凭什么不让我进！”——私人空间自己无法维持自己的限制，而公共空间的自我划分、自我限制活动拯救了私人空间，为限制本身提供了辩护。

它使得空间不再堕入到一种规章制度建立起来的某个局域之中（对应着墙壁），而提供了一种纯粹的空间。

这种空间是空间本身，在历史上的对应物就是殖民地。殖民地是纯粹的土地，它不属于任何人，因而它可以属于任何人，也因此先到先得、能够被合法占领（即使一些原住民生活在那里）——殖民地单纯地是自然的，这就意味着它能够被人操弄。 公共空间的自我划分运动贯穿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并非两个东西，而是一个东西，它的真理是空间的空间化。

在这里，空间不再是单纯的空间，空间从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对立运动到“家”。

“家”是既不是公共空间，也不是私人空间；它是一种领地，是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无区分地带。

一家之主在其中不受限制，他就是限制本身——他有权容纳任何人，也有权驱逐任何人，同时有权在家里做任何事。他在家之外，也在家之内，他划定了家庭的界限。同时，处于“家”之中的，除了家长，还有流浪者。

流浪者与家长的处境相同，他被排斥性地纳入到“家”当中，处在一种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无区分地带

——“路”——任何人都能够处在路上，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将路占为己有；任何地方都是流浪者的家，而任何地方都不是流浪者的家，流浪者就是家的内部和外部的区分本身。在这一无区分地带之中，

家长和流浪汉，都是被排除的人，都是被排斥性地纳入到空间之中的人。“家”的这种内部与外部的无区分结构，同国家相同，在中国古代对应家国一体。

国家通过纳入性地排除它的外部来维持它的界限；国家处在内部与外部的无区分地带，它对自身的维持需要通过暴力（监狱、军队……）来维持，它处在不稳定之中、随时向外扩张（Russia＆Ukraine）。

家长的划定运动意味着家是通过驱逐来实现自身，这种驱逐运动划定了流浪者与家长的界限，划定了家的界限。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家长并非像封建社会中那样，是某个特定的男性角色，而是对家这一空间的占有，对房产的所有权。对这一所有权的支配是一种消极的自由，是空泛的否定、排他的自由，它对“家”的实现在于生产流浪者，将一部分人驱逐在家之外来维持自身。

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是流浪者，每一个人都处在外部与内部的无区分状态之中，每一个人随时都可能被驱逐。

家的这一自我区分的运动，意味着家并不能维持它同外部隔绝的内部性，家的外部（日常语境中说的“社会”）与其说是被隔离在家庭之外的外部，不如说是在家庭之中的外部。

家并不是惯常观念中的一个避风港，在一个人的幼年提供保护；外部是早已经侵入的——整个家庭在社会中的分工、经济地位早已渗透到家庭当中，塑造了家庭结构、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所处的位置

（一个例子：在家庭当中挣钱多和不能挣钱的地位完全不一样）。

因而家庭是社会在家庭之中的重复，它并不是单纯靠亲情秩序维持起来的，甚至要说，这种亲情早已经被社会塑造了

，大部分家庭问题就是社会问题（之前一群学生闯进直播间骂老师，后来那个老师死掉的新闻，根本就不是家庭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社会在生产出这些穷屌丝、这些面目可憎的人）；在学校之前，在婴幼儿同亲人的接触、互动过程之中，已经在进行社会对人的塑造、教育，这也是为什么孩子许多时候无法理解父母，并不是因为任性，而是不承认社会秩序对于人的宰制，这是孩童的超越性所在，在这种天真之中，人们看到一种新的东西在发出微弱的光（不过，这种超越性是无力的，他将在尼采的精神蜕变的三种形态的最后一个形态——孩童——之中重新回归）。

应试教育承载了人们对于孩童之超越性的期望

。别的国家什么情况我不知道，至少在中国，许多人付出一切，为了“不让孩子过上自己这样的苦生活”。他们在社会中位于较低的地位，转而寄希望于应试，幻想创造一种隔绝了外部社会的家庭，即为孩子不惜一切为孩子创造更好的教育环境，趁孩子还未进入社会（保有他对社会漠不相关的纯净性）的时候，使得自己的孩子能够同其它人处在相对平等的竞争之中能够实现跃迁，创造未来。

这种对于未来的希望本身是对未来的背叛，它做的不过是将这种期望一代代地传递下去，让同样的历史不断地重复

（可以看看科塔萨尔的短篇小说《一朵黄花》）。一个家庭处境艰难，是一个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并不是什么村子里考进一个两个清华能够解决的事情。中国家庭中的父亲普遍是阳痿的（精神分析意义上），他们无法成功地扮演家长的角色，却又渴望改变，只好眼巴巴地望着高考，望着好像充满纯真的、拥有超越社会秩序力量的孩童来让未来在空中绽开。仿佛中世纪壁画当中一个个病态的人围绕着奇迹般的、纯洁的圣子。一个父亲不应当只是期盼，而是应当做一个范型，作出自己的决断。

未来不在下一代，未来就是现在。

12.24.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