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原理
在货币理论家那里，通货膨胀是一个自然现象。只是，我们总不能就此去求助自然科学家。按照定义，通货膨胀是指货币发行量超过流通中实际所需要的货币量而引起的货币贬值现象。我们必须对这个文本的描述进行追问，什么是“实际所需要的货币量”？商品流通对货币的需求量为什么在基期价格不变的基础上运算？
我们的问题是，短期内的通货膨胀可以有各种原因，但在经济史视域中的长期通货膨胀是为什么？也就是说，为什么每一个经济期间的货币发行量都持续的大于所谓实际所需的货币量？如果基期价格衡量就是实际所需的货币量，那么，多发的货币量为何不会在供给量增长之后使价格回落，或者说，的经济史中为何通货膨胀和通缩紧缩不对等？这违背了所谓的供需函数规律。
我们是否应该指责政府不停的超发货币？问题在于，政府为什么要不停的超发货币？或者说，基于基期换算出来的货币量的货币政策对商品流通和经济增长是否就更有利，没有任何理论依据。那么，何种货币政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它就是社会实际所需的货币量。问题不在于抽象性的本质，而是货币与商品的实际社会关系，这是一个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问题。
商品流通的过程中，对货币的需求量取决于流通性，而非是供给量。长期来说，货币的发行量和需求量一定是平衡的，换言之，货币总供给量的增加的倍数大于商品总供给量增加的倍数，我们只能承认作为生产方式结果的客观性。
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性当中，我们可以使用劳动时间单位的价格，作为商品与货币之间的自然联系。因为，在组织劳动的经济生活范畴之外的抽象货币性与绝大多数家庭完全无关。因为，货币自身的单位设置是任意的，但与商品的价格关系受整体的经济活动所决定，作为中介的等价衡量方式，在货币两端是一个价格与另一个价格的关系。在另一端，所衡量的价格是时间单位的劳动工资。这是两个变量，并且有自身的联系。
一种庸俗的理解方式把工资和物价的同时上涨理解为安慰，但在经济史中经济周期的连续，工业化生产的大宗消费品的总价格，和工资的总价格基于完成商品流通必须有一个最低比例。当这个比例失衡时，大宗商品的流通必然会出现通货紧缩。而当总工资长期低于总商品价格时，缺失的这部分价格，会导致社会出现一个特殊群体，他们通过各种组织犯罪活动与有产者进行寻租交易。可以看到，这些组织犯罪活动本身是合理化的经济范畴之外的东西，但是，因为经济范畴自身的不合理，即总工资和总商品价格的比例失衡问题，犯罪活动获得的一部分货币成为了一种商品流通的补偿性的增长方式。
在这种经济体系当中，往往没有打开海外市场。但在国内经济规划中，对工资问题的考量，事实上依旧是在迷信李嘉图的学说。但问题在于，李嘉图所处的时代与当今时代已经发生了生产方式的本质变革。
商品经济的二重化，并非是一个均质的增量过程。在李嘉图之后，马克思所遇见的是十九世纪末新的产业资本的崛起。所谓商业资本，它最早体现出来了商品经济的二重化——不再以独立的物体为依托的组织经济活动。今天我们使用的第三产业，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在商品经济中，非直接生产商品的劳动和经济活动是如何完成价格化补偿？马克思的答案是利润平均化。
在二十世纪中，利润平均化的方式主导着工资与物价的关系。它表现在工资中是科层制薪资的差异化增长，表现在物价中是通货膨胀率。剩余价值再分配的学说能够清晰的解释这个问题。（关于剩余价值再分配的观点，参见于手稿部分2022年1月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笔记）
我们的分歧在于利润平均化的让渡，并非是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基于不变的货币价值量，以低价的方式交易。而是说，商品与货币的关系的不稳定性，利润的让渡依赖于在李嘉图意义的工资之上附加一部分剩余价值，以商品物价上涨的方式补偿第三产业的劳动和利润。然而，这部分附加于工资的剩余价值，导致一切产业内的劳动力的价格上涨，它以成本的方式再次反映到物价之中，又进一步的推动利润平均化过程中长期的物价上涨。
我们去除不变资本和其他无关因素来考察这个过程。
在商品的产业资本的生产价格为1的基期中，假设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利率都为10%，则最后的商品价格为1.1。我们知道，剩余价值再分配的方式使这0.1的价格以持有在工资的方式在交换环节支付，因此，它会导致产业资本的可变资本即总工资从0.9附加上0.1。于是，在新周期中产业资本生产同基期的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上涨为（0.9+0.1）*110%=1.1，经过商业资本之后的总价格为1.1*110%=1.21。这部分利润（0.11）又继续推动下去。
所谓良性的自然通货膨胀率，有观点认为在3%左右。本质上，这部分是基于利润平均化的需要来考察社会实际对象，而非是数字3%的奥秘。过往的主流经济学除了观察到了现象之外，完全无知。
我们知道，今天的新产业的样态是无比复杂的，这需要在商品-货币-资本的整体关系中考察。在资本中最早体现出来的是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的分离，反映在商品之上是使用属性和显像属性的分离，而显像属性在商品中的显像价格使对应的劳动得以进入社会化的分工组织的经济范畴（例如，传统家庭内部劳动与现代服务业、教育和科研），这部分经济活动逐渐具有独立的资本形式。基于商品经济的二重化，我们把所有的样态理解为实体的两种属性：商品经济或显像经济。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史当中，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从传统自然经济分离出来又再次将之统一，而显像经济的各种要素也开始发生分离。
在传统的拜物教的生产方式当中，也就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统一的过程中，商品流通的方式将自身一份为二，一种是普通消费品，一种是特殊消费品（奢侈品）。前者在工业流水线上产出，我们知道，这个部门的总工资永远不够支付这个部门的总商品的价格。作为大宗的普通消费品，有产者并没有更多的量的需求。因此，在普通消费品的基础上，不停的附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劳动（服务的、文化的等等，以及在早期尤其需要而外价格来哺育发展的运输业），这些劳动依旧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只是观念与对象的联系显得无比复杂。这些劳动力的价格刚好用来补缺普通消费品的价格。但是，整体的经济发展趋势会使一切特殊消费品普通化。例如汽车、电子产品、连锁餐厅等等，一开始作为特殊消费品仅供部分人消费，这部分价格在补偿完研发、固定资产和管理技术的成本之后不仅不会进一步“通货膨胀”，而是在会计学意义上的单位成本递减中降价转换为普通消费品。也就是说，经济史视域中总是由社会的总工资来支付总商品的价格。
二十世纪是生产方式转型的关键。在工业部门，泰勒制用三分之一的工资换来了三倍的效率产能。我们知道，管理技术和组织科学在现代科层制中具有极强的社会流溢性。在美国对整个工业部门产生了普遍的影响，它的总产能与总工资不成比例的增长了。同时，在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和特殊消费品的部门并没有发出去更多的工资；在组织化的生产方式的各项要素中工资又没有组织化的议价权，最后，泰勒制以一种客观方式产生了二十年后的大萧条。
我们同时回顾经济史里的经济和思想史里的经济学。尤其北美地区的新教社会，为应对剩余价值学说产生的新教伦理危机，以反对马克思的各种方式拼凑出的主流经济学只是一场教义学的保卫运动，但这种东西在面对社会真实的经济领域时给不出任何参考性的意见，因此，整个资产阶级事实上依旧在奉行教条的李嘉图主义。核心问题在于，工资是否能够完成商品经济的流通，以及是否能够在显像经济出现之后完成利润平均化的剩余价值的再分配。我们知道，在李嘉图的学说中低工资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必要途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这种方式注定的不可持续，商品流通必然产生经济危机。
似乎，在全世界的后发地区，只要不解决经济学的理论问题，都不会认识到提高普遍工资对经济发展的必要性。但是在经济史学中，这是经济合理化的自身范畴的必然性。换言之，高福利和高工资并非是一种价值理性，而是工具理性自身客观结果，只是因其在理性能力的有限性导致了它从社会性上来自另一种力量的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