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诛杀少正卯的是非与有无，从南宋的朱熹算起，其论争也有八百多年了。如今的相关论文与著作，仍跟水一样涌出来，各持一端，谁也不服谁。这样下去的话，即便是再嚷个八百多年，恐怕也没有定论。对于勤谨的进步青年而言，这固然是很头疼的，因为时代越往后，嚷的人越多，他们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须看的材料就越繁杂，而现在又是“文籍虽满腹，不值一囊钱”的时代，一番掂量之后，大概就没几个人愿意耗费精力去索解了。而在这纷嚷中，能够获益的人大抵就是那些体制内的学院派了，即便胡说一通，也不要紧，反正论文发表了，凑够数了，总能成为教授的。

我不是学院派的人，也无福去吃体制的饭，即便写再多的文章，也成不了教授的。那么，为什么我还要来凑热闹呢？起因回想起来简直有些可笑，就是因为随手翻看匡亚明先生的《孔子评传》的时候被气着了。匡亚明先生，似乎是一位很受学界敬重的老前辈，做了不少嘉惠学林的好事。可是人好，不代表他的著作就好，就高明。要不然，我怎么会被气着呢？

肚子里有气，就得做点事，让它宣泄出来。于是我就顺着匡亚明先生的《孔子评传》，陆陆续续找了不少有关孔子诛杀少正卯问题的论文与专著来看。结果怎么样呢？看得越多，心里就越是失望。一些颇有声望的学者，比如梁启超、钱穆，对这个问题所做的辩护，简直是胡说八道，一派胡言。然而就是他们的胡言乱语，今天依然还有不少学者奉为圭臬。我知道，是时候做点事了。

我当然很明白，自己今天写的文章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终结这个话题的。倒也不是说对自己的文章见解缺少信心，而是知道后来的人还在排着队做教授，他们爬上去需要论文垫脚，所以，后来的人是会继续嚷下去的。不过也不必担心，这等货色是很浅薄的，他们的伎俩来来回回也就那几样。今天，我打算这么做：先把那些常见的疑难问题逐一分析，看看那些强行为孔子辩护的人犯的是什么失误，然后我再精选一些有代表性的论述来逐一反驳，看看那些辩护言论到底为什么不能信从。

一、孔子诛杀少正卯之事，《论语》、《左传》不载

我们读古书，应该奉行这样两个基本原则：

如果你要质疑古书的记载，那么，你就摆出证据来证明其记载不可靠。如果没有坚实的证据可以推翻它，那就必须“姑且先信它”，切不可单单凭据自己的感受去质疑它。自己觉得不可能，太荒唐，就说古书记载是假的，这很不妥当。此其一。

古书流传到今天的，已经很少，古人能看到的大量书籍，我们今天都看不到了。因此，现存古籍里面记载着的，我们可以据此说“有”；现存古籍里没有记载的，我们决不能据此说“无”。举个例子，《论语》里记载孔子为颜回的早逝而痛哭流涕，我们可以据此说孔子也是会流泪的，也是会哭的；《论语》里没有记载孔子睡觉的时候磨牙，《左传》也没有记载孔子放屁，我们就不能据此得出结论说：孔子睡觉的时候一定不会磨牙，孔子活了七十三岁也从来没有放过一个屁。

一言以蔽之，就是现存古籍可以“证有”，不能“证无”。此其二。

你也许会觉得我讲这些原则有些可笑，这难道不是常识吗？嗯，是常识，问题是那些专家学者、国学大师们往往连这样的常识也没有啊，你敢相信这是事实？

比如你看匡亚明老先生的说法：

孔子诛少正卯，仅见于《荀子·宥坐》、《史记》、《孔子家语》等书，不见于《论语》、《春秋》、《左传》等所谓“经传”。虽不能说凡不见于《论语》、《春秋》、《左传》等书的，都不真实，但像孔子诛少正卯这样的大事，竟不留一点记传痕迹，是不可能的。（《孔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0年12月第1版 第59页 ）

看见没，匡亚明先生以一己之力，把上述的两条基本原则全犯了一遍。他自己说了，孔子诛少正卯的事，见于《荀子·宥坐》、《史记》、《孔子家语》等书，然而这些书的记载为什么不可信，他却闭口不谈，直接默认这些书的记载全是不可靠的。也是，他能有什么证据呢？要是真有证据，早就一一列举出来了，何必在这里大发有违常识的空谈！说白了，不是这些书不可信，只是他不愿意相信孔子杀了少正卯而已。等到他论证别的问题，《荀子·宥坐》、《史记》、《孔子家语》等书出现了有利于他的文本记载，他马上又会觉得这些书非常可靠了，你信不信？

更让我倍感恶心的是“虽不能说凡不见于《论语》、《春秋》、《左传》等书的，都不真实，但像孔子诛少正卯这样的大事，竟不留一点记传痕迹，是不可能的”这一句。你看，他明明说了“虽不能说凡不见于《论语》、《春秋》、《左传》等书的，都不真实”，可是他接下来怎么做的？就单单凭着孔子诛杀少正卯“不见于《论语》、《春秋》、《左传》等书”，就说这是“不可能的”了。换句话说，就因为孔子诛杀少正卯“不见于《论语》、《春秋》、《左传》等书”，所以见于《荀子·宥坐》、《史记》、《孔子家语》等书的记载就都是不可靠的了。

这样的推论。

这样的学者。

这样的前辈。

你让我们这些青年后学说什么好呢？说你不好吧，分不清是非的善良庸才们会骂我仗着读了数十卷书就在这目中无人、凌忽长者；闭着眼夸你吧，对我自己也没有好处，还搞坏了我的人格。算了，今天天气哈哈哈。

为孔子洗地的人，大多数都把“《论语》《左传》不载”视为一个有力的论据，其实这个论据乍听起来好像有几分道理的，是不是？可是如果我们不顺着这帮家伙的思路去想，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就不难发现，这个所谓的论据其实挺荒唐的。

《论语》是什么书？孔子死后，弟子和再传弟子们整理的以孔子言论为主的文献汇编。

《论语》是孔子的年谱吗？不是。跟孔子毫无关系的东西也会记载在里面，比如《尧曰篇》的前半部分。

《论语》记载孔子的言行，都是很重要的吗？不是，孔子吃饭穿衣啥的也记载了一大堆，比如《乡党篇》。

有关孔子的重要内容，《论语》都记载吗？不是。孔子的出生，重要吧？孔子收徒的真实数量，重要吧？孔子曾经大病一场，差点死掉，子路都给他准备后事了，他得的是什么病，重要吧？孔子整理过哪些古籍，重要吧？孔子见老子，都说了啥，重要吧？孔子的临终遗言，重要吧？《论语》就都没有记载。

你看，《论语》这书，孔子的事，记了；不是孔子的事，也记了。孔子的不重要的事，记了，而孔子的重要的事，又没有全记。那么，你说孔子杀少正卯这事儿重不重要呢？如果你说不重要，那孔子弟子不记不是很正常吗？如果你说很重要，可是《论语》对孔子重要的事情本来就没记全，别的要紧事能漏掉，为什么杀少正卯这事儿就不能漏掉呢？

《左传》就更不必细说了，跟孔子关涉的内容本身就非常少。如果说《左传》没有记载的孔子相关的内容就靠不住，那么，《论语》的记载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左传》没有的，是不是《论语》的记载也靠不住了呢？可能有的人会不高兴，说：“嘿，你怎么可以用《左传》去推翻《论语》呢？”有什么不行的呢？反正逻辑都是一样的，这书没有的你就说是不可靠的。《论语》和《左传》也没有记载孔子的母亲叫啥，而其他书说名叫颜徵在。这一定是假的。为什么呢？《论语》和《左传》没有记载。“虽不能说凡不见于《论语》、《春秋》、《左传》等书的，都不真实，但像孔子母亲名字这样的大事，竟不留一点记传痕迹，是不可能的”。

二、孔子诛杀少正卯，与《论语》记载的孔子言论有抵牾

在探讨孔子诛杀少正卯这事儿是否与《论语》的记载有抵牾之前，我们先来研究另一个好玩的问题，那就是孔子到底是不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

洗地的人笃爱《论语》，那我就用《论语》的材料吧。

1.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篇》）
2.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篇》）
1.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篇》）
2.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

1.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篇》）
2.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论语·八佾篇》）

第一组，孔子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其实这个意思，《论语》里面记载了不止一次，比如《宪问篇》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里仁篇》的“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可见孔子是经常对弟子们说类似的话。

说这类话，自然是勉励弟子们的，可是他自己失意的时候，感觉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也会“患人之不己知”，也会发牢骚。“莫我知也夫！”——多么深长的慨叹！

第二组，孔子说“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我们听了觉得很棒，可是我们看到《乡党篇》，弟子对孔子生活的记载，我们就不免摇头，觉得孔子说的话，他自己也没有做到。什么叫“色恶，不食”？就是颜色不好看的，不吃。什么叫“臭恶，不食”？就是味道比较重的，我估计是类似大蒜、韭菜之类的，这类玩意儿不吃。什么叫“失饪，不食”？就是烧菜的人厨艺不好，孔子觉得不正宗，就不吃。如果你翻完《论语·乡党篇》，你会发现当孔子的老婆贼累，太难伺候了。孔子对吃的要求这么高，你觉得他能接受所谓的“恶衣恶食”？说真的，我信日本夏令营、德国下水道我都不信孔子这句话。

第三组，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可是我们看他对季氏旅于泰山这件事的着急程度，以及对冉有说的话，就不难知道，他其实算是“不在其位，亦谋其政”了。怎么知道孔子当时不在其位呢？如果孔子当时在其位，早就坐着马车去见国君了，怎么可能还在这里问弟子冉有“你有办法劝阻他吗”？还有，陈成子弑简公，这是齐国的事，人家齐国的大臣们都没怎么样，身在鲁国的去官家居（“从大夫之后”）的孔子反而比谁都上心。那么，这时候的孔子在“其位”吗？不也照样“谋其政”？

这三组材料，是我写文章的过程中临时随手翻《论语》找出来的，如果多花点时间去通读对比，我相信一定可以找出更多的例子来。不过不要紧，这三组材料已经足够证明孔子不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切记，注意，我不是在力求证明孔子的品德不好，我只是要向诸位证明：孔子自己说的话，跟他自己做的事，有时候会有对不上的情况。

洗地派学者们常常举出《论语·颜渊篇》的这一章，用来证明孔子不会杀人：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看了《论语》的这一章，就说孔子不主张杀人是吧，那我们看看洗地派学者们同样看重的《左传》是怎么记载的：

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

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

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左传·昭公二十年》）

引文有点长，如果嫌麻烦，那就只看重点句子好了。对于子大叔“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这件事儿，孔子赞叹说“善哉”！什么是“善哉”？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好啊”，跟我们平时讲的“干得好”、“干得漂亮”是一个意思。你看，“尽杀之”这三个字告诉我们：一，杀的人不止一个；二，杀光了，一个活口也没留。然而这样的做法，我们的大圣人孔子拍掌叫好。

这样看来，《左传》的这段记载，是不是跟《论语》的记载相抵牾了？这再次证明了孔子的话不能一味地轻信。我真担心洗地派的学者会硬说《左传》的这段记载不可靠。可是这样一来，新的问题又来了，之前你们说孔子诛杀少正卯的事，《论语》《左传》没有记载，所以不足信，可见如果《左传》记载了，你们就会信的，也就是说，《左传》这部书的记载你们认为是可靠的。现在怎么又觉得不可靠了呢？

以上，我证明了即便孔子诛杀少正卯的事与《论语》的记载相抵牾，也不足以推翻其真实性；接下来，我要用《论语》的材料来进一步论证孔子诛杀少正卯的合理性。换句话说，我要用《论语》来证明孔子诛杀少正卯是合情合理的。

《荀子·宥坐》记载：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
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
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日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有论文说，梁启超、冯友兰、郭沫若、张岱年等名头很大的学者都曾考证《荀子·宥坐篇》出于魏晋人之手。虽然我还没有看到这几位的相关论著，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结论今天看来都是很掉声价的。在《荀子·宥坐》之后，记载孔子诛杀少正卯的有陆贾《新语》、刘安《淮南子》、韩婴《韩诗内传》、司马迁《史记》、刘向《说苑》、王充《论衡》等一系列著作。如果是魏晋人伪造的《荀子·宥坐》，那么，其中记载的孔子诛杀少正卯的内容怎么会跑到上述的一系列著作里面去？难道这些书也是魏晋人配套伪造的吗？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任何坚实的材料可以证明《荀子·宥坐》靠不住。有学者考证，说这篇《宥坐》跟《荀子》的其他篇不太一样，应该是荀子的弟子整理成文的。这种看法，我也基本赞成。可是，重点来了，一些糊涂虫单凭《宥坐》篇不是荀子的亲笔，是弟子后学整理的，就下结论说它记载的孔子诛杀少正卯的内容不可靠了。荒唐！弟子整理的文本就等同于假货了？《论语》不也是孔子的弟子们甚至再传弟子们整理的么？你敢据此得出结论说《论语》不可靠吗？

因此，在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荀子·宥坐》内容不可靠的情况下，我们就要遵循前面提到的那两条基本原则，对《荀子·宥坐》的内容要“姑且先信它”。等啥时候考古学界的专家学者们刨坟刨到了好宝贝，为我们贡献了新的证据，我们再来重新探讨其可靠性也不迟。

在《论语》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是相当的厌恶“佞”。“佞”是什么意思呢？能言善辩、能说会道也。《荀子·宥坐》里面，孔子罗列了少正卯的五条罪状，其三是“言伪而辩”，说白了，就是“佞”。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论语·先进篇》）

子路，给我们的印象其实更多的是勇士，而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实际上，子路先生也确实不善于口才，据《左传》记载，子路在卫国发生内乱的时候，孤身救主，结果不善言辞，三两句话就激怒了敌人，最终惨死。而且我们从《论语》的这一章来看，子路也谈不上什么诡辩啊，只是单纯地说出自己的看法而已，而且就只是区区的一句话，这都让孔子看成是“佞”了。由此可见，孔子平时是何等地厌恶“佞者”。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篇》）

如果说上一章还只是涉及孔子平日里对“佞者”的态度，那么，这一章可就真的实打实地给我们展示了孔子在执政上对待“佞人”的态度和做法。“远佞人”，是自己躲开“佞人”，不跟他们共事吗？不是，因为“颜渊问为邦”，问的是治国方法。总不能自己执政的时候遇见佞人就引以为耻，然后辞官回家或者缩进山林里吧？所以，走的只能是“佞人”。所谓的“远佞人”，就是“使佞人远”，讲人话就是“斥退佞人”。

刚才我们也讲了，所谓“佞”，只是口才好而已，人品不一定就坏。子路的人品没问题，反驳一句，孔子就已经表示厌恶了，如今少正卯“言伪而辩”，对比看一下，不仅仅是“佞”而已了，还“伪”了。如果子路先生的“佞”算作第一层级的话，那么，少正卯仅仅凭借孔子列举的第三条罪状“言伪而辩”，就能立马升到第二层级了。“远佞人”，意味着孔子主张执政的人对于第一层级的“佞人”都要在斥退之列，何况是第二层级的少正卯呢？除去第三条罪状之外，还有四条，累计起来，少正卯是不是可以升到第六层级？这么高的层级，可谓罪大恶极矣，仅仅是斥退就能完事的？如果斥退少正卯还不行，你觉得应该怎么做才能绝了后患？

聪明如你，肯定想到了那个可怕的答案，那就是：做了他。

但是一定会有很多人不愿意相信孔子会选择这么个答案。为什么呢？我们下一章节接着讲。

三、洗地派学者们忘记了孔子的政治家身份

政治，凶事也，不可不慎。在古今中外的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一方，结局往往都很悲惨。即便是在法治昌明的现代社会，斗争的本质也没有丝毫改变。如果你不信，就看看韩国的总统吧。如果翻开《左传》，那就更血腥了，动不动就闹出人命，甚至还有灭族的。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世道乱得远超我们的想象。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政治斗争只会比今天更凶险。孔子吃那碗饭，他不知道吗？孔子列举少正卯五条罪状，还说“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可见彼此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如果孔子不“朝七日而诛少正卯”，可能到了第八天早上，孔子就会成为东方的苏格拉底。——被人弄死。

在梁玉绳的《史记志疑》里，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的腐儒们就孔子诛杀少正卯的问题说过不少蠢话，比如：

明张时彻《皇明文范》有陆瑞家《诛少正卯辨》，其上篇略曰:“昔季康子问政,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岂有己为政未满旬日，而即诛一大夫邪? 卯既为闻人,亦非不可教诲者,何至绝其迁善之路,而使之身首异处邪?鲁季氏三家、阳货,奸雄之尤者,司寇正刑明弼,当自尤者始;尤者尚缓而不诛，诛者可疑而不缓,两观之鬼,不亦有辞于孔氏哉?不告而诛,不啻专杀大夫矣,圣人为之乎?凡此皆涉于无理,故不可信。”

这种蠢话，跟今天的傻白甜们为罪犯喊出的“那就用爱感化他呀”有什么不同？“卯既为闻人,亦非不可教诲者”，看看这话，这就是全然忘记了孔子作为政治家的身份，对政治斗争的认知也是一片苍白。从南宋的朱熹开始，孔子的身份就开始单一化了，被他们塑造成一个一天到晚讲“仁”的儒家大圣人。出任鲁国大司寇，诛杀少正卯，这种事情跟他们想象出来的仁慈的大圣人形象不吻合，简直就像佛门弟子听到人家说佛祖当众抡拳打死了一个吸毒犯一样，接受不了。因此他们就不管有没有证据，先乱疑一通，把水搅浑。这一招也的确见效，一些读书不认真的中间派就入局了。其实朱熹自己也摇摆不定，他在《舜典象刑说》中说：

若少正卯之事,则予尝窃疑之。盖《论语》所不载,子思、孟子所不言,虽以《左氏春秋、内、外传》之诬且驳,而犹不道也;乃独荀况言之。是必齐、鲁陋儒,愤圣人之失职,故为此说,以夸其权耳;吾又安敢轻信其言,而遽稽以为决乎?聊并记之,以俟来者。

可是在他最为重视的《四书章句集注》的《论语序说》里面呢，又明确写着“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摄行相事，诛少正卯，与闻国政”。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一书中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到老了都还在不断地修订。可见，朱熹他自己到老都是相信“孔子做了少正卯”这件事的。而后世的那些腐儒们呢，《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科举的基本书籍，他们按理说是烂熟于心的，再不济也不至于没看过，可是他们就装作没看过一样，然后说朱熹已经论证明白了，孔子诛杀少正卯这事儿是假的。

朱熹是首先质疑孔子诛杀少正卯的，算是洗地派的老祖，可是他自己后来反水了，徒子徒孙们却不知道。——真是有趣。

四、孔子为什么不先教化少正卯，何必一上来就杀人？

你以为孔子是如来佛祖吗？袖子往坏蛋脸上一挥，坏人就变成好人了？孔子怎么教化少正卯，跟日本动漫《火影忍者》里面的鸣人一样，嘴遁吗？

如果孔子说话真有那么好使，他为什么不直接去教化三桓，让三桓归政于鲁君？季氏“八佾舞于庭”的时候，孔子气得肝疼，说“是可忍，孰不可忍”，都这样了，他怎么不跳上马车去季氏家里好好教化一番？

如果孔子说话真有那么好使，鲁国君臣中了齐国的糖衣炮弹，沉迷女乐，三日不朝，他为什么不直接去教化他们，让他们励精图治，把鲁国政局搞得倍儿棒呢？

如果孔子说话真有那么好使，听到陈成子弑齐简公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远赴齐国，对陈成子教化一番呢？他为什么急急忙忙跑去劝说鲁君出兵呢？打仗，那得死很多人的，孔子是大圣人啊，一天到晚讲仁的大圣人，怎么会残忍到这地步，为了齐国人的事而让鲁国的百姓去送死呢？洗地党们，你们怎么看？这事儿可是《论语》、《左传》都赫然记载着的。

可能有人会说，不对，子路不就是孔子收服的么？

也就子路重修身而已，真要遇到刺头了，孔子的话根本不好使。

还记得《论语》的这一章吧：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篇》）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弟子们说“可以速矣”，足见当时的情形之凶险，再不跑，可能就真的出人命。这个桓魋为什么要这么对待孔子呢？说到底还是政治斗争，他担心孔子在宋国从政，威胁到自己的利益。孔子怎么不教化桓魋呢？

其实，孔子的话，即便是对自己的弟子而言，很多时候也不好使。也就是说，孔子连自己的弟子都很难教化，更何况是异想天开地去教化自己的政治对手。不信是不是？那就直接上《论语》。

1.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论语·公冶长篇》）

孔子让漆雕开去做官，结果漆雕开没听从他的话，不肯去，好在他会说话，要不然，估计也会跟子路一样挨骂了。

2.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济富。”（《论语·雍也篇》）

孔子明明说了“与之庾”，结果冉子还是嫌少，直接给了“粟五秉”。五秉究竟有多少，今天已经闹不明白了，不过我们知道孔子的话弟子没听就是了。

3.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论语·子罕篇》）

前面子路让子羔去做官，孔子反对，子路顶嘴，是不听孔子的话。这一章，则是子路第二次不听孔子的话了。孔子平日里肯定是教导弟子们要遵循礼制啊，对不对？然而子路“使门人为臣”的做法就违礼了。子路不听话，孔子病情稍微好转就开始批评他了。

4.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论语·先进篇》）

颜路要给颜回搞个外棺，这是有违孔子主张的，还打起了孔子马车的主意。这也是不听孔子话的表现。

5.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论语·先进篇》）

颜回的身份，死了不宜厚葬，孔子明确反对，说“不可”，然而门人并没有理会孔子的话，还是给颜回厚葬了。

列举这么多，相信已经足以证明，孔子的话并没有腐儒们幻想的那么好使。弟子已经够亲近了，尚且如此，何况是政治斗争中的死敌呢？

五、孔子诛杀少正卯，真的很难办到吗？

清人崔述在《洙泗考信录》一书中这样说：

春秋之时,诛一大夫非易事也,况以大夫而诛大夫乎?孔子得君不及子产远甚，子产犹不能诛公孙黑,况孔子耶?《家语》又载孔子言云:殷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管仲诛傅乙，子产诛史何。按尹谐等五人之诛，不见《经》《传》，皆不足信。管蔡欲危王室,亦非卯之比也。

你看崔述的这段文字，他不说《荀子·宥坐》的记载有什么硬伤，也不说《史记》、《说苑》之类的著作有啥问题，只是拐弯抹角地说杀一个大夫不容易，然后又用子产杀不了公孙黑来类比孔子也理应杀不了少正卯。而且他为了给孔子洗地，连司马迁的《史记》也一票否决了。他说“按尹谐等五人之诛，不见《经》《传》，皆不足信”，周公诛管叔，《史记·管蔡世家第五》明明白白地写着“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迁之，与车十乘，徒七十人从”。然而有什么用呢？铁了心的崔述就是不认账，他只认《论语》《左传》之类的经传。

前面已经讲过，孔子是相当的厌恶佞者的，而少正卯又到了第六层级，已经远远不是斥退所能解决的人物了。一些善良的庸才们说，人家少正卯明明啥坏事也还没干，怎么就动起刀子了呢？还有人说，少正卯顶多也就说了些不合时宜的言论罢了，能有多大事？非得搞死人家？进而推断孔子不是这样的小人，最后得出结论说孔子诛杀少正卯之事不可靠。

《荀子·宥坐》已经记载得很清楚了：

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

如果这段文字还不足以证明少正卯可能产生的危害，那么，我又要搬出《论语》了。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篇》）

看见没，孔子说的“利口”，就是“佞人”，亦即能言善辩的家伙。“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足见在孔子看来，“佞人”是会“覆邦家”的，是会颠覆政权的。还有什么威胁是比“覆邦家”更严重的？如果你来执政，你看到一个很可能会颠覆邦家的政治对手，你会怎么做？用爱感化他吗？还是说关押起来不杀？还是说流放到其他诸侯国去？别忘了，逃亡到别国，然后带兵杀回来，或者收买刺客回来复仇，这种例子在《左传》里可不少啊！你要试一下吗？

孔子是个有勇有谋的政治家，他没这么愚蠢，所以他动手了。

而《论语》的这一章，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一旦孔子有机会，诛杀“利口之覆邦家者”是完全可行的。

这样讲，可能还不够充分，我相信一定会有顽冥不灵的洗地派学者会死死咬定“杀一个大夫很难”这个点来继续洗。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记载：

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
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日:“诺。”具左右司马。会齐侯夹谷，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蘑旄羽祓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柰何?”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质。”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

比较一下，在鲁国诛杀少正卯，和在夹谷之会上当着齐鲁两国君臣的面下令诛杀好几个人，把齐景公都吓着了，这两件事哪一个的难度更大？我想，很多人都会选择后者吧。毕竟齐国是个大国，夹谷之会又是明摆着要算计鲁国的，结果孔子袖子一挥，齐国带来的优倡侏儒就身首异处了。孔子不怕两位国君反应强烈？不怕齐国的军队攻杀过来？不怕齐鲁两国进一步交恶？牵涉的东西太多了。可是尽管如此，孔子把事情办得依然很干脆，没有丝毫犹豫，没有丝毫退缩。相比之下，做了少正卯，根本没有这么多顾忌。孔子也不是糊涂虫，他不是看谁不顺眼就杀谁的，他对三桓难道不痛恨吗？他怎么不去杀了三桓？非不欲也，是不能也。

据湖北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黄瑞云先生在《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一文中的统计，《春秋》经文对某国杀其大夫的记载多达三十三次，而且根据《春秋》的惯例，事发国如果没有派人来鲁国通报，《春秋》基本上是不记载的。春秋时期那么多大夫，大夫与大夫之间，声望地位可以相差很远，被宰之后值得派人去鲁国通报且记入《春秋》的就已经有三十三次之多，那么，没通报没记载的又有多少？这样一算，杀一个大夫岂不是跟切菜差不多了？

再说了，你们说孔子诛杀少正卯，难度大，即便如你们所言，也仅仅是难度大而已。你们可有证据证明孔子办不到吗？孔子可不是一般人啊！

六、诛杀少正卯是孔子人生的污点吗？

崔述在《洙泗考信录》一书中还说：

此盖申、韩之徒，言刑名者诬圣人以自饰，必非孔子之事。且其所谓言辨行坚，荧众成党云者，正与《庄》《韩》书中訾儒者之语酷相类，其为异端所托无疑。而世人皆信之，是助异端以自攻也，故余不得不辨。

对于崔述这种不需要证据、直接硬洗的做派，我很厌恶。之前看顾颉刚的书，看到他对崔述推崇备至，我还向往了好一阵子呢，没想到今日一见，还不如不见。

崔述说“此盖申、韩之徒，言刑名者诬圣人以自饰”，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真是申不害、韩非子之徒编造的，为什么会记载在《荀子》这部书里面，而不是记载在《韩非子》之类的著作里面呢？不是说“诬圣人以自饰”吗？记载于自己的著作里，不是更加合情合理吗？

记载孔子诛杀少正卯之事的著作，从《荀子》算起，《新语》、《淮南子》、《史记》、《说苑》、《论衡》等，有哪一部著作的作者是仇视孔子的？一个也没有。恰恰相反，这些人都是非常敬仰孔子的。另一面，最为仇视孔子的《墨子》、《庄子》、《韩非子》之类的书，反而没有一部记载孔子诛杀少正卯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孔子身后，一直到南宋的朱熹以前，在这一千多年里面，没人把诛杀少正卯这事儿看做是孔子人生的污点。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孔子后人编集的《孔子家语》了，颇有些族谱的味道。而这部书以往很多学者轻率地认为是王肃伪造的，建国后出土的文物已经证明这部书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甚至还有一些学者把它的地位抬到跟《论语》一样高，或者更高。这部书记载孔子诛杀少正卯一事，比其他古书都详细。试想，如果这事儿是孔子的污点，他的后人怎么会记入呢？如果你修族谱，你会把你祖宗干过的那些脏活写上吗？这有违常情啊，对不对？要写也是应该由你们的仇家那边来动手啊，是不是？

七、孔子诛少正卯的“诛”，真的是“责备”之意？

释“诛”为“责”，据赵纪彬先生在《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这本小册子里所说，最早是清代学者孙星衍提出来的。这种见解，原本信的人还不是很多，赵纪彬先生当年就没看到几个例子。没想到现在竟流行起来了，副教授汪秀丽《“孔子诛少正卯”案辨证》、杨朝明教授指导的白海萍的硕士论文《从“诛少正卯”看孔子的行政思想》等都持这种看法。其中，白海萍的论述是最为详细的，详细到让我无法完全征引，而节引又怕意思不完整，因此，我就简单概括一下好了。她在论文中费了很大功夫，找了很多先秦古籍比如《荀子》《左传》里的例句，证明在先秦时期“诛”训“责”相当普遍。

是的，例句相当多，相当普遍。可是这又能怎么样呢？她就是不敢说《荀子·宥坐》的“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这些“诛”字是“责”的意思。

“周公诛管叔”，前文已经征引过了，在《史记·管蔡世家》，“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总不会有人理解成周公责备或者责罚管叔吧？有证据可以证明是太史公司马迁搞错了吗？并没有。在“杀管叔”之后，《史记·管蔡世家》就没有再讲管叔的事儿了，足见管叔真的是没了，而不是责罚。“诛武庚”也不是“责罚武庚”，而是“杀武庚”。《史记·管蔡世家》在说“诛武庚”之后，记载：“而分殷余民为二：其一封微子启于宋，以续殷祀；其一封康叔为卫君，是为卫康叔。”看见没，封国都一分为二了，武庚的狗命还能保得住？我就不信了。

“子产诛邓析”，《左传·定公八年》说是一个叫驷歂的人干的，原文是“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不管是子产干的，还是驷歂干的，总之呢，这个邓析是活不成了，因此“子产诛邓析”的这个“诛”也只能是“杀”，而非“责”。

“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这里头的六个“诛”，肯定是一样的意思。如果在一句话里面，一些“诛”是“责”，一些“诛”是“杀”，那就引起混乱了。字面一样，句式一样，谁知道哪个是“责”，哪个是“杀”？倘若有人不信，那就玩一下吧，假设这句话是我写的，有三个“诛”是“责”，剩下三个是“杀”，你告诉我，哪三个是“责”，哪三个是“杀”？你拿得准吗？

因此，这句话的六个“诛”是一样的意思，这样才有意义，而我们刚才已经知道这六个“诛”里面有两个可以确定是“杀”了，那么剩下的四个“诛”也只能是“杀”的意思。

不管从先秦古籍里面找出多少“诛”训“责”的例句，只要不能证明《荀子·宥坐》的这六个“诛”训“责”，都是做了无用功。

八、总结几句

我是支持荀子、淮南王刘安、太史公司马迁、韩婴、刘向、王充他们的，是相信孔子杀了少正卯的。持其他看法的学者，虽然论述各有不同，但是基本上都有相当明显的漏洞，没有任何一个洗地派的学者能洗得让我信服的。

《论语》《左传》不是孔子的年谱，不是孔子的什么事情都记载，不能说这两种书没有记载的事情就一定假，别说这么糊涂的话。

《论语》里记载的孔子言论常有抵触，不能死抱着他说的那句“子为政，焉用杀”来论证孔子不会杀人。稍微想一下都能明白：孔子说的这个是大的执政方针，而非具体事务的处理方法。鲁国有死刑吧？假如孔子上任的第一天，恰好就有人犯了类似斩立决的死罪，要马上处死。孔子怎么办呢？立马为这个罪犯废除刑法，然后像今天的警察对待碰瓷失败的老畜生一样，口头教育一番就放回去了？一上任就尽废鲁国刑法？

孔子不仅仅是一天到晚讲仁的大圣人，他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家，而大司寇还是掌刑狱的。这样的职位，讲几句与法律有关的话是很正常的，不要动不动就说这是法家思想，而孔子是儒家，继而就断定这话必非出自孔子之口，是法家学派的人伪造的。

假如有一个人，看到黑人奸杀女大学生的新闻之后，气愤地说：“一定要废除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一定要绳之以法！”——你会据此说他这是流露了法家思想吗？

过一会儿，他的女儿嚷着要玩游戏，老婆喝止，要女儿去写作业。他对老婆说：“哎呀，不要过多地干涉孩子的课余生活嘛，要无为而治，知道不？”——你会据此说他这是流露了道家思想吗？

刚说完，手机收到信息了，说是他今年申请加薪没有通过审批。他微微一笑，自言自语道：“无所谓啦，老子已经到了四大皆空的境界了。”——你会据此说他这是流露了佛家思想吗？

他老婆听了，噗嗤一笑。他接着又说：“或许我也可以学点阴阳之术，以后可以骗骗那些大老板的钱。”——你会据此说他这是流露了阴阳家的思想吗？

他老婆说：“还不如回家种番薯！”他说：“也不是不行啊，大城市要是真混不下去了，那不就得回老家种水稻了。”——你会据此说他这是流露了农家思想吗？

你看，同样一个人，半个钟之内可以流露出这么复杂的思想。要是我们读古书的时候，根据书中的片言只语，就硬说是哪一家的思想，这不是太武断了吗？孔子也一样啊，谁规定他只能讲仁，不能讲法？人家送外卖的小哥还能弹钢琴呢，你难道以为人家只能说“外卖到了”？

人的身份是多重的，人的思想是多元的，切不可把孔子想象成一个只会讲仁的大圣人。

政治对手是不可教化的，孔子不是神，否则他直接去教化三桓了。实际上他的弟子们都常常不听他的话。“父子争讼”不会危及孔子，更不会颠覆邦家，而少正卯会，至少根据孔子的说法来看会，是个大威胁。

春秋时期杀掉一个大夫不是很难的事，人家国君都不知道弄死了多少个了，何况区区一个大夫！退一万步讲，就算有难度，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孔子真的办不到。孔子在夹谷之会当着齐鲁两国君臣的面宰了齐国带来的那帮优倡侏儒，难度会比宰一个少正卯小吗？孔子不也做到了？

孔子诛杀少正卯，在南宋朱熹以前，没人认为这是孔子人生的污点。这本来就是孔子作为政治家在鲁国执政之后的分内之事。宋明理学家们把孔子的身份单一化了，把孔子想象成一个只会讲仁的儒家圣人了。然后这事儿跟这个身份就对不上了，他们就不愿意相信孔子干过这事儿了，于是乎，硬洗，找不出证据也要乱说一通，把水搅浑，让识见平庸的人上当。

孔子诛少正卯的“诛”字，不可能是“责”的意思，因为《荀子·宥坐》里的那几个“诛”，有两个被“诛”的人可以确定是被杀死了。

二零二三年四月五日清明节 白讲堂记于广州。早上六点，写到晚上二十二点三十七分，除了吃饭，基本没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