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群体”

     上一篇文章讨论了西方心理学中的“自我”概念，而自我这个概念总是与“非自我”，如环境、他人或群体对立而存在的。本文关注的是群体，自我与环境的对立会在之后的文章里再做讨论。

    在讨论相关的心理学理论和研究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群体”（group）或“集体”（collective）的含义。西方心理学中的“群体”与我们日常的理解是极为不同的，如上一篇文章所述，西方普遍认为孤立的个体是先于群体存在的，而所谓群体是孤立个体按照共同的特征、信念或价值自发组成的。这一点在之前提到的社会身份认同理论中最为明显。Tajfel等人（1971）为了寻求群体的本质，试图排除一切无关因素找出最简单的群体，于是开发了最小组别范式（minimal group paradigm），这一范式要求被试对一个无关的问题做选择（如你喜欢红色还是蓝色），并发现被试更偏好与自己做出同样选择的人。在这一范式中，孤立的个体按照共同偏好组成群体，这些特征就区分了内群体（ingroup）和外群体（outgroup），注意这里的群体是个体身份认同（group identity）的一部分，即个体给与自己的一种标签，最后是落在个体上而不是群体上。这些所谓的“群体”成员之间可以没有任何交流，没有任何实际关系，仅仅是拥有共同的身份标签。于是学者认定既然最简单的身份标签也能造成内外群体的区分，那么这种身份标签就一定是种族、学校、国籍等实际存在的群体偏好的基础，即因为“我”是好的，所以“我的群体”也是好的。关于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歧视社会心理学有海量的研究，而这些所谓群体基本都是由陌生人按照共同身份标签组成的（见Brewer，2007）。

    从我们的常识出发，这些美国社会心理学对于群体的讨论无疑是怪异的，但当我们回到美国自身的实际经验中去，一切就变得合理了。在西方，所谓群体首先是宗教群体，正如上一篇文章所述，天主教到新教的转变意味着宗教的重点从教会转向了个人信仰。新教本身教派林立，互不隶属，每个教派都是信徒按照共同信念组成的，成员来去自由，教徒必须自己找到自身的信仰。作为一个由清教徒建立的国家，这一现象在美国尤为明显。美国街上各式各样的教堂是常见的景象，这些教堂从属于不同的教派，宣扬的教义各有不同。当美国人搬到一个新的街区时，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开着车把附近的教堂转一遍，听听牧师布道，看看教众面貌，然后找一个最符合自己偏好的教堂加入，这被称为“教堂购物”（shop for church）。可见，新教团体就十分符合美国心理学对于群体的描述。

    其次，熟悉政治哲学的读者很容易发现这种孤立个体按照共同信念组成群体的过程正是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 theory）的内容。这一思想诞生于启蒙时期，当时的思想家们在确立了理性的自我之后，必须从理性出发论证群体存在的合理性。以霍布斯、洛克、卢梭为代表的思想家就提出，前社会的人在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下是独立而自由的，但同时个体之间也可能相互侵犯。因此，理性的个体之间结成社会契约，让渡出自身的部分自然权利组建政府，让政府监督惩戒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同时，这种让渡是部分的，个人在让渡出部分权利给公权力的同时也保留了一部分私人权利，于是就有了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区分。魏源把小密尔的《论自由》翻译成《群己权界论》，体现的正是这种思想。在社会契约论中，孤立的个体先于群体存在，群体由个体按照理性自发组成。这一论述带有明显的基督教色彩，与古希腊思想家对群体的论述有显著不同。社会契约论是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后面讨论博弈与进化时还会回到这个话题上来。

    社会契约论在美国尤其具有影响力，当年美国建国时美国国父们正是用这套话语来论证自己脱离母国建立国家的合法性。因此，美国人对于自己的宪法和政治制度有一种宗教式的信仰，觉得这是自己选择的最好的制度，这被称为美国公民宗教（American civil religion）。同时美国一直有小政府的传统，推崇社区自治（self-government）。1832年托克维尔到访美国时就曾惊讶于很多在欧洲由政府完成的事在美国是由社区自己组织完成的。此外，托克维尔还发现美国人对于参与社会活动，成立各种社会组织、社团、俱乐部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也就是所谓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这些社区和社会团体都是个人按照共同的爱好和意愿自发组成的。对于上述现象美国人颇为自豪，称之为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亦即美国与老欧洲不同，没有封建的历史包袱，是在一张白纸上完全按照理性建立的国家。这里可以看到从美国政府到社会团体都十分符合美国社会心理学对于群体的描述。当然，在经历工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今天的美国政府异常强大，早已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所谓民主参与、社区自治和公民社会更多的是一种对于理想社会的想象（关于美国公民社会的衰退，见Putnam，2000；2016）。

    在更长的历史维度上，这种孤立个体基于共同特征组成的群体是西方历史经验的重要部分。从古希腊和古罗马开始，欧洲西亚北非一带就有劫掠外族为奴的传统。兵强马壮的征服者就成为贵族，而老实种田的被征服者则成为奴隶，黑格尔的所谓主奴哲学描述的就是这一过程。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奴隶是作为一个集体从属于另一个集体的，并非属于个人的家奴。中国历史上卖身为奴并不少见，但大多是从属于个人或小家庭的家奴。家奴虽然地位较低，但常常被当作家庭的一员，《红楼梦》中就曾写到年长的奴才地位比年幼的主子还高。而在古希腊或者后来的美国南方，奴隶都是作为劳动力从属于城邦或种植园这类集体的。奴隶和主人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他们往往有着不同的肤色、语言和文化，因而即使在奴隶制被废除后这种族群标签也很难被消除。

    宗教，尤其是一神教（monotheism），无疑是群体身份认同的另一来源。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宗教都是多神教（polytheism），这些宗教往往有很强的包容性，融合其他宗教只需要把别人的神加到自己的万神殿（pantheon）中就行了。犹太教是一神教，但犹太教是犹太民族的宗教，并不会向外族传教。基督教作为一种普世的一神教则具有很强的排他性，这一点从基督教对于异教徒（gentile, heathen）的态度就能看出来。有人会说，西方不是宣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吗？自由主义把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当作普世价值，然而历史上宗教宽容是宗教战争的结果。宗教改革后欧洲立刻爆发了宗教战争，教派冲突导致大量死亡，最后天主教和新教势力发现自己都灭不了对方，于是勉强达成共识，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宗教宽容原则。这一原则一开始只适用于基督教各派，后来才勉强扩展到其他宗教。

    西方理想的群体是由孤立的理性个体自发组成的，然而，这种想象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的。在现实中，群体（社会、国家、宗教……）总是先于个体存在，个体诞生于群体之中，在群体中学习成长，最终成为完整的人。于是，追求自立的个体就与生育他的群体发生了冲突，个体需要独立思考，以避免被群体消融，丧失自我。这就引出了文化心理学关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讨论。表面上看，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个体的两种价值观，个人主义强调个体，集体主义强调集体（见Oyserman等人，2002）；本质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对应了两种不同的集体。个人主义不是没有集体，而是他的集体是孤立个体按照共同信念自发组成的，因此个人先于集体；集体主义则相反，集体先于个人存在，个人从属于集体。早期的文化心理学家大多是研究自我出身（如Oyserman、Markus、Heine），因而他们总是从自我出发研究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而很少关注集体本身。

    然而，很快有学者指出集体主义的所谓集体实际上也是现代西方经验的体现，群体要能够消融个体，这个群体必须是某种超越个体的、普遍的、抽象的存在，一个利维坦，比如纳粹德国或是《1984》里的老大哥，而这实际上是非常近代的产物。在19世纪，伴随着民族主义、义务教育、广播报纸的铺开，西方才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建构，也才有了集体主义意义上的“集体”。在那之前的西方，以及在世界其他地方所谓的“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经验都是本地化的，集体是基于具体的人际关系的，国家、民族、普遍宗教等等集体认同根本不存在。这一点看看鲁迅先生对民国看客的描述和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中国就可得知。

    于是就有学者提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实际上是一个维度的两端，孤立个体组成抽象集体，个体保持自我即为个人主义，个体丧失自我即为集体主义（见Brewer & Chen, 2007）。而在这一维度之外还存在关系维度，即在具体人际关系中定义自我，是为关系自我（relational self，Brewer & Gardner, 1996），Markus和Kitayama（1991）的互依自我观（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也是如此。反过来说，关系自我对应的群体并非陌生人组成的某种拥有共同价值的共同体，而是熟人社会中的关系网。有一些社会学常识的读者很容易发现这种区分与滕尼斯所描述的礼俗社会（Gemeinschaft）和法理社会（Gesellschaft）的区分十分类似。传统社会是熟人组成的礼俗社会，人与人的关系靠传统习俗、人情世故调节，而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组成的法理社会，人与人的关系靠去个人化的法律调节。

    有社会学背景的心理学家也提出了不同文化中群体的不同内涵。Yuki等人（2013）就提出不是所有的文化中人们都能像美国人那样自由的选择自己要加入哪个群体的，即不同文化的关系可变性（relational mobility）不同，例如在美国人们的关系是松散的，人们很容易形成关系，也很容易脱离关系，因而相对独立；日本则不同，人们的关系相对稳定，一旦形成很难脱离，因而也更愿意维护关系。Oishi等人（2007）则提出人们在区域上的流动性也有类似的效果，称为居住可变性（residential mobility）。简单来说，美国人经常搬家，所以没必要和周围人搞好关系；日本人安土重迁，所以需要维持和周围人的良好关系。关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或许还会有人提到近几年大火的大米理论，对此我只能说，过于抽象，无法评价。

    从上述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心理学内部也有对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理论的反思，但这些讨论并没有成为主流，所谓的集体主义仍然反复被用来描述非西方文化。要理解西方语境下的集体主义就必须理解西方对于非西方社会的想象，首先是所谓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就把自身的历史看作是自由的西方对抗专制的东方帝国，从古至今，这个东方帝国是波斯、匈人、阿拉伯、蒙古、奥斯曼、沙俄、苏联、以及中国。在这套叙事中，西方社会由自由民组成，而东方专制帝国则由没有自我，盲目追随集体的奴隶组成，后者因专制而强大，也因专制而脆弱。此外，由于专制是落后的、非理性的，专制的东方独裁者既邪恶强大，又透着一丝诡异的女性气质。现代集体主义理论或多或少也反映了这种观点，例如Triandis和Gelfand（1998）把东亚文化归为既集体主义又等级分明的垂直集体主义，而把北欧文化归为既集体主义又人人平等的水平集体主义。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对立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殖民主义。就像他们的古希腊精神祖先一样，大航海时代的西方人开拓殖民地，征服外族，把他们变为奴隶。而这一切都经过了层层包装，被美化成了自我实现的西方人（self-made men）自主创业的过程。不管是《八十天环游地球》还是《鲁宾孙漂流记》，描写的都是西方人离开文明世界，在蛮荒之地靠着自身努力求生的故事。美国的建国神话也是如此，一群理想主义者逃离保守落后的欧洲，来到应许之地开疆拓土，建立地上天国。这一思想在文化心理学上的体现就是前沿理论（frontier theory），该理论认为在文明的前沿地带，开拓者们（settlers）无法依赖政府，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开拓边疆，因而会有更加个人主义的价值观（Kitayama等人，2006）。研究者的证据是美国的西部和日本的北海道都更加个人主义，然而研究者有意忽略的是，这些土地并非无主之地，所谓的开拓者实际上是殖民者（colonizers），所谓的“个人主义”实质上是屠杀原住民，强占他人土地的强盗逻辑。可笑的是有的中国学者不了解背后的思想，生搬硬套，试图在我们这个原住民国家寻找个人主义“前沿”。如果硬要找的话，或许应该比较一下关东军和东北百姓的日记，看看前者是不是更加“个人主义”。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西方社会心理学对于群体的讨论是基于美国自身的特殊经验的，是来自美国自身的历史和文化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自身的经验。在群体这个概念上，一方面我国拥有广泛传播的、带有一定普世性宗教和思想（如儒、道、佛），另一方面这些思想又不具有排他性，而是相互融合借鉴；一方面我国有着漫长的大一统历史，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另一方面我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各地的语言文化风俗又极具多样性，费孝通先生称之为多元一体，张维为老师称为文明型国家；一方面我国有着悠久的中央集权历史和完备的文官体制（civil service system），这些东西西方直到拿破仑时期才发展出来，另一方面我国又长期实行地方自治，正所谓皇权不下县。这些复杂的情况在西方的经验中无法找到对应，正如西方的经验无法在我国找到对应一样，因此直接把西方的话语套用在我国的经验上往往会得到荒诞不经的结论。

    再来看看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下面这首诗写于上世纪50年代，毫无疑问体现了极为强烈的个人主义精神，这在那个激情似火的年代并不鲜见。然而同时那个时代又被认为是集体主义的，人从属于国家、单位、集体。或许这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只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话语无法描述我们自身的经验罢了。

    类似的，对于如何突破群体边界，近几年西方比较火的概念是全人类认同（identification with all humanity，如McFarland等人，2012）和世界公民（citizen of the world，如Carmona等人，2022），似乎只要认同自己从属于这个广大的群体，大同之世就能实现了。然而，西方白左学者在使用这套话语时，有意的忽略了其背后新自由主义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意涵。同时，在我们自身的经验中曾经有过另一种超越群体边界的价值观，这就是国际主义精神（Internationale）。曾经有无数热血青年受这种精神感召，突破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追求共同的理想。只是随着冷战的终结，过去的记忆被牢牢锁住，而我们也丢失了自己的话语。今天提到全人类认同，我们脑海里出现的是瑞典环保小公主还是白求恩大夫？我们能够想象今天有人用《国际歌》做启动材料，以激发人们对世界另一端他人的共情吗？

    本文对西方心理学中作为“自我”对立面的“群体”这一概念做了分析和解构，讨论了不同理论、不同情境下“群体”的内涵及其历史根源。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将讨论自我组成群体的博弈过程，以及由此引出的对于社会心理学的进化解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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