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平定张格尔叛乱

（一）清朝平定张格尔叛乱是1820年至1827年清军在新疆歼灭张格尔叛乱分子集团的战争，清军在维吾尔族人民协助下平定叛乱，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此后新疆地区维持较长时间的和平。清高宗乾隆年间清军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并统一天山南北后大和卓博罗尼都之子萨木萨克逃至浩罕（新疆西浩罕国，今属吉尔吉斯），其次子张格尔在英国侵略势力支持下企图恢复和卓家族昔日在南疆（新疆南部）的统治。1820年张格尔利用南疆维吾尔族人民对清参赞大臣斌静残暴压迫的不满情绪，于八月间率数百人潜入南疆，煽动当地民众叛乱。清领队大臣色普徵额率兵进击，将其全歼，张格尔仅率残部二、三十人逃往浩罕。张格尔在浩罕中由英国殖民主义者提供装备，组织训练军队，积极准备再次进入南疆。1825年张格尔叛军屡以小股袭扰边境，作试探性进攻。九月领队大臣巴彦巴图率兵200人进击，未遇张格尔部，竟杀害牧民妇孺百余，被布鲁特部全歼，引起西部大乱。道光帝以贪淫虐杀回民罪将斌静、色普徵额撤职下狱，判处死刑。1826年六月张格尔与其英国教官乘机率叛军300人由开齐山进至喀什噶尔（今喀什）城北约60里之阿尔图什（今阿图什），以礼拜祖墓为名煽动当地群众反清，新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命协办大臣舒尔哈善、领队大臣乌凌阿率兵1000人进击。叛军大部被歼，张格尔率百余人突围后裹胁大批群众叛乱。因恐北疆清军来援，竟以出卖祖国权益为条件向浩罕求兵：“约破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子女玉帛共之，且割喀什噶尔酬其劳。”七月浩罕国穆罕默德·阿里汗亲率万人入侵南疆，攻打喀什噶尔城。后因与张格尔发生矛盾，恐腹背受敌，引兵退走。但有3000人被张格尔诱留，助其攻城。经70余日激战后清守军力竭，八月二十日城破，参赞大臣庆祥等自杀殉国。

（二）张格尔自称赛亦德·张格尔苏丹，自立为南疆统治者，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叶尔羌（今莎车）、和阗（今和田）三城相继为叛军攻占。张格尔控制南疆后残害生灵、淫虐妇女、搜索财物，其暴虐甚于前和卓千倍万倍，与其入疆之宣传完全相反。广大维吾尔族人民强烈反对，转而支持清军。占领叶尔羌之叛军五六千人进攻阿克苏（今属新疆），阿克苏办事大臣长清派参将王鸿仪率兵600人阻击，在都尔特（今阿瓦提北）被歼，王鸿仪战死。当叛军进至距阿克苏仅80里处企图强渡浑巴什河时由库车及喀喇沙尔（今焉耆）来援之达凌河、巴哈布两部清军到达，在当地维吾尔族人民自发组织的数百抗叛部队协助下击退渡河叛军，并进至南岸立营。叛军多次进攻，均被击退，被俘斩千余人。叛军不敢东进，东部局势趋于稳定。道光命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署陕甘总督杨遇春、山东巡抚武隆阿为参赞大臣，调集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四川5省兵3万会攻叛军。十月间陕西等地清军万余到达阿克苏，开始转为攻势作战。当时叛军3000人据守阿克苏西南约250里之柯尔坪（今柯坪），该地西南通巴尔楚克（今巴楚）、喀什噶尔，为清军进军必经之路。长龄派陕西提督杨芳以突袭攻占该地，打开西进的通道。此时和阗伯克伊敏亦率当地群众2000余人击败叛军，收复和阗。但因大雪封路，清军不能驰援，又为叛军夺占。1817年浩罕汗反复提出在喀什噶尔享受贸易特权的要求，并以要放出和卓们相威胁，清朝的答复是停止对他的茶、钱赏赐，并撤销他派遣使节到北京的有利可图的特权。

（三）浩罕于是派遣两名使节提出一个折衷方案：浩罕派遣两名没有司法权限的代表驻在喀什噶尔，简称为“阿克沙哈勒”（直译为“灰白胡子”，即长者）。清朝再次拒绝，打发使节们回去，并对他们的货物足额征税。因此浩罕汗就利用在浩罕的萨木萨克之子张格尔和巴布顶，放出宣称要发起一场圣战的张格尔。张格尔召集一支主要由柯勒克孜人组成的数百人的军队，打回他祖先的“六城”地区。清朝的军队很快击溃入侵者，张格尔逃回浩罕时只剩下二、三十人，但是他的入寇表明阿法其·玛赫杜姆的事业仍然活在人们心里。当浩罕在1821年再次和喀什噶尔交涉并试图再次取得1809年的免税常规时清政府恢复汗国的贸易和进贡权利，但不许免税并仍然拒绝一名浩罕使节留驻在清领土内的要求。然而就在这一年浩罕的统治者死了，张格尔逃进他的柯勒克孜盟友的领土上，于是清朝和浩罕政府便失去达成互利协定的机会。1824年和卓开始以一支有数百名柯勒克孜人的队伍骚扰清朝边境，这时否认对张格尔的一切责任的浩罕在1825年又一次试图为他的商人取得免交关税的特权，但没有成功。但收获是可观的，因为根据一份俄国的报道称每天有一百到三百头骆驼从中国本部驮来货物。如果不是一个清朝官员的愚蠢，张格尔的圣战也许已成泡影：这官员带着二百名骑兵在1825年攻打这个和卓时没有捉到他，反而屠杀一处未设防营地的柯勒克孜妇孺。当这位柯勒克孜首领发现这一暴行后他召集两千名骑兵把清军围困在一处峪谷中，最后把他们全都杀死。

（四）张格尔的同盟者已经击溃一支清军的消息迅速传遍塔里木盆地各城镇，和卓自己看到清朝人已经多么不得人心后就通知浩罕汗、乌腊提尤别的统治者、昆都士的首领、各支哈萨克的头人以及柯勒克孜的首领们说这是夺取六城地区的机会。张格尔逐渐召集起一支由喀什噶尔人、浩罕人、柯勒克孜人和哈萨克人组成的超过五百人的军队，军队中还有哈尔查斯人（山区塔吉克人），他们的黑色服装在西伯利亚引起有欧洲人在和卓军队中战斗的流言。1826年张格尔入侵，在进攻喀什噶尔之前先去牙忽都的阿法其陵墓祭扫，并在交战中损失四百名士兵。当退入牙忽都时侵略者被清军所包围，但是用火绳枪武装起来的张格尔军队突破包围，人民随着这一胜利而纷纷起义，使和卓的队伍扩大到一万人。参赞大臣庆祥在此期间组织相应的抗御，但是起义的力量太强大了，清军不得不在喀什噶尔城堡中设置防御，在那里庆祥处死阿奇木伯克玉努思以及许多被认为同情侵略者的城市居民。市场位于满城外边，这使张格尔能够抢劫有助于他取得成功的贵重货物，同时起事者发泄他们对汉族商人的愤恨。在此以前张格尔曾派遣一名使者去浩罕要求增援，将来以分享掳掠物为酬报（当时有“百回兵不如一安集延”之语），但把张格尔的军队看作“兵痞”的浩罕政府宁愿自己主动参加这场冲突。总之浩罕汗穆罕默德·阿里亲自带领一万人的骑兵到来，张格尔骑在马上和他相会，以表示和卓拒绝承认浩罕统治者是他的汗。

（五）汗的军队对在据点中的清军发动突然袭击并歼灭清军，其他史料记载却指出当汗到达时张格尔已经控制局势，或者说汗被告知称张格尔已安排一个在宴会上杀死他的阴谋计划。汗无法使张格尔信赖，而和卓又妒忌阿里，并且怀疑他不可靠后就撤军北去。汗对喀什噶尔城堡进行几次不成功的攻击，试图用火药炸开城墙，但是守卫者用箭、滑镗枪、掷石器、大炮和火油来回击。这场屠杀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致地脉中沸腾着一条血的河流。经过十二天的战斗并失去他的一千士兵之后阿里汗灰心丧气地撤走了。张格尔说服一部分浩罕骑兵留下来参加他的队伍。十个星期以后清朝驻军耗尽水和粮食，它的指挥者自杀，士兵们乘着夜色逃走，但被追上和遭到屠杀，只有四百名东干人或信伊斯兰教的清兵（回族）除外。张格尔进入喀什噶尔城，英吉沙尔、叶尔羌与和阗的居民也叛乱了，玛赫杜姆家族的军队夷平这些城市中的满城，并且派遣使节将俘虏送到布哈拉、昆都士、巴尔赫、基发等地，在哈萨克人中间示众，以炫耀胜利。张格尔没有再从浩罕那里取得援助，而新疆人却因和卓的事业而仍然深深地陷于分裂，黑山派出于反对他们的白山派敌手的目的依旧依附清朝，在某些地方白山派试图促使黑山派转变，但是在别处（特别是在和阗）他们用他们转为优越的地位来算老帐，因而亲清的阿克苏的阿奇木伯克伊萨克穆罕默德鄂对（亦即在十八世纪曾帮助清朝征服六城地区的库车鄂对的玄孙）就派遣密使到和阗去散播不和。伊萨克本人是哈迪里亚派的信徒，没有发现他与纳赫什班迪教团的黑山派有什么联系，但黑山派的伯克们响应伊萨克煽动，夺取和阗的控制权并宣称他们效忠于清帝国。 

（六）由于大雪阻碍满洲人派兵来援，白山派的军队重新恢复张格尔的权威，只有黑山派的和阗伯克中一个名叫阿明的人带着两千名属民逃到阿克苏。张格尔在此期间编造喀什噶尔的财产清册，把没收来的巨额公私财产的大部分当薪饷付给他军队中的浩罕人。他抢掠伯克们的家，向富商大量敲榨勒索，并对人民实行暴虐统治。他纵人大肆屠杀，甚至使得白山派的支持者都感到失望。1827年初总数为2.2万人的卷土重来的清军从阿克苏出发攻打张格尔，荒凉的土地迫使他们差不多要携带人和牲畜所需的全部粮秣才能勉强满足军队的巨大的给养需要。张格尔逃往山区，他的士兵带走巨大价值的资产，这些都是清军快到来时他们从六城地区居民那里抢来的东西，最富有和最重要的白山派同情者同他们一起迁居到浩罕领土内。当清军八千人在帕米尔搜捕和卓未能得逞之后政府转而对那些和侵略者合作的人进行报复，并在喀什噶尔安排一支八千人的驻军，而把九千名军队撤回中国本土。一支穆斯林民兵也编成了，清朝接着向所有邻近的统治者发出牒文，要求引渡张格尔。穆罕默德阿里厚着脸皮接连派两个使者到喀什噶尔去来否认他曾援助过张格尔，并提出愿意派遣一支万人的军队去捕捉他，假如北京愿意付出费用的话。清政府被激怒了，一度想要切断六城地区的全部对外贸易。当帝国军队前进时清帝要求他的最高级官员考虑在西部六城地区废除伯克官制，用一种像青海和东部康区那样的土司制度来取代。

（七）伊犁将军长龄提出这样的建议：任命一个羁养在北京的玛赫杜姆家族成员做喀什噶尔统治者，用以赢得人民的同情，并保护六城地区不受张格尔和浩罕的侵犯。武隆阿则主张一并放弃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与和阗，而在它们的东面设置一道坚固的防线。由于这些建议被认为是失败主义的和不能接受的，清帝委派直隶总督那彦成去管理六城地区并颁布赏格，对凡能俘获张格尔的人给予官爵和酬金。控制六城地区是很重要的，在发生麻烦的那一年清当局曾发现一个名叫亚历山大·加德纳的英国人，他乔装打扮，穿着土著服装，从巴达赫尚通过叶尔羌进入拉达克。1828年伊萨克穆罕默德鄂对派了一名间谍到山中散布清军撤退的假消息，并收买张格尔的柯勒克孜族岳父他依拉克，使和卓带着五百人回到新疆。当和卓发觉到自己是受骗上当时他逃跑了，但这时害怕清朝报复的柯勒克孜人出卖他，一个后来在鸦片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国官员杨芳将他捕获。张格尔的一部分追随者逃掉了，其中有一大批刀朗人（即和卓的家奴）逃到浩罕，另一些人逃到拉达克。拉萨的驻藏大臣派遣特使到列城去要求引渡他们，拉达克王即予照办。白山派认为伊萨克穆罕默德鄂对应对张格尔的被俘直接负责，作为奖赏时清朝指定他当喀什噶尔的阿奇木伯克，民间将他依拉克出卖张格尔的故事编成一首流行的突厥语歌谣。北京极力把捕获和卓看作一项光辉成就，同时却掩饰只有少数兵力的张格尔却能困扰帝国的军队逾七年之久的事实，讨伐张格尔之役曾经需要调动3.6万人的军队，花费政府一千多万两银子。

（八）事实上许多人相信张格尔失败的真正原因完全不是清朝的军事力量，而是在于新疆白山派和黑山派的分裂。清朝的将军们向北京的清帝献俘，政府将张格尔寸磔处死。长龄传檄谕知柯勒克孜人和浩罕，要求引渡张格尔家族的全部成员，但是勒柯克孜人没有照办，浩罕则以伊斯兰法律为由公开拒绝引渡（张格尔家族是伊斯兰教祖的后裔）。那彦成到达喀什噶尔以后提出大量行政改革措施，建议将犯叛乱罪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安集延人）的土地和财物加以没收。这些土地每年可收粮五万六千担，他主张以三万八千担作驻军饷项，其余一万八千担用来提高官员们的俸禄。从国内观点看这些主张不管有多大价值却从未付诸实施，因为那彦成的对外事务的建议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简言之那彦成的建议是要完全停止对浩罕的贸易，直到汗国交出阿法其·玛赫杜姆家族为止。所有在六城地区居住不满十年的浩罕人应予放逐，他们贮藏的大黄、茶叶和其他财物应予没收。在六城地区居住十年以上的全部浩罕人应使之归化，应与柯勒克孜人和解，以便使他们与玛赫杜姆家族及浩罕人疏远。“叛民”的妻子儿女应发配为奴，并流放到乌鲁木齐和伊犁等地。清政府不但想用这些措施平息山区来的骚乱，还想使浩罕统治者安分守己。北京已经注意到浩罕君主在十八世纪之采用汗的称号是一种僭越，特别因为在突厥语和满洲语中“汗”是清帝本人的称号，因此北京拒绝承认浩罕统治者为“汗”，继续用早些时候的头衔“伯克”来称呼他。然而浩罕的战略位置促使清帝在藩国谒见时称呼浩罕统治者为“吾儿”（在亚洲腹地的词语中仅次于皇帝），而不是用“吾臣”，而在浩罕的信件中统治者继续称自己为汗。此外在喀什噶尔的每次朝见中穆罕默德阿里的使节并未能履行规定的礼仪，也许更为过分的是在正式文书中他的名字是有泥金书写的。

（九）清朝政府立即赞同实施那彦成的建议，那彦成回到北京。他的继任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札隆阿和叶尔羌办事大臣壁昌在1828年着手行动：没收安集延商人的大黄和茶叶，把他们从六城地区赶走，在准噶尔地区中官府也驱逐那些居住在伊犁的安集延商人。清朝重新建起各地的满城，与回城离得较远，但在英吉沙尔、叶尔羌及和阗中商业区仍旧留在城外，只有在喀什噶尔中清政府方将商业区安置在满城之中。非浩罕人为了商业事务可以照常入境，政府允许布哈拉人经由巴达赫尚和喀尔提锦来喀什噶尔，但是当局对外国人课以重税，以维护一种新的官铺制度的利益。旨在开辟财源以供养新疆驻军的官铺是仿效政府垄断对准噶尔地区的哈萨克人贸易的办法建立起来的，它享有和所有外国人（包括柯勒克孜人在内）优先进行贸易的权利，但是清朝给予柯勒克孜人一份从安集延人那里没收的大黄和茶叶，用以保持他们的好感。一所官办茶局（创始于1826年）于1828年在古城开始顺利地向陕西私商运入准噶尔地区的各类茶叶征税，然而到1829年末官铺在六城地区引起的不满和困难多于收入，因此当局废除这些官铺。其他为驻军而开辟财源的一些努力是采取扩大和改良六城地区耕地的方式，张格尔的圣战中断前此为新疆日益增长的人口而开垦未经灌溉的土地（死地）的努力，1828年六城地区的严重粮荒使得大量建议涌向清帝面前：松筠主张在新疆开展军屯；长龄建议把所有从叛逆者那里没收来的土地上的佃户转为国家农户，使之为驻军生产粮食；武隆阿和署理陕甘总督鄂山极力主张从中国内地招来移民。

（十）虽则这一意见预示着将来的趋势，但却是同清朝将汉人和亚洲腹地居民加以分隔的长期实行的政策背道而驰的，因此新疆当局不得不满足于灌溉计划、已增加的户口登记数和税收。但是六城地区的人口因圣战而减少了，这些措施是不够的。那彦成提出的停止和浩罕贸易的措施从根本上打击汗国的财富和力量，浩罕已经获得对喀什噶尔的东西方商队贸易的控制权，并以损害塔什干和突厥斯坦的城市而扩大这种控制。它又一直在寻求柯勒克孜和哈萨克同准噶尔地区的商业贸易，还想控制印-俄贸易的东方路线。披巾和其他印度商品、狐皮和羊羔皮有东、西两种商路：一是经由西边的一条迂回路线，通过喀布尔和巴尔赫到布哈拉，然后运到浩罕；一是由夏季线和冬季线这两条东边路线通过拉达克到叶尔羌的市场，浩罕商人就在叶尔羌购买这些货物。清政府是否曾经允许商队享有通过帝国领土的特权还不清楚，但是政府完全了解汗国力图垄断新疆的对外贸易，所以为了防范这种企图，它正式拒绝批准浩罕商队经拉达克去印度。因此浩罕商人只好在色勒库尔和叶尔羌购买印度货物，把它们经过浩罕运到俄国市场去出售，叶尔羌于是成了印俄贸易的一个中心。浩罕商人享受能够将他们购买的货物经由自己的国土运到俄国的好处，但是汗国不能阻止非浩罕人在叶尔羌或色勒库尔购买印度货物，也不能阻拦这些货物运往伊犁或塔尔巴哈台再往前运到俄国领土去。清朝的禁商政策甚至不许浩罕商品通过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因而在浩罕引起物价飞涨，随之而来的是两年经济困难，清政府对于浩罕高级官员的恳求书信无动于衷。

（十一）但在此期间浩罕把禁商看成是侵略六城地区和汗国加紧控制新疆贸易的一个机会，白山派在喀什噶尔的势力仍是如此强大，浩罕的贸易又是如此重要，因而浩罕实际上在六城地区处于支配的地位。只要有玛赫杜姆家族的侵略，人民中至少有些人必定会闹事。浩罕如狼，东突厥斯坦（新疆）人如羊。况且在被驱逐和没收财产的浩罕商人中间情绪激昂，特别是当柯勒克孜人带着他们被没收的大黄和茶叶出现在浩罕市场上时更是如此，而柯勒克孜人却夸耀说这些东西是大清皇帝送给他们的礼物。 1830年秋天浩罕汗带着一支主要由柯勒克孜人也有一些安集延人、流浪的刀朗人和其他喀什噶尔亡命者组成的军队侵入六城地区，然而在跨过清朝边境以前在乌什地方中决定让汗留在浩罕，张格尔的大哥穆罕默德玉素普被指定为名义上的统帅。真正的指挥官是浩罕汗国的高级官员哈克·库里明巴希，他是最高司令，第二把手是穆罕默德沙里夫阿塔利克。跨过边境后侵略者分兵三支，几乎同时包围和攻打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和叶尔羌三地。清朝驻喀什噶尔的戍军本已缩减，又被攻其无备。玉素普进入自己的原籍城市，指定他自己的地方长官（阿奇木）。喀什噶尔地区的黑山派人民大批逃往阿克苏（虽然他们中约一千人在喀什噶尔的满城中避难），甚至白山派中的许多人也不愿响应侵略者要他们拿起武器的号召。但是这次侵略并非搞复辟，其性质马上变得很明显，因为玉素普本人没有行使什么领导权，而且一千多名浩罕商人跪在满城外面向清当局申述说：“侵略是由清政府不公正地处理无罪的商人引起的，他们要求恢复贸易和发还被没收的财产。”

（十二）在叶尔羌中壁昌在城内只带有清兵五、六百人，还有四千五百名本地民军，但是他有较多的时间做防御准备。他很快把商人和小商贩都搬入满城，把市场的摊子和建筑物烧个干净，什么也没有给侵略者留下。在和叶尔羌地区伯克们慎重计议之后壁昌派遣他的军队出外封锁通向叶尔羌的主要战略据点，他配置一千名本地民军防守回城和满城。他从所辖地区各个据点集结军队，同时又派出四百名清军在叶尔羌东门外把守。逼近叶尔羌的侵略军有步、骑兵一万人，清守军用大炮轰击他们，杀死三百多人，侵略者终于撤走。在作第二次尝试时他们再次被击退，这时他们已经听到清援兵正从阿克苏开来的消息。柯勒克孜人和安集延人都撤退了，只留下刀朗人，他们试图以玉素普的名义召集一支叶尔羌土著的军队。然而叶尔羌主要是黑山派的地方，大多数居民宁可逃走也不愿参与白山派的事业。因此刀朗人抢掠城镇和乡村，在纠集起一支千人的队伍之后对叶尔羌进行第三次和第四次攻击，但都被壁昌的军队击退。与此同时在喀什噶尔的札隆阿却无法迫使和卓停止围攻，在喀什噶尔和英吉沙尔中如同在叶尔羌一样的是侵略者从未能攻克满城，但是他们控制着这个地区的全部乡村和城镇。突然传来消息说浩罕和布哈拉之间出现风波，还说浩罕国内需要军队，安集延人因此抛弃玉素普而转回浩罕，带走许多俘虏和战利品。浩罕人将他们俘虏的清朝人勒逼为奴隶，浩罕汗还将其中一些人作为礼物送给彼得堡的俄国沙皇。

（十三）甚至在白山派势力最大的喀什噶尔地区中浩罕的柯勒克孜人和安集延人所组成的军队贪婪成性，所以使得许多历来和白山派联合的人感到恐惧和痛苦，转而和清朝当局合作。白山派的事业在六城地区已经大失民心，玉素普及其追随者除了跟着撤退的安集延人翻越山岭逃回浩罕之外是别无长策了，在清朝援兵从阿克苏到达以前有二万名新疆斯坦人逃往安集延和塔什干。玉素普继续住在浩罕，直到1835年死去为止，浩罕已经达到它的目的。六城地区是偏僻的，难于保卫的，而且依赖国外贸易。独立的、靠近高大绵亘的山脉而又以它为屏障的浩罕，已在六城地区取得一种特殊地位，除非清朝让步，它要无休止地进行骚扰。在1830年的侵略中清帝国失去它讨价还价的地位，同时阿法其·玛赫杜姆家族失去六城地区人民的忠诚，只有浩罕得到好处。1831年满洲人扬言要组织一次惩罚性的远征，据说这消息吓得浩罕沿着边境建造堡垒，还派使节去俄国请求军事援助，俄国人闻讯后甚至拒绝浩罕使节入境。事实上浩罕人建立一些据点，但它这样做的目的是扩张主义的，是为了控制哈萨克人和柯勒克孜人并向他们征税。浩罕和俄罗斯帝国之间可能进行的任何商讨看来不会是由于害怕清朝而激起的，浩罕已在六城地区暴露清朝的虚弱，因此熟悉新疆情况的兵部尚书松筠建议：“取消对浩罕停止贸易的禁令，允许新疆当地人像以前那样和安集延人通婚。”他认为：“只有当地人对他们的命运感到满足，六城地区才能够安宁。”当被任命为六城地区钦差大臣的长龄在1831年到达喀什噶尔时署理阿奇木伯克作霍尔敦台吉领着二万大小不等的喀什噶尔人对他郊迎十里，感谢皇恩浩荡，誓不追随叛乱者。

（十四）长龄然后从清朝驻军那里获悉浩罕接连派来三名使者说：“五年的中断贸易引起困难，他们抱怨清政府的没收和驱逐出境政策，并要求恢复贸易。”长龄将此事向清帝报告，也许北京这才第一次充分感到那彦成的政策惹起战争。长龄留下浩罕使节一人，派遣作霍尔敦台吉和其他二人回浩罕。作霍尔敦原是喀什噶尔征税人，土鲁番首任扎萨克额敏和卓的后裔，当张格尔发动圣战时他离开六城地区曾前往浩罕、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和喀山旅行，经由塞米巴拉金斯克回到新疆。在固勒扎他曾晋见伊犁将军声称曾被拐骗为俘虏，清朝于是指定他为喀什噶尔的土著帮办大臣，然后任命他为阿奇木伯克。作霍尔敦的旅行使他通晓中亚的贸易活动，在和浩罕的谈判上长龄不可能派出比他更合适的人选。长龄在开始时曾直接坚持要浩罕交出1830年侵略的魁首，将全部战俘放回本国，但是北京对于艰苦的谈判时没有思想准备。甚至不等到汗国回答时皇帝已允许重开新疆与浩罕的贸易、豁免关税，并且指示长龄放弃引渡要求和不再强要二万新疆流亡者回来，以示大方。1831年底两国之间的贸易恢复了，确切地说作霍尔敦在浩罕的谈判看来未曾公开发表过。浩罕和六城地区当局交换几次书信，在1832年达成协议中清朝允许旨在经商的浩罕臣民自由来往于六城地区，并且允许托钵僧入境。但是与以前一样的是没有北京明确的批准时不允许任何人进入中国本部，甚至对使节也是如此。政府用银子赔偿浩罕商人被没收的财产，对浩罕商人豁免关税。作为报答时浩罕愿意将清朝的战俘遣送回国，但不包括流亡者，同时汗国将阻止玛赫杜姆家族入侵清朝的领土。

（十五）长龄报告说：“浩罕的统治者自愿抱经盟誓，永远翊戴。”清朝当局作为戒备还派一名使者去向布哈拉艾米尔请求帮助，使之在浩罕汗国侵犯时能帮忙维持中国西部边境的和平，但是布哈拉艾米尔婉言谢绝要进行任何干预。根据长龄的建议时清朝在1832年对所有各国在喀什噶尔和叶尔羌贸易的商人一律豁免关税，甚至包括柯勒克孜人在内。这是为了避免造成这样的印象：曾经威吓满洲人的浩罕商人是这个地方的主人，也为了禁止浩罕人利用一种关税特权去垄断贸易。浩罕派来一名商人头目，他将八十余名喀什噶尔战俘释放回国，并带来一百余名安集延商人。新疆当局不许地方官员干涉浩罕与喀什噶尔的商业事务，并且命令喀什噶尔商人对夷商头目公平定价。1832年末清朝用银两赔偿浩罕商人全部被没收的茶叶，并且叶尔羌的参赞大臣花了一万余两银子解决浩罕人的土地要求，尽管外国人购买土地始终是不合法的，清朝根据那彦成的建议驱逐居住在新疆不到十年的安集延人时付给赔偿的土地就是属于他们的。六城地区的骚乱已表明清朝在塔里木盆地西端的驻军远远不够用，因此政府把参赞大臣衙门和塔里木盆地的统帅部从喀什噶尔迁到叶尔羌（这是六城地区的主要城市，它很漂亮，多舞女和乐师，一个访问过叶尔羌和孟买两处地方的浩罕人认为叶尔羌可以和孟买媲美），它的中心位置有利于在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巴尔楚克（即玛喇巴什，它的战略重要性终于得到承认）与和阗地区之间相互援助。在1830年入侵期间壁昌将叶尔羌商民移入满城，这一行动已被证明在阻遏侵略者方面是如此有效， 因此某些人关于在六城地区商场周围建立城堡的建议就被认为没有必要了。

（十六）政府任命壁昌为叶尔羌的首任参赞大臣，在新疆南部防区的六千名士兵之外清朝增加三千名从伊犁来的骑兵和四千名从陕甘绿营调来的士兵，再把阿克苏和乌什吐鲁番每处一千士兵计算在内后南部防区总兵力达1.5万人。迟至1835年这些军队中没有一个东干人，因为政府害怕一旦发生叛乱后作为穆斯林的东干人可能参加。后来政府改变关于这一政策的想法，为了应付增加军队后的费用和口粮，北京削减各省绿营饷粮的百分之二，以便每年能多筹银三十余万两。然而政府认为各省的分摊只是权宜之计，它继续努力从当地收入中寻求维持六城地区驻军的办法。为此目的时按照长龄的建议时北京中止满人的隔离亚洲腹地的长期实行的政策，迟至1831年已许可汉族平民由中国本部迁到六城地区。允许移民接受抛荒地和被没收的土地，开垦死地，甚至也可当新疆人农庄的佃户。1832年出现第一次移民浪潮，在喀什噶尔地区的喀拉科依和巴尔楚克附近建立汉人居民点。北京一度仍为六城地区土著居民的态度感到忧虑，在1834年甚至撤销原议，命令汉人居民点解散。但于1935年在汉人移民尚未迁徙之前政府又一次取消它的决定，恢复移民。从1834年起北京鼓励穷人从中国本部向新疆迁移，特别是移到六城地区，汉族移民的核心开始形成。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仅叶尔羌就有二百名定居的汉族商人，还有许多其他时来时去的人，那里有一个东干商人团体和一些汉人工匠，汉语现在和突厥语同样通行无阻。

清军收复新疆之战

（一）清军收复新疆之战又称左宗棠收复新疆，是晚清钦差大臣左宗棠统帅清军消灭侵占新疆的阿古柏势力并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战争。1864年新疆维、回等族在天山南北发动起义，后因领导者自身蜕变或封建主窃取领导权等故出现伊犁、库车、乌鲁木齐、喀什噶尔、和田等五个割据政权。其中喀什噶尔的封建主金相印和司迪克向浩罕汗国请求迎回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而浩罕汗国派该国军官阿古柏同布素鲁克于1865年1月侵入南疆。1865年阿古柏驱逐司迪克，强占喀什噶尔新城，又攻占英吉沙尔。同年一支7000人的浩罕败兵投奔阿古柏，进一步加强其力量。1866年底阿古柏诱杀哈比布拉，吞并以和田为中心的割据政权。1867年阿古柏消灭以库车为中心的政权，势力到达喀喇沙尔（今焉耆）和库尔勒一带，成立“哲德沙尔汗国”，自立为汗。1870年阿古柏又侵入北疆，侵占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等地，至此南疆全部和北疆的部分地区都被阿古柏侵占。阿古柏侵占新疆期间对内进行残酷的经济掠夺、恐怖的特务统治，不仅使普通民众受到沉重压迫，也加剧浩罕贵族同新疆土著上层分子的矛盾。在新疆出现期盼清廷和兄弟民族支援的民情，也有人长途跋涉至北京向清廷呈报情况，而英俄的介入进一步使新疆问题严重化。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沙俄即在新疆边境问题上对清廷施压，1864年沙俄趁中国新疆各族起义之际逼迫清廷签署《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中国西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领土，同时沙俄对浩罕汗国、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也展开侵略。

（二）阿古柏政权建立后与沙俄并未立即建交，1871年沙俄借口塔札别克为伊犁当地的割据势力（艾拉汗）接纳而出兵强占中国伊犁地区，以免前一年入侵北疆的阿古柏在伊犁建立亲英的统治，同时也为沙俄侵入全疆夺取重要桥头堡。1872年沙俄承认阿古柏政权，同阿古柏签订通商条约，攫取侵略权益。同年一支伪装成商队的俄军企图偷袭乌鲁木齐，后在徐学功所部民团的阻击下撤退。伊犁被攻占后清廷与沙俄进行谈判，至1873年1月清廷已认识到欲收回伊犁必须以兵力为震慑，更加重视武力手段的使用。英国在征服印度后觊觎喀喇昆仑山以北的中国南疆地区，英印当局多次派人进入南疆活动，而阿古柏因对沙俄怀有疑惧，也希望得到英国的庇护。1874年2月2日英国茀赛斯使团同阿古柏签订正式条约，英国在阿古柏统治区通商、驻使并取得诸多特权。沙俄攻占伊犁后进一步意欲代为“收复”乌鲁木齐，这引起清廷警惕。清廷命景廉、成禄等率军力图尽快收复乌鲁木齐等地，令刘铭传率淮军出关，还令左宗棠妥筹兼顾。从陕甘局势看左宗棠原计划先平定河湟马占鳌等部，再一意西指，但伊犁和乌鲁木齐的紧急局面使他决心提前打通入疆道路。1872年1月徐占彪奉左宗棠令进兵肃州，马文禄依托坚城固守。1873年11月13日清军攻占肃州 ，终于为清廷出兵新疆打通道路。1874年初他进一步调派张曜所部"嵩武军"抵达玉门关，同年张曜部行抵哈密。从出关将领看刘铭传称病求退，所部经曹克忠接管后军心不稳，最后取消出关计划。

（三）成禄身为乌鲁木齐提督却驻兵于远离前线的奇台，还搜刮民财、诬民为盗（曾纵兵残杀二百多人）、截粮截款并以戏班侍妾自娱，经左宗棠参奏后被判处斩监侯。至于景廉则缺乏足够的兵力，尽管如此但清廷因其传统的用人政策在边疆要员上多用“丰镐旧家”（主要指满族权贵），仍寄希望于景廉等人。1874年8月命景廉督办新疆军务，金顺帮办。而左宗棠仅负责转运粮饷，还要受到袁保恒的牵制，这为西征人为地增加困难，同时清廷又陷入海防、塞防之争中。1874年日本侵台（牡丹社事件），中国海疆危机凸显，清廷在东西两面受敌的情况下出现海防、塞防的争论。1875年4月以前是各督抚折片，计54件，此后是王公大臣及六部九卿的折片20余件。李鸿章、鲍源深等人力主海防，主张暂时放弃塞防，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醇亲王奕譞在承认严备俄夷尤为不刊之论的同时称赞李鸿章之请暂罢西征为最上之策，河南巡抚钱鼎铭还在李鸿章支持下撤回原在左宗棠西征军中的宋庆部。湖南巡抚王文韶则主张塞防，认为：“目前之计尚宜以全力注重西北。”丁宝桢、吴元炳亦提出沙俄是清廷的心腹大患。清廷廷议初步得出海塞兼营的意见，在当年3月10日的谕旨中清廷要左宗棠统筹全局、陈述己见，其中有“关外一撤，藩篱难保，闭关自守，势不可能”等语。左宗棠受谕旨鼓舞，在1875年（4月的《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中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不能扶起东边，倒却西边。”当然所谓“并重”并非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有一个先后缓急之分。

（四）他具体针对塞防论述道：“西北塞防军费已经十分紧张，并无余裕可以划拨给海防。不收复新疆，陕甘清军便会被长期牵制，不仅不能裁减兵饷、助益海防，而且是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新疆并非不毛之地，而有妥善经营、长期固守的可能性。如果剿抚兼施、粮、运并筹，收复新疆是有可能取得胜利的。”左宗棠海塞并重的观点是有关海塞之争的折片中占多数的观点，其中出兵收复新疆的意见得到军机大臣文祥的大力支持。与此折同时左宗棠又上《遵旨密陈片》，批评当时督办新疆军务的钦差大臣景廉和帮办西征粮运的袁保恒，请求将两人调走，也获得准允。1875年5月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帮办新疆军务。在海塞之争中由于左宗棠等人海防和塞防并重的主张的充分发挥，不仅阐明加强海防的重要性，更论述塞防的迫切性，这就为清军出关收复新疆统一认识。此外左宗棠也在此过程中成为西征统帅，这也清廷为收复新疆作出的重大决策。在担任钦差大臣前左宗棠已经着手进行部分准备工作，他进一步根据敌我情况和新疆地区的地理条件制订“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并筹集军饷、采运军粮、整顿军队、改善装备，完成收复新疆的作战准备。在军事战略上早在尚未受命督办新疆军务的1873年3月左宗棠就曾致信总理衙门，除强调武力的重要并指出关外诸军难以立即倚仗、关内局势也不利于立即出兵外就军事战略提出：“如果乌鲁木齐城收复，则军威彰显，再大兴屯田以保证长期后勤供应。安抚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依托稳固的形势，清廷可以进一步向沙俄宣示伊犁的主权。一旦不得不动兵，清军也有获胜的可能。”

（五）总之要粉碎俄人的侵略阴谋必须先击败阿古柏、安定回部，欲收回伊犁必须先收复乌鲁木齐。受命后左宗棠曾在兰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军事问题，在击败阿古柏的方略上他提出要“先北路后南路”、“缓进急战”（又称“缓行速战”）。“先北路后南路”即先安定北疆（但不急取伊犁），再进军南疆，这是综合考虑敌方兵力部署、新疆地理环境以及历史经验的结果。阿古柏的势力集中于南疆，其在北疆势力比较薄弱，而北疆反抗阿古柏的势力则比较活跃。先攻北疆可以避实就虚，易于先声夺人，并可解除南下南疆时的后顾之忧。当然也不排除阿古柏率主力支援北疆、双方展开恶战的可能，但只要清军能够取胜，则进军南疆会更加顺利。从地形地貌看从北疆进军南疆有利于避免清军受阻于塔克拉玛干沙漠， 而且北疆地广土沃、泉甘物阜，可供驻军及作为军储基地，甚至进一步作为全疆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从地理区位上讲收复北疆也可为收复伊犁创造必要条件，从历史经验看清军平定准噶尔、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也均采取先北后南的方略。“缓进急战”即不打无准备之仗，不匆忙进兵，而一旦军事行动开始后就要速战速决，不可游移迟缓。 一方面兵贵神速，另一方面新疆的气候、交通、粮运、防务等又要求在急战之前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因此左宗棠在奉命督办新疆军务后耗时1年4个月才进军古牧地，但攻占古牧地后不过6天即收复除玛纳斯南城之外的全部乌鲁木齐地区，在进军南疆的过程中左宗棠、刘锦棠也对这一方略加以贯彻。

（六）为加强战力、节饷减粮的左宗棠强调兵贵精实，对西征军进行裁减。金顺部（包括金顺所接收的景廉、成禄等部）是裁汰重点，这一裁减自1873年8月即已开始。对于自己所部时左宗棠也精选壮丁、裁汰冗杂，1874年在裁去马步40营后又裁奇、捷等营马步勇夫1千多人。他还将一部分“弱不任战”的兵勇转为农垦劳力，改此前景廉等人“寓兵于农，即兵即农“的状况为”分兵农为二“。左宗棠西征军的军械，一方面由在上海的采运局委员胡光墉采办并转运西北，另一方面也通过在陕甘的就地生产加以补给。左宗棠先后创办西安机器局和兰州制造局（亦称“甘肃制造局”），为西征军修造枪炮。为了对付阿古柏军的洋枪洋炮在由广州、浙江调来专家和熟练工人，在兰州造出大量武器，还仿造德国的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改造中国的劈山炮和广东无壳抬枪。1876年1月开战在即，各省积欠陕甘军费已达2000余万两，只靠各省关协饷时不能满足西征所需。左宗棠遂援引沈葆桢为台湾防务借款之旧例，请求借洋款一千万两，不料遭时任两江总督沈葆桢反对。几经波折后清廷最终下诏，令户部拨款200万两、各省协饷300万两，准左宗棠自借洋款500万两，但经费仍为不足。左宗棠后又曾于1877年、1878年、1881年三次为西征军借洋款，1874年至1881年向洋商借款1375万两，另向华商借款846万两。左宗棠事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张曜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1876年一年收获粮食5160余石，基本上可以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

（七）然而毕竟缓不济急，为购买和运输军粮，左宗棠又建立四条路线：从甘肃河西采购军粮，出嘉峪关，过玉门，运至新疆的哈密；由包头、归化、宁夏经蒙古草原运至新疆东部的巴里坤或古城（今奇台）；在新疆东部采买；向俄国人购买，1875年左宗棠曾接待俄国索斯诺夫斯基一行并与之订立购粮合同，从斋桑泊运粮（一说这部分粮食实际来自伊犁）。此外左宗棠广设运粮台站，并于官运之外借用民力，节节转运。阿古柏的军队总兵力多达5万人，其中骑兵约占三分之一。步兵的武器是火枪，骑兵则使用火枪和腰刀。除了火绳枪这种当时已经过时的古老火器之外阿古柏军队从英属印度和奥斯曼帝国获得1万多支恩菲尔德M1853前装线膛枪和斯奈得－恩菲尔德M1866后装线膛枪，前者在当时虽然稍显落伍，但这种口径0.577英寸的线膛枪曾是当时英军的制式步枪，它的性能可靠，射击精度高；后者则是从前者改造而来。此外安集延（浩罕）人在清代也一直有善战之名，连清政府都一度认为阿古柏是“气吞天南之概”的强敌。尽管如此但此时阿古柏的军队更接近于“纸老虎”：一方面浩罕人在阿古柏的军队里享有特权，军队的15个最高级军官“爱米尔”中竟有14个人来自浩罕；另一方面穿着褴褛衣衫和破烂鞋子、被强征来的士兵们则士气低落，逃亡现象时有发生。库罗帕特金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从阿古柏军队的士气看，它不适于打硬仗。”1876年4月7日左宗棠从兰州移营肃州，准备发起进攻，当时清军已有部分兵力驻守在哈密、巴里坤、古城、塔尔巴哈台等战略要地，与阿古柏军相持。4月底左宗棠命总理行营营务、湘军统领刘锦棠率马步25营分批入疆，经哈密前往巴里坤，至此清军出关总兵力有80余营（约七万人）。

（八）清军按先北后南的方针，决定首先收复南北疆的交通要冲乌鲁木齐。左宗棠命道员刘锦棠总理行营营务，率湘军25营主攻乌鲁木齐；提督徐占彪和张曜各率所部驻守巴里坤至哈密一线，防敌北窜东逃。阿古柏得知清军西进的消息后急忙布置防御，令白彦虎、马明（均是陕甘回民义军首领，失败后逃新疆投敌）、马人得等分守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玛纳斯、古牧地等北疆要地，阻止清军南下；一部兵力守胜金台、辟展（今鄯善）一线，防清军从天山南麓进攻；主力2.7万人部署在达坂城、吐鲁番和托克逊，阿古柏本人在托克逊督战，其总兵力约4万人。1876年7月刘锦棠率所部各营到达巴里坤并进驻古城，不久进驻阜康，7月底与金顺部在济木萨会合，谋攻古牧地。8月中旬清军进扎古牧地城东和东北，8月10日刘锦棠夜袭黄田获胜，8月13日进围古牧地。经过数天激战后清军于8月17日晨用开花大炮轰塌坚固的城墙，占领古牧地，杀敌六千人，生擒215人。清军刘锦棠部阵亡158人，伤455人。古牧地之战后刘锦棠从缴获的敌方信函中得知乌鲁木齐守备空虚，决定除留两营兵力守古牧地外主力迅速向乌鲁木齐挺进。8月18日黎明清军出发，守卫乌鲁木齐的马人得、白彦虎未料到清军行动如此迅速，一闻炮声后即弃城向达坂方向逃跑，清军收复乌鲁木齐、迪化州城及伪王城。盘踞昌吉、呼图壁与玛纳斯北城之敌如惊弓之鸟，未等清军进攻后即弃城而逃，刘锦棠等部消灭残敌、追击逃敌，毙敌约五六百人。

（九）8月18日荣全指挥的清军和孔才、徐学功所部民团在六个月的围攻后终于攻下玛纳斯北城，然而玛纳斯南城之敌仍负隅顽抗。从9月2日始清军金顺部会同伊犁将军荣全等部猛攻玛纳斯南城，诸部为争功而各行其是，城池久攻不克，后在刘锦棠部的援助下至11月6日终于攻克。是役清军耗时二月，伤亡上千人。战后金顺部又有杀俘行为， 不久左宗棠委婉地让金顺留守北疆，以使刘锦棠在南疆作战时可以不受牵制，至此北疆地区除伊犁外所有敌占据点全部克复。此时冬季来临，大雪封山，不便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清军决定暂停进攻，进行休整，待春天到来再向南疆进军。刘锦棠筹粮整军，准备进军南疆。收复南疆的部署，左宗棠根据敌方情况于1876年11月初即已拟定，阿古柏在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城部署重兵、加强防守，其本人则坐镇喀喇沙尔指挥。左宗棠针对这一情况时提出三路并进的作战方案：刘锦棠、广东陆路提督张曜、记名提督徐占彪各部克复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城，打开南疆门户，然后乘胜西进，收复所有失地。具体部署是：刘锦棠部由乌鲁木齐南下攻达坂城，为北路；张曜部由哈密西进，为东路；徐占彪部出木垒河，越天山南下，为东北路。张曜、徐占彪两部协力攻取吐鲁番，得手后立即攻托克逊。1877年4月14日清军经过几个月的充分准备后开始向南疆进军，刘锦棠率主力1万余人及开花炮队由乌鲁木齐南下，16日夜进至达板外围，乘守敌不备时机迅速完成对该城的包围。4月18日清军打退增援之敌，在达坂域外增筑炮台。

（十）4月19日炮台筑成，清军用开花大炮轰塌城中大炮台、月城和城垛，击中敌弹药库，敌军死伤甚众，企图突围，被清军截杀未逞。敌守军在清军强大攻势面前只得投降，达坂城遂克复。这一战清军共击毙敌军2千余人，俘敌1千多人，其中生擒浩罕大小头目120余人 。攻占达坂城之后刘锦棠对部分俘虏发给衣粮，准其返回原部，这一举措对瓦解敌军起到作用。阿古柏为避免被放回者影响军心，令其次子海古拉处死其中的大部分（少部分逃到清军一方），结果适得其反，进一步使阿古柏政权上下离心离德。4月24日刘锦棠分兵6营助攻吐鲁番，自率骑兵14营进击托克逊，托城敌酋海古拉（阿古柏次子）闻风窜逃，部众2万余人于4月26日投降，刘锦棠部攻克托克逊。与此同时张曜部和徐占彪部在盐池会师后于4月21日克七克腾木，22日克辟展，25日克胜金台，向吐鲁番挺进，随后张、徐二部在罗长祜部湘军协助下收复吐鲁番。至此清军三路并进，未及半月即收复三城，打开南疆门户，军事上已成破竹之势，为彻底打败阿古柏创造条件。南疆人民纷纷起义，反对阿古柏的反动统治。阿古柏见三城失守后大势已去，于5月下旬逃至库尔勒，气急暴病而死（有说服毒自杀，有说被人毒死，有说和下属厮打致死 ）。阿古柏次子海古拉经火并身亡，其长子伯克·胡里在喀什噶尔称王，令白彦虎防守喀喇沙尔（今焉耆）、库尔勒等地，继续顽抗。1877年9月清军挟连克三城余威并乘秋高气爽之际开始部署收复南疆八城之战，刘锦棠率马步32营为前锋，张曜率马步16营为后队，共2万余人向西挺进。敌守军放弃喀喇沙尔和库尔勒西逃往库车，刘锦棠根据敌西逃库车后立足未稳等情况决定亲率精兵追击。

（十一）10月15日，锦棠率2千精兵追至布古尔（今轮台），击败敌骑千余。10月18日追至库车城外，发现大量敌军。刘锦棠在随后跟进的后队到达后猛攻库车，敌军大败，白彦虎率余部向西逃跑，清军收复库车。10月19日刘锦棠继续西进，21日抵拜城，22日在铜厂大败白彦虎军和伯克·胡里军，24日清军克阿克苏城，26日克乌什。至此清军在一个月内驰驱1千公里，连克南疆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清军的破竹之势使盘踞在西四城（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喀叶噶尔）的敌军惊恐万分，和阗叛军呢牙斯向清军请降，并主动率兵围攻叶尔羌。伯克·胡里率兵自喀什噶尔增援叶尔羌，打败呢牙斯。但前喀什噶尔守备何步云乘机反正，率数百满汉兵民占据喀什噶尔汉城，伯克·胡里赶忙回救喀什噶尔，何步云派人向刘锦棠乞援。刘锦棠当机立断，决定不待张曜全军到达便分兵三路前进：一路由余虎恩率步骑5营从阿克苏取道巴尔楚克（今巴楚东）直趋喀什噶尔为正兵；一路由黄万鹏率骑兵6营、张俊率步兵3营经乌什取道布鲁特边境，出喀什噶尔西为奇兵，约定于12月18日两路同抵喀什噶尔；刘锦棠自率一部经巴尔楚克直捣叶尔羌和英吉沙尔，策应攻取喀什噶尔。12月17日湘军余虎恩、黄万鹏等部齐至喀什噶尔，当晚一举收复该城，伯克·胡里、白彦虎率残部逃入俄境。同月21日刘锦棠收复叶尔羌，24日又收复英吉沙尔。1878年1月2日清军收复和阗，至此清军收复新疆之战宣告结束。

（十二）清军收复新疆之战消灭阿古柏政权，收复除伊犁外的新疆大部分地区。引阿古柏进入新疆的金相印父子和追随阿古柏的余小虎、马元均被处死，阿古柏、白彦虎手下的大小头目共1166人亦均“讯明正法” ，阿古柏的多名后裔亦被清军俘获。清军收复新疆之战中阿古柏长子伯克胡里及白彦虎退入俄国境内，成为漏网之鱼，此后还曾多次侵入新疆进行劫掠，但均被清军击败。1871年俄军悍然侵占伊犁后沙皇政府估计清廷根本无力收复新疆，曾假惺惺地表示：“俟关内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出乎沙俄意料的是中国军民竟在1876至1877年连战告捷，除伊犁地区外新疆沦陷区均告克复，这使沙皇政府处境十分尴尬。于是它一面指使白彦虎残部骚扰中国边境，力图牵制；一面则在外交上使用手段，以攫取更多利益。1878年底清政府派崇厚为出使俄国大臣，谈判归还伊犁问题。沙皇政府软硬兼施，迫使崇厚签订屈辱的《里瓦几亚条约》，以丧失大片领土和赔款五百万卢布为代价“收回”九座空城。消息传到国内后舆论大哗，左宗棠也极为愤慨，他痛斥崇厚的卖国行径，指出：“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闻加遗，乃遽议捐弃要地。餍其所欲，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何极？此可为叹息痛恨者矣！”此外左宗棠还指出《崇约》未经清廷批准，对中国不生效力，可以推翻。迫于舆论的清政府将崇厚治罪，判为斩监候，拒绝批准《崇约》，并改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前往圣彼得堡重新谈判。同时命左宗棠统筹兵事，为可能的战争做准备。

（十三）1880年4月左宗棠开始部署军队，准备以刘锦棠步骑万人出乌什，张曜所部七千人从阿克苏分两路直取伊犁，金顺所部万余人扼守晶河，备俄军东犯乌鲁木齐。他表示：“衰年报国，心力交瘁，亦复何暇顾及。”同年5月底左宗棠以六十九岁的高龄带病的身躯，冒着盛夏的酷热舆榇出关，誓与沙俄决一死战。6月15日左宗棠进抵哈密，命令各军戒备。沙皇政府见如意算盘将成画饼后遂恼羞成怒，一面增兵伊犁，一面调遣军舰东来，虚张声势，清政府在讹诈之下于8月11日调左宗棠回京。左宗棠认为：“俄船东下，偏历海疆，结倭奴，封辽海，亦不过虚声胁和之计。”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指出：“察看情形，实非决之战胜不可。”8月29日左宗棠在哈密接到清廷调他回京“以备顾问”的命令后壮志未酬、十分苦闷，他在家信中说：“俄意欲由海路入犯，而在事诸公不能仰慰忧勤，虚张敌势，殊为慨然。我之此行，本不得已。”尽管左宗棠内召，但在其积极备战的支持下曾纪泽的外交谈判有了进展。对左宗棠被召回一事时沙俄不明底细，误认为中国有动兵之意，并就此事几次问及曾纪泽。当时刚刚结束俄土战争的沙皇政府的财政已经涸竭，曾纪泽的主要谈判对手若米尼承认：“战争对于我们将是耗费巨大、没有止境而又无益的。” 迫于形势的沙俄不得不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一步。1881年2月21日（即左宗棠到达北京的前三天）双方在圣彼得堡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沙俄同意归还《崇约》划走的特克斯河谷和通往南疆的穆扎尔山口，但仍占有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

（十四）此外放弃俄货由嘉峪关运进内地的要求，但赔款却由五百万卢布增至九百万卢布。对于中国来说这仍然是个不平等条约，但与《崇约》相比时总算收回一些权益。一个英国外交官评论说：“中国已迫使俄国做出它从未做过的事，把业已吞下去的领土又吐出来了。”清王朝在平定准噶尔、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于1762年设立“伊犁将军”，统一行使对天山南北各地的军政管辖，建立军政合一的军府体制。与此同时又因地制宜，在新疆不同地区分别实行郡县制、伯克制、扎萨克制。1820年龚自珍曾在《西域置行省议》中提出在西域置总督、巡抚并设郡县，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左宗棠曾于1877年提议新疆设省，战争胜利后他于1878年再度提议。年末左宗棠第三次就此上奏，详细披陈新疆建行省、设郡县的必要性和已具备的条件，清廷在原则上加以认可。1880年5月左宗棠提出新疆建省的第一个具体方案：拟设总督驻乌鲁木齐，巡抚驻阿克苏，伊犁将军仍旧，塔尔巴哈台改设都统；将全疆划分为五道，道以下各设府、厅、州通县。时清政府以“伊犁尚未收复”为由留中待议。 与此同时左宗棠通过设置过渡性机构“善后局”、改革伯克制和札萨克制等，为新疆建省进行筹备工作。

（十五）对于新疆建省并非没有反对意见，反对建省者中最具代表性人物是原代理伊犁将军李云麟，他于1878年撰写 《西陲事略》一书，系统地提出反对建省之议论，公开坚持八旗的利益与特权，力图复辟旧制。但收复新疆的清军主力是左宗棠统领的汉人军队，刘锦棠的湘楚军、张曜的嵩武军等已掌握新疆的实际控制权，几经反复与争论后以左宗棠和刘锦棠相继提议的建省方案终为朝野认同。1882年沙俄正式交还伊犁，时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第五次向清朝政府奏请新疆建省，提出乘新疆收复伊始和西征大军未撤之威，不失时机地建省设县。这样顺应民心有利于百废待举、恢复元气，实行切实有效的管理。左宗棠恳切陈词说服清朝政府，使之同意着手在新疆建省。时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刘锦棠制订建省的具体方案：省会设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下设镇迪道、伊塔道、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以下设府、厅、州、县；伊犁仍设将军府，但不再统帅全疆的军政事务。1884年11月16日户部奏请添设“甘肃新疆巡抚”、“甘肃新疆布政使”各一人，11月17日获准，新疆省正式建立。11月19日清廷正式任命刘锦棠为甘肃新疆巡抚，改时任甘肃布政使魏光焘为甘肃新疆布政使。

（十六）新疆建省是清朝政府对历朝各代治理新疆的一次重大改革，自此由巡抚统管全疆各项军政事务，新疆军政中心由伊犁移至迪化（今乌鲁木齐）。至1909年新疆省下辖4道，道以下共隶有6府、10厅、3州、21个县或分县，新疆行政建置与内地完全一致。清军收复新疆之战粉碎英、俄勾结阿古柏侵占新疆的企图，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打击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清军在战争中展现出的实力成为清王朝通过谈判收回伊犁的一个因素，战争的胜利也为在新疆设立行省打下基础。收复新疆后左宗棠、刘锦棠均重视新疆经济的重振，尤其重视水利、交通，取得一定的成效。 伴随着清军收复新疆之战的展开，以杨柳青镇人为代表的天津商人以“赶大营”（即随军赶路并从事商业活动）的形式来到新疆，后逐渐在新疆形成以迪化为中心的天津商帮，在促进新疆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作用。1877年至1884年（即清军收复新疆之战的过程中及此后伊犁谈判和西北勘界）时有几批陕甘回民（其主体为加入阿古柏方并对清军作战的陕甘回民军余部）由中国新疆伊犁和喀什迁入俄罗斯七河省，形成所谓的“东干族”（其语言也被称为“东干语” ），此外过境入俄的还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共十几万人，直到1990年陕西师大教授王国杰在乌兹别克斯坦第一次回访到一名东干老人时还被问及：“左宗棠的人还在不？”

黄俄罗斯计划

（一）《中俄密约》即俄国与清政府订立的秘密的不平等的条约，1896年6月3日沙俄利用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的困境，藉口“共同防御”日本诱迫清政府派遣特使李鸿章与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财政大臣维特在莫斯科签订《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又称《防御同盟条约》，一般称为《中俄密约》）。《中俄密约》是俄国与清政府订立的秘密的不平等的条约，全约共六条，内容是：日本如侵占俄国远东或中国以及朝鲜土地，中俄两国应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非两国共商，缔约国一方不得单独与敌方议和；开战时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为使俄国便于运输部队，中国允于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该事交由华俄道胜银行承办经理；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都可通过该路运送军队军需品；此约自铁路合同批准日起，有效期十五年。根据《密约》第四条时同年9月8日由中国驻德、俄公使许景澄与华俄道胜银行代表在柏林签订《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合同规定成立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其章程照俄国铁路公司成规办理，至此俄国获得使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过中国领土直达海参崴的特权。《密约》的签订和筑路权的攫取为沙俄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和控制中国东北地区提供各种方便，大大加强沙俄在远东争夺霸权的地位。《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是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关于修筑中东铁路的合同条款，简称《中东铁路合同》。根据《中俄密约》的有关规定时1896年6月俄国政府派财政副大臣、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罗曼诺夫赴柏林与中国驻俄使臣许景澄谈判，于9月8日签订该合同。规定中国政府以库平银500万两入股，与华俄道胜银行合伙开设中东铁路，生意盈亏均照股摊认。中国政府现定建筑铁路，与俄国的赤塔及南乌苏里河的铁路两面相接，所有建造、经理一切事宜，派委华俄道胜银行承办。

（二）该合同正文共12条，包括下列主要内容：成立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其章程照俄国铁路公司成规，所有股票只准华俄商民购买；铁路轨距和俄国铁路一致；凡建造经理铁路防护所需之地和铁路附近开采沙石等所需之地原是官地者由中国政府无偿给与，民地者由公司按时价一次或按年付给。凡该公司之地段，一概不纳地税，由该公司一手经理；俄国有权经此铁路免费运送军队和军用物资；俄国货物经此铁路运入俄国者一概免税，运入中国者按原税的三分之二交纳；自开车之日算起八十年后路产全归中国； 36年后中国有权给价收回，按计所有本银，并因此路所欠债项，并利息照数偿还。该合同的签订不仅使俄国侵占中国东北市场，而且利用该铁路确立在中国东北的霸权。90年代初俄国开始修筑横贯欧亚两大洲【即西起莫斯科、东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1894年铁路修到外贝加尔地区。俄国竭力想取道中国东北筑路，这对扩张俄国势力将大有好处。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辽东半岛，在《马关条约》中最初有割让辽东半岛的条款，这对沙俄在远东的扩张极为不利。于是沙俄联合德、法两国对日本进行交涉，通过追加中国对日赔款换取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在交涉中俄国扮演一个为中国“打抱不平”的“救星”角色，乃乘机向清政府索取“报酬”。为扩张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财政大臣维特的关于西伯利亚铁路穿过中国东北地区直达海参崴的建议很快得到沙皇的批准。1896年4月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向总理衙门正式提出这一要求，遭到清政府的断然拒绝。5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在莫斯科举行，沙俄别有用心地邀请清朝权臣李鸿章参加典礼，并待以国家元首之礼，此间尼古拉二世特命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洛巴诺夫与李鸿章进行秘密谈判。

（三）谈判期间俄方利用清政府部分官僚急于同俄国结盟的心理，把“借地接路”作为实现结盟的先决条件。为迫使李鸿章就范，俄方不断施加压力、威胁讹诈，以中断谈判相要挟，后来竟然将单方面拟定的《中俄密约》约稿交与李鸿章。同时沙俄还使用重金贿赂的卑劣伎俩，向李鸿章许诺称如果“接路”顺利进行，将付给李鸿章300万卢布酬金。李鸿章没有提出实质性的修改意见，就把约稿转奏光绪帝请旨，并电催清政府准其画押。1896年6月3日中俄双方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中俄密约》（正式名称为《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或《防御同盟条约》）签字仪式，该条约共6款，主要内容是：如日本入侵俄国远东或中国、朝鲜土地，中俄两国应以陆海军及军火、粮食互相援助，战争期间中国所有口岸均向俄国兵船开放；中国允许华俄道胜银行接造一条由黑龙江、吉林至海参崴的铁路，无论战时平时俄国均有权使用该铁路运送兵员、粮食和军械。《中俄密约》是沙俄以不正当手段诱迫清政府签订的彻头彻尾的不平等条约，它的签订使俄国不费一枪一弹实际上把中国东北区域变成俄国的势力范围。这对于俄国将侵略矛头进一步伸向华北及长江流域，进一步对清政府施加影响，争夺远东霸权具有重要意义。《中俄旅大租地条约》是沙皇俄国利用德国侵占胶州湾之机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关于租借旅顺、大连的不平等条约，原称《中俄会订条约》，又称《中俄条约》。1898年3月27日清政府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与俄国驻华代办巴布罗福在北京签订，5月30日双方在圣彼得堡互换批准书，共9款。沙俄早有在太平洋攫取一个不冻港的企图，维特与李鸿章1896年商议《中俄密约》时曾提到由中东铁路支线通往黄海海口的问题，透露出占有海港的意图。

（四）1897年11月德国借口两名传教士在山东被杀而派军队强占胶州湾，沙俄借口帮助中国人摆脱德国人于1897年12月14日派舰队驶入旅顺口，并答应“春暖离口”。其实却与德国暗中勾结，保证互相支持对方的侵略活动。沙俄为了强租旅大一方面采取多种外交手段来取得法、德两国的支持和英、日两国的默认，克服国际上的压力；另一方面沙俄不断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从海参崴向旅顺口增派舰艇。1898年3月3日沙俄驻华代办巴布罗福向清政府正式提出租借旅顺、大连和建筑中东铁路南满支线的要求，并限五日照复，清政府决定派驻德公使许景澄为头等钦差大臣赴圣彼得堡与沙皇政府举行谈判。1898年3月12日中俄开始会谈，俄方代表穆拉维约夫说：“胶事已定，英已得长江利益，法亦有索件，故俄必须租得不冻港口，为水师屯地。”许景澄告以中国如答应俄国条件，其他大国必然援例而来，有损东方和平。许景澄在随后向沙皇尼古拉二世递交国书时再次表明不能租让旅大的理由，尼古拉二世说：“俄方条件早经筹定，实难改动，中国政府应早日允办。”此后俄国政府竟拒绝与许景澄谈判。20日俄驻华代办巴布罗福到清总理衙门，提出俄方拟定的租借旅大约稿6条。由于当时朝廷内外群情激愤，总理衙门不敢接受俄国的要求。沙俄曾欲命令旅顺俄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强行登陆，但在获悉清政府任命李鸿章、张荫桓为谈判的全权代表之后又改变主意，决定再次使用重金贿赂的办法达到目的。巴布罗福等人秘密会见李、张二人，并向其保证：“如果旅顺口和大连港的事按照我们指定的期限并无须我们采取非常手段而办理成功，每人酬银五十万两。”李、张二人同意这笔交易，又说服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同意俄方的要求。

（五）3月27日按照俄国指定的期限时由李、张代表清政府与巴布罗福在北京签订《中俄会订条约》，此后许景澄与驻俄公使杨儒在圣彼得堡与俄外交部继续谈判，于5月7日签订《续订旅大租地条约》。主要内容有：俄国租借旅顺口和大连湾及其附近水域，租期为25年，期满经双方协商同意仍可延长；租借地的行政、军事权由俄国官吏掌管，中国不得以任何理由在此驻军；旅顺口为军港，只准中、俄船只使用；俄国可在军港内建造陆海军营地、炮台等军事设施以及进行军事布防；租借地以北设一空地，由中国负责行政管理，但未经俄方同意时中国军队不得进入；俄国获得修筑中东铁路支线的特权。《中俄会订条约》的签订使俄国强行租借旅顺和大连湾，在辽东半岛南端建立海军基地，并通过中东铁路与南满支线把这两个远离俄国本土的军港同俄国联结起来，使东北三省成为沙俄的势力范围，使俄国在远东的战略地位大大加强。强租旅大的第二年沙俄又擅自把旅大租借地改为“关东省”，实行军政合一的殖民统治。黄俄罗斯计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瓜分中国狂潮中俄罗斯帝国提出的一项鲸吞中国北方领土的方案，意图把长城以北变成所谓“黄俄罗斯”，后由于日俄战争未能得逞。“黄俄罗斯计划”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一个旨在侵略中国的计划，那就是从新疆中俄边境的乔戈里峰直到海参崴划一条直线，将此以北的土地全都划归俄罗斯。只是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俄国发生二月革命俄罗斯帝国被推翻，这一图谋才没有彻底得逞。俄罗斯帝国于十九世纪西方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狂潮中凭地缘优势充当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将新疆、蒙古、东北（即北部中国）纳入其侵吞的计划之中，尤其垂涎东北。

（六）其侵略手段除与列强相同者外还获得在东北大修铁路之特权，他们在修筑纵横东北的东清铁路上沿线驻军为非作歹，因而引起中国人民之极大愤慨。沙俄政府遂认为正式大举入侵东北的时机已到，其陆军大臣说：“这将给我们一个占据满洲的借口。”沙皇尼古拉二世正是看到这个机会，为实现其要像小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为俄罗斯的组成部分那样，变中国东北成为“黄俄罗斯”的欲望，遂于1900年7月9日宣布自任为总司令，以冠冕堂皇“帮助清政府建立秩序和安定”为藉口下令调动十八万军队，兵分七路挺进中国东北。除西南一路系直接参加八国联军之部队在完成攻陷京津之役后挥师北上出山海关进攻锦州并于九月末行动外其余六路均于七月间陆续出动侵入东北，从此东北人民开始遭到一场空前的大灾难。为了实施这个罪恶的计划，俄罗斯帝国政府逼迫中国清政府签订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掠夺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1891年沙皇开始修建一条贯通整个西伯利亚的大铁路，这条被俄罗斯视为“脊柱”的大铁路，西起莫斯科，跨越八个时区和16条欧亚河流，横穿中国东北的黑龙江、吉林两省，长度达8000多公里，向东一直通到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1896年6月3日李鸿章与俄罗斯帝国签订《御敌相互援助条约》（又称《中俄密约》），允许俄罗斯建一条穿越中国黑龙江、吉林两省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铁路，无论战时或平时俄罗斯均有权使用该铁路运送伤员、粮食和军械。《中俄密约》打着共同防敌的幌子，胁迫并骗取过境筑路的特权，为中国东北大难埋下祸根，这条铁路被称作中东铁路。

（七）《伊犁条约》后俄罗斯又陆续和清政府签订几个勘界议定书，又从中国割去新疆霍尔果斯河以西3万多平方公里土地。1898年俄罗斯出兵强行占领帕米尔高原上的萨雷阔勒岭以西2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从中国手中夺去大部分帕米尔高原，造成长达百年的帕米尔未定界问题。直到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同塔吉克斯坦签订边界条约，收回其中的近2000平方公里土地。建设中东铁路过程中整个东北大地陷入一片火海，俄军屠戮之惨、入侵地之广、阴谋之大令人发指。随着中东铁路的修筑，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势力已侵入到铁路沿线，在旅顺、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到黑河、同江、满洲里、绥芬河和牡丹江那里先后修建教堂（祈祷所）130 多处。办学校是俄罗斯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手段，据不完全统计称自1898 年至1917年俄罗斯在西起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北到黑河、南到长春的范围内先后开设各种男女学校400 余所，这些学校的体制和教学内容几乎和俄罗斯内完全一样。俄罗斯在中国还发行不少报纸、杂志，作为它宣扬俄罗斯文化的工具。据1909年统计称俄罗斯仅在哈尔滨就出版几十种报纸和杂志，其中发行量较大的有《远东报》，据日本东亚同文会揭露俄罗斯政府每年资助这家报纸的经费多达17万卢布。俄罗斯在中东铁路沿线各大城市成立各种学会，主要有俄罗斯皇家东方协会、中东铁路经济调查会、满洲动植物研究会等等。满洲动植物研究会的唯一宗旨是考查满洲天然物品，随时讲演学理，考查用途，促进文明。名为促进文明，实际上是盗窃东北各地的经济情报。中东铁路经济调查会的任务是调查铁路沿线及北满的各种经济、商务、实业、家务，根据调查的结果编成各种统计资料、图表和报告，作为沙俄进一步侵略中国并从事经济掠夺的依据。

（八）总之俄罗斯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和精神奴役都是为其政治压迫、军事扩张和经济掠夺服务的，其共同的目的就是为了实施沙皇的“黄俄罗斯计划”，维护俄罗斯的利益。1900年7月俄罗斯帝国借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之机出兵对中国在黑龙江东岸仅存的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居民进行大屠杀，杀害当地中国居民7000多人，强行占领这些地区。海兰泡又名黄河屯，现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位于精奇里江（结雅河）与黑龙江交汇处，本为中国领土。1858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俄人攫得黑龙江以北之土地，此地被俄国占据后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但条约规定原居住之中国人仍准安居乐业。此后俄人虽大量移入，然至1900年中国人仍占全城居民之大半，当沙皇下令侵犯中国令后阿穆尔军区司令即公开号召俄军要坚决迅速地消灭俄境之中国人。七月十六日俄国军警于全城喊话欺骗中国人说：“现两国开战，要把你们送过江去。接着以刺刀逼迫数千中国人立即离开家门，去警察局集合，凡不出家门者一律处死。”随之各家财产被洗劫，华人所开商店被抢光。然而被赶出家门的这些中国人在警察局里容纳不下，其余之人则被集中于精奇里江畔一木材厂院内。第二日所有被集中者全被驱赶至黑龙江岸，途中扶老携幼，状极悲惨，凡脱队、昏倒之老弱病残及妇女儿童，皆被押送的军警杀死。俄罗斯军警骑兵将人们驱赶至江岸后便以刀枪逼其过江，海兰泡附近的黑龙江江面虽然不宽，但水深、浪大、流急，手无寸铁的中国人面临灭顶之灾后惶恐万分、哭声震野。一些人苦苦哀求，以东正教仪式在胸前画十字，恳求免于一死，但俄军绝不容情。

（九）他们将民众往江中驱赶，先入江者皆沉溺江中，不敢入江或迟疑者、反抗者皆被刀砍枪杀。至二十一日沙俄又进行三次类似的大屠杀，被杀者在六、七千人以上，会游水过江幸免于难者不足百人。与此同时另一场大屠杀在海兰泡隔江相望的精奇里江南岸的江东六十四屯发生，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东岸，与黑龙江城（瑷珲城，今黑河市爱辉乡）隔江相对，其南北长约七十五公里，东西宽约三十公里，是中国人早已开垦出的一片沃土。因曾有六十四个村屯，故称江东六十四屯，数万居民全是中国人。据《瑷珲条约》与《北京条约》所定此地虽划归俄国，但中国人有永久居留权，而清政府对此地则有徵收赋税、行使行政管理的管辖权。此后沙俄政府为改变这种状况，强迫清政府三次划界，使江东六十四屯之土地范围逐渐缩小。其军警更经常非法闯入，调查登记居民之户口及财产状况，企图独占该地。当沙皇下令出兵侵略东北后这里便开始驱逐中国人过江出境，七月十八日沙俄军警接得“消灭我境内出现的中国人，不必请示”之命后更有恃无恐地闯入各屯，驱逐中国人离境，实行与海兰泡一样的大屠杀。沙俄血洗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仅仅是东北人民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所遭苦难的一个序曲而已，紧随其后的大灾难便是沙俄对东北的大举入侵及疯狂烧杀抢掠。俄军随即又侵入中国东北地区，到处烧杀抢掠，准备长期占领，造成既成事实。清政府此时已焦头烂额，除了软弱的抗议外无力采取任何措施。

（十）按当时的中国行政区划中黑龙江遭到沙俄的两路入侵，一是西路军于七月三十日从阿巴该图侵入，攻占呼伦贝尔（即海拉尔），越过西大岭东进；一是北路军于八月一日渡黑龙江，攻占黑河屯（今黑河市），将屯中未及逃走之居民全部杀戮，全城付之一炬。五日在激战中夺下瑷珲城，中国军民全部遇难，侵略者放火焚城，火光烛天，数日不熄，具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瑷珲城变成一片灰烬和瓦砾场。俄军继续从西、北两路直逼省城齐齐哈尔，黑龙江将军寿山于城将破之际自杀殉国，齐齐哈尔陷落。十月十二日呼兰城亦失陷，黑龙江全境为沙俄所占。吉林也遭到三路俄军入侵，东北路自伯力（哈巴罗夫斯克）侵入，七月二十五日攻占巴彦。二十八日三姓（今伊兰）陷落，数千居民被杀，建筑物被焚毁者随处可见。在东两路侵略军先后入境，七月三十日攻占珲春，洗劫全城。八月二十九日东陲重镇宁古塔（今宁安），在俄军猛攻四十馀日后陷落，守城军民全部壮烈遇难。至此东两路侵略军会合，便直驱吉林省城吉林。八月二十五日吉林将军长顺与沙俄侵略者“议和”，随即通令全省，对俄军要“优为款待，以笃邦交”。九月二十二日长顺下令开吉林城门迎接俄师，束手降敌，吉林全境不久即为沙俄轻易占领。盛京地区则遭到两路沙俄军队进攻，七月中旬南路侵略军由沙俄所占的旅顺开出，二十五日熊岳陷落。八月二日盖平（今盖县）失守，八月四日营口被占，八月十二日海城沦陷。此时盛京将军增祺面对俄军自辽南长驱北上及疯狂肆虐，不仅不主动抗敌御侮，反而极力主张与入侵者议和。八月十一日下令捕杀渖阳义和团首领，并向沙俄之关东总督“照会停战”。沙皇尼古拉二世得此情报后却下令：“俄军继续扩大战果，不许半途而废，一定要解除满洲军队及要塞的武装。”

（十一）于是已经占领黑、吉两省的各路俄军经调整后由长春起行向南进犯。而参与八国联军攻进北京之俄军亦奉命拨出一部成为侵略东北的西南路军，从山海关向渖阳方向进攻。南路军则继续北犯，至此盛京省垣渖阳已受三面来敌之威胁。九月二十三日牛庄被攻下，二十八日辽阳城被占领，十月一日沈阳陷落。渖阳失守前盛京将军增祺弃城出逃，闯入渖阳之俄军大肆抢掠，其文化资产损失尤为惨重。至六日铁岭被占领后南北俄军于此地会师，至此东北全境沦于沙俄的铁蹄之下。为了使占领东北合法化（即真正实现“黄色俄罗斯计划”），俄军迫不及待地搜寻并迅速拿获弃城出逃的盛京将军增祺，逼其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企图把俄国独占东三省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因遭中外反对而作废。1902年四月沙俄又与清政府在北京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在清政府保证俄国在华、特别是在东北的许多特权后规定俄国在一年半之内分三期从东北撤军。然而俄罗斯仅从东北撤出部分军队后便不再撤军，清政府于十月初照会俄国，敦促其按条约规定撤军，然不被理会。此刻俄政府之四部大臣于雅尔达开会，确定“将来满洲（指东北）必须并入俄罗斯，或隶属于俄罗斯”的方针。十二月十五日沙皇下令暂停从东北撤军，公开撕毁已签订之条约。1903年三月沙俄政府向清政府提出继续撤军的七项条件，实际是明确昭示要继续霸占东北。《交收东三省条约》是1902年4月8日俄国驻华公使雷萨尔与大清外务部大臣奕劻、会办大臣王文韶在北京签订的关于俄国从中国东北撤出占领军的条约，又称《俄国撤兵条约》。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沙俄以保护东三省铁路及其他权益的名义乘机出动十几万军队，占领中国东北全境，企图兼并中国东三省。

（十二）《辛丑条约》签订后八国联军陆续从北京撤走，交收东三省事宜再次提上日程，沙俄一再制造借口，不肯从东北撤兵。东北人民展开武装抗俄斗争，英、美、日等国也以利害冲突而出面干涉，德国、法国也表示反对，要求俄国从东北撤兵。沙俄在国际的强大压力下被迫于1902年4月8日在北京与清政府订立《交收东三省条约》，共四条：东三省各地一如俄军未经占据以前仍归中国版图及中国官治理；如果再无变乱并他国之举动亦无牵制，俄国军队在一年半内分三期全部从东北撤走；俄军撤退前，政府在东北不另添练兵，撤兵后驻东北军队人数应随时知照俄国；俄国交还山海关、营口和新民厅沿线铁路后清政府应给予“赔偿”。第一期撤军如约实行，沙俄撤走在奉天省（今辽宁）辽河以西的军队。但1903年4月第二期撤兵时却违约不撤，反而于1903年4月18日照会清廷外务部另提所谓“七项撤军新条件”（其中有“列强势力不得进入满洲”、“俄国参与北满行政管理”等变相独霸中国东北的条款）并重新占领沈阳，俄国沙皇又任命阿列克塞耶夫为远东总督妄图霸占东三省进行统治。在接到沙俄所谓的“七项撤军新条件”的第二天清廷外务部官员将俄国“七项撤军新条件”透露给日本驻华外交官，日本在英﹑美等支持下与俄国进行交涉，要求俄军撤退。俄国拒不撤军，激起中国人民的拒俄事件，俄日矛盾亦日益加剧，终于导致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1903年4月俄国撕毁中俄《东三省交收条约》并提出七项无理要求，中国人民为此集会、游行、通电以表示反对，拒俄运动爆发。上海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广大群众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通电俄国和清朝廷：“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倘从此民心激变，遍国之中，无论何地再见仇洋之事皆是俄国所致，与我国无涉。”

（十三）1900年沙俄在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中武装抢占中国东北三省，次年2月沙俄提出约款十二条，企图全面剥夺中国对东北的主权。3月15日上海士商汪康年、蒋智由等二百人集会，要求清政府“力拒俄约，以保危局”。江苏、浙江、广东、山东、澳门、香港等地士商和新加坡华侨纷纷响应，使清政府驻俄公使拒绝在约款上签字。1903年4月沙俄仍不从东北撤兵并提出七项新的侵略要求，4月27日在上海的江苏等十八省爱国人士再次集会于张园，除指斥沙俄“吞并”政策外还指斥推行亲俄外交的清政府。29日东京中国留学生五百多人集会，抗议沙俄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并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黄兴等一百三十余人签名参加，要求开赴东北，与侵略军决一死战，旋因受到日本政府干涉，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与此同时北京、湖北、安徽、江西、福建、湖南等地的学生也纷纷集会，成立爱国组织。10月沙俄侵略军再次占领奉天，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对俄同志会，发刊《俄事警闻》。1904年3月日俄战争爆发后对俄同志会改组为争存会，11月再度改组为反对联俄会，其它各地成立的类似组织有广东助国拒俄同志议会、东北抗俄铁血会等。清政府一直敌视并镇压拒俄运动，1903年5月署理湖广总督端方指责上海张园会议与会诸人“议论狂悖”，密电拿办。同月再次指责爱国学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6月《苏报》刊出《严拿留学生密谕》，舆论哗然。清政府的这种态度激化它同爱国知识分子的矛盾，更多的人由此转入反清行列，革命书刊剧增。军国民教育会改组为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相继成立，爱国救亡热潮遂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海兰泡惨案

（一）海兰泡惨案又称海兰泡事件、海兰泡大屠杀，是1900年7月16日至21日沙皇俄国对居住于海兰泡的中国居民进行屠杀的事件，该事件共造成五千多名中国人死亡，海兰泡惨案与1900年7月17日发生的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并称为“庚子俄难”。1900年7月沙俄悍然出动10多万侵略军以“护路”为名，从五路大举侵入中国东北地区，制造骇人听闻的“海兰泡惨案”。海兰泡是黑龙江畔的一个村庄，原名孟家屯，后改称海兰泡，1858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后将这里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1900年这里有3.8万人，半数以上是中国人，他们长期以来就在这里耕种、作工、经商，当时大小商号有500家。海兰泡位于黑龙江左岸、精奇里江右岸两江汇合处，原是中国的一个村庄。1858年，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与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将海兰泡强行占领，并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后来成为阿穆尔省首府。至1900年海兰泡约有居民4万人，居住在城内的中国人主要从事商业，其中大商号有近240家，此外还有大量的流动的雇工、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在郊区也住着很多农民，中国侨民总计近1.5万人。1900年6月初沙俄总参谋长借口东北地区义和团运动兴起，沙俄总参谋长就电令滨阿穆尔省总督戈罗戴科夫“密切监视”边境地区，为制止义和团运动的蔓延采取相应的措施。1900年6月23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阿穆尔军区进入战争状态，1900年6月25日阿穆尔军区和西伯利亚军区同时实行军事动员。1900年6月27日这两个军区分别征召16855名和9515名预备役兵员入伍，在短时间内完成军事动员。

（二）1900年7月9日沙皇命令两路俄军分别在伯力和双城子集结，待命进攻哈尔滨和牡丹江。1900年7月15日前往支援待命进攻哈尔滨俄军的两艘俄轮“米哈依尔号”与“色楞格号”驶抵瑷珲江面，瑷珲驻军“飞渡往阻”，“色楞格号”开炮射击。清朝军队奋起还击，击伤“色楞格号”，重创“米哈依尔号”，击毙击伤俄官兵五人。沙俄阿穆尔省军管省长格里布斯基率骑步炮兵赶到瑷珲对岸的俄军哨所，炮击瑷珲城，黑河屯驻军以为俄军发起全面进攻，回击海兰泡，这就是所谓的“黑龙江事件”。“黑龙江事件”发生后海兰泡城内外笼罩着恐怖气氛，迫害华人的事件有增无减。中国居民代表向格里布斯基请示城里的中国人是否需要撤离，他欺骗代表说：“中国人可以不用担忧地留居原地。”随后他下令禁止中国人渡江，扣留全部渡船，并派骑兵冲散准备渡江的人群。1900年7月16日格里布斯基命令一个不留地逮捕所有的中国人，疯狂的大搜捕开始了，全副武装的沙俄士兵闯进中国人的住宅和商店，不分男女老幼一律逮捕押走，就连怀抱的婴儿也被强拉出来。1500多中国人逃到城外躲藏也被俄兵搜出，许多人被刺刀活活捅死，活着的人像关进兽栏子一样被赶进警察局。这一天共搜捕3500人，警察局容纳不下，当晚又被押送到精奇里江边的一个锯木场里。1900年7月17日海兰泡市警察局把所有关押起来的中国人赶到黑龙江边，谎称用船将他们渡过对岸，可是岸边连一条船也没有。到了江边后俄兵便挥动战刀，把所有的中国人一直赶进水里。

（三）当妇女们把他们的孩子抛往岸上并乞求至少饶孩子一命时俄兵却逮住这些婴儿，并将婴儿割成碎片。一个母亲把孩子留在岸上，而她自己走进河里，但走了几步以后又回来抱住孩子走进水中，最后又不得不上岸放下她宝贵的孩”，惨无人道的俄兵便挥刀刺杀孩子和他的母亲。目睹这场大屠杀的人无不感到毛骨悚然和为之心碎，就连屠杀者也受到良心的谴责。海兰泡大屠杀从1900年7月16日一直进行到21日，共夺去5000多名中国人的生命，只有少数人游到对岸而得以逃生，1900年7月22日阿穆尔当局宣布海兰泡中国人被全部“肃清”。1900年7月17日阿穆尔当局举行海兰泡大屠杀的同时另派出军队扑向江东六十四屯，对中国居民举行多次扫荡。 俄兵驱各屯居民聚于一大屋中举火焚烧，大部分被活活烧死。 俄兵又沿村发火、毁尽房屋、枪杀居民，仅博尔多屯一地就杀害上千人。 最后俄军将未及过江者不分男妇老幼、农夫工匠、负贩商贾及民间各行等业一同逼入江中，通共浮水得生者不过六七十人，其余均被逼溺死江中。至21日俄军将中国居民的村庄全部捣毁干净，这次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又夺去二千余名中国居民的生命。沙俄当局振振有词地说：”中国东北地区的义和团运动破坏俄国修筑的铁路，杀害俄国铁路员工和妇女儿童，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大屠杀是我们采取的报复措施。”1900年7月31日海兰泡市议会举行会议，授权格里布斯基征用江东六十四屯中国居民所遗弃的粮食、家畜，以供民用和军需、拍卖海兰泡中国居民的财产，并利用中国人的住宅和商店作为军用医院和宿舍，中国居民的全部田园财产均被沙俄军事当局征用和没收。

（四）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大屠杀之后沙俄立即以这两地为基地对中国东北地区举行野蛮的征服，戈罗戴科夫首先派俄轮驶入额尔古纳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摧毁中国沿江卡伦和村镇，派骑兵深入乌苏里江左岸大肆烧杀。接着俄军主力扑向黑河屯与瑷珲，他们将黑河屯未及逃走的居民全部杀戮和投入火堆，全部夷平这个拥有五六千人口的城镇。在瑷珲城中四向焚烧，使数千余房毁尽为墟，只留下一座营盘和一个火药库供他们作战使用。1900年8月4日阿穆尔省军管省长格里布斯基宣称：“根据《瑷珲条约》规定一直归中国当局管辖的前满洲外结雅地区（即江东六十四屯）及阿穆尔河（黑龙江）右岸为我军占领之满洲土地，已归俄国当局管辖，凡离开我方河岸的中国居民不准重返外结雅地区。”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两次大屠杀中共有7000多中国和平居民被杀害，中国居民的财产损失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据中国东北地方当局的估计称仅江东六十四屯人民所遗房产、牲畜、粮食、犁具及资财器物估计值60万卢布，另一种估计为三百余万两，此外土地损失为一百万卢布（每俄亩按十卢布计算），总数不少于160万卢布。海兰泡市仅中国人开设的大商号就有二百三四十家，小商小贩布满全城。中国地方官员指出：“中国商人之赁屋于海兰泡及投于俄人之家者，积财至数十万之多，累日至二十年之久，如是者亦不可以数计。”据俄国人记载，“中国人居住区有几百间商店和仓库，其中有价值千百万卢布的贵重物品。 一个中国商人为求活命一次就交出四千卢布的赎金，这些材料足可证明中国商人是十分富有的。”

（五）海兰泡当局在大搜捕的同时对中国人的商店和住宅全部封查加岗，被捕者遭到搜身，就连溺尸都被捞起搜查，被难者除随身衣物外其余财产和物品全被沙俄强盗洗劫而去。海兰泡当局拍卖中国人财产的借口是偿还俄国债权人，但更多的俄国债务人却因中国债权人的被害而受益，两者足可抵销，因而拍卖所得款项基本上部被当局据有。沙俄当局没有也不可能公布劫夺的财产数目，但据以上情况估计中国商人、雇工、农民、工匠各类人所损失的货物、现金、房产、家私、粮食等绝不下于一百万卢布，一再加上六十四屯中国居民的损失后总共为260万卢布。沙俄制造海兰泡惨案，屠杀没有任何防御能力的中国和平居民，掠夺他们的财产是违反国际公法的。中国政府完全有权要求沙俄政府惩办罪犯，赔偿中国居民生命财产损失。1900年7月和8月沿着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又发生许多起大规模驱逐中国人以及在俄国境内（有时甚至越境）有组织地袭击和屠杀中国人垦殖村庄的事情，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斯列坚斯克、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和乌苏里斯克（双城子）等地中有几百名中国人遭到杀害。1901年5月在阿穆尔省成立军事法庭，对海兰泡屠杀和江东六十四屯屠杀事件进行调查，审讯工作一直到1902年2月才结束。当时俄国内政、司法和陆军大臣取得一致意见，格里布斯基将军被认为应对驱逐问题处理失当而负责，但是鉴于他过去的功劳，只是把他调到总参谋部。布拉戈维申斯克城的军事司令官被判处三个月监禁，然后撤销职务。实际负责驱逐中国人过河的当地警察局局长被判处监禁三个月，对于所有其他的控诉时一概不再受理。

（六）江东六十四屯位于精奇里江口南至霍尔莫勒津屯，黑龙江左沿岸地带，南北一百五十里许，东西八十里许。村庄是由清政府在清剿雅克萨沙俄侵略者时设立的军屯点发展起来的，通称江左旗屯。人们又习惯于以屯数命名，记载中出现过“二十八屯”、“三十余屯”、“四十三屯”、“四十八屯”等名称。惨案发生前这里有六十四个村庄，又地处瑷珲江东，故称瑷珲江东六十四屯。江东六十四屯的居民由汉、满、达斡尔族组成，据俄国当局1881年调查：“中国臣民达1.4万人，其中汉人8600人，满族4500人和达斡尔族900人，共1266户。”达斡尔族居住在六十四屯东部和南部，满族集中在瑷珲对岸上下一带。汉族分散于六十四屯各处，或单独成村，或和满族、达斡尔族混合居住，其中绝大多数是山东和山西的移民。满族和达斡尔族在语言、服装和风俗习惯上与汉人基本相同，同时讲话彼此都懂。三个民族都从事农耕，种植大豆、小麦、小米等作物。酿造烧酒，畅销黑龙江两岸，所需布匹和农具靠江右供给。居民人数自1881年之后俄方未进行过统计，一直沿用1.4万这一数字。中国有关记载为七千余人或万余人，显然不是居民达到的最高数字。据《阿穆尔报》负责人的估计称惨案发生前居民为3.5万人，除去临时居住的矿工等流动人口1，5万人后原有居民约二万余人。1858年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与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签订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其中规定：中俄由额尔古纳河沿黑龙江至海口划界，右岸属中国，左岸属俄国；黑龙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著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

（七）据此中国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领土划归沙俄，只保留江东六十四屯中国居民的永久居留权和清政府对这些居民的永久管辖权。中国在丧失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保留一点残存的权利固然是中方代表据理力争的结果，但俄方代表同意保留主要是考虑自己利益的需要。俄方谈判代表彼罗夫斯基说：“允许目前居住在左岸的中国居民居住一段时期，这对我们不但没有任何害处，相反会有好处，因为我们的移民还需要他们的粮食。”这段话不仅道出沙俄允许保留六十四屯居民的居住权的真实原因，而且暴露沙俄侵略者的极端虚伪性。他们在条约上信誓旦旦地保证永久居住，暗地里仅仅是允许居住一段时期，可以说从瑷珲条约签订之日起江东六十四屯就隐伏下严重的危机。《瑷珲条约》签订后沙俄加紧向黑龙江左岸移民，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沙俄在远东地区推行“俄罗斯化”政策，在大批移入俄罗斯人的同时残酷地灭绝当地原住民族。随着移民的增加，对耕地的需求量变大。但阿穆尔省虽地域广大，却大都是森林、莽野和沼泽地，只有黑龙江上游和中游沿岸地带适于耕种，于是江东六十四屯这片适宜耕种的肥田沃土就成为沙俄侵夺蚕食的对象。1879年沙俄占去段山屯草甸、牧场，1883年占去垦地二百四十余垧和荒地四十余里，在沙俄的蚕食下江东六十四屯的面积缩小为1600平方公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后中国历代政府同沙俄、苏联政府进行过多次交涉，要求归还这片领土，但由于各种复杂原因的限制导致交涉均无结果，现时江东六十四屯属于俄罗斯联邦阿穆尔州管辖。